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学史-底层文学与肖洛霍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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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皮瓦克的文章《属下能说话吗》在后现代文学研究界几乎是尽人皆知的。无论是荷马史诗还是中世纪的英雄史诗、市井文学都是下层平民参与创造的结果。胡适先生最早考证了文学经典《水浒》的形成过程,描述出一般市民参与创造的过程。但在文学史上没有他们的位置。文化人的后期加工常常是一个剥夺属下话语权的过程。

    18世纪以降,开启了普通民众争取话语权力的斗争。许多作家受到启蒙意识的熏陶开始考虑平民的社会位置,以同情甚至尊重的态度为“属下”说话。其中以俄国的贵族作家如托尔斯泰等为最,但是,托尔斯泰所描写的农民依然是托尔斯泰自己,而不是真正的俄国农奴。雨果在《巴黎圣母院》中描写了乞丐王朝攻打巴黎圣母院的故事,可谓惊心动魄。但是,那也是雨果自身的一部分,而不是巴黎的贱民。但在小说发表后40年,巴黎爆发了工人起义,这就是赫赫有名的“巴黎公社”运动。“贱民”们第一次用血和火表现自己的“阶级意识”。按照葛兰西的定义,具有了阶级意识的贱民就不再属于“属下”的范围,但我的叙述却要从这里开始——“贱民集团”为争取自身的权力,包括话语权的社会性斗争。由于概念的内涵不同,许多结论也就同葛兰西、斯皮瓦克没有什么关系了。

    按照通行的意识形态理论,所谓“阶级意识”不过是覆盖在无意识层面上的一种虚假的建构。它所代表的并不是那个阶级本身。这种观念,为我们认识社会提供了新的可能。我试图搬用陈寅。洛先生分析“伪书”的观点,他认为,伪书被证伪之后,就会显露出它内在的真实。因此,伪书是我们认识历史真实的中介。同样,把理论家们论证的“阶级意识”视为真实,就会陷入虚伪,但以为“阶级意识”之中不包含生活的真实,那也是一种愚蠢。我们应该试图从“贱民”们集体的社会性行动中剥离出他们的“集体无意识”,这是深度的真实。

    过去,中国学者写的“外国文学史”常常有专章论述所谓“第三种文学”,即无产阶级文学。近十几年,这种提法已不多见他有的文学史将其淘汰出局。从19世纪末到现在,处于生活底层的平民多次发生大规模的社会性斗争,其中包括俄国的十月革命、中国的民主革命斗争以及第三世界此起彼伏的社会运动。这些斗争中都包含着争取话语权的斗争。这种斗争所造就的底层文学独具特色,在文学史上不占有一定的位置,是不公正的。但是,在许多国家里,随着中产阶级的增长,“贱民”日益边缘化。眼下走红的所谓的大众文化并不是真正的底层文化,它只是表明,底层平民也正在被城市中小资产阶级所腐蚀,把流行文化当作自己的精神食粮。美国在全世界日益猖狂地推行大国霸权主义,力图消灭第三世界的话语权,在好莱坞,第三世界被描绘成野蛮、愚昧和恐怖主义的发源地。这项工作极为成功,相反,美国的炸弹和机关枪造成的第三世界的灾难被描写成是对这些地区的拯救。第三世界的话语权日益式微。作为一种文学类型,“底层文学”正在变成遗落在历史尘埃中的珍珠。

    下面,我想着重谈谈十月革命前后苏联的一批来自底层的作家,特别是肖洛霍夫。

    一肖洛霍夫

    吉皮乌斯讥笑高尔基是一个“戴着礼帽的赤身裸体的野蛮人”。而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展示的是连礼帽也未戴的“赤身裸体的野蛮人”。我们这些只读过普希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作品的人第一次看到了人的原生态:没有被“文明”异化了的人类的本初面貌。

    我老实地承认:自己被那种火山喷发般的原始情欲所俘虏。在走进影院前,如果人们给我看阿克西妮亚和娜塔丽妞的照片,我会倾心于娜塔丽娘:清秀、苗条、温柔可人,像后来常看到的好莱坞影星奥·赫本,而阿克西妮娅显得过于肥胖、粗野、缺少女人气。但是,看完影片以后,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阿克西妮亚。

    萨特曾讲过如下的话:

    并不是很久以前,地球上有20亿人居住;

    其中5亿是人,15亿土著。前者拥有字词;其余的仅是使用它……

    在俄罗斯文学的历史长河中,拥有字词的是谁呢?

    普希金贵族皇村中学

    果戈理地主涅仁高级科学中学

    屠格涅夫贵族莫斯科大学

    陀斯妥耶夫斯基医生彼得堡军事工程学院

    奥斯特洛夫斯基官吏莫斯科大学

    车尔尼雪夫斯基神父彼得堡大学

    列·托尔斯泰贵族克山大学

    阿·托尔斯泰贵族德雷斯登大学

    但是到了上个世纪初,贵族的高雅的文学殿堂有了一批新的“闯人者”,他们出身低下,几乎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例如:

    高尔基木匠小学二年级11岁成孤儿流浪当过洗碗工、学徒、装修工组长

    叶赛宁农民师范学校二年级当过工人、店员

    肖洛霍夫雇工、商店职员农村中学四年级当过小工、泥水匠、会计

    这些人如萨特研究的“土著”,闯入文学殿堂,不能不说同俄国1905年以来的革命以及苏维埃政权的建立有关。

    这些“闯人者”对于文学有什么意义?

    俄罗斯文学与西欧其他国家的文学有一个显著不同点,西欧作家以悲们之心注视着生活在底层的苦难人群,并把他们描写得善良、高尚。俄罗斯文学中的一些代表性作家如普希金、屠格涅夫、列夫·托尔斯泰等都出身贵族,但他们都不同程度地厌恶自己的出身,而用善良的、诗意的笔触描绘农奴和其他的受苦人;但是,鸿沟依然存在,无论用多么细致的笔触,他们所描摹的依然是他们自身、他们的社会理想与文化理想。

    而“闯人者”高尔基、叶赛宁、肖洛霍夫虽然深受贵族文学传统的影响,但也为文学增加了前所未有的东西。他们带进文学殿堂的是另一套话语体系,另外的字词。

    列夫·托尔斯泰曾撰有长篇小说《哥萨克》,描写厌倦了贵族生活的青年奥列宁来到哥萨克居住的山村。作者为我们展示了一群没有经过近代文化熏陶的山村村民生活的诗情画意:这里的生活粗犷而自由,这里的人民善良而纯朴,相比之下,贵族奥列宁却显得狭隘、卑怯、自私和残忍。我们不能说托尔斯泰笔下的“哥萨克”不真实。用“真实”与否来作判断在这里没有多少意义。但可以肯定的是,作者是选择“哥萨克”作为躯体,寄寓“忏悔式贵族”的崇尚自然、回归原始的理想。书中看起来是描摹“下层人”的生活,其实还是贵族文化的另一种形态。

    而我们在高尔基、叶赛宁或肖洛霍夫的作品里看到的却不是这种文化形态,而是一种“另类”的文化。

    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是反映哥萨克人生活的史诗。作者是顿河的儿子,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我们说《静静的顿河》展示的哥萨克生活比列夫·托尔斯泰的《哥萨克》更真实,这是没有错的。但这并不是问题的本质。本质在于肖洛霍夫在“哥萨克”躯体中寄寓的文化理想与审美情趣都是迥异于列夫·托尔斯泰的。请看《静静的顿河》的卷首诗:

    ……

    我们的光荣的土地不用犁铧耕耘

    我们的土地用马蹄来耕耘,

    光荣的土地上播种的是哥萨克的头颅,

    静静的顿河上装饰着守寡的青年妇人,

    到处是孤儿,静静的顿河,我们的父亲,

    父母的眼泪随着你的波浪翻滚。

    就像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一样,《静静的顿河》也可以分解成两部分:“战争”生活与“和平”生活。两部史诗的字数相当,就中译本而言,都是四册。《战争与和平》1547页,《静静的顿河》2060页。“战争”与“和平”各占的比重也相差不多:《战争与和平》中,“战争”部分约占五分之二,“和平”部分五分之三。《静静的顿河》中,“战争”(含暴力事件)部分约占二分之一,“和平”部分二分之一。但从内在的勾连上,两部书完全不同:《战争与和平》中,战争生活与和平生活是一脉相通的,就主人公彼埃尔、安德列、娜塔莎而言,都是他们的灵魂从迷惘走向清明的台阶,战争是和平的继续,和平生活是战争生活的继续,主人公们在苦难与诱惑的洗礼中升华自己。而《静静的顿河》中战争意味着灾难,和平意味着幸福。作为主人公的葛利高里和阿克西妮亚几乎是完全不自由主地在莫名的情欲与外界暴力的浪潮中升降浮沉。每经历一次战争(暴力),主人公便受到伤害(肉体的。精神的)。他们在和平生活中舐着自己的伤口,尚未痊愈之时,一个新的暴力的浪潮又拍击过来。尽管作者也要告诉我们有“革命的暴力”和“反革命的暴力”,但于书中的主人公而言,它们却都是灾难。只有土地和茅屋是温暖的,在经历了多次战争与和平的转换后,主人公葛利高里将原始的激情消磨殆尽,也没有找到精神的归宿,而阿克西妮亚则被红军的子弹送进了坟墓。肖洛霍夫为我们展示的农民的悲剧性世界,是在托尔斯泰等经典作家的作品中看不到的,他为我们提供的是另一套话语体系。

    二静静的顿河

    ……

    哎呀!静静的顿河,你是我们的父亲!

    哎呀!静静的顿河,你的水流为什么这样浑?

    哎呀!我的水,怎么能不浑?

    寒泉从我的河底向外奔流。

    白色的鱼儿在我的中流翻滚。

    世界上的民族可以大略地分为滨海民族与内陆民族,两类民族由于地理环境和生产方式不同,构成两种不同的神话话语体系,体现着两类不同的艺术想像和艺术风格。滨海民族具有大海般宏阔、粗放,有如云彩般变幻多姿,而内陆民族具有田野般的朴素、敦厚。有如大山般沉稳、厚重。滨海民族喜欢抒写大海,内陆民族喜欢赞美河流,但是山区人民和平原人民又有所不同:山区喜欢抒写飞瀑、湍流,有父亲般的阳刚气质,而生活在草原上的人又喜欢把养育他们的河流写得广阔而平缓,有如母亲的乳汁,叫做“母亲河”。顿河流过的大部分地区是辽阔的草原,骑在马上的哥萨克民族是“用马蹄来耕耘”的、具有草原的粗扩和田野的柔情、同俄罗斯或汉民族迥然有异的族类。尽管作者的卷首诗中称顿河为“我的父亲”,实际上,《静静的顿河》中描写的顿河兼具“父亲”与“母亲”两种气质,“THXHH”既是安静的,又可译为“雄伟的”。譬如:

    顿河从风平浪静的深潭慢慢地变成了浅滩。水流像乱头发一样在浅滩上盘旋。顿河摇摇晃晃地往前流去,河水静静地、不慌不忙地往外泛滥着。

    ……但是在河床狭窄、河水不能自由奔腾的地方,顿河就把河底

    冲成深沟,发出喘不过气来的吼叫声,像万马奔腾一样,追逐着冒着白色泡沫的波浪。在突出的山崖后面,水流在深坑地方变成了漩涡。那里的水转着可怕的、使人晕眩的圈子:叫人看也不敢看。

    《静静的顿河》全书总是把哥萨克人(特别是主人公葛利高里)的遭遇、命运、心情同对顿河及其两岸的描写水乳交融地结合在一起。作品中的“顿河”实际上是哥萨克人的性格与命运的艺术表征。

    在上引的卷首诗中,有两个意象特别值得注意,即“白色的鱼儿”和河底的“寒泉”。作者认为顿河所以“混浊”,是因为“鱼儿”和“寒泉”。

    闻一多有一篇学术论文《说鱼》,指出民间神话传说中的“鱼”是“性”的表征。《静静的顿河》的“卷首诗”是“哥萨克的古老民歌”,它也不能不是一个“性”的隐喻。

    主人公葛利高里在小说中一出场(见第一卷第二章)就是同他的爸爸潘苔莱一起去钓鱼。在这段三千多字的钓鱼、送鱼的陈述中,有一个细节特别值得注意:当他们钓到一条大的赤红色的鲤鱼后,潘苔莱说:“收工啦!”然后望着山脚下的村子,迟迟疑疑地说:“我看出来,不论怎样,你跟阿克西妮亚·阿司塔霍娃……”话锋转得很突兀,似乎衔接不上。潘苔莱从“钓鱼”怎么突然说到葛利高里对阿克西妮亚的恋情呢?也许潘苦菜邀儿子出来钓鱼,“醉翁之意不在酒”,是为了警告儿子不要再同阿克西妮亚来往,但如果从潜意识层面上来解释,则是赤红色的鲤鱼令潘苔莱联想到葛利高里与阿克西妮亚的性关系。

    如果说这段“钓鱼”同“性”的联系还是深藏在潜意识层面的话,第四章关于在暴风雨中拉网捕鱼的描写则是赤裸裸的性的写实:

    黄昏以前,雷雨交加。褐色的乌云笼罩在村庄的上空。被风吹皱了的顿河,把起伏不定的、连续不断的波浪送到岸边。在围绕着场院的树林子的外面,一道干燥的闪光划破天空,稀疏的雷鸣声压迫着大地一只鹰大张着翅膀,在云彩下面盘旋着,一群乌鸦呱呱叫着追逐它。从西南涌上来的黑云喷散着冷气,顺着顿河飘动。河边草地后面的天空黑得使人害怕,草原好像在等待着什么似的沉默着。

    等待什么呢?在整个捕鱼过程中,葛利高里置身于惊涛骇浪中间,整个心思系在阿克西妮亚身上:

    在下河前,一种莫名其妙的愉快使他情绪很高涨:“拉着点,阿克秀西加,靠着我,咱们一块儿下地狱吧!”

    巨涛把葛利高里冲向深处时,他挣扎着,口中却喊:“阿克西妮亚还活着吗?”

    当在急流中站不稳脚跟,阿克西妮亚尖叫起来时,葛利高里吃了一惊,朝着呼叫声凫过去:

    “阿克西妮亚广葛利高里吓得浑身发着冷,喊叫道。

    父亲的叫声,葛利高里全然听不见。

    “葛列沙,你在哪儿?。”阿克西妮亚的声调像哭一样。

    “为什么你不答应一声?……”葛利高里怒气冲冲地喊叫着。

    “波浪把我向岸上直冲,”她喘着气讲述,“简直掉了魂啦!我以为你淹死了呢。”

    他们俩的胳膊互相碰到一起了。阿克西妮亚试探着把自己的一只手伸进他的上衣袖子里去。

    就在这个网鱼的暴雨之夜

    葛利高里冻得打着哆嗦,倒在旁边。从阿克西妮亚的潮湿的头发上流溢出温柔的动人的气息。她仰起脑袋躺了下去,用半张开的嘴平匀地呼吸着。“你头发上的气味真叫人心醉。你知道吗,就像那种白色的小花……”葛利高里悄悄地说着,俯下身去。

    她没有作声,她的眼睛望着下弦的月亮,目光显得昏暗而若有所思。

    这个捕鱼的夜晚,决定了葛利高里和阿克西妮亚以后的一切。

    第一部中还有一段“钓鱼”:米琪喀借“送鱼”到了伊丽莎自家,两人相约去钓鱼。清晨,他们划着小船到一个小岛上,米琪喀在半强迫半自愿的状态下奸污了伊丽莎白。葛利高里和阿克西妮亚、米琪喀与伊丽莎白在约会终结时都有一个关于“鱼”的细节:阿克西妮亚把装着胜利品(捕到的鱼)的口袋扛到肩上,几乎是顺着沙滩跑起来了。而米棋喀送伊丽莎白回家时,“他的脚下躺着一条小鲤鱼和一条鳊鱼,这条鱼的嘴像临死的时候抽筋一样紧紧闭住,大瞪着一只镶着黄圈的眼睛”。

    作者认为这是两种不同的奸情,前者是充满生命力的丰满的爱,而后者则是卑微的肉欲。

    书中对葛利高里与阿克西妮亚的爱情描写是火热的,有如岩浆喷发,一涌而出:

    阿克西妮亚如疯似狂地沉溺在自己的晚熟的苦恋中。葛利高里并不顾父亲的恐哧,夜间偷偷地到她那里去,清晨再回来。

    两个星期的工夫他已经弄得疲惫不堪了,像一匹马跑了一次不能胜任的长途似的。

    因为夜间的失眠,他的颧骨高耸的脸上的棕色皮肤发了青,两只干枯的黑眼睛从深陷进去的眼眶里疲倦地向外望着。

    阿克西妮亚走路的时候也不用头巾裹着脸了,眼睛下面的深坑阴森地发着黑;她的两片肿胀的和贪婪的嘴唇露出了不安和挑衅的笑容。

    他们的疯狂的恋爱关系简直是非常奇怪,而且又明目张胆。他们俩都被同样的、毫不觉得羞耻的火焰疯狂地燃烧着,他们既不怕人,也不瞒人,邻居们眼看着他们的脸瘦削下去,而且发出了青色。现在每当人们遇到他们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这些人都觉得很不好意思看他们。

    这样的爱情描写,我们在列夫·托尔斯泰、普希金或居格涅夫的作品中是找不到的,它过于粗野和裸露。生命的热力穿透纸背,让读者的脸红到耳根,心狂跳不止。特别是当葛利高里的父亲以长辈身份谴责阿克西妮亚时,阿克西妮亚的反骂,多少让人感到厚颜无耻:“你为什么教训我?去教训你自己的大屁股娘们儿吧!……我不愿意看见你这魔鬼!”“滚,打哪儿来还滚到哪儿去!至于你的葛利希加,我想把他连骨头都吃下去!”但阿克西妮亚不像《战争与和平》中的爱伦,她不是一条居心叵测的“蛇”,她不是“勾引”噶利高里,而是将自己“奉献”出去。她明明知道,她从这场爱情中所能得到的只是丈夫的残酷殴打与邻人们幸灾乐祸的目光,但她依然毫不犹豫地投身到爱的烈火中去。“你们杀死我也不怕!是我的葛利希加!是我的人!”她骄傲地向潘苦菜老头宣布。即使在葛利高里被迫与娜塔丽娘结婚后,她依然无悔,热诚地爱着自己心目中的鹰。阿克西妮亚为爱情而无畏地迎接苦难,使她成为俄罗斯文学殿堂中一颗灿然放光的明珠,她的爱情比安娜·卡列尼娜的更加伟大。

    在阿克西妮亚的丈夫司契潘回来后,阿克西妮亚几乎每天被痛殴,但她依然想念着葛利高里,期待着见到他。有一次到河边打水,真的见到了自己的所爱。这时,作者又写到鱼,用鱼来隐喻阿克西妮亚的欣喜之情:

    一条小鱼在水面上溅起了银色的雨点。河对岸的白色沙滩后面,可以看到几棵被风吹动着的老杨树的灰色树顶威风地和严肃地高耸着。阿克西妮亚用水桶去打水,用左手撩起裙子,到膝盖以上。河水触得被袜带勒肿的腿肚子痒酥酥的。自从司契潘回家以后,阿克西妮亚这是头一次轻轻地和迟疑地笑出来了。

    葛利高里屈服于父亲的压力,同娜塔丽娘结婚了。这对于处在司契潘鞭影下的阿克西妮亚来说,不啻是致命的打击,但是,爱情比死更坚强:

    她一面咬住头巾的尖头,一面走着,哭叫的声音眼看就要冲出喉咙来了。她走进门洞,倒在地板上,流着眼泪,痛苦得喘不过气来,脑袋里是一片黑暗的空虚……后来这些都过去了,只有在心的深处,好像有一种尖利的东西扎着她,折磨着她。

    被牲口踩倒的粮食茎又立起来了。露水一浸,太阳一晒,踩倒在地上的粮食茎就又直立起来;起初很像一个被不能胜任的重压压着的人弯着身子,后来就挺直身子,抬起头来,阳光又照样照耀着它,风又照样吹得它摇摇摆摆了……

    每天夜里,阿克西妮亚一面和丈夫亲热,一面想着另外一个人,憎恨和伟大的爱情在心里交织成一片。新仇旧恨一起涌到这个妇人的心头上来了,她决心把葛利希加从既没经历过痛苦,又没经历过爱情的欢乐的、幸福的娜塔丽娘·柯尔叔诺娃手里夺回来。每天夜里她想出一堆主意,在黑暗里眨着干枯的眼睛。只有一个问题是牢牢决定了,把葛利希加从一切人的手里夺回来,像从前一样,用爱情把他浸起来,占有他。

    被情欲燃烧得过分痛苦的阿克西妮亚曾求助于女巫。女巫把她领到顿河边作法时说:

    从河底冒出的寒泉……热情的肉欲……从心里变成野兽……相思的恶魔……用圣十字架……最纯洁的,最神圣的圣母……把上帝的奴隶葛利高里……

    在作法时,女巫为何提到“河底的寒泉”?“寒泉”是搅浑顿河的浊流,抑或浇灭“热欲”的拯救物?书中语焉不详。

    但是,葛利高里确实遭遇了“寒泉”:这就是新娶的妻子娜塔丽娅。婚礼上“葛利高里皱着眉,亲了亲妻子的淡而无味的嘴唇”。而书中描写的阿克西妮亚的嘴唇是怎样的呢?她有这样两片放荡、贪婪而又肥厚的嘴唇。婚后,葛利希加按照丈夫的责任,和自己的妻子亲热的时候,从妻子方面得到的仅仅是冷淡和窘急的顺从。娜塔丽娘对于丈夫的亲热回应得很勉强,因为她自己从娘胎里一生下来,就是属于性格冷淡和行动迂缓的血统的,所以葛利高里一想到阿克西妮亚的疯狂的爱的时候,就叹了一口气说道:

    娜塔丽娘,你老子一定是在冰山上把你种出来的……你太冷啦。

    真正的“寒泉”,足以搅拌顿河水流的是战争。战争,搅浑了哥萨克人的平静生活,改变了主人公们的命运。

    三关于土地与茅屋神话

    在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中,作者对战争持乐观态度。1812年抗击拿破仑的战争不仅是保卫神圣俄罗斯民族所必需,而且是参与者的灵魂洗涤剂,无论彼埃尔,还是安德烈,都是接受了战争的洗礼而走向精神上的升华的。但是,《静静的顿河》的作者对战争(含革命战争)的看法是悲观的。

    整个一部哥萨克人的历史就是用频仍不断的战争与杀戮写成的。因此,卷首诗说,顿河两岸播种的是“哥萨克的头颅”,浇灌的是寡妇的眼泪。过去,在战争中建立功勋并为此牺牲生命是“哥萨克的光荣”。战争成了男人的嗜好,乔治勋章是男人额顶上的珍珠。但是,在进入20世纪以后,战争便成了一个用哥萨克人的简单头脑无法理喻的“谜”。书中描写的第一场战争就是1914年的欧战,布尔什维克关于“使本国政府失败”的号召让葛利高里百思不得其解,打仗只能求取胜利,怎么变成求取失败?但是当他用马刀劈死一个带有孩子气面孔的奥地利士兵时,他跳下马,注视他们的尸体,突然涌出一种惶惑:

    葛利高里看了看军官的落满尘土的白色帽徽,一溜歪斜地往马跟前走去。他的脚步又乱又沉,就像肩上扛着一种不能胜任的重负似的;憎恶的疑惑的心情揉碎了他的灵魂。他把马镫抓在手里,半天也抬不起那只沉重的脚。

    葛利高里因作战勇敢、负伤获得乔治勋章,他返回村里时,受到了全村人的欢迎,家里人以他为骄傲。但令他料想不到的打击是他的心上人阿克西妮亚却被“东家”、军官李斯特尼茨基上尉占有了。如果没有战争,葛利高里不会上战场,这一切都不会发生。葛利高里似乎感觉到“战争”对于“东家”和“穷人”是不同的。“东家”可以从战争中得到许多好处,而“穷人”则完全不同。

    作为一个农民,葛利高里无法把这个巨大的精神课题思索清楚,他又回到了前线。作者写道:

    他心里一面和战争的荒谬性不肯妥协,一面又忠实地保守着哥萨克的光荣……

    葛利高里牢牢地保持着哥萨克的光荣,一得到机会就表现出忘我的勇敢,疯狂的冒险,乔装跑到奥地利人的后方,不用流血就消灭掉敌人的岗哨。哥萨克人大大地显了身手。他觉得在战争初期所感觉到的那种对人类的痛惜心情,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书中用了不少篇幅描写布尔什维克党人的反战宣传。本来就对战争中的屠戮产生惰厌的葛利高里转向反战,并且成了红军的一员。但是,在红军里,他眼睁睁地看到一场对白军俘虏的残杀:

    波得捷尔珂夫在大板车上撞了一下以后,扭转身子朝着押送的兵士,声嘶力竭地喊叫着:

    “把他们砍死……全都砍死……没有俘虏……往出血的地方,往心口上砍!……”

    枪声猛烈地僻啪乱响起来。

    葛利高里怒不可遏:

    葛利高里在波得捷尔珂夫开始砍柴尔涅曹夫的时候离开大板车,葛利高里那充满泪珠的眼睛一直盯住了波得捷尔珂夭,一瘸一拐地迅速地朝波得捷尔珂夫走过去。米纳耶夫横着从后面抓住葛利高里,把他按住,扭住他的胳膊,把他的手枪给缴了下来,用黯淡无光的眼睛看着葛利高里的眼睛,气喘吁吁地问道:“你打算怎么样?”

    肖洛霍夫是一位人道主义者,但同时他又是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者。他用了很多篇幅描写十月革命的必要性和正义性。但是,作为一个普通的哥萨克人,葛利高里始终没有理解这场革命,他看到的只是杀戮,他渴望安宁、土地、家庭和劳动。

    葛利高里离开红军,返回家乡。小说第四卷第十三章用迷人的语言描绘了家庭生活的温暖。葛利高里像一条遍体鳞伤的狗,返回自己的窝里,在这里舐干伤口腴复无气。但是,“寒泉”仍在涌流不止,并且浸人葛利高里的茅屋。苏维埃政权开列出需要镇压乃至枪毙的名单,其中包括葛利高里和他的父亲。葛利高里越来越认为眼下不是“财主与穷人”的矛盾,而是“俄罗斯与哥萨克”的冲突,即俄罗斯人要报“1905年的仇”,要消灭哥萨克人。过去的评论常把这一点看做葛利高里的思想迷失,但事实上,苏联国内战争的情况要复杂得多。哥萨克人的叛乱是多种冲突,包括民族冲突的综合结果。这一点,几乎只有在肖洛霍夫的作品中获得了真实的展示。作品在写到葛利高里决定投奔“佛明匪帮”时,有如下的一段内心独自:

    从前他想的是什么呢?为什么心灵上就像一只被围捕的受惊的狼一样,要往来奔窜,寻求出路,希望解决矛盾呢?生活本来是很可笑的、很简单的。现在他觉得生活上根本没有这样一种可以使一切人都能在它的覆盖之下感到温暖的真理,他怒火冲天地想着,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一条真理,都有自己的道路。只要太阳还照耀着人类,人类的血管里还流着热血的时候,就要继续斗争下去。要和那些想夺去他的生命和生存权利的人进行搏斗。人类就总是为了一块面包,为了一块土地,为了生活的权利而进行斗争,而且还要继续斗争下去。应该和那些打算霸占生活和把持生活权利的人们进行斗争;要坚决地斗争,不能动摇——就像是被夹住似的——使仇恨心强烈起来,使斗争心坚定。只要不使感情受到压迫就好,要使感情像疯狂了一样奔腾,——这就是一切。

    哥萨克的道路和失去土地的庄稼佬的俄罗斯的道路,和工厂工人的道路是互相冲突的。要和他们斗争!把用哥萨克的血浇灌过的顿河沿岸的肥沃土地拼命从他们脚底下夺过来。把他们像赶鞑靼人一样,赶出州界以外去!叫莫斯科吓得发抖吧,叫它缔结耻辱的和平!狭路相逢是不能让路的,——不管谁把谁打倒——一定要打倒一个,已经试验过啦……试验的结果怎样呢?但是现在——拿起刀来吧!

    这个无法避免的、然而终究是错误的决定,几乎毁掉了葛利高里的一切:他的家庭、他的女儿,他生命所系的阿克西妮亚。他把步枪和子弹投入刚刚解冻的顿河,并不意味着战争的终结,而是一个英勇的民族——“光荣的哥萨克”——的死亡。儿子成了他同这个世界的惟一的联系,成了他生活中惟一残留的东西。

    如果我们设想,回村的葛利高里没有被枪毙,他一定会成为一个沉默的、温顺的农民。他也许会再娶一房妻子,终年守着茅草屋。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又爆发了,葛利高里不能不再次应征人伍,这次他将再次失去家庭,包括惟一的亲子。战争结束时,他孤身一人,身边站着一个孩子——不是他的孩子,而是一个失去了父母的孤儿。

    这就是肖洛霍夫的小说《一个人的遭遇》(1965年)给我们留下的画面。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将《一个人的遭遇》视为《静静的顿河》的续篇。尽管他们的主人公没有血缘关系,但他们的命运是一脉相承的,战争这个“寒泉”所给予他们的东西是一样的。

    从《静静的顿河》问世到现在,历史发生了沧桑巨变。但是,战争依然伴随着渴望和平的人类。而葛利高里不得其解的“滥杀无辜”,依然是战争中的“常规”。即使是高举正义的旗帜的战争也不免如此。和平主义者常以此为口实反对一切战争,但成熟的政治家都会在心里嘲笑他们的幼稚,嘴巴上却不说,因为必要时他们也要装扮成悲天悯人的和平主义者。“9·11”的不幸事件中,数千名无辜者葬身于世贸大楼的废墟里。而当美国政府高举“反恐”大旗对阿富汗开始狂轰滥炸时,死伤者大多数也是无辜的人民。人道主义在当今的世界上是一个最苍白、最没有力量的字眼。因为截止到现在,人们还只会用一种手段来解决利益上的冲突,这种手段就是暴力。

    《静静的顿河》趋近结尾处,当阿克西妮亚死去时,葛利高里看到头顶上的太阳是黑色的:

    在旱风的蒙蒙雾气中,太阳升到断崖的上空来了。太阳的光芒照得葛利高里的没戴帽子的头上的密密的白发闪着银光,从苍白色的、因为一动不动而显得很可怕的脸上滑过。他好像是从一场噩梦中醒了过来,抬起脑袋,看见自己头顶上是一片黑色的天空和一轮耀眼的黑色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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