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也用网络流行语
有一个词相信大家在上网时都用过，那就是“呵呵”。在开心时，用“呵呵”；不想回答问题时，用“呵呵”；在无话可说时，用“呵呵”；没事“呵呵”两声，代表自己的存在。
但是，不要就此认为“呵呵”是现代网络产物，翻阅一下苏东坡的信札你就会发现，原来“呵呵”一词在古代也很流行，苏东坡早就将它用在书信中了。
熙宁八年，苏东坡在讲自己写《江城子·密州出猎》时很得意，在《与鲜于子骏》中写道：“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意思是我的小词虽然没有柳七郎那么“红”，但也自成一家。
元丰元年(1078年)，苏东坡跟文与可开玩笑，在《与文与可》一信中写道：“不尔，不惟到处乱画，题云与可笔，亦当执所惠绝句过状索二百五十疋也。呵呵。”文与可如果不给自己画画的话，苏东坡就要自己到处去乱画，而且还要署上文与可的名号，或者拿着他给自己承诺画画的绝句去告状，索赔250匹布帛。
黄州时期，苏东坡又在《与陈季常》一信中写道：“一枕无碍睡，辄亦得之耳。公无多奈我何，呵呵。”信中苏东坡吹牛：只要自己晚上睡得好，陈季常要自己和的词，一会儿就能搞定，难不倒他。
在字里行间，我们看到一个率真、孩子气的苏东坡，很爱开玩笑。可见，“呵呵”这个如今流行的网络用语，古代就已被使用过了。所以，千万别隔着门缝看待古人，古人也是很现代的。
宋朝流行“小报”
小报，就是民间私营的报纸，与公报区别开来。令现代人大跌眼镜的是，小报这种看似现代产物的事物在宋朝便已出现，而且很流行。
在出现小报之前，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古代具有中央政府公报性质的“邸报”，又叫“朝报”。
邸报是古代政府用来向下发布命令、书诏、章表、辞见等方面内容的公开印刷品。它在朝廷的直接管理下统一发布。其传播内容主要是皇帝的谕旨、臣僚的奏折、官臣任免、宫廷动态等公告性材料，由朝廷及其他官方机构发布。邸报的形式单一，只是材料的简单堆砌，没有分栏，没有标题，没有分版面，没有广告，只是特别短小的消息，甚至短到如我们当今的标题新闻。
朝廷对邸报的内容严格把关，凡是有损帝王威望，影响社会秩序的消息，都不予刊登，完全反映统治阶级的意志。在这种耳目闭塞的情况下，百姓急于了解形势的情况下，“小报”便应运而生。
北宋后期，就有人假冒“朝报”的形式，私自发行报纸。到了南宋，私营的“小报”十分流行。小报未经官方审查，在民间私自传抄或刊印，它的新闻内容来自官方，但是由于传播者各取所需，所以内容少不了一些捕风捉影的材料，真假难辨，被官方禁止。自小报产生起，当局就将其视为非法出版物。尽管政府三令五申，措施严厉，却始终未能将小报禁绝，有时反而愈禁愈盛。小报始于北宋、盛于南宋，当时时局纷纭，人心惶惶，人们都急于了解局势的发展、政府的对策，官报上消息闭塞，人们更期待从小报上了解情况。“大道不通小道通”，小报的产生和流行，正是政府封锁新闻的结果。
古代考生也作弊
科举制度是我国历史上的官员选拔制度，它始于隋，止于清末，前后历经一千多年，为朝廷选拔、输送了许多优秀人才。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作弊并非现代独有，在古代，就有许多学子禁不住“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的诱惑，研究出了各种各样的考场作弊手段，这些作弊手段与现今的高科技相比，一点都不逊色。
天津有一青年收藏了一套完整的清朝道光年间的考试作弊工具。这套作弊工具共9卷本，均长4.5厘米，宽3.8厘米，厚0.5厘米。每卷本内约有10余篇文章，共10多万字，并配有一双可藏匿卷本于鞋内底层的加厚底男布鞋。让人称奇的是卷本内文字约有1毫米见方，通过牛角刻版印刷而成，可见当时作弊手段之高超。
另外，在一场拍卖会上，出现了一件清朝末年间的“作弊坎肩”，在坎肩上面，有用毛笔抄写的四书五经。坎肩看上去是用麻布做的，尺寸不大，可以推测这件坎肩的主人并不胖，个头也就一米七左右。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的眼神一定特别棒。坎肩上的字最大也不过三四毫米宽，有观众试图辨认一下，结果读两个字就串行了。
拍卖会上还有两件“挟带品”，都是一尺见方的绢，上面同样抄满文字，其中一块正反面都是字，而且字更小。据有关专家说，这样的“挟带”以前听说过，但是将“挟带”做成坎肩儿样式的极为少见，目前存世则更为稀少。
这些作弊器具手艺之精，用心之巧，令人叹为观止。
“身份证”古已有之
身份证能证明一个人的身份，它是目前一个人使用频率最高的证件之一。
身份证由来已久，它并非现代产物，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隋朝。但是真正意义上的身份证，还数唐太宗李世民在贞观年间为官员们颁发的“鱼符”。
鱼符是一种用木头或金属制成的，其形为鱼状，分为左右两片。鱼符上面刻有官员们姓名，在何衙门任职、官居几品、俸禄几何等。同时还特别规定：五品以上的官员，备有盛放鱼符的袋，称为“鱼袋”。鱼符的重要用途，是证明官员的身份，以供应召出入宫门验证。
这比隋代仅有姓名、官品的身份证要完整得多。
到了武则天如意元年(692)，鱼符改为外形为龟状的“龟符”。鱼袋改为“龟袋”，其用途与鱼符相同。规定三品以上龟袋用金饰，四品用银饰，五品用铜饰。可见，金龟既可指用金制成的龟符，还可指以金作饰的龟袋。但无论所指为何，均是亲王或三品以上官员。后世遂以金龟婿代指身份高贵的女婿。这便是人们口中常说的“金龟婿”的由来。
宋代承袭唐制，但龟符被废弃，不过仍佩鱼袋，在袋内记载官员们的姓名、职务、官品等项，这样一来，它比唐代的鱼符更为便捷和实用。
明代时，“身份证”改用“牙牌”。所谓牙牌，是用象牙、兽骨、木材、金属制成的牌，牌上刻有持牌人名称和履历等。它与现代通用的身份证已经非常接近了。据明人陆容《寂园杂记》记载，牙牌不但官员悬之，凡在内府出入者，不分贵贱均需悬牌，以别嫌疑。由此可见，明代的“身份证”的使用已发展到社会中下层了。
古人也会“心理疗法”
谈到心理疗法，人们都认为是近代医学的心理疗法，实际上我国古代的名医也会利用心理疗法来帮病人治“心病”。
中医史上流传下来许多奇闻佳话，让人在惊笑的同时，也让人更深刻地体会到中医的博大精深。
比如在清朝时期，就有这么一位巡按大人，患了精神抑郁症，终日闷闷不乐，愁眉不展，几经治疗，都没效果，病情却一天天严重。经人举荐，一位老中医前往诊治。老中医望闻问切后，对巡按大人说：“你得的是月经不调症，调养调养就好了。”巡按听了捧腹大笑，笑这老中医是个庸医，连男女都分不清。后来，每想起此事，仍不禁暗自发笑，久而久之，抑郁症竟好了。一年之后，老中医又与巡按大人相遇，这才对他说：“君昔日所患之病是‘郁则气结’，并无良药，但如果心情愉快，笑口常开，气则疏结通达，便能不治而愈。你的病就是在一次次开怀欢笑中不药而治的。”巡按这才恍然大悟。
在明朝，名医李时珍也运用过心理疗法。
曾有个自认为得了腹泻的病人一步三摇来到李家门前，请求李时珍一定要给他看病。李时珍给他把了脉，发现并无大碍，只需静养两日，恢复体力便可，于是让他回去。谁知病人不信，死活不肯罢休，一定要李时珍给他开些药才行。李时珍想了想，就在路边拔了几根草，交给病人并告诉他回家洗净用水煎服即可。几日后，那人体力渐渐恢复，变得有生气起来，欢喜地来答谢李时珍时，才知道李时珍只是给了他几根没有药性的野草而已，不是什么药，但也不得不佩服李时珍。
再把时光机器往前推进，就会发现，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心理疗法”的踪影。齐闵王患了忧郁症，请宋国名医文挚来诊治。文挚详细诊断后对太子说：“齐王的病只有用激怒的方法来理疗才能治好，如果我激怒了齐王，他肯定要把我杀死的。”太子听了恳求道：“只要能治好父王的病，我一定会保证你的生命安全。”文挚推辞不过，只得应允，文挚与齐王约好看病的时间，结果第一次文挚没有来；又约第二次，二次没来；又约第三次，第三次同样失约。齐王勃然大怒，痛骂文挚不止。
过了几天文挚突然来了，而且不行礼，也不脱鞋，就来到齐王的床铺上问疾看病，并且尽说一些粗话野话。齐王实在忍耐不住了，便起身大骂文挚，一怒一骂，郁闷一泻，齐王的忧郁症一下子就好了。
俗话说得好：“解铃还需系铃人，心病还需心药医。”只有自己才能帮助自己，心理作用有时确实起着关键的作用。
中国古代已有“分餐制”
中国人吃饭喜欢“大团圆”，哪怕再多人，也要围坐一张桌子图个热闹。一直以来，人们都认为会餐是中国自古以来的传统，而科学、卫生的分餐制是西方人发明的。这就大错特错了！其实我国早在周秦汉晋时代，就已实行“分餐制”了。
据《史记·孟尝君列传》记载，齐国的孟尝君广招天下宾客，对前来投奔他的数千名食客，不论贵贱，一视同仁，都和自己吃同样的食物。
某日，孟尝君宴请新来投奔的侠士。宴会中，有一侍从无意中挡住了灯光，侠士认为这里面大有文章，一定是自己吃的膳食与孟尝君的不一样，不然侍从何以要遮住灯光呢？于是此人非常愤慨，欲离席而去。孟尝君为说明真相，亲自端起自己的饭菜给侠士看，以示大家用的是同样膳食。真相大白后，侠士羞愧难当。
另外，《陈书·徐孝克传》记载，南朝陈国的国子祭酒徐孝克在陪侍陈宣帝宴饮时，对摆于面前的馔食一口没吃，可散席后他面前的食物却明显减少了。原来，他是将食物悄悄带回家孝敬老母。宣帝很感动，下令以后参加御宴，凡是摆在徐孝克案前的食物，他都可以堂而皇之地带回家。
上面两个小故事可说明当时是一人一份的“分餐制”，否则不会发生这些有趣的故事。
从古代的绘画资料和考古发掘中，也可以找到我国隋唐以前实行分餐制的实证。从出土的汉墓画像石和画像砖中，均可见到席地而坐，一人一案的宴饮场景。
只是到了唐代，才渐渐演变为合餐的“会食制”，其主要原因是由于高桌大椅的出现。
少数民族的椅凳传入中原，当时叫“胡床”、“胡座”，餐桌腿椅腿全都变高了，围桌就餐的形式开始普及。但此后的民间亲友欢聚，有时还采用“分餐”的办法。北宋何远的《春渚纪闻》记载过一次“邻人小席”，各菜都由侍从分到每个盘里。直至明朝，众人合吃的“会食制”才完全取代“分餐制”，并在圆桌上产生了长幼尊卑、主宾陪副的又一种饮食文化来。
烟火“禁放”始于紫禁城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在新年到来之际，家家户户开门第一件事就是放爆竹，以热热闹闹的爆竹声除旧迎新，人们为了增加节日的喜庆气氛，从初一到十五，更是大量地燃放烟花爆竹。
但是，在热闹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隐患，如火灾事故、人身伤害，还有大气污染等严重后果，广州便针对这些问题最早颁布了“禁放令”。
但是，我们别就此认定广州是我国最早禁放烟火的地区，其实北京紫禁城才是最早的禁放区，要追溯烟火禁放的历史，得从两次著名的皇室火灾说起：
在永乐十三年(1415)正月，北京皇宫尚未完工，明成祖在已建成的午门城楼上观赏大型烟花，因鳌山搭建过高，距午门过近，燃放时忽来一阵大风，致使午门城楼被引燃，烧死很多人，还烧死一位率兵救火的都督马旺。
这场北京皇宫的首次大火，在《明史·成祖本纪》记载为“十三年春正月……壬子，北京午门灾”。
据《日下旧闻考》记载，嘉靖四十年(1561)冬，嘉靖皇帝在寝殿的貂皮帐幕中与新宠幸的尚美人燃放小烟花取乐，不料将帐幕引燃，大火蔓延烧毁了整座永寿宫。
后来，清代皇家便吸取了明朝时宫中火灾的教训，由康熙大帝一纸圣谕，下令将燃放烟花的场所移到西郊园林，于是紫禁城成为历史上第一个“禁放区”。
所以，禁放烟火的历史并非仅仅十年，早在300多年前，“禁放区”便已经出现在紫禁城中。
古人营销广告战术不逊今人
随着近年来广告学的发展，很多人都以为广告是从国外传入的新东西，其实，我国在古代就已经有了广告，其形式多样丝毫不逊于今人。
西周时期，我国就已经开始出现了声音广告。《诗经》里就有“箫管备举”的诗句，据汉代郑玄注说：“箫，编小竹管，如今卖饧者吹也。”唐代孔颖达也疏解说：“其时卖饧之人，吹箫以自表也。”由此可见，西周时卖糖食的小贩就已经懂得以吹箫管来招揽生意了。
继声音广告之后而出现的就是“悬帜”广告。“宋人沽酒，悬帜甚高”(《韩非子》)，即在一根竿上缀布和绸子，并在布绸上写上字，然后再把竿竖立在店前。这种吸引顾客的广告形式在后来得到了发扬光大，如张籍的“长干午日沽春酒，高高酒旗悬江口”，杜牧“千里莺啼绿映江，水村山郭酒旗风”，白居易的“细草岸西东，酒旗摇水风”，刘禹锡的“酒旗大堤头，堤下墙堤上楼”等诗句就体现了当时“悬帜”广告欣欣向荣的景象。在大家熟知的《水浒传》中，武松打虎前的酒店挂着旗帜——三碗不过冈，是比较典型的旗帜广告。在古代旗帜广告比较普遍常见，就像今天的海报。
除了酒旗外，其他行业也有各种标志性的广告形式。据《费长房》中说“市有老翁卖药，悬壶于肆头”，即用葫芦作为药铺的象征性标志，悬挂街头或药铺的门前作为形象广告标志。这些“悬旗”、“悬壶”给人以非常醒目的视觉效果，用现代话说，就是“招牌广告”。通过这些象形的“招牌广告”，目不识丁的人也能知道商店经营的品种。
北宋《东京梦华录》记载：“是月季春，万花烂漫，牡丹芍药，棠棣香木，种种上市，卖花者以马头竹篮铺开，歌叫之声，清奇可听。晴帘静院，晓幕高楼，宿酒未醒，好梦初觉，闻之莫不新愁易感，幽恨悬生，最一时之佳况。”因叫卖广告朗朗上口，后来还发展成为一种口头说唱艺术，流传至今成为现代文艺广告的渊源。
不仅如此，古代的广告词也非常有水平。宋代绍圣年间，苏东坡被贬至海南儋州，就曾为一卖饼老妪写了一首广告诗，诗云：“纤手搓来玉色匀，碧油煎出嫩黄深。夜来春睡知轻重，压扁佳人缠臂金。”此外，为了推广自己被贬至湖北黄州时所创的“东坡肉”，他曾写过一首很出名的广告诗《食肉歌》：“黄州好猪肉，价钱如粪土，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慢着火，少着水，火候足时它自美。每日起来打一碗，饱得自家君莫管。”
“诗仙”李白也曾为山东苍山出产的“兰陵美酒”写下一首题为《客中作》的“广告诗”：“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寥寥二十八个字，就让人未喝先醉了，可谓古代广告语中的旷世佳作。
另外还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广告故事生动地说明了古人高超的广告创意。据《晋书·王羲之传》记载，大书法家王羲之在街上遇到一位卖扇子的老妇。王羲之见没人买老婆婆的扇子，非常同情，于是就径直走到老妇跟前，话也不说，在每柄扇子上都写了几个字。老妇不知他是何人，顿时面露愠色。王羲之说：“但言是王右军书，以求百钱邪。”不出所言，人们竞相高价来买老妇的扇子。一时传为佳话。
可见古人的广告意识、广告战术丝毫不比今人差，值得我们今人学习借鉴。
古人已有环保意识
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很多国家开始反思工业发展带来的环境问题，并纷纷订立了一系列环境保护法，我国也于1989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很多人也以为环保观念是现代才出现的，殊不知，我国古人早已懂得爱护环境。
在古代，人们已经有了很强烈的环保意识，如苏颂在《本草图经》中就忧心忡忡地谈到了丹砂对水体的污染。“春州，融州皆有砂，故其水尽赤，每烟雾郁蒸之气，赤赤黄色，士人谓之朱砂气尤能作瘴疠，深为人患也。”
雁鱼灯
荀子非常重视生物与环境之间的依存关系，他说：“树成荫而众鸟息焉，硫酸而螨聚焉。川渊深而鱼鳖归之，山林茂而禽兽归之。川渊枯则龙鱼去之，山林险则鸟兽去之。”
而《淮南子》则主张要想获得更多更好的自然资源，人类就要优化环境，“欲致鱼者先通水，欲致鸟者先树之，水积则鱼聚，木茂则鸟集”。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生态观念。《周易》中写到“井甃无咎……井冽，寒泉食”，即井被污染了，不应该消极地舍弃不用，而应该进行修理整治，使之变成“井冽，寒泉”。
古人还用法律来保护环境。如夏代的“禹之禁”规定：“春三日山林不登斧斤，以成草木之长。入夏三日，川泽不施网罟，以成鱼鳖之长；不麛不卵，以成鸟兽之长。”
更令今人想不到的是，古人的环境保护甚至不惜动用严刑峻法。据《韩非子》记载，商代“殷之法，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随地乱倒垃圾是要被砍手的。秦国商鞅变法，这一条文更被改为“弃灰于道者被刑”，真是令人不寒而栗。同时，历朝还设立了“林”、“虞”、“牧”等环境管理的官员。
另外，古人还发明了一些绿色环保用具来保护环境。例如1983年山西朔县西汉墓出土的“雁鱼灯”就是非常科学的环保产品。它的外形是一只体态丰满的大雁，短尾上翘，双腿直立，脖颈向上延伸，然后回首张口，衔住一条肥鱼。大雁的背部还驮着灯盘、灯罩，其中灯罩的上边刚好卡在鱼的腹内。鱼和大雁的身体都是空心的。当灯盘上的灯油点燃后，所产生的油烟被灯罩挡住，不能乱飞，只能向上进入鱼的体内，再经过大雁的头部、脖颈，到雁的腹腔。由于人们早已在雁的腹腔里注进了一些清水，那些烟尘便自然溶入雁腹里的清水中。
这种带有烟管的灯，在汉代是比较多见的，其类型也是多种多样，目前已见到的有人形、牛形、鼎形、凤凰形等。
唐朝已有“老公”、“老婆”的称呼了
“老公”、“老婆”是近年来夫妻间的流行叫法。很多人以为，“老公”、“老婆”最初是我国港台的叫法，是随着港台片在内地的热播流行起来的。实际上，这个称呼在唐朝时就已经有了。
据说，唐朝时有一个叫麦爱新的读书人，考中功名后就开始嫌弃妻子年老色衰，想再纳新欢。于是，写了一副上联放在案头：“荷败莲残，落叶归根成老藕。”妻子看到后，从联意中觉察到丈夫有了弃老纳新的念头，便提笔续写了下联：“禾黄稻熟，吹糠见米现新粮。”以“禾稻”对“荷莲”，以“新粮”对“老藕”，不仅对得十分工整贴切，新颖通俗，而且，“新粮”与“新娘”谐音，饶有风趣。麦爱新读了妻子的下联，被妻子的才思敏捷所打动，便放弃了弃旧纳新的念头。妻子见丈夫回心转意，不忘旧情，乃挥笔写道：“老公十分公道。”麦爱新也挥笔续写了下联：“老婆一片婆心。”
于是，这个故事很快流传开来，并传为佳话，从此，汉语中就有了“老公”和“老婆”这两个词，民间也有了夫妻间互称“老公”、“老婆”的说法。
“黄金周”——古代的“罗马假日”
“黄金周”一直是个热门话题，很多人盼望黄金周的到来，并且纷纷利用黄金周的时间出去游山玩水。有的人以为黄金周是现代才出现的休假方式，其实，古代早已有了这样的休假制度。
汉朝至隋朝，官员每五日放假一日，谓“休沐”，意即沐浴和休息。唐朝至元朝的休息日定成“十天”，叫“旬假”；唐、宋时期，最长的“黄金周”是新年和冬至，各放七天；明、清时期的“黄金周”改成了“黄金月”，由钦天监的官员选择腊月二十日左右的一天，作为全国官员“封印”的日子，停止办公；大约一个月之后，又会宣布另外一天来“开印”。
白居易《苏州郡斋旬假命宴》诗曰：“公门日两衙，公假月三旬。衙用决簿领，旬以会亲宾。公多及私少，劳逸常不均。况为剧郡长，安得闲宴频。下车已三月，开筵始今辰。初黔军厨突，一拂郡榻尘。既备献酬礼，亦具水陆珍。萍醅若溪醑，水鲙松江鳞。侑食乐悬动，佐欢妓席陈。风流吴地客，佳丽江南人。歌节点随袂，舞香遗在茵。清奏凝未阕，酡颜气已春。众宾勿遽起，群僚且逡巡。无轻一日醉，用犒九日勤。微彼九日勤，何以治吾民。微此一日醉，何以乐吾身。”
在交通不便的古代，湖南被称为“四塞之地”，有“重湖之险”，为唐宋两代理想的旅游胜地。杜甫曾以诗记录了长沙“黄金周”期间的盛况：“著处繁华矜是日，长沙千人万人出。渡头翠柳艳明眉，争道朱蹄骄啮膝。此都好似湘西寺，诸将亦自军中出……”热闹程度跟我们现在的黄金周可有得比了。
南宋著名词人姜夔在长沙至少度过了两个难忘的“黄金周”。他的第一个“黄金周”是在南宋淳熙十三年(1186年)，行至橘树竹林的曲径中，看到数十株官梅在冰天雪地里绽放，于是登上定王台，远望岳麓山，想起曾经在西楼雅集的热闹情景，而眼前景色凄冷，遂写下“古城阴，有官梅几许”的著名词作。
他在长沙过的第二个“黄金周”在“七月十五”，是“风高浪快，万里骑蟾背”，乘舟放于江流之上赏月的一个绝佳时日。当时在长沙过“黄金周”的姜夔，有个朋友在长沙承担类似于今天交通局局长的职务，专门负责管理湘江水面上的船只。这位朋友请他和一帮朋友坐上大船，浮于湘江之上，放乎中流，朋友们在船上或弹琴，或浩歌，或自酌，或写诗，姜夔作了一首很不错的词《湘月》：
“五湖旧约，问经年底事，长负清景。暝入西山，渐唤我、一叶夷犹乘兴。倦网都收，归禽时度，月上汀州冷，中流容与，画桡不点清镜。
“谁解唤起湘灵，烟鬟雾鬓，理哀弦鸿阵。玉麈谈玄，叹坐客、多少风流名胜。暗柳萧萧，飞星冉冉，夜久知秋信。鲈鱼应好，旧家乐事谁省。”
还有，大文豪苏轼曾在京城汴梁(今河南开封)为官，负责档案管理和修订历史。苏轼乃文章高手，十天就能轻松完成全月任务。但当时官府也实行“签到制”，要求他早上签到、晚上值班，这就让他很不自由了。东坡就盼望“旬末”，一到这一天他就可以到处游逛。当时的汴梁城，很是繁华昌盛，热闹非凡。苏轼逛腻了汴梁城后，逢每年的春节、寒食和冬至长假时，到处游山玩水开阔眼界，由他的作品可知，他的许多佳作都是在游山玩水之际完成的。
后来苏轼调任杭州知府，上任时恰逢冬至黄金周，各大景区游人如织，他就避开旅游高峰地段，选择到人迹罕至的吉祥寺游览，留下“何人更似苏夫子，不是花时肯独来？”的名句。几年后他又调黄州任职，节假日自然没少光顾附近名胜古迹，有一年七月黄金周，东坡独自南下湖北，泛舟赤壁探古访幽，所谓“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前赤壁赋》)，甚是逍遥。
唐代婚姻：你若无心各自飞
随着法律制度的健全，离婚协议书逐渐成为一种常见的法律公文，很多人也以为离婚协议书是近代才出现的新生物，更不会想到在倡导一女不侍二夫的封建制度下居然也会有离婚协议书。实际上，在我国唐朝时就已经出现了“离婚协议书”。
下面是从敦煌出土的唐代的离婚协议书，即“放妻协议”。“凡为夫妇之因，前世三生结缘，始配今生之夫妇。若结缘不合，比是冤家，故来相对……既以二心不同，难归一意，快会及诸亲，各还本道。愿妻娘子相离之后，重梳婵鬓，美妇娥眉，巧逞窈窕之姿，选聘高官之主。解怨释结，更莫相憎。一别两宽，各生欢喜。”
从这份协议书中我们不难看出，这是一份类似于我们今天的离婚协议，夫妻因感情不和离婚，于是请来双亲父母和亲戚朋友，做此见证，好聚好散，最后，男方还不忘给妻子一些美好的祝愿。
在中国历史的多数时期，女子一直是处于被压迫地位，很多朝代妇女没有离婚自由，男子可以任意“休妻”、“出妻”，女子却只能忍受。同时，女子被“休”、被“出”，被认为是奇耻大辱，改嫁更是“丧失贞节”。于是我们以为古代女子在婚姻方面都是非常悲惨被动的局面，但是这份唐朝的“放妻协议”却告诉我们：并不是古代所有朝代女子的地位都是那么低下的，在《秋胡》中，秋胡几年不归，秋胡母就劝秋胡妻：“不可长守空房，任从改嫁他人。”婆婆竟然主动劝媳妇改嫁。可见唐代属“开放型”社会。
古代离婚协议书
《唐律户婚》对离婚有三条规定：
一、协议离婚。指男女双方自愿离婚的所谓“和离”，“若夫妻不相安谐而和离者，不坐”。
二、仲裁离婚。指由夫方提出的强制离婚，即所谓“出妻”。
三、强制离婚。夫妻凡发现有“义绝”和“违律结婚”者，必须强制离婚。从史实来看，提出离婚者也不只是夫方，妻方提出离婚的也不在少数。女方再嫁也不为失节。这从唐代妇女不以屡嫁为耻中看得很明显。唐代公主再嫁的就不在少数。从唐代看，离婚改嫁和夫死再嫁习以为常，并未受贞节观念的严重束缚，它与前朝的“从一而终”和后代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形成鲜明的对照。而这份敦煌出土的“放妻协议”则被认为凸显了唐代的婚姻制度。
唐史研究专家孟宪实说：“古代曾有女子觉得丈夫没有出息，闹到官堂要求离婚的。当官者训斥该女子不应如此，但该女子仍然坚持离婚，最后当官者只得判离。可见在古代女子离婚并不如我们想象中困难。古代放妻书的存在，说明古代人比较重视感情在婚姻中的作用，在放妻书中多以感情不合为理由，有时还会出现‘今后将孤燕单飞’等表达悲伤的句子。当然如果真的悲伤就不会离婚了，这或许只是表面文章，所以说有时放妻书只是范文作用，在休妻的时候使用。”
事实上古代妒妇、惧内、离婚的事情在各个朝代都有，只不过唐朝的婚姻制度给人感觉更自由一些，高层离婚比较容易实现，比如太平公主就成功了。虽然不能确定协议书的具体年代，但它的存在却证明唐末五代宋初时，男女在婚姻问题上是相对自由的。虽然家中掌事仍然是男性，但妇女地位也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低。
古代男人也擦粉
通常情况下，很多人都会认为擦粉是女人的事情，认为在讲究大丈夫气概的古代更是如此。但是，也许你没想到的是：古代男人也擦粉。
据司马迁的《史记》记载：“孝惠时，郎、侍中皆冠贝带，敷脂粉。”在孝惠帝时郎和侍中的官员全都擦粉化妆。东汉时刚正不阿的著名大臣李固也很喜欢擦粉饰貌，《后汉书·李固传》中记载：“大行在殡，路人掩涕。固独胡粉饰貌，搔头弄姿，盘旋偃仰，从容治乐。”
著名的玄学家何晏，是东汉末年大将军何进之孙。少年时代就被曹操收养，曾历官尚书、典选举。他与夏侯玄、王弼等倡导玄学，开一时之风气。在汉儒经学渐失统治作用之后，何晏把老庄之学引入到儒教学说中来，宣称“天地万物以无为本”，主张君主无为而治，著有《道德论》、《无名论》、《无为论》和《论语集解》等书，可谓当时学术界的大师级人物。但是，他也很爱美，非常喜欢擦粉。《三国志·夏侯惇等传》里说：“晏性自喜，动静粉白不去手，行步顾影。”从这段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何晏脸白如玉，并不是“天生丽质”，而是经常用粉擦脸的效果。
在很多人都熟知的《颜氏家训》里有这么一段话：“梁朝全盛之时，贵游子弟，多无学术，至于谚云：‘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无不熏衣剃面，敷粉施朱，驾长担车，着高齿屐，坐棋子方褥，凭斑丝隐囊，列器玩于左右，从容出入，望若神仙。”
在南北朝时期，贵族子弟还把擦粉当成一种流行趋势，涂脂抹粉把自己打扮得十分漂亮。
除了一般的男人喜欢擦粉，甚至连皇帝都喜欢擦粉。后唐的皇帝李存勖就是其中的一个。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后唐庄宗同光元年》中记载：“帝(李存勖)幼善音律，故伶人多有宠，常侍左右。帝或时自敷粉墨，与优人共戏于庭。”堂堂的皇帝之尊，如此迷恋演戏和化妆，这也许是后人难以想到的。
清人恽敬的《三代因革论》也记载了前代男子敷粉的情况，“妇人揄长袂，蹑利屣；男子敷粉白，习歌舞”，可见在古代男子擦粉并不是像在现代一样大惊小怪的事情。
而且，更令人难以想象的是，在古代男子可以擦脂抹粉，女子却不一定可以敷粉。例如南北朝时北国的周宣帝宇文斌就曾下令除了宫中之人外全国妇女不准“敷粉”。《北史·周武帝宣帝静帝纪》中记载，周宣帝“又令天下车皆浑成为输，禁天下妇人皆不得施粉黛，唯宫人得乘有幅车，加粉黛焉”。
我国古代也有木乃伊皇帝
一提到木乃伊，很多人一下子就想到古埃及的木乃伊，殊不知，中国古代其实也有木乃伊国王。
此人就是辽太宗耶律德光。公元927年，25岁的耶律德光成为契丹国的第二代可汗。此时，中原地区正是五代十国的混乱时期，连年战乱，民不聊生。野心勃勃的耶律德光养精蓄锐，一心想要吞并中原。
九年后，机会终于来了，后唐皇帝李嗣源的女婿石敬瑭为了取后唐而代之，以割让幽云十六州、岁绢30万匹、认比自己小10岁的耶律德光为父等为条件，换取耶律德光出兵帮他消灭后唐，并建立了后晋小王朝。石敬瑭死后，他的侄子石重贵继位。因为不甘心后晋财富源源不断流入契丹国库，石重贵向耶律德光提出了“称孙不称臣”的要求，耶律德光大怒，并以此为借口发兵南侵中原，很快就灭了后晋，在开封建立大辽，自立为帝。但遭到中原百姓的坚决抗击耶律德光不得不下令撤退。
公元947年，45岁的耶律德光在撤离中原途中染上一种热疾，在走到栾城杀胡林时口吐鲜血，一命呜呼。这时，远在辽国都城上京的述律太后传来懿旨：“生要见人，死要见尸。”当时正是炎炎夏日，气温极高，保存尸体谈何容易，着实难坏了伴驾的文武大臣。
正当大家束手无策时，一位御厨出了个主意：把皇帝做成“羓”。“羓”到底是什么呢？原来北方游牧民族多喜食牛羊肉，有时候杀了一头牛或羊后，一时又吃不掉，碰上夏天，牧民就把牛羊的内脏掏空，用盐卤上，就成了不会腐烂的“羓”，相当于中原地区的“腊肉”。这个主意一出，虽然有把皇帝当牲畜处理的意思，但无奈之下，文武大臣和太医们也只好采用厨师的方法，把皇帝做成“羓”运回上京，所以可怜的耶律德光就成了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帝羓”——木乃伊皇帝了。
嫔妃也疯狂：马球运动齐上阵
在我们的想象中，嫔妃大都是弱柳扶风、沉静端庄的斯文美女，很少有人会把嫔妃与激烈的马球运动联系在一起。但是，在古代，嫔妃打马球也是很疯狂的。
马球，史称“击鞠”、“击毬”、“打毬”，是骑在马背上用长柄球槌打击木球的一种体育形式。马球最初作为军中练武之用，之后逐渐发展到民间，并普及到闺阁之中。曹植在他的《名都篇》里云：“连骑击鞠壤，巧捷惟万端。”可见早在东汉末年，人们的“击鞠”(马球)水平就已经达到了“巧捷惟万端”的熟练程度。
到了唐代，19位皇帝中有11位深爱马球运动，全国上下球场林立，打球成风。由于皇帝大力倡导，马球运动成了上自“天子”下至“庶黎”人人爱好的一项体育活动，马球运动在此时达到了鼎盛时期。嫔妃打马球也成了非常普遍的现象。由《宫词》“新调白马怕鞭声，隔门摧进打球名”，以及《旧唐书·郭英义传》“聚女骑驴击球，制钏驴鞍，及渚服用，皆侈靡装饰，日费数万，以为笑乐”，可以看出，当时嫔妃热衷马球之盛。
五代时期，马球运动继续流行，同样是皇宫的主要娱乐活动，并形成了皇帝带头，嫔妃上阵的壮观景象。例如前蜀皇帝王建就是这样一个痴狂的球迷，他在成都官府内修建了大片皇家马球场专供打球。“自教宫娥学打球，玉鞍初跨柳腰柔。上棚知是官家认，遍遍长赢第一筹。”花蕊夫人这首诗描写的就是嫔妃从学习到参加马球比赛的情景：皇上亲自教嫔妃们学打马球，第一次跨上马鞍，她们的腰身仍如柳枝般柔软，姿态优美。比赛的时候，为了让一旁观战的皇上高兴，他偏爱的一方总是赢得头筹。
到了他的儿子王衍时期，马球运动更是再掀高潮，王衍还专门在宫苑内养了数百匹好马，并给它们取了非常好听的名字：“锦地龙”、“掠地云”、“雪面娘”、“天花落”……除了自己玩马球外，王衍还要求大臣、嫔妃、宫女们一同参与，组织了男、女马球队。宫女们不会打，他便自己充当教练，从骑马开始教起，直到学会为止。练好了马球，自然要以比赛来检验训练成果。他不仅组织同性间的马球比赛，而且还经常组织男女马球赛。在男女比赛中，对阵的一方是嫔妃和宫女组成的女子马球队，另一方则是皇帝和大臣们组成的男子队，王衍自任男子马球队队长。比赛安排在靠近内宫龙跃池的球场进行。比赛尚未开始，乐队的管弦声已经奏响，就好像现在足球比赛前拉拉队为鼓舞士气的前奏曲，看来拉拉队也是颇有历史渊源的。
北宋时嫔妃打马球这项娱乐运动更是延续不断。“百艺之王”宋徽宗赵佶在位期间，女子马球有了惊人的进展。北宋宫廷女子马球队无论在乘骑还是在服饰上都非常豪华。据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记载：宋徽宗时期，由贵妃崔修仪担任马球队队长，皇帝亲自为该队挑选人员，指导训练，嫔妃们一律仿男子装束，装饰华丽，马匹雄骏。比赛时用的球场是宝津楼前的绿茵球场，这片草地平整宽阔，是汴京最好的比赛场地。未参加比赛的后妃们在楼上俯视球场，场地东西两边分别竖大木为球门，门高一丈有余，顶尖刻有金龙，下部设石莲花座，加以彩饰。球门两旁放着24面绣旗，每中对方球门一球，就在架上插一旗以记分。
比赛开始时，按例由皇帝开球。当他骑乌骓马上场时，教坊乐队立即奏响《凉州曲》。鼓钹齐鸣，很有角逐搏击气氛。两队各有16人，甲队穿黄衣，乙队穿绿衣。人人摩拳擦掌，手持木质彩画球杖，杖头形似月牙，便于铲球。内侍则跪着送上比赛用的球，球大小如拳，用轻而韧的木料做成，中间挖空，表面涂上红漆。
开球后，骑手们身轻手捷，策马争击，球杖如残月翻舞，红球如流星迸飞。当球将近对方球门时，擂鼓声就加急，每当攻球入门时，杀鼓三通，呐喊声此起彼伏。胜者唱筹插旗，表示已得一分。这些漂亮嫔妃英姿飒爽的表现让皇帝深感自己教练有方，很有成就感。因为能把众多妙龄女子训练成骑士，那是很不容易的事。
当然，马球队在挑选嫔妃队员时也有很高的要求。首先，体态要丰腴，不能太苗条，否则没有力量；其次，要有才华，最起码都得会吟诗；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要会骑马。
打马球必须经过系统的严格培训，从最基本的骑马技术入门，再到高难度的马球技艺，起码要两年，才有可能上马打球。而握杆、举杆、下腰、挥杆这些只是最基本的动作。
这些充满力量和爆发力的运动放在嫔妃身上是我们现代人很难想象的，当时嫔妃宫女齐上阵疯狂的打球场面也是难以想象的壮观。只可惜，这些女子马球比赛场面，随着宋室南迁后，在临安就不见了。孟元老也感慨地说：“人间但见其图画矣！”由此，南宋之后，一直到金、元、明诸代，女子马球消失了。
古代已有胎教
近几年很流行胎教，于是很多人以为胎教是新时代的新鲜产物，甚至以为是从国外传来的新医学观念。事实上，中国在西周时期就已经有了胎教。
姬周王室在尚未取代商王朝之前，已经是一个文明程度很高的宗族。据《史记》记载：“太妊之性，端一诚庄，惟德能行。及其妊娠，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淫声，口不出敖言，生文王而明圣，太妊教之，以一识百。卒为周宗，君子谓，太妊为能胎教。”在周文王的母亲太任怀孕的时候，非常重视胎教的作用。她在孕期眼不看邪曲不正的场景，耳不听淫逸无礼的声音，口不讲傲慢自大的言语，言行端庄。所以文王生下来就非常聪明，圣德卓著。太任教他一，他就识得百。君子赞叹说，这都是因为太任的胎教做得好。文王能够成为圣德的先君，奠定周朝八百年基业，这与母亲太任给予的良好胎教是分不开的。
武王妃邑姜也很重视胎教。成王的母亲邑姜孕育成王的时候，站立时从不一脚支地，坐着时从不歪着，一个人独处时也不散漫放肆，生气时从不出口骂人。
中国人历来重视开端、伊始，所以在重视子嗣方面，尤其重视胎教。据《大戴礼记·保缚》记载，从“胎教之道，书之玉板，藏之金柜，置之宗庙，以为后世戒”。周朝有明确规定：“王后有身瑞，七月而就蒌室。太史持铜而御户左，太宰持升而御户右。此三月者，王后所求声音非礼乐，则太师抚乐缊瑟而称不习；所求滋味非正味，则太宰倚升而言曰：‘不敢以侍王太子。’”由于王后承担着生产“王子”的重任，吃饭时左有太师弹奏音乐，右有太宰侍奉菜肴。如果王后因怀孕而心情不好来点非礼乐或者辛辣生冷的口味时，太师会以“不习”谢绝，太宰干脆以“不敢”搪塞。
西汉学者刘向认为，胎儿能够感知母体内外的一些刺激，因此孕妇的身心愉悦对胎儿的发育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胎教的目的在于“生子形容端正，才德必过人矣”。因此，母亲怀胎后要注意“慎所感”，以防胎儿通过母体对外界事物产生不良感应。他说：“妊子之时，必慎所感，感于恶则恶。人生肖万物者，皆其母感于物，故形音肖之。”他认为人的本性与世间万物是相通的，因此女子在怀孕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自己所想和所做的。言语行为如果与善相应，就生出良善的孩子，如果与恶相应，就生出不善的孩子。儿女的性情容貌和万物相像的，都是母亲与万物相感的结果。
东汉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充在《论衡》中认为，人之性所以有贤愚善恶，并非天意所致，而是人在受胎时所禀受的天性有厚有薄，“故性有善有恶也”。他说：“禀得坚强之性，则气渥厚而体坚强，坚强则寿命长，寿命长则不夭死；禀性软弱者，气少泊而羸窳，羸窳则寿命短，寿命短则早死。”据此，他提出：“禀受其气故巧于御。”主张在受精怀胎时就要时胎儿“禀得坚强之性”，否则“生子不备，必有大凶，聋、盲、气遭胎伤，故受性狂悖”。
《颜氏家训》在首篇中就开门见山地告诉如何胎教：“古者圣王有胎教之法，怀子三月，出居别宫，目不斜视，耳不妄听，音声滋味，以礼节之。书之玉版，藏诸金匮。”他说，按照古代圣人的做法，怀孕三个月，胎儿定型了，就将孕妇单门独院地安排一个环境，孕妇所见所闻所食用，都是“绿色”的、健康的，墙上最好挂些名言警句，房里最好摆放上文房四宝、经典名著，给孕妇营造一个好的人文环境。
历代医著和医家对于“胎教”的内容也有很多记述。《内经》中曾谈到孕妇七情过激造成婴儿先天性“胎病”的内容；隋代巢元方等所撰《诸病源候论》卷四十一“妊娠候”中也有许多关于胎教的内容；唐代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中对胎教的内容做了较为全面的介绍和论述；北宋医家徐之才撰写《逐月养胎法》，从医学的角度正式提出胎教的内容并对其加以解释；宋代著名妇科专家陈自明撰著《妇人大全良方》二十四卷，其中卷三十用一卷专篇来论述“胎教”。这是祖国医学史上最早专篇论述“胎教”的著作，其后，历代医学家论述者不乏其人。
元宵节才是中国的“情人节”
提到情人节，我们都会想到七夕和2月14日，却不知中国的情人节其实是元宵节，这个曾经为古代少男少女们营造浪漫气氛的情人节正渐渐被人们遗忘。
正月是农历的元月，古人称夜为“宵”，而十五日又是一年中第一个月圆之夜，所以称正月十五为元宵节，又称为“上元节”。按中国民间的传统，在一元复始，大地回春的节日夜晚，天上明月高悬，地上彩灯万盏，人们观灯、猜灯谜、舞火把，吃元宵合家团聚，其乐融融，精彩别致。
在古代，未婚女子特别是大家闺秀或小家碧玉，都是“三步不出闺门”，只有到了元宵节，才被允许结伴出门，夜游观灯，她们往往借机与意中人相会。所以元宵节在我国民间，是象征着爱情的节日。宋代欧阳修著有《生查子》：“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生动地表现了古代元宵夜，情侣们相会的浪漫情景。
辛弃疾的“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描述的就是在元宵节寻找情人的场景。
夕阳西下，华灯初上，一对对情侣相约元宵之夜，互赠丝帕，私缔秦晋之好。充满诗情画意和浪漫色彩的元宵节，便与爱情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在戏曲舞台上，才子与佳人在元宵节的浪漫故事俯拾即是，如《陈三五娘》便是以元宵节为背景，讲述了陈三邂逅黄五娘并一见钟情的浪漫爱情故事。《春灯谜》中，宇文彦和影娘也是在元宵节山盟海誓。元宵节为有情人提供了一个传情达意的渠道。
至今，在中国台湾，还有未婚女性在元宵节偷摘葱或菜将会嫁到好丈夫的传统习俗，俗称：“偷挽葱，嫁好尪”、“偷挽菜，嫁好婿”。希望婚姻美满的女孩，要在元宵之夜到菜园里偷摘葱或青菜，期待未来婚姻幸福，找到一个如意郎君。
所以，大家正忙着为元宵佳节做准备时，别忘了它也正是“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的时刻。
玄奘为求佛法偷渡出国
在电视剧《西游记》中，唐太宗李世民称玄奘为御弟，亲自为玄奘饯行，并赐其袈裟和禅杖，长安一别的情景很是让人感动。但在真实的历史上，玄奘西行取经的行为根本未曾得到唐太宗批准，他是偷渡出境去天竺(后来玄奘把它正式定名为印度)的。
玄奘，唐代僧人，法相宗创始人，佛经翻译家、旅行家。俗姓陈，今河南偃师人。玄奘家贫，父母早丧，十三岁出家，二十岁在成都受具足戒。他游历各地，参访名师。
他曾跟道岳学《俱舍》，跟僧辩学《摄大乘论》，跟玄会学《涅槃》，没过多久就把几位大德的学问悉数领会。僧辩叹道：“你是佛门中的千里马呀，佛法将在你的身上得到大力弘扬，只可惜我们这些老朽看不到那一天了。”玄奘由此誉满京华。
通过多年来在各处讲筵所闻，玄奘深感异说纷纭，无从获解。特别是当时摄论、地论两家关于法相之说各异，遂产生去印度求《瑜迦师地论》以会通一切的念头。古时的疆域观念非常严格，出国要经过严格的审查。玄奘向唐太宗请求西行求法，但未获唐太宗批准。然而玄奘决心已定，乃“冒越宪章，私往天竺”。
唐贞观三年八月，二十六岁的玄奘，出发前往佛教的发源地印度取经。
现慈恩寺内的玄奘取经石刻，便是他在路上的情景。他身穿和尚服，胸前挂着念珠，脚着草鞋，腰前系着个小包袱，里边放着衣物。左手拿着经书，右手拿着拂尘赶飞虫。他身后背着的是竹子做的书箱，里边放着经书。书箱顶上的圆盖是伞。伞前垂着的线，吊了一个小油灯，以便在夜晚边赶路边读经书。玄奘便是带着这副行头离开长安，开始了五万里的西域之行。当时，唐帝国将河西一带封闭了，严禁百姓擅自西行。玄奘只能潜行到秦州，又转至兰州，并随使者西行。不料才到凉州，便被刚接到朝廷牒文的凉州都督李大亮硬逼回长安。后在慧威法师的弟子慧林和道整的秘密护送下，昼伏夜行，风餐露宿，辗转到了瓜州(今锁阳城)。
这里是偷越国境的关口，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从瓜州北行十多里，要过了深不可测的葫芦河，才能到玉门关(唐玉门关即现在安西县双塔水库中的双塔堡一带)。玉门关是西去的必由之路和咽喉要道。玉门关外向西北行，有五个烽火台，各相去百里。中间没有水草和人烟，过了这五个烽火台，就是著名的莫贺延碛戈壁。再过去就是伊吾国境。当时，瓜州刺史独孤达、州史李昌被玄奘西行的真意深深感动，便违背朝廷旨意，当面撕毁追捕玄奘的牒文，并帮他买了一匹马，又找了一位胡人给他做向导。玄奘当天晚上三更时就到了河宽有丈余的葫芦河边，胡人砍了几棵梧桐树，搭在河上，铺草垫沙，让玄奘过了河。玄奘由此出了玉门关，并最终顺利出国。
玄奘西行图
玄奘到了印度后，一直在北印度和中印度及各国游学。他沿恒河流域跋涉，瞻仰了释迦牟尼诞生地古迦毗罗卫城，参观了释迦牟尼在世时长住的地方——印度佛教史上著名的祗树孤独园，礼拜了释迦牟尼苦修成道的菩提树以及逝世之地婆罗林。玄奘在这里如饥似渴，含英咀华，刻苦学习了两年，将三十万页、九百六十万言的佛教经论全部通达。
经过五年学习，玄奘获得了“大乖天”的“解脱天”的极高荣誉，被公认为印度第一流学者。玄奘的名声从西域传回了大唐，这位当年偷渡出国游学天竺的僧人，引起了上至皇帝、下至百姓的莫大兴趣。贞观十九年春正月，唐太宗正在洛阳统领兵马准备征伐高丽。得知玄奘即将携带佛经、佛像回国，立即命令留守在长安的左仆射房玄龄迎接。房玄龄派遣右武侯大将军侯莫陈实、雍州司马李叔、长安令李乾祐奉迎。
玄奘归国后，成为皇家寺院的上座，身边集合了全国学有专长的一大批学者，门下人才济济，一时间使长安成为当时世界的佛学中心。亚洲诸国如印度、朝鲜、日本等国的佛教徒慕名而来，云集长安。而玄奘任上座的大慈恩寺，更成为外国僧人首选的挂单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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