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树下》《晨钟响彻黄昏》《伪满洲国》《越过云层的晴朗》，小说集《北极村童话》《白雪的墓园》《向着白夜旅行》《逝川》《白银那》《朋友们来看雪吧》《清水洗尘》《雾月牛栏》，散文随笔集《伤怀之美》《听时光飞舞》《迟子建随笔自选集》等。出版有《迟子建文集》四卷和三卷本的《迟子建作品精华》。
其小说曾获鲁迅文学奖、澳大利亚“悬念句子文学奖”等多项文学奖励，部分作品被译成英、法、日文等出版。
知道迟子建的名字和阅读她的小说好像已经是很多年以前的事了，这种感觉让人感到岁月的流逝和自己的明显衰老。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当时一个年轻的女性作家叫了一个古代男性诗人用过的名字——子建。这样一个有着古典意蕴的名字，标署在当代一个年轻的女性作家的小说题目之下，让人有一种难以排遣的惆怅和莫名的忧伤。
在“60年代女作家”中，迟子建是较早涉足文学创作的一个，这位出生在祖国最北端的作家，许多年来一直以其具有鲜明地域文化特色和独特艺术魅力的小说创作引人注目。
迟子建的小说始终弥漫着一种清新朴素的气息，笼罩着浓郁的诗情和人性的温情之光。这位在文学的沃土上耕耘了二十年的女作家，总是独自行走在北国的原野，执著而深情地注视着故乡的黑土地，以自己对生活和艺术的朴素而又独特的审美理解，以率真自然的儿童视角和温暖的笔调，从平凡的日常生活中挖掘出独特的情趣和诗意，为我们创造了一个蕴含诗性和温情的乡土世界。
在她的小说里，我们能够清晰地听到一种来自远方的呼唤，这是通过时间隧道传来的童年岁月的回声，也是作家借助想象的力量构筑的精神家园。在她的笔下，无论是家乡的皑皑雪山、茫茫林原、滚滚河流，还是熊熊篝火、飘飘鱼香以及迷人的北极光，总是有着惊人的美丽与温馨。
在她的小说中，无论是马背上纯朴的鄂伦春人，还是生活在充满传奇色彩的黑龙江畔的男男女女，抑或是渐渐远去的不同背景，都有她从大自然的和谐与静谧中引发的对人类生存关系的深层思考。令人惊叹和难以释怀的是，不管是上世纪的《香坊》《东窗》《北极村童话》《向着白夜旅行》《白雪的墓园》《白银那》《朋友们来看雪吧》，还是新世纪初始创作的《清水洗尘》《与水同行》《雾月牛栏》《逆行精灵》《花瓣饭》《疯人院里的小磨盘》及《酒鬼的鱼鹰》《微风入林》《夜行船》《草地上的云朵》《芳草在沼泽中》《零作坊》《相约怡潇阁》《蝌蚪游向大海》《踏着月光的行板》等一系列小说无不荡漾着一种令人忧伤的美感、一种始终弥漫在字里行间、山水风物中挥之难去的忧伤情绪。这种忧伤来自于她对故土家园的依恋、对底层民众的悲悯以及忧伤的选择。这样一种美丽的忧伤在迟子建的小说中充满了童话般的灵动，甚至连悲剧都是那种挂着泪花的微笑。
正如女批评家徐坤所说：“迟子建提供给我们难以得见的人间温暖与爱意，那些人性的善良给我们今天日益污浊的工业文明提供了鲜明的反向参照，让我们羞愧。”[34]
早在1985年，迟子建就发表了处女作《那丢失的……》，小说描写了女毕业生杜若离校前夕在空荡荡的宿舍里回忆和感怀同窗生活的情景。作品中那细腻的笔触，那晨雾一般笼罩着的温情和忧伤一开始就表现了当时还年轻的作家小说创作的出色才华。接下来《北极村童话》《沉睡的大固其固》《北国一片苍茫》等作品的连续发表，给当时干渴与躁动的中国文坛带来了美妙的凉爽和清新。在随后多年的创作历程中，迟子建一如既往地像一个钟情于自己后院菜地的农妇一样不厌其烦地耕耘着。
对生活在黑土地上底层民众的生存处境进行抒写和关注是迟子建的一贯坚守。对于那些和她血脉相连的生活贫穷的几乎被人类文明所遗忘的底层民众，迟子建用她温情的画笔涂抹出他们本真的人性所焕发出的最真实的色彩，表达了对他们在艰辛生活中自然流露出的人性善恶的宽容和谅解。
《原始风景》是对一个家族的追忆。这个家族中的高大的木刻楞房屋、皑皑的白雪、宁静的月光、喜欢喝酒但绝不会醉的外祖父、“心事苍茫、歌声忧郁”的父亲、要强而没有孩子的二姨、灵秀却离了婚的小姨以及为了爱情年逾八旬却一直独居的老人构成了作家心中一道永远的风景。他们都经历了生命中太多的坎坷、苦难和不幸，但却依然没有泯灭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爱情的执著。迟子建为之感动的正是寒冷土地上的人们的这份生命气度和生活热情。
《白雪的墓园》是作家对亲情的追怀。父亲去世和除夕仅有一月之隔，这种现实的巨大反差几乎将哀痛的母亲击倒。孩子们更是茫然无措，不知道怎么去面对即将到来的新年。但母亲挺过来了，全家人还是凭着亲情和爱意，相互鼓励着挺了过来，不但挺过来了，母亲还带着孩子们坦然地迎接新年的到来。这里，没有了死亡的阴森和绝望，相反却充满了温馨、明媚和浪漫。母亲说：“他那里真好，有那么多树环绕着，他可真会找地方。春天时，那里不知怎么好看呢？”“我忽然明白母亲是那般的富有，她的感情积蓄将使回忆在她的余生中像炉火一样经久不息。”是亲情，是对父亲的爱和怀想，是对孩子们的责任，使母亲获得了战胜磨难、不幸的勇气和力量而没有倒下。在生命荒寒和生活苦难中亲情显得弥足珍贵。小说中少女视角的纯净、优柔，冲淡了死亡的凄凉与沉闷的气息，给作品蒙上了一层诗性的光辉。独特的视角选择实现了迟子建始终坚持的“对辛酸生活的温情表达”，传达了作家与生俱来的悲悯情怀。
《岸上的美奴》中父亲出海远航了，美奴独自在家照顾发疯的母亲，生活的艰辛可想而知。要强的美奴不愿受别人的奚落，可母亲却总爱到美奴的老师那儿去，这让美奴羞愧难当。于是在一个夜晚，美奴将母亲推入江中……这是一个“杀母”的故事，迟子建丝毫没有掩饰人性的弱点，她站在民间立场上，给了在贫穷和不幸双重碾压下的底层民众以同情和谅解。
《北国一片苍茫》中的身为护林员的芦花的养父在一次偶然的出猎中救下了欲上吊寻死的芦花娘并结为夫妇。由于芦花的父亲长年居住在山里，孤寂而贫乏的生活养成了他寡言、暴躁的性格，在解救了芦花的母亲并和她组织家庭后，他便时时看护着这来之不易的家庭生活。然而，当芦花娘生下芦花时，敌意和猜测便接踵而至：芦花是芦花娘被恶棍糟蹋而孕育的孩子。强烈的猜忌之心使芦花的养父对芦花娘进行了非人性的虐待和摧残，并将这种虐待延伸到芦花和猎狗身上。最后他一把火烧毁了妻子和房子。
整篇小说没有过多的哀婉和温情，整饬的语句恰如死亡行进本身一样严厉、冷酷、必然，但暗中却布满了愤怒、悲哀、叹息、诅咒等种种情感的漩涡和潜流。小说一反温情的叙述风格，代之以锋芒毕露与触目惊心，尤其当芦花的养父将芦花娘和那个救了芦花命的人钉在木屋中并点火将他们活活烧死时，爱的缺失造成的伤痛达到了一种极致，一种撕心裂肺的感觉升腾，感伤的情致也上升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迟子建对人性恶的展示，是想让人们意识到无情的生存现实对人性的摧残，从而唤起人们的自审意识。要强的美奴是想留住自己那点可怜的自尊，孤寂的芦花父亲是想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而当他们作为人的最基本、最卑微的要求也被剥夺时，人性中的弱点就不可遏制地暴露出来，人生的悲剧也就由此产生。
《沉睡的大固其固》是一个关于老人和孩子的故事。媪高娘和孙女楠楠一起生活在贫瘠的小镇上，与疯子为邻。媪高娘从不嫌弃疯子并给了他许多呵护，当媪高娘怀着善良的愿望为小镇和疯子消灾时，却无意中被疯子砸死。媪高娘死了，但楠楠却一下子懂事了，即将被父亲接走的她决定：长大后一定重回小镇。迟子建以这样的方式让我们明白底层民众生命的艰辛和无奈，更让我们明白在这样的生存现实中，人性的善良有多么的可贵，它照亮的是人的心灵，使严酷的生活变得充满希望，让人有了活下去的信心。
迟子建的悲悯熔铸了自己的生命体验和心灵感受，饱含着热忱、理解和希望。传达给我们的不是忧伤的黑暗，而是人生充满艰难，又有许多美好的感叹。她以自己的善良和纯情，给在艰辛生活中苦苦挣扎的底层民众以情感的抚慰。所以在迟子建揭示人性丑恶的小说中，我们读到的不是恐惧，也不是黑暗，而是痛楚和忧伤。迟子建对人性恶的叙写，让我们看到了一位女性作家正视人生苦难和人性黑暗的勇气，而正视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消除人性的弱点，使人性向着善和美的方向发展。
迟子建最精彩的小说，莫过于女人的故事。在她那有些失落和惆怅的忧伤叙事中，对于女性命运给予了更多的关怀。
《格局》中的米小扬在偌大的城市中找不到一个可信赖的朋友，尽管她的身边有很多“朋友”：诗人、作家、编剧、记者，大家高兴就凑在一起喝酒买醉，互相吹捧。然而“朋友们”当面夸赞米小扬高贵清纯，背后却嘲笑她大龄孤身。当年与之相恋了五年的男友为了出国和她不辞而别，四年后结了婚的男友却又写信告诉米小扬说她使他难忘。城市中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和虚伪，对爱情的嘲弄和不负责任，使米小扬在一种无形的格局中踽踽独行。
《庙中的长信》中的阿媚向往美妙的爱情和幸福的生活，却遭遇了一个虚伪的、懦弱的有妇之夫的欺骗，美妙的爱情成为阿媚难以抚平的伤痛。
《向着白夜旅行》中“我”与丈夫的亡灵同赴极地分享白夜奇景的旅行，无疑是一个爱情承诺的绝望梦想。在这样一个疲惫孤独、身心交瘁的都市女性故事里，作家展示的是现代都市人的生存境遇，让我们体味了在乡村和都市两种文明的夹缝中生活的荒谬性和生存的边缘感。
《逝川》中的吉喜是一位健壮能干的渔妇，她对生活充满了幸福的憧憬，但能干并没有给她带来好运。喜欢她的男人因害怕在她的屋檐下会慢慢丧失劳动能力而离开了她，使她没能拥有幸福的家庭生活；在阿甲渔村她为许多妇女接生孩子，但她终其一生仍是孤独一人；生活对于吉喜是如此的不公，但吉喜却从不抱怨。虽然一生经历了太多的不幸和磨难，吉喜对生活仍然充满深情的渴望。小说结尾写道：“吉喜用尽力气将木盆拖向岸边，她把泪鱼放回逝川。”据说把泪鱼放回逝川可以替人消灾解难，这种“双眼总是流出一串串珠玉般泪珠”的鱼在引起我们万般怜爱的同时也勾起了我们无限的伤感。
在《逝川》中，迟子建极力把自己对大自然的崇尚，物化在老渔妇吉喜的塑造上，使这位年轻时美貌出众、才干超群的老人与北国逝川的奇景融为一体。于是，衰老的生命超越了传统偏见带给女人所有的不幸，在大自然的慷慨馈赠与庇护下，一如既往地以强者的姿态面对生命的抉择与自然的考验。无论是为了人类生命的延续去接生，还是为了延续非人的生命而放生，吉喜的形象都是在大自然的传奇中超度，吉喜的故事也随之在忧伤之美中成为传奇。
《秧歌》同样是一个有着忧伤之美的传奇。东北大秧歌是一种深受东北父老乡亲喜爱的民间艺术，美貌的秧歌明星“小梳妆”自然成为几代“追星族”企盼着一睹风采的美好偶像。但在小说中，迟子建始终不让“小梳妆”露出庐山真面目，而将她的一生悬浮在众说纷纭的传奇杜撰里。最后，在自觉人老珠黄，不再能作为一个富绅痴情的对象时，“小梳妆”就悄然服毒自尽了。尽管她的死带有殉情的意味，但她的衰老，她的自杀，立刻撕碎了关于这位偶像那些美好无比的传奇杜撰，裸露出女子悲剧命运的原形，使人为之伤怀不已。
在迟子建的小说中，女性的生存更多地受到本能和欲望的支配，社会事件（包括战争）被推到边缘，同时揭露了男性对待女性态度的欺骗性和占有性。
在《旧时代的磨房》中，打土豪、分浮财的刀光血影已经迫在眉睫。然而，作家却漫不经心地写道：“革命者的动机之一就是女人。”女人是男人的私有财产，女人的被侵犯其意义在于男人的尊严和财产权被侵犯了。四太太不曾拥有她想象中的老爷的痴情，也不想重新认同那些可能拥有的权利，她的结局似乎只能是消失和不知所终。小说的结局揭开短工与二太太“偷情”的真相：“她让我来只想让我和她生一个孩子。”女性被表现为欲望的主体，在这一欲望中，寄予着女人发自本性的对健全生命的憧憬。这样一种欲望与作品中男性的欲望、男性所重视的价值明显对立。作品中的磨房因此具有了象征意味，它曾被女性想象为喜爱之地，是爱的极致证明，但作品中悬念的打破推翻了这一想象。正如磨房底下藏满了粮食一样，女人只不过是另一种粮食——欲望的粮食。无论是老爷还是雇工，女人的命运都如粮食一样，不过是双方同样都希望占有的一笔财产。
长篇小说《树下》[35]讲述的是一个不幸的女孩七斗的故事。
女孩七斗生活在一个闭塞的东北小镇，七斗的故事里依然充满了哀愁和忧伤。小说的第一章就是“葬礼之后”，一开篇作家就将七斗置身于死亡的阴影中。母亲死了，父亲走了，房子卖了，七斗只好跟着肥胖的姨妈开始了寄人篱下的生活。更为痛苦的是，在她由小女孩成长为少女后，她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忍受邪恶的姨父的暴行，而那个靠写信诉说凄苦的远在天边的父亲在回来的路上却死于车祸。从失去母亲到被寄养，再到失去父亲，被凌辱和被折磨的小七斗幼年和少年时代是在苦水中泡过来的，悲苦的遭遇使得小七斗身心遭受重创，而她的命运居然是以姨妈全家被邻居朱大友所杀为转折。初中毕业后，七斗成为代课教师来到了白卡鲁山下的木屋。这里位置偏远，人员稀少，成了七斗“隐居”和“疗伤”的地方，她希望在这里遗忘许多往事。然而与米三样的婚姻又一次改变了她的命运——她重新走向“航行的日子”。但“航行的日子”并不轻松，在经历了船长发疯的痛苦之后，七斗不得不再一次被命运之手推到更为偏远的农场，成为比她大十三岁的农场马车夫的老婆。
七斗的心灵如同她少女时代曾暗恋的一个鄂伦春英俊少年一样，一直处在游牧和飘荡之中无所依托。在经历了许多的磨难之后，农场是否就是七斗的生命安歇之地呢？迟子建并不就此罢休。不知道是宿命还是身世逼出来的心理定势，即使是在嫁给了农场的马车夫张怀并生了儿子多米之后，七斗的灵魂也没有停止过漂泊。漂泊成了七斗命运的主题。在农场的日子里，来写生的年轻房客给予她短暂的爱的欢娱也只是这主题中的一个插曲，随着房客生命的终结，这种爱的体验自然灰飞烟灭，让她更加悲凉。随后儿子多米的夭折和早年一直暗恋的鄂伦春人的不幸去世，使七斗的命运彻底坠落到了黑暗的深渊。
迟子建在七斗从女孩成为女人的曲折命运中“倾注了童年生活的体验和青春的那种浸透着忧伤的浪漫”[36]，在死亡的阴影中诉说着七斗饱经辛酸和摧残的痛楚而无奈的人生。小说在一连串的死亡事件中，将七斗生命中爱的缺失以及对爱的追寻演绎为触目惊心的人生悲痛。《树下》，在浓郁的东北风情和曲折有致的故事情节里，留给我们的是新鲜的阅读体验和无尽的忧伤与震撼的艺术感受。
《河柳图》的女主人公程锦蓝，在遭遇了两个男人两次对她的爱情剥夺之后，由一个“昔日那个长发飘飘、衣着典雅别致的”初三语文教师变成了一个“梳着短发、穿着红袄绿裤，就连说话的语调也不像过去那样慢声细语了”的乡村农妇。后夫那些总爱搓脚、喜欢哼着小曲放屁说粗话的生活习惯也不再是她第二次婚姻的不习惯的部分，反而渴望着“算是林源镇的富人”裴绍发的怀抱，而这一切不过就是一年的时间。
在作家看似平淡的叙述语调中满溢悲伤和忧郁，凄凉而无奈的背后似乎也告诉了我们关于爱情、关于生命的某些真谛。程锦蓝为什么会快速地放弃自我而甘于坠落？作家痛心地揭示出“依赖男人”的传统婚姻观念对程锦蓝乃至许多姐妹形成的共同影响。小说中多次描写到的“河柳”原本是程锦蓝向往美好生活的精神寄托，最终却成为对她情感坠落、年华流逝的见证和祭奠。小说在人生的飘忽和无奈中，在淡淡的苦涩和悠长的忧伤中表现了作家对女性命运无法言说的关怀。在作家看来，女性只有自强自立，才会保住心中的那滩河柳。否则，河柳就会被“裴绍发们”割掉编筐去卖。
《鸭如花》[37]写一个养鸭兼做丧葬冥活的徐五婆如何给一个有心赎罪忏悔的逃犯以人的关爱、温暖与同情的故事。小说让这个逃犯在生命即将结束的岁月真心忏悔了自己的罪恶，并带着一颗感受到人间温情抚慰的心离开人世，甚至在他死后的坟头上，还有一只像花一样美极了的鸭子陪伴着他。
小说所传达给我们的感情与思索是真诚、深邃而又直达心灵的。徐五婆的个人生活其实充满了寂寞和凄凉。年轻时，她嫁给一个比她小三岁的丈夫。丈夫不爱她，和她没有什么话说，家庭生活冷漠又乏味。即使有了儿子后，丈夫也高兴不起来。“文革”中，丈夫莫名其妙地突然自杀了。唯一的儿子被她抚养成人后，仅仅因为几句话说得不中听就再也不回家来看她。三十年来她孤苦伶仃，终日只能与鸭子为伴。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孤独与寂寞的徐五婆，却有着无比博大、慈爱、温暖、宽厚的心胸。面对一个身材魁梧力大无比的逃犯，她也曾恐惧害怕过，但最终以她的爱心、温情、理解与宽容使他到父亲坟前忏悔赎罪，并去公安局投案自首。那个年轻的逃犯在自己生命危在旦夕的情况下，真心实意地帮助徐五婆解开了四十年前丈夫突然自杀的谜团，两个素不相识的人在一种特定的情景中，达到了心与心的理解与沟通。小说中人性的温馨与美丽一下子在忧伤与无奈间变得温暖而又明亮。尽管徐五婆仍然是一个人伴随着鸭子度过她的余生，尽管逃犯还是无可避免地被判了死刑，但小说传达出的感情与思索深深震撼着我们。一个被通缉捉拿的逃犯，一个放鸭的老太婆和一群美丽的鸭子，被迟子建编织出了一幅色彩斑斓、温馨美丽的人性图画。鸭子本不是花，但在迟子建笔下，渺小普通的鸭子却变得如花一般美丽无比。
在迟子建创作的一系列以女性为主人公的小说中，女性的生命与生存状态一直是故事的叙述焦点。“向来是与人为善”的卡佳（《白银那》）死了，为的是不让鱼腐烂而进山找冰，不幸被熊舔掉了下巴，生命的树被拦腰砍断的“喀嚓”声直刺心脏，悲哀如同卡佳死去时眼中的恐惧一样，永远凝固；那个“美得让人无法形容的”给了几代人生活乐趣的小梳妆（《秧歌》）死了，她从春等到夏，从青春等到人老珠黄，也没有得到她的爱情，于是用砒霜结束了一切，吟唱的是人生的无奈和辛酸；邵红娇（《香坊》）上吊死了，留下未足百日的婴儿，小说传达出来的是人性的深邃和生命的凄凉；芦花娘（《北国一片苍茫》）在受尽非人的虐待以后被芦花爹烧死在木屋中；《门镜外的楼道》中那个清扫楼道的老女人走了，“她的目光由温暖而变得湿漉漉，由湿漉漉而又变得凄凉和绝望。”《零作坊》中翁史美的零作坊被查封了，但失去的不只是一个可以带来经济效益的屠宰场，还有不曾开花的爱情……迟子建以女性特有的细腻和敏感为我们谱写了一曲又一曲东北边地女性的挽歌。
迟子建小说中人物的生命是多姿多彩的，其中最能触动人心的无疑是对生命流逝的精雕细刻。生命的衰老和死亡是不可回避的，但面对生命的流逝，迟子建总是用她温情的叙述来消解死的恐惧，而忧伤总是如影随形。我一直对这个貌似清瘦和羸弱的女子有些担心，她如何能够承受生命中太多的忧伤？迟子建对死亡意义的关照，彰显了她对生命的热爱和执著，而她对普通乡民生与死的审美表现，则更多地溢散着一种创作的平和心态。正因为如此，她小说的忧伤情怀总能引起我们的共鸣。
《亲亲土豆》中的普通乡民秦山，有他钟情的黑土地，有他喜欢伺弄的土豆，还有那温柔体贴的妻子以及和美的家，他们对生活是那样的热爱。可是，厄运并不因为秦山热爱生活就会避免。在他才不过“三十七虚岁”的时候，他被诊断为晚期肺癌。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他悄悄从医院回到了那片热土，去“亲亲土豆”，因为那是他生命表现的一种方式。正因为此，在小说的结尾妻子离开秦山的坟地时，才有了那些“跟脚”的土豆。阴阳相隔之间，小小土豆却有了几许寄托。生命的沉重感与幸福的短暂感在小说那充满着温情和迷幻色彩的讲述中让人久久不能释怀。
《踏着月光的行板》[38]是为城市底层民工们奏响的一曲抒情小调。在一度占据各大报纸重要位置的“共和国总理为农民讨工钱”的感人报道背后，政治家和民众更关注的是民工外在的经济物质待遇，而迟子建则以女性敏锐的触角去触摸他们心灵深处的哀乐。
一对在两个相邻城市打工的年轻夫妻，仅靠公用电话和很久才有一次的团聚来抚慰相思的伤痛。中秋节这天，妻子林秀珊意外地得到了一天假期，于是带着省吃俭用买来的礼物，坐了票价便宜的慢车去看望丈夫王锐，想给丈夫一个惊喜。与此同时，丈夫也带着给妻子的礼物，坐上慢车去了妻子打工的城市。命运就这样同他们开了一个对于他们来说是天大的玩笑。夫妻俩在两个城市之间心急如焚地来回奔波了四趟而无法相见。最后，精疲力竭的夫妻终于在两列相对而驶的末班车上，在列车交叉而过的瞬间见面了，并高举着手里的礼物。小说就在这绵长的铁轨上奏着“踏着月光的行板”，缓缓上演着他们的所见、所想，弹唱着他们对过往的回忆、对未来的期盼，回味着他们受到的侮辱、有过的感动。小说以车厢为舞台，以汽笛为伴奏，唱出一曲动人而辛酸的恋歌。整个小说的节奏、情绪、叙述，真是如歌的行板，悠远绵长，那辛酸的浪漫，那带泪的欢笑，那卑微的温情令人无法释怀。迟子建在暖湿的泪水中将乡民的生命和情感表达得极其平凡但又极其庄严。
迟子建在赞美生活美和人性美的同时也告诉了我们生活的缺憾和无奈。
《雾月牛栏》中，当继父一拳将宝坠打昏时，这种信赖便不存在了。宝坠丧失了记忆并变得痴呆时，继父的愧疚和悔意都不能拉近他和宝坠之间的距离。“继父的泪水流得更凶了”，他仍然想拉一拉宝坠的手，可他的每次挣扎都使得他与继子之间的距离在增大。虽然继父在第一次见到这孩子时就喜欢上了他，但他怎么也没有想到那一拳会葬送继子的前程。小说不厌其烦地叙述着继父的种种示好举动，而那种最初的伤害却是难以弥补的。因为无爱而又生爱所营造的悲剧气息笼罩全篇，封锁了我们的快乐，给我们以无法愤慨的悲伤。
《一匹马两个人》[39]始终弥漫着神秘的氛围和灵性的光华，人性的善与恶在这个谜一样的故事里纠缠不休，带着难以言说的苍凉，既给我们惊栗和伤痛，更给我们一缕永不泯灭的温情。小说的主人公是北方乡村晚景里凄凉的一对老夫妻和一匹老马。老人的独子因犯强奸罪坐牢，他们便与马组成了一个奇特的家庭，辛勤地在荒地上劳作。当老头赶着马车到达了田里，却发现睡在马车上的老伴不见了。老头又折回去寻找，半道上，他远远看见自己的老伴躺在地上酣睡……走近一看，老伴躺着的地方有一块大青石，老伴的头给石头磕破后血流了一地，永远地睡过去了……老太婆的突然离去，使老人的生活一下子失去了重心。他的生活就只剩下一件事情了，那就是不停地怀念已经死去的老太婆……老人在画家的帮助下，完成了自己的宿愿后，也离开了人世，只留下忠心耿耿的老马替他们守护将要收割的庄稼。后来遭受老夫妻独子强奸的女人出于仇恨，霸占了他们的庄稼，还杀死了老马。然而一场匪夷所思的悲剧随之降临，女人的女儿也在那霸占来的庄稼地里被人强奸，那人的身上竟然散发着马的气息……
那匹通灵的老马，无疑给小说增添了一份神秘的灵性光华。当世人因为两个老人儿子的缘故而纷纷迁怒于他们疏远他们时，是老马在完成着他们与自身之外的世界的交流；当老头在妻子死亡时不停地在那条路上回环转折时，是老马和他一道体验着失去亲人的痛楚以及臆想的自责；老头一直对王木匠存有深深的误解，是老马揭开了这层面纱，让我们在又一个淳朴的人物身上领略到了植根于善良的人们内心深处的爱。对于一个没有语言的动物，迟子建为它营建了一个充满着温情和灵性的世界，它表达着自然对人性的理解。
迟子建一如既往地保留着她诗意的叙写，将惊心动魄的矛盾冲突隐在了背后，善恶的交锋和命运的跌荡反而更加剧烈。在这里，幽灵般显现的强奸谜案变得无足轻重，重要的是生命的份量，是善良的人们心灵深处泥土一样纯朴深厚的爱。小说故事的场景和意象虽然显得有些老旧，但更多地传达出的是底层生命的忧伤和沧桑。整部作品意象是苍凉的，情调是忧伤的，但在这种苍凉和忧伤之中，温情犹如寒夜中迎来黎明时的晨曦，温柔地揭示出底层人生无常、宿命而不乏残酷的人世真相。
迟子建小说艺术上的独特之处在于独特的叙事视角。在迟子建的小说中，以儿童和少年为叙事人的小说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因而儿童视角成为迟子建小说的一个重要叙事角度。
有的采用较纯粹的儿童视角，如《北极村童话》中的小女孩“我”、《麦穗》中的男孩麦穗、《清水洗尘》中的男孩天灶、《疯人院的小磨盘》中的小磨盘等，都是由一个女孩或男孩的眼睛来看世界，以他们的口吻来叙述故事；有的则是多重视角中插入儿童生活和儿童视角，如《沉睡的大固其固》中的小女孩楠楠、《鱼骨》中的小女孩旗旗、《朋友们来看雪吧》中的鱼纹、《日落碗窑》中的关小明等。
对儿童视角的偏爱与作家的童年经历有关。迟子建说过：“……童年时我远离父母，与外祖母生活在一起。……所以说童年生活给我的人生和创作都注入了一种活力，我是不由自主地用这种视角来叙述故事的。”“因为从某种意义来讲，这种视角更接近‘天籁’”。童年经历可以对一个人的一生产生深刻的影响，作家童年的经历对创作的影响有时更是决定性的，迟子建正是由于浓厚的童年情结而自觉不自觉地采用了儿童视角。通过儿童的眼睛来观察，迟子建的小说便罩上了一层诗意的色彩和温情、纯净、朴素、明丽的气息。儿童视角下充满了童趣的景和物的描写，冲淡了童年所目睹的真实的苦难，使作品具有了一种柔美婉约的抒情风格，赋予作品一种盎然的诗意境界。
《清水洗尘》写的是礼镇郑家一年一次的年前洗澡的故事。男孩天灶负责为一家人烧洗澡水，围绕着天灶、妹妹天云、父亲、母亲、奶奶和蛇寡妇之间由洗澡而引发的“小摩擦”，抒写了温馨而浓郁的亲情。十四岁的天灶第一次没有将就着用别人洗过的水，而是给自己单独烧了满满一桶清水，躺在刷洗干净的澡盆中，“他感觉那星星已经穿过茫茫黑暗飞进他的窗口，落入澡盆中，就像课本中所学过的淡黄色的皂角花一样散发着清香气息，预备着为他除去一年的风尘。天灶觉得这盆清水真是好极了，他感到从未有过的舒展和畅快”。小说通过天灶的眼睛和感觉，把洗澡这样一个平常凡俗的故事演绎得趣味横生，诗意盎然。
迟子建在向我们传达清新、柔美的审美感受的同时，并不回避生活中的苦难和辛酸。但迟子建在正视人生苦难和人性灰暗的一面时，不会给我们以绝望和恐惧，她总是以自己清澈和煦的目光穿越现实的沉重，发掘出苦涩、辛酸生活中的美好与诗意，表现了作家的悲悯、善良、温情和对生命的热爱，形成了小说特有的价值取向和审美风格。
即使是一些与儿童生活无关的作品，迟子建也喜欢选择一些有儿童气质的弱者或傻子的视角作为叙事的角度，如《青草如歌的正午》里的陈生、《灰街瓦云》中的刘签、《雾月牛栏》中的痴呆儿宝坠、《罗索河瘟疫》中的领条等，他们在文本叙述形态上与儿童视角有着基本相同的功能。
《青草如歌的正午》中的陈生，四十多岁的人了，却像孩子一样天真善良、毫无心机。他因为拿不出给妻子杨秀治病的三千块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撒手西去。所以，当他听说为了一个在他家门口举行的洲际运动会，竟然花几十万组织人力去外地背雪，他便愤怒地进城告状，让“城里的官官们”赔他媳妇。他天真地认为，“有张罗运动会的那些钱，能给多少个人开刀，杨秀就死不了了”。而运动会不过“就是一个玩”，“人要是不玩也死不了，要是得了病没钱开刀就得等死。他们只看重那些活蹦乱跳的人，却不管要死的人，这像话么？！”他的这种孩子式的逻辑和思维被人们认为不正常，而正是这样一个总是被人耻笑和捉弄的人，却有着一颗远比正常人善良而纯真的心。
“他怕把均匀散布在路中央的月光给踩出疤痕，那样路就不好看了”，“就拣着栅栏旁的阴影走”。杨秀虽然死了，却永远活在陈生的心里。他经常自言自语，与亡妻交谈，为她编织各种日常用品，“他觉得很对不住自己的女人，所以在编包的时候格外细心，哪怕有一根青草颜色不对路或者出现岔口，他都会将它剔除，所以他的包编得格外慢。青草在他膝上温柔地跳跃着，就像一种别样的光芒照耀着他”。“如果是晴天，陈生永远都是坐在正午的阳光下，垂着倭瓜似的扁圆的头，一丝不苟地为杨秀营造着一个全新的世界”。
这是一篇带给我们真正的诗意和浪漫的温婉之作。在这里，迟子建通过这样一个有着与年龄不相称的天真的弱者的视角，向我们展示了苦难人生中的温情和蕴藏在底层民众身上的美好的人性与人情。
《疯人院的小磨盘》[40]书写的是一个发生在疯人院的故事。一个名叫小磨盘的少年因为从小跟随在疯人院里做饭的母亲身边，因此与形形色色的疯子们结下了深厚的友情。“那些疯子也怪，他们来了一批又一批，不管是重症还是轻症，他们从来没有碰过小磨盘一个手指头。有的时候他们正发着病，几个医生也按不住病人的时候，小磨盘一旦出现了，那真就像彩虹出现了，疯子立刻就安静下来了。……有两个已经出院三年的人，他们一直没有忘记小磨盘，春节时还惦记着给他寄件衣服或者是一袋糖果。这事疯人院的医生都知道，他们觉得心理很不平衡，因为精神恢复了正常的患者并不给他们写一封感谢信，而没有参与任何治疗的小磨盘却受到了礼遇”。疯子们喜欢他，他也喜欢疯子们，当他要离开疯人院去上学时，双方却产生了无尽的忧伤和留恋。小说温暖流畅的叙述让我们感受到了一个特殊生活环境中特殊人物之间的特殊情谊。这种无法回避的深度震撼，显示了作家对人生真实生存状况的探询和拷问，对所谓的理性与疯癫的思考和质疑。
小说的情节围绕着小磨盘的上学展开。“小磨盘十二岁了，看上去却只有七八岁那么大。他很能吃，而且不挑食，可就是不长个儿”。已经十二岁的小磨盘面临的是重新回到学校的秩序中，但他沮丧、逃避，可走到哪里也躲不开人们的询问和嘲弄，终于还是被疯人院的班车送进了学校。在学校屡遭欺负后，小磨盘忍无可忍将飞扬跋扈的“霸王”李亮掀进了粪池。闯下大祸的小磨盘，再一次流落于校门之外后，反而充满着上学的渴望。但激起他上学渴望的不是肩负着传道授业解惑职责的教师和培育祖国未来的学校，而是一个为这个社会所排斥的疯子。正常人与精神病人的错位与置换在小说里构成了世界的真实存在。疯人院的疯子们天性中原始的爱填补了小磨盘的情感需求，使他没有畸形发展对人类社会的仇恨和敌视，却成为了对虚伪、荒唐、愚蠢、自私、丑陋、卑劣的理性世界的审视者。小说透过孩子纯真的眼睛拷问着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以作家一贯的温情和唯美的艺术追求表达出了对人生痛苦、人性丑陋的洞察和理性审视。
迟子建恋恋不忘的是黑土地上的人，也没有忘记作为一名作家的历史责任感。她将饱含温情的笔触伸向黑土地历史的记忆之中，以她独特的艺术感受表达出对历史的重新审视。
长篇小说《伪满洲国》是迟子建对黑土地的历史所作的典型探索。小说描述了在“伪满洲国”这个特殊历史时期东北底层人民的悲欢离合和黑土地的风土人情。[41]
小说以1932年至1945年日本占据东三省，扶植溥仪傀儡，建立满洲国伪政权这段史实为大背景，以编年体的结构重现了1932年到1945年间日本军国主义非人性的罪恶和东北民众所遭遇到的各式各样的凌辱以及他们各种形态的抵抗。小说的叙述涉及了长春、哈尔滨、奉天东北的三大区域，上至皇宫贵族，下至贩夫走卒的各个阶层领域，全方位多层次的展现了中华民族那一段特殊的历史，塑造了众多的有血有肉栩栩如生的人物。全书近七十万字，分上、下部，全文十四章，每章牵涉数十个人物。让溥仪、溥杰、吉来、王金堂、王恩浩、郑家晴、胡二、杂货张、狗耳朵、剃头师傅、王亭业、陈希金、祥贵人、沈雅娴、杨三娘、杨昭、栾喜梅、麻枝子、羽田、吉冈安、中村正保、北野南次郎等近百个人物粉墨登场，展现出不同的人物个性和命运。
与我们以往所熟知的涉及抗日题材的小说不同的是，《伪满洲国》始终都在不厌其烦地描写普通的东北老百姓，从老百姓琐碎的日常生活去展现战争给他们带来的巨大灾难，以小人物的历史来表现时代的历史。迟子建运用历史的人性化的双重视角，双目紧盯生活在“伪满洲国”里的形形色色人物的命运以及他们的真善美与假恶丑。在迟子建的笔下，达官贵人、商贾艺匠、市井俗民、军统士兵、美人刁妇等一个个都那么活脱精妙，让人叫绝。同时，迟子建没有忽略对溥仪的野心和无奈的描述，也没有忘记对日本侵略者的鞭挞。
小说中，“宏大叙事”的抗日战争始终只是作为一条暗线潜伏在东北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这是《伪满洲国》的与众不同之处。对此，迟子建这样说：“战争是一场意外事故，它对政治人物而言或许有特殊意义的，芸芸众生只能默默承受。日本占领东三省期间，老百姓还是得按部就班地生活，其中蕴涵着历史的伤痛和人生的悲剧。”“老百姓还是得按部就班地生活”，这在所有以抗战为背景的小说创作中都不曾真实表达过。这无疑是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女作家迟子建对重大历史题材民间化创作手法的超越。除她之外，还有谁呢？
《伪满洲国》的成功得益于民间视角的确立。小说使叙事对象呈现出“个人化”和“民间化”的特征。如剃头师傅，作为我党的地下工作者，无论是在四平与寻安客栈店主接头，还是在承德女儿家里重开理发铺，甚至让教书先生王亭业写门联并使其入狱直至惨死，非但丝毫无损作品的真实感，反而更能激发起我们的认同感。同样的还有对革命先烈杨靖宇、赵尚志牺牲场景的描写，在典范的历史题材小说那里，这肯定是英雄慷慨激昂视死如归的精神放歌处，而在《伪满洲国》里，迟子建却令人信服地做了相当淡化的处理。对日本人的刻画也没有采取简单化的处理而是超越了传统的审美模式。
正如迟子建所说：“尊重历史，保持历史的真实，在保有一个作家应有的良知的同时，对我作品中的人不管他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都赋予以人性的意义。”
《伪满洲国》始终弥漫着浓重的东北乡土气息。扭秧歌、放河灯等地方风俗特色给小说增添了几分抒情色彩。迟子建把乡土、民俗当作支撑小说的灵魂。因此，《伪满洲国》仿佛是一幅“伪满洲国”十四年间东北三省的“清明上河图”。作家在小人物命运的层面上演绎了时代的风云，以独特的民间视角透视了普通人的心灵世界，在“个人化”和“民间化”的叙事中完成了一组人性的命运交响曲。
随后创作的中篇小说《五丈寺庙会》同样描述了那个时代小人物的特殊遭遇。在这个虚构的“五丈寺”里，一个做开笼放鸟生意的赶庙会的少年，与一个在东北光复时仓促嫁给当地中国脚夫的日本女人相遇了。小说的故事放在庙会的一天来完成，朴素、从容地描述了庙会的气氛，挖掘出普通百姓对宗教的虔诚心态或者也可以说是一种“糊涂的爱”，给人一种回到那个时代逛庙会的感觉。
用轻灵的笔触描写沉重的历史，以轻盈的姿态对待沉重的历史，迟子建逐步积累了这种富有表现活力的艺术经验。把重大题材用最日常的民间的立场表达出来，是迟子建对当代小说创作的追求和贡献。
在《花瓣饭》[42]中，迟子建将目光回溯到给“60年代女作家”幼时的心灵带来莫名其妙创伤的“文革”时期，小说通过一个雨夜，三个孩子做好饭菜，等待父母回家吃饭这样一个平凡生活中的一幕，鲜明地表达了作家对在动荡历史背景下的温情生活的理想审视和深刻思考。
提起“文革”，它给人的印象多是灰暗、阴沉和人心惶惶，人与人之间的残酷斗争犹如黑夜。而在这个家庭中，虽然爸爸是下放劳动的知识分子，妈妈是被打倒的“苏修特务”，虽然我们也能从“梁老五的妻子”、“高帽子”、“臭老九就爱瞎浪漫”、“决裂书”等短句中感受到真实的“文革”与真正的现实，但我们从中却看不到以往关于“文革”叙事和“伤痕”作品的影子。小说运用了一种异于那个时代底色的五彩斑斓的色彩勾画了一幅雨夜亲情图，将“热情似火”的白昼淡化为故事的叙述背景。在这里，白天象征着社会的公共空间，我们不难从中感受到这个家庭遭遇到的困境；而夜晚在这里具有多重的象征意蕴：既代表了一种私人的生活空间，也表现为一种区别于阶级感情的人情人性的心灵舞台，还隐隐意味着一种民间的立场。正是这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因为白昼成为了单调乏味的阶级斗争战场，黑夜才保留了人性的真善美。
小说中，父母的三进三出的相互寻找无疑象征了人世命运的坎坷旅途，而其间妈妈的疑心吃醋，爸爸的浪漫采花，则成了这坎坷途中一支支富于情趣的小插曲。小说出色地把那个给人留下“伤痕”的时代所造成的意识形态和人性的尖锐冲突，化解为一场家庭晚饭前的喜剧风波。那贯穿全篇的风雨，则有着更深的时代背景的隐喻。然而，就是在这样的风雨困境中，爸爸那件从未见过的“橘黄雨衣”和妈妈采来的油油青菜，似乎在向我们诉说那经历风雨而永不枯萎的人间真情。小说以那盘“香气蓬勃”的花瓣饭结束，而“黑印度”让一只只小鸟鸣叫着飞上自由的天空的举动，又使小说升华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花瓣饭》中爱情、亲情都化作了一碗撒满花瓣的粥。
迟子建以其独有的细腻笔触刻画出了日常生活对特殊时代政治高压的消解，在忧伤中温情地发掘出了困境中的人性和真情。
小说别出心裁地用狗的眼睛观察世态人生，构思新颖独特。这种独特的视角在给作品带来诗意的同时，也带来了叙事的含蓄和其他视角无法抵达的真实。大黄狗一生跟随过六个平凡而奇特的主人：在人前从不说话却喜欢与狗说话的勤杂工小哑巴、年复一年含泪给陌生男人生孩子的上海女子梅红、只身从大城市躲到偏僻的大烟坡擅长做变相术的文医生、对水性杨花的母亲恨之入骨的酒馆女老板赵李红……它通晓人性，与人产生了深厚的感情，直至它拍电影死去时，仍深深怀念着第一个它深爱的人。
小说没有剑拔弩张的冲突，却包含了伤痕文学以来最动人的悲喜剧因素。迟子建用轻灵的笔调把意识形态和人性的尖锐冲突，举重若轻地化解在精彩的细节描写中。小说也因此荣获澳大利亚杰姆斯·乔伊斯基金会2003年度“悬念句子文学奖”。
迟子建在她众多的小说作品中都表达着人生的忧伤、缺憾与无奈。她以悲天悯人的情怀关注世间万事万物，她以感同身受的体验抒写人的生存困境，她以不屈的信念为不幸的人们寻找着出路。无论是《雾月牛栏》中继父的失误、内疚与死亡，还是《白银那》中卡佳丧命于熊掌之下的惨痛，抑或是《逆行精灵》中豁唇的残疾与被弃以及老哑巴的孤独与自杀，还是《日落碗窑》中王张罗孩子的不幸夭折和关老爷子梦见老伴时的心酸以及吴云华的跛脚和丈夫前妻之死留给她内心的恐惧，抑或是《伪满洲国》中对民间理想与人性的期待，还是《穿过云层的晴朗》中“狗眼”里的世界与人生等等等等，都能使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人生的残缺与悲凉。这种对人生的种种不幸、痛苦、忧伤与无奈的执着表达体现了作家对现实人生的清醒与洞察。迟子建在描写人生的不幸与悲哀的同时，更注重对人性内涵的挖掘与生命本质的探寻，尤其执著地表现人性的温馨与美丽。迟子建仿佛要通过这些带有悲剧意味的故事告诉我们——生活总是不尽如人意的，时时处处都伴随着缺憾、悲哀、无奈与忧伤。就是这些不幸和痛苦、忧伤与无奈，在迟子建笔下被演绎得美幻绝伦又温情四溢，形成了一种别样的“伤怀之美”。
迟子建曾说：“伤怀之美为何能够打动人心？只因为它浸入了一种宗教情怀。一种神圣的不可侵犯的忧伤之美，是一个帝国所有黄金和宝石都难以取代的。我相信每一个富有宗教情怀的人都遇见过伤怀之美，而且我也相信那会是人一生中为数不多的几次珍贵片段，能成为人永久回忆的美。”
迟子建的小说就是这种幽幽的歌泣和淡淡的忧伤格调，但迟子建并不绝望，于是就有了忧伤的美好。在她看来，生活本来就是如此。她曾经说过：“‘忧伤’可以说是我作品弥漫着的一种气息，这种‘忧伤’表现在对生之挣扎的忧伤，对幸福的获得满含辛酸的忧伤，对苍茫世事变幻无常的忧伤。‘不绝望’可以理解为，对生之忧伤中温情亮色的感动，对能照亮人生的一缕人性之光的向往，这些，是人活下去的巨大动力。”迟子建就这样讲述着一个又一个伤怀之美的故事。她的小说温情、透明、忧伤、纯粹、素朴、柔软，抚慰着人的心灵，具有广阔的人类悲悯和人文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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