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朗星稀的夏夜，我接到邻居打来的电话，说是有一点急事需要我去处理。从荆州出发到潜江，大概是七十公里的距离。开着自家的东风雪铁龙，风驰电掣地驶上了沪蓉高速公路，不到一个小时，我就安全抵达了目的地。如今，拥有一辆私家车是很平常的事情。而很早以前，我很想很想有一辆自行车，骑上它，用脚蹬上几圈，就能悄无声息地绝尘而去，十分潇洒。然而，在那个年代，拥有一辆自行车对于我来说是一个遥远的梦。
1980年秋天，我在生产大队担任民兵连长。这是我经历了高考落榜、初恋梦断的第一个人生转折，十八岁的我踌躇满志。
然而，我很快就感到了十二分的失落。因为家里穷得买不起一辆自行车，我总是最先出发，却最后到达，致使我蹲点驻队、军训整编、外出开会等多项工作受阻，经常受到上级领导的批评，说是屡教不改。不是我不想改，而是我根本改不了。
外婆年事已高。我的姐姐长期卧病在床，几乎耗尽了家里的财力，到二十六岁才医治康复嫁入柴门，而姐夫家也三天两头揭不开锅。父母虽说身强力壮，在生产队里劳动一年也很难确保全家吃饱饭。兄长要结婚成家，正闹着要用钱，一分钱恨不得掰成十瓣花。弟弟出生七个月时得了小儿麻痹症，是个生活都难以自理的少年。
此时，自改革开放实施已有两个春秋，一些先富起来的人有了消费的欲望。家境不错的人家结婚时开始需要“三大件”：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当然，购买这些东西是需要凭票用券的，一般人家很难买到。戴了手表的人喜欢卷起袖子，习惯性地将手腕抬得高高地“看看现在几点了”。家里的缝纫机被擦得一尘不染，还要做个很讲究的布套罩起来。自行车也要进行一番精心打扮，车座罩上带穗的套子，车梁用布或彩纸裹起来才好看。车子被擦得锃亮，快快地骑过去，留下一路叮叮当当的脆响，引来一片羡慕的目光。
记得我们湖北的应城县（今应城市）有一个名叫杨小运的农民，在当地先行一步搞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向国家超售一万多斤粮食，却提出了一个今天看来十分搞笑的要求：购买一辆“永久”牌自行车。应城县领导满足了他的要求，为他特批了一辆“永久”牌自行车，当时的价格是169元，现场采访的媒体及时进行了报道。上海永久自行车厂厂长闻讯，又携五辆自行车专程来应城，提出再奖励他一辆自行车。在杨小运的带动下，应城县有1232户农民向国家交售万斤粮。县里召开大会，对超卖粮、棉、油等农副产品的农户给予奖售兑现。上海永久自行车厂还送来200辆“永久”牌自行车，把杨小运所在的大堰大队建成“永久村”。杨小运也因此成为轰动全国的新闻人物。
我可没有杨小运的幸运，我周边的乡亲们也没有杨小运的幸运。拥有“三大件”，别说我们这个穷家，就是放眼我所有的亲戚朋友也没有人置办齐整过。外婆娘家的侄孙倒是有那么一辆“武汉”牌自行车，稀罕得跟祖传宝贝似的，我借用过一次。因为我们民兵连也算是“半个军事单位”，命令如山，还是外婆觍着老脸出面，跑了两趟借车才告成功。
1981年的一个冬日，我又接到上级命令，要我次日早上八时许赶到离家二十公里外一个生产大队的民兵连开会，没有任何代步工具，也没有什么班车可搭，而外婆娘家侄孙的“武汉”牌自行车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借用了，何以准时抵达二十公里外的现场？这个问题害得我整夜没有睡好，好不容易刚刚入眠，又因惦记着任务强迫自己醒来。由于没有钟表，鸡叫头遍我就起了床，头顶着呼啸的北风前行，踏着泥泞紧赶慢赶，丝毫不敢停顿，眼看着一个又一个比我起得晚的人骑着自行车超越我而去，我只得一路小跑，结果到达会场还是迟到了十五分钟，公社武装部部长劈头盖脸对我好一通训斥：“你别以为迟到十五分钟就不打紧，当众做过检讨就完事，若是在战争年代，那就是致命的错误，是要掉脑袋葬送革命的！”
面对严厉的批评，我是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哪！这事过去没多久，我被免去民兵连长的职务，改任大队团支部书记。
我从此患上了“自行车强迫妄想症”。睁开眼睛我想的是自行车，闭上眼睛我想的还是自行车；劳动的时候我想的是自行车，休息的时候我想的也是自行车。只要看见自行车，我就要用目光追随一阵。购买一辆“武汉”牌自行车不过150元，可这150元对于我来说是一笔巨款，也就只能望洋兴叹了。
就在患上“自行车强迫妄想症”的日子里，我遭遇了一次爱情。然而因为家境穷，这段恋情也告吹了。我一度消沉，觉得自己倒霉极了：是不是一辈子都得被贫穷困住，找不到幸福？
不久之后，大队改制为村，村干部大量裁减，团支部书记首当其冲。几乎就在同时，领导发现我“不务正业”，稍有空隙就埋头在纸上写写画画，将我“发配”到村经销店做售货员。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在村经销店当了一年的售货员，盘存分红，我刚好得到了150元的报酬，这是我首次领到的一笔“巨款”。不假思索，我当即用它添置了一辆不要票券即可购买的“武汉”牌自行车。也就是说，历尽无数艰难困苦，我终于圆了自己骑自行车奔跑的梦想。
正是从这一辆“武汉”牌自行车开始，我拼命地奔跑，与时间赛跑，与青春赛跑，感觉身体的每个细胞都在沸腾。白天在经销店当售货员，晚上就着昏暗的煤油灯，如饥似渴地扑在书本上读书，并开始了名叫写作的另类奔跑。
改革开放后，社会生活的巨变为文学创作提供了非常丰富的素材，我将这些变化写入文学作品当中。1985年7月，我的一个记者朋友将我在文学道路上的努力记载下来，发表在地区党报副刊上，标题借用了歌德的一句诗：如果是玫瑰，总是要开花的。
次年秋天，我因为“能够在报刊上写几句话”，奉命组建乡镇文化站。借宿的那间废弃的仓库里，连一盏电灯都没有，我就在夜晚骑着我那辆“武汉”牌自行车到办公室去写稿，常常是笔耕到日出东方。须知十年成恨事，且将一日作三秋。我坚信，飞越茫茫大海的鲲鹏之所以能够展翅高飞，其过人的本领就是这样历练出来的。
1989年初，乡镇机关要在村干部中招聘国家干部，镇党委决定让我去一决高下，结果我不负众望，考了第一名，但由于某些原因，未能被录取。情急之下，我想到了向《中国青年报》等多家首都媒体投稿诉说我的心路历程，《获奖使我更苦恼——一位农村青年的自述》一文被刊登了。一石激起千层浪，这篇不起眼的小文章在社会上引起了较大反响。省委分管宣传的领导当即批示，要求有关部门将我“作为宣传文化战线特殊人才给予特别考虑”。是年7月，我加入中国共产党；10月，我被选入国家干部序列。
五年后又是一个春天，我奉调进入复刊不久的市报，从一名普通记者做起，两年后以“全省十佳”的业绩竞得记者部主任岗位，而后获得“湖北省首届中国记者节百佳新闻工作者”荣誉，出任报社副总编，再任副社长，成为本地新闻界中青年专家。
骑着自行车，我唱着《春天的故事》，见证了整个潜江经济的嬗变。踩着改革开放浪尖而来的商业文明使潜江人拥有了闯荡商海的雄心。像带领村民创造“湖北第一村”的周作亮、开稻田养虾先河改变一座城的刘主权、带领家乡企业跻身中国民营企业五百强的舒心等一批商界名人在这段时间声名鹊起。这批弄潮儿深耕实业、锐意改革，在转型潮流中，使得一大批民营企业“轻舟已过万重山”，创造了潜江经济蓝海，也因此成为我和我的同仁关注的焦点。我也在记录潜江变迁的日子里，朝着自己的梦想奔跑。“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我几乎谢绝了一切与新闻、文学关联不大的应酬活动，“像一个饥饿的汉子扑在面包上”，专心于自己的文学创作和新闻报道。尽管青春不再，华发早生，可我对写作的喜爱有增无减，用自己的汗水为新时期文学百花园培育了数以百计的花朵，斩获了包括人民文学杂志社第二届全国文学社团作品“风流杯”二等奖、“象山杯·我与奥运”有奖征文三等奖在内的多个奖项，并有八十多篇作品入选多种选本及年度排行榜，幸运地被接纳为省作家协会会员。
四十年间，一股奔跑的力量始终澎湃。工业基础薄弱的潜江大地上，开拓出了一片创业创富的芬芳沃土。蓦然回首，我惊喜地发现我的家庭乃至我的整个家族也发生了巨变：出生七个月就患上小儿麻痹症的弟弟，竟然是率先走出故乡的弄潮儿，早在三十年前他就随着第一代打工者进入南粤，加工服装，事业有成。当年一分钱恨不得掰成十瓣花的兄长，后来在农业银行工作，如今即将退休安享晚年。我那嫁入柴门的姐姐虽说曾经遭遇老来丧子的不幸，但也在政府的精准扶贫下走出了困境，一双孙子孙女幸福地成长。年逾八旬的母亲依然健在，随我进城颐养天年，谈起今天美好的生活总是笑容满面。我的宝贝女儿从中国传媒大学毕业后考入一家传媒集团，现已结婚生子，让她刚从编辑岗位退下来的母亲过上了含饴弄孙的快乐生活。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因为奋斗，在“武汉”牌自行车之后，我接连有了“五羊”牌自行车、“凤凰”牌自行车；再后来，我有了“亚马逊”牌摩托车、“雅迪”牌电动车；而如今，我开上了东风雪铁龙。我常常在想，如果人生能够重来，我仍愿不忘初心，借助改革开放的东风，认准一个远大目标，心无旁骛地奔跑。四十年改革开放给了我实现梦想甚至超越梦想的机会，故事还将继续，我相信我的明天还将拥有更好的生活，可以实现更美好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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