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被接回家里，我们告诉她说，只是一种慢性病，会好起来的，就是过程上会慢一些，你需要耐心。我妻子给她摘了树上的桃，母亲贪婪而笨拙地吃着，竟弄得脸上、胸口上都是那种黏黏的汁液。真的像一个病人。这时我弟弟也来了，他对着我妻子，我感觉，更多是说给我父亲听的：胡燕先不过来，现在门市上缺人，一天天累死了，忙死了也挣不到几个钱。父亲阴着脸，他转向另一个房间，那里，体育台正在直播湖人和骑士的比赛。“妈……”弟弟看着我母亲，他伸出手，想去擦挂在她脸上的桃肉——他的眼圈飞快地红了，他的声音，也跟着在颤抖……“你这是干什么，”我妻子竟然变了脸色，“你先出去，别在咱妈面前……”
还有半年的时间，至多半年。还有另一种可能，就是植物人，那样在时间上可能会长一些，不再具备第三种。医生是这样说的，他有些木然地把递过去的红包放进了抽屉。“到大医院也是这样，就是花钱多点儿。薛院长也看过了。”他特意提了一句薛院长，然后用很随意的口气，“市委王主任和你家有什么关系？”他低头翻着病历，“昨天我看到他了。”
母亲回来，突然变成了一个话多的女人，我们猜测，她也许感觉到了什么，或者从我们的话语和表情里发现了什么。不，不可能，我们得出结论是，不会的，她不应当感觉出来，要知道，她从来就不是一个细心人，何况，五年前的脑血栓已让她变得……“除了话多了点儿，你们没发现她和原来一样呆？”父亲说：“她是猜测不出什么来的，她没那个脑子，再说我们这些日子有说有笑哄她开心，她也没有一点不高兴的表情，是不？要是她知道了自己的情况，怎么会……”“她那么怕死。”是的，我母亲怕死。她刚刚患上脑血栓的时候我们就更清楚地知道了。
弟弟用白眼仁白了父亲一下：“不能让她知道。是不能让她知道，她会受不了的。”弟弟的眼圈又红了，“哥哥，嫂子，咱妈的日子不多了，我们当儿子儿媳的，就常来陪陪她，让她高高兴兴地……”
我和妻子都没有接他的话，由他说着。可我父亲，他应当捉到了我弟弟的白眼：“你说，从你妈病重，胡燕来过几次？你来过几次？是你妈重要还是……”
声音大了些，可能是大了些，我们听见，在另一间屋子里的黑暗里，传来我母亲哭泣的声音。“妈，你怎么啦？”我和弟弟跑过去，打开灯，“我们吵醒你啦？”
不是，我母亲说，她记起了一件事儿，记得很清楚，可就是忘了那件事是在哪天发生的。她不能不想。可就是想不起是什么时候发生的。越想不起来，她就越想，把脑子想得都痛了，都紧了，都酥了，可还是想不起来……“看我这脑子。”母亲艰难地伸出手，捶打着自己的头，又一次哭出声来。
从医院回来的母亲，多出了一条舌头：最初的那条舌头用来吃饭，喝水，继续眼前的家常，而多出的那条舌头，则浸泡于记忆里面。她之所以变成话多的女人就因为这条舌头，虽然那条舌头同样显得发木，不够流利，留有血栓后遗症，可这并不影响我母亲使用它。不过问题是，我母亲总是记不起事件发生的日子，她不知道这件事是新近发生的还是已经年代久远……因为没有确切时间，它就会在我母亲的脑袋里引起混乱，因为一会儿我母亲会感觉自己还是个孩子，一会儿就老了，而另一会儿，就又突然年轻起来——我这样向我妻子和弟弟解释，不然，我母亲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固执，非要找到那件事发生的时间不可，如果得不到确切的答案，她就哭，就闹，就不睡觉……“我们就顺着她吧，我们就是顺着她，还能有多长……”我说给我父亲左边的耳朵。他没做声。那时候，他右边的耳朵依旧在体育频道上，里面是李宁服装的广告。
“她早就傻了。”父亲是对着电视说的。他的手里拿着遥控器，广告时间也绝不换台，只是调小了一些音量而已。“你告诉她也没用。”
话虽如此。是的，话虽如此，为我母亲记忆里的事件找回时间成为我和我父亲在家里最重要的活儿，它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了买菜，喂我母亲饭，喂她吃药，给她换换身下污渍斑斑的床单。是的，请了一个保姆，可她过于瘦小，而我母亲有一百七十斤重，一个人，做不了移动我母亲身体的活儿。她屋子里的味道越来越重，不过我的母亲从来没抱怨过这些。
我们，想方设法，为她的记忆找到时间。尽可能地准确一些。
她的日子不多了。
“是哪一年的事儿来着？”她如此开头，“看我这脑子，真没用。”可怜的母亲换出一副痛苦的表情，“我怎么想也想不起来……”她说的是发洪水，她和我姥姥、二姨冒着大雨，抱着被子向土地庙那里跑，还没跑到，就听见水来了，那声音在夜晚显得十分恐怖，传得很远，我姥姥呼喊的音调都变了，她丢下被子，一手一个把我母亲和二姨拉上了高处，水从她们脚面上涌过去，那力量大得都能把她们拽走，要不是我姥姥抓得紧的话……我父亲说，在他小的时候村上发过两次大水，一次是61年，一次是63年，都倒了不少的房子，死了几个人，不知道她说的是哪一年。“你怎么不知道？”我母亲变了脸，病中的她特别容易暴躁，“三和尚拴着绳子，捞谷穗，挺着个大肚子，给淹死啦……”那是63年9月的事儿。三和尚是63年死的，61年挨饿的时候他能挺过来，据说是偷了公社粮库里的绿豆。民兵们查了好多天，最后在三和尚的屎里发现了绿豆皮——我父亲说，三和尚被民兵捆在树上打的时候他在场，打了一天一夜，还让他脖子上挂着一兜子粪——可他就是没有承认自己偷了绿豆，当然也没从他家里搜到。最后这事不了了之，不了了之的原因一是三和尚拒不承认，二是他父亲因为这件事在大队门前上吊死了。三和尚死于63年，不会有错。他不会游泳，却想学着别人的样子去被水淹了的地里掐谷穗，为此，他找来绳子，把自己拴在一根檩条上……可绳子开了。他就扎进一人多深的水里，直到两天后才漂上来。
“是63年。”我母亲点点头。她有些心满意足，发出轻微的鼾。保姆来问晚上吃什么。“是哪一年的事儿来着？”母亲睁开眼，她的嘴角垂着一条浑浊的线，“看我这脑子……”
是哪一年的事儿来着？我母亲说，你姑姑演李铁梅，两条粗辫子，人也长得好看。她一上台……66年，随后我父亲纠正，67年。随后，我父亲岔开话题，然而这对我母亲的舌头缺乏影响，最后，他不得不用一个桃子堵住我母亲的嘴。父亲不愿意提我早早去世的姑姑，这我知道。要不是我母亲病着，他一定变脸了，他一定……他走出去，和保姆一搭一搭地说着不咸不淡的话，我母亲坐在那里，偎着两个枕头，又睡着了。
“是哪一年的事儿来着？那时我和我妻子在场，找了一整天时间的父亲悄悄溜出去，到玉祥叔叔家打牌了。是哪一年，看我这脑子……”她说的是我弟弟和人打架，打破了头，被人堵在门口，都拿着木棍、铁棒、砖头……“可吓死我啦。你父亲待在屋里，我叫他出去看看能不能给人说两句好话，可他就是不动……”“有这回事儿？”妻子盯着我，“我怎么从来没听你说过？”“有这回事儿。”我说，“那时我上初中，他也在初中上学，我们刚转学到县城不久。”“是哪一年的事儿来着？”母亲问，她有些焦急，不知道准确的时间可不行，她的脑子，会被这个疑问给坠坏的。我说，我得算一算，我初三，他初一……是86年。86年夏天。
“不对！你骗我！”母亲骤然变得恼怒，“不是那一年！我想了，不是那一年！你随口说说想混过去……”
我们怎么劝解也不行。最后，还是用三遍电话叫来了弟弟。他证实，是86年，不过不是夏天而是秋天，他和王勇偷人家西瓜被追了三四里地，两天后，他们俩又回到那块西瓜地，用木棍把所有的西瓜一一砸碎。“那时候就爱发坏。不过也没砸多少，都秋天了，瓜都卖了好几茬了。”
母亲这才有了笑容。“那时候，王勇他爸总和你父亲说，你这孩子，看这坏劲儿，要么长大了是个大人物，要么进监狱。”
弟弟接过我妻子手上的梳子，理着母亲头上的三缕乱发：“你儿子没成为大人物也没进监狱，看来还是坏得不够啊。”
她登台演出扮演李铁梅的时间也是67年，那时，她还在生产队里担任妇女主任——我母亲的嗓子不好，扮相也不好，可是，大队排演《红灯记》，演李奶奶的赵四婶婶提出条件：大队干部得带头，我母亲必须要扮演其中一个角色，不然她就不演，无论多么光荣多么难得她也不演。母亲说：“你赵四婶婶就是想出我洋相，她恨我。我刚当妇女主任的时候，她不服，总是找茬，最后让我母亲寻得了机会，把她吊在大队的房梁上，一天一夜，尿了一裤子。别看她嘴上服了，心里恨着呢。可要是她不演，这出戏就排不了，别人也跟着起哄……没办法……”那是我母亲唯一一次登台演出，病中的母亲又把它想了起来。“我演李铁梅……当然，还是你姑姑演得好。”
（我知道的是另一个版本，在我母亲讲述之前，我妻子知道的，也是另一个版本，那个版本，是我姥姥活着的时候讲的。她说，我母亲一上台，就木了，就走不动路了，简直是一个木偶——不开口还好，一开口，台下边一片大笑，指指点点，我母亲再顾不上继续，匆匆就跑下去，还跑丢了一只鞋。姥姥说，当时，她真恨不得有个老鼠洞钻进去，满身的鸡皮疙瘩，两天都没全下去……愿我的母亲安息。这个版本真是我姥姥提供的，她肯定没有丝毫恶意。）
煤气中毒的那年是71年，不会有错，因为那年我只有一岁，确切地说，只有十几天，母亲说，我在她怀里就像一只瘫软的兔子，或者老鼠——当时，所有的人都以为我已经死了。尤其是我的奶奶。她骂了小半天，骂我，是来骗人的害人的，留不住的，不中用的，稀屎一样的，王八羔。“我就没见过像你奶奶那么心狠的人。”说这句话的时候我母亲的舌头比平日要利落些，她的表情中还带有小小的愤恨。她说，我奶奶把我从她的怀里夺下来，一个死孩子你还护着干什么，哭什么哭，它本来就是路过的野鬼，是害人精……奶奶在我母亲面前晃来晃去，用夸张的手势驱赶看不见的鬼魂，根本不顾她的悲伤，不顾她因为煤气中毒，头就像裂开了一样。“要不是你姥姥”——要不是我姥姥，我肯定早就死了，扔到河滩上喂狗了……我四叔和果叔被我奶奶叫来，准备用旧席子把我裹了，扔得越远越好，这样，总是骗人的害人的鬼魂就不会再找到这家人。可我奶奶舍不得我身下的旧苇席，它看上去还较为完整，另外，她竟然也找不到麻绳，平日里它到处都是，塞满了各个角落。小脚的姥姥跑过来了，她盯着我，突然发现我的鼻翼动了一下，像是呼吸——“嫂子，你看，他还活着……”
“我就没见过像你奶奶那么心狠的人。”姥姥把我塞进她的裤筒，那时的棉衣都有宽大的裤腰，“那么冷的天，你奶奶，就是不让你姥姥进屋”——四叔曾说过那日的情景，确是如此，我姥姥在院子里坐了两个小时，脸都冻紫了，那么冷的正月。四叔说，你奶奶迷信，她觉得把这么小就死掉的孩子再带到屋里去会带进去晦气，那时，我们的日子过得穷。人越穷越怕，也越信。四叔说，你奶奶是骂了半天，其实这也可以理解，按照我们的老风俗，早夭的孩子必须要骂，要打，不然那个鬼魂还会回来，之后的孩子也留不住……“我就没见过像你奶奶那么心狠的人。”重复到第三遍，我母亲偏着头，睡着了，脸上的表情却还在抖动。她和我奶奶，疙疙瘩瘩了一辈子，明争暗斗，从不相让。说这话的时候，我奶奶已经去世，而距离我母亲离开，也只有不到半年的时间。
她越来越嗜睡。我的母亲，大多数的时间都在睡眠中度过，可她还是困，还是倦，她的体内布满了瞌睡的虫子，那么多的虫子都快把她掏空了。早上叫她起来吃饭，她显得异常饥饿，仿佛一直不曾吃饱，仿佛吃过这顿饭就不会再有下一顿……可往往是，她吃着吃着，头一沉，就沉在自己的鼾声里，坐在那里摇晃。
一个上午。太阳晒或不晒，下雨还是阴天，于我的母亲都没有影响，她的眼皮很沉很重。她让自己陷在床上，偶然，被父亲和保姆半拖半架来到沙发上，半仰着或半卧着，鼾声就起了，肥胖的母亲在鼾声中软下去，别忘了，她还有哮喘。那时候，她已不再穿裤子，只有两件由我妻子用被单改做的宽大睡衣，上面沾有斑斑点点——我说过，我母亲的气味越来越重。有时候我父亲会想办法捅醒她，喂，你看——母亲架起眼皮，这个动作木讷而迟缓，似乎很用力气：你说什么？
不等他说完，困倦会再次把我母亲按倒，让她半仰或半卧于沙发里。半张着嘴。因为哮喘的缘故，仅靠鼻孔是不够的，何况它们还得用来打鼾。那真是些丑岁月，我若是母亲，也不愿意它被谁记下来，标明真实的时间或其他印迹。我愿意它从不存在，像从来没有这样的日子一样。
只有傍晚时分，我的母亲才会有些好精神，她才会把自己变成一个话多的女人，以“是哪一年的事儿来着，看我这脑子”开始。她的时间不多了，屈指可数。就让我们尽量，拿出更多的精力，耐心，笑脸，温情，来陪她。
我弟弟也是这么说的。他总是这么说。只不过，他的门市有些忙，离不开人。
就那样，我的弟妹胡燕还说他懒，笨，呆，不说不动，天天就赖在柜台前的电脑旁，打游戏。也不管进货查货，也不管招呼客人，也不管那些两面三刀、嘴勤屁股懒的服务员……
半年的时间，不算太长，的确屈指可数。但，这半年，是从五年的时间里延续下来的，伸展出来的，它和之前的日子没有明显的界限。不可否认，某种倦怠还是来了，它在我们之间传染，虽然对此，我们几个都保持着心照不宣。
我和妻子，过去的时候少了，当然这个减少显得比较自然，并非是对母亲的忽略：我正在办理去石家庄的调动，来往于北京，沧州，海兴，然后石家庄。我会往家里打个电话，父亲那边声音平静：知道了。行。没事儿。只有一次，他突然提高了音调：把你妈这块废物丢给我就行了，你们都忙，忙好啊！
连夜，我从北京赶回老家。那是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车行在路上就如同船行在海上，窗外的黑暗不时会被闪电撕裂，那种短暂的明亮并不能使我们这些乘客感觉安心，恰恰相反，它，增添了些许的恐惧。我想我会永远记住那个夜晚，尤其是，坠在心口的那块巨大的石头。
回到家里已是黎明，妻子告诉我说，老两口打架了。
为什么打架？
因为保姆。
我当然不会是一个称职的裁判。尤其是，当我母亲哭成了一个泪人儿，她那么委屈。
在父亲那里有同样多的委屈。都什么年纪了，她还疑心这疑心那，当初我也想找个男保姆的，不是感觉她不方便吗。我急忙关上门，把我母亲和妻子的声音隔在外面。“你就让她听听，我又没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父亲还是愤愤。
“不就是，我对人家态度好点儿，你不能把自己当成是旧地主，把人家当成是奴隶……我不知道这么多年的教育，她都消化到哪里去了。还当过妇女主任，积极分子，破四旧的先进……在旧社会，地主也不能这么待人，你爷爷是长工，你问问当年杨家是怎么待他的。”
“她是有毛病，我也的确睁一眼闭一眼……她是不勤快，拿我的烟也没跟我说……找个服侍病人的保姆不容易，何况像你母亲这么胖，事儿又这么多……我不哄着，不让人家舒心点儿，人家怎么待得下去？”
……“我怎么动手动脚啦？我怎么动手动脚啦？”父亲突然从床上弹起来，打开门，冲到我母亲的房间，“守着孩子们，你说话得有根据！”
父亲指着母亲的鼻子：“要不是你病着，要不是你这个样子……我忍了你太久了，我，我……”
要不是我弟弟和弟媳进来，我们还真不知道能如何收场。在我们的位置上，根本劝不住。见到我的弟弟，母亲哭得更厉害了。
辞退了保姆，这个插曲也就画上了休止。后来保姆找到我弟弟的门市，她说了一箩筐的坏话。我弟弟悄悄加了二百元钱，她才悻悻离开：“我还从来没遇到这么不说理这么没好心眼的人家。”在我母亲去世之后，一个偶然，弟媳胡燕说起此事，我父亲马上拿出二百元钱给她：“这个钱，不能让你们出。不行。绝对不行。你母亲待人……唉。”
愿她安息。
辞退了保姆，照顾我母亲的责任就完全地落在我父亲的身上。他没有再雇人的打算，我母亲也没有。好在，我母亲多数时候都在睡眠，不会影响到他——父亲在家里设了个牌局，几个邻居天天过来打麻将。这样也好。
母亲的气味越来越重，当然也越来越混杂。我和妻子过去，给她清洗，但一天之后，半天之后，某种难闻的气味就又弥漫出来，好在，母亲已经没有了鼻子——准确一点儿，她的鼻子已经失去了嗅觉，至少从我们的角度看来，应是如此。她从来没对此有过任何抱怨。不只是在那半年里，三年之前，更长一点……她没有抱怨过，关于气味，来自她身体的气味。
“看她那一摊肥肉。”我父亲说，不止一次。
“不就是胖吗。”母亲竟然嘿嘿地笑了，露着三颗牙齿。
是哪一年的事儿来着？母亲又找不到具体的日子了，这让她很难受，它们就像一大团撕咬着她大脑的虫子，看我这脑子……
她说的是我爷爷的死。“我们正在地里干活。听到了锣声。当时谁也没在意，赵瘸巴家的还和刘珂开玩笑，说大队长新立的规矩吧，上级来了指示不敲鼓改成敲锣了……后来你四叔跑过来，阴着脸对我说，咱爹出事了，快去看看吧。”
在我们家，这是一个最为禁忌的话题，从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对它必须小心翼翼。我爷爷死于自杀，在此之前，他或真或假地自杀过多次，在此之前，他被风湿、胃病和关节炎所折磨，痛苦像跟随在他身后的影子。或真或假，就是最后那次自杀也应当如此：我爷爷敲响铜锣之后，再向树上的绳索伸出了脖子——他也许还想再敲，唤来众人，把他从死亡的紧扼中救下来，可是，在慌乱中他偶然地提前踢倒了脚下的凳子。
这是一个最为禁忌的话题，关于我爷爷的死，我是从邻居们从我的同学那里听来的，我的父亲母亲，奶奶，包括四叔四婶，从来没谁向我谈起——我偷偷看了父亲两眼，他，竟然出乎意料地平静。
69年。69年6月12号。一向好面子的父亲竟然那样平静：“我刚从四川回来，顺便来看看你爷爷奶奶，结果我还没到家，他就……”父亲接上另一支烟，屋子里，已经满是呛人的烟味儿，“那时，我是山东省红旗造反派的宣传部长，因为你爷爷的死……政治不过关，就免了，当协调小组的小组长。靠边站了。”“咱爹的死算是救了你，”母亲抬抬眼皮，“后来，你们那一派的头头脑脑还不是都被抓了……”
我母亲说，那些人被抓起来之后，我父亲还去找人辩理，给中央写信，给毛主席写信……“你都听谁说的？”父亲竟然站起来，“胡说八道。我从来就没……”“我听你说的！你不说我怎么知道！”母亲也不退却，“是哪一年的事儿来着，你在无棣教书，校长怀疑你是516分子……”
母亲的右腿肿得厉害，可是不痛不痒。一系列的检查之后也没有任何结论，只是说，保守治疗。母亲突然又想吃桃，可是，季节有些过了。父亲买来的是梨，好在，她并不挑剔，大口大口地吞下去，包括多半的梨核。如果不是我们夺下来，很可能，她也会把剩下的核一起咽下去。“看你那吃相！”父亲有些挂不住脸，另一张病床上是一个中年病人，他正悄悄朝我母亲这边看，“没人跟你抢！像八辈子没见过梨似的！上辈子一定是饿死的！”
“是哪一年的事儿来着？”父亲的话让她想起了饥饿，“我饿得啊，走到门口的力气都没有，得扶着墙慢慢走，走两步就歇一会儿，三伏天，还觉得冷，有股冷风总在你背后吹你的脖子。你小姨还一个劲地哼哼：‘娘，我饿，我饿。’你姥姥能有什么办法？她就说：‘芬啊，别闹了，省些劲吧。’可你小姨不听，还是哼哼。你姥姥急了，把手里的线穗朝你小姨头上砸去：‘饿饿饿，饿了就去吃屎！’”说到这，母亲突然咯咯咯咯地笑起来，笑得不像她那个年纪，不像距离自己的死亡只剩下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
回到家的那个下午，母亲出奇地精神，她不困，没有一点儿想要睡觉的意思。“你叫小妮来伺候我两天。”她向我父亲求助。小妮，是我大伯家姐姐的小名。“爸，我看行，你看我妈这个样子……”见父亲没有表示，胡燕揉着我母亲的脚，“大姐一向耐心，我妈也一直喜欢……”“人家也是一大堆的事儿，又不是你生的你养的，凭什么叫人家来，看你多大的脸！”父亲瞪了两眼，“我伺候你还不行？有什么不满意，你也说说！”
“行。”母亲的语调也不好听。
“那是哪年的事儿来着？”我母亲问，她问我父亲，公社那个刘书记刘大烟袋，到咱们村蹲点儿，是哪一年来着？事她记得，可时间又想不起来了。“72年。”我父亲笑了，“我还以为你早傻了呢，没想到，还能动心眼。你是提醒我，那年，小妮当上赤脚医生，然后转正成为公社干部，是你的功劳，她应当感恩，应当过来伺候你，是不是？”
“我问你是哪一年的事儿！你胡扯别的干什么！”母亲显得异常委屈，她的身子都在抖，“想不起是哪一年的事儿，你知道有多难受……我都快憋死啦！”
大伯家的姐姐还是来了。她还给我母亲做了鞋，尽管鞋小了些，母亲说，是她的脚肿。“你来看看我就行了。”母亲拉着她的手，又哭起来，“我怕再看不到你了。”她把我姐姐也给惹哭了：“婶婶，没事儿，等我忙过这些天，就天天来看你，住下不走了。婶婶，你也别多想，好好养病，会好起来的，我特别喜欢吃你做的鱼，等你好了再给我做……”
“我是好不了了。”母亲不肯松开她的手，“小妮啊，小妮啊……”
“婶婶，你在咱们家，可是有苦有劳的人啊。里里外外都靠你啦。你可别这么想，我叔还得你……小浩小恒也都大了，你还得多享几年福呢。”
就在大姐姐来看我母亲的那个晚上，我弟弟出事儿了。他喝醉了酒，来到邻居家里——他和我弟弟是同行，竞争关系，平时交往还算正常，过得去。可那天，我弟弟喝醉了酒。
人家报了110。当着警察的面儿，我弟弟还打出了最后一拳。眉骨骨折。
“他花了钱。鉴定是假的，他们三个打我一个，我根本是正当防卫。再说，我下手也没那么重，我控制着力气呢。”在电话里，弟弟要我找一找人，特别是市委王主任，“上面的人搭话肯定管用。”
略去我在电话里的所说，那些话，根本进不了他的耳朵。“哥，我不在家的这些天，你要多找找人……花钱多少我听着，我宁可多花三倍五倍在办事儿的人身上，也不能赔他家一分钱！”最后，他说，咱妈那，我一时不能露面……你就多走走吧。他在那端，声音里面满是水和沙子。
一波又起。我的调动也出现了问题，倒不重要，只是一些小小的细节，小小的疏漏，譬如……可它被放大了，没有余地，只好一次次返回，再一次次送达。我在炎热、烦躁和屈辱中穿行，而到达那些门口的时候，还不得不换上另一副虚假表情。真是崩溃。它出现的时机不对，我弟弟的事已经让我焦头烂额，而它又雪上加霜，让人……
在母亲那里，我们还要向她隐瞒，她肯定受不了那样的消息。我向她说，我弟弟出门了，参加一个业务培训，这对他的经营有很大好处，胡燕也是这样说的。我父亲也是这样说的。好在我的母亲并不具备疑心，她一向都粗枝大叶，何况是在持续五年的病中。她只说过一次，要我弟弟在不忙的时候来个电话，她有点想他。说到这里我的母亲眼泪汪汪，医生说，这是因为血栓后遗症的缘故，患过脑血栓的人，都容易把控不住自己的情绪。
是的，我母亲总是把控不住自己的情绪，她问的“那是哪一年的事儿来着”必须有一个确定的答案，而且还得她接受才行，如果有所敷衍，怠慢，她就会受不了，哭得一塌糊涂，三行鼻涕加两行热泪，像是受了巨大的不公，受了巨大的蒙骗。“看我不把你这摊肥肉扔到沟里去！”父亲的语调确有生硬和凶恶，不过，说虽如此，但在寻找准确时间的问题上，他可从来没有敷衍过。
或许，我父亲也从中得到了某种……乐趣？
在母亲酣睡的时候，我会和父亲谈一谈事情的进展，当然不完全是实话，基本按照报喜不报忧的原则。我们的声音很小，隔壁的耳朵绝不可能听见。而我的母亲，在隔壁的隔壁，在最后的那段岁月里，她没有一个器官是灵敏的。
“胡燕一天恨不得三十个电话，不出事的时候从来都不……也不知道她从哪打听到的，法院里一个副院长是我的学生。我都不记得了。再说这么多年，没个联系，说了也不起什么作用……”
我说，我一天也能接三十个电话——说着，胡燕的电话就来了。
走到外面，我回过去：“你问咱爸爸，他找了他的学生没有，人家怎么说？要花多少钱？”我说，这事儿别为难咱爸了，我觉得他说也没用，要是被拒绝多没面子，再说，以咱爸的脾气……
“我就知道，他什么事儿都不想管，你没听咱妈说他吗，李恒当年打架让人家堵到门口，咱爸都像没他什么事儿似的……他要面子，他要面子，面子值几个钱，他不去找人家，人家还以为咱爸瞧不上人家……反正要抓的是他的儿子，要是把李恒抓起来，看他面子多好看！”
“你能不能冷静一点儿，听我说……”
“哥，你不用说了，我也和你透个底，咱妈的日子不多了，要是到时候李恒回不来，不能参加咱妈的葬礼，我和小敬也不去！既然他不要这个儿子……”
“你说的什么话！”冲着手机，我几乎是在吼叫。
是什么时候的事儿来着，母亲探着头，一脸期待，我在坟地里站岗，脚下是刚刚挖出的三大筐银元和金条，还有金簪子、银簪子，反正都是宝贝。天黑了也没人来接我，天黑了，鬼火就出来了，一片连着一片……可我也不敢走啊，公社的人不来，要是丢了东西我的罪可就大了！站在杨家坟地里，我越想越怕，腿都抖得立不住了……我就默念毛主席语录，端着枪，冲着鬼火喊：杨家的牛鬼蛇神们，你们这些地主恶霸，好好想一想，在你们活着的时候侵占了多少贫下中农的财产，逼迫他们卖儿卖女，无家可归……后来赶来的民兵都不敢近前，说我喊得吓人，根本不是人调……父亲想了半天，不知道是哪年的事儿。这件事，他没有参与。“你再好好想想！”母亲的情绪又有失控的危险。
就在我父亲仔细回想的空白时间里，母亲发出这样的感慨，那个年代，那么多的宝贝，谁也没想拿一件儿。拿一件两件、十件八件都没人知道。当时的人就是傻。
父亲插话，按你的财迷劲儿，要放在现在，你恨不得把一筐金条都偷回家来。
母亲硬硬地晃了晃她的脑袋，嘿嘿嘿地笑了。“现在也没有了。”她，竟然没有再追问，这是哪一年的事儿。在我印象中，这是她唯一一次，没有因为缺少答案而发火或哭泣的一次。
是哪一年的事儿来着？她想到了另一件，这件事里有我的父亲，还有我大姨——他们两个都在大学，他们两个，分别属于不同的红卫兵组织。那年假期，他们竟然在我姥姥家遇到了一起……“你姥姥怎么劝也不管用，两个人像斗鸡似的，也是你大姨坏，从不服软，她从锅台上拿了一把炊帚就抡你父亲，你父亲也不让，拿的是铲子还是蒲扇？反正也拿了什么东西，两个人打在一起，最后，你大姨被打哭了。事后，你大姨越想越气，就叫你成舅去告诉你父亲，说你姥姥气病了，让他过来看看……等你父亲一进门，埋伏在门后的你大姨挥起尿盆就砸过去，盆里有满满的一盆尿……”对于这件事，我父亲给予了部分否认，他承认前面的内容，两个人是吵了，是打了，但过了就过了，因为第二天他就返回学校，尿盆事件根本没机会发生。“那是哪一年的事儿？”
父亲想了一下，不是67年就是68年……67年，是67年。
“你记不得尿盆扣你脑袋上的事儿？”我母亲说，我父亲是装记不得了，这件事，太伤他面子了，他当然要记不住。“那天，我就在家里，我在窗户里都看见了。”
瞎说。我父亲坚决否认，绝没有这回事儿，不信，你打电话问问贵芬。我父亲真的拨出了大姨的号码。不过那边没人接听。
电话打来，弟弟还是被抓住了。他在保定，登记住宿，身份证上的号码泄露他是一名逃犯。“哥，你快想想办法，你救救他！”
我把妻子从单位上唤回，打发到弟弟的门市——胡燕需要安慰，尤其是在这个时候。而我，则赶往母亲那里。希望她一无所知，也希望我的父亲，同样一无所知。
可是，在我进门之前，就听到母亲的哭泣。另一个房间，电视的声音很响，大约是一场怎样的比赛正在胶着，从门上的玻璃可以看见，父亲躺在床上，伸着他的腿和脚。难道……
一看到我，母亲哭得更厉害了，上气不接下气。愿我母亲安息。那个场景真是让人心酸。我走过去，和哭泣的母亲坐在一起，妈，你怎么啦，妈，你别难过啦……事已至此……
是个误会，差一点儿，我把……母亲的哭泣有另外的内容，她向我告状，说，我父亲打她。“你把我接走吧。”
从另一个屋里，我父亲也出来了。怎么能算打你呢？是打吗？
“不是打是什么？你打我也不是一次两次了，你恨不得我早死，你恨不得我……”母亲哭得无法再说下去。
父亲需要解释，他必须解释。怎么算打呢？就是推了她两下。她那么多肉。
我说爸，她的肉再多，也不能打啊。我知道你辛苦，知道你累，要不，就让我妈上我那去过两天吧……那个时刻，我也控制不住自己的百感交集。
不是打，真不是打。父亲喃喃，我，我也没……你问问她，就是没完没了，问这件事是哪一年，那件事是哪一年，有的事儿我也记不清是哪一年的，再说有些她自己的事儿我也不清楚，她就急，就哭，就闹……你问问她，我们告诉她是哪一年的事儿，有什么用，她记得住吗？她有那个脑子吗？……
“我就是想，在我走之前……”
我母亲，一百七十斤的母亲，咧开嘴，就像一个弱小的孩子：“我就是想，在我走之前……”
毫无疑问，那是个多事之秋。在另一篇文字里我也用了这个词，就是多事之秋，没有哪个词能够替代它，比它更加准确。在这个秋天的末尾，在经历了一系列的曲折之后，弟弟被释放出来，而我母亲的岁月，已经寥寥无几。
而这些寥寥无几，还被她用在睡眠中挥霍掉了。她吃得越来越少，虽然还是那种饥不择食、狼吞虎咽的样子，可往往是，吃上几口，头一斜，鼾就起来了，未经好好咀嚼的食物顺着她微张的口又一点点掉出来。对她来说，早晨和夜晚没什么不同，正午和黄昏没什么不同，春天和秋天也没什么不同，她的世界已经越来越冷，越来越暗。我们叫不醒她。推她、拍她都已不起作用，她被困倦黏住了，那是一种很固执的胶。
可我弟弟的归来……“我的儿啊！”笨拙的母亲有些夸张，她竟然伸出双臂，抱住我弟弟的头。他的头，无法掩饰。母亲抚摸着弟弟的光头：“我的儿啊……你可回来啦……”
弟弟的归来使我母亲——她的脸上有了一层特别的光，特别的润泽感，还不止如此。整整一个下午，我的母亲都没让自己沉入到困倦中去，她，又一次成为了一个话多的女人。最后一次。
她说，当年，人家组织石油工人学毛选，四个老汉学毛选，自己是妇女主任，就跟在人家后面，搞了个四个老婆儿学毛选，词儿是现成的，把老汉改成老婆儿就行了，刘珂的嫂子，你姥姥，春姥姥，还有一个记不得了……结果还到县里汇报演出过，上了报纸，每人发了一个印着字的搪瓷缸。父亲提供了时间，“1966年夏，那张报纸在搬到县城之前还在，你母亲很小心地留着，那是她最风光的时候。”不是，我母亲纠正，我还参加过全国的农民代表会呢，我还和邢燕子一起照过相呢。停顿了许久，母亲忽然感慨，也不知道她后来怎么样了。她说，当年，你爸爸想当陈世美，他在大学里又搞了一个，家里都知道了——听到这个消息，我二话没说，坐车去济南，找到你爸爸学校……我父亲急忙纠正，不是，他没有，只是朋友，一般朋友，是那个同学有意思，就给咱爹写了封信……“那是哪一年的事儿来着？”68年。我当时，是学校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林彪死是哪一年？那时，她已在公社工作，下午开会，宣布林彪叛逃摔死的消息。当时，公社一个副书记，姓刘，也许是头一天没睡好觉，在会场打盹儿，一愣神，听见说林彪死了，一下子哭了起来：“敬爱的林副主席啊，毛主席最最亲密的战友啊，你怎么说走就走啦……”因为这一哭，被关了大半年，差一点儿没被整死。查来查去，这个人根本和林彪没任何关系，也从没有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后来听说放出来了，不过再没回公社……
我母亲还提到炼钢，提到她去泊头学习，提到她在县供销社当采购员的日子。提到我的出生，我弟弟的出生，一家人去农场，然后搬到县城……父亲和我们，负责为她的记忆提供时间——尽可能准确。她的日子不多了。
她又忘记了我爷爷去世的时间。我父亲再次提供了一遍。关于我爷爷的自杀，父亲给出的解释是，他受不了病痛的折磨。当然，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我两个叔叔的死也是原因之一，之前，我爷爷可是农会积极分子，生产队小队长，民兵排长。“不是因为他姑？”母亲进行反驳，“他嫌她丢了脸，让他抬不起头来。当时还有人说，他姑，其实是让咱爹给毒死的……”“一派胡言！”我父亲勃然作色，“咱娘去世的时候只有我在场，不是有人也说是我……”
完全出于偶然，我母亲，提到大伯家的二姐，她是哪一年死的？那么灵透个孩子，人长得俊，嗓子又好……是啊，她是哪一年去世的呢？被母亲如此突然地问到，父亲一时短路，他说，竟然完全没有印象。她死了，也就是三五年吧？
不，时间还长，我给父亲纠正，时间肯定还长，当时，我在中学，记得很清楚，现在，我的儿子都这么大了……看我这脑子。父亲也跟了这么一句话。我就感觉，像前几天的事儿似的。就是想不起来。
母亲又开始哭泣，看得出，她一直试图控制，可是……“你放心，妈，我们一定给你找到。”弟弟给她擦拭着眼泪，“妈，你别哭，我们这就去找。”
我们一家人，先搜索记忆里的相关事件，把它限定在一个时间段内……“我记得相册里有那个姐姐，不知道有没有注明拍摄时间……它会有用吗？”别管那么多，你先拿来再说。就在我妻子准备骑车离开的时候，弟弟追了出来：你不用去了。咱留着一手呢，咱有日历！我去拿！
经他这样一说，我也恍然：那些年，流行过一阵印有明星照片的硬纸年历，可折叠，如同旧式盒带里歌词的卡片——“我不光能找到是哪一年，有可能还能找到是哪一个月，哪一天！”
没想到她会死得那么惨……好好的一个孩子。她要是不去那里……母亲说。是啊，没想到她会死得那么惨，几乎被轧成了一摊血肉模糊的泥，我大伯大娘，几年的时间都没缓过精神——要知道，在那个年月，车辆并不像现在这么多。可她，偏偏遇上了车祸。
她要是还活着……母亲，又变成了一个多愁善感的泪人儿。
弟弟带来一个旧箱子，上面有着一些莫名的污渍以及厚厚的尘土，他说，来的时候还擦了一下。结果还是这么脏。
里面都有些什么！锈迹斑斑的钢球儿，被虫蛀过的小人书，里面塞着众多旧邮票，毛主席纪念章，还算整齐的烟盒，老鼠屎，十几枚嘉庆通宝、光绪通宝，朱明瑛、朱小琳的盒带，厚厚的一叠旧信封，上面贴着纪念邮票或特等邮票，有的信封上还用做作的隶书签着我的名字……“这些，多数是我当年的成果，我说后来找不到了，原来都让你弄走啦。”
“你又没问过我。你的就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咱哥俩，谁跟谁啊。”
母亲笑了：“从小你们就这样。弟弟总占便宜。”
“哎，妈，可不能这么说，我是总占便宜的主吗？别人给我便宜我还不占呢，占，是瞧得起他！”见到母亲的笑容，弟弟也越发得意，得意得有些心酸。
没错儿。在这个箱子最下边，是有一些明星年历，数量还不少，然而，不知是出于受潮还是被胶水或者蜂蜜之类的黏液浸泡过，它们紧紧地都粘在一起。弟弟试图小心地从中扯开，结果是，所有的字迹和图片都形成一块块斑点，面目全非，不可辨认。
不用找了。过几天再找吧。看得出，母亲已经累了，她难以再支撑下去，那么厚重的眼皮。我和弟弟交换了一下眼神，这，大概是母亲最后的回光，之后的时间，任何一天，都不可能再这样。
妈，我回去了。弟弟俯在她的耳边，那样温顺，你先好好睡觉，我一定想办法给你找到……
“也不小了。别再犯傻了……”这么突兀的一句，母亲垂下头，垂在哮喘和自己的微微鼾声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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