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城计”并非诸葛亮所创
人们都很熟悉《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弹琴退仲达”的故事，诸葛亮的“空城计”千百年来被戏曲家传唱，更被老百姓当成了经典的谋略。可是，诸葛亮果真有“西城凭三尺瑶琴，空城计吓退司马懿”这一本事吗？
据史学证明：当时诸葛亮初屯阳平时，司马懿还在宛城为荆州都督，不可能与诸葛亮交锋。后来他由此攻蜀，又值霖雨，也没有打成，在这前后，就再也没有在阳平交兵之事。何况，司马懿率兵二十万，就算怀疑有伏兵，也不至于退走，他可以就近驻扎设防。
“空城计”的发明权并不属于诸葛亮，是小说家罗贯中为了彰显诸葛亮的伟大功绩，移花接木的安排。
其实，“空城计”的“主人”另有其人，他们都用“空城计”吓退过敌人，他们分别是赵云与文聘。
据《三国志·蜀·关张马黄赵传》中注引《马云别传》中记载：建安二十四年(219)，在一次战斗中，曹军的运粮部队到达北山下，足有千万袋粮食，黄忠便带走了大部分的兵力去夺粮，赵云只有数十轻骑，却与曹军大部队遭遇上了。赵云且战且退，最后退到营垒。有人主张闭门拒守，赵云却没有这样做，反而大开营门，偃旗息鼓。曹军怀疑赵云有伏兵，急忙退去，赵云命令士兵擂鼓呐喊，又以弓箭从背后射曹军。曹军大为惊骇，自相践踏，死了不少人。
赵云用“空城计”吓退曹军，等曹军明白过来后，都赞赵子龙“一身是胆也”！
《三国志·文聘传》注引《魏略》还记载了魏将文聘拒退孙权的一个“空城计”。魏黄初七年(226)，孙权亲率五万大军突袭文聘据守的石阳。当时石阳城并未做好战斗准备，加上连降大雨，城防坍塌了不少。文聘被孙权大军围困，起先也不知所措，但他很快便想到一个疑兵之计。他命令城里人都藏起来，让人看不见，自己也躺在官舍里不起来。孙权见状果然大惑不解，对部下说：“北方人都说这人是曹氏的心腹忠臣，所以才委以重任，镇守此城，现在我打来了却不见一点动静，这不是有诡计，就是很快有救兵。”孙权以为有诈，没敢进城。
罗贯中把“空城计”的光环戴在了诸葛亮的头上，随着《三国演义》的家喻户晓，老百姓只知晓诸葛亮的假空城计，却不知“空城计”的“主人”另有其人。
“孔明”原来有两个
提到诸葛孔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三岁孩童也知道“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的俗语。他羽扇轻摇、神机妙算，能决胜于千里之外，然而，你可能不知道，在与诸葛亮同时期的三国，还有一个叫“孔明”的名士，他的才华和智慧并不输给诸葛亮。
这位孔明姓胡，名昭，颍川人，比诸葛亮长19岁，又比诸葛亮晚死16年，终年88岁。当时袁绍、曹操、曹丕都曾多次请其出山辅佐。后来，胡昭为避人征召，索性如闲云野鹤般，躲进了陆浑山(今河南嵩山县东北)，在那里躬耕讲学，开馆办学，声名远播，很多世家子弟都来求学，司马懿也是他的学生之一。
胡昭不仅才智过人，而且是一位出色的书法家，他和钟繇一起从师大书法家刘德，各项都学有所成，而且各有特点。
诸葛孔明和胡昭孔明，都是三国时期德高望重的名士，但由于胡昭一生隐居不仕，不像诸葛亮在政治、军事方面有大作为而名扬天下，又缺少史籍方面的记载，所以后人只知诸葛亮而不知胡昭。
诸葛亮
刘禅不是扶不起的“阿斗”
在世人的心目中，刘禅可谓最没心没肺的人了，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扶不起的阿斗”，是中国皇帝中耽于享乐的代表之一，只不过摊上一个好相父，才多混了几年，到了诸葛亮死了之后就亡国了，最后还无耻地做了亡国奴，说出了“此间乐，不思蜀”这样的混账话来。
可是，作为一个君主，刘禅真的昏庸至此吗？如果他是个愚钝的人，刘备又怎会放心让他接班？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在多数人的印象里，刘备好像只有刘禅这么一个有点弱智的儿子。所以刘备选择刘禅作为他的继承人，实在是别无选择之举，临死之时对诸葛亮“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的嘱咐，也成了佐证刘禅弱智的材料。其实我们都误会了刘备。
因为依正史《三国志·蜀志·二主妃子传》的记载，刘备除了刘禅之外还有两个儿子和一个义子：鲁王刘永、梁王刘理、义子刘封。刘禅是甘夫人的孩子，甘夫人本身就是一个妾，而且死得比较早。这就说明刘禅的地位并不比两个弟弟高，也说明他被立太子时肯定没有甘夫人的鼎力相助。同时，刘永和刘理却没有弱智的记载，如果刘禅弱智，或者其智力比起两个弟弟有明显不足，那么，刘备肯定不会选择他作为继承人。
另外，还有许多人夸奖过他呢，如，在刘备生前，诸葛亮曾感叹刘禅“非常聪明，超过人们的期望”。刘备也谦虚地说“审能如此，吾复何忧”！诸葛亮在《与杜微书》中评价刘禅说：“朝廷对年方十八，天资仁敏，爱德下士。”南朝史学家裴松之也评价刘禅是“后主之贤，于是乎不可及”。
待刘禅即位，诸葛亮辅佐他有11年，诸葛亮去世后，他还在贤臣的辅助下做了30年的皇帝。在那个群雄割据的动乱时代，能执政这么久，且政局稳定，刘禅肯定有其过人之处。
所以，从上面的情况看来，刘禅即使不是济世之才，智力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在排除了他的“智力障碍”后，我们还能从别的一些事情上发现他不仅不愚钝，相反还很有头脑。据载，公元227年，诸葛亮准备北伐，刘禅虽然不赞成，但还是支持诸葛亮的行动，并在诸葛亮用人失误的情况下，不仅不加责怪，反而安慰说：“胜负乃兵家常事。”可以说，刘禅深知“君臣不和，必有内变”的道理，他能从长远着眼，保持政局的稳定，这样最终得实惠的还是老百姓。难怪裴松之会评价刘禅“后主之贤，于是乎不可及”。在诸葛亮去世以后，刘禅做的一个大举动便是立刻停止了空耗国力、劳民伤财的北伐。曹魏景初二年(238)，司马懿率大军征伐辽东公孙渊。刘禅唯恐蒋琬又走诸葛亮北伐的老路，专门下诏告诫蒋琬不要轻举妄行，刘禅强调要与孙吴政权互相配合，同时兴兵，合力伐魏，否则，以弱蜀单独伐强魏，其结局只能是像诸葛亮生前那样劳而无功，得不偿失。由此看来，刘禅基本上是不赞成诸葛亮的北伐方针的，只不过碍于种种原因，他没有也不可能在诸葛亮生前表示反对。
刘禅第二个举动是废除了丞相制度，任命尚书令费祎为大将军。大司马蒋琬主管行政，兼管军事。大将军费祎主管军事，兼管行政。两大权臣权力交叉，相互制衡，各有侧重。蒋琬去世后，刘禅干脆“自摄国事”。这样一种高明的政治手段，弱智的人根本使不出！
在为人处世方面，后主刘禅也显得很果断，并有人情味。当夏侯霸的父亲为黄忠所杀，刘禅安抚前来投降的夏侯霸时，说：“你父亲的遇害，非我先人所为。”一语带过之后，套近乎说：“我的儿子还是你外甥哩！”魏延叛乱被杀，后主也没有对魏延一概否定，而是降旨：“既已名正其罪，仍念前功，赐棺椁葬之。”后人认为：“后主能作此语，亦非寻常。”
这些行为足以说明刘禅不是一个完全懦弱乏智的人，他起码拥有中等的智慧，与我们印象中的“阿斗”有天壤之别，那顶“扶不起的阿斗”的黑帽子，实在该帮他摘掉。
所以，历史也好，现实也罢，你越是正着看，越看越是雾里看花，糊里糊涂；假若你颠倒过来，倒也能看出个一二来。一部《三国演义》让我们总是不自觉地用有色眼镜看待历史。三国里，刘禅领导的蜀国一直处于弱势，然而几十年来，刘禅能知人善任，政权稳固，重现实、轻面子，使百姓免受战争涂炭，要是阿斗真的“扶不起”，又怎能做到这点？
华佗有可能不是中国人
华佗，字元化，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县)人。史载他生于公元108年，卒于公元208年，享年近一百岁。他是古代著名的医学家，精通内科、针灸和外科手术，并发明了一种麻醉药剂“麻沸散”。他还模仿虎、鹿、熊、猿、鸟的动作，创造了健身操——五禽戏。因为他医术高超，所以千百年来，他一直深受人们的崇敬和爱戴。
然而，国学大师陈寅恪宣称：华佗并不是中国人！陈寅恪一生以“治学严谨”著称，他的证据主要有以下两点。
第一，他认为，天竺语(即印度梵语)“agada”是药的意思，旧译为“阿伽陀”或“阿羯陀”，为内典中常见之语。“华佗”二字古音与“gada”相适应。“阿伽陀”省去“阿”字者，就好比“阿罗汉”可以省略，仅称“罗汉”一样。华佗的本名为“敷”而非“佗”，当时民间把华佗比附印度神话故事，因称他为“华佗”，实以“药神”视之。他的意思很明显，“华佗”这个字和音的来源来自印度神话，是当时中国的好事者将印度神话在民间传播，以致最后被陈寿等拿到了中国的历史之中。其实，华佗的真名应该叫“元化”和“敷”。
第二，他认为，华佗的原型可能曾在中国存在，也可能真是沛国谯县一带人，甚至也有可能“通晓”一些养生之术。但此人后来变成了“华佗”则完全是将印度之“佗”(药王神)强加给了这位中国人。
陈寿的《三国志》记载，华佗治病时，会对不同的病症施以不同的治疗，比如病人必须动手术的，便让他服下麻沸散，然后再破腹取出患结。病患如果是在肠子里，就切开肠子进行治疗，再把腹部缝合，在伤口敷上药膏，四五天后伤口便痊愈了，不再疼痛，病人自己也没有感觉，一个月左右，伤口就会完全长好。这个故事其实来自于耆域治拘闪弥长者儿子的病。
又如，华佗治广陵太守陈登的病时，他让陈登服了两升汤药，吐出了大约三升虫，虫被吐出体外时，它们红色的头还在蠕动，半截身子像是生鱼片。这个故事其实和神医耆域的故事也有类似之处。
而日本学者松木明知则认为，“华佗”二字是波斯文“XWadag”的谐音，其含义为主或神。所以华佗不是人名，而是主君、阁下、先生的意思，引申到华佗个人的职业应是“精于医术的先生”之义。同时，他指出，波斯(古称安息，今之伊朗)国人经“丝绸之路”而东渐，华佗即经此路而游学徐土(今徐州)的波斯人。波斯人经丝绸之路入中原有据可依。根据这些，松木明知先生判断：华佗是由丝绸之路过来，游学于徐士(今徐州)的波斯人。
虽然关于华佗的身世众说纷纭，但他是中国历史上被神化、被理想化的神医，这一点是没错的。
区区羽扇，岂能借来东风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成语，大家都知道它来自于《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借东风火烧赤壁的典故。但事实上，孔明并没有借过东风。
在《三国演义》第48、49回里，周瑜利用庞统向曹操献连环计，起初认为用火攻不存在问题，但当他站在南岸山顶上观看曹营水寨时，忽然狂风大作，江中波涛拍岸，一阵风过，刮起旗角于周瑜脸上拂过，使他猛然醒悟：此季节只有西风、北风，没有南风、东风，怎么能用火攻呢？于是他突然往后一倒，口吐鲜血，不省人事，从此卧病在床。
诸葛亮前去探望，屏退左右，密书十六个字曰：“欲破曹公，宜用火攻，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写毕，递与周瑜曰：“此都督病源也。”瑜见了大惊，暗思孔明真神人也，早已知我心事，只得以实情告之。乃笑曰：“先生已知我病源，将用何药治之？事情危急，望即赐教。”孔明曰：“亮虽不才，曾遇异人，传授八门遁甲天书，可以呼风唤雨。都督若要东南风时，可于南屏山建一台，名曰七星坛。高九丈，作三层，用一百二十人，手执旗幡围绕。亮于台上作法，借三日三夜东南大风，助都督用兵，何如？”瑜曰：“休道三日三夜，只一夜大风，大事可成矣！只是事在目前，不可迟缓。”孔明曰：“十一月二十日甲子祭风，至二十二日丙寅风息，如何？”
今湖北蒲圻赤壁
瑜闻言大喜，翻然而起。便传令差五百精壮军士，往南屏山筑坛，拨一百二十人执旗守坛，听候使令。
孔明于是在十一月二十日甲子吉辰，沐浴斋戒，身被道衣，跣足散发，上到坛上开始作法祭风。
然而，遍阅正史你就会发现，诸葛亮借东风之说并无记载。《三国志·蜀·诸葛亮传》是这样叙述的：“先主至于夏口。亮曰：‘事急矣，请奉命求救于孙将军。’时权拥军在柴桑，观望成败。亮对权曰：‘海内大乱，将军起兵据有江东。刘豫州亦收众汉南，与曹操并争天下……今将军诚能命猛将统兵数万，与豫州协规同力，破操军必矣！操军破必北还，如此，则荆吴之势强，鼎足之形成矣！成败之机在于今日！’权大悦，即遣周瑜、程普、鲁肃等率水军三万，随亮诣先主，并力拒曹公。曹公败于赤壁。引军归邺，先主遂收江南，以亮为军师中郎将。”
司马光《资治通鉴》叙及此事时说：“刘备在樊口，日遣逻吏于水次侯望权军。吏望见瑜船，驰往白备，备遣人慰劳之。瑜曰：‘有军任，不可得委署；偿能屈威，诚副其所望。’备乃乘单舸往见瑜曰：‘今拒曹公，深为得计。战卒有几？’瑜曰：‘三万人。’备曰：‘恨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观瑜破之。’备欲呼鲁肃等共会语，瑜曰：‘受命不得妄委署；若欲见子敬，可别过之。’备深愧喜。进，与操遇于赤壁。时操军众，已有疾疫。初一交战，操军不利，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将黄盖曰：‘今寇众我寡，难与持久。操军方连船舰，首尾相接，可烧而走也。’乃取蒙冲斗舰十艘，载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幕，上建旌旗，预备走舸，系于其尾。先以书遗操，诈云欲降。时东南风急，盖以十舰最著前，中江举帆，余船以次俱进。操军吏士皆出营立观，指言盖降。去北军二里余，同时发火，火烈风猛，船往如箭，烧尽北船，延及岸上营落。顷之，烟炎涨天，人马烧溺死者甚众。瑜等率轻锐继其后，雷鼓大震，北军大坏。”
《三国志》和《资治通鉴》都属于严谨的正史，可其中却没有一处提到诸葛亮仗剑作法借来东风，帮助周瑜纵火破曹的事情。更没有“都督若要东南风，可于南屏山建一台，名曰七星坛，高九尺，作三层，用一百二十人手执旗幡围绕。亮于台上作法，借三日三夜东南大风，助都督用兵”的说法。
另外，根据著名的地理学家郦道元的考证，赤壁乃在现今湖北省蒲圻县西北三十公里处的长江东南岸。气象专家们认为，如果冬季气候转暖，地处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带的蒲圻一带是完全有可能刮几场东南风的。而据《后汉书·五行志》记载，建安十三年十月“日有食之”，出现了日食，天气十分反常。来自东南沿海一带的副热带高压逐渐增强北上，形成了这一年特有的冬季常刮东南风的奇观。这是火烧赤壁能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诸葛亮也许懂得这些气象知识，但并不是真像《三国演义》里描绘的那样，说诸葛亮自称“曾遇异人，传授奇门遁甲天书，可以呼风唤雨”。
飞马扬予之张飞，谦谦伯儒亦张飞
随着《三国演义》的流传，张飞的形象被人们定格为一个有着鲜明个性、有些鲁莽的赳赳武夫，压根就不会把他同文化扯在一起。实际上，真实的张飞不但文武兼备，而且素有才情，是个很有名的书画家，尤喜欢画美人，也写得一手漂亮的草书。
据明代卓尔昌的《画髓元诠》载：“张飞喜画美人，擅草书。”清代《历代画征录》记载：“张飞，涿州人，喜画美人。”
如今，涿州人说涿州鼓楼北墙上的《女娲补天图》是张飞所画，张飞故里附近房树村万佛阁的壁画，据说也出自张飞笔下。
关于张飞会书法的记载最早见于南北朝陶宏影的《刀剑录》，说张飞拜新亭侯，亲书刀剑铭文：“新亭侯，蜀大将也。”明代《丹铅总录》还记载：“涪陵有张飞刁斗铭。其文字甚工，飞所书也。”可惜这些物证已殁，无从考证。
大约在明代时，在四川流江县发现了一个摩崖石刻。这便是《张飞立马铭》，又叫做《八蒙摩崖》。《三国志》载，建安二十三年(218年)秋，刘备与曹操争夺汉中，曹操命张郃领兵三万进犯巴州。刘备令张飞率卒万人迎击于蒙头(即八蒙山，在今四川渠县)。张飞以少胜多，把名将张郃打得大败而逃。当时张飞非常高兴，便乘着酒兴，用丈八蛇矛在崖壁上以石代纸刺凿下与这通“立马铭”正文相同的两行隶体大字“汉将军飞，率精卒万人，大破贼首张郃于八濛，立马勒铭。”以示纪功勉士并兼羞曹军。其字为隶书，笔力十分雄健，今川东渠县尚存摩崖，虽经千年风雨剥蚀，字迹尚依稀可辨。对于此事，清纪晓岚有诗赞曰：“哪知拓本摩崖字，车骑将军手自书。”
细观碑刻的拓本，笔画丰满遒劲，气势刚健凝重。横画“蚕头”暗藏，“燕尾”明显，极具婉转圆通的韵味。中锋藏锋如锥画沙，很是精妙。整体布局不杂一丝浮躁之气，极为认真，没有丝毫的鲁莽气息。
阆中桓侯祠张飞塑像两旁有一幅著名诗人流沙河写的名联：“园谢红桃，大哥玄德二哥羽；国留青史，三分鼎势八分书。”这对联是流沙河看了张飞庙后有感而发写下的，评价张飞是个文武兼备的英雄，对联讲到的“八分书”就是指当年张飞镇守阆中时留下的书法佳话。汉时的隶书叫做“汉八分”，“八，背也，言其势左右分布相背”。元吴镇《张翼德祠》诗作云：“关侯讽左氏，车骑更工书。文武趣虽别，古人尝有余。横矛思腕力，繇像恐难如。”车骑便是张飞，他于章武元年(221)拜车骑将军。吴镇的意思是，张飞的书法很有造诣，连三国时著名书法家——魏的钟繇、吴的皇像恐怕也比不上。这是对张飞书法艺术的高度评价。
据说张飞还会写诗作赋，在打败张郃后，他率部巡游真多山，不禁诗兴大发，写下了《真多山游记》：“王方平采药此山，重子歌玉泸山涧。雪，住宿方行。”十九字的游经，情景交融，言简意深，无形中就透着一股美感，体现了张飞内在的文学修养。
另外，张飞有两个女儿，先后嫁给后主刘禅，一个为妃，一个为后。能够当上皇后，以古代讲究后妃德行美貌的标准来看，她们的修养、相貌至少应该算是不错的。根据现代遗传学的说法，气质和相貌都是会遗传的，若张飞真是《三国演义》中那样的粗人，又如何能生出这样的女儿？
由上可知，真实的张飞其实是一个很有文化修养的文武全才，可是人们为什么还一直叫他猛张飞甚至莽张飞呢？这恐怕与《三国演义》开头的描写以及野史、民间传说和戏曲的渲染造成的先入之见有些关系。《三国演义》的开头，介绍张飞的相貌，用了“豹头环眼，燕颔虎须”，身份又是个杀猪沽酒的屠户。后世之人，一般都喜欢在自己的行业上寻根问祖，比如木匠奉鲁班为祖，鞋匠奉刘备为祖，做毛笔的奉蒙恬为祖，做豆腐的奉淮南王刘安为祖，杀猪的便奉张飞为祖，还编了故事说，张飞杀猪，只杀一刀，号称张一刀，如果那猪不死，就用手活活捂死，粗鲁得叫人咋舌。在《三国演义》中，张飞一出场就动不动要杀人。如此粗鲁没文化的形象与真实儒雅的张飞实际上是大相径庭的。
曹操杀杨修不是因为妒才
我们在课文里学过《杨修之死》，在评论的时候很多老师都喜欢说杨修之死是因为曹操妒才，真的是这样的吗？
杨修，东汉末年杨彪之子，才思敏捷，灵巧机智，官居主簿，替曹操典领文书，办理事务。应该说，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比如说，有一次曹操和群臣去曹娥庙祭拜，看到碑的后面有“黄娟幼妇，外孙齑臼”八个字，包括曹操在内的所有人都猜不出它的意思，唯有杨修悟出这是“绝妙好辞”的意思。“黄绢”为有颜色的丝织品，“色”与“丝”加起来是“绝”字；“幼妇”是年轻的女子，“女”与“少”放在一起，是“妙”字；“外孙”是女儿的孩子，“女”和“子”加起来是“好”字；“齑臼”是捣药草的器皿，药尝着是苦的，“舌头”的“舌”加“苦辛”的“辛”就是“辞”字。
曹操
又有一次，曹操视察完新造的花园后，不置褒贬，只取笔在门上写了一个“活”字。别人都不明白，只有杨修知道曹操是嫌园门太阔，在“门”里添个“活”字，不就是“阔”吗？还有一次，有人送了曹操一盒酥，曹操只在盒上写了“一合酥”三个字，置之案头，同样又是杨修猜出谜底是“一人一口酥”。
但是这么聪明的人居然被曹操给杀了，于是很多人就想起了周瑜“既生瑜何生亮”的那句话，认为曹操是嫉妒杨修比他聪明所以把他给杀了。实际上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
曹操并非没有肚量的人，“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言为心声，看到宽广的大海，感慨万分，海纳百川成就其大，升华的心胸如大海，能容日月星汉，何况人乎？曹操任人唯才，甚至连杀子仇人张绣都委以重用。曹操统领众将进入冀州城时，许攸纵马近前，用马鞭指着城门说：“阿瞒，汝不得我，安得入此门？”这句话和当时的动作可谓轻狂之极，“众将闻言，俱怀不平”。但曹操却“大笑”着接受了这一轻辱。可见曹操的肚量。
曹操曾在他的《短歌行》里这样写道：“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当许攸来投奔，曹操的时候他甚至连鞋子都来不及穿就跑出去迎接了，可见曹操对人才重视之迫切。如此重视人才的曹操为什么要杀杨修呢？这跟杨修自身有很大的关系。
杨修世代簪缨，却只在曹操的相府中担任主簿之职，他对此是很不甘心的，所以经常卖弄聪明，期望能够得到曹操的赏识。但是曹操对他的卖弄早已心怀不满，因为他的才华专用于破译曹操的思想，而不是提供有价值的建议和计策。甚至在立庶立长这样敏感的问题上，杨修也屡屡出手。有一天，曹操为了考察两个儿子的才能，命令两个儿子出邺城门，并在暗地里吩咐守门人不要让他们出去，目的是看他们如何反应。结果，曹丕果然被挡住了，曹植却斩杀守门人而出，于是曹操就认为曹植比较有才能。而实际上.这个主意是杨修出的，曹植至少在这个问题上并不比曹丕“能”。杨修的插手，干扰了曹操对两个儿子的考察，引得本来就对他颇为反感的曹操起了“杀修之心”。杨修显弄聪明，希望得到重用，本也无可厚非。但是他过于把目光专注在曹操身上，而不是军国大事上，以致除了解读曹操外，几乎一无建树，终于因此赔上了一条性命。
行军途中，曹操以“鸡肋”作为夜间口号，聪明的杨修立即就推断出：鸡肋就是食之无肉，弃之可惜的意思。现在的情形就像鸡肋，进不能胜，退恐人笑。曹操有这样的心思，明天必定班师。这个推断可以说是准确无误。但是这种破译有什么积极作用呢？没有。只有曹操所说的“乱我军心”的消极作用。即使是在现代，杨修这样泄漏军事秘密、动摇军心也是要负刑事责任的。更何况是在古代，攸关战争胜败，曹操此时的情绪已经上升为“大怒”，喝令斩了杨修，并将首级号令辕门之外。
可以说，对于曹操这样的人，如果你能为他的军国大事出良谋、划妙策，即使别的地方有点差池，他也能容忍。但是如果不知天高地厚耍嘴皮子卖弄聪明的话，那下场就不会太妙了。试想一下，哪个领导会喜欢这样的下属？
就此而言，杨修的聪明并不是智慧，只是碍事的小聪明，简单地说杨修被杀是由于曹操妒才，是不确切的。
三国人名多单字非巧合
翻看东汉、三国之间长达三百多年的历史，我们会发现一个惊人的“巧合”：这一时期内的人物，绝大部分取的都是单名，除了一些有个性的隐士如庞德公，和一些乳名如(刘盆子)外，要想在有身份、地位的人中找到双字人名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这是巧合，还是另有原委？要想弄清楚这件事，得从王莽改制说起。
西汉末年，王莽篡夺了政权。为了保证统治地位和强调政权的合法性，他利用董仲舒的“神学目的论”，大搞迷信，大搞复古，以此为核心，还推行了一系列所谓的“新政”，从土地制度到用人制度，从货币到地名，几乎无孔不入，当然也涉及人名。
在这一系列“托古改制”的改革中，王莽对“名”特别重视，他一上台，就大刀阔斧对事物的名称进行改革。首先把中央各级官名改了，以表示新朝代的“新”，然后是大改地名。但今天改了，明天又改回来，朝三暮四，弄得人不知所措。后来，甚至将“匈奴”改成“降奴”，“单于”改成“服于”，由此引发了民族战争。王莽对姓名更是特别在意。他对自家的“王”看得十分重要，对许多刘姓皇族和有功部下赐姓“王”，以示恩宠。
在这期间发生的一件事，可以看出当时王莽对姓名的改革。
《汉书·王莽传》中有这样的记载：王莽的长孙叫王宗，他对皇帝的宝座向来有野心，如果他耐着性子等，是有机会当皇帝的，可他性子实在太急了，就“自画容貌被服天子衣冠，刻铜印三颗，与其舅合谋，有承继祖父大统的企图。事发，宗自杀，仍遭罪遣”。虽然人死了，但“政治权力”也要剥夺，王莽作出这样的处理：“宗本名会宗，以制作去二名，今复名会宗。”这道命令的意思是“制作”就是法令，王宗本来名是两个字，叫“王会宗”，是依法令后改成的“王宗”，现在犯了法，得再改回去，还叫原来的“王会宗”。从王莽这道命令可以看出三个问题：第一，王莽之前的人名用字数是不受限制的。第二，王莽上台后，曾经下过“去二名”的“制作”，也就是以法律形式规定不准用双字名。第三，只有良民才有资格用单字，用双字是一种惩罚。
王莽对姓名的改革影响了后世，人们为了显示自己是良民，是有地位的人，纷纷取单字，这也就是东汉、三国时期人名单字多的原因。
周瑜并非“量窄”之人
人们对《三国演义》中的周瑜没有什么好感，他成了老百姓心中心胸狭窄、嫉贤妒能的典型，因为嫉妒诸葛亮的神机妙算，便千方百计找机会陷害诸葛亮，结果他的计谋被诸葛亮一一识破，自己反倒中了诸葛亮的计“三气”而死，临死前还发出“既生瑜，何生亮”的长叹。
其实，《三国演义》的“三虚七实”的写法掩盖了不少历史真相，而其中对周瑜的刻画是与真实情况大相径庭的。
在小说中，周瑜是心胸狭窄、嫉贤妒能，多次设计谋害诸葛亮的人，一个品质恶劣的小人、阴谋家。实际上，历史上的周瑜根本就不是这样的，真实的周瑜虚怀若谷、心胸开阔，是一个谦谦君子。他接掌东吴兵权以后，善待同僚和部下，威信很高，只和一个人关系没搞好，这个人就是老将程普。程普有点自恃年长，心里可能也有点不平衡，于是常找机会欺侮周瑜，并多次当众顶撞周瑜，让周瑜下不了台，但是周瑜从来不跟他计较，非常宽容。后来，程普心服口服，逢人便说：“与周公勤交，若饮醇醪，不觉自醉。”还有孙权谓公卿曰：“孤非周公瑾，不帝矣。”蒋干称瑜曰：“雅量高致，非言辞所闲。”刘备曰：“公瑾文武筹略，万人之英，顾其器量广大，恐不久为人臣耳。”
即便是在其他的三国史料中，也没有任何有关周瑜“量窄”的记载。
在著名的赤壁之战中，唱主角的是周瑜，他既是吴军都督，又是联军统帅，是赤壁之战的指挥者，而诸葛亮只是配角。孙刘联军之所以能取胜，固然有多种原因，功劳不是哪一个人能独享的，但作为主帅的周瑜，无疑是赤壁破曹的第一功臣。要说第二功臣，应是黄盖。因为诈降、火攻是他提出的，并在周瑜指挥下由他具体实施的。诸葛亮在这次战役中到底发挥了哪些作用，史无记载。
文人学士们对周瑜在赤壁之战中的表现评价也很高。唐人胡曾《赤壁》诗中说：“烈火西焚魏帝旗，周郎开国虎争时。交兵不假挥长剑，已挫英雄百万师。”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更是盛赞“三国周郎”：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在《三国演义》的作者笔下，风度翩翩、心胸开阔的名士就这样沦为了一个心胸狭窄的卑劣小人。时至今日，我们理应还周瑜一个清白。
桃园没有三结义
“桃园三结义”是《三国演义》开篇第一回“宴桃园豪杰三结义，斩黄巾英雄首立功”中的故事。提起刘备、关羽和张飞，人们总是会联想到他们早年在涿郡张飞庄后那花开正盛的桃园，备下乌牛白马，祭告天地，焚香再拜，结为异姓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的故事。人们一直传诵着这个故事，也有人效仿他们焚香结义。他们三人生死与共的友谊，已深深扎根于后人心中。
刘备
故事发生在东汉末年，那时朝廷腐败，连年灾荒，使得民不聊生。刘备想拯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的百姓，张飞、关羽愿与刘备共同干一番事业。他们三人情投意合，在张飞庄后一桃园焚香礼拜，祭告天地，按年岁结成异姓手足。刘备年长做了大哥，关羽第二，张飞最小做了弟弟。在此后的三十多年中，三人风雨同舟，肝胆相照，终于开创了蜀汉基业。
历史上真的有桃园结义这回事吗？
按《三国演义》的说法，刘备年龄最长，为大哥，关羽次之，张飞则是老三。然而，据史籍记载，事实并非如此。
《三国志·先主传》中无刘备生年，仅说他死于章武三年(223)，时年六十三。先人计算年龄都算虚岁，照此规定往前推，刘备当生于汉桓帝延熹四年(161)。因此，刘备的生卒年代应是公元161—223年。
清朝康熙年间，有人在关羽的故乡解州(山西运城市)掘井时，掘到了关羽祖墓的墓碑，碑上刻有关羽的家世。当时有个叫朱旦的官员据此写了一篇《关侯祖墓碑记》，在文中说关羽生于汉延熹三年(160)六月。这样看来关羽应比刘备大一岁，与《三国演义》中的“桃园结义”有不吻合之处。
也有人对张飞的生年进行了考证，《辞海》介绍：167—221年，根据《关公年谱》“张飞小刘备四岁”之说，应是165—221年。
所以，如果真有桃园结义的话，关羽应该是大哥，而并非刘备。
而且，《三国志》、《资治通鉴》中也从来没有提到过刘、关、张三人结拜的事。
历史上，刘、关、张三人关系确实非同一般。《三国志·关羽传》说，关羽亡命奔涿郡，刘备正在乡里聚合徒众，关羽、张飞便投其门下。后来刘备为平原相，又以羽、飞分别部司马，分统部曲，与二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关羽经常于稠人广坐(在人多集会的场合)，侍立终日，后来徐州失守，关羽被擒，曹操派人劝降，关羽也说：“吾受刘将军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张飞传》也记载：“张飞……少与关羽俱事先主，羽年长数岁，飞兄事之。”《三国志·刘晔传》也说：“且关羽与备，义为君臣，恩犹兄弟。”
关羽
在这里，“恩若兄弟”形容三人关系密切，并不一定是真正的兄弟，关羽、张飞与刘备大多数时间还是“稠人广坐，侍立终日”的君臣关系。
“飞兄事之”倒可以看做张飞把关羽当做兄长来侍奉。把比自己年长的人当做哥哥来看待，称呼某人为“哥哥”，并不一定得是拜把子兄弟才如此称呼，一般我们会把某些年长于己的人尊称为“哥哥”，古今皆是。
可以说，刘、关、张关系确实十分亲密，但他们并未义结金兰，所以，没有史实作证的桃园结义不可全信。
透过风烟看真相——周瑜不曾打黄盖
《三国演义》中很详细地描述了周瑜和黄盖用“苦肉计”诈降，骗得曹操的信任的整个生动的过程。并且由此出现了“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著名歇后语。在很多叙及“苦肉计”的书籍中也都喜欢用“周瑜打黄盖”做例子。可见人们对这段历史的误解之深。之所以说误解，是因为在真实的历史中，周瑜与黄盖并没有演过苦肉计。
根据正史《三国志·吴·周瑜鲁肃吕蒙传》记载：“(孙)权遂遣瑜及程普等与备并力逆曹公，遇于赤壁。时曹公军众已有疾病。初一交战，公军败退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将黄盖曰：‘今寇众我寡，难与持久。然观操军方连船舰，首尾相接，可烧而走也。’乃取蒙冲斗舰数十艘，实以薪草，膏油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先书报曹公，欺以欲降，又预备走舸，各系大船后，因引次俱前。曹公军吏士皆延颈观望，指言盖降。盖放诸船，同时发火。时风盛猛，悉延烧岸上营落。顷之，烟炎涨天，人马烧溺死者甚众，军遂败，退还保南郑。”
从这段严谨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黄盖用的是三十六计中的诈降计，并没有苦肉计，并且提出火烧曹营计谋的也是黄盖。
另外，《三国演义》中黄盖给曹操的诈降信与真实的信件也不一样。黄盖的诈降信是这样写的：盖受孙氏厚恩，常为将帅，见过不薄。然顾天下事有大势，用江东六郡山越之人以当中国百万之众，众寡不敌，海内所共见也。东方将吏无有愚智，皆知其不可。唯周瑜、鲁肃偏怀浅戆，意未能耳。今日归命，是其实。计瑜所督领自易摧破。交锋之日，盖为前部，当因事变化，效命在近。
但是，到了《三国演义》中就变成了：盖受孙氏厚恩，本不当怀二心。然以今日事势论之，用江东六郡之卒，当中国百万之师，众寡不敌，海内所共见也。东吴将吏，无有智愚，皆知其不可。周瑜小子，偏怀浅戆，自负其能，辄欲以卵敌石；兼之擅作威福，无罪受刑，有功不赏。盖系旧臣，无端为所摧辱，心实恨之。伏闻丞相诚心待物，虚怀纳士，盖愿率众归降，以图建功雪耻，粮草军仗，随船献纳。泣血拜白，万勿见疑。
从艺术欣赏的角度来说，《三国演义》中的说法更加生动、感人。但是既然为演义，就意味着它可以依据正史或野史做不同程度的虚构。我们还是不能把小说当成正史。从尊重历史的角度而言，还是应该相信正史。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在提及赤壁之战中周瑜、黄盖的表现时是这样写的：瑜等在南岸，瑜部将黄盖曰：“今寇众我寡，难与持久。操军方连船舰，首尾相接，可烧而走也。”乃取蒙冲斗舰十艘，载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幕，上建旌旗，预备走舸，系于其尾。先以书遗操，诈云欲降。时东南风急，盖以十舰最著前，中江举帆，余船以次俱进。操军吏士皆出营立观，指言盖降。去北军二里余，同时发火，火烈风猛，船往如箭，烧尽北船。
在这段记载中，我们也只能看到黄盖“先以书遗操，诈云欲降”而已，并没有发现黄盖使用过什么“苦肉计”。
《三国演义》作为我国的四大名著之一，其中真真假假，虚实难测的计谋较量让读者激动不已，并为之着迷，为之痴狂，于是情不自禁就把里面的情节当成了活灵活现的历史，这并不是什么大错。但是，在领悟其中精华的同时，又能明确真实的历史常识，才是理性之举。
诸葛亮没有设“草船借箭”之计
诸葛亮是许多人崇拜的人物，是三国时期蜀国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
《三国演义》第46回中诸葛亮“草船借箭”的故事是十分精彩的。话说当夜江面雾气重重，漆黑一片，诸葛亮借着满天大雾，把20只战船开到曹军寨前擂鼓呐喊，故意制造出一种击鼓进兵的声势。曹操怕有埋伏不敢妄动，便派6000个弓弩手放箭。结果，诸葛亮轻易地得到了十万多支箭，不仅挫败了周瑜的阴谋，还直接削弱了曹操的军事力量。
读完这段故事，我们常对诸葛亮的神机妙算赞叹不已。
根据《三国志》的记载，“草船借箭”的真实情况是：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正月，曹操与孙权对垒濡须(今安徽巢县西巢湖入长江的一段水道)。初次交战，曹军大败，于是坚守不出。一天，为了观察曹军的部署，孙权借水面有薄雾，乘轻舟从濡须口闯入曹军前沿。孙权的轻舟行进五六里，并且鼓乐齐鸣，但曹操生性多疑，见孙军整肃威武，恐怕有诈，不敢出战，喟然叹曰：“生子当如孙仲谋，刘景升儿子若豚犬耳！”随后，曹操下令弓弩齐发，射击吴船。不一会儿，孙权的轻舟因一侧中箭太多，船身倾斜，有翻沉的危险。孙权急中生智下令调转船头，使另一侧再受箭。一会儿，箭均船平，孙军安全返航。曹操这才明白自己上当了。
《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为了突出诸葛亮的才智、功绩，把“草船借箭的主人公”从孙权移植到诸葛亮的身上，随着《三国演义》的广为流传，老百姓便认定“草船借箭”的主角就是诸葛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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