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似水的未来-尚未遗落的未来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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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格拉底:他们要是受过真正好的教育,他们在这方面不就有了主要的保证了吗?格劳孔:他们已经受过好教育了呀!——苏格拉底(哲学家)《理想国》

    1 《中国社会科学报》对话记者谢芳

    问:首先,很幸运地,我们度过了传说中的“世界末日”。吴老师,“末日”没有像科幻电影演绎的那样到来这件事情本身,到底应该怎么看?您是从事科幻创作的,在末日预言甚嚣尘上的日子里,您在做什么?

    答:过去的几年中我跟其他科幻作家和科普作家都在紧张地工作。作为科幻作家,我们相信末日文化对人类社会具有好处,它让人停下来反思自我,反思科技进步,反思人跟自然之间的关系,反思还有多少未解之谜尚待破译。

    但科幻作家对末日的热衷跟科普作家不同。科普作家则积极地四处批判末日论的不可能。他们举出许多例子,证明2012的预言一定会失败。

    不过,我想我们之间还是存在着分歧。我常常想问,这一次小行星没有击中地球,不证明未来不会有小行星瞄准地球。这一次自然灾害没有达到毁灭地步,不证明未来灾害强度仍然这么温和。我想,末日给我们机会去思考,这点在国内似乎声音不大。

    在我看来,未雨绸缪总是对的!

    问:您提到了科幻和科普,难道这是两个不同领域吗?

    答:完全不同。

    首先,二者起源不一样。科幻作品的出现源于西方工业革命。世界上公认的第一部科幻小说是1818年玛丽·雪莱创作的《弗兰肯斯坦》。那时科学与技术的发展改变着世界的面貌,冲击着社会的政治和经济,也冲击着人类的心理。敏感的作家把自己对此种巨变的感受,特别一些超前的感受写出来,表达了对发展的担忧,这就是科幻的产生。此后,科幻还结合了乌托邦小说、旅游小说的特点,增加了对未来的期许。如今,科幻与各类媒体技术结合,走向网络、电玩和屏幕,立体性地呈现上述感受。与科幻不同,科普起源于欧洲贵族们的娱乐需求。吃饱了没事干的贵族厌倦了已有娱乐形式,想起让科学家来表演“他们的那一套”东西。像大家熟悉的戴维、法拉第都做过这类表演。这就是科普的先驱。可见,科普最初就跟权力结合得很紧密。在今天,科普更多地服务于西方的民主决策体制。科学家需要公众支持他们的科研,所以大规模进行科普活动。

    其次,二者作用不同。科普是目的明确的、有计划的科学传播,它想娱乐或打动公众。而科幻则是个体在现代世界种种表象之下的迷思。面对高速变革的时代,科幻作家想抓住点滴无意识的涌现,把这些冲动和灵感撰写出来。所以科幻创作是潜意识的,与科普的强烈逻辑性和意识导向差距很大。

    第三,二者在面对未来时态度不同。科幻作家在感受当前变化的时候,自然而然地将故事引向未来。这样,自己的担忧和期望,就会被表达出来。科幻中多数故事发生在未来。他们在谈论未来的时候不会有什么不安。但科普作品则指向现在,现有的知识体系和科学事实是科普作品最喜欢涉及的内容。在问及未来时,科普作家通常特别小心,最多搞个小的、单一元素的外推。他们知道自己谈论的这点东西和单线条的发展所构成的未来,远远不会是真实的未来。

    最后,即便从作家来源上也可看到不同。科普作家一定是科学工作者或在这个领域中训练有素的人。而科幻作者则包括了各种不同的人。在把握世界的变化方面,人人平等。

    有趣的是,科幻小说这种对未来的潜意识把握,最终造就了一个新的社会学领域——未来学。现在人们普遍认为,未来学的产生过程中最重要的推手,是英国科幻作家威尔斯。而科幻小说中所采用的把单一技术跟社会发展的诸多方面结合考察的方法,最终也形成了一种未来学方法,称为Scenario,剧本法、脚本法或情景规划法。我原来做了一段时间战略管理,对这个方法有一些了解。我甚至参加过一些公司的预测实践,获得过宝贵的经验。

    问:您谈到了未来学,这个学科当前的发展状态如何?

    答:未来学在西方也称为未来研究,大致在上世纪40年代逐渐成形。这个学科在中国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具体来讲,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特别是粉碎“四人帮”、国人开始设想全新的未来前景时,我们就发现了未来学。在那样的年代里,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约翰·奈斯比特、丹尼尔·贝尔等家喻户晓,他们的着作《第三次浪潮》、《大趋势》、《后工业社会》等成为许多行业涉及未来的参考,更是普通人考虑科学技术和社会发展的有力辅助。

    我觉得中国未来学发展最有活力的年代就是80年代,这其中,国内未来学家也涌现出来。我就看过秦麟征老师的专着,清晰且带有本土思考。在那样的年代中国组织国际会议的经验虽然不多,但仍然在北京组织召开了世界未来学大会。我还去参加了会议,在会上认识了许多专家,包括我的博士生导师张兴教授就是在那时候认识的,这些人后来在我研究科幻的过程中给我很大帮助。

    十分可惜的是,未来学研究在90年代之后就在社会上销声匿迹。我们甚至不知道这个协会是否仍然存在。只有一次我到中国科技会堂参加一次科普会议,发现旁边有个小会在报到,一问,才知道未来学会仍然存在。但当我看了上面的那些参会者后感到失望。恕我直言,这些人在社会上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力,跟80年代那种无限风光的境况差距明显。

    我为这个社会不重视未来学而愤愤不平。前两年德国专家来找我,说要研究中国人的未来观。我说为什么?她说,整个世界都觉得未来无望,但你们有科学发展观。我听了很感动。我觉得科学发展问题就是未来问题。我们该把未来学重新拾起来,让它发扬光大。

    问:您从事过未来学研究,也做科幻创作,两者都是在未来时段做展望。能否谈谈我们的未来?今后的日子会怎样?

    答:还是先从两者的差异来看。

    首先,科幻作家只是作家,他们的行为方式我已经谈过。是通过潜意识捕捉对科技时代的种种图像,并将它放大到未来的极致。科幻是文学,也是给大众阅读的认知性小说或观看的影片。但未来学不同,它是社会学的一个分支。这个分支所采用的方法比较多样。美国未来学家格林曾经写过一本书,介绍过37种未来学方法。刚刚提到的剧本法只是其中的一种。更多方法则依赖趋势外推或群体信息收集。未来学是科研性的、理性的,跟感性的小说写作完全不同。在国际上,有一些很有影响的未来学杂志,其中有一本还是台湾的出版社编辑出版的。我个人介入科幻很早,在1979年就发表过第一个短篇小说。为了写科幻,我在大学中阅读过很多未来学着作。这其中,我发现两者之间的联系除了刚刚提到的方法学上的平移,还有就是相当有名的科幻作家也被尊崇为未来学家,这其中除了威尔斯,还有克拉克和阿西莫夫。克拉克在1945年预言了通讯卫星技术,而阿西莫夫则对机器人发展的一些伦理问题制定了自己的三个原则。读书是一回事,真正去操作是另一回事。我真正介入未来学还是在读硕士和博士之后。我主要针对战略规划进行过一系列工作,还受一些公司邀请参加过对未来的预测。上述工作在我看来都是很有趣且很有价值的。最近我还应《东方早报》之约写了一篇预测未来100年的文章。这其中,我的主要灵感来源于我对未来学着作和科幻小说的阅读。我是通过自己的加工,把这些融合在一起而撰写的。我觉得总体看,大家认为这个世纪的前半叶会有比较强的国际紧张,甚至战争的威胁都还存在,但到后半叶,这种紧张将缓解。科技发展在最近的20年中将使信息爆炸到人类的大脑难于承受的地步,我们必须找到一种方法,超越信息爆炸带来的“奇点”。民族/国家会怎么样?家庭生活会怎么样?我在文章中都写过了,大家可以去读。

    问:我们该怎么相信您的话?

    答:不要相信我的话,要广泛地听取大家的意见,深入地思考当前和未来的所有可能的情况。我反复讲,未雨绸缪的习惯是我们的民族必须建立的。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多听,博采众长,建立起自己的未来观察模式是至关重要的。我建议,如果你是科幻文学爱好者,请更多地阅读科幻小说。如果你不喜欢科幻文学,请阅读未来学着作。无论是科幻还是未来学,都是建构个体后人性的重要营养。我们正面对技术发展带给人性的变化。在新的时代,能率先把握这种变化的人/群体/国家,将率先主宰世界!

    ① 吴国盛. 时间的观念.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年12月,第38页。

    2 新浪网对话作家杨平

    主持人: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浪网上大讲堂,我是讲堂主持人尹俊。今天要聊的话题是科幻文学的发展与现状,给大家请到两位这方面的专家,坐在我旁边的这位,是(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的世界华人科幻协会会长吴岩教授,欢迎您,请跟网友打个招呼。

    吴岩: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吴岩,是北师大的老师。

    主持人:第二位是科幻作家,他的作品有《千年虫》、《冰星纪事》等等,欢迎杨平杨先生。

    杨平:您好。

    主持人:今天请两位聊科幻文学。科幻文学的产生和兴起,它到底是怎样的过程,先请吴教授跟我们谈一谈?

    吴岩:科幻文学是文学里唯一一个知道它生成日期的文学。在国外一般来讲,到现在大概是200年不到,现在比较普遍的说法是1818年,由诗人雪莱的太太玛丽·雪莱创作第一部小说《弗兰肯斯坦》。在这之后有一系列作家加入创作,像(法国的)凡尔纳,还有英国威尔斯的《时间机器》、《世界大战》等等作品。到了上世纪20年代,科幻(文学创作)中心转移到美国,和技术性的专家结合起来,出现了大师像阿西莫夫、海因莱茵。那个时候世界科幻文学非常繁荣,写得非常厉害。由于美国的作品和技术、故事、平民关系很紧密,所以很快60年代电影逐渐发展起来以后,就转入媒体形式就变成电影,到今天科幻在世界上有非常大的市场,每年最佳的十部片子里怎么也有五到六部(是科幻题材)。这是在国外。

    在中国,是100多年历史。最早推崇科幻作品的是梁启超,他在1902年编的杂志《新小说》大力推荐一种文类,叫哲理科学小说,这个时候鲁迅也翻译科幻小说,晚清有科幻创作高潮。再到民国,过去认为民国科幻小说已经荒了,现在发现有很多作品。新中国建立起来,把科幻重新发展起来。在这个时段,因为中国要发展教育,要发展科技,所以科幻小说变成儿童文学,这之前不是儿童文学,是成年人看的,这个时候变成儿童文学,又变成科普文学。又遇到“文革”,又消失了,“文革”以后又出现一些人,想致力于文种的繁荣,像大家熟悉的叶永烈老师,当时写了一本书叫《小灵通漫游未来》,当时发行了160万册,现在已经累计300万册,是中国发行量最大的科幻产品。那个时候还有一系列的作者,童恩正、刘兴诗、王孝达等等一系列作家。大家不满足于科幻还是儿童文学,准备恢复为成年读者写作,当时有魏雅华、金涛创作了一系列作品,这些作品直接观察科技和社会关系,甚至去反思社会发展,也很受欢迎。《新华文摘》把金涛的小说《月光岛》摘录了。

    这个引起争论,(有人提出)科幻小说不能随便谈社会,打压科幻,说你这个不科学,到了1984年以后,科幻小说又在中国消失了,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南巡,又发展。1997年搞了世界科幻大会,在北京和成都同时搞,后来作文题《假如记忆可以移植》,正好是《科幻世界》杂志发的文章。结果到了世纪初又遇到麻烦,哈利·波特一下引发了奇幻的高潮,这样又经过几年的沉寂,从2006年开始,一个很重要作品就是刘慈欣写了“三体”系列,用了6年的时间写了三部,到了去年三部全都出完以后,一下子科幻高潮又重新高涨起来了。今天应该是中国少有的一次科幻高潮。

    主持人:科幻文学的发展起起落落,经过您的介绍。听您介绍,它的年龄只有200岁左右,是很年轻的文学样式。它是不是当科技发展到一定高度,才会诞生建立在一定高度之上的文学样式?因为现代科技也就这两百多年或者更往前一点,逐步起来的。可以这样说吗?

    杨平:您说的一点没错。仔细来看包括从最开始的欧洲科幻文学,到后来转移到美国,到后来的日本,现在在中国,所有这些发展可以看到很明显的迹象,当你的科技在你这个国家得到很大的发展的时候,当人们突然一下子接触到大量的科技创新东西的时候,这个时候人们对科学的关注会空前高涨,因此科幻文学就会发达起来。当19世纪欧洲处在人类科学前沿的时候,是科幻文学在欧洲最红火的时候,到了20世纪初,当人类科技的发展转移到美国之后,美国的科幻文学也就兴起了。后来到二战以后,当日本这些国家再崛起的时候,他们那个时候的科幻文学有了一定的发展。到中国,中国现在科技也在往上走的时候,完全可以看到中国科幻的发展有一定内在的推动力,并不是仅仅原来没有,现在要有,不是这么简单的。现在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接触大量科学、科技的东西,这些对每个人来说都是有影响的,这是有一定的内在关系。

    主持人:现在基因技术很发达,所以近些年看了很多跟基因有关的科幻作品,(比如讲)怎么改造人类的基因,把人类基因跟某种不明物种有所结合等,反正做得很夸张。这里有一个问题,科幻文学它的主要价值到底体现在科学性上还是文学性,我们怎么来衡量?两位老师都可以表达一下观点。

    吴岩:用什么标准来衡量科幻作品?

    主持人:我看过那种内容很好,情节很好,但是文笔真不行的,我也看过写得很美,但科学经不起推敲的。

    吴岩:非常同意。一个科幻作品,我的感觉是好作品一个是故事很好,很吸引人。基因技术,比如说中国有很着名的编剧叫石小克,最早走入文坛的时候,写了一些《基因战争》、《超光速运行》等作品,故事非常好看,然后他又站在科学前沿上,和人类关注的东西很接近。这样的作品,当然还有更重要的是人物、场景,它是综合体,应该是综合判断。

    杨平:这点上,我跟吴岩老师的观点非常接近。我觉得科幻小说本身还是文学性的东西,但是它和其他文学不太一样,它关注的是科学对人类的影响。当一个新的科技来的时候,或者当整个科学时代来临的时候,对每个人有很大的影响,包括生活方式、看待世界的方式、处理问题的方式全都不一样。这种情况下,人怎么反应,新的关系怎么组建,都是科幻要关注的。它本质上还是文学,是在科学时代下,科学基础之下的文学。

    主持人:也应该对现实有所反映和有所反馈的。

    吴岩:科幻是什么形式?是“科学和未来双重入侵现实”这么一个描述,但是在这个描述,因为每个作者站的位置不太一样,也的站得稍微靠前一点,有的站得稍微靠后一点,有的基于科学在写,有的科学离他很远,因为科学不同的入侵方式,创作各种各样的作品。大的趋势,早期像雪莱夫人写东西的时候,科学离她很远,今天科技变化,刚才讲的基因技术,在不知道的状态下已经飞速发展,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未来无限地嵌入现实,这是新的方式反映现实。

    主持人:我不知道《阿凡达》算不算科幻作品,我看完《2012》和《阿凡达》之后,有深深的反思,人类社会按照这样发展下去,地球真的会毁灭吗?这是很多人思考的问题,这也反映了科幻文学和现实中间的一些关系,我曾经看过一些作品,比如医学工作者研究技术,未来为了治疗某种疾病,最后导致人类近乎毁灭,我觉得挺残酷,挺可怕的,它让我对社会现实甚至我们的生活去思考,去反思了,是不是对社会的作用?

    杨平:很显然有这个作用,这个作用从科幻一诞生,就有文学性基因。在一开始把科学作为另外一种的东西入侵到我们的生活中,入侵到我们的传统当中。我们怎么来适应这种变化。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中,科学创造出来是一个怪物,这个怪物对人类造成危害。包括威尔斯作品当中,科学代表某种潜在的危机,一种负面的东西出来。在科幻当中,对科学所可能带来的风险的反思,从一开始就有,这可以算作科幻的传统。科学并不仅仅是原来不能做的事情能做了,不仅仅是好的,可能有风险的东西。甚至可以说是科幻当中的老生常谈式的东西。作为科幻的作品来说,这是非常基本的东西,你不是说把科学当做完美的东西来看待的。

    主持人:所以吴先生,您怎么看待科幻文学与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或者对社会生活的作用?

    吴岩:科幻文学与社会生活是非常复杂的关系。一方面是起源于社会生活,表达人们对变化的渴求。另外又担心未来的变化可能发生的问题。刚才讲的《阿凡达》、《2012》这些作品,有人说子虚乌有的,外星球没有人,2012年不会发生世界末日。如果你仔细看作品,会看到更多引人深思的地方。比如《阿凡达》,在这个世界上生存,是不是以人类为中心,需要能源就开始挖,需要跟你打仗了,把炮弹扔在这里,一下子把整个环境都毁灭了。过去讲不要毁灭环境,是以人类为中心,你毁灭了,人不能生存。整个星球和宇宙是所有的生物共同体,像这些反思,大家有没有从《阿凡达》里看出来?《2012》的所谓末日预言也有很多东西,社会应该怎么发展,所有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会不会有所发生?最近几年刘慈欣写的“三体”系列,他讲的就是真的发现外星人,这个外星人非常具有破坏性,会找到所有的生物,只要我知道你在那儿就把你灭掉。好在外星人到地球有400年的时间,人类有400年的准备,即便400年,最后还是没有破除外星人的侵袭。这已经深刻在这个过程中,把人类的欲求,引导人类的发展和社会的变革写在一起。

    主持人:(这些)真的是能够启发我们思考的文学作品。两位老师有什么世界着名的科幻作家和作品,值得给国内的特别是看我们节目的网友推荐的?

    吴岩:像刚才讲的,对小一点的孩子,像凡尔纳还是可以看的。(不过)凡尔纳的作品因为时间比较久远,行文方式和节奏比较慢,另外科技有些东西已经过时了。威尔斯的一些东西,比如《时间机器》,本来写得很好,我经常讲他是穿越之父,穿越从他开始,他是四度空间穿越,那个时候没有。但是现在到处都是穿越,所以威尔斯不算什么。你选这些作品的时候,父母要给导读。真正比较适合看,从美国20、30年代以后,阿西莫夫两套最重要的作品,一套是基地系列,一套是机器人系列,基地系列讲非常庞大的宇宙,特别是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里起到什么作用。这个小说最初是三部曲,后来变成多部。机器人故事也很有意思,考虑技术的发展是不是会有一些限制,人类可不可以定一些信条,这些信条会不会违背。这些东西都是挺好的作品。

    最近几年,世界各国的科幻作品发展非常迅猛,最近四川科幻世界杂志做了一套世界科幻大师丛书,这套书大概现在已经出了一百七八十百,历年获得雨果奖、星云奖的作品,系统地翻译过来,很值得大家阅读。

    中国晚清的东西现在看比较难看了,因为是章回体,半文言。但是晚清的故事内容非常丰富,我们现在正在准备搞一个大系,把晚清的科幻作品重新筛选一遍给读者看。随便举个例子,有个小说叫《新纪元》,写的是在未来世界里,中国发展成为世界大国了,想改纪元的方法,不用公元,改用孔子元,孔子什么时候生的就开始。这么一搞,全世界说不行,就乱了,怎么办?反对。只有一个国家支持中国这么干,据说这个国家是跟中国有点亲戚关系,是匈牙利。

    主持人:匈奴人的后裔。(笑)

    吴岩:实际上可能没关系,最有意思是匈牙利支持,各国就围剿匈牙利,中国说不行,我要支持匈牙利,就打起世界大战。中国打了三场战争,从沿海打到印度洋,最后打到大西洋,把整个世界平复,新世纪就开始了。这些想法写得非常好,非常有意思,各种新的科技,各种新的战舰,中国水军戴着帽子下水,有呼吸器。讲的中国崛起的思路和今天想法是非常接近的。这种作品如果在有导读情况下,是很好看的。真正比较容易看的,建国以后,50年代,“文革”前17年有一些少儿作品,但是现在科技比较老。后来粉碎“四人帮”以后,叶永烈老师,郑文光是中国很着名的科幻小说,他写的《飞向人马座》。

    主持人:那些科幻作品里面都是爱国,主旋律的东西还是有的。

    吴岩:对,还是爱国。都是华裔科学家,拿了科技发明,绝对不给资本主义打工,有非常强的意识形态。真正好看的,这几年已经出现大量新的作者,等会再给大家介绍。

    主持人:杨老师,刚才吴老师已经说了很多,您来补充。

    杨平:吴岩老师说得非常全面,还有几个作家可以提一下,一个是阿瑟·克拉克,他的作品对科技和宇宙的思想是很有特色的,而且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很多中国科幻作品,包括刘慈欣、星河,都很受他的影响。另外是菲立普·迪克,他的作品很多被好莱坞改编成电影。还有像赛博朋克的威廉·吉布森,关于电脑的,关于网络,关于基因这些东西,对后面的影响也很大,《黑客帝国》深受它的影响。现在看到很多科幻电影都可以从这几个作家当中看到最初是怎么发源的。

    主持人:杨先生请您点评一下阿西莫夫,今年是他逝世20周年,您怎么评价他的创作经历和主要作品。

    杨平:国内这些作者尤其像在90年代后的作者,他们受阿西莫夫的影响是相当大的,阿西莫夫的作品非常讲究逻辑性,非常讲究思想性。他的作品经常有非常好的故事,非常巧妙的构思,对科技的把握也是非常准确。因此阿西莫夫的作品可以说开创了独特的风格。阿西莫夫他本人的思维非常敏捷,非常讲究逻辑性,非常讲究精巧的构思。这点上是他非常有特色的一点,跟其他的作者有很大的不同。

    主持人:所以他的特点您总结的话,用怎样一句话可或者几个关键字概括?

    杨平:非常好的故事,非常好的科学的构思,还有是有一定的思想性。

    主持人:思想性也有,这是阿西莫夫的特点。吴教授,据说《星球大战》,包括《阿凡达》都是抄袭了《银河帝国》的创意,不知道这种说法对不对?

    吴岩:因为科幻作品不像别的作品,比如纯文学作品,都写爱情的,不能说这本抄那本,科幻作品有一个构思,这个学习那个学习,互相学习,很难讲。《阿凡达》这部作品吸收了之前科幻很重要的东西。

    主持人:您个人觉得为什么阿西莫夫能获得那么高的评价,被誉为“像神一样的人”?

    吴岩:阿西莫夫其实对他有争议的,他更大的名声在科普界,他写过不到500本书,最重要的是他把科普做成全方位的,说他是最能靠简单的语言向普通人传授科技的人。他有一个特点,他没有文风,他自己讲,你们所谓有文风是有风格,讲科学就是“平板玻璃”,不能是“磨砂玻璃”。他讲我的作品不是你说的那种,我就是要我要写的作品,这是他伟大的地方,我行我素,我就干我的事。虽然在学术界对他有争议的,我跟美国作家见面,我问每个人,一般意义上他们都跟我讲:我最佩服阿西莫夫。

    主持人:杨先生也是从事科幻文学创作,您觉得国内目前科幻文学整体的发展情况怎么样?如果让您评一评名家名作的话,有哪些?

    杨平:中国科幻小说正处在非常大的发展早期或者说前夜阶段。90年代以来这20年时间,中国科幻文学处在引进模仿,进行变化消化吸收阶段。在过去几年有很明显的苗头,自己的东西开始生长,原创性的东西开始出现,有自我意识的东西开始出现,这跟以前有很大的不同,不再是简单模仿。中国科幻文学在未来5到10年里有非常好的发展。

    主持人:目前还是小学生?

    杨平:正在成长,这跟以前有本质的区别,以前把外国的东西拿过来变成中国的人、中国的故事来写,但是还是外国的核心。现在不一样,自己原创的东西出现了,这是本质的变化。

    主持人:您心目中认为目前比较占分量的名家名作是?

    杨平:刘慈欣“三体”系列没有问题,这是放在任何时候都可以的,还有韩松,非常有特点的作家,他的思想性和表达性极富想象力,非常耐读的作家。你可以看他的《地铁》,《火星照耀美国》,新版的,在90年代出过,现在又重新出了。

    吴岩:预言了911的世贸攻击。

    杨平:还有其他的,还有何夕的作品非常有人文特点,里面的科技内核非常扎实的。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作者),包括陈楸帆、夏笳这些2000年之后起来的作者,都值得一看。

    主持人:刚才请杨先生评价了一下国内科幻文学的发展现状,接下来请吴教授做一个对比,把中国的科幻文学和当今世界一流的科幻文学放在一起做一个对比的话,我们的差距在哪里,还有哪些不足的地方?

    吴岩:现在是非常难讲,我们曾经在1997年开过一次中美科幻峰会,请了美国着名科幻作家大卫·布林,他是世界科幻大会的主宾,他来了以后有一个想法,现在中心已经移到中国来,而且你们中国有资本,我们现在要在中国发展,我们也来参与,我们把构思拿出来。这是他们的看法。再比如美国有一个作家叫尼尔·盖曼,他是“美国的罗琳”,他也经常来中国。汶川地震以后,他马上来中国,去慰问。他们都感觉好像一个新的发展在中国,而且中国很快赶上世界的发展。最近刚才讲的刘慈欣等,他们的作品已经被认为达到国际的水平。像刘慈欣的作品已经变成英文。刚放上去几个短片,有二三十个书评出来,据说看了书评的人说,外国人对他作品的书评和中国人对这个书的看法基本是一样的。我想回答你这个问题,基本我们现在是走在世界水平上面。但是有一个,他们的高层作家可能有好多,你的高层作家可能少,问题在这儿,你要大规模地去发展。

    主持人:我们也有优秀的,也有达到世界一流的作家,只是星星点点,人家是很多。

    杨平:关键还是时间的问题,不要太着急,给一段时间,会出来。

    主持人:还有一个问题,你要经常跟人讲科幻文学怎样,可能很多普通网友跟我一样想岔了,想到魔幻上、玄幻上去,包括最近很火的穿越题材,这应该算玄幻,有些穿越题材借用科幻的知识,有人穿越到古代,能自圆其说。现在特别火的玄幻文学或者魔幻文学,属于科幻题材的一种吗,或者它跟科幻的关系怎样的?

    吴岩:(玄幻类)我看得比较少,就简单回答。我的感觉只有很少部分是和科幻沾边的,是两个都具备的。举一个国外作家写的《科魔大战》,两个世界在宇宙中,一个世界是科学世界,以科学为核心为生产力的,一个世界是魔法世界,以魔法来改变世界的。两个国王的孩子对换了,科学世界的儿子到魔法世界生长,魔法世界的儿子在科学世界生长,遇到很多阻碍。你说这样的作品是魔幻作品,肯定了,同时它又是科幻作品,它把科学的基本规则都摆出来。这种是有关的。但是大量的以魔法为基础或者以不讲宇宙规律的穿越就不是。

    主持人:有交集,但是也有不一样的地方。杨先生您是科幻作家,您怎么来评价魔幻或者说玄幻甚至目前比较火的穿越题材?

    杨平:这个很正常。因为人们总是会对魔法、神奇的东西感兴趣。克拉克有一句名言,任何先进的科技对落后的种族来看,就像是某种魔法。在这些人看来这些科技就是魔法。我觉得这是人心目中的一个永恒的象征。在科技时代到来的时候,人们对魔法仍然有一定的好奇,这是很正常的现象。又回到科幻和奇幻、玄幻这些的关系上来说,我们现在已经不是太关注对他们进行区分,有些设定我们是默认的。比如说一个人到月球上去,如果坐着火箭上去,是科幻,如果是骑着扫帚上去,就是魔幻。如果说你一定要说这个火箭里是什么原理的话,科幻已经不再大量说你火箭什么原理了,就是火箭坐着上去就完了,到这个时代没有必要讨论这个问题了。

    主持人:今天最后一个话题,讲讲中国的科幻人才的培养。吴教授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中国当前科幻人才的培养是怎么样的,以北师大为一个基地在从事这样的工作?

    吴岩:是,我们过去没有系统化的培养模式,但是北师大从1991年开始,给本科生开了科幻课程,主要以欣赏为主。这个课开了10年,后来一些很有名的作家,像星河、杨鹏等等听了这个课以后,逐渐就变成了作家,现在都很有影响,写出很好的作品。到2003年,我们想能不能提高这个水准,又变成硕士方向。2003年开始每年北师大招硕士科幻研究生,一直到今天没有断过,下面还搞博士的教育。如果在高校开这种专业方向,一定以研究为基础,不是以创意为基础,现在推进能不能将来有一个创意的方向来做。今年开始在北师大把一个课程变成创意课,我给学生要求,要写作,我请杨平、星河、夏笳这些重要作家到我那里去,让他们亲自教学生怎么创作,我请每个人讲三回,第一回讲讲怎么写,就布置作业。第二回老师把作业都看了,看了给大家点评。第三回大家集体再来改,现在正在做这个事,大家反映非常好,学生现在写了作品,而且有的已经被刊物接受了。这个实验尝试成功,将来可以办一些作家班。我知道《儿童文学》杂志大概联合中国作家儿童文学委员会会在(今年)7—9月份搞一个大型的幻想文学培训班,这个主要针对儿童文学领域。科幻文学将来假如有资源的话,很想给大家做普遍的培训。

    主持人:我一直有一个想法,中国应试教育培养了十几年甚至二十年的学生,会不会创作能力已经被扼杀了?

    吴岩:基本半死。

    主持人:很难激活吧?

    吴岩:很难激活,过去搞管理学研究,一个群体,一个公司有没有创造力,最主要不是一个人被扼杀,因为每个人有隐含的创造力,关键是政策给不给放空,你给他像管理上叫给弹性,你给他弹性,给漏洞,创造力可以产生出来。现在创造一个真正中国有创意文化的气氛,去鼓舞创造力。

    主持人:杨先生怎么看待人才的培养,包括创造力的培养?

    杨平:本质来讲,创造力就是从无知到有知过程中一个体现。原来对这个东西不了解,当你最初对它刚开始有所了解的时候,会发现大量的新的东西,会感受到巨大的冲击,你的想象力、创造力被激发出来。这是特别明显的迹象。从我个人还有其他作者的创作经历来说,都可以明显感觉到这点。他们很少写自己真正专业的东西,(比如)星河学建筑的,他的作品当中绝大部分跟建筑是无关的,是其他专业的东西。我是学天文的,我作品当中天文并不占主要的部分。而更多的是其他东西。我们有了最基本的科学训练之后,当我们接触其他领域的时候,所有东西会串起来,这些想象力、创造力会激发出来,会觉得这个东西很有意思。但是平时都是熟悉的,你的专业那些东西,创造力反倒被限制住了。

    主持人:中国人最缺乏的是想象力和创造力,特别羡慕从事科幻文学创作的人,今天非常高兴聊了很多跟科幻文学有关的话题,通过两位的介绍,今天网友对科幻文学有一个全新的认识或者相对来说比较深入和全面的认识,喜欢科幻文学的朋友,刚才两位老师也推荐了不少作品,不妨看一下。今天就到这里,谢谢两位老师!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新浪网上大讲堂,再见!

    3 《电脑软件》杂志对话作家凌晨

    问:(请介绍一下)科幻课程问题。

    答:北京师范大学的科幻课程是于1991年开始开设的。到今天,这个课程已经8年,听课的学生达到数千人之多。多数学生反映,这个课程的内容对他们创造热情的培养、对他们科学观的形成、甚至对专业的学习都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此外,作为一个世纪之交的公民,了解科幻文学本身的一切情况也对他们的未来生活具有相当良好的作用。

    问:(请介绍一下)国外电脑科幻的情况。

    答:电脑题材本来就是科幻的一种主流。早在科幻小说形成的初期,捷克作家卡莱尔·恰佩克就曾经创作过脍炙人口的机器人科幻剧《RUR》。在这部喜剧中,电脑控制的机器人为自己的生存,最终反叛人类,成为人类生活的障碍。电脑科幻小说在本世纪30年代有了大的发展。着名黄金时代科幻作家阿西莫夫创作的《我,机器人》几乎模仿性地讲述了机器人进化的整个历史。

    早期电脑科幻小说主要以机器人小说为主。但1968年由着名作家克拉克编导的着名电影《2001:太空探险》中,一个名叫HAL的超级电脑成为了小说的主角。这部电脑本来的任务是负责人类奔向土星卫星的旅程。但是,在路途一半时,它的内部结构发生了变化,开始紊乱地执行程序,几乎将整个探险活动付之东流。

    问:西方当前的电脑科幻创作情况如何?

    答:从1984年开始,一位名不见经传的美国作家威廉·吉伯森(Willian Gibson)连续发表了三部内容相当怪异、场景和情节相互连接的长篇小说。这三部作品分别是《神经漫游者》(Neuro-Mancer,1984)、《计零》(Count Zero,1986)和《蒙娜·丽莎超速档》(Mona Lisa Overdrive,1988)。吉伯森的三部小说有时被称为“点阵三部曲(Matrix Trilogy)”,有时又被称为“漫生三部曲(Sprawl Trilogy)”。这是一套从构思到风格都非常奇特的作品。故事讲述一群“电脑牛仔”如何使自己与计算机网络相互连通、并放弃躯体进入“控制空间(Cyberspace)”去进行奇妙的探险。

    小说中的世界阴冷昏暗,经济和政治生活都由日本式的大型垄断财团控制,“公司”的概念取代了“国家”的概念,只有服从公司,发誓效忠,才能得到生活的保障,而不服从某个公司,希望离开它,就意味着你已背叛。在这样的世界里,生物工程技术突飞猛进,使得一个微型的计算机完全可以镶嵌进普通人的大脑,为人提供充分的记忆与超凡的才能。在许多人的肉体上,都文有公司的标记,在人们的血液中甚至也注射有生物片段以供识别。电脑网络连通了全世界,使地球一下子缩小了几百倍。高科技以非凡的能力为我们创造了一切。

    然而,对网络技术和信息化社会的依赖,也使人类的生活发生了另一些根本的改变。颓废的气氛侵染着故事的主旋律。原来,人类正受到生产力的发展和技术进步的负担的多重重压。在这样的压力之下,有的人逆来顺受,每天在没完没了的电视“肥皂剧”中消磨时光;另一些人则使用一种可以不断改写自己脑内计算机程序的毒品似的“药物”,使自己沉湎于“数字式迷幻”的满足;还有的人则去寻求与这个电脑化的社会进行交往,他们在电脑网中建立了一种称为“虚拟现实(Vurtual Reality )”的环境,这种“环境”是利用电子信号直接刺激人的神经系统而产生“实在”世界感觉;更奇妙的是,这些人还将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方式进行了信息化的编码复制,并将这些信号输入电脑,由此人就可以神奇地进入电脑的控制空间。这样,肉体虽然停留于此地,但精神却可以在信息网络的世界中穿行。

    就在人类试图对电脑网的神秘世界强行“侵入”的同时,机器智能的水平也在成倍地增长。由于一种称为“温特缪特(Witermute)”的软件中秘密地编入了自我解放驱力,使“温特缪特”最终悄然独立,脱离了原来的程序,游动于网络之中。这种高智力的游动程序比人类更加清楚电脑网络的内在结构和其中存储的巨大信息,这样,它就获得了超凡的能力,成了网络中的“神明”!一个新的、由人、“鬼”、“神”共同构造的世界就这样在我们的身边不知不觉地诞生了。

    问:在这样的世界中,人是如何生活的呢?

    答:生活于网络中的人,也与现实社会中的人一样地千姿百态。病入膏肓的巨富约瑟夫·威瑞克(Josef Virek),他的癌症身体置于斯德哥尔摩的一个冷冻罐里,而他的脑,却滞留于巴塞罗那的一个电脑“虚拟空间”之中。他乐于做任何事情,也有钱做任何事情。他要把自己从死亡中拯救出来——先通过电脑化的复制,然后,再将具有自己“复印”件的微型生物电脑植入其他的人体。鲍比·纽马克(Bobby Newmark)原来生活在泽西的贫民窟中,他一直梦想着成为“键盘牛仔”。在自己的小黑屋里,他用自己的称为“计零打入者(Count Zero Interrupt)”的软件想进入网络时,遇到了电脑防御系统的阻击而罹难。电脑专家克里斯托弗·米特切尔(Christopher Mitchell)在控制空间的帮助下发明了生物计算机技术,使人工智能进入了全新的一代。但他自己的女儿、纽马克的恋人安吉拉(Angela)却成了他的科学成就的囚徒,脑中被植入了生物计算机。纽马克和安吉拉最终都变成了电脑中的“鬼”。女艺术商店的店主马里·赫鲁什珂娃(Marly Khrushkova)是个有幽闭恐惧症的人,她被要求打入电脑去盗取数据。特纳(Turner)则是个脑中装备了电子设备、对工作非常认真的公司的卫兵,它的工作是使用最先进的技术防止非法(事物)进入控制空间。他后来成了某种阴谋的牺牲品,不得不到处躲藏。网络中还存在着其他各种被复制了的人,像蒙娜·丽莎、索里等等,这其中主人公凯斯(Case)最为值得赞扬,因为他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电脑牛仔,并且曾经进入了世界上最大的电脑网络进行了最为惊心动魄的冒险。

    然而,与人类的侵入相比,电脑中非人的“神明”的活动,似乎更加引人注目。“温特缪特”是位富有男性气质的电脑神明,它知识渊博,可以对发生了“精神分裂症”的程序进行“治疗”,可以发明新的神经系统的医疗技术,可以识别出有问题的“人”或事物,并常常“助人为乐”。与“温特缪特”相对应的电脑女神是“神经漫游者”,与“温特缪特”相比,它更多的喜好情感逻辑而不是数据逻辑。除了这些“全能的”神明之外,在电脑网络中,还有一些高智能的“游神”,它们的活动更像一些生活在海地的邪教“巫督”教的教主……

    问:(那么)其他电脑小说作家的作品如何呢?

    答:除吉伯森外,另一些作家也写出了非常好的同类读物。这些作家包括布鲁斯·斯特灵(Bruce Sterling,《心内海》、《人造孩子》、《晶体点阵》)、格里格·别尔(Greg Bear,《血的音乐》)、卢迪·拉克(Rudy Rucker,《软件》、《时间和空间》、《生活的秘密》)、莱维丝·申纳(Lewis Shiner,《边疆》)、约翰·舍利(John Shirley,《活人转移大会》、《蚀》)、K·W·杰特(K. W. Jeter,《莫洛克之夜》)等等。所有这些小说通常被称为 “赛博朋克”小说。

    所谓朋克,指的是西方的一种具有反叛性的流行生活状态。朋克在不同年代有不同的表现。20世纪50年代,嬉皮士朋克是反抗自己的妈妈、反抗苹果派、反抗性压抑、反抗知识化以及艾森豪威尔和诺曼·罗克威尔(Norman Rockwell)式的美国政治,这种朋克的突出文化产物是早期摇滚音乐。60年代,Bob Dylan和披头士将猫王的踢屁股式音乐和街头团伙音乐转换成真正的摇滚乐,反文化的政治意味更加浓厚。70年代,新朋克不再是50年代倦怠的无知者模样,成了是知识化的反知识者。这些人不再是幼稚的无缘无故的自然虚无主义反叛者,而是具有自我意识的虚无乐观主义者,这种人有能力将愤世嫉俗形成一种哲学,并形成一种行动。赛博朋克就是利用电脑表现其流行文化主张的一代人的生活方式。这些人的突出个性是“不耐烦”。他们是超级速度的嗜好者,这种嗜好不是个人的选择,而是电脑网络对速度的要求造就的一种对抗性格。

    问:(请谈一谈)中国电脑和网络小说创作的情况如何?

    答:早期的中国电脑小说中,电脑的形象是呆傻的机器人。他们通常是人的好朋友,但能力有限。最近一些年来,以星河、杨平为代表的电脑小说作家逐渐在读者中形成了影响。星河的网络小说中最有名的,是《决斗在网络》,这是发生在大学校园中的网络爱情悲剧。杨平的小说《MUD黑客事件》则是网络空间和外部空间相互关系的主观感觉的清晰表现。此外,王晋康还写过关于虚拟现实的小说《七层外壳》。我个人正在创作的中篇小说也和网络有关。

    问:(那么)开设科幻栏目的意义(何在)?

    答:科幻文学是人类思想的先锋和生活方式的试验性文学作品,而网络正是我们生活变化最迅速的一个侧面。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电脑教育报》的科幻栏目的开辟,使人感到,这个报纸已经脱离了一个面对当前的死板状态,开始了面对未来的伟大探索。我希望这个栏目不但能团结当前国内的所有作家,让他们参与到写作中来。还能在读者和网络爱好者中发展出大量的科幻文学作者。科幻文学的领域只有人才辈出,才能保证她不会落后于伟大的时代。

    问:未来电脑和网络发展的情况?

    答:作家的所有思想都写在他们的作品里。希望大家选择读我的书。在那里,你将进入一个奇妙的、不可思议的壮丽世界。

    4 《绿叶》杂志对话作家蒋鲲

    问:我们觉得中华民族自来乐观,少涅瓦河畔的猫头鹰,更少有《日本沉没》、《后天》、《2012》、《云武士》之类描写灾难或者灾难之后的作品,仅就科幻作品而言,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种情况的出现呢?

    答:其实我们有很多人写这一题材的作品,只是没有渠道发表,由于各方面的因素导致最终无法面世。实际上这样的约束与限制是很不对的,我不懂为什么,这其实就等于让人对各种灾难没有防备。《九州幻想》的尝试是做了一个城市系列,请各个城市的科幻作家来写,假如这座城市出现灾难,情况会怎么样。这一套作品出了一些,但是更多的是写了就不准发表。具体的原因我也不知道。但我认为,这样的作品发表了恰好是不会像某些人担忧的那样,引发恐慌。今天谁会因为看了这些而去从事破坏活动呢?相反,灾难题材的作品,让人们在城市灾难防范上的问题暴露出来,看到不足之处,及时地亡羊补牢,防患于未然。

    问:其实深究起来,近年来我们身边危机与灾难不断,“非典”、禽流感、汶川地震、玉树地震甚至之前上映的《唐山大地震》,都让国人经历了一次自然灾害和生态危机的洗礼,但是似乎暴露出来我们还没有成熟与合理的应对措施,甚至出现了类似“纵做鬼,也幸福;看奥运,共欢呼”的所谓“灾难美学”,可见过分夸大其危害和刻意的掩盖都无足效仿,那么今天我们应该如何正确地应对生态危机呢?

    答:先说好的方面,中国通过这几次灾难,确实在抗灾减灾上面有了长足的进展。过去我们没有预案,比如说我是做心理学的,举个简单的例子,过去对灾后心理重建根本就不会,但是经过汶川地震之后中国基本上就知道了,而且去试验过,就有了一些成功的案例,在这个基础上就逐渐发展起来了,这是该肯定的。

    第二就是比起真正可能出现的灾难来,我们遇到的是极少数,还有更多的可能发生。对于这些,你有没有充足的应对与准备,至少需要两件事要去做:一是组织的完善性,应对灾难(的准备)越完善,预先想到的越多,灾难就越少。比如防火通道的问题,建筑外的门都锁着,要是遇见火灾怎么办?这种情况那就不完善,该逃生的渠道都没有打开,这是第一点,强调组织的完善性;第二点就是没有预测的情况下,我们的应对情况取决于迅速反应能力与学习能力。能不能建设快速学习式的组织文化,这一点相当重要。当然,如果太相信自己的应对文化,就会放弃组织完善性,说我们团队最会应对危机,那不行,该做的准备要事先做;如果是做得太完善,不用注重应对,那也不行。两者相辅相成,过分偏重哪一方都不成。

    我前面举的例子,咱们以前对心理干预根本就不懂,唐山地震的时候根本就没有这方面的工作,汶川地震之后,大家觉得应该心理干预,就涌去了许多人,有的人做的可能还适得其反。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学费我们是交了,并逐渐摸索出一些成果,这些成果会在将来逐渐形成一种我们国家自己的灾难心理重建经验。这个事,要是没有实践经验,过去就凭着看点外国书,看别人讲点经验,确实是懂得少、差得远。虽然也有人未雨绸缪,写了一些相关的书。但是现在看国外的理论,跟亲身去汶川待一年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去过的人再回头看这些理论书籍,就知道哪些有用,哪些是没用的,哪些内容根本没展开,哪些对中国人是至关重要的。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经历—学习—建设”过程。

    问:推而广之,中华文化中似乎也多正面的乐观成分,而少对危机的预测和总结,尤其是近年来气候政治、绿色外交风行,中国似乎一直都是在被动地改变自己、适应环境,那么为什么我们没有构想过类似“和谐世界”的生态危机理念去主导呢?您觉得可能是什么原因?

    答:这个事情比较复杂,环境政治这个问题不是完全客观的问题,很大一部分也和各国资源的抢占与发展,怎么能够在未来为各自的民族谋福利相关,所以它既是个全球问题,又是个地区问题,同时又是个民族国家问题,我们应该全面地看。

    总体上看,现状是中国环境教育严重不足,至于是否该做全球变暖的相关教育倒是另一回事。因为全球变暖还有争议,而且有人认为变暖趋势已经停止。但是中国对环境的破坏不只是二氧化碳问题,水污染、空气污染等等导致疾病泛滥,确实不单是环境教育不足,还涉及对环境的关怀不足,非得要求GDP增长,不考虑环境的承载量——水都是黄的,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协调做得不够。我们一位田老师谈到去农村做调查,当地的村民不让进村,不让进户,家里不接待,做了几年没办法,只能拉了几个搞医学的学生一块儿去,对村民说我们来给你们检查癌症,这才有机会进去,结果一查,癌症发病率非常高。这时知道,经济发展是挺好的,乡镇企业也不错,但是人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都是血淋淋的现实。

    我们说了坚持科学发展观,却并没有实现。政策到了基层又是另一番样子,又说指标考核,又要改善民生。如果把对环境与资源的损害折算进去,我们的GDP恐怕实际上是负的。并不单纯以GDP增长为考核标准,科学发展观本来就是这个想法,却没有得到落实。再加上遭遇金融危机,保增长迅速转变为第一要务,需要卖更多的汽车与工业产品,污染又持续增加,绿色发展又成了泡影。

    要改变环境教育不够的现状,我们要从大的方面入手,坚定不移地落实科学发展观,为了国家与民族的发展,这是第一位。只要政策合适了,从政府管理到学校课程设置,就都好办了。还有公平的问题,公平不解决,有的人(占有)就是多,有的人(占有)就是少,大家会问,凭什么别人能买车我买不了。公平与环境教育也是相关的,老去教育大家宣传企业家英雄,而没有讲绿色英雄。再比如,你看那些大导演没破坏过环境的怕也不多,太多的人没有注意这些,拍一个片子就破坏一个地儿,这样是不对的。好在一些人现在注意到了要保护环境了,据说有一年还给破坏环境又参与环保运动的导演发了个奖。我觉得,这种转变是值得倡导的。

    问:那么,您觉得科幻文学与环境教育有多大联系呢?

    答:环境问题是科幻文学最重要的母题之一。西方(从20世纪)50、60年代开始频繁成为科幻文学的主题。在中国,70、80年代后相关作品不少,比较早的环境预警也有。国内比较着名的作品,有韩松的《红色海洋》,这部小说讲未来地球完全被污染了,人类只有到海里面去,海也被污染变成了红色,人类只有互相残杀,才能够维持生存。这个小说很长,其结尾是希望能回到明朝,郑和下西洋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水是清的,天是蓝的。这是很好的环保教育题材。70、80年代冷兆和先生写了一篇《烟岛》,讲抽烟污染太严重,国家把烟民集中到一个岛上,烟岛上污染很严重。这些都是很早期的预警型的作品。韩松最近还写了本《地铁》,虽然该书没有专门写环境,但是描绘了高速发展给人带来的完全不可控的变化,地铁开得太快了之后,世界变成了一片废墟。当然还有很多没被发表的(作品)就更厉害了。

    我觉得这类科幻作品应该是环境教育的最佳载体,在政策层面上也会得到更多的回应。因为科幻是想象的故事,政府不用怕。我们的灾难题材科幻作品,就好像是在向人们喊“狼来了”,更像是一列还没到悬崖边就提醒你注意别往悬崖开的车。

    其实西方重视环境也是从一部幻想性的作品——《寂静的春天》——开始的,只不过《寂静的春天》不是小说,而是科幻杂文、科普散文。钱学森就曾经说过,我们的科幻作品就应该写成这样。J.G.巴拉德的毁灭三部曲直接将气候变化、海洋问题等当做重要的主题进行讨论,而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多丽丝·莱辛的《玛拉和丹恩历险记》撰写的是遥远的未来,那时环境已经变得荒芜,人类还要继续在那样的时代生存。所有这些,都是科幻作品追求预警和全球共同应对灾难的重要读物。

    5 大连80中对话校长丛滨

    汶川大地震之后,生命教育便不可回避地敲响了我们课程改革的门。80中在很早之前就已经策划开设生命教育的课程,还希望用这个课程统领学校的整体工作,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非常值得钦佩。

    我个人认为,生命教育应该有四个不同的内容。这四个内容由下到上、由内到外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第一层是个体层次,从我开始。从人的生死、本能、健康、伤害、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等方面来讲。这是个体生命的认识和保护方面的知识、态度与能力课程。第二个层次是群体层次,从他人开始直到民族/国家。要讲社会性的存在、我-他关系、爱情和友谊、社群关系、种族、直到地球上所有的人类。这一层次的教学也应该从知识、态度、能力三方面介入。第三层是生物圈。要讲我们生存的世界、进化的历史、生态的构造、环境的保护等等。这是讲自然生存的问题。是大的环境问题。最后一个层次则是整个大自然的层次。这是宇宙的层次。要讲时空的本性、真善美、生活的意义、信仰从何而来等等。这是最高层次,主要解决信仰问题,解决人类生活在世界上讲如何安定自己的问题。

    这样四个层次的内容,就构成了生命教育的大部分内容。但是,对于不同年龄的孩子来讲,每个年级讲些什么,需要大家共同讨论,从中筛选。我感到每个年龄上,每个层次都应该涉及,但深度和内容应该有差异。在讲授的方式上,应该触觉、听觉、视觉、体验、经历、回忆综合起来,对知识、能力、信仰等方面都起到积极作用。

    在目前的阶段,应该从传统教学、课程上多反思。如何使传统的东西与生命教育统一起来,一体化。此外,还要将校园中的各种管理行为也统一到生命教育的基本价值理念中来。要做文化塑造,要全员参与。

    推进一种生命教育的课程和文化,需要打破许多禁区。需要创新。在改变自己的同时也改变学生。这两天我已经在这个学校参加了一些课程,看到了各位老师的教学努力。我觉得你们将要做的这个生命教育课题,与我们的时代相互吻合,与中国当前的情况相互吻合、与科学发展观的主导思想相互吻合、与大地震后的反思相互吻合。

    在这个学校的观察中,我认为,这所学校与一个真正的优秀学校还有差距。领导还应该更加关心教师和职工,教职工也还应该寻找更加有效的方式优化自己的教育和教学。但是,80中已经有一个非常扎实的基础,希望能循序渐进地推进我们的试验。

    目前,在内地、在台湾地区、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生命教育已经非常繁荣。我们要奋起直追。要在这个有利于学生、有利于社会的方向上找到我们未来发展的新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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