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个人不幸出生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乡村家庭，就免不了要受苦受难。譬如吃不饱，穿不暖，要读书又没有钱。我受过的苦难并不少，如在乡下耕田时跟老黄牛打架，老被牛先生顶得四脚朝天，但这些都比不上饥饿更让人恐惧，在黄花中学读书时对着米袋子发愁，我想不出有什么办法可以用三斤大米对付一个星期。在那时，一条狗在我面前跑过，都会让我想起一大块香喷喷的红烧狗肉。我经常梦见大饼和烧鹅，但总是没有吃饱就饿醒过来了，忍无可忍的胃终于像一支农民起义军揭竿而起，要把我打倒在地，再踩上一脚。那种饥饿的感觉几乎让我绝望，当李闯王入北京时，我想大明朝的崇祯皇帝就有过这种感觉。

    老师常说，革命前辈在爬雪山过草地时，一条皮带用水煮一煮就能吃上几天，我对此深信不疑。我从不向困难低头，誓跟饥饿斗争到底，这都是这种革命精神鼓舞的结果。吃皮带一事，虽然有点夸张，但也不是吹牛皮，因为该皮带就是用牛皮做的，吃起来有点陈年牛肉干的味道。但我身上的皮带，无论是用来生炒、清蒸还是水煮都不能吃，虽然美其名曰皮带，其实有名无实，是由两根晒干的苇草编织而成的，我又不是一头老牛。

    我虽然身无分文，但要解决饥饿也不是没有办法。譬如去偷乡下人的瓜果，或者上街去乞讨。我一直到今天都不去做小偷和乞丐，这应当归功于我的语文老师秦舞阳，他常常教育我们说，在唐朝时有一个同学，穷得没有裤子穿，宁愿渴死也不饮盗泉之水，宁愿饿死也不吃嗟来之食，但还是废寝忘食地学习，结果考起了大学，又成了大诗人，比李白还要出名。我对该同学马上肃然起敬，要把他当作学习的榜样，可惜秦老师一时忘了他是谁。

    我要说的办法其实就是上山去打猎。如果去捉人家养的家鸡家兔，就是强盗之行径，不是好汉之所为；如果去山上捉野鸡野兔，就不会损害我一世的英名，野鸡野兔的味道想来也不会差到哪里去。黄花初中后面有个名儿叫中火嶂的山，也算林木幽深，清泉淙淙，料想也有野兽出没，如果我捕获到一头野猪或一只野鹿什么的，我就不用愁吃愁穿了，肉可以红烧或炖焖，皮可以剥下来做一件漂亮的大衣，外加一双皮鞋。

    我想到了打猎，就感到生活有了奔头，遂兴致勃勃地制造武器，准备大干一场。我的武器有三件：一柄长矛，一副弓箭，还有一面盾牌。长矛是由一根木棍做成的，棍尖包着一块捡来的铁皮，磨得锋利。弓箭就相对复杂些，我用拗弯的青竹片做弓，用一根橡胶管做弦，用插上铁钉的芦苇杆来做羽箭，威力相当惊人。考虑到野猪的獠牙和虎狼之类的利爪，我又拿来一只烂铁桶，把它碾平做了一副盾牌。就这样，我在一个秋高气爽万里无云的周日，背上弓箭，持着盾牌，挥舞着长矛杀向学校后面的中火嶂。这样，我看上去就不像一位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初中生，反倒像一名冷兵器时代的武士。

    一个人要是饿昏了头，什么事都有可能做得出来。想想我那时也够残忍的，整天想着剥皮抽筋的勾当，虽然要去剥的是野猪野鹿的皮，也失之慈悲，没有环保意识。我终究没有剥到任何一只野兽的皮，黄花镇的野兽早就在一百年前就被赶尽杀绝了，如果黄花镇曾经有过野兽的话。我上山的时候，有点兴奋，也有点忐忑，如果捕获了一头野猪，我是否有足够的力气把它弄回去，如果碰到了一只猛虎，我是否能像武松那样把它打倒在地。但如今我在山上转了一圈，不要说大虫野猪，就是一只野鸡野兔也没有见到。我无比沮丧，又累又饿，一屁股坐在长满了野花和青草的地上。没有野猪大虫之类的猛兽跟我搏斗，我像一位打遍武林找不到对手的高手，第一次体会到了高处不胜寒的孤独滋味。

    猛兽没有，麻雀之类的小鸟倒是有不少，有一种嘴角鲜红、屁股通红的小鸟，尾后竖着长长的翎羽，煞是好看，叫声也很动听。我不知道这是什么鸟。但它们老是在我的面前挑衅地撅起那丑陋不堪的红屁股，就激怒了我。我遂用手中的利箭去招呼它们。罢罢罢，我的武器本来打算是用来对付虎狼之辈的，不想如今用来对付小鸟。那些鸟儿太小了，如果它们长得像鸵鸟一样高大，又像肥猪一样笨拙，我肯定百发百中。可恨的是，这些小鸟长像比鸵鸟的眼珠还小，又比克格勃特工还要灵敏，我的箭术就大大地打了一个折扣，我一直忙到夕阳西下，暮色降临，才打到三两只鸟儿，烤熟了还不够塞我的牙缝，如果不是采到了一挂野香蕉，我差点饿死在山上。

    黄花初中坐落在一个山坡上，四周是一片肥沃的田野。这片田野在春天是绿色的，因为种水稻，到了秋天就是金黄色的，因为水稻熟了。冬天则不值一提，因为什么也不种，田地被农人大片大片地犁翻过来，晒得发白，像一片片白色的鱼鳞。我对这些季节不感兴趣，只有夏天例外，因为夏天是收获番薯的季节（顺便说一句，那时我为饥饿所苦，整天在搅尽脑汁讨好我的肚子）。众所周知，无论多么高明的人，也没法把地里的番薯一个不剩地收回家去，多少总会有一些漏网之鱼。事实上，地里的番薯就像中越边境上的地雷一样，不可能扫得一干二净。

    在夏天，同学们经常看到一个人拿着一把扫雷器似的东西在收过后的番薯地上逛来逛去，偶尔还蹲下身去，利用手中的工具去挖掘，就像一位在中越边境上扫雷的工兵。那个人的头上戴着树枝和草叶编织成的帽子，把半边脸都遮住了，身上又裹着一块宽大的香蕉叶，看上去就更加奇怪。不少同学十分兴奋地奔走相告，以为看到了中越战争片中无比英勇的我人民子弟兵——那时候这类片子很吃香，我人民子弟兵理所当然是大伙儿的偶像。有人还跑来跟我说，我看到英雄了！但我总是一声不吭，脸色变得很难看。因为那个人就是我。我需要地里的番薯来填充我空无一物的肚子。只有这些圆滚滚的、热乎乎的家伙才能让我抵挡腹中如狼似虎的饥饿。我拿在手上的当然不是什么扫雷器，而是一把自己制造的锄头，它由木棍、石头和绳子构成，因此有名无实，但用来对付隐藏在地里的番薯也绰绰有余。至于我为什么要乔装打扮，目的是不想我的同学认出我，靠捡番薯来过日子，太丢脸了。天地良心，我不是故意要伪装英雄来欺骗大家的。

    但我也骗不了几天，同学们认为我根本就不是什么英雄人物，因为所有的英雄都不会像我这样毛手毛脚，缩头缩脑，东张西望。我手中的工具反倒有点像是历史老师兼班主任刘慧芳介绍过的山顶洞人使用的磨制石器，因此，我极有可能是一个原始人或野人。那些混蛋越想越兴奋，还跑来跟我商量，希望我给他们制造几副弓箭和绳套，准备把我生擒活捉送去做科研，当然活捉不了，射死勒死也不要紧。我此惊非同小可，从此也不敢去捡番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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