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的边界是一个“模糊边界”。把一个作家归类是一件困难而不必要的事情，但对这两种不同的创作原则和方法，加以适当的分析还是必要的。有一种稍嫌简单的分法：
浪漫派的创作格言是：生活应该是这样。
现实主义的格言是：生活就是这样。
当你问巴尔扎克，为什么把生活描写得这么污秽？巴尔扎克会回答你：我不过是历史的书记官，现实生活就是这样。你若问青年雨果，巴黎真的有一个“乞丐王朝”吗？青年雨果会回答你说：我认为应该有。
从欧洲文学发展的实际状况看，现实主义文学的产生，是对那种全然无视现实、一任情感流荡的浪漫主义文学的反拨。在现实主义作家叙述的故事里，浪漫主义的幻想和温情常常是主人公不幸的主观根源，而金钱和权力则是构成不幸的社会根源。如最典型的现实主义作品《包法利夫人》冲的爱玛是因为中了夏多布里昂和拉马丁作品的毒，为追求那种幽秘的爱情而跌人泥坑，死于债台高筑。但如果把现实主义文学说成是“向社会举起的一面镜子”，那是不确切的。文学不仅是对现实消极的反映，而且是对社会现实的反抗。一个追逐各种时髦思潮和表层热点的作家，不过是浅薄的鹦鹉。他们的学舌作品将随着潮流的东逝而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们不是现实主义，而是伪现实主义。真正的艺术家必然不屈服于社会的庸俗的流行观念和被权威保护的现实。他们同这样的现实角力，而殚精竭虑地探索社会表层之下那些最隐蔽因而也是最强有力的因素。这种力量是相对稳定的、模糊不清的，它一旦被作家、艺术家揭示出来，就能在人的内心唤醒一股如雄狮般的力量，引起社会性的“轰动效应”。这种力量，在人的内心深处、深不可测的渊底躁动着，当天才的闪电照亮深渊的时候，它就会欢腾起来，使读者（或观众）感到一种淋漓酣畅、如瀑布宣泄一样的快感。
现实主义文学在一个中心点上与浪漫派一脉相承，那就是它们所关注的依然是人的心灵自由的问题。现实主义文学比浪漫主义更重视人的心灵与外部世界的碰撞与和谐。现实主义作家像外科医生解剖人体那样，科学而细致地考察和剖析人的内心宇宙与外部环境、种族、历史、文化氛围的相互关系，理性、情感和意志的关系，个性、气质乃至深层意识的运行规律；其作品像人体解剖图那样描绘出完整而多样的内心世界体系。由于作家个人主体性格的影响，每个人所描绘出的体系各有千秋，表现手法也迥然有异，统观起来，则是一幅极其广阔、丰富、深邃的内心图画——金钱时代人类心灵的全景式、流动式的展开。
在这些自诩为“社会的镜子”的欧美作家中，我们极有兴味地窥视到他们内心世界的矛盾，这些矛盾决定了他们的叙事策略各有千秋。从宏观上看，他们大略有以下三种矛盾心态：
矛盾心态之一：对贵族社会的鞭挞与眷恋。现实主义作家大多是封建专制和官方教会的凶猛敌人，但当面对着丑欲横流的资本主义现实时，一种对于夕阳的留恋油然而生，逝去的一切几乎都被夕阳残照镶嵌上金色的边框。这种眷恋之情在开初还不强烈，随着资本主义现实中各种矛盾的激化，道德脓疮的溃烂冲世纪的田园诗般的关系就越发变得朦胧而美丽。这一点在巴尔扎克的作品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在狄更斯、萨克雷和哈代的作品中我们也可以感受到这种眷恋。西方的艺术家们从来只是抨击教会，只有很少的人宣布自己根本否定上帝的存在。而对情欲横流的世界，人们越发感到上帝之不可缺少。然而此时的“上帝”已不同于中世纪的上帝。它改变了自己的形象。在小说和诗歌中更多地表现为对于自然界的超自然崇拜（泛神论）和清教主义式的对勤勉、克己、助人等优良品格的提倡。这种现象在英国文学中表现得特别突出。俄国是一个封建农奴制与资本主义杂交的国家，从普希金到列夫·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也清晰地表现出这样一种宗教情结。
矛盾心态之二：对金钱的双重意识。那些富于启蒙精神的作家，从资本主义秩序建立的第一天起，他们就诅咒这个现实。这种情形有点像悲剧中的俄狄浦斯王，他们坚决地、义无反顾地缉拿制造罪恶现实的元凶，却不知冥冥中的命运之神正是假启蒙思想之火创造了这人间炼狱。他们大声疾呼：“不，这不是我所要的！”但在他们潜意识里又感受到自己内心的黑暗底层同丑恶现实的隐秘联系，因此他们对现实的贬斥，就像哈姆雷特训斥他那堕落的母亲。不管怎么说，他们是那个时代的儿子。当巴尔扎克创造出无与伦比的揭露金钱罪恶的史诗时，他本人正陷入金钱的诱惑而无力自拔。正是奢侈的享受使他债台高筑，而又是债台高筑迫使他像牛一般地拼命创作。F.詹明信认为，巴尔扎克的工作状态，就是典型的实业家的工作状态。他的生命是在欲望的燃烧中消耗殆尽的。
矛盾心态之三：对被压迫者的圣母情结。当资产阶级宣布它的《人权宣言》时，就埋下了一个难以克服的矛盾，即同受它剥削的无产者之间的矛盾。现实主义作家们都有一颗圣母般的心灵，他们在追求个性解放的同时，认为整个人类都应该过人的生活，因此，下层人民的苦难就越来越多地进入了他们的视野。圣母情结的特征是怜悯与拯救，从巴尔扎克的《农民》到雨果的《悲惨世界》，从狄更斯的《艰难时世》到哈代的《德伯家的苦丝》，从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到托尔斯泰的《复活》，都表现出广阔的人道主义的心灵。他们把世界的苦难背负在自己身上，但却反对下层人民为解脱苦难而使用革命暴力。他们喜欢描绘恭顺。忠厚、勤劳的下层形象，唤起人们的同情，但又明确地反对任何形式的暴力，包括劳动人民为解放自身而发动的革命。革命是一种“恶”，在这种恶的面前，许多文学巨匠都变成了诛儒。
对于金钱社会的反抗，改变了传统的家庭小说的叙事模式，金钱成了或隐或现的主线，在不同的国家和民族那里还具有不同的风格。总的来说，充满热情、躁动不安和宁静高雅、温厚深沉这两条不同的情感河流是相激相荡的。在英国，拜伦死后，好像大海平静了，维多利亚女皇时代的繁荣、强盛和清教主义的理性有形无形地控制或影响着作家们，从狄更斯笔下的城市到哈代作品中的威塞克斯乡村，都笼罩着仁慈对于邪恶的充满机智与讽刺性的谴责，在对下层穷人的深切同情中浸透着越来越多的对于幸福前景的绝望与感伤；从家庭小说的杰作《傲慢与偏见》到勃朗特的《简·爱》，都在告诉人们追求幸福时，适当的节制是必不可少的，理性是欢乐的伴侣。萨克雷的《名利场》是少有的辛辣作品，其中“黑良心”的美丽女子培基富于青春活力，但作者对她的态度显然是贬抑，而他想赞美的人物爱米莉亚却显得苍白贫血。英国人的风雅、机智和文质彬彬的传统，直到20世纪初才被戴维·赫伯特·劳伦斯所打破。只要想一想英国的传统精神，就不难理解《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何以被禁达50年之久。在法国的情形就不相同。高卢人的血液似乎永远在燃烧，法国的作家总是在寻找和表现那种躁动不安的激情：从司汤达、梅里美、巴尔扎克到福楼拜、左拉。国内的起义、动乱和对外战争的失败，给法国蒙上一层灰色，但染上灰色情绪的莫泊桑等人的作品也还渗透着各种情欲的渴望和波动。在20世纪初的罗曼·罗兰那里，我们看到为恢复理性统治所作的努力，但当时的时代气氛使他的努力已带有堂吉诃德的味道了。同英法两国相比，俄国文学步履沉重，像浑浊而宽阔的伏尔加河。封建的军事专制的农奴社会，加上资本主义咄咄逼人的发展，使俄国作家处于两难境地，心灵压上了沉甸甸的十字架。从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开始，俄国的知识分子就意识到自己在灾难现实面前的软弱无力。“多余人”的主题以凝重而伟大的悲哀格调奏响了。从彼得大帝时代就崇尚法国古典主义的俄国，现在把法国式的浪漫的个人主义视为不值一晒的纨绔作风。因为俄国的苦难太深重了，许多有良心的作家都在反抗农奴专制的同时又力图避免俄国陷人资本主义泥潭。他们不能不为“谁之罪”和“怎么办”两大磁石所吸引。即使深受“西方派”影响的屠格涅夫也不能不为“木木”而感伤；果戈里的喜剧天才被浸在悲哀的泪水之中，“爱和受难相伴相随”成了俄罗斯文学的性格，列夫·托尔斯泰和费·陀斯妥耶夫斯基把它推向了欧洲现实主义文学的勃朗峰。与俄罗斯性格完全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美国。在那里，无论是深刻的文学还是肤浅的文学都流溢着强烈乐观的生命欲。爱伦·坡、康拉德、麦尔维尔显得奇诡梯突，但说不上悲观。杰克·伦敦的后期作品显示出暗灰色的阴郁，他终于自杀了。马克·吐温是这一时期最杰出的代表。而德莱塞却是最能体现19世纪美国人的文化心理的作家，他深知像美国这样一个没有传统文化的民族，就没有那么多道德上的悲哀。德莱塞作品中的人物不能理解金钱与人性发展之间的对立。“没有金钱便没有一切”是最明白不过的真理，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呢？因此他们成了后现代派的先驱。
英国现实主义文学代表作
正像英国最早进行了资产阶级的“光荣革命”一样，英国最早出现了像《鲁滨逊漂流记》这样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因此，我们对现实主义的描述也从英国说起。
在讲到英国的现实主义文学时，我们不能不提到威廉·梅克皮斯·萨克雷。他在19世纪中叶，以《名利场》为题写了一部妙语连珠的小说。在小说刊行第一版时，作者给它加的副题是“英国社会的钢笔和铅笔素描画”。这幅画是英国上层社会普遍拍卖良心的鲜活写照。良心、荣誉都被押到“名利市场”上变成了商品。为了得到金钱和幸福，可以毫不犹豫地作践他人。金钱使好人变成魔鬼，所谓“黑良心”的女子培基曾道出如下真理：“……如果我有5000磅收人的话，我想我是会成为好人的。”萨克雷评述说：“谁不知道利蓓加的想法是对的——造成了她和一个诚实女子之间区别的不过是个钱财问题。”萨克雷在写给他母亲的一封信中说：“我想创造一群不相信世界上有上帝的人（那只是一句伪善的黑话），一群贪婪而装腔作势的人，他们多半十分自负，心安理得地自以为有高人一等的美德。”从《天路历程》到《名利场》相隔近200年，在这200年中，商业精神打败了基督精神，金钱取代了上帝。《名利场》产生的背景是19世纪有名的“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以“日不落”而自炫于世界。但这个时代（1832——1901）的小说家却不屑于为它唱赞歌，只要读一读狄更斯、G.艾略特、梅瑞狄斯和哈代的作品，你就会获得一幅与《名利场》相似的社会讽刺图画。
在这些超越金钱、反抗物化的英国人中间，有一个形象带有脱颖而出的新鲜气息，那就是《简·爱》的女主人公。
在英国文学史上，有许多经典名著将会永垂不朽，《简·爱》在其中排名不会靠前。但能够像《简·爱》这样深深地进人人们的灵魂，影响着人们的精神世界，甚至影响人的毕生命运的作品并不很多。
《简·爱》的作者是夏绿蒂·勃朗特。她有四个妹妹、一个哥哥，家里有三位成了作家：夏绿蒂、艾米莉和安妮。夏绿蒂的《简·爱》和艾米莉的《呼啸山庄》，都已经成为世界文学史上的经典。在一个家庭里，三个姊妹同时成为作家，而且影响很大，在世界文学史上还找不到第二个例子。
夏绿蒂·勃朗特的父亲是一位牧师，他手里虽然也有一张剑桥大学的毕业证书，但是由于贫困，由于中年丧委，也由于自身的性格，他没有成为一个很好的父亲。在这个贫穷的下等家庭里，夏绿蒂·勃朗特和她的妹妹们，过的是一种贫穷的而且缺少家庭温暖的生活——很早母亲就去世了，父亲多病，性格乖戾，很少能够给他们温暖，对他们的教育也不够，在夏绿蒂很小的时候，连同她的两个妹妹一起被父亲送进了寄宿学校。看过《简·爱》的人，可以知道，夏绿蒂和她的妹妹们在寄宿学校里过的是一种怎样贫困的、没有温暖的、经常受到惩罚嘲弄甚至于打骂的生活。在寄宿学校里的这段生活和她们自幼染上的肺病，使她们都活得比较短，夏绿蒂只活了39岁，艾米莉死的时候比她姐姐还要小得多。
夏绿蒂的个子矮小，五官搭配得不是很好——眼睛很大，鼻子也很大，嘴稍微有一点弯曲，给人的整体印象是一个比较古板的女人。我们现在看到的她的画像，在某种程度上美化了她的容貌。作为一个女人，长得不美，构成了她灵魂深处的自卑。
她的妹妹艾米莉和夏绿蒂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说，她们都不太相信有人会爱上自己，她们甚至于由此而推广到不太相信人类有那种所谓普遍的爱，她们从小就喜欢把自己全部的情感都倾注到小动物身上。
但是这姊妹俩的性格又不太相同，夏绿蒂·勃朗特显得更加温柔，更加清纯，更加喜欢追求一些圣洁的东西，追求一些美好的东西。她曾经非常热烈地爱恋过自己的老师赫格，给他写过一些热情的、甚至可以说是求爱的信，但是老师给他回了一封信以后，就再也不理睬她了。对于夏绿蒂，这是很大的感情上的打击。但是她并没有因此停止对温暖和爱情的追求，尽管她常常觉得人们不会那样去爱她。也许就是这样一种灵魂深处的很深的自卑，反映在她的性格上就有一种非常敏感的自尊，以自尊作为她内心深处的自卑的补偿。她描写的简爱，也是一个不美的。矮小的女人，但是她有着极其强烈的自尊心。她坚定不移地追求光明的、圣洁的、美好的生活。
艾米莉的生活景况和容貌大体上都和夏绿蒂差不多，但是她的性格和姐姐不一样。她也非常爱小动物，但有时候又会表现得很残忍。比如有一次，一只她很喜欢的小狗，不听她的话，几次非要跑到床上去，她就抓着小狗的脖子，把它揪到外面，狠命地打，几乎要把眼睛打瞎。周围的人看了之后都非常吃惊，这么一个矮小的女孩子竟然能这样残暴地打一个小动物。在盖斯凯尔夫人写的《艾米莉传》中，说在艾米莉死后，这只小狗是所有的人和动物中最悲伤的一个：在它的主人死后，就从来没有快乐过。艾米莉内心残暴的这一面，也是对她自卑心理的补偿，只是与夏绿蒂不同的另外一种形态的补偿。这种补偿反映在她的文学作品里，就是《呼啸山庄》中希斯克里夫那个残暴的复仇者的形象。当然复仇并没有带来快乐，而是带来更加深沉的痛。
在《简·爱》的开头：还是小孩子的简看到了一本英国禽鸟史的书，觉得很好玩，就一个人躲在窗帘后头看，非常人神，这时候，被她的表兄，就是她舅妈的孩子——一个肥胖的十四五岁的、很有力气的野蛮的男孩子——发现了，他一把抢过她的书，说：
你没有资格拿我们家的书，你是个靠人养活的，妈妈说过：你没钱，你父亲一文也没留给你。你本该去要饭，不该在这儿跟我们这样上等人的孩子一起过活，跟我们吃一样的饭，穿花妈妈的钱买来的衣服。滚！站到门口去，别站在镜子和窗子跟前。
这段话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那种没有钱就没有尊严可谈的观念，在当时的社会是多么普遍。就像里德这样一个十四五岁的孩子，这种观念在他头脑里也是根深蒂固的。他觉得简跟他们不一样，他还骂简是“耗子”，是偷吃别人东西的耗子。他之所以这样鄙视简，没有别的理由，就是因为简没有钱，她的父亲一分钱也没有留给她。她应该去要饭，她没有资格过上等人的生活。
到了寄宿学校以后，这种观念就更现实了。因为寄宿学校里都是些没有钱的穷孩子或者是根本没有父母的孤儿，是社会上被鄙视的一群。老师鄙视他们，那些主教、学校的负责人更鄙视他们，随便地加以处罚。简只是由于不留神把一块写字的石板落到地下摔破了，老师就罚她站在一个高高的凳子上示众，还吩咐所有的学生不许和她说话，这对孩子的尊严是一种无情的践踏。“没有钱就谈不上尊严”，直到现在在西方依然是一种很流行的观念。在中国这种观念也在扩展。
如果很有钱，是不是就一定能够获得人们的尊敬，而拥有人所具有的尊严呢？小说里所写的庄园主罗彻斯特是一个很有钱的人，他在法国巴黎认识了一个女演员的女儿塞莉娜，她是一个迷人的美女，他开始认为这个美女不会喜欢上他，因为罗彻斯特自认为是一个丑八怪——他的皮肤很黑，脸上的线条显得过于僵硬。但是他有钱，这个美女就赞美他，说：“你有体育家的身材和气度，所以我非常地爱你。”罗彻斯特也相信了，给这个美女在高级酒店里租了房间，给她配了马车、仆役，买了许许多多的钻石和高级的衣服。他以为他得到了这个美女的爱，但是有一天他回来的时候，无意中听到了塞莉娜和另外一个男人在谈他：“你以为我会喜欢那个丑八怪吗？”这件事给罗彻斯特很深的刺激，他原以为只要有钱，人家就会尊重他，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像塞莉娜这样的人，为了要罗彻斯特的钱，当他面说许多好话，但实际上根本就瞧不起他。
钱并不能买到一切。
尊严究竟怎么样才能够获得？尊严本身不是一个孤立的东西，它是靠在人和人的关系中获得别人的肯定才能拥有。马克思讲过大意如下的话：人首先是把自己反映在另一个人身上，一个名叫彼得的人所以会把自己当作一个人来看，只是因为他把一个名叫保罗的人看作自己的同种。也就是说，一个人只有在另外一个人身上才能获得对自己的肯定。
简在舅妈家里，在寄宿学校里，没有得到这种对于她自身尊严的肯定。虽然在寄宿学校里有一些老师（比如说坦波尔）对她很好，但是这种好只是一种怜爱，它没有对于人的自尊的肯定。简真正获得对于人的自尊的肯定，是到了罗彻斯特的庄园后。在和罗彻斯特的交往中，她才感到自己的尊严，并且逐步获得升华。
他们两个人的邂逅是非常有意思的。罗彻斯特的马车出了事，他自己也受了一些伤，简帮了他的忙。两个人在山里有一段对话，这段对话对于简至关重要。当时两个人都还不太清楚对方是谁，但是简从罗彻斯特坐的马车和他的装束完全可以看得出他是一个贵族，一个有钱人。谈话的时候，罗彻斯特问简：“你觉得我漂亮吗？”简当时脱口而出：“不，先生。”这句话当时对罗彻斯特的震动是很大的，罗彻斯特就进一步追问她：“你觉得我什么地方不好看？”简意识到自己说的话有点不礼貌，所以她向罗彻斯特道歉，并作了一番解释：
先生，我太直率了；请你原谅，我本来应当说，问到外貌问题是很不容易当场就随口做出回答的，应当说，各人有个人的审美观，说美并不重要，或者诸如此类的话。
简的这两个回答，对罗彻斯特认识简很重要。罗彻斯特心中有一道伤口，就是法国的美女塞莉娜当面吹捧他，赞美他，而背后骂他丑八怪。可今天他遇到的这个其貌不扬的、平民模样的女孩子，当面说他不漂亮。这样的直率和真诚，一下子把简在罗彻斯特心中的地位抬高了。因为在当时的英国，家庭教师不过是高级仆人，她和主人是两个阶层。罗彻斯特通过当时的谈话，已经知道简就是家里新聘请的家庭教师。他知道他面对的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下等人”，简·爱身上有塞莉娜所没有的直率和真诚，而这种真诚又是他常常找不到的。简接下来的道歉又使罗彻斯特感觉到，眼前这个女人不仅仅诚实，还有教养，能够善解人意，不愿意伤害人。两句对话，使罗彻斯特把她看作一个可以和自己在精神上平等交谈的人。这是简获得尊严的第一步。
后来，罗彻斯特的一段话，又使得简把罗彻斯特看作和自己平等的人。罗彻斯特非常坦白地向她讲述了自己私生活中的隐秘，特别是关于他和塞莉娜的那段生活。作为主人，一个“上等人”，他能够坦诚地把自己内心的隐秘告诉一个家庭教师——在当时的观念里是一个“下等人”，这使简在精神上不再把罗彻斯特看作一个高于自己的“主人”。
这两段话使得他们两人处在平等的地位，相互尊重，相互理解，也就因此从对方那里取得了一种人的尊严感的满足，在这样的基础上，两个人产生了爱情。
但是，事情到这里并没有结束。人的平等的意识，不是很容易取得的，从理性上来讲，罗彻斯特把简看作一个和自己平等的人，但是在内心深处，作为一个男人，他在某些方面仍然认为女人是男人的一个附着物：直到他向简求婚的时候，都没有告诉简，他是一个有妻室的人。这件事情在他们准备正式结婚的时候由律师揭出来了。简觉得自己必须要离开，她这样想：
我自己在乎我自己，越孤单，越无亲无友，越无人依靠，越是要尊重自己，我要遵从上帝颁发世人认可的法律，我要坚守住我在清醒时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疯狂时所接受的原则，法律和原则并不是为了用在没有诱惑的时候，它们正是要用在现在这样肉体和灵魂都起来反对他们的严肃不苟的时候。既然它们是毫不通融的，那它们就不容违反。原定的想法，已下的决心是我眼前惟一必须坚持的东西，我要牢牢守住这个立场。
这是简告诉罗彻斯特她必须离开的理由，但是从内心讲，更深一层的东西是简·爱意识到自己受到欺骗，她的自尊心受到戏弄。简在知道罗彻斯特有妻子后，她回到房间，脱下了婚纱，说：
唉，它再也不能去求助他了，因为忠诚已遭破坏，一一信任已经丧失了，对我来说，罗彻斯特已不再是过去的他，因为他原来不像我过去所想像的那样，我不想把他看成邪恶，我不愿意说他欺骗了我，一点我看得很清楚。
简·爱在非常强大的爱情力量的包围之下，在美好、富裕生活的诱惑之下，依然要坚持自己作为人的尊严，这是简最具有精神魅力的地方。
小说写到此，作者对于人的尊严的探索已经结束？没有。简在离开了罗彻斯特以后，遇见了她的表兄圣约翰。作为忠诚的基督徒，他在简面前展示了一种新的关于人的尊严的境界。这种境界，简在寄宿学校的同学海伦那里已经感觉到了。这种尊严是超越了人的，是一种和神结合而产生的尊严感。这是在西方宗教中一种相当普遍的、为人们所追求的精神境界，人们抛弃了人间的一切享受，而在精神上同上帝结合，从而获得了道德上的满足，他们认为自己作为人，最高的境界就是如此——把一切都牺牲肥一切奉献给上帝。
圣约翰就是这样来劝说简，让她放弃一切，让她作为自己的妻子一起到非洲去做传教士，在那里传布福音。但是，简拒绝了，她拒绝了这样一种神的尊严的境界，为什么呢？因为她觉得她是一个凡人，她还要享受人间的爱情，她和圣约翰之间有一种很亲密的友情，但是没有爱，她内心还是想着罗彻斯特，她对罗彻斯特还充满了热烈的爱情。圣约翰给她指的这样一个澄澈清明的境界同她对罗彻斯特的爱之间产生了激烈的搏斗。作为19世纪青年女子的典型，简对人世间充满了乐观主义的情绪，所以简说：“我能够冲开疑云，找到光明的路。”在她拒绝了圣约翰的要求后，小说设计了一个很光明的结尾：虽然罗彻斯特的庄园毁了，他自己也成了残废，但我们看到，正是这种状况使简不再在尊严与爱之间徘徊，她同时获得两种满是——在和罗彻斯特结婚的时候，她既是有尊严的，同时也是有爱的。
小说告诉我们，人的最美好的生活是尊严加爱，小说的结局给女主人公安排的就是这样一种生活。小说设计了一个过于圆满的结局，这种圆满本身标志着肤浅，但是我们依然尊重作者对这种美好生活的理想，就是尊严加爱。只是需要补充一个作者未加以强调的因素，这就是金钱。如果简没有那笔飞来的遗产继承，这桩爱情不可能圆满，而且很可能没有结局——简和罗彻斯特都会死于穷愁潦倒。喜剧结局是上帝的赐予，这个上帝就是金钱。因此，公式应该改写为：美好生活=尊严+爱+金钱，尽管这个公式让作者扫兴。
《简·爱》在艺术上最突出的特点在于它的叙述方式。以第一人称叙述的小说在《简·爱》之前已有很多，但是这部小说的第一人称叙述，由于带有比较强的自传色彩，显得非常细腻而真实。作者对读者是非常真诚、非常坦白的，像一个亲密的朋友在向我们讲述她的心事，讲她的肺腑之言。正是这种真诚，构成了这部小说的永久性的魅力。小说里对人的内心的活动有很细致的描写，这种描写丰富了我们对于人类内心世界的认识，常常使我们感动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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