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食节与介子推无关
就像提到端午节人们就会想起屈原一样,提到寒食节,很多人都会想起介子推,因为传说中寒食节是因介子推而来的。《辞海》也是这样解释“寒食节”的:“节令名,清明前一天(一说清明前两天)。相传起于晋文公悼念介子推事,以介子推抱木焚死,就定于是日禁火寒食。”关于寒食节,一直流传着这么一个故事。
相传春秋时晋国发生内乱,公子重耳被迫逃亡国外,介子推不畏艰难困苦跟随重耳流亡,还曾在重耳挨饿难熬的时刻,割下自己腿上的肉熬汤给重耳充饥。重耳做了国君后,开始时还铭记介子推,但是时间久了,也就慢慢淡忘了。介子推心里十分难受,便和年迈的母亲回到家乡,隐居山中。有一天,晋文公终于发现少了介子推,才想起自己忘了奖赏这个“割股奉君”之臣,非常内疚,便亲自跑到山中寻找。但是只见山峦重叠,葱苍树木,就是不见介子推的影子。他想,介子推是个孝子,如果放火烧山,他一定会背着母亲出来。于是,命令放火烧山,结果火一下蔓延数十里,连烧三日不熄,但介子推没有出来。火熄之后,大家进山察看,才发现介子推和他的老母相抱在一起,被烧死在深山之中。晋文公十分后悔,便规定每年此时不得生火,一切吃冷食,称为寒食节。
这个动人的故事让很多人误以为寒食节就是起源于介子推,但实际上,这个故事有一部分是后人编撰出来的,寒食节与介子推并没有什么关系。
根据《左传》记载:晋文公赏赐跟从他逃亡的人,介子推不提爵禄,爵禄也没有轮到他。介子推说:“献公的九个儿子,只有重耳在世了。上天没有断绝晋国的后嗣,让重耳成为国君,这是上天的功劳而不是追随者的功劳。那几个人却以为是自己的功劳,这不是骗人吗?盗窃别人财物的人叫小偷,何况是窃取上天功劳的人?其他大臣赞美他们的罪过,君王奖励他们的欺诈,上下相互欺骗,我不想和他们相处了。”他的母亲说:“何不也去请求爵禄?也要让国君知道你的功劳啊。”介子推回答说:“明知是错误而效法它,罪过更要加重了。言语,是身上的装饰品。身子将要隐藏,哪里还要用言语去装饰它?这样做,就是为了显露自己了。”他的母亲说:“那我和你一块儿隐居。”
介子推走后。晋文公派人四处打听,听人说他归隐在绵上一带的山里。于是晋文公下令把环绕绵上一带的田地划给介子推,取名为“介山”。并说:“以此来标记我的过错,并且用它来表彰善人!”
搜寻这段历史,无论是《左传》还是《史记》,在提到介子推的结局时都没有只言片语提到他“抱木焚死”,所谓“介子推抱木焚死”一事,纯属后人附会,说寒食节是为了纪念介子推就更加牵强附会了。因为远在介子推死前,就已经有了“寒食”这个节日了。
寒食,顾名思义,最主要的内容就是禁火。因此,又有人把“寒食节”称为“禁火节”。寒食节是古人在劳动生活中不断总结经验的结晶。上古时期,人们钻木取火,季节不同,所用木材也不同,换季时就要改火。而每次改火都要换取新火。当新火未到之时,须要禁止人们生火。《周礼·秋官·司煊氏》中说:“中春以木铎修火禁于国中。”中春,也就是仲春,农历三月。在这段期间,草木干燥,容易发生火灾,所以在仲春时节,负责取火的官吏就在街上摇着木铎,警告人们禁火。这个风俗习惯,从周代初年就已经开始了,并作为一种礼俗保存下来。西汉末年刘向在他的《别录》一书中,提到“寒食”时也只有“寒食蹋蹴”的记载,而没有任何地方提到寒食节与介子推有什么关系。为怀念和祭祀介子推而禁火的附会是在汉代才出现的,只是由于人们对介子推的敬仰之情和追悯先贤思古情怀,所以传播渐盛。
因此,寒食节是由我国古代防火意识和防火经验总结形成的风俗习惯,汉代以前寒食节禁火的时间较长,以一月为限。汉代确定寒食节为清明前三天。南朝时《荆楚岁时记》说:“去冬节一百五日,即有疾风甚雨,谓之寒食,禁火三日。”唐宋时期减为清明前一天。从先秦到南北朝,寒食都被当做一个很大的节日。唐朝时它仍然是一个较大的节日,但已开始式微,逐渐被清明节兼并。在寒食节这天,家家禁止生火,都吃冷食,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禁火、吃冷食,并形成了扫墓、插柳、郊游、赏花、馈宴、咏诗、蹴鞠、秋千、斗鸡、拔河等风俗活动。
忠魂一去舟楫在，端午原非忆屈原
农历五月初五的端午节,是我国最隆重的传统节日之一,它也称重午、浴兰节、夏节、天中节、地蜡等。端午节在我国已延续了几千年,每到这一天,人们都喜欢吃粽子、饮雄黄酒、赛龙舟、挂菖蒲、熏艾枝……
伍子胥
我国一直有这么一个传说:楚襄王二十一年(前278),秦将白起攻破郢都,屈原悲愤难挨,遂自沉汨罗江,以身殉国。屈原死后,楚国百姓哀痛异常,纷纷涌到汨罗江边去凭吊屈原。渔夫们划着船只,在江上来回打捞他的真身。有位渔夫拿出饭团、鸡蛋等食物,“扑通、扑通”丢进江里,说是让鱼龙虾蟹吃饱了,就不会去咬屈大夫的身体了。人们见后纷纷仿效。一位老医师则拿来一坛雄黄酒倒进江里,说是要药晕蛟龙水兽,以免伤害屈大夫。后来为怕饭团为蛟龙所食,人们想出用楝树叶包饭,外缠彩丝,发展成为现在的粽子。
自此以后,在每年的五月初五,人们就以赛龙舟、吃粽子、喝雄黄酒等风俗来纪念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20世纪40年代,中国文学家协会还把五月初五定为“诗人节”。
由于屈原的伟大人格和自杀殉国的事迹让每一个中国人为之动容,所以大家都愿意用这一天来纪念屈原,这是一个很好的传统。但是,端午节的习俗不是起源于纪念屈原。端午的习俗在屈原投江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南朝梁的文人宗懔,在他的笔记《荆楚岁时记》中就指出:竞波是“东吴之俗,不关屈平也”。
端午的来历可以追溯到周代。周代忌讳“五”字。民间认为五月是毒月,初五又是毒日,有五毒,即蛇、蜈蚣、蝎子、蜥蜴和癞蛤蟆。此月多灾多难,甚至生孩子都会夭折,因此必须采取各种方法来避五毒之害。端午节划龙舟就是古代人驱邪避疫一类的宗教活动。仔细想想,粽子的主要原料糯米、雄黄酒、菖蒲、艾叶等其实都是古代的辟邪之物。《山堂肆考·宫集》卷十一记载:古人“端午以艾为虎形,或剪彩为虎,核艾叶以戴之”。这种艾做的老虎,古人叫“艾虎”。佩戴艾虎,就是希望借老虎的神威来驱邪避疫。在这天吃煮熟的大蒜也有避疫的意思。这些举动实质上是来源于古代人们在生产生活实践中的经验总结。他们发觉,农历五月时序已交夏令,蚊蝇孳生,百虫出洞。人的身体很容易受到毒虫的侵害,所以想出这些办法来祛毒除病防身健体。雄黄是一种矿物,中医用为解毒、杀虫药;蒜头含有大蒜素,具有杀菌、抗滴虫作用,中医一直用蒜作为散寒化湿、杀虫解毒药;菖蒲和艾枝也都有驱虫作用。
随着时间的流逝,端午作为一个节日固定下来了。可见,在端午节的形成过程中,各时、各地都会产生各种习俗,并赋予它不同的意义。除了有端午纪念屈原之说,还有纪念伍子胥、纪念孝女曹娥救父投江等说法。
海瑞其实也不完美
海瑞是历史上和包拯齐名的大清官。由于历史上的清官不多,所以明朝的海瑞就显得特别的金贵。
海瑞的确是一位秉性刚直的人物。在京师做官时,面对昏庸的皇帝和颓废的朝政,他毅然买好棺材上疏死谏,他的这篇题为《治安疏》的著名奏章可谓“史无前例”,把嘉靖皇帝气得暴跳如雷,但又不得不承认海瑞的旷世忠耿,想杀了他又怕落得个杀忠臣的千古恶名。海瑞出狱后,受到了朝中六部的中下层官员和京师百姓的夹道欢迎。但海瑞的两个儿子却在他坐牢期间不幸被瘟疫夺去了生命。
海瑞像
在苏州、南京做南直隶等高官时,海瑞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肃贪倡廉行动。他上任一个月后,被送到南京刑部的贪官就超过一百人。有一个县从知县、县丞、主簿、典史等,一共被抓了十多人,几乎把一个县衙门的官吏抓空了。面对各种威逼利诱,海瑞不为所动,终于完成了乡官退田还民工作。但是海瑞的最后一个儿子却被报复者捂死丢进苏州河,妻子吴氏也因悲伤过度上吊自杀。随后,海瑞也因得罪了满朝文武,被罢官。
海瑞为官期间,不但爱民抚民、为民除害谋利,他自己也过着非常清贫的生活。海瑞去世时,他的遗物只有八两银子、一匹粗布和几套旧衣服,竟不足以办丧事用。靠同僚的帮助,他的灵柩才得以运回故乡。当海瑞的灵柩经过秦淮河时,两岸的百姓自动穿孝来哭送他,送行的队伍长达百里。南京的市面早已罢市数日,只有布店和画店开门,南京的市民家家都买白布黑纱为海瑞披麻戴孝,供奉灵堂。画师们的手都画肿了,海瑞的头像还是供不应求。
如今,在人民心中,海瑞依然是正义的象征,当之无愧的海青天。但是,人无完人金无赤金,海瑞也不是完美无缺的。
海南岛海口市海瑞墓
首先,在断案技巧上,海瑞不能完全明察秋毫,料事如神。对于那些疑案,他不是慎重调查,而是“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从今天的法治精神来看,无论屈谁都是不公平的。海瑞“两害相权取其轻”,没有调动各种刑侦手段一查到底的办案方式是不符合公平精神的。
其次,在对待契约问题上,虽然现代法律要求书面契据,但是明朝时并不要求。海瑞不顾当时的国情和法律,片面强调要式主义,要求争议的解决必须以书面契约为依据,这对于那些目不识丁的广大农民来说,无疑是当头一棒。因为农民间是很少使用书面契约来发生借贷关系的。这样一来,不知有多少人在海瑞的貌似公平的判决下失去了赖以安身立命的土地。海瑞自己也承认,他所批准赎还的仅占全部典押借贷案件的1/20。结果,佃户不敢向业主交租,借方不敢向贷方还款。正常的经济秩序被搞乱了。
最让人叹息的还是海瑞的家庭悲剧。明人姚叔祥的《见只编》上记载:“海忠介有五岁女,方啖饵。忠介问饵从谁与?女答曰:僮某。忠介怒曰:女子岂容漫受僮饵?非吾女也,能即饿死,方称吾女。女即涕泣不饮啖。家人百计进食,卒拒之,七日而死。”内容是指海瑞有个女儿,年方五岁,正在吃糕饼。海瑞问她,糕饼是从哪来的?女儿回答说:是某个仆人给的。海瑞生气地说:“我女儿怎么能随便吃仆人的东西?你不是我女儿!如果就此饿死,才能称得上是我女儿。”小女孩就哭着不吃东西了。家里人想方设法要她吃,她坚决不吃,一个星期后,小女孩就饿死了。
海瑞虽然是个令人敬仰的清官,但是他在那种社会条件下形成的这种过于严肃的礼教思想及时代烙印却是值得我们深思的。我们虽然不能苛责古人按照我们的完美要求去做,但我们却可以从这些不完美中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
欧阳修弹劾狄青其实是为了保狄青
欧阳修是个很有名的伯乐,一生爱惜人才,举荐贤能不计其数。如曾巩、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等,皆拔于“布衣屏处,未为人知”之时。其对鼎鼎大名的包拯的“一荐一弹”,尤能说明他知才用才的坦诚作风。
但是,他弹劾狄青一事却让很多人愤愤不平,使他的伯乐形象大打折扣。《哨亭杂录》:“有宋一代,武臣寥寥,唯狄武襄立功广南,稍有生色,仁宗置诸枢府甚为驾驭得宜。乃欧阳公露章劾之,至恐其有他心,岂人臣为国爱惜人才之道?狄公终以忧愤而卒。其后贼桧(秦桧)得以诬陷武穆(岳飞)者,亦袭欧阳故智也。”
欧阳修给宋仁宗的奏折更是让人气愤不已:“臣观枢密使狄青,出自行伍,遂掌枢密。三四年间虽未见过失,而不幸有得军情之名。武臣掌国机密而得军情,岂是国家之利!欲乞罢青枢务,任以一州,既以保全之,亦为国家消未萌之患。”
对于一直有强敌压境的北宋来说,弹劾狄青就等于祸国殃民。因为狄青是当时难得的一员猛将,他头戴面具,一马当先,所向披靡,前后参加了二十五次大小战斗,曾受八次箭伤,但从没有打过一次败仗。以至于西夏人一听到狄青这个名字,就吓得不敢出来交锋。
但是,这样杰出的军事将领却遭欧阳修弹劾,于是很多人就把欧阳修比喻成秦桧,认为他是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但实际上,欧阳修是为皇帝背了上千年的黑锅。
由于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是武将出身，并且是通过发动兵变当上皇帝的，所以特别害怕其他人学他那手，来个黄袍加身。因此，一上台就“杯酒释兵权”，把天下的兵力都集中到京师，让“各地方镇都自知兵力远不是京师的对手，谁也不敢再有异心”。即使要外派士兵，也是两年一轮换或三年一轮换，家属均留京师，实质上是在充当着人质。军官提升，必须离开原部。即所谓“师无常帅，帅无常师”，“将不得专其兵”。
由于这个渊源，宋朝的历代皇帝都非常忌讳武将，非常看重兵权究竟掌握在谁的手里。因此，北宋武将始终处于被限制、被疑惧的“偃”、“轻”、“抑”的地位，狄青自然也不例外，从一开始就处在朝廷“争议”和皇帝的“忧戒”之中。
早在狄青任枢密副使时，御史中丞王举正就认为狄青升迁“恐四方轻朝廷”。在外敌入侵时，满朝文武都惊慌失措乱成一团，只有狄青临危受命出征讨敌，但是朝廷在欣喜之余，仍然念念不忘“狄青武人，不可独任”，特地任用宦官监视狄青。只是因谏官李兑力言“唐失其政，以宦者观军容，致主将掣肘，是不足法”，朝廷才迫于形势勉强作罢。当狄青凯旋还朝做了枢密使后，这种疑忌和不安达到了顶点。大臣们纷纷上奏要求皇帝罢免狄青。
当时仁宗体弱久病，又久未生育，未能立太子，对狄青也是非常不放心。刚好此时又有人造谣说狄青住大相国寺时穿着黄袄起居行止于大殿之上，有篡夺王位之心。情急势危，狄青进退维谷。
就在这种危机情势下，欧阳修写了两份有关狄青的奏章：《论狄青札子》和《论水灾疏》。欧阳修用了大半篇幅阐述“青之事艺，实过于人”，“其心不恶”，“为军士所喜”，任枢密使以来，“未见过失”，以消除皇帝对狄青的杀心。
然而，功臣被皇帝猜忌之后，如果不急流勇退，大多都是没有好下场的。因此，欧阳修进而说道：“深恐因此陷青以祸而为国家生事，欲乞且罢青枢务，任以一州，既以保全青，亦为国家消未萌之患。”并且在奏章之中，反复三次“乞”，“且罢青枢务，任与一州”，为的就是促使狄青早点远离是非之地，其苦心明眼人一看就知。狄青在那种情况下还不思退的话，必有性命之忧。所以说，欧阳修“劾青”实为“保青”。
因此，明人茅坤在他的《论狄青札子》里称赞欧阳修“言人所难言，见人所不见，只缘宋承五代之后，欧公不得不为过虑，然亦回护狄公，狄公亦所甘心”。
由此可见，欧阳修弹劾狄青并不是排挤他，而是为了保护他。
君臣佳话的最终结局
唐太宗李世民和魏征的故事曾被世人所称道，并传为千古美谈。唐太宗曾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衰，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魏征死时他还很伤心地说我失去了一面宝贵的镜子。可是谁又能想到，魏征死后不久李世民就亲自砸了魏征的墓碑，变脸比翻书还快。
魏征
魏征，河北人，曾是太子李建成的重要谋士。玄武门之变以后，李世民在审问魏征时问道：“你为什么为李建成出谋划策，与我作对？”他神情自若地说：“如果太子早听从我的意见的话就不会有今日之死。”李世民非但没有怪罪于他，而且还对他委以重任。
唐太宗初登基，踌躇满志，励精图治，常常把魏征带到寝殿里，跟他讨论自己为政的得失。魏征原本就是经国济世之大才，此时喜逢知己之主，当然竭诚辅佐，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唐太宗也欣然采纳魏征的意见，还夸奖魏征说：“人家都说魏征举止粗鲁，我看这正是他妩媚可爱的地方！”魏征性格耿直，敢于犯颜直谏，前后共劝谏唐太宗200余次，为唐初社会经济繁荣局面的出现，作出了重要贡献。
有一次，唐太宗准备对关中地区16~18岁的男子实行大规模征兵。魏征极力反对，他说：“如果把水抽干而捕鱼，今年是能捕到好多鱼，可是到明年就捕不到鱼了。如果把森林烧了抓野兽，那么到第二年就没野兽可抓了。如果现在连16岁的青年也要征来当兵，那么势必会造成将来劳动力减少、农田荒芜、赋税无源、财政空虚的后果。”唐太宗采纳了魏征的谏言。
还有一次，唐太宗在群臣的怂恿下，准备到泰山封禅祭天，以炫耀自己的德行。但这种行动不仅浪费人力、物力，还将给沿途百姓带来沉重的负担。魏征很明确地劝告唐太宗：“隋末以来，全国战乱频繁，大片土地荒芜，各地受到的严重破坏到现在还没有恢复过来。如果皇帝去封禅，必然会带大批官吏和卫队，那么一路上将给老百姓造成多大的负担呀！”唐太宗由此想到隋朝灭亡的教训，立即取消了封禅计划。
又有一次，唐太宗问魏征：“为什么历史上的君王有明君和昏君之分呢？”魏征说：“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他还列举了历史上尧、舜贤君和夏桀、秦二世等昏君的例子说：“治理天下的君王，如果能够采纳来自下面的意见，那下情就能上达，就不会受到蒙蔽。”魏征还经常劝谏唐太宗要居安思危，自始至终保持兢兢业业的治国态度。后来，他觉得唐太宗不像早先那样节俭朴素、体恤百姓、勤于治国了，就写了一份谏书提醒唐太宗。唐太宗看后，觉得他提得很对，就把他的谏书贴在墙上，时时观看，以便提醒自己不要松劲。
公元643年，魏征病死。唐太宗非常难过，流着泪对身边的人说：“魏征就是我的一面镜子，他总是告诉我哪儿做错了。现在他死了，我从此失去了一面镜子！”
可是在魏征死后不久，一切都发生了让人瞠目结舌的变化。由于魏征死前曾秘密推荐的杜正伦因罪被罢免，侯君集参与谋反被斩首。于是李世民就开始怀疑魏征这位看似老实的人有结党营私的嫌疑。
后来，唐太宗又得知魏征曾把谏书给记录历史的褚遂良观看，更加怀疑魏征是故意博取清正的名声，心里很不高兴，并下旨解除魏征长子魏叔玉和衡山公主的婚约。到后来他越想越恼火，竟然亲自砸掉了魏征的墓碑。虽然后来唐太宗后悔又下令重立了魏征碑，但是一段君臣佳话，遭此一劫不能不让人叹息。
鳌拜也曾忠勇过
近年来，随着各种清代题材历史影视剧的热播，康熙智擒鳌拜的故事成了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鳌拜也以大奸臣的形象家喻户晓。实际上，鳌拜后期虽然对小皇帝飞扬跋扈，但想当年鳌拜也还的确是个忠勇之臣，早年南征北战，屡建奇功，忠于故主，始终不渝，是功臣也是忠臣。这是他不该被抹杀的功绩。
鳌拜，生年不详，卒于康熙八年(1669)，满洲镶黄旗人。鳌拜出身将门，精通骑射，从其青年时代起就效力军中，屡立大功。他曾跟随清太宗皇太极攻察哈尔部、征朝鲜，均有战绩。
鳌拜
在皮岛之战中，鳌拜主动请缨，并与准塔一同向阿济格立下军令状：“我等若不得此岛，必不来见王。誓必克岛而回。”胜败关键时刻，鳌拜第一个冲向明军阵地，冒着炮火与敌人展开近身肉搏。清军遂一举跟进，攻克皮岛。
在松锦会战中，鳌拜冲锋陷阵，一马当先，五战皆捷，因功晋爵一等梅勒章京。
顺治元年(1644)十月，鳌拜随靖远大将军英亲王阿济格取道陕北，攻陷四城，降三十八城，随即挥师南下，直逼西安。李自成被迫放弃西安，退往湖广。阿济格奉旨率军剿除“流寇余孽”，鳌拜等遂分翼出师，水陆并进，于河南邓州和湖北承天、德安、武昌等地前后十三战，重创大顺军。
打垮李自成之后，顺治三年(1646)正月，鳌拜又随肃亲王豪格等率军进攻张献忠大西农民军。鳌拜再次充当先锋，率领先头部队前往狙击。两军相遇，鳌拜等人又是身先士卒，往前猛冲。狭路相逢勇者胜，昔日威风一时的大西军抵挡不住而溃败，张献忠也于此役中被杀。打败大西军主力之后，鳌拜等又继续深入，基本上肃清了四川一带张献忠余部。击破大西军，鳌拜实居首功。
由上可见，鳌拜早年无论是在关外与明军的反复交锋中，还是在入关定鼎中原后巩固统治的大小战斗中，出生入死，转战南北，都立下了汗马功劳，是当之无愧的清初开国功臣。
鳌拜不仅是战场上的一员骁将，也是皇太极忠心耿耿的心腹。崇德八年(1643)八月初九，皇太极逝世，满洲亲贵在帝位继承上出现矛盾。皇太极长子肃亲王豪格与皇太极之弟多尔衮争立。皇太极生前统领的正黄旗与镶黄旗拥立豪格，而多尔衮自领的正白旗与镶白旗则拥立多尔衮。双方争持不下，形势极其严峻。
黄旗护军统领鳌拜手握重兵，与两黄旗的其他大臣索尼、谭泰等八人会集于豪格府邸，“共立盟誓，愿死生一处”，密谋拥立肃亲王为帝。鉴于当时紧张的局势，鳌拜等严加戒备，密令兵丁守卫门禁，以防不测。
八月十四日，代善于崇政殿召集会议讨论继承人选。鳌拜于当天清晨与两黄旗大臣盟誓于大清门，坚决拥立先帝(皇太极)之子，并命两旗精锐护军全副武装环卫崇政殿，做好了不惜兵戎相见的准备。当会议之中争论不休时，鳌拜与效忠于皇太极的一批将领纷纷离座，按剑而前，齐声说道：“我们这些臣子，吃的是先帝的饭，穿的是先帝的衣，先帝对我们的养育之恩有如天高海深。如果不立先帝之子，我们宁可从死先帝于地下！”在这种形势下，多尔衮不得不作出让步，提出拥立皇太极第九子、六岁的福临继位，由自己和郑亲王济尔哈朗一同辅政。这一折中方案最终为双方所接受。
顺治亲政后闻知鳌拜、索尼等人曾经盟誓“一心为主，生死与共”，忠心耿耿，遂对鳌拜极为敬重，视为心腹重臣。从此，鳌拜随侍顺治身边，直接参与管理国家各类事务，如商讨本章批复程序、联络蒙古科尔沁部、协和太后与皇帝之间的关系、祭奠过世王公妃嫔、协助会审案狱，并倡议“大阅以讲武”，自教武进士骑射，等等。应该说，鳌拜对顺治帝还是忠心耿耿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顺治对他也十分关心和信任。顺治十三年(1656)，鳌拜旧伤复发，卧床不起，顺治亲临鳌拜府邸去看望慰问。顺治十四年(1657)冬，孝庄太后病重，顺治朝夕侍候。鳌拜昼夜于宫中侍候，都顾不上自己休息吃饭，深获顺治帝的赞赏。
鳌拜忠心事主，始终不渝，在皇太极去世后坚决拥立其子为皇位继承人，甚至不惜兵戎相见，最终争得福临继位。他为此与睿亲王多尔衮结下怨仇，在后者摄政期间，多次遭受残酷打击，三次论死。其实对于鳌拜而言，故主皇太极既已去世，其子福临也得以即位，鳌拜此时完全可以为谋求个人利益而党附多尔衮，这在古往今来的官场上是司空见惯之事。但鳌拜面对如此险恶处境，却仍然不屈不挠，始终没有迎合多尔衮。就此而言，鳌拜作为清初一员骁将，其性格是耿直倔强、敢于抗争的。他对故主皇太极忠心耿耿，一片赤诚，而对顺治也始终坚守臣节，称得上是一个难得的忠义之臣。
在目前热播的影视剧中，鳌拜给人们留下的都是骄横跋扈、贪婪不法的奸恶形象，他的忠贞耿直这一面恐怕还是鲜为人知的。
赵高不是宦官，是全才
许多书上或者电视剧中都把赵高说成是宦官，所以在我们的意识里也觉得赵高是一个没有胡须、形象猥琐的宦官。但事实上，赵高并不是宦官，而是一个一流的书法家、文字学家，也是精通法律的专才。他体魄高大强壮，骑术车技精湛，武艺非同寻常，是秦帝国宫廷中不可多得的文武全才。
赵高帮助胡亥篡位，害死本该继承王位的公子扶苏，改变历史轨道，是导致强大的秦王朝灭亡的直接祸根。因此东汉以后，出于对宦阉的无比痛恨，赵高开始被丑化为宦阉，其家族也被丑化为宦阉家族。
事实上，赵高是有儿女的人。他的女儿嫁与阎乐。阎乐任咸阳令，曾经参与望夷宫政变。这证明赵高不是宦阉。实际上，司马迁从来没有说过赵高是宦阉，东汉以前的所有史籍中都没有赵高是宦阉的记载。认为赵高是宦阉的误解，一是出于对“宦”字理解的错误，二是基于错误的文字“隐宫”所做的丑化曲解。
《史记·李斯列传》记载说赵高是“宦人”，有“宦籍”。这是赵高被误解为宦阉的重要原因。然而，研究新出土的《张家山汉墓竹简》就会知道，“宦”，其实是在宫中内廷任职的意思。宦人，就是任职于宫内的人，相当于王或者皇帝的亲近侍卫之臣。宦籍，其实就是登记出入宫门的小册子。秦汉时代，不管是“宦人”、“宦籍”，还是“宦官”的用语，都没有“太监”的含义。当时，被去势后的男人被称为“奄(阉)人”，在宫中任职的阉人被称为“宦奄(阉)”，定义非常清楚。根据这个最新的材料，赵高是皇帝的亲近之臣，而不是被去势的宦阉。
另外，《史记·蒙恬列传》中说“赵高兄弟皆生隐宫”。这是赵高被曲解为宦阉的另一个原因。“隐宫”一词，原本语义不明。东汉以后，一位为《史记》做注解的刘姓人士借题发挥，将“隐宫”之“宫”解释为去势的宫刑，进而生发开去说，赵高的父亲受宫刑去势，母亲与他人私通生下了赵高兄弟。赵高兄弟冒姓赵，也受宫刑被去势成了宦官。结果越编越离谱，到了唐代以后，赵高一家都是宦阉的曲解就逐渐固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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