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身城

    我从10岁到18岁（从小学到升大学）经历了“八年抗战”全过程，兹述印象最深数事于下。

    一、生于忧患中

    余生于民国16年（1927），在我印象里，民国时代充斥内忧外患。内忧是军阀割据、人祸天灾。外患中最险恶的无过于日寇处心积虑妄图亡我国、灭我种—提出“二十一条”为并吞中华的纲领性文件，威胁北洋政府沦为日本附庸；北洋政府虽反对其极端要求，但还是默认了听任控制东北、山东、内蒙古作为蚕食的势力范围。它先后武装占领旅顺、大连、青岛；在上海、杭州等四地的租界中建成“国中之国”；对漫长的东北中长铁路及其沿线区域驻扎关东军，构成发动侵略战争的桥头堡。当孙中山为首组建的广东政权，团结南部革命力量，北上扫荡地方军阀时，日军悍然从青岛出兵，炮轰济南，并残杀与之交涉的蔡公时等外事人员十余人，阻挠北伐进军；当张学良“易帜”归附国民政府后，日关东军突然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东北三省；翌年又爆发“一·二八”事变，在上海军事挑衅；紧接着策划了“满洲国”伪政权，又建立“冀东自治委员会”和“冀察政务委员会”等伪组织，宣称冀察两省“与日本有特殊关系”。事实上，日本关东军的板垣征四郎成为东三省的太上皇，日本华北驻屯军的土肥原贤二是华北伪组织的头子。所以抗日战争并非在中日间的国境线上开始冲突，而是在我国古都北京心脏区的卢沟桥爆发的，充分反映“全面抗日”的1937年以前，中国早已处于危急存亡的边缘。这是我从小由父辈读报和老师讲演时事所熟知的，幼小的心灵里常浮现“国难当头，土日蹙”的紧迫感。

    上小学四年级起，穿上童子军装的校服，跟随老师上街宣传抵制日货；参加抗日演讲会，高呼“还我河山”的口号；举办声援十九路军淞沪抗战提灯游行；用抗日内容教文盲认字……那时校内校外都会听到孩子们高声歌唱“打倒东洋、打倒东洋，救中国”的歌曲，比“夜上海”之类的流行歌更普及。至“西安事变”后举国上下一致抗日的声势渐盛。目睹年轻店员每日黎明出操，开展军训，沿海构筑炮台，路口修建地堡；军队调动频繁，备战气氛渐浓。为了积极响应“捐款献机”，连我们小学生都自愿省下零花钱投入捐款箱。令人兴奋的是，很快看到新建成的空军由杭州机场飞来杭州湾上空作投弹演习，当炸弹击中水面目标时沿岸观众一片欢腾。这时期，家家准备为防御日机空袭炮击而挖掘防空洞；我家利用巨大的柿子树作隐蔽，又砍掉两棵桂花树作支柱，建成临时掩体以备不测之需。在经济上，国家实施银元兑换成法定纸钞通用；我家提出储存钱庄的存款，并备足食用的几缸粮食；叔伯辈见面时的话题都离不开大敌当前如何应变……然而不幸的是，日本准备发动大规模入侵中国的扩军练兵，比我方起步早，明治维新“富国强兵”即准备向东扩张，《田中奏折》计划周密，全民强身练兵，其举国临战体制构建成熟，特别是军事工业的现代化，保证军队装备先进，以致敌强我弱之势相去悬殊。这是我长大后才了解的，当时直接感受到的是日本兵舰常驶入杭州湾海面游弋的威胁。

    天真无知的孩子们看着大人惶惶不安，不敢顽皮了。那年我刚10岁，在民族灾难面前一下子成熟了许多。战火由远及近，从东北到了华北，又燃烧到了上海。“八·一三事变”后两个多月的1937年11月5日黎明，家乡乍浦港口遭到雷阵雨般大炮轰击，震耳欲聋，多亏海岸边有九峰屏蔽，炮弹大多越过我所居海港小镇落到背后的田野里，受创不算严重。但不久就闻知日军大队人马已在距我家不远的乍浦与金山卫之间实施登陆，直接奔袭上海的后背，沿路烧杀，所过之处尽成焦土与屠场，尸横遍野。由于杭州湾原有驻军在此之前抽走主力去增援淞沪战场，留守兵力单薄无法抗衡，使嘉湖大片平原沃土最早成了沦陷区，以致上海腹背受敌，随即溃败。首都相继陷落，日寇大肆淫威，酿成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这一系列的悲剧，均由杭州湾战略失误首开其端。万恶的日寇逞凶荼毒，罄竹难书，我是亲历其境的见证者之一，至今历历在目终生难忘。

    家乡沦陷后，学校停办。父母本是教师，瞬间失业，我们都随之失学。眼看战事势必将长期化，国仇家恨，前途茫茫。忧患之中，却传来了一线希望：那是有一天我踯躅在萧条的街巷间，凑巧碰到一个名叫周谋道的同学，得知外界形势的变化。原来浙江省主席（省长）黄绍竑及时应变，面对杭、嘉、湖陷落，退守浙东，烧掉了钱塘江大桥，拦住日寇南下；并收容溃败的国军重整旗鼓，一面守住钱塘江南岸，一面派军进入杭、嘉、湖乡间开展敌后游击战，并派遣一些干员担任专员、县长，组织游击区的地方政权，与日军控制的县、镇伪政权对抗。同时争取到教育部拨来“救助失学”专款，在抗战前沿筹办了几所临时中学，专门抢救安置沦陷区的失学青年。这是有远见的举措，试想战争持久地打下去，一代青年长期失学，文化断档，其损失将是无可弥补的。当时军界出身的赵炽将军出任嘉兴地区专员，专员公署暂驻嘉兴乡间的凤桥；平湖的游击区县政府暂驻乡间新仓镇附近；有国军暂编三十二师等军队带动地方武装广泛发动游击战。惊喜之余，当即奔回家报告父母。父邹修焘果断地决定，下乡去投身于游击战，乘机设法申办我们兄弟俩去后方升学的手续。于是很快实现了父亲参加抗日的梦，获准担任暂编三十二师侦察队副队长职务；我们兄弟俩也取得了平湖县政府的升学推荐信，告别亲人离开故乡去寻求升学的梦想。临行时，父亲面嘱，读书是为了抗日，若有机会就报考军校。大哥邹身圭，这年才16岁，有志参军报国，奈年纪还不合格，只好暂且伴带着我先渡海去上战时中学，再等机会。

    渡海那晚，惊心动魄。因为在战争环境下，潜逃出日寇控制区风险不小，我们利用夜幕搭上小船，冒着急雨偷渡浩渺的海湾，风急浪高，扁舟飘荡，熄灯摸黑，躲避北岸岗哨监视，跨越大海封锁线还须从日本海军巡逻舰艇中悄悄穿行。探照灯光不断闪动，万一被发现动静，枪炮无情，势必葬身鱼腹。船老大收下船帆，改用手划，放慢速度，减低声响。我们兄弟俩手拉着手匍匐在船舱底板上，只见一次次电光从船身上扫射而过，觑见敌舰庞大的形体仿佛相距不远。这时万赖俱寂，唯觉自己心跳剧烈，默祷“赶快闯过险境”，而小船依旧保持缓慢的节奏，悄悄移动。尚听大人说过“心急如焚”的话，此时此刻真正体验到内心焦急的滋味。很久很久以后，才听船老大发声轻语：“起来吧，不碍事了！”哥哥立刻把我拉起来抱入他怀里，哥儿俩相视苦笑。晨曦已露，听见南岸有哨兵吆喝：“什么人，从哪里来？”我们感觉到重返安全区的快慰，哥哥不慌不忙地回答：“我们是学生。”右手挥动政府的推荐信走上岸去，接受检查。然后打听清楚学校的具体位置和路线，背上行李，经过步行、转船、再步行，才于当天傍晚抵达目的地—余姚马渚杜村的一座祠堂，见门前挂着“浙江省第四临时中学”的牌子。报过到，顺利通过入学考试，见陆续从嘉属七县来校学习的已近百人，他们大多是由农村游击区保送而来，集体行动，有人护送，比我哥儿俩单独从沦陷区孤军独闯安全得多。周谋道、周谋进兄弟姐妹也已先期到达，相见甚欢。

    由于是战争环境中以“抢救”的名义凑集起来的临时中学，学生水平参差不齐，有的上过中学，有的小学尚未毕业；年龄长幼也相差甚远，有的已逾二十，而最小的才十二三岁，都编为初中一年级，按入学考试成绩区分为甲班、乙班和补习班。大哥编入甲班，我编入乙班，周谋道三兄弟均入补习班（因成绩不合格须经补习达标后方可正式入学）。

    女同学中，以吴瑞仙（解放后改名吴瑞佃）居长，个子高挑，擅长书画，主编墙报，人称之为“吴大姐”。不过那时封建意识重，“男女有别”，彼此之间很少交流。想不到半个世纪后在杭州重逢，她是离休老干部，常相往来，交谊甚深，连她的儿辈也成为我的忘年之交，回首往事，相对唏嘘。如今她已成为著名女书法家，有的老同学而今是离休厅局级或处级干部，有的当过高校校长或教授，这要得益于“抢救”之功。

    二、“丘九”大流亡

    入学后不久，学校就为我们制发军装，包括正式的军装和棉大衣，连同绑腿带、铁水壶、干粮袋。后来进入高年级每周必修军训课。军训教官是我们家乡人，少校军衔，从军队调来，以后调入大学当教官升为中校，听说最后又回军队当指挥官。总之军训是像模像样的，有时出操还背上步枪跑步，偶尔实弹打靶。我人小体弱，最怕军训课，跑步时枪柄打着小腿，迈不开脚步，打靶也因紧张而打不准。大哥比我胆大而且能干，所以他在1944年20岁时报名参加了“远征军”，那是政府号召“十万青年十万军”的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在抗日战史上占有光辉一页。

    其实学校里的军训课形式多于实践，全校总共只有20支步枪、两支手枪。手枪由军事教官和体育老师各持一支，步枪则集中存放在教官卧室兼办公室的枪架上，由高年级学生值班保护。校址地处前沿，须随时警惕敌军进犯，一遇警讯，立即撤退，少量枪支也好起点掩护作用。不过事实上学生们并未与日军发生过正式的战斗。所以我们自嘲为“丘九”，因为“兵”字由“丘”与“八”二字合成，民间俗称当兵为“丘八”；学生虽身穿军装，毕竟还差一点，称不上丘八，就称丘九吧。

    然而武器还真碰上一点小用场。有一回撤退途中碰上土匪，早埋伏在山沟里，见我们这批穷学生每人身上只背着5斤粮食和随身衣服棉被，脚穿单鞋，知没有油水可榨，放行未加拦阻。及见校长、总务主任和几位老师带有一批民夫，挑有公用物资钱财，就呼啸而出。体育老师见状当即鸣枪示警，后面远处紧跟而来的有教官带着荷枪实弹的学生兵，闻听枪声跑步赶到，开火声援。土匪装备简陋，只有几支火药土枪和一些冷兵器，望见学生军列队整齐手持真家伙，情知不能抗衡，落荒而逃了。从此师生有组织地撤退，夜晚宿营也设岗哨护卫，保障集体安全。

    但有一次真的遭到日寇主力迫近，教官明白凭此几条破枪掩护不了大批师生，情急之下，急中生智，见大路旁有条小道可通往山上，随即布置转入深山密林隐蔽。由于行动敏捷，敌军如同野猪向前直冲，未及旁顾搜查。但我们躲过这一阵后就困在山里了，因山下大路上不断有日伪军来来往往，原定的撤退路线受阻，只能继续往山里爬行。记得那一带大山名叫荒山岭，位于遂昌、武义、缙云、丽水、云和、龙泉之间，距离哪一个县城都有几十里山路，且山下战况不明，唯一的办法是寻觅藏身处所栖身。但山里人口稀疏，未找到可收容我们几百人的大村落，最后选择山顶上一座破庙立脚。庙里并无起居设施，便因陋就简席地而卧。四周草丛中多小虫和蚊子，夜难成眠。最苦恼的事是山顶缺水，仅一汪沟水勉强供应饮食，洗涤则须到远处找低洼山谷寻找泉水，所以洗一把脸需要上下走几里路。时值盛暑，人群洗澡、洗衣、洗碗……都成为严重问题，卫生条件极差。终于开始有人病倒，而且迅速蔓延，传染面不断扩大，每天有人死亡。气氛十分恐怖，在缺医少药的情况下只能听天由命，其症状是拉痢，高烧，不思进食。处在一个挨着一个的卧位里眼看着身旁有人拉痢，既无力救护，又无法躲开。每日醒来看到哪个铺位上减员，就可想到他可能在夜间病情发作死在庙外了。一般都死亡于夜间发高烧时，可能是热度过高口渴难忍爬往庙外找水喝而倒下了。凡有病故的，连同他的行李一起草草掩埋。没有消毒，活着的徒然焦虑，没有任何预防措施。至于何时可能传染到自己，谁也没法预知。我想这样如同等死，决定组织几位同学冲下山去。尽管与世隔绝不知山外战况，采取小心翼翼边走边打听的方式，探索着逃离了这座灾祸深重的荒山岭。

    不识路径，全靠一本地图的指引，寻找冒烟的小村打听情况，讨口开水喝，买几个鸡蛋吃。两三天行程，走出了山区，来到一个平原小镇名叫大峃（当时尚未置县，今为文成县治），吃上一顿饱饭，用飞云江水痛快地洗个澡，小憩以后再步行几里路终于到达“浙东第三临时中学”，办了转学手续，总算重又找到一个新“家”。战时的“临中”真好，凭着一纸流亡学生的证明，便可免费入学，还供应食宿。虽粗粮疏食少油花，却可免于饥渴，已使我深感满足了。校址龙川是大山边缘一座上千户居民的村落，交通闭塞，不引起日军注目。在这里过的一年求学生活，是我八年抗日战争中最平稳舒心的日子。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自掘坟墓，不得不收缩兵力，我们流亡生活相对缓和了，预感到抗日战局有望转机，报载中国政府加入了反法西斯同盟，并正式对日本宣战，稍有国际眼光的人都增强了抗战“最后胜利”的信心。但是战争还须延续几年，物资供应愈来愈匮乏，手头经济越来越窘迫。买不起牙膏牙粉，用盐刷牙；买不起蓝墨水，用蓝染粉冲水；买不起鞋子，自编草鞋；买不起袜子，就赤脚过冬；衣服破烂不能再缝补了，则抽掉棉被上的被面改制为衬衣；吃不上肉，口馋了设法捕捉松鼠补充营养；洗衣服没肥皂，可采取树上的皂荚替代；粮食不足，干饭改为稀饭，甚至稀饭变成稀汤……物质生活艰苦，精神生活始终饱满，无忧无虑，只想着把书念好了战后会有前途的。

    这就是“丘九”们在到处流亡时的生活缩影。

    三、向家乡靠拢

    浙江有黄绍竑这样的“抗战派”当省主席是幸运的。试看山东省的韩复榘“逃跑派”，一枪不发，把全省土地出让给了日军，还有不少省市，早在抗战初期全境沦丧，以致全国半数市县相继沦落于日寇铁蹄之下。对照黄绍竑和他的大部分部属坚持抗日战争八年，始终没有离开浙江一步。至于1937年11月敌军倾其主力由杭州湾登陆，那是属于国家高层统帅部的战略失误：中央对重要战略要地放松重兵把守，以致淞沪会战功亏一篑。如此两国主力对决的重大战役，不可能责成地方部队去完成历史使命。当沪、苏、南京溃不成军之际，浙军及时采取有效措施保守浙东，抗战八年浙东与山区县域有半数从未陷入敌军之手，至于平原交通要道沦陷区中的乡村部分小镇则开展敌后游击战，普遍保持专员公署和县政府的建制。以嘉兴地区为例，前期任命赵炽为专员兼任嘉属七县十多个自卫大队的少将总指挥；还派出正规部队，如先后有新编的三十师和暂编三十二师等，支持地方游击队的活动。日寇仅能控制住几座县城和几座大镇，虽多次组织所谓“大扫荡”，游击队始终保持你进我走、你退我来的捉迷藏战术，控制住农村和乡镇。有女将黄八妹夫妇各率一个大队在平湖坚持抗战八年，其间日军调来大批增援部队在水陆两路围堵的危急时刻，才一度撤至天目山整训，俟日增兵退走，游击队又复借夜色穿插于敌碉堡之间，杀个回马枪，打回老家来了。至于杭州市虽在淞沪会战后失陷，而敌控制力有限，向南不易过江，向西止于富阳，向北限于临安县城。于潜、昌化、分水、新登至场口、城阳、麻东埠、藻溪一带，均未陷落，始终由浙西行署直接控制管辖。连杭州东面郊区也曾多次发生激战。中后期日军主力跨过钱塘江打通浙赣路，仅能控制铁路沿线，两侧山区均由驻浙的国军控制局势。四明山一带还出现了中共领导的浙东游击队。可见日军对浙江的控制力极为有限，浙江省政府虽多次迁徙，由金华而方岩、云和、缙云、丽水……直到最后胜利为止，并未撤离浙江本土，更未丧失对全省的控制能力。正是由于全省军民坚持抗战，我们这批流亡学生才能免于失学，几个临时中学处危难之中弦歌不辍。

    但是长时期的营养不良，使青年学生大多处于病态，普遍患夜鸡盲（傍晚丧失视力），大颈症（脖子粗大畸形），疟疾（每天发冷发热），脸黄肌瘦，不长个儿，青春延迟发育……与家里通信不畅，通常需要几个月到半年以上才能收到一次回信；有时拆开家信一看竟然装的是日本鬼子的宣传品，父母写的信件被日伪邮检时抽调了。常年得不到家里接济，两袋空空，偶有一人辗转得到一笔汇款，大家借着救急。因此大部分同学坚持不下去而辍学回乡。我虽咬紧牙关坚持下来，但也非常想家。尤其是到了十七岁早该发育的年龄，身高还如同十三四岁的小孩，不免焦急。

    打听到天目山区的几所临时中学，离家较近，那里的浙西行署与嘉属各县的游击政府联系紧密。得知父亲在那一带参加游击队，还打过胜仗，便盘算着转学去天目山好利于向家乡靠拢。正巧嘉属同乡会捐款扩建嘉属联中高中部，欢迎我们转学，还补贴几十斤粮食作路费，于是集结到10个同乡的同学利用暑假作长途旅行。说好听是“旅行”，其实就是跋山涉水的徒步行军。背负全部行李（包括棉被、席垫、冬衣、制服、日常用品、书籍和学习用品不下三四十斤），头戴遮风雨蔽烈日的竹笠，脚穿自编的草鞋，手持爬山和自卫用的竹棒，昔日的军装早已破烂不堪，这情状与其说是“丘九”还不如说是穷困的“流浪儿”。此行从浙江的东南角奔往西北角，穿越全省，须穿过敌伪封锁，冒着酷暑烈日，作千里之行。每日探索着爬山过溪，起早摸黑，中午找老乡家煮饭。那时的农民真淳厚，只收两角钱，即供柴火，还给点咸菜。饭后打开卷席席地而卧，午睡醒来暑气稍减，继续上路，天黑宿营。这个夏季近旁无战事，一路平安行进，譬如闲庭信步，比追兵在后的急行军安逸得多。一路上歌声笑声不断，大家最爱唱的是《流亡三部曲》：“流浪、流浪、流浪到哪年，逃亡到何方？”开始一段有点悲凉，唱到第三曲就精神振奋起来，脚步也加快了。走了整个暑假，未曾借助任何交通工具，没请教过向导、导游，烈日下歇歇脚，遇暴雨躲一阵，凭一张地图来到了西天目山区。同乡会招待所的秦老伯招待我们的一餐美味是红烧土豆，鲜浓的酱油，已久违多时，感到味道好极了。我们那一代青年极易满足。

    比照现代青年的暑假生活，在家离不开空调，出门有地铁或高铁，旅行乘轿车、搭飞机，喝水要饮料还需冰冻，吃饭嫌肉太肥、鱼多刺，住宿嫌宾馆级别不够高，上小学都要找名校，找工作怨没个“好爸”后门开不了—身在福中不知福啊！当今纪念抗日战争，不但要纪念先烈弘扬不怕死的爱国主义精神，还应学习上一代不怕苦的乐观主义生活态度。

    四、归途话先贤

    在天目山区的两年，起先就读于嘉属联中，后来嘉属联中因经费与师资不足，把高中部归并到省立浙西二中，我们全部高中学生随之转学到天目山上的“浙西第二临时中学”。

    天目山上居民稀少，却是指挥杭、嘉、湖三个专区开展敌后游击战的指挥中心—浙西行署所在地。山区驻有正规军，依山设防，并把前沿推向邻接杭州西侧市郊不远的乡镇。那一带尽是丘陵沟壑，交通间阻，使日军在抗战八年间始终不能大规模进犯天目山，只能采取飞机空袭炸毁了浙西行署所驻扎的大庙禅源寺。寺院焚毁后，浙西行署人员利用茂密的竹林就地取材，建为成排的平房，即用竹片编织成墙，涂上泥浆，刷上石灰，加上松树皮的顶盖，便成排列有序的简易房。这里隐蔽性好，不怕空袭，即使炸了也好修复。行署机关、驻军、学校师生都住在群山庇护的修竹松林里。

    下山五里路有个大村落，这里设有浙江省参议会议员联络处和嘉属七县同乡会，是嘉属各县前来天目山区所有公职人员、过路客商、教师学生以及游击队往来的联络总站，设有招待所供应同乡乡亲食宿。经费来自捐款，除了七个县县政府提供一点，还须靠同乡中的大佬们带头资助，并靠他们的面子开拓财源，捐款者有不少是官员和商人。虽然七县逃难出来的士绅和工商人士，在天目山区的于潜、昌化、河桥、场口一带办有小型工商企业，但关键是得有地位的热心人士牵头办事，甘为乡亲效力，形成一股凝聚力，才能办好众多繁杂的事务。这其中有两位领导人，使我们永生难忘。一位是代表嘉兴的省参议员陆初觉先生，另一位是原嘉兴专员兼任过七县联合总指挥的赵炽将军。他们不图私利、不取工资，纯粹出于爱家乡重乡谊的责任感，主动出来尽义务。其中陆初觉老先生籍贯嘉兴，能把嘉属七县视同一家，以他为首，成为七个同陷敌手坚持游击的军民联络纽带。他曾是跟随孙中山辛亥革命的元老，与老同盟会员禇甫仁交谊甚深，同为爱国民主人士，禇任国民参政员，陆为浙江省参议员，在官方与民间威望很高，且能急公好义，关心家乡公益事业。本来各县均有一名省参议员，但嘉属其余六县的参议员大多在家守业很少出来参与政务，依靠陆初觉代表其他参议员表达七县民意。于是，在陆的住所门前挂上一块“浙西省参议员联络处”的牌子，作为杭嘉湖三地区20多个县的省参议员聚会和联络中心。但参议员并无固定工薪，仅在出席会议时可领取少量车马费，平时公私开支均赖自给。他在客居天目山的居住地创办了一家小工厂，生产战时紧缺的日用品，以所取利润资助同乡会的活动，包括同乡会招待所的日常开支，有较多剩余时主动捐献给嘉属联中。当然办学费用浩大，非个人之力可以包揽，一切要仰仗他和几位家乡有声望的大佬募集捐款。这位令人尊敬的家乡先贤始终坚持为照顾客居天目山区的乡亲和流亡学生而奔走呼吁共度艰难岁月，直到抗战胜利前夕积劳成疾逝世为止，还惦记着他的未竟事业。送葬之日，在艰苦环境中仪式简单，乡村道路上人群拥挤，各方代表人人以泪洗面有失声痛哭者。

    我是直接受到陆老恩泽的众生之一。想当年我想要从浙南远来浙西缺乏路费时，听说陆老在邻近出席省议会，就向他求助。他当即设法赞助我们10个同学的路费，并仔细介绍了天目山区的情况，欢迎我们回去升学。此后在嘉属联中全校师生喝稀粥度日时，他又及时募集粮款，解救了几百人断炊的危难。假期中浙西二中食堂停止开伙，同学们齐集天目山同乡会招待所度假，其实陆老作为嘉属同乡会会长，主要经费靠他筹集，而且当他得知我们营养不良时，还定期给我们送荤菜，使我们这帮穷学生在“打牙祭”时享受到乡情的温馨。可见受惠的不仅是少数人，而出手援助的也绝难全靠陆老个人的财力，他实是组织嘉属同乡互助的发动者与主持人，厥功至伟。其他热心公益事业做出奉献实际支持的当不在少数，就我所知，原任嘉兴专员公署专员兼嘉属七县自卫队总指挥赵炽便是重要的支持者，贡献极大。

    赵炽将军是淞沪战役嘉兴陷落后在嘉兴地区发动敌后游击战的创始人之一，我久慕其名。抗战后期他因与当局政见分歧而退居于天目山区，自办两家工厂经营维生，而抗日之志未变，与前方旧部仍保持着一定联系。我虽未曾与他谋面，而对抗日将军心怀敬意，有熟悉的乡亲陈立奇时任赵将军所办工厂的秘书科长，很受信任，赵炽每次招待便路晋访的旧部，都招陈立奇陪侍，并负责备酒饭接待，由此陈立奇对赵炽的立身行事知之甚详。陈立奇在与我交往中多讲述赵炽与陆初觉联手资助嘉属同乡会。对于同乡会赞助经费最大的无过于嘉兴县政府，嘉兴县县长王志良，便是赵炽任嘉兴地区专员时亲自提名向省政府报请任命的。他俩之间私人关系一直良好，所以嘉兴县政府的长期资助嘉属同乡会，有赵炽居中牵引之功。其他几个县的县长和自卫队大队长有不少是赵的旧部，因而赵炽所发动救助地方的急公好义之举，具有一定号召力。由此可知，陆初觉老前辈主持嘉属七县公益事业之影响力持久不衰，得益于褚甫仁、赵炽、王志良等爱国民主人士和地方官员的鼎力相助，始形成一股热爱家乡共赴国难的凝聚力。

    五、遥望游击区

    家乡乍浦是日军杭州湾登陆最早失陷的沦陷区，属嘉兴平湖，这一带又是江南最早建立敌后游击区的抗日前哨。自1937月11月沦陷后仅四个月，省政府即派遣暂编32师护送县长张革非入境，重建游击区的县政府，与县城内的敌伪政权相对抗，但县政府不重视农村根据地建设就急于攻夺县城，而军队却开往别处打游击战追求战功。张县长单独率自卫大队200多人公开独立活动与日军在赵家桥决战，大队长陈新民有勇无谋，中弹牺牲，县政府遭遇挫折。第二年又重组自卫大队300余人进攻县城，惨败逃回，在任一年无功而辞职。继任的县长许敏中，文人出身，更少武装斗争经验，在任半年，就被敌俘获，县政府再度停顿。这时中共派人进境内活动，在平湖成立“海北工作委员会”，同样只抓政治，不抓武装斗争，又受到新来的第三任县长唐伯钧排斥，国共摩擦，被迫转移去苏北新四军根据地。唐伯钧依靠收编的黄八妹、谢友胜部加以整训，才在农村开始建立相对稳定的游击政权。而其间常有正规军运动游击，灭敌威势，功不可没。其中国军暂编32师与浙江省嘉兴专署情报室相合作，并受到乍浦民众和爱国人士的支持，发动的一次夜袭日军巢穴，攻克重镇乍浦的敌方钢筋水泥结构的牢固据点，全歼日军官兵56人，缴获大批枪弹，是最振奋人心的一次游击战役。按此役决定因素是情报准确，计划周密。嘉兴专员公署情报室本身人数不多，善于利用社会力量，物色精英人才，吸收了不少爱国抗日的人士作为其“外围成员”，介入到黄权领导的暂编32师，设为32师属下的侦察情报队，直接归师长指挥。队长朱金奎是秘密机构核心成员，副队长邹修焘与其他工作人员大多为外围成员，组织严密而侦察能力极强。当时黄权命令半个月内要消灭乍浦这个日军据点，把侦察情报队队长、副队长叫到跟前，责令立即侦察，限期拿出进攻方案、做好敌情状况分析、掌握敌军人数、敌军装备、绘制进攻路线图等，必须精确，稍有差池，影响战斗，将军法处置。邹修焘千方百计找到替日军每天买菜做采购的人员，做好思想工作，晓以利害，了解军队人数、官兵构成、军器装备、炮位和机枪位置、防务布局之类机密。然后多次绕着敌驻扎的“海滨俱乐部”钢筋结构建筑、外墙布局，又仔细巡视夜晚探照灯设施和岗哨活动规律，分析突破口爆破的可能性，然后回去绘制进攻方案和路线，安排机枪和枪榴弹发射的位置，爆破手和冲锋队的隐蔽埋伏处所，同时物色几个熟悉本地地形而且政治可靠、能惯于夜行的向导。最难的是选好发射枪榴弹的优秀狙击手，力求一弹即中，万无一失，尽管如此还须万一失事时有人立即替补，爆破手同样需要替补队员。自己亲自率领的侦察队员以携带短枪大刀为主，以便冲进洋房里进行肉搏，搜查暗自潜藏之敌。运输队和运输工具准备齐全，以备及时搬运缴获的枪炮、弹药、无线电、对讲机等有用的先进设备，粮食、罐头、香烟、洋酒、文具可补给师部论功行赏，日元伪币也须上交。通过细心琢磨，彻夜未眠，翌日与队长细商，最后是根据敌情变化和天气风向，选择进攻日期，才把具体方案呈交师长。师长黄权本是省主席黄绍竑的卫队长，战场上出生入死救护过黄绍竑多次，才升任师长。这支暂编32师虽非中央军的师，却是保卫省政府的直辖部队，不同于28军是客军，这回开辟海北敌后根据地黄绍竑是下血本的。黄师长为人严厉，却是忠信之人，待部下赏罚分明，上战场亲自督阵，毫不畏怯，因而受下属尊敬。他接过一系列文件图纸，看完后再追问了一些问题，然后露出一丝笑意。不过又叮咛了一句，咱们一起去战斗现场，作战方案是否正确要看实际效果。说罢拍拍手枪，示意：有失误要军法从事的。

    出发那夜，星光半明半灭，万象俱寂。没有一个人抽烟说话，真是衔权疾走，穿过乍浦古城，跨越南城河，踏上南河滩的街道爬上屋顶上制高点，架设枪榴弹和机枪在预定位置，其他各队分别由不同的向导引入指定位置，掩护隐蔽好后只等着爆炸声，就全面开火发动冲锋。师长亲自爬上屋顶，这是距离“海滨俱乐部”这一座四面临空的据点最近距离的瞭望台，身边的几个狙击手都只等候他举手发令。这时全城都进入熟睡的梦乡，估计绝大多数的日寇也在打他们甜蜜的呼噜。借着敌寇摇摆的探照灯明亮的光线，为狙击手和机枪手提供了黑夜的照明，只见黄右手高高举起，几乎同时发出轰鸣声，当即炸开了围墙的缺口，炸炮位、机枪位和瞭望台，千人齐涌，没呐喊声，只有冲锋的脚步声和阵阵枪声，大约一个小时就结束了战斗。清点敌军尸体，正好是56具，没多一个，没少一个，全歼守军，证明情报侦察完全准确，实施方案完美无缺，以最低的代价取得预料中最佳结果。于是运输队忙开了，战士们有序地掩护搬运战利品撤退，天未明时已回归休息地宿营。

    翌日，日寇在平湖、金山卫和嘉兴的援兵赶来，只能替一具具裸着身体的尸首办理火葬。受苦的是北河滩一条街的居民，被日军焚烧房舍泄气。

    黄权师长本与赵炽不太熟悉，此后见面却是紧紧握手，夸赞“您的情报侦察室真棒”！暗自窃喜自己的侦察情报队能干，彼此都哈哈大笑，这是双方合作的成果。

    类似这样的政府与军队合作、准确提供情报而制胜的战例各县都有。军队得到地方政府协助，可提高战斗力，而地方政府有正规军支撑，就具有足够实力可与敌伪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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