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姓》只收录了100个姓吗
在一场益智比赛中有一道判断正误的题：《三字经》是三个字一句的读物，《百家姓》收录了100个姓氏，《千字文》由1000个汉字组成。结果参赛的三个小组共15个人没有一个人认为此题有误。看来，好多人都误以为《百家姓》就只收录了一百个姓。这是对历史常识的误解。
中国历史上有关姓的确切记载始于西周时期，《百家姓》成书于北宋初年，共收录了488个姓氏。
《百家姓》中共收录了单姓408个，复姓80个，加起来就是488个，远远超过了100个。并且，《百家姓》中的488个姓氏并没有囊括当时所有的姓氏。比如说，东魏时写过“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大将军斛律金的姓氏“斛律”，还有北魏时代著名农民起义领袖破六韩拔陵的姓氏“破六韩”也没有收录，还有诸如“尔朱”等好多姓氏都未曾收录进《百家姓》。
根据有关专家的不完全统计，见于中国历代典籍的姓共有6363个，其中单姓3730个，复姓2633个，另有146个三字姓和7个四字姓。
中科院遗传所研究员杜若甫等人根据对1982年全中国内地人口普查资料的随机抽样调查，通过电脑处理，编出一部《新百家姓》，这部《新百家姓》所收姓氏倒真正是100个，使用人数占汉民族总数的87%，分别是：
李、王、张、刘、陈、杨、赵、黄、周、吴、徐、孙、胡、朱、高、林、何、郭、马、罗、梁、宋、郑、谢、韩、唐、冯、于、董、肖、程、曹、袁、邓、许、傅、沈、曾、彭、吕、苏、卢、蒋、蔡、贾、丁、魏、薛、叶、阎、余、潘、杜、戴、夏、钟、汪、田、任、姜、范、方、石、姚、谭、廖、邹、熊、金、陆、郝、孔、白、崔、康、毛、邱、秦、江、史、顾、侯、邵、孟、龙、万、段、雷、钱、汤、尹、黎、易、常、武、乔、贺、赖、龚、文。
古今不同，我们不能因为今天这100个姓氏占汉民族使用者的一半以上，就想当然地以为古代也是如此。同样，我们也不能因为《百家姓》前边有个“百”字，就武断地以为它收录了100个姓氏。
曹雪芹写的书名不叫《红楼梦》
长篇小说《红楼梦》代表了中国古典小说的最高成就，它不但在国内家喻户晓，而且在世界文坛上也是举世公认的文学名著。但是，曹雪芹当初写的小说名并不叫《红楼梦》。
曹雪芹，名霑，字梦阮，号雪芹，又号芹溪、芹圃。他一生爱书石，也爱写石头。曹雪芹的曾祖母孙氏，曾是康熙皇帝的保姆。康熙二年，他的曾祖父曹玺担任江宁织造之职。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和康熙自幼便有深厚的友谊，康熙五岁受书时，曹寅就是伴读，后曹寅又选授銮仪卫事，侍康熙左右，两人的关系更加密切了。曹寅一代是曹家的鼎盛时期，曹寅的两个女儿，都被选作王妃。康熙六次南巡，有五次都以曹家的江宁织造署为行宫，可见当时曹家当时之显赫。曹家祖孙三代四人担任江宁织造之职共60余年。公元1722年11月，康熙不幸病逝，雍正上台后党同伐异，曹雪芹之父受到牵连，被免职抄家。曹家自抄家后，家道急剧败落。曹雪芹一生正好经历曹家盛极而衰的过程。因其祖、父均有较高文字造诣，又使他耳濡目染，养成了深厚的文学艺术修养，穷困潦倒的生活并未使曹雪芹倒下，他“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写出了一本可以传诸后世的不朽之作。这本书写于曹雪芹凄凉困苦的晚年，创作过程十分艰苦。可谓“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可惜没有完成稿，他就因幼子夭折，感伤成疾，在贫病交迫中搁笔长逝了。
只是，这位曹公做梦也没有想到，他的这部传世之作的名字会一而再、再而三地被“篡改”，改为现在人们所熟知的《红楼梦》。
不错，曹雪芹在作品开头的确曾写道：“开辟鸿蒙，谁为情种？都只为风月情浓。趁着这奈何天，伤怀日，寂寥时，试遣愚衷。因此上，演出这怀金悼玉的红楼梦。”但是当时曹雪芹给这本以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等人的爱情故事为主线的书定的书名并不叫《红楼梦》。
与曹雪芹同时代的清人裕瑞在《枣窗闲笔》一书中曾这样写道：“旧有《风月宝鉴》一书，又名《石头记》，曾见抄本卷额，本本有其脂砚斋所批语，引其当年事甚确，易其名曰《红楼梦》。”
清人戚蓼生是乾隆三十四年进士，也是曹雪芹著作的最早刻印人之一，他的刻本即以《石头记》为名，并附有一篇《石头记序》专论曹雪芹这部著作的艺术特色，此刻本与当时流行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一样，都可证明雪芹生前从未以《红楼梦》命名他的书稿。
曹雪芹雕像
《庄子·逍遥游》宣扬“绝对自由”吗
庄子的《逍遥游》是大气磅礴、构思奇妙的千古佳作，但是长期以来却一直被打上“绝对自由”和“虚无主义”的标签。
其实，这都是未读懂《逍遥游》，是对它的曲解。
首先，《逍遥游》运用想象、寓言和传说，反复论证了“小”和“大”的区别。
庄子
你看：在北海有一条身躯大得“不知其几千里”叫做“鲲”的鱼，化作脊背“不知有几千里”叫做“鹏”的鸟，奋起高飞，翅膀大得就像天上的云，在九万里高空飞翔，一飞就是六个月。游气、尘埃、小生物，都是被风吹着在空气中游荡的呀！天穹苍茫，高远无极，都被展翅高飞的大鹏一览无余。”
这是何等的磅礴，何等的豪迈！而逍遥正蕴涵在这种磅礴、豪迈的气势之中。
水积不厚无力载负大船，风积不厚无力托负大翼。这是再简单不过的真理。同样，大鹏之所以高飞九万里，毫无阻挡地飞往南海，那是借助了下面托负它的巨大风力啊！
树林间的蝉和斑鸠，却自鸣得意地讥笑大鹏：何苦高飞九万里，还要飞到南海呢？
《逍遥游》着重阐述的“小智”和“大智”、“小寿”和“大寿”的区别。这种充满辩证主义的思维方式怎么可能“绝对”？
“‘朝菌’不知道有早晚，夏蝉不知道有春秋。这就是‘小寿’。而‘灵龟’以五百年为一春一秋，‘大椿树’则以八千年为一春一秋，这才是‘大寿’。然而只活了八百岁的彭祖却以大寿闻名，被人们津津乐道，这不是很可悲吗？”
“小”和“大”本是客观存在着的事实，各有各的逍遥。要是己小却不理解“大”，甚至加以讥笑的话，那就是“小智”，是燕雀不知鸿鹄之志的悲哀。
文章向人们昭示和倡导的是“大智”，“无所可用，安所困若哉”是突破世俗的权、势、功、名、利、禄、物、我、生、死等的束缚，顺应自然，使精神达到无记挂、无阻碍的“逍遥自在”，乃至“无己”，即“物我两忘”的境界。
庄子所说的“无待”，并非人们一直指责的不讲条件或脱离任何条件的“绝对自由”，而是顺应自然规律，把握六气变化之道，以遨游于宇宙的逍遥自在！
《逍遥游》向我们昭示的思想境界是：崇尚“大智”，崇尚像大鹏那样的雄健体魄、磅礴气度，尤其是顺应自然规律，凭借厚积的风力扶摇直上九万里，直飞南海天池的气概。能像大鹏那样展翅高飞，就可逍遥自在。大鹏之游就是庄子所提倡的“逍遥游”。
这种无拘无束的逍遥自在虽然带有理想主义的色彩，但既没有宣扬不讲条件的“绝对自由”，也没有宣扬“虚无主义”！如果这算绝对主义的话，那诸葛亮“非淡泊无以明志”，李白的黄河之水天上来，是否是绝对主义、虚无主义？
“中庸思想”不等于“折中思想”
一提起中庸思想，许多人便会认为中庸就是折中思想，是油滑世故无原则，是蒙蔽人们思想的病根，是阻碍社会发展的绊脚石，是酱泡软化中国人血性并导致近代中国差点亡国的罪魁祸首。
对于中庸这个概念，许多人只是从其字面上加以理解为“过犹不及，执两用中，不偏不倚，不左不右和取其正中等”。这样理解，其实是对中庸的曲解，比较表面化、简单化，未能掌握其真谛。中庸之道并不是算术概念中的平均数和中位数，它常因人、因事而异，是不断变化发展的，不是机械的生搬硬套。譬如吃饭，每个人的饭量不同，饭量大的吃三碗比较合适，饭量小的两碗比较适合，在这里不能绝对取其平均数，将两碗半敲定为人最合适的饭量；同时，即使是同一个人在不同时期，饭量也迥然不同。所谓的中庸不能简单地划定为某个中间数字或愈趋向中央愈好，中庸之道应该是取其最合理、最合适的部位。
中庸思想的内涵实质是要求我们认识客观规律、遵循客观规律，对任何事物都持谨慎与理智的态度，不盲从、不躁动，适可而止。儒家的中庸首先是指适宜、符合“礼”的行为。“庸”在这里做用讲，“中庸”的含义就是使自己的行为为适宜、符合实用，也就是符合“礼”。在《礼记·仲尼燕居》中：“子曰：敬而不中礼，谓之野，恭而不中礼，谓之给，勇而不中礼，谓之道……子贡越庸而对曰：敢问将何以为此中者也？子曰：礼礼，夫礼所以制中也。”由此可见，孔子所谓“中”是以“礼”的要求为标准的。
孔子
《中庸》里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的“中”就是用来指人的内心世界，如《礼记·乐记》所谓“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左传》中所谓“信不由中，质无益也”。在《中庸》之所以用“中”指含而未发的喜怒哀乐之情是为了说明：礼是道德准则，是根源于人的含而未发的内心的。
由此可见，“中”是内外贯通的。一方面，“中”是指人内心的某种状态，即含而未发的内在要求；另一方面，“中”又是外在的，即表现于外部行为上的“中道”，合于礼。内心的“中”是行为“中道”的前提，而行为的“中道”则是内心之“中”的结果。
总的来说，所谓“中庸”，就是要以人的内在要求如人性、本心等为出发点和根本价值依据，在外部环境包括自然的和社会的环境中寻求“中道”。也就是使内在要求，在现有的外在环境与条件下，得到最适宜的、最恰当的、无过与不及的表达与实现。这也就是《中庸》所说的“致中和”、“合内外之道”。如果人们能恰到好处地修身处世做事，则“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所以，“中庸思想”不是“折中思想”，中庸思想其实是一种伦理学说，也是一种思想方法。它强调的是内心之“中”与外在之“节”的准确契合，以达到“和”的大功用；而“中”的基本原则是适度，无过不及，恰到好处。追求中常之道，内外协调，保持平衡，不走极端。
孟子没有主张“性善”论
大多数人一直认为孟子主张性善论，大多数人也对此深信不疑。但实际上这是对孟子思想的错误认识。
孟子
孟子所处的时代，人性问题已经成为热门话题，出现了立论各异的学说。据《孟子·告子下》载，当时已有“性有善有不善”、“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有性善，有性不善”等各种不同的说法。孟子之后还有荀子的“性恶论”，商鞅和韩非的人性“好利恶害”等观点。这些人性学说基本上都是以人的“食色”等自然生理属性来定义人性的。唯有孟子的人性论独树一帜：他对人的自然生理属性和社会道德属性作了严格区分，认为前者只是“性”，后者才是“人性”。
孟子是在人与动物的比较中界定“性”与“人性”的。他所说的“人性”就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包括“人皆有之”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他认为，凡是人，都有这“四心”，没有这“四心”的就不能算作是人。可见，“四心”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之所在，亦即人性的具体内容。
人除了具有与动物不同的“四心”之外，还有与动物的相同之处，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但他并不把这些看做人的本质属性，因而也不认为它属于“人性”，只称之为“性”。“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他所说的“性”显然就是人的生理欲求，即人跟动物相同的自然属性；而“人性”，则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的道德属性，集中表现为能够把人和动物区别开来的仁义礼智等善德。为显示这两者的不同，孟子在称“人性”时，通常总是在“性”之前加上“君子”、“其”等限定语，以免与表明人的“食色”等生理欲求的“性”相混淆，如“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尽其心者，知其性也”。
孟子对人的“人性”与“性”，是有着严格区分的。他说：“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一味满足人的“性”(自然属性)而不进行道德教化，人就会变得跟禽兽相差无几，“性”是陷人于不仁不义的罪恶之源。因此，一提到“性”和“欲”，他就告诫人们要“忍”、要“寡”；而一谈起“人性”或“四心”时，则视为“善端”并赞美备至，极力主张要“养”、要“存”、要“扩充”。由此可见，“性”和“人性”在孟子心目中是泾渭分明、不容混淆的。他所主张的实际是“人性善”而非“性善”。对于表明人的自然欲求的“性”，在他看来不仅不善，甚至可以说是“性恶”了。孟子从“人性”为善端，“性”为恶源的认识出发，进而提出扩充善端、抑制恶源的道德修养原则。
因此，孟子所主张的并不是“性善”论，而是“性恶”论和“人性善”论。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没有主张愚民
在《论语·秦伯》里，孔子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按照字义，这句名言大意是：国家统治人民，指使驱赶他们去做事就行了，不要让他们明白他们在做什么。在很多人看来，这句话主张的就是愚民政治，老百姓嘛，让他们知道那么多干什么？最好都是浑浑噩噩的顺民，只知道照着我们的意思去庸庸碌碌一辈子。这句训诫不可谓不恶毒，它被千百年来中国的大小封建统治者奉为至宝，抹杀了很多的真理与人民的创造性。
但实际上，孔子并没有主张过愚民，这只是后人别有用心地断章取义，刻意在句子的中间用一个不恰当的“句读”使这句话产生了歧义。如果我们结合上下文的语境，就很容易得出这句话正确的分句方法：“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孔子的整句话就是说，诗、礼、乐这三样东西是教育民众的基础，一定要抓好，如果人民掌握了诗礼乐，那是好事情，应该让他们自由发挥，如果人民还没有掌握的话，我们就要去教化他们，让他们知道和明白这些东西。
孔子讲学图
由此可见，孔子的这句话并没有愚民的意思。从孔子的一贯主张来看，他并没有赞成过愚民政策。孔子打破“学在官府”的知识垄断局面，是中国第一个创办私学的人，他让很多平民享受到了受教育的权利。他提倡“有教无类”的普遍教育理念，有弟子三千，七十二贤人，并把一生的精力奉献给了教育事业。他主张的是不断学习探索未知的东西，“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这样的人怎么会主张实行愚民政策呢？
从历史上看，孟子是孔子的忠实信徒和继承人，孟子主张民贵君轻，主张民贵君轻的人提出愚民主张的话绝对会自相矛盾的。当然，孟子不是孔子，孟子比孔子晚一百多年。如果孔子存在严重的愚民倾向，不会不在孟子的著作里有所体现。
因此，当我们在看待一句话的时候，一定要把那句话放在全文，放在作者的思想体系里，放在整个社会大背景下来理解，而不能断章取义就把一句经典好话给误解了，否定了。
“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不是女性的贞节牌坊
朱熹在他的《与陈师中书》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柏杨认为：“中国对妇女的贞操问题，尺度一向很宽。像当过短期宰相的范仲淹的母亲，在范仲淹父亲死了后，即行再嫁，没有人对她轻视。到了程颐，才开始对妇女加强迫害，订立片面的苛刻标准，即男人可以随便再娶，妇女则绝对不可以再嫁。曾有人问他：‘寡妇贫苦无依，能不能再嫁？’程颐断然说：‘绝对不能，有些人怕冻死饿死，才用饥寒作为借口。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朱熹
程颐和很多人都把“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句话给狭窄化了，实际上朱熹当初的这个观点并非专门针对女性提出来的。他的这套理论学的主要思想宗旨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一套做人的哲学学说，是教导人们如何做一个杰出的人、高尚的人、了不起的人、伟大的人……朱熹本人从来没有针对女性提出些什么具体要求，更没要求女性要把贞操看得比生命还重要。他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主要是针对君子和大丈夫提出来的，是宣扬士人刚健挺拔的道德理性和节操意识，所指的是一个男人的气节与骨气。“失节”重于“饿死”，“气节”重于“生命”，这涉及人生观、生死观的问题，是对男人较高层次的精神要求。
朱熹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与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一样，表现的是对个体精神价值的认识，显示了一种藐视权贵的浩然正气和凛然不可侵犯的独立自主人格。这既是孟子坚守仁义节操的自我写照，又是对中华民族不畏强暴、坚守正义、刚直不阿、英勇奋斗等优良传统的概括和总结。这种大丈夫气概，成为鼓舞人们为正义而英勇奋斗的精神力量，对后代许多刚直不阿、忠贞不渝的志士仁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民族英雄文天祥就是这样一个坚守民族气节的人，他生前的“衣带诏”里是这样写的：“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明清之际的洪承畴就因为缺少这种“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舍生取义精神，所以当了汉奸，背叛了国家，背叛了民族，毫无节气可言，成为民族的败类。而年仅17岁的夏完淳却能始终坚守“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高尚精神，和文天祥一样保持了自己气节和尊严。
“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为严将军头，为嵇侍中血。为张雎阳齿，为颜常山舌……”他们正是因为坚持“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大义而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正是这种对信仰执著追求、刚强坚毅的浩然正气，不畏强暴誓不低头的气节，支撑起中华民族的血性。
朱熹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与“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也”，与“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精神内涵是一致的。它是一种崇高的品德与境界，是儒家思想中宣扬的自强不息与不畏强暴的精神与信念，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高尚气节，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骨气。
所以说，朱熹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指的是一种精神气节，而不是轻视妇女、灭绝人欲的封建糟粕。
贾母才是大观园中“一把手”
提起大观园中最具实权的人物，人们往往第一个就会想到王熙凤。她在大观园里呼风唤雨的本领可不是一般人能比的。
王熙凤深得贾母的宠爱，管理家里的大小事物，在贾府可称得上是大权在握的实权人物。但是，很多事情王熙凤仍需向贾母请示报告。“善将将者”才是真正的第一高手，大观园中的一把手依然是贾母。这个自称“老废物”的史老太君其实最懂得一把手之道，不显山不露水，谈笑之间就稳稳控制住局势，是整个贾府中最深藏不露之人。
贾母看上去无所事事，实际上却是贾府里的镇宅之宝。她不但是贾府秩序的保障，而且也是贾府的文化带头人。她为大观园里的风花雪月捧场，积极寻找各种娱乐项目，批评评书里的老套观念，她在家庭装修方面的艺术天分至今仍受人称赞。有了她，荣国府这台庞大而衰老的机器至少还能正常运行，还能保持些许健康清新的气息。相比之下，宁国府的无法无天、乌烟瘴气，正是因为少了这么一个智慧的老太太。
与大多数一把手一样，贾母也有坚硬锐利的一面，身怀利器，隐而不发。在她慈祥温和的背后，你能看到寒光闪烁，随时都有可能亮出，割开与他人之间的距离。上一刻还和颜悦色，下一刻就会疾言厉色。这是作为一把手必备的优良素质。毕竟盯着她的人太多了，或是有所求，或是想要蹬鼻子上脸，保持一定的距离和原则才能当好一把手。
比如在《红楼梦》第七十三回中，贾母认为值夜班的老妈子聚众赌博会给园中带来不安定的严重后患，“夜间既耍钱，就保不住不吃酒，既吃酒，就免不得门户任意开锁。或买东西，寻张觅李，其中夜静人稀，趋便藏贼引奸引盗，何等事作不出来……这事岂可轻恕！”贾母才刚定了调子，下面的人立即卖力追查，可见其威力。结果查出的三个人都是平时最得宠的人，一个是林之孝家的两姨亲家，一个是园内厨房柳家媳妇之妹，一个是迎春的乳母。黛玉、宝钗、探春等一起为她们求情，但是贾母却毫不容情地给驳了回去，说：“你们不知，大约这些奶子们，一个个仗着奶过哥儿姐儿，原比别人有些体面，他们就生事，比别人更可恶，专管调唆主子护短偏向。我都是经过的。况且要拿一个作法，恰好果然就遇见了一个。你们别管，我自有道理。”黛玉、宝钗、探春等只得罢了。
上述这段话足可见贾母作为一把手不容侵犯的原则和铁腕。别看她平时和蔼可亲，对一个小道士也要连叹数声“可怜见的”。但在关键时刻，是任谁也不能阻碍她的意志的，她从来就不是李纨那样的大善人，会把姐妹们的面子放在心上。
即使是从一些细节点滴里，我们也能很容易地窥见贾母的一把手面孔。比如刘姥姥二进大观园，贾母携她玩乐一天，亲切地喊她老亲家，戏称自己是老废物，好似全无架子。但是等这一天过完，刘姥姥前来辞行，贾母只令鸳鸯带几句话，全无昨日的亲密无间。可见，贾母跟所有的一把手一样，偶尔有可能降尊纡贵，但却不大会随便跟谁交上朋友。
深藏不露才是真正的高手，贾母成长于四大家族的鼎盛时期，受到过优良的教育，在大家族的钩心斗角中，在十年媳妇熬成婆的过程中，不动声色的权谋技巧早已修炼得炉火纯青。大观园里能窥见这一层的也只有薛宝钗和当事人王熙凤。在第三十五回里，薛宝钗是这样说的：“我来了这么几年，留神看起来，凤丫头凭她怎么巧，再巧不过老太太去。”还有一个是王熙凤。贾母夸她，又忧虑她聪明太过，怕活不长。王熙凤说，“这话人人都说，人人都信，只有老祖宗不该说，不该信，老祖宗只有比我聪明十倍的，怎么这样福寿双全呢？”贾母听得哈哈大笑。王熙凤的话不全是马屁，只有聪明人才能看出聪明人的聪明来，她们这老中青三代人，倒也有些惺惺相惜，自然也知道自己在大观园中的分量与地位。
淮河不是橘与枳的楚河汉界
在中学课本上有篇叫《晏子使楚》的课文里描写了这样一个故事：齐国的晏子出使楚国，楚王赐晏子饮酒，酒意正浓时，两名公差捆着一犯人来见楚王，楚王故意问：“捆着的人是干什么的？”公差说：“是齐国人，犯了盗窃罪。”楚王看着晏子说：“齐国人都是善于偷盗的吗？”晏子离开坐席回答说：“我听说，橘树生长在淮南就结橘子，生长在淮北就结出枳，叶子仅仅相似，它们的果实味道不同。原因是什么呢？水土不同。现在这人在齐国不偷盗，到了楚国就偷盗，莫不是楚国的水土使百姓善于盗窃？”“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于是很多人就因此误以为淮河是橘与枳的分界线。事实并非如此。
淮河，是我国的著名大河。它源于河南省桐柏山，流经河南、安徽等省，最后流入江苏省的洪泽湖。洪泽湖以上，河长845公里，流域面积16.4万平方公里。洪泽湖以下，主流出三河经高邮湖由江都县三江营入长江。全长约1000公里，流域面积18.7万平方公里。下游原有入海河道，公元1194年黄河夺淮以后，河道淤高，遂逐渐以入江为主。但是不管怎样更改河道，淮河以北仍然不能包括广东一带。
《辞海》中说我国“北至山东，南至广东”均有枳树分布，这说明，枳树既可以生长于淮北，更可以生长于淮南。
“橘”也一样，《辞海》中明确指出“橘”与“柑”通。“学名CitrusPeticulata.芸香料。常绿灌木或小乔木。单身复叶，叶翼小。春末夏秋开白色花，单生或丛生。果扁圆形，红或橙黄色，中心柱大，味酸甜不一。种子多为多胚性。性较耐寒。用嫁接、压条、实生等法繁殖。果供生食或加工，果皮、核、叶供药用。原产我国，我国中部和南部各地均有栽培。”这段解释中最重要的是“我国中部和南部各地均有栽培”。我国自古以秦岭淮河为南北方的分界线，但谁敢担保淮河以北一棵柑橘也不能生长呢？
淮河自然不是橘与枳的分界线，其实晏子当时也只是为了维护齐国的荣誉而打了个“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个比方，来说明齐国人在齐国不偷盗，来到楚国后受到楚国偷盗之风影响才偷盗的。我们既不能要求喻体和被喻体绝对等同，更不能把临时拉来的喻体当成百分之百的真理，认为橘生长在淮河就为橘，生长在淮北则变成枳。
“倭寇”不全是日本人
倭寇服
中国古代称日本为“倭”，而将“倭”和“寇”连在一起，则是从《明史》开始，照现在的翻译法翻译，就是“日本侵略者”。
人们对倭寇的初始印象大都来自于电影、电视——穿着奇怪的衣服，留着八字小胡的坏蛋形象。提到倭寇，人们会联想到日本海盗。
其实，倭寇并非全是日本人，我们只要清楚当时的历史，就会明白。
倭寇的活动时期是在15世纪至16世纪，依照其参与“海盗行为”的成员，可划分为前期倭寇和后期倭寇：
前期倭寇是指从元末、明初到正德年间，以日本海盗为主的海盗，主要攻击范围为当时臣服于元朝的高丽(今朝鲜半岛)。由于先前臣服于元军的高丽军，在元世祖忽必烈两次进攻日本的军事行动中，对日本的对马、壹岐、松浦、五岛列岛等地的居民进行屠杀，因此前期倭寇以这些地区的残存者为主要构成，对于朝鲜沿海进行报复性的海盗行为，目的一方面在于夺回被俘的岛民，一方面则在掠夺粮食以弥补因遭虐杀而下降的农业生产力。朝鲜史取对马岛、壹岐岛、平户岛三地之名，称为“三岛倭寇”。清朝的徐继畭所著《瀛环志略》，以及朝鲜的安鼎福所著《东史纲目》，均指出：倭寇的起因在于朝鲜人(高丽人)配合蒙古侵日行为所引发的复仇。
之后随着明朝与日本间贸易的频繁往来，以及对马岛与朝鲜之间的贸易开放，前期倭寇也逐渐减少。
前期的倭寇，是以日本人为主体，故被称为“真倭”。
在1523年，为向明朝朝贡，细川氏和大内氏派出的朝贡使节在浙江宁波起争执，即“宁波之乱”。由此明日贸易一度中止，通过倭寇的私货贸易开始盛行。加上日本的应仁之乱，幕府治理倭寇之乱，倭寇借机再次猖獗活动。
《明史》记载：“大抵真倭十之三，从倭者十之七。”后期倭寇是以私货贸易的中国人为主要成员。这是因为，明朝终止了私货贸易，对此反对的中国和朝鲜商人纷纷假扮起倭人，将浙江双屿及福建月港占为据点。后期，葡萄牙和西班牙等欧洲人和日本的博多商人也参与到倭寇当中。
从上可以看出，倭寇并非全是日本人，也有一些顶冒倭寇之名的中国人、朝鲜人，但是，具有丰富强盗经验的日本人，始终是海盗行动的中坚力量。
陈胜、吴广并非贫苦农民
在我们所接受的历史知识中，陈胜、吴广领导的起义，被称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他们揭竿而起，点燃了人们心中抗秦的怒火，一时间“云集响应”，最终推倒了秦王朝的“大厦”。
他们是率先举起反秦大旗的功臣，至于他们的身份，自然也是处于秦王朝最底层的贫苦农民了。
原因在于司马迁在《史记》中写的两句话：一是“陈涉少时尝与人佣耕”，还发出了“苟富贵、毋相忘”的自我宽慰与愁叹。二是“二世元年七月，发闾左谪戍渔阳，九百人屯大泽乡，陈胜吴广皆次当行”。
秦时的闾左住的是贫民，闾右住的是富人。古时有“凡层以富为右，贫弱为左”的说法。
“屯长”一词很关键，从此词可以推测出陈胜与吴广当时的身份和地位。
《正韵》说：“勒兵而守曰屯。”《陈胜传》注：“人所聚曰屯，其为长，帅也。”即一屯之主将或统帅，是秦代军队中的下级军官，属于秦二十级爵位中的第五级爵位大夫，职俸是二百石，是仅次于县尉的带兵干部，这样看来，这个“屯长”决不是一般贫苦农民可以担任的。在秦代，当官为吏必须有爵位，秦律法，基层官吏是由豪帅担任的，不会随随便便从闾左贫民中随意挑出充任，一般贫民也没有资格任任何官职。陈胜、吴广被任命为屯长，说明他们要么是地方豪强，要么是有爵位的人。
在《史记》的一些细微之处，也透露出了陈胜、吴广与普通农民间巨大的身份差别，起义前，陈胜的第一句话是“公等遇雨……”这个“公”字，在古文中对自己来说是一个谦词，表示对别人的敬重，“等”字则点明了人数较多。同时它还表明了，陈胜与他的对话者的身份，是根本不同的。接下来“藉弟令毋斩……”中的“藉”字的含义，应与今天我们常用的“即使”、“即令”相通，有表示退让的意思；而“弟”字则更是在众人面前对自己的谦称，从而说明陈胜的身份与戍边农民是有区别的。这段话的完整的意思应该是：诸位遇到天降大雨，戍边已经失期，按法律都得杀头，即使兄弟我下令不斩，你们的前途也十分悲惨，因为戍边的死者占十分之六七……“藉弟令毋斩”中的“令”字，没有一定权势是说不出来的，更何况还是“令毋斩”！
从中我们可以梳理出他们的人生轨迹：城邑平民出身，有冠还有字(刘邦当时便没有字)，有特殊背景，掌握着九百名戍边农民的命运，绝非无地、无宅、无地位的贫苦农民那样简单。
班昭不值得女性崇拜
班昭是中国历史上知名度极高的杰出女性，她从小便熟读儒家经典和史书，长大后，又掌握了丰富的天文、历史、地理等知识，是古代四大才女之一，她的渊博学识和模范言行被世人称颂，而她一生中最让人津津乐道的有三件事：续《汉书》、教授后妃和撰写《女诫》。
《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是正史中写得较好的一部，人们称赞它言赅事备，与《史记》齐名，全书分纪、传、表、志几类，它凝结着班家两代人的心血。还在班昭的父亲班彪的时候，就开始了这部书的写作工作，她的父亲死后，她的哥哥班固继续完成这一工作。
班固，字孟坚，九岁能作文，稍大一点，博览众书，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不料就在他快要完成《汉书》时，却因窦宪一案的牵连，死在狱中，留下未完成的《汉书》。班昭痛定思痛，接过亡兄未完成的工作继续前进。
好在班昭还在班固活着的时候就参与了全书的撰写工作，后来又得到汉和帝的恩准，可以到东观藏书阁参考典籍，所以写起来得心应手。
《汉书》出版以后，获得了极高的评价，世人争相传诵，虽然班昭参与了撰写，但她很谦逊，仍然冠上了她哥哥的名字。
这样一位才华出众的女子，不是很值得女性学习和崇拜吗？为什么本文题目是“班昭不值得女性崇拜”呢？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班昭在70岁高龄的情况下，写出了《女诫》，《女诫》包括“卑弱”、“夫妇”、“敬慎”、“妇行”、“专心”、“曲从”和“叔妹”七篇。本是用来教导班家女儿的私家教科书，不料京城世家却争相传抄，不久便风行全国各地。
在“卑弱”篇中，班昭引用《诗经·小雅》中的说法：“生男曰弄璋，生女曰弄瓦。”认为女性生来就比男性地位低下，必须“晚寝早作，勿惮夙夜；执务和事，不辞剧易”，才能恪尽本分。
在“夫妇”篇中，认为丈夫比天还大，须敬谨服侍，“妇不贤则无以事夫，妇不事夫则义理坠废，若要维持义理之不坠，必须使女性明析义理。”
在“敬慎”篇中，主张“男子以刚强为贵，女子以柔弱为美，无论丈夫是对是错，女子应当无条件地顺从丈夫”。
在“专心”篇中，强调“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文”，事夫要“专心正色，耳无淫声，目不斜视”。
《女诫》在压抑妇女思想方面是最彻底的，因为这是女性自己宣扬的，影响非常大，可以说班昭的《女诫》影响了中国女性两千年。
它鼓励女性凡事逆来顺受，一切以谦顺为主，凡事应多加忍耐，这极大地禁锢了女性的思想与自由。
因为《女诫》得到了最高统治者的欣赏和班昭学生的推崇，所以得到了广泛传播，影响也极其深远。
它让女性在骨子里认为，女人天生就是男人的奴仆，它甚至“唆使”女性以极端的行为来证明自己的忠诚与坚贞。
同时，女人还是家庭的奴隶，卑弱、敬顺、专一、曲从是女性的代名词。
就这样，《女诫》一点点摧毁了女性的自信心，把女性排挤出社会的大舞台，最终沦为男人手中苍白的玩偶。
这样的班昭，哪里值得女性崇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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