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作品有：小说集《须兰小说选》《思凡》《仿佛》《红檀板》《纪念乐师良宵》《宋朝故事》，长篇小说《千里走单骑》《奔马》《武则天》等。
须兰在“60年代女作家”中是最年轻的一位。令人惊诧的是，这位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女作家与众不同地将小说创作的目光投向了远离繁华都市和现代生活的遥远时代，在历史的幽深之处停下脚步。她像一个有着一点怪僻的人，在繁华上海某一僻静的古老建筑的塔式阁楼上静坐着，不管窗外叽叽喳喳的鸣叫和远处的喧嚣，一件又一件地翻开尘封了许久的历史画册。
面对须兰的小说就像从喧嚣的时代广场一下子进入了幽深的地下宫殿。这是须兰小说留给我最初的印象。在我的阅读印象中，须兰有些相似于同是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男性作家苏童，年纪轻轻的就喜欢爬上古老的阁楼，像一个痴迷又执著带点孤独的孩子，顽皮地吹动过去的尘埃。不同的是，须兰的笔触和目光要比苏童们伸得更远。
须兰在文坛初次亮相前后，正是所谓“新历史小说”在中国文坛风起云涌之时。一批中青年作家以一股前所未有的激情，将自己的一支笔深入久经时间湮灭的遥远过去，描写自己并不熟悉的人和事，对历史做出自己的主观演绎和现代阐释，从而达到了对人类历史特别是中国近现代历史的颠覆和改写。
所谓“新历史小说”，是在广泛描绘边缘性历史人物、较多地采用主观叙述等方面形成了区别传统历史题材小说的一种小说文本。传统历史小说的历史存在一种终极真实，历史的发展有其内在的逻辑联系，而所有这些又都是可以认识、把握的，虽然人们对历史的认识不免受到各自的阶级意识、人生观念、道德偏见等等的限制。而在新历史小说作家看来，未曾经历的历史始终是一个谜，对历史之谜的任何解读都是可能的、主观的、武断的，因此历史充满了种种偶然性。
在“新历史小说”潮流中，须兰以女性特有的视角和激情讲述着她自己“听来的故事”，以富有个性的语言重拂历史尘积，活现出曾经生活在各个年代里的血肉人生和波诡云谲的传奇故事，关注着特定历史情境中的人物心态和命运的再叙述，刻画了一种遭受深刻创痛的精神状态，表现了作家非凡的想象力和超人的艺术才华。
中篇小说《仿佛》[63]是须兰小说的处女作。叙述的是四十年以后“我”携新婚妻子对“我”作为绸布庄主的大哥死亡之谜的寻访。这是一个从1895年开始至1940年结束的故事。贯穿小说始终的是弟弟阿旺追寻哥哥是如何在那个大雪飞扬的午后被人陷害致死的情节。
由于年代相隔已久，“我”大哥死亡的前因后果变得众说纷纭，光谁是真正的凶手就有三种版本，“我”因此陷入了历史认识的迷茫之中。作品充满了无法把握历史、历史不可预知的反历史主义的神秘气氛。“我”记忆中温文尔雅的大哥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大哥的真实身份是绸布庄老板还是当地著名的土匪头目？小说扑朔迷离地将历史的秘密一角慢慢揭开。但历史的心脏地带却难以被揭秘，那里布满种种荆棘的人生岔道和深不见底的人性深渊。历史的关键环节随时都有可能在某一处突然短路，形成一段后人永远难以跨越的鸿沟和历史记忆中无法填充的空白。偶然性在《仿佛》中有着重要的结构功能。正是难于捕捉的偶然性造就了作家主观阐释，带来了《仿佛》中历史的空白与间断，使“我”大哥的死显得扑朔迷离、歧路纷出。
《迷舟》中三顺和警卫员对“萧去榆关”这一关键环节做出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诠释：三顺认为“萧去榆关”是为了爱情——看一个叫杏的女人；警卫员认为“萧去榆关”是为了传送情报，是军事上的叛变行为，所以他有理由结束萧的生命。历史的空缺被不同的人依据自己的想象做了填充，两种解释都似乎有自己的道理，但任何一种都不能说自己代表了历史的终极真实。死者长已矣，他无法为人们提供自己死亡的前因后果的真实描述，因此任何对“萧去榆关”的想象、猜测和解释都只能是文本性的，它完全取决于第三者对历史之谜的叙述。这种历史叙述在小说创作中，本质上又取决于作家的历史观念和历史叙述方法，只要作家愿意，有关萧的死还可以有更多的或是全然不同的诠释。
《捕快》中须兰利用由死亡造成的空白来结构作品。查赈大员李毓昌吊死在灾荒之县山阳县，捕快蔡老七受县令王伸汉之命展开调查，从此李大人为何而死和为何人所杀便陷入了重重迷雾之中。几乎每一个出场人物都像是杀死李毓昌的潜在凶手：县令王伸汉、厨娘喜梅、喜梅的弟弟喜哥儿。李毓昌的仆人李祥说是另两个仆人顾祥、马连升杀死了主人，而马连升又说主人实际是李祥和顾祥所害，甚至捕快蔡老七似乎也未能脱离干系。在这一作品里，我们只看到一个个死亡的结果以及各式各样的人物对谁应为李大人之死负责的言说，却看不到任何有关死亡原因和死亡过程的描述，即使喜哥儿自称杀死了李毓昌并说“我恨他”，他的不打自招也更像一个醉汉或是一个神经病患者的胡言乱语。作品没有提供任何有关他行凶的动机和过程的说明，何况他的戏子身份也使他的自我言说的真实性大可怀疑。或许有可能出于自以为是的想象，也有可能出于恶意的陷害栽赃，还有可能是为自我解脱设下的迷魂阵……
死亡作为一种必须面对而又无法由经历者自我描述的历史事实，可以说以其晦暗难明构成了历史和人生中的一种神秘境遇，它超出了局外人的理性所能把握的范围。正像作品中王伸汉所说的：“李大人究竟为什么死，你我都不会明白，他要活着也不会告诉别人，你想他要是能告诉别人他还能死了吗？”死亡是当事人所无法预知的，又是人们随时可能遭遇到的，而死亡的原因和过程又常常因为当事人的死去而湮灭于历史的波流之中。王伸汉的一席话，既像是对死亡这种神秘境遇的一种人生哲学思考，又像是怀着某种个人隐私在暗示捕快蔡老七对死亡事件草草了事、不加深究，致使王伸汉也成为一个可能的杀人者。这样，由于作家有意识地回避对死亡原因的追寻，有意识地遮蔽了历史的因果逻辑关系，任何对李大人之死的解释因此都只是一种可能。这种对历史真象的想象和虚构，其实是对历史真实的一种充满暴力色彩的阉割。
在《仿佛》《捕快》中，须兰流露出了对传统历史主义的怀疑。对历史的真实性，她表现得疑虑重重。而创作主体对历史的怀疑情绪，又给作品蒙上了一层恍恍惚惚、似是而非的面纱。这两部小说的吸引力并不在于要找出杀害大哥、李大人的真正凶手，而是由几个可能的当事人所做的相互矛盾、相互冲突的历史叙事产生的艺术张力所构成的云遮雾罩的艺术氛围和逐步形成的小说基调——对历史真实性的怀疑，对历史与人生中偶然性因素的强调。
《月黑风高》在月黑风高夜、持刀去杀人的神秘恐怖背景下，叙述了革命者施明武的失踪之谜。作品中有关施明武的叙述可视为对施明武失踪原因、地点、时间的拾遗补阙，与以往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中革命者的壮烈牺牲不同，施明武的死在须兰的笔下失去了悲壮豪迈的光辉，他是在茫然无知中穿过无星无月的黑暗空间，落入偶然所设置的残忍圈套而走向死亡之路的。施明武无意间答应为乡间浪荡子孟回杀死仇家刘五子，但因为需要刘五子带路寻找蟹壳青而没有迅速履行诺言，结果招来了孟回对自己的仇杀，神秘的使命因此失去了既定的方向，命运中断于偶然之手的拨弄。
对历史真实性的怀疑，本质上是对历史的不确定性的强调。而历史之所以具有不确定性，是因为历史和人生具有太多的偶然性。《仿佛》《捕快》充分利用死亡造成的空白，更多地强调了历史的不确定性。而《月黑风高》《思凡——玄机道士杀人案》《古典的阳光》等小说则着力填补死亡造成的空白，渲染了死亡中的偶然性因素，演绎人在历史面前的无力感和人无力把握自己命运的宿命意识。在这些作品里，杀人者虽然一一得到了彰显，但最大的杀人者却是偶然。人似乎可以逃避一切必然，却难以逃脱偶然之手的戏弄和屠戮。常常是一个细小的、不经意的决定便改变了人物的命运和历史的走向。于是，偶然性因素常常成为须兰小说中决定性的因素，构成了改变历史面貌和世间秩序的独特瞬间。须兰的小说，让人感受到一种人生的清冷和无助。
在20世纪90年代多元化社会文化语境中，个性化和诗意化构成了历史小说创作的一个普遍审美取向。作家们喜欢从自己独特或兴趣所在的角度叙说历史故事，拂去历史尘埃，以个人主观情感激活历史，书写他们心中的历史。须兰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少年英雄史》作为一部“少年英雄史”，令人信服又谜团丛生地叙述了一个少年剑客执剑跨马，“游历四方”，寻找“天下第一人”比武，以求一举名扬天下的故事。这部有着长篇小说名字和气韵的短篇小说在短短的五千字中构建了一个别有洞天的江湖世界。冬子、丹鹤、潘忠、波斯客商、小朱，每个人的身份都是疑团，却又活生生地穿梭在神秘的故事之中。
我在此叙述，并非我乐意重提往事，只为你的到来。看见这灯光附近的四处穿梭的黑影吗——那是蝙蝠，盲目而冷酷的。
……
你想听一部少年英雄史吗？我能给你看一面铜镜，你会看见我离去的背影。
一部“少年英雄史”就是这样开头和结尾。小说中，须兰娴熟精妙地构造出令人着魔的悬念，尔后却不动声色地将其还原为一幅彼此缠绕、相互映照的“镜中风景”。留给读者的迷惑是：或许这一切曾经发生过，或许什么也不曾发生过。好像那只是“一面铜镜”中少年英雄“离去的背影”。小说就像一个扑朔迷离的迷宫。
中篇小说《宋朝故事》[64]交替抒写了宋朝刽子手蒋家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主人公小宋之间两个年代相隔久远的故事与千丝万缕的联系。宋朝的蒋家是徐州城内有名的刽子手世家，蒋白城是刽子手蒋三的第三个儿子。因为刽子手也是世袭的，宿命的母题这一次落到了宋朝名将蒋白城身上。然而，由于懦弱蒋白城逃出了刽子手世家，从此，徐州城里失却了一名刽子手，刽子手世家的历史到这一代就结束了。但蒋白城并没有逃脱命运的安排，在蒋白城三十一岁做到了郡王的时候成为抗元英雄，最终还是成了一个他不杀人而有数万徐州人因他而死的杀人无数的“刽子手”。
须兰在叙述这一宋朝故事时，再次表现出对正史和前代传说的颠覆倾向。在她的笔下，蒋白城并非正史和传说中与临安城共存亡的抗元英雄，他并非自刎于城楼之上、尸首面向徐州三日不倒，而是乔装打扮出城侦察敌阵后回城时被自己的守城官兵误做元兵的奸细射伤，并拒绝其入城，只好狂奔三日逃回徐州老家，又在偶然中被自家收留的白痴何七之子当作偷窝窝头的小偷杀死。命运对蒋白城的戏弄，既表现在他作为一代名将严于治军，结果却被自己严于职守的部下拒之于自己防守的城市之外，也表现在追踪而来的元兵因找不到蒋的尸体而对徐州展开了屠城，蒋白城当初逃避做刽子手而结果却成了更大的“刽子手”。
须兰在讲述蒋白城的“宋朝故事”的同时还虚构了20世纪30年代抗日剧团演员小宋的故事。
小宋生活的那个时代，日本鬼子侵占了中国，南京大学的几个学生组织了屈原剧社，一路流浪一路宣传抗日一直到徐州。这个剧社后来被吸收为中共抗日部队的文工团。小宋他们的那个剧社有个戏就叫“蒋白城”，说的就是宋朝名将蒋白城抗击元兵以身殉国的忠烈事迹。钦慕蒋白城的小宋以饰演“蒋白城”来激励士气。演“蒋白城”这一出戏时小宋常常被自己感动，悲壮得难以自己。1938年秋，南京来的大学生小宋站在当年蒋三站立的地方，无限感慨，他不知道自己就是站在蒋白城出生的地方。一个偶然的机会，小宋“忽然怀疑由老道引发的一个关于宋朝抗元名将蒋白城故事的真实性被老道的仙风道骨和缥缈虚假所掩盖。他想蒋白城或者仅仅是一个宋代故事，一个话本传奇里的主人公，他想蒋白城或许只是一个虚无的英雄。”然后，小宋在千年之后于不知不觉中重蹈了蒋白城的人生覆辙，他逃离剧团而又主动返回，可当他沉溺于戏剧人生时，却又无辜地被当作一个与他长相酷似的叛徒而被处决。小宋发现了蒋白城的抗元不过是一场戏剧，却不料自己的人生更胜过一出戏剧。不想做逃兵而终于做了“逃兵”的小宋，仿佛是宋代不想做刽子手而终于做了“刽子手”的蒋白城穿越时间隧道在现代留下的一个影子，他以其相同的遭遇宣示了偶然的神奇莫测和命运的至高无上。
小宋的故事对蒋白城这个历史英雄起了一种揭秘和淡化神圣的作用。蒋白城的抗元历史和传说仍然是文本性的，并非历史上真有蒋白城的抗元壮举，只是历史需要塑造一个传奇英雄引导人们奋勇抗敌。小宋故事的另一个作用，是同蒋白城的“宋朝故事”构成了一种类比关系，二者交相呼应、相得益彰。
长篇小说《千里走单骑》中，须兰截取了历史的一个断面来描写并还原个人心中历史的历史事件，将宋太祖赵匡胤去黄州、去太原的清油观、单骑千里送京娘这一清冷的历史事件通过当时与此事件密切相关的董达、姜黄芪、老皮、马西山等人的不同视角再现出来，活灵活现地还原了赵匡胤“千里走单骑”这一历史场景。让人在茫然和恍惚、清冷和坚硬的目光中，再一次抚摸了久远的历史。小说中优美的语言、精彩的比喻、奇特的意象、独特的视角、迷乱的述说和鬼气森森的氛围给人以阅读的快感和享受。须兰那奇特的想象、独特的语感、从容、冷静的叙述口吻以及对历史的神秘感知能力，不得不让人由衷地钦佩。
长篇小说《奔马》是须兰所描写的距离现实生活最近的小说。小说从下岗女工王爱菊的当下生活切入，在对一个历史悬案的破解中，展现了人性与时代的病态。小说以七年前蔡家俩姐妹的被害为中心事件，借助王爱菊对此案的关注为线索来结构故事，围绕谁是凶手这样一个疑问展开了一系列地“侦探”。随着故事的步步深入，尘封已久的故事背后隐藏着的人性中阴暗和阴森恐怖的真相渐露出来。尽管小说的结局并没有查证到真正的凶手，但作家的使命已经完成。因为须兰对这桩神秘久远的谋杀案的追踪，感兴趣的不是类似侦探小说似的严密推理，而是通过追踪要浮现出黑暗中千奇百怪的人生状态，表达出作家对人物命运和偶然性神秘色彩的探寻，表达的是作家对事件当中每个人的态度、情感和人与人之间复杂关系的关注。小说留给我们思考的是每个人都有犯罪欲望，都有可能成为凶手，但又都不是具体的凶手，像“奔马”一样，他们的速度和方向不可预测。
须兰在历史的废墟中徘徊和寻觅，不断地打捞起神秘的故事和神秘的人物。同时，她还将女性特有的视角投向历史中鲜活跳跃的女性人物和以女性人物为中心的历史事件，表达了女性作家对历史和女性的独特理解。
长篇小说《武则天》[65]中的武则天是须兰创作的不同于其他作家包括女性作家在内创作的历史人物。小说仍然以神秘化的历史书写探讨了历史小说创作中的史实与个性关系的问题。在一种极度形象化的感性艺术情境里，刻画了位居皇权巅峰的武则天在孤独寂寞中感伤绝望的内心世界。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她是凭借自己的实力登上皇帝宝座的，不是别人的傀儡。武则天自立为皇之后，开始参预朝政，与高宗并称“二圣”。高宗死后，李显继位为中宗，尊武氏为皇太后，由太后临朝称制。翌年，废李显为庐陵王，立李旦为睿宗，武太后掌实权。后废李旦自立为则天皇帝，改国号为周，史称“武周”。武则天称帝后，大开科举，破格用人；奖励农桑，发展经济；知人善任，容人纳谏。在她掌理朝政的近半个世纪，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为后来“开元盛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武则天当政期间，唐朝女性较比以前能够更多地参预到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活中来。
小说《武则天》的主要人物及历史事件基本合乎历史真实，但须兰在小说中对历史事件的处理则是一笔带过。如武则天与王皇后的斗争，只在提到太子忠时说“他是他的养母王皇后与当时还是昭仪的母后武氏之间宫闱之战的牺牲品”；与长孙无忌的斗争，也仅用一句“我的舅父长孙无忌就是死在她的手里”。小说不从正面铺陈重大历史事件，而是从侧面描写它们对人物情绪及心理的影响，如平定李敬业叛乱、征服高丽、泰山封禅等。作家虚构一些戏剧性的场面来淡化事件本身，如：开篇五百里荒原上举行的法师玄奘的浩大葬礼，泰山封禅时引风而去的青色斗篷，太子弘死时身上滚落的“鲜红的浆果”等。小说并不刻意再现一个完整的历史全貌，而是从小说的艺术层面，从小说形成的独特审美意蕴中去分析和解读。小说再现的不是历史的“真”，而是艺术的“美”。
小说以玄奘法师的浩大葬礼开篇，以周王显的凄厉呼声“谁想毒死我”结尾，加上作品中许多人物的被害死亡，使全书弥漫着一股死亡气息。又以营造、渲染一种怪异、神秘的整体气氛见长，如：写武则天“悸梦”一节，作家用噩梦、黑猫、尖叫声、鬼魂、叹息以及阴气森森的宫殿等来营造那种神秘、惊惧气氛。类似的情节还有：凌烟阁风波、牡丹诗事件、万象神宫的多次神秘倒塌及武则天驱鬼仪式上白檀香无风而灭等等。小说整体神秘艺术气氛的营造是《武则天》的一个显著特征，也是其在众多武则天题材历史小说中，艺术审美最显独创性的一个方面。这是作家充分发挥艺术审美的灵性，展示艺术审美的蕴藉魅力来言说历史的一次尝试。这种审美艺术的尝试无疑为作家的小说创作的探索提供了一个新的启示。也正因为这分独特的审美爱好铸就了《武则天》中飘逸空灵、神秘蕴藉的艺术氛围。
作家从女性的独特思考和体验出发，达到对传统男性历史叙事的揭密。在须兰看来，在如风而逝的历史存在和至今不断流传的历史叙事中，女性形象是被传统的男性文化社会做了男性化处理的。《武则天》中，作家一针见血地指出：“李敬业反武则天的扬州兵乱，其实他们是感到羞耻。”在男性社会视点中，武则天的登基具有“女性”和“篡位”的双重“大逆不道”，因此在传统历史叙事中总是利用淫逸来丑化她。而在须兰的《武则天》中，作家试图通过自己的文学化手段使武则天这个在传统历史叙事中不正当、不丰满的形象得到修正。
在《思凡——玄机道士杀人案》中，须兰更是将人难以摆脱的宿命构成的种种玄机做了极度的演绎。唐代长安咸宣观女道士玄机，十三岁时梦见自己二十二年之后，在道观后园的碧桃树下习琴时，杀死了新科状元戴春风，时间是在他参加曲江大会之后。玄机道士为了免于杀人、与冥冥之中的天意抗衡而主动离开道观出门游历，可正好在峨眉山遇见了戴春风并互生好感，玄机道士叮嘱戴春风在曲江大会前后不要前往长安，可后者为了表明自己的爱意执意前往。当朝宰相利用玄机内心的焦虑杀死了戴春风——虽然此戴春风实为李宰相七岁时离家出走的儿子卫珏，而新科状元戴春风也未能逃脱宿命织就的恢恢天网，他在闻讯赶往杀人现场时被神经崩溃的玄机道士失手杀死——这既映证了二十二年前的梦境，也映证了老道有关戴春风将死两次的预言。
小说的故事结构有些类似于古龙的武侠小说，层层导引、诡诘多变，熟练的场景切换，每一次都被引入一个俗套，但在下一个出口时总会有让人意外的东西出现。直到最后，一切才真相大白。在这一作品里，所谓人算不如天算，人类费尽心机设置的种种玄机在造化的神秘之手面前，仿佛就像小儿的游戏，什么都不能改变，甚至反误了自己的性命。玄机道士曾对冥冥之中的天意冷笑，想要改变整个事件的发展，可在天意难违中疯癫。当朝宰相想借他人之手杀死逃离自己控制并带走一份重要文书的杀手戴春风，却不防结果了自己的儿子。可以说，造化的神秘和天意的难违，在这里构成了人类难以摆脱的普遍困境。须兰对历史、人生充满了宿命意味的演绎和阐释。
中篇小说《纪念乐师良宵》是以一个十六岁少女良宵的视点对1937年的南京大屠杀所做的零碎而细腻的“报道”。小说不仅对“战争让女人走开”的传统观念和历史叙事观给予了大胆地摒弃，而且在历史叙事中再现了一颗为战争炮火、血腥屠杀震撼的少女之心。少女良宵的视点全景式地同时又残片式地重现了日本鬼子在南京大屠杀中惨绝人寰的浩劫。
小说通过少女良宵的视角，还再现了南京沦落的前前后后。进入良宵视野的还有乱世之中的狂欢，沦陷前糜烂的艳情以及苍白悲凉的家庭故事和人际关联，包括那段未曾绽放便已凋零的恋情。在城市的战火硝烟中仿佛又看到了秦淮灯火。
但须兰的这次重现，不仅仅是历史劫难的展示，而是在历史灾难场景下的“个人化”呈现。关于“南京大屠杀”，不少作家都以宏大的叙事笔法、从不同的角度再现过。这幕中国乃至世界现代史中最为惨烈、悲壮而屈辱的一幕，不断被记忆、又不断被忘却的一幕，须兰通过少女良宵恍惚的眼神，令人惊悸而震撼地呈现出来。仿佛那绝望的叫喊、那疯狂的狞笑、那刺耳的枪声再一次响起，那男人的、女人的、老年的、儿童的成河的鲜血再一次流淌，而这一切通过一个少女的目光就变得更加惨烈。我们无法忘记那令中国人民永远无法忘记的历史一幕，而须兰再一次加深了我们对那无法忘记一幕的印象。
另外，在中篇小说《红檀板》中，须兰叙写了民国初年至1945年期间上海一个陈姓家族几代人的悲欢离合的故事，着重刻画了望庭与少芳、邯郸与紫萧等人的爱情悲剧。
从个体的角度观察历史、反思历史，是世纪末女性文学创作的一个突破性特征。小说的切入点是社会——历史，而反思的对象也是重大的历史事件，但这是须兰站在女性立场，以个人化、情感化从历史存在和历史叙事两个层面重新理解、重新阐释、重新感觉的历史。女性作家通过对历史的书写把女性自己写入历史之中。
须兰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几乎都是宿命和灾难的最后承受人，就如《纪念乐师良宵》中的少女良宵、《武则天》中的武则天、《思凡》中的玄机道士、《红檀板》中的少芳等女性一样，小说故事中的历史宿命和灾难的重负几乎成了她们生命的全部。在须兰看来，这种历史的宿命是无法逃脱的，只有孤独而寂寞地去承受。须兰以女性特有的细腻和宽容体会和表达着这些女性的复杂心态，在“个人化”的历史感悟中敏感地揭示出历史的宿命，充分表达了须兰对历史的艺术感知。她的小说创作为我们的历史认知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须兰的小说像是在古典的阳光下盛开的花朵，清凉绚丽、古朴鲜亮、耐人寻味。须兰的小说背景都是放在一个相对遥远、作家未曾经验过的历史时空。年代的久远奠定了陈旧、古老的基调，人物大量的非自然死亡散发出衰朽、颓败的气息。作家对历史的偶然、非逻辑因素的强调更增添了小说神秘、幽玄的艺术氛围，而小说人物总是遭遇突然的、出乎意料的死亡。因此小说人物的有声有色、一度轰轰烈烈的人生总脱不了骨子里散发出的丝丝清冷和悲凉，也由此构成了须兰的小说有一种挥之不去、浸入骨髓的清冷和悲凉色彩。
在须兰的小说中，人物的相对完整或断断续续的故事仿佛在叙说着一个人生哲理：一切挣扎努力都是枉费心机，一切生死恩怨都是过眼云烟。无论是贵为天子，还是贱若乞丐，也无论你考虑筹划得多么周详细密，出乎意料的厄运都随时有可能降临你的头上，而且每个人的人生之路都无一例外地通向死亡。由此，神秘和古怪构成了须兰小说的审美趣味，也决定了须兰小说的风貌。
这位本来是最年轻的“60年代女作家”仿佛成了这个作家群体中一个“古董”式的女人，让人怜爱的同时又有恍如隔世的感觉，但又不知在什么地方，好像总有一双幽怨的眼睛盯着你的背影，给人一种莫名的悲凉。
相对年轻的须兰为什么热衷关注年代比较遥远的故事？又为什么热衷于历史和人生的神秘悲凉的一面？对此，须兰有过这样的细语：“我喜欢那些遥远的年代，才气纵横又有点儿醉生梦死，繁华中透着冷清。我将我的想象纺织成故事，故事出口了，意思却留在心底。已过世代，无人纪念。将来的世代，后来的人也不纪念。”好像这是她的一种使命和责任。
在“很久很久以前”这样的叙述方式里，须兰乐此不疲、流连忘返。这也许是一个作家之所以独立存在的根本吧！而这个独特的存在也只有出生于60年代的须兰这一个。由此，我不得不惊叹这个“60年代女作家”中最年轻的一位那厚重的历史使命感和沉重的社会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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