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被封杀的幕后真相-揭示宫廷剧中之真伪
首页 上一章 目录 下一章 书架
    在韩国,即使早已经没有了王妃,也要虚构出一个现代版的《野蛮王妃》,并且热播国内外。也许,在很多人心中都有一个关于皇帝、皇子或妃子的愿望,因此近年来宫廷影视剧一直长盛不衰。这类宫廷剧复活了历史,传播了我国的历史文化,但其中的虚构情节也很容易让观众误解了真实的历史。

    中国古代皇帝下诏书并非都用“奉天承运”

    近年来,好多影视、文学作品中在表示中国古代皇帝下诏书时,往往于诏书之首加上“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的字样,让很多人都误以为古代皇帝下诏书都用“奉天承运”。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

    诏书,又称“诏”,秦汉以后专指帝王所下的文书指令。中国第一个皇帝秦始皇就不曾用过“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的字样,他的封遗诏非常简短:“乃为玺书赐公子扶苏曰:‘与丧会咸阳而葬。’”诏书中并没有提及文章的格式。

    到了汉代,也没有“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只有“诏曰”二字开始走入皇帝文书指令之中。例如,《后汉书·光武帝纪》中有:“诏曰:‘更始破败,弃城逃走。’”

    《资治通鉴》卷十三:“(汉文帝二年)五月,诏曰‘古之治天下,朝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所以通治道而来谏者也。今法有诽谤、妖言之罪,是使众臣不敢尽情而上无由闻过失也,将何以来远方之贤良’,其除之!”

    《南史·宋文帝孝武帝前庆帝纪》:“(宋文帝元嘉)九年春二月辛卯,诏曰……”

    《北史·北魏太武帝景穆帝文成帝献文帝纪》:“(文成帝)和平二年春,正月,乙酉,诏曰……”

    《隋书·高祖纪》:“(开皇)十八年春,正月,辛丑,诏曰……”

    《旧唐书·高宗纪》:“(永徽)二年春,正月,戊戌,诏曰……”

    《宋史》、《元史》中,提到皇帝下发的文书指令时一般都用“诏……”,而不是“诏曰……”,如《宋史·仁宗记》:“(皇祐)四年春,正月,己巳,诏诸路贷民种。”《元史·世祖纪》:“(中统)三十四年春,正月,壬戌,诏遣使招……”

    实际上,在明朝以前,“奉天承运”都还没有加在“皇帝诏曰”或“诏曰”的前面。并不是古代所有的诏书都用“奉天承运”的,“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是明代才出现的。

    据史料记载,明太祖初年,把大朝会殿正式定名为奉天殿,于皇帝所执大圭上刻“奉天承运”四字,与臣下诰敕中必首称“奉天承运皇帝”。但是颁布诏书的场面也与时下的影视作品中反映的场面也不一样。

    据《明史·礼志》记载:“凡颁令四方,有诏书,有赫书,有敕符、丹符,有制诰手诏。洪武二十六年,定颁诏仪:设御座于奉天殿,设宝案于殿东,陈中和韶乐于殿内,设大乐于午门及承天门外,设宣读案于承天门上,西南向。清晨,校尉擎云盖,由殿东门出,大乐作,自东陛降,由奉天门至金水桥南,午门外。乐作,公侯前导,迎至承天门上,鸣赞排班,文武官就位。乐作,四拜;乐止,宣读展读官升案称有制,众官跪,礼部官捧诏书授宣读官,宣讫,礼部官捧置云盖中赞礼,唱俯任、兴乐、作四拜,乐止,舞蹈山呼,又四拜,仪礼司奏,礼毕,驾兴。礼部官捧诏书分授使者,百官退。”

    现在的影视作品中表现这一场面时往往都以讹传讹,把“山呼万岁”理解成“三呼万岁”,把十二拜篡改成了只拜三次。并且在三拜的时候还没有音乐,实际上在明朝后,皇帝颁布诏书时是有音乐相伴的。

    康熙没有“微服私访”

    近年来,戏说型历史题材电视剧成为热点,顺治、康熙、乾隆都成了戏说的对象,其中,《康熙微服私访记》更是掀起收视狂潮。看过这部电视剧的观众都会有这样的疑问:康熙皇帝当真微服私访过吗?

    答案是否定的,康熙作为专制君主,是不可能如此深入民间,接近百姓的。而且史料记载中也没有留下私访的痕迹。

    《圣祖仁皇帝圣训》中有一个叫“省方”的类目,记载康熙皇帝有关巡幸的一些谕旨,表明康熙皇帝了解民情的一些方式。“省方”,就是视察四方。翻开《清圣祖实录》,有关康熙皇帝巡幸的记载连篇累牍。他东巡山东,西巡陕西,北巡塞外,南巡江浙,京畿之地更是频繁巡视之地。巍峨泰山、名胜孔府、壮丽五台、苍莽草原、清秀水乡都留下了康熙皇帝的足迹,不过他的巡视主要不是为了游玩,而是出于政务的考虑,从这个角度看,康熙是一位比较关心民生、勤政爱民的君主。

    康熙帝

    康熙皇帝在巡幸的过程中尽量避免“扰民”。他要求路上所需的物品都要能省则省,而且巡幸时常带负责监察的科道官,稽查强行买卖扰害百姓者。要求地方文武大小官员不许与扈从官员以戚友送礼,对于馈送收受人员,“以军法从事”,其扈从大小官员及随往仆役,如有横行生事扰民者,一并从重治罪。还到处张贴安民告示,声明发现地方官私征,定行从重治罪。要求凡经过地方,百姓须各安生业,照常生活,不得迁移远避,反滋扰累。

    康熙皇帝巡视也注意减少随从人员,轻装南下,巡视堤堰,沿途皆设营幄,不御屋庐。康熙皇帝说自己“便道至浙江观风问俗,简约仪从,卤簿不设,扈从者仅三百余人”。据此可知简约情形下他的巡视队伍规模,在简约的情况下仍达三百余人,并非如影视剧中的一行几人而已。

    康熙贵为天子,作为一国之君,保证他的安全是群臣的头等大事,康熙的出行,身边都簇拥着至少三百余人的文武官员,在这种情况下,根本做不到微服私访。

    “老佛爷”并非慈禧专用

    在一些历史小说、电影、戏曲中,常有把慈禧称为“老佛爷”的情节,尤其是大太监李莲英每次向慈禧奏话时,总是一口一个“老佛爷”,这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人们没有听说过除慈禧外,还有谁被呼为“老佛爷”,于是认定这个称号是她独有的、专用的,其实这是误解。

    事实上,“老佛爷”事件是存在的,并非杜撰。

    首先提议此称呼的是当时为慈禧庆祝寿诞的礼部某侍郎,理由是她为“大清中兴”作出了巨大贡献,有“皇朝巨擘之力”,又“威声远播泰西”,因此“堪为当世人主之效”,然后全体六部四品以上官员联署上奏,经由光绪皇帝朱批,皇太后慈禧从此就被人称为“慈禧老佛爷”或“太后老佛爷”。

    而在慈禧太后之前,“老佛爷”一直以来被作为满清皇帝的特称,所以并非西太后独有。

    这是因为我国历史上历代帝王除了有“庙号”、“谥号”和“尊号”以外,有些帝王还有“特称”。如宋代皇帝的“特称”叫“官家”,明代皇帝的“特称”叫“老爷”,而清代皇帝的“特称”则叫“老佛爷”。

    慈禧

    那清朝帝王为什么要用“老佛爷”这个称呼呢?是因为清朝是由女真族建立的,而女真族首领最早称为“满柱”。“满柱”是佛号“曼殊”的转音,意为“佛爷”、“吉祥”。后来,有的显赫家族、世袭首领,起名就叫“满柱”。满清建国后,将“满柱”汉译为“佛爷”,并把它作为皇帝的特称。

    值得一提的是,慈禧是整个清朝年间被称为“老佛爷”的第一个女人。慈禧喜欢听别人叫她“老佛爷”,大概是因为她企图把自己与皇帝相提并论。

    顺治和董小宛无关

    传说顺治皇帝和董小宛有一段浪漫而悲壮的故事:

    秦淮名妓董小宛,色艺双全,名满金陵。她与“复社”中的书生冒襄(即冒辟疆)一见钟情,双双遁迹杭州,结成夫妻。顺治二年,清兵攻陷杭州,董小宛被掳掠,献给清世祖顺治皇帝。顺治帝对董小宛恩宠有加,未过多久,董小宛被封为淑妃,为六宫粉黛第一美人。然而,董小宛红颜薄命,顺治帝悲痛欲绝,他感到人生虚无,万物皆空,也无心再做皇帝,就遁入山西五台山,削发披缁,皈依净土。

    世人认为,董小宛就是顺治的爱妃——董鄂妃,我们不难看出顺治帝对董鄂妃的感情是非常深厚的,都说顺治皇帝就是为了她而出家的。

    那么,董小宛是不是董鄂妃呢?

    在历史上,董小宛和董鄂妃都确有其人。

    董小宛(1624—1651)名董白,除了“小宛”,她还有一个号“青莲”。她和陈圆圆、柳如是、李香君、顾眉、朱无瑕、赵令燕、马湘兰等,都是明末举世艳称的名妓。她出生在明天启四年(1624),到崇祯十七年(1644)明思宗朱由检自尽时,作为早已艳名远播的美女,她已经二十岁了;而此时的爱新觉罗福临,也就是顺治皇帝,他的年纪最多也超不过七岁(因为直到七八年之后,十四岁的小皇帝才够年龄册立他的第一位皇后)。在那个早婚的年代,十六年即为一代人,尚不谙世事的7岁小皇帝怎么可能爱上一个“阿姨辈”的女人呢?

    顺治帝

    真正的董小宛在崇祯末年便从良了,当时她十九岁。她的丈夫冒辟疆,江苏如皋人氏,名襄,号巢民。与方以智、陈贞慧、侯方域一起,被共称为明末的“江南四公子”。明朝灭亡之后,他便隐居乡里,终生不仕。才色双绝的名妓,嫁给颇具民族气节的名流公子,这段姻缘还是十分般配的。在1655年,一代名妓死在水绘园影梅庵家中。

    从中可以看出,董小宛嫁给冒辟疆后,两人生死与共,没有分开过,董小宛死后,冒辟疆还写了一篇《亡妾董小宛哀辞》悼念她,文章中有“今幽房告成,素疢将引,谨卜闰二月之望日,安香魂于南阡”的记载,据时人记载,冒辟疆把她葬在影梅庵。所以董小宛不可能到宫里去当顺治帝的妃子。

    董鄂妃(?—1660),据《清史稿·后妃传》的记载:“孝献皇后栋鄂氏,内大臣鄂硕女,年十八入侍。上眷之特厚,宠冠后宫。”就是说董鄂氏(后来的董鄂妃)是内大臣鄂硕的女儿,十八岁入宫,受到顺治的宠爱。当董小宛去世的时候,董鄂妃刚刚年满十三岁。

    显而易见,董小宛和董鄂妃根本不是一个人。

    那么,为什么民间传说会将董小宛与董鄂妃拉到一起了呢?可能是因为她们俩的姓中都有一个“董”字,二人又都是倾国倾城的绝色佳人。一些文人在编写野史时,为了使情节离奇、有吸引力,于是便采用了移花接木的手法,将董小宛说成是董鄂妃了。董小宛是江南名妓,有着一段不凡的经历,顺治又是个懦弱的、重感情的情种皇帝,有段缠绵的婚姻史,这种情况到了文人的笔下,添枝加叶,杜撰出许多无根由的故事来。

    康熙来不及爱上“祖母级”的苏麻喇姑

    在《康熙大帝》里,贯穿整本书的就是康熙和大他几岁的美貌少女苏麻喇姑之间缠绵忧伤的爱情故事。在很多电视剧里,都把苏麻喇姑塑造成康熙帝的初恋情人,特别是《少年康熙》,里面那个皎皎如白玉兰一般的苏麻喇姑,那个立在一树白花下微笑和铰发时断然坚定的苏麻喇姑,让人久久不能忘怀。但是,苏麻喇姑和康熙真的有过一段如此唯美的爱情吗?

    其实,对比一下他们的年龄差距,就知道他们之间不可能发生姐弟恋。

    苏麻喇姑,蒙古族人,出生在科尔沁大草原一个贫苦牧民之家,出生年大约在明万历四十年(1612)前后。原名索玛勒,自幼在蒙古科尔沁贝勒宰桑家当使女。1625年2月,年仅13岁的孝庄文皇后嫁给皇太极的时候,她作为贴身侍女,一同被带到宫中,此后在皇宫中一住就是80年。顺治晚期或康熙年间改称满名苏麻喇姑。康熙四十四年(1705)以九旬高龄在清宫作古。

    康熙,清圣祖玄烨,清入关后第二代皇帝,顺治十一年(1654)三月十八生于景仁宫。十八年,福临去世,以八岁孩稚继承皇位。改次年为康熙元年(1662)。二年二月,生母去世,由祖母博尔济特氏(孝庄文皇后)抚育。他自幼苦读,好学不倦,身体强健,骑射娴熟。14岁亲政,在位61年,一生勤奋治国,开创了一代盛世,是中国古代杰出的英明帝王。

    根据历史事实可以看出,苏麻喇姑1612年左右出生,康熙祖母孝庄皇后1613年出生,苏麻喇姑和孝庄是同辈人,即是康熙的祖母级人物。康熙1654年出生,比苏麻喇姑小约42岁。康熙即位时虚龄只有八岁,此时苏麻喇姑已经50岁了,怎么可能还是如花少女?试想,一个八岁的孩童怎么可能与一个跟她祖母一样年龄的人发生暧昧关系?

    苏麻喇姑

    再者,苏麻喇姑在生活上有一个与人不同的特点:终年不浴。只有到年终最后一天即除夕之日,才用少量的水洗一洗身体,然后再把这些用过的脏水喝掉。试想,一个普通人都难以接受这样的习惯,更何况是九五之尊的皇帝?古代妃子侍寝都要经过很严格的沐浴熏香,即使康熙有恋奶奶的情节,也不可能对苏麻喇姑产生邪念。事实上,康熙对苏麻喇姑是非常尊敬的。在爱新觉罗·玄烨还不是康熙皇帝的时候,他得了天花绝症,他的奶奶、当时的孝庄皇太后和他的父亲顺治皇帝把他扔到福佑寺里面,听天由命、任其发展。苏麻喇姑一直守在康熙身边无微不至地照顾着他,直到爱新觉罗·玄烨彻底康复,后来成为一个伟大的皇帝——康熙皇帝。可以说,苏麻喇姑是康熙的生命守护神,是康熙一辈子都在感激的人,他们之间有的是类似亲情的东西,但绝对不是爱情。

    皇帝的女儿不全叫“格格”

    琼瑶的《还珠格格》搬上荧幕后,一时间“格格”二字名满天下,还珠格格、紫薇格格的扮演者的表演使人物形象鲜活,给观众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人们刚接触到“格格”二字,第一感觉是满人很特别,皇帝的女儿不叫公主叫“格格”,别有一番趣味。

    其实,《还珠格格》在一定程度上误导了我们,按照清朝的典章礼仪的规定,称皇帝的女儿为“格格”,是不合礼法的。

    清朝的前身——后金初年,大汗(当时的皇帝还叫大汗)的女儿,贝勒的女儿,有时也这样称呼一些未嫁的女子,叫“格格”,当时并没有特殊的规定。“格格”原为满语的译音,译成汉语就是小姐、姐姐之意,就如同现代人称呼自己的女儿为“丫头”一样。例如,清太祖努尔哈赤的长女称“东果格格”,次女称“嫩哲格格”。

    清太宗皇太极继位后,于崇德元年(1636),开始仿效明朝制度,皇帝女儿开始称为“公主”,并规定皇后(即中宫)所生之女称“固伦公主”,妃子所生之女及皇后的养女称“和硕公主”。

    《清史稿》中明明白白地写道:“公主之等二:曰固伦公主,曰和硕公主。”满语“固伦”为天下的意思,皇帝为九五之尊,所生的女儿自然得配“固伦”二字,也并非所有的公主都能有“固伦”的名号,只有皇后所生的女儿才能受封为固伦公主,其余的嫔妃们所生的女儿自然应该列入第二等,受封为和硕公主。

    电视剧里提到的小燕子和紫薇,前者是没有血亲关系,皇帝收养的养女;后者是皇帝在民间的私生女,更何况紫薇的母亲夏雨荷连正式嫔妃的封号都没有,可视为庶出,尽管受到乾隆皇帝的宠爱,也只能得到“和硕公主”的封号,乾隆的亲生女儿不可能降格而封为格格。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从所谓固伦公主到格格,表示的是等级,不是具体的名称,如小燕子还珠有功,可以封为还珠公主,但她的等级是和硕公主,享受和硕公主的待遇。

    “格格”则专门用来称呼王公贵胄的女儿。顺治十七年(1660)始把“格格”分为五等:

    1.亲王之女,称为“和硕格格”,汉名为“郡主”;

    2.世子及郡王之女,称为“多罗格格”,汉名为“县主”;

    3.多罗贝勒之女,亦称为“多罗格格”,汉名为“郡君”;

    4.贝子之女,称为“固山格格”,汉名“县君”;

    5.镇国公、辅国公之女,称“格格”,汉名“乡君”;

    6.镇国公、辅国公以下的女儿,都称之为宗女。

    “格格”之称一直沿用至清末民初之际,才渐渐终止。由此可见,现在影视剧中把皇帝之女称为“格格”是不准确的。

    “狸猫换太子”根本不存在

    清末小说《三侠五义》中描写了一个“狸猫换太子”的故事,其中主人公的传奇经历几乎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故事发生在北宋真宗年间。在真宗晚年,他的两个妃子刘氏、李氏同时怀孕,为了争当正宫娘娘,工于心计的刘氏将李氏刚生下的孩子换成了一只剥了皮的狸猫,并污蔑李氏生下了妖孽。真宗大怒,将李氏打入冷宫,而将刘妃立为皇后。后来,李妃所生男婴在经过波折后被立为太子,并登上皇位,这就是仁宗。在包拯的帮助下,仁宗得知真相,寻回流落民间的母亲,母子团圆,仁宗加封包拯,团圆结局。而刘氏也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这个故事流传很广,近年来又有内容相近的电视剧重现这段故事,善良的人们在为李氏的不幸掬一把泪时,也不知不觉走进了一个误区,对这段故事深信不疑。殊不知,这则故事经过剧作家们的“戏说”,与历史的真实已相去甚远。

    仁宗赵祯,在位42年,是两宋时期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在他的统治时期,国家安定太平,经济繁荣,科学技术和文化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其在位时期名臣辈出。总体而言,仁宗算是一个有作为的皇帝。

    宋仁宗

    关于他的身世,世人众说纷纭,仁宗究竟是真宗后刘氏之子,还是妃子李氏亲生,无论是小说,还是戏曲,几乎众口一词,认定仁宗是李妃所生,而非刘皇后之子。

    据《宋史·后妃传》记载,李氏本是刘后做妃子时的侍女,庄重寡言,被真宗看中,成为后宫嫔妃之一,生下仁宗后,进为才人,后为婉仪。在李妃之前,真宗后妃曾经生过五个男孩,都先后夭折。此时真宗正忧心如焚,处于无人继承皇位的难堪之中。当时仁宗刚生下,还在襁褓之中,即被刘德妃抱走,并把仁宗认为自己的儿子,和杨淑妃共同抚育。而李婉仪却失去了亲自抚育儿子的资格。宋仁宗即位后,李氏“默处宫中,与众婢无异”。其他人因畏惧刘太后的威势,也不敢对仁宗道出真相。因此,仁宗一直以为自己是刘太后所生,呼之为“大孃孃”,称杨淑妃为“小孃孃”。母子间一直感情融洽。而李氏直到明道元年才被封为宸妃,不久即病故,享年46岁。

    1034年,刘太后死后,24岁的仁宗才开始真正执政,这个秘密也就逐渐公开了。至于是谁最早告诉仁宗实情的,有两种说法,一说是杨淑妃(此时已为章惠太后)劝他说:“此非帝母,帝自有母。”杨太妃自仁宗幼年时期便一直照料其饮食起居,仁宗对她也极有感情,杨太妃在那样的政治环境中说出实情是极有可能的。

    另一种说法是皇叔赵元俨告诉仁宗:“陛下乃李宸妃所生,妃死于非命。”赵元俨自真宗死后,过了十余年的隐居生活,闭门谢客,不理朝政,在仁宗亲政之际,赵元俨突然复出,告以真相,应该是情理之中。

    总之,仁宗了解了自己的身世,在愤怒、悲伤的同时,马上派兵包围了刘后的住宅,要查清事实真相后作出处理。他怀疑自己的母亲死于非命,一定要打开棺木查验。当棺木打开,只见以水银浸泡、尸身不坏的李妃安详地躺在棺木中,服饰华丽,仁宗这才叹道:“人言岂能信?”随即下令遣散了包围刘宅的兵士,并在刘太后遗像前焚香祷告。

    其实,刘太后在李妃死后,最初是准备用一般宫人的礼仪治丧,但宰相吕夷简力劝刘太后,要想保全刘氏一门,就必须厚葬李妃。刘后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决定以皇后的服饰装敛、发丧,并用水银宝棺。生母虽然厚葬,却未能冲淡仁宗对李氏的无限愧疚,他把刘氏追谥为庄献明肃皇太后,把李氏追谥为庄懿皇太后。

    至此,真相大白,在这场“夺子案”中,刘妃、李妃确有其人,但其事绝非传说的那样,也没有出现狸猫的影子,只是后人对刘太后的做法进行进一步加工,才有了后来“狸猫换太子”的传奇。

    另外,在仁宗认母这一事件的整个过程中,其实并没有包拯的参与,因为这件事发生在仁宗明道元年(1032)以前,而此时的包拯还是一个布衣百姓。直到仁宗景祐四年(1037),29岁的包拯考中进士,在大约40岁时才离家去天长县任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没有去过京城,怎么能帮助仁宗寻找生母呢?

    自称“孝庄”是错误

    在历史大剧《康熙王朝》中,孝庄太后知道顺治出家心思已定,无法挽回时说道“我孝庄……”,甚至有人当面称呼她为“孝庄太后”,这些都不符合事实。

    谥号是中国文化中独有的,在古代,帝王、后妃、诸侯、大臣等去世之后,朝廷会根据其生平事迹与品德修养,评定褒贬,而给予一个带有评判性质的称号,这个称号就是“谥”或“谥号”。帝王的谥号一般是由礼官议定,经继位的帝王认可后予以宣布,臣下的谥号则由朝廷赐予。

    孝庄太后死后,康熙给祖母上的尊谥是:孝庄仁宣诚宪恭懿翊天启圣文皇后。孝庄文皇后是这位太后死后的谥号,谥号是死者的哀荣,也是对她一生的评价,孝庄太后自己不可能用谥号来自称。

    在谥法中,“文”寓有经天纬地、慈惠爱民和勤学好问之意,可见对孝庄的感恩推戴之重。

    孝庄太后

    根据谥法,谥号分为美谥、恶谥、平谥等三大类。属于美谥的有文(经天纬地)、武(威强睿德)、景(布义行刚)、明(照临四方)、平(布纲治纪)等。汉文帝刘恒、隋文帝杨坚等都以善于治理天下为名,所以被谥为“文”;汉武帝刘彻、晋武帝司马炎等以声威强盛著称,所以被谥为“武”。属于恶谥类的有炀(好内远礼)、厉(杀戮无辜)、幽(动静乱常)等。而愍(在国遭忧)、怀(慈仁短折)就属于平谥。总的说来,历代帝王大多都获得了美谥、平谥,只有少数皇帝才得到了恶谥。

    另外,帝王为大臣们所赐的谥号叫官谥。在春秋末期一些有名望的文人雅士或隐士死后,其亲友门人给他议定一个谥号,叫私谥。私谥不能称“公侯”,只能称“××先生”、“××居士”,如晋陶渊明被称为“靖节先生”。

    但是,不管什么谥号,都是在谥号的主人死后用的,因此,孝庄太后不可能在死前自称谥号。

    古代臣见君王并非都要下跪叩头

    通常在我们所看的古装连续剧中,每当遇有臣下朝见君王时,多用下跪叩头来表现。关于跪拜之礼,史书也有记载,例如:1792年,早已经崛起于西方的英吉利王国派专使出使大清帝国,这本来是一件促进东西方交流的大好事,可当时的清朝乾隆皇帝却坚决不准英国专使晋见,原因极其简单,因为英国专使马戛尔尼不肯对大清帝国的皇帝行下跪叩头的大礼。

    这个在现代人看来根本不成其为问题的问题,却被乾隆皇帝看得重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在乾隆看来,上下几千年,纵横全天下,哪有臣下见君王不叩头、不下跪的理呢?

    但事实上乾隆错了,且不说当时的西方各国属臣见君主根本没有“下跪叩头”之说,就是作为“下跪叩头”大礼发源地的中国,也不是从古到今都下跪叩头的。

    在春秋战国时期,臣子站立时是不跪拜国君的,只需相互作揖施礼。叩头礼也有,不过是坐着时,而古代的坐姿都是跪着的,并且是君臣互跪。我们在电视剧里看到日本人双膝跪席,臀部压在脚后跟这种坐姿就是来源于我们中国古代。当时,君臣之间的举止性礼节,不仅仅是臣下向君主施行,而且君主也有向臣下施用的仪制。据《周礼》载,周王召见诸侯时,向没有血缘关系的庶姓诸侯,施以合手前推再稍往下动的“土揖”礼。向有姻亲关系的异姓诸侯,施以合手平推的“时揖”礼;向同姓诸侯,施以合手前推再稍向上举的“天揖”礼;并且是君主先向臣子施礼,还得是向大臣部下一一行礼,而大伙只要对周王行一次礼就行了。可以看出,这时在朝堂上最忙的人就是君主了,后世君主高居宝座岿然不动的景象,当时的君王们大约是做梦也没想到的。

    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平扫六国,天下归一,自以为建不世之奇功,但也只不过是把自己的名号由王改为皇帝,自称为“朕”,制命为“诏”而已,并没有定下“下跪叩头”的臣见君之大礼。

    刘邦立国伊始,因他和手下的大将文化程度均不高,故群臣公然在朝堂上随意出入,哄然叫嚷,争功邀赏,互责短长,鄙言陋行,斑斑不绝,醉后喧哗甚至拔剑击打宫殿的支柱,于是采纳叔孙通的意见订立君臣之礼。试行后,刘邦大叹:“我到了现在才知道当皇帝的威风!”于是汉朝之后才逐渐出现大臣对君王的跪拜,例如汉代元旦朝贺之仪,其制为:三公上殿后面向皇帝座位,赞礼之太常就高声唱喝:“皇帝为君兴”,即皇帝起立对三公的礼贺表示敬谢之意。三公于是跪伏,然后皇帝坐下。皇帝册、授王、公爵职时,王、公拜谢,皇帝也以起立作答礼。

    唐代以前没有桌子,只能席地而跪,所以表示尊敬只有叩头,不过那时不仅是大臣给君主叩头,君主有时也会给大臣叩头。到宋代有了桌子,基本上就改为鞠躬礼了,至于像满清那种三跪九叩的大礼,确实是满清独一无二的发明。清人康有为对这一变化描述说:“汉制,皇帝为丞相起,晋、六朝及唐,君臣皆坐。唯宋乃立,元乃跪,后世从之。”这里说的就是古代中国君臣之礼的变化情况:唐以前是臣与君共坐,到了宋朝,皇帝仍坐,大臣则由坐改为站立。元朝进一步发展为臣下跪着向坐着的皇帝察复,明清沿袭而不改。

    君尊臣卑的强化,使君主礼敬大臣的仪制被逐步取消,君臣之间等级差距加大并森严化。明清时期,皇帝的威严已被抬高到绝对至尊的地步,君主容不得臣下对其尊严的丝毫损伤。据史料记载,清代有名的大学者纪晓岚曾因在陪太子读书时未采用下跪的姿态而遭到了皇帝的训斥。纪晓岚尚且如此,别人见皇帝的处境就更是可想而知了。

    由此可见,现今荧屏上从春秋战国到清朝,大凡君主上朝就是群大臣趴在地上三拜九叩、三呼万岁的景象其实是对历史的误解,并非古代的臣子见君主都要下跪叩头的。

    纪晓岚没资格与和珅斗法

    最近,关于纪晓岚与和珅的电视剧层出不穷。在剧中,乾隆皇帝和两个爱臣打成一片,纪晓岚时时不忘捉弄一下和珅,让他在皇帝面前出尽洋相,又每每能化险为夷,成功避开来自和珅的报复。剧中的纪晓岚正直、英俊、机智、洒脱,与油腔滑调、不学无术的和珅形成了鲜明对比。观众在忍俊不禁的同时也无不深感痛快。

    可是,历史上纪晓岚真的与和珅处处作对吗?《铁齿铜牙纪晓岚》反映了真实的历史吗?

    查阅史籍,可以发现《铁齿铜牙纪晓岚》的剧情情节与史实有几处出入:

    第一,据史书上记载,纪晓岚“貌寝短视”。所谓“寝”,就是相貌丑陋;所谓“短视”,就是近视眼。跟纪晓岚打了十年交道的朱珪曾经有诗这样描述他:“河间宗伯姹,口吃善著书。沉浸四库间,提要万卷录。”从诗中得知,纪晓岚还有口吃的毛病。原来,纪晓岚不仅比较丑,还有近视眼、口吃,这些与银屏上风流倜傥的纪晓岚形象,颇有些不同。

    而令人大喊意外的是,和珅在当时被称为“满洲第一美男子”,据说他身材颀长、眉清目秀,不仅是个标准的美男子,而且还是一个聪明绝顶、出口成章、处事机敏的干练之材,而且很会理财、敛财,并且精通满、汉、蒙、藏四种语言,平时巧答应对、处理政务干练决断,都甚合乾隆心思,并不是影视剧中所展现的那个又矮又肥的胖子形象。

    第二,在影视剧中,纪晓岚和乾隆皇帝之间的君臣关系表现得十分融洽,乾隆对纪晓岚十分信任。于是我们都得出一个结论:纪晓岚是乾隆皇帝的“爱臣”。其实,这是一个误会,剧情已经过了编导们的美化,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乾隆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圣主”,也是一位自小生长在深宫的皇帝,有很多独特的喜好。比如,乾隆对身边的近臣有他自己的一条选择标准,首先必须机警敏捷、聪明干练,并且要相貌俊秀、年轻漂亮。这样的例子很多,例如和珅、王杰、于敏中、董诰、梁国治、福长安等人,都是数一数二的“美男子”,而相貌丑陋的纪晓岚遇上乾隆,即便他再才华横溢,也难得到真正的重用,难以参与重大的政治决策,只能以文字安身立命。意思是说他只能做乾隆的“词臣”,而难以做乾隆的宠臣、重臣。纪晓岚一生中两次任乡试考官,六次任会试考官,三次任礼部尚书,均是这种际遇的体现。这种官职并无重权、实权,只是大清朝廷的摆设而已。他一生没有当过真正有实权的官。

    其中,有一件事可以证明乾隆对他的态度:一次乾隆派他出任都察院,他因判案不力,本应受罚,乾隆却说:“这次派任的纪晓岚,本系无用腐儒,本来只不过是凑个数而已,况且他并不熟悉刑名等事务,又是近视眼……他所犯的过错情有可原。”可见纪晓岚在皇帝心里的地位。相反,和珅却得到了乾隆的青睐,官至军机大臣、大学士。

    所以,纪晓岚无法与权臣和珅斗法,因为不是一个“重量级”,而且纪晓岚也没有与和珅为敌的意愿。因为与和珅作对的人,都没有什么好下场,贬官的贬官,流放的流放,杀头的杀头。

    第三,在电视剧中三个人的年龄看上去差不多,这一点也不符合历史实际。

    据载,和珅的生卒年是(1750—1799),纪晓岚是(1724—1805),纪晓岚要比和珅大26岁,纪晓岚考中进士的时候和珅才出生,等到和珅飞黄腾达的时候,纪晓岚已经60多岁,他俩基本上没有同朝为官。

    综上所述,纪晓岚不可能也没有资格与和珅斗法。

    自称“奴才”地位高

    细心的观众在看《铁齿铜牙纪晓岚》时可能会发现,和珅在皇帝面前自称“奴才”,而纪晓岚却自称“臣”,为什么会有不同呢?会不会是编导按剧情的需要故意丑化和珅呢?

    按现代人的眼光,“奴才”的地位肯定要比“臣”的地位低,但是,和珅是满族人,纪晓岚是汉族人,在当时的历史情况下,汉人应比满族人地位低,这是怎么回事,难道编导弄错了?

    “奴才”一词,本是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的一句骂人话,意为无用之人,只配为奴,故又写作“驽才”,当时中原并没有这种说法。

    “奴才”一词,虽含鄙意,却在清朝典章制度上有着一个特殊的位置。清朝规定,给皇帝上奏章,如果是满臣,便要自称“奴才”;如果是汉臣,则要自称“臣”。汉臣如果自称为“奴才”就算是“冒称”,就是说,汉人称自己为“奴才”是不够资格的。

    在乾隆三十八年,满臣天保和汉臣马人龙共同上了一道关于科场舞弊案的奏折,因为天保的名字在前,便一起称为“奴才天保、马人龙”。乾隆皇帝看到奏折后,大为恼火,斥责马人龙是冒称“奴才”。于是,乾隆帝作出规定:“凡内外满汉诸臣会奏公事,均一体称‘臣’。”这个规定,目的就是不让汉臣称“奴才”,为此,宁肯让满臣迁就汉臣也称“臣”。

    满洲人入关前,大体处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社会,虽然占据了中原,但奴隶制的胎记并未完全退去,即使到了晚清,满洲人内部仍保持着很浓厚的奴隶制习气,主奴之间等级森严。这个习惯反映到典章制度上,便是满臣奏事时要自称“奴才”。满臣自称“奴才”,不仅表示自己是皇帝的臣子,更表示自己是皇帝的家奴;而汉臣则没有满洲人传统的主奴关系,所以也就只有臣子的身份,也就不能称“奴才”。正因为这个原因,马人龙奏事时自称了“奴才”,便被认为是冒称。

    在满人的眼里,“奴才”要比“臣”金贵得多。“奴才”,实际是一种满洲人主奴之间的“自家称呼”,非“自家人”的汉人是没有资格这样称呼的。

    鲁迅先生的杂文《隔膜》里的一段话,也印证了这个问题,他说:“满洲人自己,就严分着主奴,大臣奏事,必称‘奴才’,而汉人却称‘臣’就好。这并非因为是‘炎黄之胄’,特地优待,赐以佳名的,其实是所以别于满人的‘奴才’,其地位还下于‘奴才’数等。”

    理解了两者之间的差别,才能更深刻地理解那段历史。幸好,“奴才”之类的词,已经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兵是兵,勇是勇

    现在经常可以看到清朝时期的历史剧,细心的话,就会发现荧屏上有些士兵身上穿着带有“兵”字的衣服,而有些士兵身上的衣服却是带着大大的“勇”字,为什么不相同呢?难道是道具师不小心弄错了,还是两者是一回事呢?

    其实,这一小小的细节中也藏有一些学问。

    史载,“兵”是清代国家的常备武装力量,分为八旗军和绿营军。八旗军为满兵,绿营兵则是为弥补满军的不足不得不征用八旗之外的汉兵,这种军队以绿旗为标志,以营为建制单位,故称绿营兵。八旗军同绿营兵虽然使命相同,都是保家卫国,但主次不同,朝廷倚重不同。按定制:八旗兵大部分卫戍京师,为国家精锐部队,掌管京师安全;绿营兵则遍布全国各地,数量要比八旗兵多几倍乃至几十倍。待遇方面则绿营兵比八旗兵差远了,通常影视剧上浩浩荡荡的大军都是绿营兵而非八旗兵。

    “勇”则不同。勇又叫“乡勇”,是由于军事的需要而临时招募的军队,以补八旗、绿营之不足,战事完了即解散,他们并不是国家正式的军队。直到清末太平天国时,曾国藩以团练起家,才改非正式的乡勇为练勇(即湘军),定兵制,发饷粮,称为勇营。从此,“勇”和“兵”一样成为国家的正规军主力。

    为了相互区别,朝廷规定八旗兵和绿营兵着“兵”服,而勇营着“勇”服。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
首页 上一章 目录 下一章 书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