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成名作是《童年·少年·青年》自传体三部曲。《童年》发表，就在俄罗斯的文学界引起很强烈的震荡，吸引了当时已经出名的很多作家、批评家的注意。车尔尼雪夫斯基就《童年》发表评论说，托尔斯泰伯爵的艺术力量的真正所在是他对人类心灵知识的了解和对道德纯洁性的追求。在三部曲之后，他写了一些比较重要的中篇小说，比如《哥萨克》、《一个地主的早晨》等等。他还写过一些剧本。但是他代表性的作品，是三部长篇小说：一部是在19世纪50年代写的《战争与和平》，一部是六七十年代写作并发表的《安娜·卡列尼娜》，还有一部就是在八九十年代写作并发表的《复活》。
托尔斯泰在写完了《复活》以后，那个始终在折磨着他的问题——地主与农民之间的巨大的鸿沟——他总也解决不了。到了82岁的时候，他下决心离家出走。一个82岁的老头，为了自己的信仰，为了不再过贵族地主的生活，他离开了自己的家庭。后来客死在一个小火车站上，这一年是1910年。
伍尔夫在谈到契河夫、陀斯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三位作家时说：“在那三位作家中，正是托尔斯泰最强烈地吸引着我们，也最强烈地弓l起我们的反感。”为什么反感呢？伍尔夫说，他迫使我们问自己：“为什么要生活？”“在所有那些光华闪烁的花瓣的中心，总是蛰伏着这条蝎子：“为什么要生活？”人们忍受不了这样的“蝎子”式的追问。伍尔夫事实上也是被这种“蝎子”式的追问“迫害”以致投河自尽的，只是追问者未必是托尔斯泰。托尔斯泰自身也是在追问中走向死亡的。希望活得更明白些的想法常常把人逼向绝路，托尔斯泰是最为震撼人心的例子。
在19世纪俄罗斯知识分子中常见的一种观念是，在考察平民百姓的艰难困苦时。认为自己对这种困苦负有不容推卸的责任。他们面对社会的悲惨现实，发出“罪”的质询时，其实也在叩询自己，认为自己也是“有罪”的一个。他们在啼饥号寒的平民百姓面前，没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那种悲天悯人的高姿态，相反，由于被“自己有罪”的念头所折磨而显出卑微与恐惧。
这种观念自然和东正教的传承有关。“原罪说”把远古以来就存在着的罪感意识绝对化、普遍化了。但是，俄罗斯文化人的罪感不纯然是宗教的，18世纪以降，东正教传统与其时传人俄国的西欧启蒙思想，特别是“人生而平等”的思想相结合，使纯然自省的涤罪观念转换为对俄罗斯普遍存在的专制压迫现象的社会反思，这种社会性反思翻转过来又加深了知识分子的罪感与忏悔意识。列夫·托尔斯泰在《童年—少年·青年》中非常诗意地写到他16岁的时候如何独自一个在拂晓时乘着马车到修道院去忏悔。书中对这次仟悔的内容语焉不详，但同琉请卡说的“老爷，我们和您不一样”所弓；发出来的对自己“生活奢侈”的想法应有关联。青年时代的托尔斯泰常为自己的好色与狂赌而忏悔。这种罪感并不仅是一种内在的、对纯洁品质的追求，而是同意识到自己侵占了他人的生活权益的犯罪感相关：
想到这几年，我不能不感到可怕、厌恶和内心的痛苦。在打仗的时候我杀过人，为了置人于死地而挑起决斗。我赌博，挥霍，吞没农民的劳动果实，处罚他们，过着淫荡的生活，吹牛撒谎，欺骗偷盗，形形色色的通奸、酗酒、暴力、杀人……没有一种罪行我没有干过，为此我得到夸奖，我的同辈过去和现在都认为我是一个道德比较高尚的人。
在中国文化人的自叙中，难得看到这种浓重的罪感。俄罗斯知识分子献身于改造社会的事业，常常是被这种罪感所驱使。托尔斯泰在成年后经历过一次“阿尔扎马斯的恐怖”：他梦见自己被农民给绞死了。这种恐怖成了他思考俄罗斯的苦难和实行农业改良的重要驱动力。俄罗斯知识分子不如中国知识分子那么“超俗”和“潇洒”，他们献身社会的行为是同拯救自己相联系的。陶渊明躬耕陇亩时，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闲情逸致，而托尔斯泰干农活却没有这种飘逸。画家列宾写过一篇回忆录，描述托尔斯泰从事农业劳动的情景：
1891年8月，我在雅斯纳雅·波良纳看见列夫·尼古拉也维奇·托尔斯泰已经平民化了。
这表现在他的服装上：自制的黑色短衫，没有什么样式的黑裤子，戴得相当破旧的白色便帽。
整整六小时，他不停息地用犁翻耕黑土，一忽儿走向高岗，一忽儿沿着倾斜的坡地走到沟里。
列宾曾试着扶犁耕地，但“连十步都走不了，真是寸步难行！”
后来有人说，托尔斯泰于农活只是一种“表演”。我想，能够“表演”六小时而不间断，恐怕不容易。没有艰苦的、长时期的劳动锻炼不可能扶着沉重的木犁熟练地行走于高岗与坡地之间。
“罪感”确乎很折磨人，竟然导致一个82岁的老人离家出走。在中国，也有知识分子“离家出走”——走进庙堂。这是中国的“士”看破红尘的一种超越，令人钦敬。寺庙生活虽然清苦，但也恬淡闲适。托尔斯泰想去过的“另一种生活”没有这等惬意。日记载，他出走后，同贫苦农民一起坐在充满汗臭味的三等车厢里，“很愉快”，但是，他的衰老的身躯已经不能满足他的天真的追求。在出走后不到10天，就客死在一个小火车站上。
有人说，托尔斯泰离家出走，是因为跟老婆吵架，无高尚可言。当过托尔斯泰两年秘书的古谢夫写了一本书叫《悲凉出走》，全书用托翁的日记、书信和有关文献缀连而成。从书中看出：同索菲娅的冲突是托尔斯泰出走的直接原因。但是，这种冲突并非两个性格古怪的男女之间的互相折磨，套用一句时髦的话，还是有“价值观念冲突”的。译者在序言中说：
丈夫这边为财富、为优越的享受感到羞耻，妻子那边请来护卫，保护庄园的一草一木。附近的贫苦农民正是看中托尔斯泰伯爵善良仁慈，才有胆潜人庄园。他们哪是登堂入室公然掠夺，不过是砍点柴禾、捡点破烂而已，结果被夫人的“卫队”逮了正着。护卫从来是好大喜功的，过度的工作热情更经常演变为凶神恶煞的搜查，甚至拳脚交加。如此处罚农民，对一家之主、宽厚仁慈的男主人形成了极大的尴尬。不知何时，托尔斯泰内心已潜藏着一股怒气冲天的暴躁力量，憎恨夫人对财富和奢侈生活的迷恋，点点滴滴都不可忍受。道德之痛远甚肌肤之痛。
显然，妻子对丈夫对农民的“罪感”和他的“赎罪”行为是不予理解的。出走那天，托尔斯泰留给妻子一封信，信中说：
撇开其他原因，我不能再继续生活在原有的奢侈环境中。
在死前六个月的日记中载：
我感到痛苦的是这种疯狂的（比疯狂更痛苦的是，身旁就是农村的贫困）生活，我自己已不知道过这种生活如何活下去。
当年5月致切尔特柯夫的信中说：他生活其间的“那个环境”，“尤其是用土地私有制来奴役人们的农村环境”“越来越强烈地”折磨他。置身于私有制，“违背自己意愿地忍受着痛苦，可说是参与了私有制”。
同年6月的日记又载：
贫穷的痛苦感觉——不是贫穷，而是人民的屈辱与闭塞。革命者的残忍与疯狂是可以谅解的……一为是饥肠辘辘衣不遮体、累死累活的奴隶。我受不了了，想逃走。
非常痛心，骄奢淫逸——老爷的王国；可怕的贫困——没有烟囱的小茅屋。
再早些，2月的日记写道：
我20多年来一直憎恨我的产业，我不需要它，也不可能需要它。
“不能再继续做掠夺者”、“不能再继续生活在奢侈的环境中”这个念头折磨了托尔斯泰20多年，并由此强化了他同妻子。家人原有的性格精神冲突，最终迫使托尔斯泰走上绝路。
别尔嘉耶夫在《俄罗斯思想》中写道：
把约伯的痛苦和快要自杀的托尔斯泰的痛苦相比较是很有意思的。约伯喊叫是那种在生活中失去了一切，成为人们中最不幸者的受苦人的大喊叫。而托尔斯泰的呐喊则是那种处在幸福的环境中，拥有一切，但却不能忍受自己的特权地位的受苦人的呐喊。人们追求荣誉、钱财、显赫地位和家庭幸福，并把这一切看成是生活的幸福。托尔斯泰拥有这一切，却竭力放弃这一切，他希望平民化并且和劳动人民融为一体。在对于这个问题的痛苦中，他是个纯粹的俄罗斯人。
别尔嘉耶夫这段话的最后一句值得注意。托尔斯泰的罪感不是个人现象，他是俄罗斯民族的一个突出代表。只要想一想在俄罗斯文学中，从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开始的“忏悔的贵族”、“仔悔的知识分子”的系列形象，就知道别尔嘉耶夫所言非虚。
原罪学说是同忍从联在一起的，在中世纪它曾使被压迫者变成驯服的“羔羊”。但在19世纪的俄罗斯，逼人的社会问题使许多贵族知识分子从忍从中爆裂出来，以上帝的名义预告“末日审判”的将临。即便他们笔下的主人公表现得极其谦卑、委琐时，读者仍然可以从中读出革命的激情。而且他们明白，“末日审判”中被审判者包括他们自己。勃洛克说：
在俄罗斯这种人很多，他们在追求火，想赤手空拳抓住它，因而自己化为灰烬。
罪感，只是一种情感。对于改造社会现实而言，它的作用很有限。但对置身于不公正的现实中的知识分子来说，它意味着尚未泯灭的良知。在19世纪俄罗斯的条件下，艺术家们对于罪恶的自我忏悔促使他们的笔触突破表层而到达社会与人的心灵深处。对人的灵魂的深层表现，使俄罗斯文学超越英、法、德，成为19世纪欧洲现实主义文学的勃朗峰。没有这种“罪感”意识，就不会有《叶甫盖尼·奥涅金》、《当代英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罪与罚》、《卡拉马佐夫兄弟》这样的力作。托尔斯泰晚年的《复活》有点儿像报告文学，但是，没有深沉的罪感意识，这样尖锐、有力的“报告文学”也是写不出的。
中华民族拥有众多的慷慨悲歌之士和卓有才华的诗人、作家，但是，却缺少足够深刻的社会批判型作品，原因何在？论者见仁见智，我总感到同中国文人的生活心态有关。中国历来讲“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但是，当一个文化人未能尽社会批判之责时，我们的老祖宗却又设计了太多的精神安慰之法，使我们在未尽责时，也不会认为自己有“罪”。
二《安娜·卡列尼娜》
为了能让各位对托尔斯泰的作品有一个具体而微的了解，我们花比较多的时间向各位介绍一下《安娜·卡列尼娜》。
小说主要的故事可以概括为“两段婚姻”。一段讲的是安娜在12岁的时候由她的姑妈做主，把她嫁给了当时俄罗斯最年轻、最杰出的省长亚历山大·卡列宁，于是她就变成了安娜·卡列尼娜——卡列宁的夫人。两个人一起过了差不多10年（小说里有的地方写的是8年）相当平静的、也可以说相当和美的家庭生活，他们有了一个孩子，叫谢廖沙。就在这10年头上，安娜遇到了一个年轻军官，叫握伦斯基，渥伦斯基一下子就爱上了安娜，而且穷追不舍，安娜也很快掉进了爱情的漩涡。在这种情况下，安娜和渥伦斯基就有了孩子，安娜希望卡列宁原谅她的罪过，容许他离婚，和握伦斯基结合，但是卡列宁不同意，把安娜置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几乎整个的上流社会都拒绝她。握伦斯基开始还是爱着安娜的，时间久了他也觉得顶不住了，渐渐地有点冷淡。安娜意识到她自己生活中最后的一根稻草也即将失去。为了报复渥伦斯基，也为了报复当时整个的贵族社会，她投身在火车轮下，自杀了。这是小说中写的一段婚姻，是小说的主要部分。小说中还有一段婚姻是讲列文和吉提这一对青年男女。列文是一个生活在农村与城市之间的贵族弟子，这个人物身上有很多托尔斯泰自己的影子——他致力在农村实行改革，希望缓和地主与农民的矛盾，在地主和农民之间达成一种妥协；小说里描写了他在这方面的试验和试验的失败。他深深地爱恋着青梅竹马时代的好友——纯洁的少女吉提，吉提也喜欢列文，但是当她遇到握伦斯基的时候，她的整个生活都改变了。握伦斯基对她的殷勤，她理解为对她的追求，因此她拒绝了列文的求婚。就在她拒绝了列文的求婚的当天晚上，握伦斯基却拜倒在刚刚出现在晚会上的安娜的裙下，把吉提给甩掉了。这对一个纯洁的少女来说是一个无法承受的打击。她生了一场大病，几乎要死掉了。病好以后她重新整理了自己的思想，意识到自己真正所爱的还是列文，她接受了列文的第二次求婚，两个人在农村过着相当闭锁的、但很甜蜜的、充满了田园诗般情调的农家生活。小说在对这样两段婚姻的描写中，还交错着写了很多俄罗斯农村和上层社会中的重要事件，展现了俄国各阶层的人，特别是农民的思想、情绪。这两段婚姻的陈述衔接得很好，用托尔斯泰的话来讲，“像一个圆拱门一样”——两段婚姻是两根柱子，搭接之处天衣无缝。在这个圆拱门式的结构中，又展现了当时俄罗斯各阶层生活的图画、他们的思想和情绪。列宁讲，托尔斯泰的作品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主要指的是《安娜·卡列尼娜》这部书。显然，托尔斯泰自己是不可能理解后来列宁所说的这句话的，他写这部作品的时候也不会想到这些，更不会有意识地去写革命情绪，但是作为一个现实主义作家，他达到了这样的深度——对于他所不理解的东西，由于忠实于现实，并对它进行忠实的描写，因而达到了其他人所未能达到的深度。
下面，主要讲讲这部书给人印象最强烈的、引起争论最大的部分——关于俄国家庭、爱情的描写。
托尔斯泰在全书还没有写完的时候就先在俄国当时最重要的一个文学刊物上发表了一些章节，一发表就引起了当时俄国文学界和整个贵族社会的强烈关注，而且引起了争论。有些人觉得作者提出了俄罗斯社会生活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关于家庭的幸福问题；但是也有的作家反对这部书，比如说，著名作家屠格涅夫就认为这部书写得不好，它会导致伤风败俗的社会效果，因为它写了一个已婚的女子又去和别人恋爱。有人问：对于安娜的婚外情，作者是什么态度？是她的审判官呢，还是她的辩护律师？小说的扉页上引了一句《圣经·新约》上的话：伸冤在我，我必报应。
上帝要为谁伸冤呢？上帝要报应谁呢？也就是说上帝是怜悯、同情安娜呢，还是谴责安娜呢？有很激烈的争论。小说很快流传到欧洲一些国家，在英国、法国也引起了类似的争论。接着从欧洲传到美洲、亚洲，传到中国，从作品发表的19世纪下半叶一直到20世纪的下半叶，争论一直没有停止。我向各位讲一件有趣的事情，就是在1983年的时候，中央电视台播放连续剧《安娜卡列尼娜》，大家看得极有兴趣。有一天晚上，在清华大学的一个大教室里，有200多人——主要是学生——聚在一起讨论这部电视剧，也就是讨论这部小说。有些同学非常同情安娜，说：“我为她流了很多眼泪。”讲这话的女同学比较多。而另外一些同学却同情卡列宁，觉得安娜“很不仗义”，说这话的男同学比较多。恰好在这时候，《北京晚报》在发动读者讨论“第三者插足”的问题，所以会上也有人讲，说这事儿也不怪卡列宁，也不怪安娜，就怪那第三者提伦斯基，这家伙太坏了。也恰好在这时候，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在播放评书《武松》，讲到武松杀潘金莲这一段，有的同学就说，这很显然，卡列宁就相当于武大郎，安娜就相当于潘金莲，握伦斯基就是西门庆，说你同情谁吧？争论得非常激烈。
作者到底是安娜的审判官还是她的辩护律师，托尔斯泰本人对这个问题，没有作过解答。因为托尔斯泰也处在一种矛盾的、模糊的、自己也说不清的状态。从他的手稿看，一开始他准备要写《安娜·卡列尼娜》的时候，标题就叫做“两段婚姻”，他说要写一个“轻浮但罪过不很大的女子”。从手稿上看，他开始描写的安娜的肖像也确实带有一点轻浮的痕迹。可是，随着小说写作的推进，他不断修改安娜的形象，使其越来越有光彩，越来越美丽，而轻浮这一点已经看不到了。小说里有一段讲列文，他在和吉提结婚以后，社会上就传安娜这个女人怎么样“不正经”。有一个机会，列文拜访安娜，他在一进门的时候见到了一幅安娜的画像，一下子就被这个女人的美丽吸引住了。吉提知道自己的丈夫见了安娜以后，就发现他的整个神态都不一样了，吉提马上盘问列文，接着就大哭了起来。你们看，安娜这个女人对男人有多大魅力。列文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代表作者，他是作者对于安娜这个形象的某种体认。我们常说，作者一旦塑造出他的人物，他便沦为人物的奴隶。安娜这个形象塑造出来以后，作者就没有办法再控制她，而是安娜按照自己的性格逻辑在发展，作者已经失去了自己的主动权。他是审判官呢，还是辩护律师呢？托尔斯泰自己也说不清。我们今天来研究这部书，也完全可以不用考虑作者对安娜到底是什么态度，因为作品写出来了，它就构成了社会产品，它本身就具有了独立的社会品格。
小说一开始，就讲到“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斯切班·奥布郎斯基的家里一切都混乱了”。为什么呢？因为奥布郎斯基是一个花花公子，喜欢到处拈花惹草，他说女人就是宴会上的小酒瓶，你喜欢就可以拿走。他和他家里的女教师私通，被她的妻子杜丽发现，杜丽是吉提的姐姐，也算是一个贵族家庭的女孩子，发现了丈夫不忠，有什么办法呢？她跑回娘家不回来，以此作为抗议，但是抗议后她有什么辙呢？最后经过安娜的调解，她还是非常屈辱地回到了自己丈夫的家里。丈夫只要在形式上给她道个歉，因为她没有别的出路可以选择，她还有孩子，所以壮丽讲道：你们男人，自己可以随便到处去走动，看中了就去求婚，而我们只能等。如果你像杜丽那样，碰上了奥布郎斯基这样一个花花公子，那么你就很倒霉，你也没有办法，只有认命。
安娜比杜丽要幸运，她的丈夫卡列宁是俄国非常有才华的、最年轻的一个省长，社会地位很高，而且不在外面拈花惹草。安娜所提出的要求他都满足，自己那么忙，每个礼拜还要抽出一天时间陪自己的妻子，这样的丈夫在当时的俄国上层社会就是一个模范丈夫，那安娜还有什么不满足呢？安娜自己也这样想，但是，我们看一看小说里的描写，就知道事情不这么简单。
就在安娜从莫斯科去她哥哥奥布郎斯基那里调解家庭问题回来后，她由于遇到了握伦斯基，心情有一些纷乱，但是呢，快到彼得堡的时候，她就强迫自己忘掉握伦斯基，对自己说，这不过是偶然的生活中短暂的插曲，“忘掉他”。然后她就开始想自己的丈夫，想自己的孩子。就在这时候火车到了彼得堡，从火车上下来，她就看到了自己的丈夫。分别了一段时间的夫妻在火车站见面会怎么样呢？如果妻子和丈夫的感情比较好，那么按照西方式的，见面就会拥抱、亲吻，说一些很热情的话；如果按照中国式的，一对感情很好、分别一段时间的夫妇，在火车站见面后，大概不会去拥抱、接吻，但是，在一个眼神、一句话、一个细微的动作中，你都会感觉到丈夫对妻子的思念、妻子对丈夫的柔情。不管怎么说，如果夫妻感情确实很和谐，那么分手一段时间后再见面会感觉到更加地亲热。我们看安娜和卡列宁在火车站见面的情形是怎样呢：
到彼得堡，火车一停她就下来，第一个引起她注意的面孔就是她丈夫的面孔。啊哟，他的耳朵怎么是这个样子的呢？望着他的冷淡的、威风凛凛的神采，特别是现在使她那么惊异的撑住他回帽边缘的那双耳朵。一看见她，他就走上来迎接她，他的嘴唇挂上他那素常的、讥讽的微笑，他那双大大的、疲倦的眼睛瞪着她，当她遇上他那执拗的、疲惫的眼光的时候，一种不愉快的感觉扼住了她的心，好像她期望看到的并不是这样一个人。特别使她惊异的就是他会见她的时候所体会到的那种对于自己不满的感觉用那种感觉她在和她丈夫的关系中是经常体会到的、习惯了的，那就是一种好像觉得自己虚伪的感觉，但是她从前好像从来没有注意过这个，现在她才明白地、痛苦地意识到了。
“噢，你看，你的丈夫还是像新婚第一年那样的温存，望你眼睛都望穿了。”他用缓慢的、尖细的声音说，而且用他差不多老是用的那种声调对她说——那是一种讥笑任何认真地说他这种话的人的声调。
“谢廖沙很好吗？”她问。
“这就是我的热情所得到的全部报酬吗？”他说，“他很好呢。”
我们感到很奇怪：安娜一下车——她本来在火车上就想着自己的丈夫，想着自己的孩子，拼命地要忘掉握伦斯基——见到自己的丈夫，马上就想：“啊哟，他的耳朵怎么是这个样子的呢？”不是很奇怪吗？她和他一起已经生活了lO年，难道不知道丈夫的耳朵是什么样子吗？怎么会到了火车站突然一下子发现他的耳朵长得特别难看？这是怎么回事？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样的体验，比如说你的老师或者你的辅导员把你训斥了一顿，你心里非常反感，但是你又没有办法反驳——他说的都是有道理的。听完了训斥之后你出来了，碰到你的好朋友，他问你：“某某老师跟你说什么啦？”这时候你一肚子怨气，但是你又不愿意跟你的好朋友说，因为没有什么道理好说。你就跟他讲：“你有没有注意到，咱们这位老师一只眼睛大一只眼睛小？”这在心理学上叫“情感移植”，你对一个人不满，但是你又不能言说他，你觉得你对他的不满是不对的，但是你又不能抑制自己的不满，这时候你就会在他的生理上、在他的容貌上找到一点觉得特别难看的东西，你用这样的办法把自己不满的情绪在他的容貌上发泄出来。所以安娜这时候对她的丈夫有了一种下意识的不满——像小说里描写的那样。但是这种不满安娜觉得是不能说的，因为这种不满，问题其实不在丈夫，而在自己。她总觉得丈夫是无可挑剔的，他各方面都很优秀，整个上流社会都觉得自己的丈夫非常好，自己也没什么话好说，但是内心里又对他有一种不满，甚至是一种反感。那么自己为什么对这样一个优秀的丈夫反感呢？是因为自己不好。所以她意识到既然是自己不好，那么就应该对丈夫好。但想对丈夫好，内心里又不接受，所以她就觉得自己对丈夫虚伪。可是，卡列宁一张嘴说话，我们就觉得这个男人确实是不太可爱，他讲什么呢？“噢，你看，你的丈夫还是像新婚第一年那样的温存，望你眼睛都望穿了。”这说起来是一句抒情的话，丈夫见到了别后的妻子，说一句“我望你眼睛都望穿了”，这不是在表达自己的爱意吗？但是，小说写道，“他用缓慢的、尖细的声音说”，这个卡列宁的嗓音大概是不太好，有点像金属相摩擦时发出的尖细的声音，很刺耳，当然让人听着就不舒服。但是问题不在这儿，再看下面：“而且用他差不多老是用的那种声调对她说那是一种讥笑任何认真地说他这种话的人的声调。”他在说这样一些想念自己妻子的话的时候，是用了一种讥讽任何说这种话的人的腔调来说的。他觉得自己是一个省长，一个最优秀的男人，他在对自己妻子说话时也要用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所以他在说一些亲热的话的时候，是用一种“讥讽”的语调来说的。那么，安娜会有什么感觉？安娜是一个渴望获得真情的女人，她不能忍受丈夫的这种傲然的亲切，她就想赶快把话题转开，她不想再听丈夫讲这样刺心的话，往哪儿转呢？当然最好的转移点就是儿子，所以安娜赶快问：“谢廖沙很好吗？”但是卡列宁这个人，他的自我感觉非常良好，他觉得他说这种话非常符合他的身份，又很机智，又很文雅，他根本就没意识到安娜厌恶他这种腔调。所以他继续表演，说：“这就是我的热情所得到的全部报酬吗？”从这次见面我们就感觉到了，这对夫妇之间有些不和谐。我们经常说“谁和谁真是合适的一对儿”，在说这样的话时，头脑里常常有一个不自觉的数学公式，比如对一个男人，他应该长得仪表堂堂，他应该有一个比较好的职业，有一个比较高的学历；而对于一个女人来讲，她应该漂亮，应该很有风度，有一个比较好的家庭背景。我们把男人的比较好的条件和差的条件∑一下，然后再把女人的这些条件∑一下，如果这两∑差不多是相等的，就说这两个人很般配。但是我们读了这段之后就知道庆妻之间的事情远比这个要复杂得多。一对和谐的夫妻所需要的东西，远不止我们刚才讲的那个∑，这里涉及的因素是很多的，非常复杂，而且非常细微，往往看起来微不足道的事情，可以导致两个人的决裂。如果是朋友则完全没有关系，作为夫妻就不行。
随着小说的发展，我们就看到卡列宁身上的的确确有一些非常不能让安娜喜欢，也不能让我们喜欢的品质。这些品质说起来在官场上也是很平常的东西，但是我们作为普通的人，就觉得挺不习惯，比如说书中有一段描写他们在赛马场上看赛马的时候.安娜看到卡列宁的样子：
安娜看到他向亭子走来，看见他时而屈尊地回答着谄媚的鞠躬，时而和他的同辈们交换着亲切的漫不经心的问候，时而殷勤地等待着权贵的一盼，并脱下他那压到耳边的大檐帽。
在这一段里，我们看到了卡列宁对三种不同的人的不同态度：第一种是谄媚者——他的下级，有求于他的，他很屈尊地回答着他们的鞠躬；第二种是他的同辈，就是同级别的同僚，交换的是一种“漫不经心的亲切的问候”；第三种人是他的上司，比他的官还大的人，怎么办呢？一看老远过来了，马上摘下压在自己耳边的大檐帽，老早就弯腰在路边等待着权贵的一盼，等待着这个比他高的官能够看他一眼。对三种人的这三种不同的态度，在官场上是很平常的事情。在封建社会，人的尊严的高低是按权力来分配的——权力大的尊严多，权力小的尊严少，没有权力的人就没有尊严可谈。在今天，社会权力在形式上有所转换，但尊严按权力分配的事实依然严酷地存在，即使在欧美的发达国家也是如此。启蒙主义者宣扬的人与人的平等并没有实现。安娜是一个接受了西方启蒙学者的自由平等观念的女人，她很不习惯卡列宁的这一套：
她知道他的这一套，而且在她看来很讨厌的，“想得到功名，想升官，这就是他灵魂里所有的东西，”安娜想，“至于高尚的理想，对文化，对宗教的爱好，这些都不过是为了升官的敲门砖罢了。”
但是，存在着价值观念分歧的夫妻也不一定就生活不下去，因为家庭当中终归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导致安娜家庭破裂的更深刻的原因是卡列宁的虚伪。这种虚伪可以说是一种深入骨髓的虚伪，我们举一个例子：在一次晚会上，卡列宁看到了很多人都对在一起亲密交谈的安娜和握伦斯基侧目而视，卡列宁感觉受到了侮辱，就走过去强硬地要求安娜和他一起回去。安娜拒绝了丈夫的要求，继续留在那儿和握伦斯基在一起，卡列宁受到了巨大的刺激，在独自回去的路上，自己就想：一定要和安娜认真地谈一谈。作为一个丈夫，看到自己的妻子和另外一个男人如此亲热而且引起了周围人的注意，他当然是很不高兴，在这一点上我们很同情卡列宁，希望他能很好地和安娜推心置腹地。开诚布公地谈一谈，表达一下自己内心的痛苦。因为这时候安娜的心情还是很矛盾的，她已经爱着握伦斯基，但是她又觉得很对不起自己的丈夫，对不起自己的孩子，自己是有罪的。如果卡列宁能够很坦白地把自己内心的痛苦，甚至于自己的愤怒倾诉给安娜，安娜会感到惭愧、自责，婚姻也许可以挽回。就在准备谈话的时候，卡列宁就想：我为什么感到不痛快？他又问自己：我为什么很生气？我嫉妒了吗？其实就是嫉妒，这很正常，但是他断然否定了，他觉得“我这样一个高尚的基督徒，不可能有嫉妒的感情”。嫉妒在基督教看来是一个很卑下的感情，我们前面讲但丁《神曲》的时候说那是要进炼狱的，一个嫉妒的人要到炼狱去赎洗自己的过失。卡列宁就对自己说：我不可能嫉妒，明明是嫉妒他却说不可能是嫉妒。他这样想了之后，内心依然感到很不痛快，就又想：我究竟为什么不痛快呢？他要为自己的不痛快找一个理由，终于找到了：“啊，因为我是一个高尚的基督徒，我现在看到了另外一个基督徒在堕落，所以我痛苦了。”这样想了以后好像感到心里比较舒服了，然后就开始考虑“她回来以后我怎么跟她谈”。想来想去，终于就像他准备一个工作报告一样，理出来以下四点：
第一，说明舆论和礼仪的重要；第二，说明结婚的宗教意义；第三，如果必要，暗示我们的儿子可能遭受的灾难；第四，暗示她自己可能遭受的不幸。
这四点就像他做的工作报告一样清晰，有条有理。但是这四点里缺了什么呢？就是缺了他自己，他断然不承认这件事对他自己造成的痛苦，而这是他想谈话的最主要原因。在安娜回来后，卡列宁说：“我们要谈一谈。”安娜意识到了丈夫今天可能要爆发，她开始躲避。她说自己太疲劳了，明天再说吧。卡列宁还是坚持说了。首先第一句话就是：“你是否意识到了今天你的行为已经引起了周围人的注意。”安娜心里马上就开始想：他关心的就是别人怎么议论这件事，而不是他自己。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他关心的是自己的“公众形象”是否受损，而不是自己对安娜的真实感情。安娜听了感到非常失落，不想再谈，说：“我实在太累了。”说完就躺到了床上。但安娜依然在等待着，觉得事情不可能就这样完了。任何一个人，只要还有血性，都会爆发。我们读小说的都替卡列宁着急：你不用说那么多话，你就表现你的愤怒、你的痛苦，哪怕你大哭一场，安娜都会感动，都会自责，都会惭愧。但是安娜躺在床上等待着，等待着，等来的是什么呢？是卡列宁的鼾声，他打起呼噜睡着了。安娜用发光的眼睛注视着头顶上黑暗的天花板，心里说：“一切都结束了，只能如此了。”就在这之后，安娜和渥伦斯基发生了肉体关系，一切都无可挽回了。卡列宁这个人的内心中已经找不到了人的血肉感情，他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徒有其表的空壳子。但是在这个空壳子里面又掩藏着一个自私的、怯懦的、残忍的灵魂。就在安娜和握伦斯基两个人同居以后，安娜多次向卡列宁恳求离婚，她正式写了信给卡列宁。卡列宁这时候已经意识到这件事情无可挽回了，那么他应该怎么办呢？他首先想到：如果是俄国的名人，他们会怎样来处理这个问题呢？他开始在俄国的历史上寻找那些有名的人——因为他也是一个名人。怎么来处理这件事，他首先想到的是“达里耶洛夫决斗了”，这在当时俄国算是一种很习惯的做法——如果我受到了侮辱，那么我可以提出决斗，不管决斗的结果会怎么样，都可以挽回名誉，被社会所称道。这是一种俄罗斯的习俗。但小说里讲，卡列宁是最害怕决斗的。从小的时候起，他就害怕枪口对着自己，越害怕，就越喜欢在想像中把枪口对着自己，然后再想像自己是如何地英勇。所以他就开始想像自己像达里耶洛夫那样向握伦斯基挑战，然后两个人去决斗，决斗的场景如何悲壮等等。他沉醉在这样一种想像中，他之所以如此，恰恰是因为他最害怕决斗。但是自己又怎么样解脱出来呢？事实上他是不敢去决斗的，但是他绝对不能承认自己胆怯。他开始给自己找其他理由，后来终于找到了。他想：哎呀，如果我向渥伦斯基提出决斗，马上就会有很多达官要人来劝阻我，说你应该从俄国的国家利益去考虑，国家不能没有你这样一个优秀的人物，怎么能够轻易地在决斗场上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呢？想到这，他就很坦然，说：我不能去决斗，如果我明明知道人家会来劝我——为了俄罗斯的国家利益不要去决斗，那么我现在再提出决斗，让人家来阻止我，岂不是沽名钓誉了吗？这样他就很愉快地否定了决斗的方案。一个虚伪的人，不仅要向别人掩饰自己，而且还要向自己掩饰自己。这种掩饰是如此地自然，以至于自己都把虚伪当做真实。可以说，这种虚伪已经进入了无意识层面。
而后卡列宁又想到，某某人是采取了离婚诉讼的办法来解决，这个办法涉足于公庭，会弄得满城风雨，大家都会评论这件事，于己不利。这个想法还算老实，我们也可以理解。他又想：我和她离婚，让他们两个生活在一起，我就痛苦得不得了。这个想法我们也觉得是可以理解的。卡列宁一想起让渥伦斯基和安娜两个人堂堂正正地结婚，他就痛苦，这也很正常。但是，问题在于，他断然不承认是出于这一点而拒绝离婚，他在给安娜回信的时候说：我为什么不同意离婚呢？是因为我作为一个基督徒，不能眼看着另外一个基督徒堕落。如果我和你离婚，就表示我放弃了对你的挽救，出于一个基督徒的高尚品格，我拒绝离婚。安娜接到了这封信以后意识到这一结局比任何其他结局都要可怕：
“他是对的，他是对的！”她说，“自然，他总是对的；他是基督徒，他宽大得很！是的，卑鄙恶浊的东西，除了我谁也不了解这个，而且谁也不会了解，而我又不能明说出来。他们说他是那样富于宗教心，那样道德高尚，那样正直，那样聪明；但是他们没有看见我所看到的东西。他们不知道八年来他是怎样摧残了我的生命，摧残了活在我身体内的一切东西——他甚至一次都没有想到我是一个需要爱情的活的女人。他们不知道他是怎样动不动就伤害我，而自己却洋洋得意。我不是尽力、尽我的全力去给我的生活寻找出一点意义来吗？我不是努力去爱他，而当我实在不能爱我的丈夫的时候就努力去爱我的儿子吗？但是时候到来了，我知道了我不能再欺骗自己，我是活人，罪不在我，上帝生就我这样一个人，我要爱情，我要生活。”
作者深刻揭示出，所谓完全按照自己所存在的那个社会的理性规范去生活，不仅使自我变得空洞无物，而且是一种渗入骨髓的虚伪，一种如鱼得水式的虚伪，一种不意识到自己是虚伪的虚伪。同这种人生活在一起，如同把自己置身于生命的绞肉机里，他会把你的血肉和生命一点一点地绞碎。对此有切肤之痛的安娜含着眼泪喊道：“不论怎样，我都要冲破他想用来把我网住的那面虚伪的蜘蛛网，随便什么都比欺骗和虚伪好。”
安娜以死抗争，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向这面虚伪和欺骗的蜘蛛网冲去。她虽然失败了，但一个完全失去了生命的空壳是终将被抛弃的。从卡列宁这个沙皇制度下“最优秀的人物”身上，我们看到了封建贵族社会的性格特征。令我们痛惜的是，卡列宁已死去百余年，但人类并没有多少进步，卡列宁式的虚伪依然存在，而且变得更精致了。
三托尔斯泰的艺术成就
托尔斯泰在艺术上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我以为，最突出的一点，是他确立了对人的“瞬间分析”的观念。他认为，对人的观察与描写仅以个体为单位是远远不足的。因为一个人在此瞬间和彼瞬间是并不相同的。而且，在某一个瞬间的人，其心灵世界也还是一个多层次的、立体的、流动的系统。例如，我们前面举出的安娜同卡列宁在火车站见面的描写，那就是一个“瞬间”，在这个瞬问，包含着人类感情生活中永远会存在、而且会不断重现的典型形态。托尔斯泰关于“瞬间分析”这一观念的形成，同基督教有关。基督教义认为，人的本性是恶的，本性的恶往往在一闪念中流露出来。真正的基督徒应该正视闪念中的恶。例如我们前面讲到过圣·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中抓住偷梨一事所作的长篇忏悔。但托尔斯泰对人的理解比奥古斯丁丰富得多，也乐观得多。他认为，人在瞬间的善恶交错中能够接近上帝。在这一点上，也显示出他同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区别。
托尔斯泰在青年时代的第一部作品《幼年》的一开篇就显示了这种过人的才能：尼考连卡睡得正甜，被家庭教师打苍蝇的声音吵醒了，死苍蝇恰好落在他的头上。这是多么不愉快啊！“就算是我小吧！”尼考连卡不只因为甜梦被吵醒了，更重要的是他觉得卡尔勒故意欺侮他，因为他小，“为什么他不在伏洛佳床边打苍蝇呢？”问题本身多少有点专横——卡尔勒在他床边打苍蝇是因为苍蝇落在了他的床边，然而一种内在的不愉快，使他感到自己的逻辑是强有力的，他为自己的逻辑所折服，愈加相信卡尔勒是故意折磨他，“他明明知道他弄醒了我，惊骇了我，但他装作好像没有注意到……”从10岁孩童心灵里刚刚萌发出来的自尊意识是多么倔强阿，于是一切表象都在他的眼睛里发出了变异：平常那么好的老头儿（卡尔勒）变得极其讨厌，连同他戴的压发帽、穗子“都是多么讨厌！”卡尔勒呢？当然不知道尼考连卡内心的神圣的愤怒，他用善良的声音呼喊尼考连卡起床，尼考连卡装睡不理他，于是卡尔勒开始搔他的脚后跟。尼考连卡内心依然很愤怒，但又禁不住要笑出声来，他满眼泪水，不知是哭出来的还是笑出来的。他竭力要维持住自己内心的“神圣的愤怒”，但钻心的痒痒使他又在笑。“卡尔勒！”他神经几乎错乱了，眼泪汪汪地叫着。卡尔勒看着他的眼泪，诧异了，然而善良的老头怎么也没想到自己是“罪魁祸首”。他于是问他是不是做了什么噩梦。尼考连卡望着卡尔勒那“善良的德国人的脸”，听他竭力在猜测是什么噩梦的那些关切的话语，他突然意识到，这个老头儿是多么善良呵！甚至他的压发帽、帽上的穗子都变得好看多了。他想起对他的诅咒，心里不禁觉得难为情，于是眼泪流得更多了。为了不使卡尔勒难过，尼考连卡开始撒谎，说他梦见妈妈死了。卡尔勒是那么相信他，柔声细语安慰他，这样，尼考连卡流的泪更多了。“我似乎觉得我真做了那个可怕的梦，而流泪不是由于先前的原因了。”请看，这一段细节中有多少戏剧性的“转折：
1.从自尊受辱的感觉到被爱时的心境（自爱到爱人）；
2.从讨厌卡尔勒连同他的帽子到喜欢卡尔勒连同他的帽子；
3.从编造梦境到相信真的做了梦（幻想与真实的混淆）。
整个心理流动过程充满了偶然性，然而这些偶然性又是善良而敏感的童心的必然反映。它是富于个性的，又是极其真实的。
车尔尼雪夫斯基最早注意到托尔斯泰的这种才能。在青年托尔斯泰发表他的处女作《童年》时，车尔尼雪夫斯基就指出：作者具有洞察人类心灵隐秘进程的惊人的能力，“……托尔斯泰伯爵最感兴趣的是心理过程本身，它的形式、它的规律，用特定的术语来说，就是心灵的辩证法”。“人类心灵的知识是他的才华的基本力量。
托尔斯泰不仅洞悉瞬间的内心世界流动的隐秘过程（就像微积分数学所表述的血dt时间内走过的ds，而且意识到这种流动的意识是多层次的。表情与内心、表层意识与内层意识、内层意识与深层意识之间交互作用，形成瞬间意识活动的四度空间。例如，列文第一次向吉提求婚前后，吉提内心活动的变化：
在饭后，一直到晚会开始，吉提感觉着一种近乎青年人初临战场的感觉。她的心脏猛烈地跳动，她的思路飘忽不定了。她感觉到他们两人第一次会见的这个晚上将会是她一生的决定点。她心里尽在想像他们，有时各自分开，有时两人一起。当她默想过去的时候，她带着快乐，带着柔情逗留在她和列文的关系的回忆里。幼年时代和列文同她死了的哥哥的友情的回忆，给予了她和列文的关系一种特殊的诗的魅力。她确信他爱她，这种爱情是使她觉得荣幸和欢终掺杂着一些局促不安的成分，虽然他温文尔雅到了极点，到底好像有点什么虚伪的地方——不是在渥伦斯基，他是非常单纯和可爱的，而是在她自己；然而她对于列文却觉得自己是完全直爽和坦白。但是在另一方面，她一想到将来她和渥伦斯基在一起，灿烂的幸福的远景就立刻展在她的眼前；和列文在一起，未来却似乎蒙上一层迷雾。
当她走上楼去穿晚礼服，照着镜子的时候，她快乐地注意到了这是她的一个最得意的日子，而且她具有为了应付迫在眼前的事情她所需要的全部力量。她意识到她外表的平静和她动作的从容优雅。
在七点半钟，她刚走下客厅，仆人就报道，“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列文”。公爵夫人还在她自己的房间里，公爵也还没有进来。“果然这样”，吉提想，全身的血液似乎都涌到她心上来了。当她照镜子的时候，她被自己脸色的苍白所惊骇了。
那一瞬间，她深信不疑他是故意早来，在她还是独自一个人的时候来向她求婚。到这时整个的事情才第一次向她显现出来不同的完全新的意义。到这时她才觉察到问题不只是影响她——和谁她才会幸福，她爱谁——而且那一瞬间她还得伤害一个她所喜欢的男子。而且是残酷地伤害他……为什么呢？因为他，这可爱的人爱她，恋着她。但是没有法子想，事情不得不那样，事情一定要那样。
“我的天！我真要亲口对他说吗？”她想。“我对他说什么呢？难道我能告诉他我不爱他吗？那是谎话。我对他说什么好呢？说我爱上别的人吗？不，那是不行的！我要跑开，我要跑开。”
她已经到了门口，当她听见他的脚步声的时候。“不！这是不诚实的。我有什么好怕的？我并没有做错事。要怎样就怎样吧，我要说真话。而且和他，不会感到不安的。他来了！”她自言自语，看见了他的强壮的、羞怯的身姿，和他那双紧盯着她的闪耀的眼睛。她直对他的脸看着。像是在求他饶恕，她把手伸给他。
对于下列文进来前后的这一段时间里，吉提的瞬间心理活动可简列为下表：
对这两个爱她的男子，吉提在理性层面上（表层）分不清谁优谁劣，她觉得他们都是很好的。但在情感上总觉得渥伦斯基更富有男性的魅力，这种魅力使吉提感到同握在一起生活会是幸福的、灿烂的，而同笨拙、羞怯的列文在一起，却没有这种诱惑力。正是这种感觉支配吉提拒绝了列文，而期待着与握的结合。但这少女的意识的深层隐约地还有一些自己也说不清的感觉：对于列文进来前后的这一段时间里，吉提的瞬间心理活动可简列为下表：和列文在一起是宁静而愉快的，握伦斯基却使她感到局促。前者使她在拒绝列文前一度从深层升到内层，因此她感到痛苦，但同握伦斯基在一起的局促感始终隐遁在内心深渊里。直到握伦斯基抛弃她以后，吉提才弄明白这种局促感意味着什么：握伦斯基对她的爱及她对他的爱都未达到灵犀相通的地步，它们之间还有隔膜，而她同列文的爱情却恰好相反。
作为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勃朗峰”，列夫·托尔斯泰对人类心灵的艺术揭示起码有以下意义：
第一，推进了人类对于自身的认识。不仅是在家庭、爱情。友谊等日常生活的范畴，而且在对祖国、人民、战争……等方面的心理活动的奥秘，托尔斯泰都有杰出的贡献。他揭示的许多心理活动的过程具有惊人的准确性和深刻性，至今仍是心理科学家们兴味盎然的研究课题。
第二，改变了小说的结构形式，即由闭锁式（有头有尾）变成开放式，风格上的散文化进一步扩大了小说表现生活的能力。
第三，开创了表现人物内心世界的多种艺术手法，如动态的肖像描写、环境描写、人物的瞬间心理揭示、独特的“内心独自”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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