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美不是害死杨业的大奸臣
许多戏曲、小说，如《杨家将》、《潘杨讼》、《佘赛花》中有一个反面角色——潘仁美，它们在歌颂杨业一门忠烈的同时，也把潘仁美塑造成了一个大奸大佞、阴谋害死杨业的人。随着杨家将的故事在民间广泛流传，潘仁美的反面形象也深入民心。
潘美
值得一提的是，历史上并没有潘仁美这个人，其实这个角色是以宋朝名将潘美为原型塑造出来的。
开封市里至今还有两湖，一清一浊，西边是杨家湖，传说是宋朝杨家将天波府旧址，东边是潘家湖，传说是宋臣潘美府旧址。杨家湖水色碧绿清澈，潘家湖混浊污臭，据说就是因为杨家将世代忠良而潘美是个奸臣。
这似乎已经成了定论，事实果真如此吗？在查阅《宋史》等一些正史的过程中，并没有发现有“潘美是个奸臣”的记载，相反，《宋史》对潘美的评价很高，潘美也不在其专门列奸臣之名的《佞幸列传》之中。
对于杨业的死，戏曲、小说中都说是因为潘美与杨业关系不和，他嫉妒杨业，是他陷害了杨业。其实这是没有历史根据的。
据《宋史》记载，雍熙三年，宋太宗下旨全面进攻契丹，下诏兵分三路进行北伐：东路军刚出击就遇到契丹主力的迎击，大败于歧沟关；中路军闻听东路败北，也不战而溃；只有潘美、杨业的西路军，出师仅两个月，便战果累累，收复了朔、寰、云、应四州之地，当时监军王侁邀功心切，主张强攻，但杨业不同意，说：“今敌锋益盛，不可与战。但领兵出大石路，先遣人密告云、朔守将，俟大军离代州日，令云州之众先出，我师次应州，契丹必悉兵来拒，即令朔州吏民出城，直入石碣谷，遣强弩千人列于谷口，以骑士援于中路，则三州之众保万全矣。”他刚说完，王侁反对说：“我们有几万精兵，为什么这样胆小怕事！应该走雁门关北面的大路，向朔州行进，然后攻打寰州。”他还讥讽杨业说：“你平素号称‘杨无敌’，而今见到敌兵，就停滞不前，不肯打仗，难道你有其他想法吗？”杨业无奈，只得率本部人马出击。
出兵前他与王侁、潘美约定，请他们在陈家谷口安置伏兵接应。王侁等在陈家谷口设置了伏兵，但一直到中午也没见到杨业，以为他取胜继续追击去了，便带兵撤离。《宋史》中说：“(王侁)使人登托逻台望之，以为契丹败走，欲争其功，即领兵离谷口。美不能制，乃缘灰河西南行二十里。”说明潘美虽加阻止，但态度不够坚决。
此时杨业与辽军作战已伤亡大半，原以为有人接应，谁知到了陈家谷口却空无一人，最后被俘。杨业被俘后叹息说：“朝廷待我甚厚，本当讨敌安边，以报国家，不料被奸臣所逼，致使王师败绩，我还有什么脸面活着！”即拒绝进食，三日而亡。他死后，宋廷给潘美贬官三级，将王侁、刘文裕罢官。旌表杨业：“尽力死敌，立节迈伦，诚坚金石，气激风云，求之古人，何以如此！”
王侁“欲争其功，即领兵离谷口”，为什么潘美“不能制”？这是因为王侁是监军。监军和通判一样，是皇帝的亲信。“监军”既不是副职，也不是属官。监军代表皇上对在外将帅的行动进行监督和挟制，他还有权处死有不轨之举的将军。监军王侁代表皇上对将帅的挟制，既对杨业，也对潘美。在与杨业的争执中，是监军王侁“语激杨业”，在陈家谷是监军王侁擅离谷口，史籍上记载得非常清楚。如果说，对杨业之死非要去找一个所谓的陷害者或“主谋”，那自然是王侁，而非潘美。
潘美在此事中能负什么责任呢？他应负有领导责任，责任就在他身为统帅，未能有力节制王侁的轻敌妄动，但不能把全部的过错推到潘美的身上。
潘美的奸臣形象最早出于一本无名氏撰写的《杨家将演义》中，将潘美(书中用了假名“潘仁美”)刻画成通敌卖国、残害忠良的大奸臣。此后，潘美的形象被慢慢丑化，《杨家府演义》等小说不仅把潘美写成了奸臣，还让潘美死于忠臣开封府尹寇准的刀下。
包拯没有当宰相
在传统戏曲中，包拯经常被尊称为“包相爷”，相爷就是宰相、丞相，事实上，包拯从未做过宰相。
包拯29岁中进士后，因为他孝顺父母，竟辞官归里，颐养双亲，以终天年。直到先后给父母送完终，并且守孝满期后，包拯才出去做官。先任天长县知县，后又任端州(今广东肇庆)知州。
端州出产一种名砚——端砚，作为向朝廷进贡的贡品。由于官吏大量贪污，每年进贡端砚数不断增加，人民不堪重负。包拯上任后，下令只按规定数进贡，任何官员不得加码、贪污，一扫往日贪风，从而减轻了人民的负担。而包拯自己后来离任时，连一方端砚也没有带走，当地百姓均赞他廉洁无私。
此后包拯历任监察御史，三司户部判官，三司户部副使，知谏院，瀛洲、扬州、庐州和池州知州，江宁、开封府知府，三司使，枢密副使等职。
包拯担任过的最高行政职务是枢密副使，也就是枢密院的副长官。枢密院是管理军国要政的最高国务机构之一，宰相管理政权，枢密使管理军事，枢密使的权力与宰相相当。因此，虽然包拯没有担任过宰相，但其担任的枢密副使也可称为副宰相级别的官职，因此，被后人称为“包相爷”也是恰如其分的。
宋嘉祐七年(1062)五月，包拯在开封病逝，终年64岁，死谥“孝肃”。“京师吏民，莫不感伤”，叹息之声，大街小巷都可听得到。
刘墉不是罗锅儿
刘罗锅因为为官“忠君、爱民、清廉”，深得百姓喜爱，有关他的事迹广为流传。当代的影视剧作家也很了解民众这种渴盼清官的心理，于是，刘墉成了清代大臣中“上镜率”最高的大臣之一。在剧作家的安排下，他和大贪官和珅成了死对头和欢喜冤家。和珅在他面前总是显得笨手笨脚，经常弄巧成拙，想算计人却反遭算计。乾隆皇帝对他又爱又恨，又有点无可奈何。这个人物寄托了中国老百姓太多的理想和愿望，他是智慧的化身，也是正义的化身，甚至连他的罗锅儿也让人不但不觉其丑陋，反成为他的标志性特征。
其实，历史上的刘墉不可能是罗锅儿。因为，在封建社会，选官向来是以“身、言、书、判”作为首要条件的。所谓身，即形体，需要五官端正、仪表堂堂，否则难立官威。所谓言，即口齿清楚、语言明晰，否则有碍治事。所谓书，即字要写得工整漂亮，利于上级看他的书面报告。所谓判，即思维敏捷、审判明断，不然便会误事害人。在这四条标准之中，“身”居首位，是最重要的。刘墉系科甲出身，必在“身言书判”四方面合格，方可顺利过关。因此可以肯定地说，刘墉不会是“罗锅儿”。姜纬堂先生早在1996年时，就曾在《北京晚报》上专门撰文《刘墉绰号“罗锅”考》，指出过这一点。
另外，按照当时的科举制度，举人应会试三科不中者，还可以应“大挑”一科。这一科不考文章，全是以貌取人，标准是“同田贯日身甲气由”八个字。“同”指长方脸，“田”指四方脸，“贯”指人的头大而身体直长，“日”指身体端直而高矮胖瘦适中，这四个字是好字，符合者才有中选的可能；“身”指身体不正，“甲”指头大身子小，“气”指一肩高耸，“由”指头小身子大。这四个字是不好的字，沾上一个就会落选。清朝选官如此重视相貌，若刘墉是罗锅儿的话，又怎有可能被选上？由此可以推出：刘墉即使算不上仪表堂堂，但也不至于是个残疾人。
史书上记载，嘉庆帝的确称过刘墉为“刘驼子”，但是刘墉当时已经年届八十，80岁的老头难免会有些驼背弯腰，但是如果以此认定刘墉年轻时即为“罗锅”，或者以为他生来就是个“罗锅”，那就不准确了。
才貌双全的和珅
和珅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贪官，在民间有“和珅跌倒，嘉庆吃饱”的说法。影视剧中的和珅老是被刘罗锅和纪晓岚捉弄，只会油头滑脑、阿谀奉承，观众受剧情的影响，渐渐把和珅归入不学无术、无才无能的庸人之列。
但历史上的和珅真是这样的人吗？
和绅
《清史稿》本传中称和珅“少贫无籍，为文生员”。他童年时家境并不富裕，母亲在他3岁时就去世了，父亲常保长年戍守在外，无暇照顾他和弟弟和琳。据说，和珅年龄稍长一些，就经常让家人刘全驾车带着他到处去借贷以度日。就是在这种环境下，小小年纪的和珅懂得了读书的重要性，在读过几年私塾后，十余岁即被挑选到咸安宫官学读书。咸安宫官学坐落于皇宫西华门内，主要招取内务府及八旗官员的俊秀子弟，可以说是一所重点学校。和珅在这里接受了系统的儒学经典和满、蒙、汉文字的教育。他熟练掌握了满、汉、蒙、藏四种语言，并练就一手堪称一流的书法与绘画，除必修的功课外，他还有意搜集乾隆皇帝的诗，模仿皇帝的字体，这一切都为他的将来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1767年，和珅顶替父亲在宫中担任三等都尉，一天偶然发生的事，改变他的命运：一日，乾隆出宫，在轿中阅边报有奏犯脱逃者，乾隆微怒，诵《论语》：“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与？”时随从诸校尉及期门(官员，掌护卫)、羽林(皇帝护卫军)之属，皆惊愕相视，不知所措；继互相询问，帝语何意？和珅应声曰：“典守者(县尉，掌缉捕和狱囚)不得辞其责。”乾隆为之惊异，问其出身及所学。和珅应对如流，颇令乾隆满意。
随后，和珅在极短的时间内，平步青云，从一名普通的侍卫，如同坐直升机一般升入权力高层，成为乾隆的亲信重臣，这种升迁速度是极为罕见的。
能得到乾隆皇帝的重视与宠爱，当然不排除和珅深谙溜须拍马之术，但是没有一些真本事是不行的，他本身的才干和机敏是其得宠的主要原因。
史籍记载，和珅除长相俊俏、气度不凡外，还是一个聪明绝顶、出口成章、处事机敏的干练之材，而且以理财、敛财专长。在他任内务府总管之前，这个主管皇家事务的机构总是入不敷出，常常亏空，和珅做了总管之后，内务府不仅不亏空，而且还略有盈余；他不仅善于从各省封疆大吏、盐政织造及富商大贾那里聚敛钱财献给皇上，而且还首倡在朝廷施行“议罪银”，收入所得全部并入内务府特别收入，以满足乾隆骄奢淫逸和好事铺张的生活需要，这一点深得乾隆皇帝嘉许。
而且，和珅记忆力惊人，过目成诵，聪明决断，办事干练，就连嘉庆也肯定他“精明敏捷”，这些正是晚年的乾隆所需要的。乾隆在《平定廓尔喀十五功臣图赞》中曾特别提到和珅“于清文、汉文、蒙古、西番(藏文)颇通大意”，乾隆五十六年(1791)用兵之际，所有指示机宜，每兼用清、汉文，此分颁给达赖喇嘛及传谕廓尔喀敕书，并兼用蒙古、西番字。臣工中通晓西番字者殊难其人，唯和珅承旨书谕，俱能办理秩如，勤劳书旨，见称能事。这些才干都很令乾隆满意，和珅成为他不可多得的助手。
牛皋没有气死金兀术
《岳飞传》自古深受百姓喜爱，当中最令人悲愤的就是岳飞屈死风波亭，最让人拍手称快的就是“牛皋气死金兀术”，由于岳飞屈死风波亭是信史，所以，很多老百姓把“牛皋气死金兀术”也当成了真正的历史。于是，不知不觉中误解了历史。但历史上二人的真实情况是：
牛皋是南宋将领，一生戎马生涯，出生入死，屡立战功，被誉为抗金名将。1129年，金兵入侵中原，牛皋聚众抗击有功，被提拔为中军统领和荥州刺史。1133年，牛皋加入岳家军。在以后的抗击金兵中立下汗马功劳，被提为岳家军副统帅。岳飞遇难后，秦桧于1147年密令都统制田师中在杭州以宴请各路大将为名，用毒酒害死牛皋，牛皋死前悲愤地说：“恨南北通和，不能以马革裹尸！”死后埋在杭州西湖栖露岭北的剑门关畔，墓前立一碑，其碑文为“宋辅文侯牛皋之墓”。
金兀术，本名完颜宗弼，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第四子。1126年，金兀术破北宋都城汴京，俘获徽钦二帝，灭掉了北宋。同年五月，康王赵构继位于南京(今河南商丘)，史称南宋。1140年金兀术还朝，兼监修国史，以功拜进太傅；七年，为太师，令三省事，都元帅，独掌军政大权。1149年病死。大定十五年，谥“忠烈”。这些在《金史·宗弼传》中都有专门记载。
据史料可知，牛皋于1147年被秦桧派人毒死，而金兀术于1149年病死，牛皋死后两年金兀术才死，何来的“牛皋气死金兀术”呢？
武松并未上梁山
大家都知道，武松是个英雄，功夫也十分了得，他的故事至今让人津津乐道，“武松打虎”，“醉打蒋门神”，“大闹飞云浦”等，每一个故事都脍炙人口，让人拍手称快。他的行侠仗义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水浒传》是一部小说，所以大家可能会把武松当做小说中的人物，认为武松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他的英雄事迹是作者杜撰出来的。
其实不然，历史上确实有武松这样一个人，但只有其人，却无其事。
《临安县志》、《杭州府志》、《浙江通志》等史籍中都有关于武松的记载：武松，原系浪迹江湖的卖艺人，“貌奇伟，尝使技于涌金门外”，“非盗也”。杭州知府高权见武松武艺高强，人才出众，就邀请他来知府当督头。不久，因有功被提升为提辖，成为知府高权的得力助手。后来，因高权得罪权贵，被奸人诬陷而罢官。武松也因此受到牵连，被赶出衙门。
继任的新知府是太师蔡京的儿子蔡鋆，是个大奸臣。他倚仗其父的权势，在杭州为非作歹，横行霸道，百姓怨声载道，给他起了个外号叫“蔡虎”。武松对这个“蔡虎”恨之入骨，决心拼上性命也要为民除害。
一日，他身藏利刃，藏在蔡府附近，等到“蔡虎”前呼后拥回来的时候，便箭一般地冲上前去，向蔡鋆猛刺数刀，当即结果了这个坏蛋的性命。官兵蜂拥前来围住武松，武松终因寡不敌众被官兵捕获，后惨遭重刑死于狱中。
从这里可以得知，武松除害后在狱中“遭重刑”而死，并没有上梁山。
杭州的老百姓“深感其德”，为了纪念这位好汉，将他葬于杭州北山街西泠桥畔，面对着秀丽的西湖。后人立碑，题曰“宋义士武松之墓”。
施耐庵通过艺术加工，将他塑造成了《水浒传》中的武松形象，至于武松最后的结局，《水浒传》也写到他成了清忠祖师，得享天年，实在是一种符合老百姓心愿的、美好的艺术处理。
武松之墓
包青天没有三口铜铡
大家都看过《包青天》，戏里面的包拯、张龙、赵虎、王朝、马汉、公孙先生、展昭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一帮人马团结一心，神通广大，铡贵戚、铡国舅、铡一切贪官污吏，包公手握上方宝剑，甚至连皇帝的圣旨也可以对抗。什么龙头铡、虎头铡、狗头铡，什么阴阳镜，连阎王老子也要退让三分，妖魔鬼怪更不在话下。人们看了心情舒畅、扬眉吐气，贪官污吏看了胆战心惊。
据说当时的包拯，因为惩治有功被皇上连升数级，成为开封府知府。皇上为了保证其在执法过程中的公正、迅捷，更赐予了上斩昏君、下斩奸臣的上方宝剑与先斩后奏的利器：龙头铡、虎头铡与狗头铡——上管君王不正，下管朝臣不忠。死在包拯铡刀底下的有当朝国舅、东床驸马以及数不尽的贪官污吏，还有自己的亲侄子……当时京城甚至有“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的说法。
铜铡
但是，这些神奇的情节并不完全是事实，有些是被夸大了的艺术形象，真实的包拯既无这么大的权力，也无这么大的神通，当然也就没有这三口铜铡。
真实的包拯很晚才踏上仕途，史载，包拯在他29岁时，终于考中了进士甲科。按照宋朝规定，考取进士之后，便可以做官。但包拯认为父母亲年事已高，应该尽孝奉养双亲，因而请求回到安徽，在和州(今安徽和县)做官。但是，父母亲希望儿子在自己身边，包拯便决定辞职回家，在家孝敬父母，直到双亲去世。当时，这种封建孝道，受到家乡人的称道。
康定元年(1040)，包拯又出知端州(今广东肇庆)。这时的包拯已是40岁左右的中年人。庆历三年，包拯铁面无私的性格受到大臣们赏识，所以朝廷将包拯调到首都开封。
翻阅《宋史》，我们发现：包拯并非绝大部分在开封知府时断案。包拯从宋仁宗嘉祐元年十二月任暂代开封府起，到仁宗嘉祐三年六月升为右谏议大夫止，总共当了一年半的开封知府。在这一年半中，史书上没有记载他任何有关断案事件。
现存18种元代公案戏中，写包公审案断狱的就达11种，如无名氏的《包待制陈州粜米》、关汉卿的《包待制智斩鲁斋郎》等。明清又诞生了20种，其中明代《元曲选》100种里包公戏占10种。打开《京剧剧目初探》，可以查到34出包公戏。
而事实是，只有一件“审牛舌案”是发生在包拯任天长县知县时的事情，而此小案又见于《宋史·穆衍传》里的一桩案件，同时记在两人名下，不知是包拯还是穆衍？
包拯之所以受人爱戴，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功劳：
1.不持一砚归。端州出名砚。包拯从端州离任时，却不带走一方砚。航船途中发现一门生私携了一方砚台，包拯大怒，立命掷于江中，方才继续赶路。
2.疏浚惠民河。包拯主持开封府时，城池汛期吃紧而城内蔡河河道边常被有权势的官僚占去砌盖楼房水榭，阻滞了水流。包拯即令限时拆除，对过限不拆的“大人物”则开名单上报朝廷请求降他们的罪。
3.关心人民疾苦。包拯担任御使期间对西北边防多有良策。如他提出将青壮年农民组织起来平时耕作，战时打仗，以减轻徭赋，扩大兵源。他提议对京东地区的一些冶铁专业户缓征生铁以让他们休养生息。他上书缓征500万石江淮地区的稻谷，“请支义仓米赈给百姓”，以解灾民燃眉之急。
4.任人唯贤。包拯晚年做台谏时，积极向朝廷举荐贤才，同时弹劾那些贪赃妄为之徒。
老百姓为了纪念他，给他塑了一座像，在塑像的旁边就放置着脍炙人口的三口铜铡。这三口铡刀，可以说是包公执法严明的象征，代表他有先斩后奏的权力。在我国的封建社会，等级非常森严，人活着的时候有等级，死了之后也是有等级之分，所以这三口铡刀所斩的对象都不同，上面的是“龙头铡”，专斩犯罪的皇亲国戚；中间的是“虎头铡”，专斩贪官污吏；最下面的是“狗头铡”，专斩刁民小人、恶霸。
然而，要说这铡刀铡死“驸马”陈世美，其实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陈世美是清代的。
至于斩包勉，就更是无稽之谈。按照宋朝法律规定，法官与被告人是亲属，或者有很近的姻亲关系的，都必须回避。包拯与包勉为叔侄关系，如果包拯大义灭亲，必然触犯宋朝刑律。
而且，君王只需要包拯这样的人来震慑其他官员，但是绝对不希望他们“功高震主”，绝对不会让他们拥有“三口铜铡”那样的权力。
段誉——从现实走进金庸的笔下
段誉，相貌儒雅俊俏，深受众多美女的喜爱，手无缚鸡之力又偏偏侠骨柔肠，只对王语嫣痴情一片。福大命大的他运气好得令人称羡，他的儒和雅、痴与纯，都给读者或观众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
他是金庸长篇巨著《天龙八部》的一个核心人物，大多数人认为，段誉这一人物，自然也是作者虚构出来的。
事实上，历史上不仅有段誉其人，连其父亲段正淳也有原型。
当时，大理国的创始人是段思平，乃大理前朝义宁国的节度使，段家从南诏国开始就一直是云南豪族。
段氏建国百余年间，权臣杨、高两个家族一直在朝廷争权夺势。
在段誉的父亲段正淳即位之前，大理被权臣高升泰篡权，而后迫于压力，把权力还给了段家，段正淳于北宋哲宗绍圣三年(1096)即位。他在国内“赦差役”，减轻国民负担；外交上，“使高太连入宋，求经书69家，药书62本”，与周边国家友好相处，“缅人、昆仑、波斯三夷同进白象、香物”。可惜，在这个时候，大理国已经气数将尽(古书上迷信的说法就是“彗星出西”)，国内“大疫”流行，段正淳已回天无术，最后不得不走上“禅位为僧”的道路，让位给儿子段誉。段正淳是小说中的风流王爷，而在历史上，他其实并不像小说中描写的那样，而是实实在在地当了13年的大理之主。文安四年，段正淳禅位为僧，后来也得善终。
1107年，段誉接替父亲为大理国第16代国王，他在位长达39年，是大理国诸王中在位时间最长的国王，死后谥号宣仁皇帝。段誉是个有所作为的君主，他明白与宋朝建立友好关系是立国之本。尽管宋朝与大理国的关系由于宋太祖“不暇远略”的方针而有所疏离，然而大理国仍然一直向宋朝称臣。段誉特别重视加强与宋朝的联系，入贡大理马、麝香、牛黄、细毡等土特产，还派幻戏乐人(魔术师)到宋朝表演，深得宋徽宗的礼遇，册封他为金紫光禄大夫、云南节度使、大理国王等。这也是大理受宋册封的开始。
潘金莲和武大郎的情感秘密
《水浒传》里描写的武大郎奇矮，不足三尺，靠卖烧饼谋生，他有一个很美貌的妻子潘金莲，后因潘金莲与西门庆有染，继而二人商量毒死了武大郎。
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武大郎一直被当做窝囊男人的典型代表而受到人们的鄙视，充当了一个受苦受难甚至被害人的角色；而潘金莲更甚，数百年来，她被视为“千古第一淫妇”，承受着“淫妇”等道德意义上的唾骂，他们的形象从何而来？无非是中国的两部古典文学名著——《水浒传》和《金瓶梅》。
事实上，他们不仅仅是小说中的人物，而是真实存在的人物。那么，历史上的他们是怎样的呢？
据河北省《清河县县志》记载，武大郎姓武名植，清河县武家那村人，县志和武氏家谱可以证实，武植身材高大，相貌不俗，根本不是《水浒传》中的“三寸钉，枯树皮”，他聪明好学，知识渊博，曾为山东阳谷县令。在为官期间，清正廉明，平反冤狱，治理河患，为百姓做了不少好事，世人尊称其为“武大郎”。
武家那村中有一座纪念武植的祠堂，整个祠堂由前庭院、展览厅、武植碑、武植墓四部分组成。一进武植祠堂，便可见武植雕像及为其正名的图画文字。祠堂后院有座土冢，便是武植墓。据其后人介绍，此墓始建于明代，为悬棺合葬墓，土冢原高9米、直径约20米，树木葱茏。墓前有清乾隆年间武家后人所立护墓碑。
1946年初，武植墓曾被掘开，村民亲眼看见里面的楠木悬棺，出土的武植骨殖高大，按照推算生前身高应在一米八以上。他是清官，所以无值钱的随葬品；他不是卖烧饼的，否则，哪有楠木悬棺和青砖垒墓？
而清河县城东北的潘家庄(后改名黄金庄)，便是被武家后人称作“老祖奶奶”——潘金莲的家乡。黄金庄正南1.5公里便是武家那村。潘金莲并不是什么潘裁缝的女儿，而是贝州潘知州的千金小姐，一位大家闺秀。她知书达理，随武植到阳谷县赴任，两人恩恩爱爱，白头到老，先后生下四个儿子。
可以说，历史的真实和我们所知的相差太远，这么多年过去了，关于他们的错误认知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因四处流传而为更多人所熟知，是什么原因使无辜的他们处于这样的冤屈处境？
武植在阳谷为官时，体恤民情，为民请命，官声很好。而当地的西门氏是“阳谷一霸”，为非作歹，民讼不断。武植不畏强暴，为民伸张正义，因此得罪了西门家族。西门氏对武植怀恨在心又没什么办法，就编排一些武植的坏话到处宣扬。
就在这时，有一武植的同窗黄堂家遭大火，便到阳谷找武植求助。他来到阳谷县一住半月，因武植一直忙于政务，只是来的当天见了武植一面，便再也没有露面。黄堂以为武植不想资助他，故意避而不见，所以一气之下回到清河县。一路上，他为泄私愤，在道旁、树上、墙上写了很多武植的坏话，还编排西门氏与潘金莲的“绯闻”故事诋毁武植。回到家中，只见一座新盖的房屋亮亮堂堂，他很奇怪，一问妻子才知道，原来武植得知黄堂的遭遇后就派人送来银钱，并帮忙盖好了房子，本想一切准备妥当之后再告诉黄堂，可是……黄堂懊悔不已，但已经晚了，民间已传得沸沸扬扬，武大郎和潘金莲的清誉毁于一旦。
《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就如同一个娱乐记者一样，没有弄清楚事实，将听来的东西经过加工整理，给武潘二人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声誉上的损失。
但他的后人却深明大义，努力为蒙冤的夫妻昭雪；黄堂也因太过自责而最终自杀；清河县的县志也明文记载着武大郎夫妻的真实一面，但千百年来民众中流传的形象已经铁一般固定了下来。
陈世美不是负心郎
由于戏剧《铡美案》的家喻户晓，恶棍陈世美的形象已经在人们的心中定了格。人们一说到某男人如何抛弃发妻，便会随口吐出三个字：“陈世美。”
有人可能会问，历史上有没有陈世美这个人呢？
在中国的历史上，确实是存在陈世美这个人的，据《湖北历史人物辞典》记载：陈世美，清代官员，原名年谷，又名熟美，均州(即湖北均县，现丹江口市)人，出生于仕官之家。
清顺治八年，适逢京城开科会考。陈世美虽胸怀满腹才志，但苦于家境贫寒不能前去赶考。于是，有热心人出面撮合，陈世美得几位同窗资助，一同赴京会考。结果，陈世美考中进士，被点为七品知县，而同去赶考的同窗皆名落孙山。这里有文献《均州志·进士篇》记载：顺治八年(1651)辛卯科进士。
后来，陈世美又升为陕西学道，专为国家选拔人才。陈世美因为官清廉，屡有建树，被康熙皇帝提拔为贵州按察使，兼任布政司参政，官居三品要职。
根据当地民间传说和1992年在丹江口市发现的有关陈世美的碑文记载，都认为陈世美是一个为官清廉、刚直不阿、体察民情的清官。
读到这里，人们可能会有疑问，既然说陈世美是一个为官清廉、刚直不阿的清官，又为什么会背负“嫌贫爱富、杀妻灭子”的十恶不赦之罪？这其中确实另有原委。陈世美在贵州为官时，多有同乡同学来投靠，希望陈能为他们谋取官职，他多次接待，并劝以刻苦攻读而求仕进。后因来投者越来越多，难以应付，乃嘱管家一律谢绝。家住均州城郊秦家坡的同窗胡梦蝶，昔日与他一同进京赴考时，曾经捐助过陈。胡梦蝶也携同另一同窗仇梦麟欲找陈世美求得一官半职，遭管家回绝后，顿生报复之心。
二人回家之后，不惜花费银两，请戏班子按自己的意愿，把一剧目《琵琶记》的情节加以改造，把戏中忘恩负义的男主人公换成了他们怨恨的陈世美，女主人公则换成秦香莲，编造了一出他们认为赛过《琵琶记》的新戏。他们不敢用真名，而是把陈熟美变成了陈世美，还把陈世美说成了驸马，在陕西、河南一带演出。相传，清末一河南剧团到均州演出此戏时，陈的一个后人看了，气得当场吐血，陈世美第八代孙还组织家族众人，当场砸了该剧团衣箱，并殴打演员死伤数人，演出被迫停止。
一般地方和一般人看此戏并不把它当真，可是在丹江口市(原均州)，陈姓居民一向认真对待此事，说这个戏冤枉了好人，因而愤愤不平，不许在均县上演陈世美的戏。
清代陈世美怎么会被宋朝的包公铡了呢？
据传，清朝某年正月十六，有一个戏班子演《秦香莲抱琵琶》，看戏的人格外多，他们嫌戏文太短了，唱不到半天，不肯散去。掌班的没办法，只好在正戏前头加个《陈州放粮》的短戏。
戏唱到中午，陈世美的家将韩琪受命追杀秦香莲，又放走秦香莲，韩琪自刎，秦香莲拉着儿女倒在血泊中……戏又到此结束了。看戏的不肯走，大家齐声吼：“杀了陈世美！”砖头、瓦块齐向戏台上打来。掌班的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团团转，不敢在前台露头，赶紧溜到后台。
这时，唱《陈州放粮》的“包公”还未下装，他问：“台下怎么啦？出了什么事？”掌班的一见“包公”，忽然灵机一动，计上心来，推着他说：“快，快到前台接着往下唱。”
“包公”说：“你急糊涂啦！我在宋朝，陈世美在清朝，相隔几百年，咋能同台唱戏？”“哎呀，事到这般时候，管他同朝不同朝呢！”掌班的说，“陈世美是驸马，谁敢杀他？只有你‘包黑子’铁面无私可以把他铡了，给老百姓出出气，就算煞戏了。”
黑脸包公只得重新整衣，带着王朝、马汉、张龙、赵虎一班人马上场了，唱到他将陈世美一铡，台下欢呼起来。从那以后，小戏《秦香莲抱琵琶》就变成大戏《铡美案》了。
原来，这些强加在陈世美身上的所谓嫌贫爱富、杀妻灭子之事，实际上是一些嫉贤妒能的小人所为。现在看来实乃一桩千古冤案，陈世美就这样蒙受奇冤达百年之久。
历史上的法海是大德高僧
在家喻户晓的神话故事《白蛇传》里，法海是个很可恶的和尚，心胸狭隘，公报私仇，狗拿耗子——多管闲事，拆散了许仙和白素贞的幸福家庭。其实，这也不全是神话传说，历史上的确存在过法海这样一个人。
唐朝李华的《润州鹤林寺径山大师碑铭》中也说，法海是径山大师(俗姓马，名元素，延陵人)的同门师弟，他们都是南京牛头山(今南京市郊牛首山)威法师的传法弟子，这一辈的僧名都带个“法”字。明吴郡陈谦的《讷庵随笔》说：“余考法海，金陵人，见颜鲁公《湖州乌程县杼山妙喜寺碑》。”清末民初编纂的《丹徒县志摭余》也说：“法海洞在京口金山，原臆其为裴头陀栖隐之地。然法海之名见于稗说，女孺皆知。丹徒县志及金山诸寺‘方外’一门独佚其人。……又杨秉把《杂录》云‘缪雪庄(谟)有《题法海禅师像传》’。”
抗战前出版的《人名大词典》中“法海”条目写道：“法海，丹阳张氏子，字文允。少出家于鹤林寺，该通外学，圆入一性，擅独悟之名，剖不决之义。……天宝中，预扬州法慎律师讲肄，与昙一，灵一等同推为颜冉。复与杼山画公为忘年交。”
因此，真正的法海其人，俗名张文允，丹阳人，是唐玄宗天宝年间的一个名僧，精通佛理，年少时出家于润州鹤林寺。
《白蛇传》是综合清代冯梦龙编纂的《警世通言》中的《白娘子永镇雷峰塔》话本，后经过民间艺人的再加工而成。法海的原型不是历史记载中的法海，而是金山寺的祖师裴头陀。《金山志》上曾记载：“蟒洞，右峰之侧，幽峻奇险，入深四五丈许。昔出白蟒噬人，适裴头陀驱伏获金，重建精蓝。”宋朝诗人张商英有诗道：“半间石室安禅地，盖代功名不易磨，白蟒化龙归海去，岩中留下老头陀。”这首诗被制成楹联，如今还挂在法海洞中。说的是裴头陀初来金山寺时，寺宇倾毁，杂草丛生，半山崖有一条白蟒蛇经常出来伤人，百姓不敢上山烧香。裴头陀曾勇敢地与白蟒斗法，将白蟒赶入江里。他立志修复古刹。在僧徒和周围群众的支持下，修寺盖屋，重续香火。
后来裴头陀和法海经民间艺人捏合，合二为一了。就这样，裴头陀降服白蟒的传说转到了法海名下，白蛇传故事中选用法海代替了裴头陀。
达摩不是少林祖师爷
在新派武侠小说中，少林派被奉为武学正宗，达摩和尚也被认为是少林武术的创始人。由于武侠小说的潜移默化，达摩祖师创立了少林武术这一说法可谓家喻户晓，成千上万不喜欢动脑筋的人因此也步入了误解历史的重围里，误以为少林武术是达摩祖师创立的。但实际上，达摩与少林武术并无关系。
在我国佛教史上，大多数大德高僧都有正史记载，但是如此出名的达摩却找不到丝毫的踪影。而且，从《洛阳伽蓝记》、《高僧传》、《续高僧传》开始，包括《旧唐书》、《景德传灯录》等一大批著作中，均没有任何一处提到达摩与少林武术有关。
新派武侠小说中经常提到的武当派掌门人张三丰倒是确有其人。史书中的张三丰生活在明朝初叶，明太祖朱元璋及明成祖朱棣还曾屡屡派人请他出山。但是与之共为天下武学盟主的达摩却没有在当时留有任何历史记载，甚至连明朝的《少林棍法阐宗》中也没有只言片语提到达摩老祖与少林武术有什么关系。书中倒是提到一位乐神，但是叫紧那罗，而不是达摩。
真正把达摩与少林武术联系在一起的是一部富有神话色彩的《易筋经》。在《易筋经》的序里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达摩面壁九年圆寂，提着一只芒鞋奔行于西天去了。后来，其面壁处出现破损，少林寺僧重修墙壁时发现了一个石箱子，寺僧慧可用火把石箱上的封胶烤开，发现箱里有两本书，一本是《洗髓经》，一本就是《易筋经》，均用梵文写就。慧可拿走了《洗髓经》，其余的僧徒则把《易筋经》拿走，译出一小部分，发现这是一本绝世武学巨作，于是便照着练了起来。后来有个名叫般刺密谛的天竺僧人将《易筋经》全部译出，辗转传给“风尘三侠”之一的虬髯客，虬髯客又将其传给其义妹夫李靖，李靖修炼成之后扶保李世民建立大唐。数百年后，这本书传到一个老和尚手里，老和尚自称是抗金名将岳飞的老师，并把这部奇书又传给了牛皋。老和尚为什么不把此书传给岳飞呢？据说是因为岳飞“名虽成，志难竟，天也”，其意显然是指岳飞将要被奸人秦桧害死之事。
但是牛皋后来也是被秦桧派人毒死的，和岳飞的结局一样，都是死于奸臣之手，都是“名虽成，志难竟”，与他不传岳飞的原因有巨大的矛盾。
还有其中的“虬髯客”，不过是唐朝人传奇故事中的一个主人公而已，历史上并无其人，一个虚幻的文学形象又怎么能将一部真经传给一个现实生活中的人呢？
所以说，《易筋经》里的说法严重缺乏可信度。再者，作为中国佛教重要派别之一的禅宗，其最大特点就是以专修禅定为主，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禅宗用通俗简易的修持方法，取代了佛教其他各宗的繁琐文字，日益兴起。不立文字是历代禅宗大师所公认的教规。倘若承认达摩是禅宗的开山祖师，那么他就应“不立文字”，也就不可能著有《易筋经》和《洗髓经》，没有哪一宗哪一派的开山人会自己立下了规矩而又去带头破坏它，这是一个常识！
由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认为：《易筋经》和《洗髓经》这两本最能证明达摩存在的书没有立证依据，达摩与少林武术并无关系。
“弼马温”的确存在
在《西游记》里，孙悟空遭太白金星的愚弄，乐颠颠地做上养马喂料的“大官”——弼马温，后发觉上当，勃然大怒之下，一通金箍棒挥舞，搅得天宫上下鸡犬不宁、砖飞瓦碎。
这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故事，只因孙悟空曾担任过“弼马温”一职，在取经途中，总是被猪八戒和妖怪们取笑，可以说“弼马温”这三个字是孙悟空心底的一个痛。
因为《西游记》是小说，所以就有人认为“弼马温”自然也是作者虚构的了。然而，让人意外的是，“弼马温”不仅确实存在，而且还大有来头呢！
那么，弼马温到底典出何方？
据史料考证，《西游记》虽是神话小说，但其中涉及的官职，都采用明朝的官制。但明朝管御马的机构是太仆寺，正职为太仆寺卿，副职为少卿，以及丞、主簿等，并没有“弼马温”这个职位。而且，不仅明朝官制中没有，任何一个王朝的官制中，都没有“弼马温”这个职位。
但这些都不能证明它是虚构的，其实答案可以在宋元明时期的民俗生活中找到。
弼马温实际就是“避免马瘟疫”的谐音。宋元明时期，民俗中有猴子可以避免马得瘟疫的说法，所以为了使马匹健壮，养马者往往在马厩旁同时养几只猴子，宋朝笔记《夷坚志》中说：“……养马，常蓄猕猴于外厩，俗云与马相宜。”明代也有记载说：“置狙(猴子)于马厩，令马不疫。”另外，明人赵南星所撰文集中说：“《马经》言，马厩畜母猴辟马瘟疫，逐月有天癸流草上，马食之永无疾病矣。”意思是说，母猴每月来的月经，流到马的草料上，马吃了，就可以避马瘟。
吴承恩让孙猴子去管马，恰恰说明他拥有渊博的历史、生活知识。最近，考古学家在四川成都西郊曾家包的东汉墓葬中，发掘出一块《机织、酿酒、马厩、兰绮图》画像石，在上面刻有一匹膘肥壮实的马，立于槽旁的一根立柱上悬系一只猴子，屈身面向着马，姿态生动。说明我国古代的马厩养猴避马瘟的做法由来已久，这样做大概是因为猴子天性好动，可以使一些神经质的马得到一定的训练，使马从易惊易怒的状态中解脱出来，对于突然出现的人或物以及声响等不再惊恐失措。这可使马夜间多吃草料而营养充足，身体自然健康，马就不容易生病了。
“女儿国”不是梦里传说
在清朝李汝珍的小说《镜花缘》里，曾描述了这样一个女儿国：“男子反穿衣裙，作为妇人，以治内事，女子反穿靴帽，作为男人，以治外事。”很多人都认为这只是作者虚构出来的奇幻故事，根本不存在什么女儿国。但事实上，在中国历史上的确有这么一个女儿国。在这个女儿国里，国王和官吏都是女人，男人不能在朝廷做官，只能在外面服兵役。宫中女王的旨意，通过女官传达到外面。女国设有女王和副女王，在族群内部推举有才能的“贤女”担当，女王去世后，由副女王继位。女子要么出将入相，要么就是尽享一家之主的荣光。这就是中国古代的苏毗女国，原址在今天西藏日喀则地区的南木林县一带。
《唐会要》记载：“女子贵者，多有侍男，男子贵不得有侍女，虽贱庶之女，尽为家长，犹有数夫焉，生子皆从母姓。”即在这个国家里，女权至上，女子可以“娶妻纳妾”，但男子却不可以，生出的孩子也是跟着母亲姓。
根据《隋书》记载，苏毗“人有万家”，可见隋朝时苏毗女国已是有户逾万的大国，兼之地域广阔，更是雄长一方。
苏毗女国的经济以畜牧业和农业为主，其中狩猎占有突出的地位，男子主要是务耕战狩猎。苏毗女国物产丰富，出产牦牛、骏马、黄金、黄铜、朱砂、麝香、盐等。手工业及商业贸易也十分兴盛。据史书记载，苏毗女国“恒将盐向天竺兴贩，其利数倍”。苏毗女国与中原、天竺等地的商贸频繁，早在隋文帝开皇六年(586)，苏毗已遣使朝贡，与中原发生了联系，其间与雅隆吐蕃有过战争后，苏毗还与天竺、党项有过数次战争。
苏毗女国的政治非常有特色，《隋书·西域传》之“女国”条记载，“其国代以女为王，王姓苏毗，字末羯”，“复有小女王，共知国政”。女王每五天听朝政一次，小女王则协助管理。王位由女王终身把持，女王死后，国中则厚敛金钱，求死者族中贤女二人，一人为女王，一人为小女王，共主国政。若女王死，则由小女王继任。
“女王之夫，号曰金聚，不知政事”。金聚，据外国学者托马斯的研究，意为“家人”，男子无权处理政事，只能“以征代为名”，即从事战争或耕田，这就是金聚的含义。
苏毗女国的风俗，也很有特色，“其俗贵妇人，轻丈夫，而性不妒忌”。女国又有鸟卜之俗：在入祭仪式后，“入山祝之，有一鸟如雌雄，来集掌上，破其腹而祝之，有粟则年丰，沙石则有灾，谓之鸟卜”。女国崇拜阿修罗神、树神。阿修罗是天竺神话中的神灵，因常与天神战斗，而被视为战神。
苏毗女国是藏族历史上一个文明程度较高的国家，在建筑、医学等领域都取得了辉煌成就。甚至从今天青海互助哈拉直沟乡的“苏毗村”，贵德县东与黄南尖扎县交界处“苏毗峡”、“苏毗人”中，我们还可以隐约看到当年苏毗文化的痕迹。
《西游记》第54回曾描写过一个大名鼎鼎的“西梁女国”，实际上玄奘亲撰的《大唐西域记》卷四中也曾提到苏毗女国，“世以女为王，因以女称国”，并且特别提到东女国“东接吐蕃国”。甚至，其女王还曾被朝廷册封为“银青光禄大夫”，可见当时的苏毗女国的重要地位。其实，文学作品也不一定全是虚幻，还是有它存在的某些依据。
古代出家不容易
很多人听说现在有的寺院出家人还要求高学历，就觉得很不可思议，以为古代出家很容易，凡看破红尘就可以遁入空门了。其实，在古代出家也不容易。
且不说在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后周世宗等灭佛时期，出家难上加难，就是在古代大多数崇佛时期，出家也不容易。在崇佛时期，穿上出家人的衣服，帝王看到都会合掌问讯，就是尊敬他的道德、学问、德行，他就是“人天师范”，言行举止是天上、人间的榜样。所以，那时出家要经过皇帝考试，考试及格才颁发文凭，称作“度牒”。考取度牒之后，你跟哪个道场、哪位法师有缘，就到那里出家。若没有度牒就剃度是犯法的，要受国家法律的处分。
当时进士是国家考试最高的等级，相当于现在学校里的博士学位。出家人在普通学术上拿到进士的学位，然后考佛法，再考德行，全部及格才发度牒。度牒就相当于国家认可的出家资格证书，是政府机构发给公度僧尼以证明其合法身份的凭证。唐代的度牒都用绫素、锦素、钿轴制成。宋代一度改用纸制，至南宋仍旧用绫。度牒上一般写明所度僧尼的法名、俗名、身份(指明童子或行者及其职衔)、籍贯、年龄、所住或请住持寺院(入何寺院名籍)、所诵经典、师名等，并有祠部的批文、签署日期和官署名等。僧尼有了度牒，便取得了合法的身份，有度牒的就算是正规僧人，留居本寺或行游他方都不会被为难，可免赋税和劳役、兵役等义务，得到政府的保护。
为增加财政收入，官府经常出售空名度牒。据宋代《燕翼诒谋录》等书，宋徽宗初年每道度牒价钱二百二十千，卖度牒成为官府重要的收入来源。因为得之不易，大家都非常重视，《水浒》上说鲁智深溜下桃花山，“胸前度牒袋内藏了真长老的书信”，可见度牒是小心收藏的。“棒槌似粗莽手脚”的孙二娘也有温柔的一面：她取出度牒，缝个锦袋盛了，教武松挂在贴肉胸前——可见这本护身符在她心目中的分量。
另外，出家还有更多详细的要求：
1.非是太老或太小，生活能够自理
太老者，过七十，若减七十，不堪造事，卧起须人。若过七十，能有所作，是亦不听。年满七十，康健能修习诸业，听与出家。若太老，不应与出家。若已出家者，不应驱出。若度出家受具，越毗尼。(《僧祗》)
2.具丈夫身，有坚强意志，能吃苦耐劳
欲新出家者，先说苦事：谓一食、一住、一眠、少饮食、多学问，言能不？答可者，方得受之。(《僧祗》)
3.父母允许
若有来求出家者，应先问父母许已，方与出家。若不先问与出家者，得越法罪。(《出家》)
4.没有犯边罪
曾受佛戒已(含白衣五戒八戒在内)，于淫杀盗妄四重戒中，随犯一戒，即漂弃佛海边外，故名边罪。
5.出家的动机纯正(非是贼心入道)
为衣食利养混入僧团，盗听大僧说戒、羯磨、同僧法事，受人恭敬利养礼拜，名为贼住。
6.志性坚定，信仰明确
曾为外道来受具戒，后复入外道，今又重来出家受戒，此人志性不定，名为破内外道。非佛法器，佛不许度。
7.没有债务在身(非负债人)
有负债人逃避债主而出家，乞食为财主捉；财主嗔恚言，沙门释子尽是负债人。不得度负债人出家。(《四分》)
8.不是承担社会重任的官职人员(非官人)
不应度大臣出家，见来求请应须诘问，汝非王臣不，若不诘问与出家者，越法。若外国人来，无人委识，应与出家。(《杂事》)
9.身体健康
病者，癣疥，黄烂，癞病，痈痤，痔病，不禁，黄病，疟疾，謦咳消尽，癫狂，热病，风肿，水肿，腹肿，乃至服药未得平复，不应与出家。若已出家，不应驱出。若度出家受具足者，越毗尼。(《僧祇》)
10.四肢齐全，五官端正
手足不健全、聋、哑、盲、跛、曲腰、侏儒、极丑等不能出家。
可见，古代出家并非想象的那么容易，并不是想出家就能出家的，只有达到标准才能出家，只有手持度牒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和尚，否则就是“非法”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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