一、引子
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回首往事历历在目，情不自禁地想起改革开放初期，自己被改革大潮推上风口浪尖，乐此不疲地跋涉，多年后才明白这段人生的意义。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一项重大决策——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同时也明确指出对内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更确切地说是先从南方及沿海地区开始。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之前都是集体所有制管理模式，农村是以生产队为单位，这种管理模式最大的特点就是人人有活干，实行平均主义。我参加生产队劳动时刚十六虚岁，虽未成年却是名副其实的劳动力，这种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春种秋收工作一干就是十五年。
我天生有一种“不安分守己”的性格，“大帮哄”年代为贴补家里捉襟见肘的生活，曾在自家房前屋后种植瓜果，结果被说成是“搞资本主义”，几棵果树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连根挖掉，南瓜秧拔掉时瓜蛋子比拳头还大。不仅在房前屋后“搞资本主义”，我还曾自制过各种工具，欲学走乡串户“磨剪子抢菜刀”的匠人到外面闯荡江湖，却被父母强行阻拦，砸碎了工具，老人担心我被扣上“复辟资本主义”的帽子而遭厄运。无奈只好按部就班地窝在生产队干活，过那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日子，生活在吃不饱、饿不死的状态里……
二、迎来改革
岁月流淌到1980年，尽管改革开放已经开始，但我们吉林洮儿河畔这个村子却依旧处于生产队管理模式中。不过，毕竟受到改革开放政策影响，生产队对劳动力管理不再采取强硬措施，只要理由充分，社员可以到外面找事情做，但必须给生产队缴纳一定的费用。这种做法此前是绝对不允许的，擅自外出找事做，生产队秋后将扣发口粮。那时候粮食统购统销凭票供应，村民唯恐掐断口粮无法生存，所以无人敢擅自外出谋生。
1980年7月，听说公社（乡）欲筹建酒厂，我获知招工消息时名额已落实下去，但我依然抱着希望去了大队部，找当书记的同学询问名额落实情况。大队书记听我说完来意笑着说：“老同学，你不安分的性格就不能改一改啊？公社给咱大队两个名额早已落实下去，再说了，酒厂招工是有条件的，给你通知自己看吧……”
大队书记说着拉开抽屉，把招工通知拿出来递给我，通知上面写着的条件是：
一、年龄18至22岁未婚男女青年
二、每人带500元人民币作为建厂资金
……
我看完公社招工通知顿时蔫了，其他条款暂且不说，仅年龄一项便不符合招工条件，因为我已经是三个孩子的父亲。而且，那时候500元钱对于一个偏僻山区的农民来说简直就是天文数字。但我依然心有不甘地看着书记说：“招工不是筹建酒厂吗？建工厂还少得了木匠吗？你把我报上去，并写明我会做木匠活，酒厂录不录用再说嘛……”
书记为难地看着我说道：“每个大队只给两个名额，咱大队名额已落实并通知了本人，怎好意思再把人家名额拿掉啊？”
“我又没说拿掉别人的名额，你不会多报一名吗？又不是什么原则问题……”我依然缠着书记不放。
或许因同学关系，大队书记被逼无奈笑了笑说：“这个办法倒不妨一试，我可以把你名字报给公社，是否录用就不属于我的职权范围了……”
于是大队书记就把我名字写在那二人后面，并注明我是木匠，然后上报给了公社。
从大队部回来后我依旧放心不下，为稳妥起见，当天便骑自行车跑几十里赶去公社，打听到负责酒厂筹建的那位公社干部，和人家如实说明具体情况，并着重强调自己是木匠，筹建酒厂定能起到他人无法发挥的作用。那位干部把我所说的情况记录下来，告诉我录用与否需开会研究决定。
某日午饭后，我刚想上床休息，大队值班的老头在大门外喊：“小王啊，孙书记让你去大队一趟……”
自打从公社回来，我心里就惴惴不安，常猜测自己是否会被公社酒厂录用，一听说让去大队心里立刻紧张起来，急忙跟随值班老头一路忐忑去了大队部。一进屋大队书记看着我调侃道：“你小子还真够幸运的，由于你是木匠被酒厂破格录用了，可不要忘了请我喝酒啊……”
最初找大队书记报名去公社酒厂时，妻子虽不同意但没有干涉，因为她认为我不符合招工条件根本去不成，当我从大队回来满怀喜悦地说被录用时，妻子态度十分坚决地反对我去酒厂工作，理由当然一大堆，并唤来父母打援手，对我横加阻拦。
我想，既然决定的事情怎可随意改变，何况还是费尽周折才争取来的一份工作。于是我便顶着家庭压力及村里一些人的白眼毅然到公社酒厂报到去了。
正如事先预料的那样，筹建酒厂，我果然起到其他人无法替代的作用，打理木料、做厂房框架，乃至后来加工制曲模具等，我都能按要求及时完成各种工序，一位领导颇有感触地说：“小王啊，筹建酒厂你可是立下了汗马功劳，这些活计如请木匠，工厂是要花很多钱的……”
或许酒厂筹建期间我工作出色，酒厂建成后我便被领导派去学习制酒新工艺。通过一段时间的学习，结合外地请来的技术员传授的经验，我基本掌握了制酒工艺，并在外地技术员撤离后自行组织生产，而且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
一年后根据酒厂工作需要，我被公社领导任命为主管技术的副厂长，协助书记和厂长处理日常工作，月工资虽不足七十元，却是公社所属企业工资最高的人员之一，惹得某厂一位厂长调侃道：“这小子真走运，才来工厂一年就和我工资一样多，我可是当了十几年厂长了……”
三、“遭遇”下海
在工作岗位上顺风顺水地干了两年多之后，1984年7月中旬，公社召集所属企业领导开会，会议内容为传达改革开放有关文件，领导在会上宣布公社所有企业都要进行改革，由“大帮哄”模式转为个体承包经营方式，并当场决定把酒厂作为本公社改革开放的第一个试点单位。
散会后酒厂支部书记就被留下单独沟通，探讨改革方案……
本公社是一个中型乡镇，酒厂规模不大，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拥有一个完整的领导班子，书记、厂长、副厂长、会计、出纳、保管员等一应俱全，如实行承包制度，这些人员统统需要另行安排。
公社领导和酒厂支部书记经过商量之后，考虑到酒厂技术及管理等原因，商定酒厂的改革方案——由我出面承包。支部书记开会回来和我谈话时说：“公社主管领导和我经过周密商量，决定由你出面承包酒厂，给你一个星期作为考虑时间，如愿意承包就办理接管手续，如不愿意，酒厂就地解散，工人哪里来的回哪里去……”
支部书记和我谈完话之后，随即召集酒厂领导班子开会传达公社决定，其他人是什么态度暂且不说，我已被突如其来的消息震惊得晕头转向，因为事情来得太突然了，令我难以招架。此时我在酒厂的副厂长工作轻松而简单，各车间有专门的操作人员，出了问题上面有书记、厂长担着，生活在这种无压力的环境里的确很滋润，听完支部书记这些话一时间不知如何是好。
什么叫十字路口？什么叫难以抉择？我在那一刻便被推上本地改革开放的潮头，而且须在七天限定的时间内做出决定，何去何从将决定自己、家人的生活和命运，甚至决定酒厂这一集体产业的存亡。
我不敢头脑一热贸然做出决定，三番五次邀亲朋好友进行探讨，也曾请本地智叟们帮着出谋划策，但是一切都是徒劳之举。因改革开放是一种新生事物，大家在“大帮哄”模式里吃惯了大锅饭，尽管听说南方早已是一派改革开放的欣欣向荣之景，可是谁也不曾经历过，所以请来的诸葛亮们谁也给不出一个可行的方案。与此同时，酒厂也如炸了锅一般，厂里所有人对我边观望边议论纷纷，建议我出面承包的，探听消息的，说风凉话的，劝我不要冒风险的……
酒厂还处于生产状态，我一边考虑如何选择，一边照常打理酒厂的日常生产。我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其实内心深处每时每刻都在翻江倒海地涌动，承包与否搅得我彻夜难眠。心力交瘁也好，焦头烂额也罢，时间不会停留，一个星期之限转眼即到，第八天早晨上班，我刚走进酒厂大门，立即就被支部书记唤进厂办公室，公社的主管领导已经在这里等待结果了。
由于工作关系，支部书记和公社领导跟我都很熟，一进办公室公社领导便调侃道：“怎么样，王厂长？承包的事情考虑得咋样了？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
领导和我谈话态度十分明确，我不出面承包，酒厂即刻就地解散，那么我费尽周折谋得的这份工作便就此终止，我又须回到自己那个偏僻的小山村生活，所以我决定在改革的大潮里搏一回，我说道：“还考虑什么啊，本人早就做好了打算，我就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常言说，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人生难得几回搏啊，既然时代给了我这次机会，成与败怎么也得试一试呀，否则不枉为男儿一回吗……”
支部书记是一位睿智的老者，在酒厂工作期间给予了我很大帮助与照顾，如不是遇到这种时代变革，他本打算培养我为酒厂接班人的。他严肃地看着我：“小王啊，承包一事经过认真考虑吗？和父母商量过吗？……”
见支部书记态度如此严肃，我便收住笑容和老人家说：“认真考虑过了，也和父母商量过了，但别人给不出我确切可行的方案。常言说，利益与风险共存，特别是改革开放这种新生事物怎会没有风险啊？但是，既然做出选择我就会尽力去做，至于结果如何也不考虑太多了，因为瞻前顾后也起不到任何作用……”
公社领导当即在公文包里拿出早已拟好的合同书，随后看着我继续调侃道：“王厂长，承包与否你可要想好，合同书就摆在眼前，你我签字即可生效，咱们丑话可说在前面，一旦你经营不善把酒厂弄砸了，可不要赖我们把你忽悠上了贼船……”
我说：“这是什么话啊？男子汉大丈夫敢作敢当，本人下十八层地狱也和你们毫无关系……”
我工工整整地在合同书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四、大刀阔斧
自合同书上签下我名字那一刻起，酒厂的一切便统统由我一人支配，也就是说酒厂原来整个领导班子就地解散，包括会计、出纳、保管员等所有人都要统统交权力、交钥匙，这一举措真可谓是一种天翻地覆的变革啊！
酒厂所有权力归我一人独揽，这就难免剥夺了原来那些人的权力，同时也侵犯了他们的某些利益，大多数人顺应潮流另谋生路，有的人则心有不甘，对我百般刁难，有人甚至找有关部门告我的刁状……
但这些障碍均未能阻止我在改革路上前行，我大刀阔斧地对酒厂进行彻底改革：先撤去人浮于事的办公室人员，继而精简车间工人……见我依然“我行我素”地进行改革，许多“反对派”开始认识到，再赖在酒厂工作有失面子，于是便悄无声息地各自另谋生路去了。
我和公社领导签完合同之后，那位领导却提出一个合同之外的要求，即酒厂虽然由我承包下来，但支部书记食宿暂时还要由酒厂负责，且工资也由我本人支付，时限为半年。这一要求是当着支部书记的面和我商谈的，无论从面子和情理上，我都无法拒绝，所以答应下来。半年后支部书记调去其他单位工作，酒厂从此完全在我的承包下有条不紊地运营了。
五、感谢改革
改革开放产生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生事物，本地根本无成功经验可供借鉴，我置身于改革大潮中总有一种诚惶诚恐的感觉。承包初期完全是一种摸着石头过河的状态，相当长一段时期我每天都过着神经紧绷的日子。
常言说，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在各级领导的关怀与大力支持下，我逐渐摸索出一套可行的经营方式。酒厂日渐兴旺，产量逐年提升，工人工资也逐年提高。我厂生产的白酒，还曾在地区（市）乡镇企业局举办的白酒行业评比中，分别获1991年和1994年年度名牌产品称号。尽管当时还不流行发奖金，但上台领奖状时那种激动心情铭刻心底，此刻还记忆犹新。承包期间鉴于多方大力支持，以及自己和家人的努力，酒厂在当地同行业中名列前茅。我个人也得到了财富回报，相比不到七十元的固定工资来说，我已经向“万元户”进发。通过参与承包改制，我锻炼了心智，丰富了人生，为改革开放的推进画上了自己的一笔。
1995年末，由于多方面原因，我没有再续签承包合同，转年搬到了县城居住，又经营过酒店、出租车，后来随着年龄增长也就不在商海里奔波了。到今天，我有丰富的晚年生活，也离不开承包经营酒厂这段时间的历练。
多年后有人曾问我：“老王，当初承包酒厂时哪来的胆略？一旦经营不善弄砸锅了怎么办，老婆孩子不是要跟着你遭罪吗？……”
面对这些问话我回答相当干脆：“什么胆略啊！形势逼迫的，当时被改革大潮推上风口浪尖，干吗不试一试啊……”
话是那么说，其中苦味唯有自己明白。我是当地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个集体企业承包者，也是初次下海的弄潮儿，那种摸着石头过河的担心，在改革浪涛里遭遇的种种磨难与艰辛，不曾处于那种环境的局外人根本无法感受与理解……但我决不后悔自己做的决定，我很感激生命中的这一程，我很自豪感受过在改革大潮里搏击的惊心动魄，见证了改革开放伟大历程的一小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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