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行者:毛福轩烈士传-谋生沪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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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里洋场,繁华沪上。

    虽然上海也是战局动乱,但是比起长沙来,这里仍旧是个繁华之所。毛福轩一脚踏上这片陌生的土地,耳听着各种方言和各国的外语,感受到了这座城市的独特味道。他要去的地址是毛泽东留给他的:小北门民国路振业里口第11号——这个地址真是很长,找到它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站在门前的时候已经是暮色降临,周边好多门店已经关门。街道已经平静下来像一个渐渐入睡的孩子,紧闭的店铺门就像是说了一天话闭上的嘴巴。

    毛福轩虽然饥肠辘辘,但见到了那“11号”的门牌还是兴奋不已。就像是自家门庭一样,他急切敲了几下待人回应。不一会店里有人问:“找谁?”毛福轩回道:“请问这里有一位姓毛的经理吗?”那人道:“您找错了人了,我们家老板不姓毛!”这话像一盆凉水从头浇到脚,毛福轩心里凉透了。但是他不死心,仍旧敲门,里面的人有些不耐烦了:“你这半夜三更是要干什么?你认错门了,再不走巡警来了有你好看!”毛福轩出门在外也不敢再生鲁莽,他心里嘀咕着难道是地址搞错了?可路灯下再看那地址明明是不错的,他其实已经烂熟于胸了。他又想莫非是地方搬走了?他之前听毛泽东说过这里也是反动派经常来骚扰盘查的地方。毛福轩想着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情,但这种猜想眼下也是无济无事。也罢,这兵荒马乱的年头,人家不开门也是谨慎起见,待明天再说。

    毛福轩顺着街道往前面走,看见有家店铺灯还亮着。他便走上前去想打听一下,进门才知道是家饺面店,他的肚子真是很饿,便问有什么吃食。那老板一口浓重的上海话,听来人是外地口音,别扭地说了一句:“只有云吞,其他没有!”毛福轩并没有听懂他说的是什么,只是支吾着应了一句。那老板掀开案上的白布,原来里面堆着一些馄饨。馄饨湖南也有,这在长沙都是挑着担子出来卖,是长沙人最喜欢的夜宵,叫做“老担馄饨”——长沙城里至少有一千副这样的老担子。老担里讲究的有漆朱漆的,也有保留原木色的。老担正面,用漆画的技艺画了许多中国传统文化里的故事和人物,并刻有小字题诗,什么“八仙过海”、“钟馗捉鬼”等故事在担子上栩栩如生。老担馄饨用的是“鸳鸯锅”,一边熬高汤,一边烧水煮馄饨。

    到了上海,这东西却叫作“云吞”。毛福轩问老板为什么叫这个名字,老板一边做调料碗,一边说:“就是名字不同,就像街上那些南来北往的人,他的名字你知道是真是假?不过是个代号而已,好多人还专门改了名字呢!”老板这么一说,毛福轩心想也有道理,这人可以用代号隐去真名他是知道的。在湖南搞工农运动这几年,许多同志为了安全都有个化名,就连他们的党组织都叫做“庞德甫”。那是不是毛泽民在上海也隐去了真名,有其他的称呼呢?这一点毛福轩在心里思量着。待他吃完了那上海人做的云吞,那味道还真有点湖南“老担馄饨”的意思,真是有点解乡愁的味道。他抹着嘴顺便问店家:“老板和你打听一件事情,这附近是不是有一家书店,老板是姓毛的?”老板看看他说:“书店倒是有一家,就前面11号那家,可老板不姓毛——他常来我们店里吃馄饨,说我这馄饨有老家的味道,这人好像是湖南人,那口音听得出来!”

    湖南人?毛福轩听说这话高兴地站起来。他真是喜出望外,一定是毛泽民,他一定是更名改姓了,不然怎么这么巧合?他付了钱给老板,转身准备往回走。那老板看这汉子敦厚的样子,轻轻地咕哝了一句:“我劝你小老弟不要去,那地方据说有共产党,经常有人来盘查追问的,这年头还是安身保命要紧!”毛福轩不管这话又折回到刚才去的地方,依旧急切地敲门。

    门里依旧是问:“是谁?”

    毛福轩答道:“请问老板在吗?我是湖南老家来的人,我找你们老板!”

    里面依旧不开门,问道:“你是谁?叫什么名字?”

    毛福轩答道:“我叫毛福轩,湖南湘潭来的……”

    门里回道:“我们老板不在,他出去了,你明天上午再来吧!”听到这话毛福轩心里有了底,老板不在这伙计不开门也可以理解。从他说话的语气来看,这地方肯定是没错的了,这一定是毛泽民所在的地方。他知道这时候伙计是不会开门了,老板可能确实不在。既然让他第二天来也是人家的戒备谨慎之心,这一点毛福轩是可以理解的。他转身又往街上走,心想着先找一住处休息,这一路的劳顿他也累了。

    找到一处便宜的住处,毛福轩一路的奔波劳累,终于可以舒缓在那有些小但还算舒服的床上。他也一时睡不着,心里想着好多事情,特别是毛泽民离开长沙到这大上海来接管印刷厂书店的事情。他想想自己今后又可以和毛泽民一起并肩工作,他心里还是激动不已的。

    毛泽民来上海已经3年了。也就是1925年冬天,正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的毛泽民接到党的指示,来沪担任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经理,并兼所属公开业务机构——上海书店负责人。上海书店成立于1923年11月,该店开设时在上海《民国日报》登载广告,阐明宗旨:“我们要想在中国文化运动上尽一部分的责任,所以开设这个小小的书铺子。我们不愿吹牛,我们也不敢自薄,我们只有竭我们的力,设法搜求全国出版界关于这个运动的各种出版物,以最廉价格献于读者之前,这是我们所愿负而能负的责任。”书店的印刷、发行的具体事宜,由徐白民主持;编辑方面的事宜,则由瞿秋白、蔡和森、恽代英等分别承担。当时,初来乍到的毛泽民对眼前的工作显然是十分陌生的,但他凭着勇往直前的顽强精神,认真摸索规律,广交业内朋友,出色地担负起了党的“出版印刷发行之总责”。

    上海书店的主要任务是出版发行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如《向导》周刊、《新青年》季刊、《前锋》月刊等。此外,该店曾重印新青年社、人民出版社的出版物,并陆续出版一些新书。该店很多出版物都由党内同志编写,装帧讲究,销量较大,如《马克思主义浅说》就屡次重印。为了方便读者,毛泽民不仅对上海的发行网络进行调整,还四处奔波使外埠分销处扩展至全国二十余个城市,连巴黎、柏林也有代售处;这样一来,出版物尚未印刷即能收到上千元预付款,他得以用这些钱缓解周转金的紧缺。

    其时在上海书店,毛泽民根据地下斗争的需要,化名杨杰。他以印刷公司老板身份为掩护,时而穿长衫马褂,时而西装革履,忙于出入上海的一些报馆、书店、发行所和印刷所联系业务。党组织经过研究,把上海杨浦怡和纱厂工会骨干、中共党员钱希均派到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做他的助手,两人假扮夫妻掩护机关。他们志同道合,在共同的学习和工作中互相关心体贴,翌年两人结婚走到了一起。那时,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机关、印刷厂分别设于上海大通路大通里、斯文里,上海山海关路的一个作坊则是分发秘密文件的基地。

    由于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和各种革命书籍的发行逐渐扩大,上海书店原有印刷能力已无法满足需要。经请示上级,毛泽民很快又在上海新闸路培德里建起一个印刷所,它直接由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领导。1927年初,随着革命形势迅速发展,毛泽民不断拓展出版发行业务,使党刊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读物销量猛增,如《向导》每期的发行数达8万份,《共产主义ABC》一书半年内在全国售出3万余册。大革命失败后,他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后,至11月又重返白色恐怖下的上海,仍从事党的出版发行工作。

    第二天一早,毛福轩就起身离开这家挂着“宾至如归”匾额,名叫“归家旅馆”的小旅社。其实他早就醒来了,一是因为客居他乡的陌生睡眠不踏实,二是因为他心里一直惦记着早点去上海书店找毛泽民。他去的时候书店并没有开始营业,但门已经打开了。他在门口张望了一下,店堂后面有人出来问道:“先生,您找哪位?”

    毛福轩回答:“我是湖南来的,我找你们的老板!”才说着就听后面有人说话,几个人正走到前面来。毛福轩一看其中一个人正是毛泽民——他还没有说话,刚才那问话的人便说:“杨老板,这位先生说是湖南来的,他来找您!”毛泽民一看是毛福轩,略微一愣赶紧说:“哎呀,福轩老弟,你什么时候来的上海!”

    毛福轩心里正在狐疑别人怎么叫他杨老板,但是他一转念马上明白了,看来毛泽民在上海确实是改了名字。他也就着刚才的话说:“杨大哥,家里今年收成不好,又找不到生计,您大哥介绍我来上海找你讨个生计,混口饭吃!”毛泽民为毛福轩的机灵感到欣慰,他放下手中拿着的几本书说:“好说好说,你既然来了就在我这做事。虽然工钱不多,但是吃饭度日子还是绰绰有余的——你吃了早饭没有,我请你去吃个早饭,这里的早茶很好的,我带你去吃早茶!”

    毛泽民带着毛福轩出门,伙计们自顾忙各自的事情。一出门见身边没有其他人,毛泽民低声说:“你也知道了,在这里我用了化名,以后你就叫我杨老板,我在上海公开的身份是书店的经理,我的名字叫做杨杰!”毛福轩点点头记下。他跟着毛泽民往前走了一段路,来到前一天晚上吃云吞的地方。这里早上很是繁忙,好多人在吃早饭,白天一看才知道原来是家规模不小的茶馆。并不仅仅是喝茶,也有点心酒菜。南方人的茶馆和酒馆是有些像的,可以喝茶聊天也能喝酒吃菜。这家店的名字很好听,有些仙风道骨的意味,叫做“小蓬莱”。这有钱的地方有钱的人过的日子倒也与众不同。毛福轩随毛泽民上了二楼,顾客相对少一点,还有几间雅室。伙计大概与毛泽民颇有些熟识,见了面就请早招呼:“杨老板您来了,您几位,吃点什么?”

    杨杰坐下来,摘下头顶的帽子,不紧不慢地说:“我们三个人,老规矩,一壶茶两笼点心,一笼烧麦,一笼五丁包,另外加三碗龙须面,要多点汤水!”伙计听得安排,赶紧吆喝着下厨安排。他给倒上茶水出了房间,留下他们两个人说话。毛福轩心里还在嘀咕,怎么两个人吃饭点了三份,莫非这也有什么讲究?毛泽民果然是眼睛明亮,一眼看出他心中的疑惑,看了看自己的手表说:“过一会还有一个朋友要来,本是约好了早上吃茶谈事的。”

    喝了一杯茶,这茶是龙井茶,这种细腻味道之前毛福轩没有享受过。到底这是上海,不同于别处,讲究得很。这时点心上来,伙计后面还跟着一个人。毛泽民正要起身来介绍,毛福轩一下子站起来叫了一声:“天明兄弟,你怎么在这里的?”毛泽民听了有些诧异地问道:“福轩,你认识他?”

    毛福轩走上去拉着他的手说:“何止是认识,我们当年逃难到南京正是他救了我们——怎么,你怎么到了上海,不是听说你被抓去当兵了?”毛泽民安顿他们坐下,李天明笑笑说:“我现在不叫李天明,我叫李金陵,早就改了名字了。你要是叫得不习惯还可以叫我‘小萝卜’,我这一路是跟随杨老板在上海做生意。哪知道天下有这么巧的事情,在上海遇见你。你怎么也来了上海,你在这做什么?”

    毛泽民笑笑说:“他是昨天才到的上海,我也是刚刚见到他。前些时日湖南省委的组织遭到了破坏,他被列为追查的对象,是组织上安排他来到上海的。”两个人在上海见面真是感慨万分,这个世道真也是离奇得很,想不到失散多年在上海重逢。

    原来当年李天明被抓走当兵,他的母亲倾家荡产想营救他,哪知道那黑心的亲戚拿了钱财不办事却溜之大吉了。李天明被抓去当兵,其实兵也没有当成,好些人都和他情况一样,被稀里糊涂地抓去。后来,其中一个被抓的人确是共产党,党组织设法营救的时候,将他们一干人等都解救了出来。解救出来的人当场就放了,有些人千恩万谢共产党的营救之恩,一定要跟着共产党走。李天明就是其中的一员,被安排在了当时的长江书店工作。

    长江书店是中共在汉口所设的一家书店,也是在毛泽民的倡议和努力下开设的。当时,毛泽民到上海接任中共中央出版社发行部总经理并主持上海书店工作后,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书刊的销售猛增,印刷、发行的任务繁重,党中央决定增开一个印刷厂和秘密发行所也由其负责。但是因为生意红火,上海书店引起了暗探的注意。毛泽民立即向党中央建议,在革命形势较好的汉口建立一个公开发行机构——长江书店。得到中央批准后,长江书店于1927年4月正式营业。毛泽民通过长江轮船的水手、茶房,将上海书店剩余的书刊巧妙地转运到汉口,保存了大批火种。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毛泽民出任《汉口民国日报》总经理。该报实际上掌握在共产党手中,社长是董必武,总主笔是沈雁冰。毛泽民充分利用这一阵地大力宣传党的革命方针,成为这一时期党的喉舌。

    而李天明到了长江书店做一名普通的店员,也由此真正参与了党的地下工作。后来毛泽民到《汉口日报》工作,李天明因为干事得力而且文笔不错便调任报社工作。这年年底毛泽民重回上海工作的时候,将李天明一起带回上海。这一方面是工作的需要,上海的工作紧缺人手;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保护李天明,因为他在汉口的身份也无意间暴露了。李天明到上海之后就改名李金陵,这个名字是他对自己籍贯南京的思念,也是为了更好地保护自己,更好地开展地下工作。他在书店负责印刷厂的具体管理,今天早上来吃早茶他们正是要商量新建印刷厂的事宜。

    由于事业发展的需要,党组织决定新建一家印刷机构。组织将名称都想好了,就叫做协盛印刷所,地点预备设立在爱而近路春晖里。听他们谈着这些事情,毛福轩又热血沸腾起来,他本来还担心到上海来不知道去向何方,能不能跟着毛泽民做点事情。此时一看有好多的事情可以去做,这让他一路的疲惫和忧虑一扫而空。更令他惊喜的是,在这里见到了李天明,历经艰难他们又走到一条道路上来了。

    吃完早茶,毛福轩按照毛泽民的安排,暂时和李天明去安排新办印刷所的事情。毛泽民知道毛福轩刚来上海,书店是个复杂的地方,不宜安排工作。如果一来就进书店的话,势必要引起别人的注意。毕竟这是个鱼龙混杂的地方,毛泽民也十分谨慎于每一个人,因为每一个疏漏都会导致严重的后果,这是不堪设想的事情。这在之前工作中,有过很多的教训。这个兵荒马乱的年代,虽然不是每一个人都居心叵测,但是环境的变化对人的影响太大了,他没有办法掌握每一个人的心思,有时候一念间的事情就会带来灭顶之灾。

    毛福轩和李天明走在阳光明媚的大路上。他的内心多了一份神圣和神秘,在他光明的内心中觉得,自己的脚步又走上一条隐秘的道路,他又成为一名夜行者。令他振奋的是,他走在黑暗之中,心中依旧满满的都是光明。

    印刷所开办伊始,各种杂务很多,且因为是一处秘密的机构,很多事情办起来都要格外的谨慎。尤其是对于他这个初来乍到的人而言,一切都是那么的新鲜与陌生。就连上海的人和道路都得慢慢地记得,都得慢慢地去深入了解。好在有毛泽民指引,有李天明带着一起干,他倒也干得浑身是气力。三十出头的毛福轩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能够从韶山冲的村庄里走出来,一路辗转到这大上海来打拼。尽管表面上他只是一个刚刚招工而来的外地工人,只是因为和书店杨老板同乡才被特别照顾的。但是在这层身份之下,他早就回到了组织身边,按照党的指挥开展地下活动。

    新办的印刷所从事的印刷活动表面上看起来是承印一些教会广告传单之类的业务,比如说《马太福音》,还有当时最流行的小说、西方带来的科学读物等。然而这些既是印刷厂的业务需要——工人们总是要糊口吃饭过日子的,印刷厂也要给党组织筹集活动的经费;而印刷这些东西也是秘密从事地下活动的一个幌子,便于秘密地开展地下活动,印刷厂实际还承担着秘密印刷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和党内刊物《中央通讯》,同时还以《中国文化史》《中国古史考》《平民》等伪装封面,甚至国民党机关刊物《中央半月刊》封面来迷惑敌人,从而确保进步出版物安全送到党内同志和进步人士手中,这里可是成了党组织宣传进步思想的秘密基地。

    但是很多事情也是百密一疏,狡猾的反动派的鼻子和那猎犬一样,尽管他们的工作做得很隐秘,但是毕竟印刷所来来往往与外界多少有些联系,难免也会有些细节上的疏漏,被那些鹰犬们抓到了把柄。这也成为印刷所的一次重大的危机,毛泽民一班人虽然随时做好最坏的打算,工作上也有很多应对的方案,甚至还专门就如何对付这些鬼鬼祟祟的家伙有过专业的培训,但是突如其来的风波还是让他们有些措手不及。

    这是协盛印刷所开业这年年底的一个傍晚。本来忙了一天的事务大家准备休息一下,因为后半夜还有重要的资料要印刷。毛福轩知道只要是毛泽民亲自安排的印刷品,必然是最为机密重要的文稿,一般都排在下半夜去印刷,这时候不容易被人觉察。而白天一般情况下只做一些普通的印刷品,或者忙着装订和发货。也有印务紧张的时候,有些加急的材料也是要在白天进行的。

    印刷厂门口设了门卫,门卫的手边有一个按钮。这个按钮只要一按里面车间的电铃就会响动,工人们就知道有特殊情况了。所以说,这门卫的责任也是重大的,他不仅要看门更重要的是看人,不管什么人都要认真对待。天色已经暗下来,有份加急的运动宣传材料也已经印刷结束打包好,毛泽民一直看着印刷结束才上三楼去。这三层的楼,一楼二楼是车间,三楼是办公的地方。毛福轩在进行最后的检查,一是要将所有的印刷品包装好,二是要检查所有角落里有没有落下残次的纸张。这些纸张上有时候会有印刷的内容,这些也是会出纰漏的。承载印刷内容的印盘也是要及时拆卸的,上面有完整的印刷内容。

    正在这时候电铃响了。毛福轩心里一惊,这时候会出什么状况?往日里有人进来,门卫的同志都会在按响电铃之后与来人周旋一番,比如递一根烟点上说几句闲话,要不就是端上茶水打个招呼。这样几句看似无用的闲话会给里面的工人留有反应时间。可是今天的来人不仅凶神恶煞,做事也非常的鲁莽。他们根本不理睬门卫的招呼,给的烟倒是接过来了,而且还顺手将桌上的半包烟都拿着塞在了自己的口袋里,可是没有停顿一下马上大步流星地往车间里去。

    进了车间,毛福轩赶紧上前来和这个有点“斗鸡眼”的特务说话。因为车间里不让抽烟,他试图拉着这个“斗鸡眼”出车间去抽烟。但是这人并不买账,而是坚持进了车间,在每一个角落里都看了一遍,但似乎并没有什么收获。这时候有个特务见到印刷机前面有一个圆形的桶。这特务眼睛一亮,以为找到了什么有价值的线索,伸手去摸那桶中的东西。一摸却原来是废弃的墨油,一下子沾满了手。这特务气急败坏,拿起手边的纸张就擦手。这一擦不要紧,这纸上真的有印刷的内容,那是一张废了的残纸,这上面正是关于布尔什维克简介的内容。

    毛福轩心里也十分的紧张,但他仍然表面沉静地站着不说话。那“斗鸡眼”见自己一进来毛福轩就出来招呼,认定他就是个头目,把那张纸拿在眼前晃了晃说:“你看现在没有地方可以抵赖了吧,我说你这边是有违禁的印刷品的吧!”毛福轩真想把那张纸给夺过来,但是他知道这时候的鲁莽只能是让情况更糟糕。他看着那“斗鸡眼”,笑笑说:“老总,我们是小本生意,你看我们给兄弟们一点辛苦费,这事……”

    那“斗鸡眼”不理这套,把那张纸收起来放进自己衣服的袋子里,冷冷地说:“辛苦费?我看是买命钱还差不多!来人,把这个头目给我抓走!”此时的毛泽民人在三楼办公室,他忙了一天筋疲力尽,正准备休息一下。他要连夜将这批印刷品带到汉口去。这楼下的人上来说,特务搜查到了一点情况,正准备要为难毛福轩。看来今天的情况是来者不善,建议杨经理还是先躲一下再说。这位杨老板并没有听取这位同志的意见,而是将手边的东西处理了一下,赶紧下楼去。他心里担心的是,车间里刚刚打包的资料还没有运出去,要是这些材料被特务发现了,这可是大祸临头了。

    毛福轩正在与那“斗鸡眼”争辩,几个人将他反背了膀子,往外面推去。这时候毛泽民在后面喊了一声:“几位老总且慢,这是我的工人,我才是这里的老板,我姓杨,有什么事情请和我谈!”

    那“斗鸡眼”怎么也没有想到,本以为钓到鱼心里就很满足了,哪知道还有“大鱼”送上门来了。他立马示意将毛福轩放了,转身过来又开始打量起毛泽民来。毛泽民一开始也奇怪,这些人翻到了几张纸之后就不再继续搜查了,要是他们真的是为了抓人的话,一定要找到更多的证据。可是这几个人却找到一点证据就不再大肆地翻找了,看来他们是另有来意的,他们可能不是来抓人而是来求财的。他们如果是来求财就不会认真查找,因为如果真的查到太多证据,他们要是不处理的话传出去被上峰知道,那是要定他们罪的。他们这般蜻蜓点水地找到点证据就收手,说明他们是别有用心地来求财。既然是求财,毛泽民心里就有些路数了。他下楼的时候早就拿了几百块钱在身上以备不时之需。这“斗鸡眼”见到这印刷厂的大老板露面了,赶紧示意他们去围着这位“杨老板”。

    毛泽民知道不能在印刷厂逗留太久,他自己主动说:“福轩,你们几个把没有干完的活干完,没有关系的,我和这几位老总去走一趟……”想不到这杨老板心里这么敞亮,“斗鸡眼”冷笑了一声,示意手下拉着毛泽民往门口去。毛福轩知道毛泽民这么说是想赶紧把这几个特务引出厂区。其他工人不理解有些骚动,毛福轩示意大家赶紧回车间,这时候立即把那批材料运出去为要。

    安排好车间的事宜,毛福轩赶紧转身从后门出去,他要立刻将这件事情汇报给钱希均。钱希均是毛泽民的妻子,也是他工作上的助手。这件事情事关毛泽民的安危,只有和她汇报并向组织上汇报,这样的话才可以拿出解救的方案来。钱希均意识到这件事情的严重性,如果泽民被捕关起来这印刷厂肯定保不住了。即使放回来,这印刷厂看来已不安全了。她马上让毛福轩与组织上联系,听从上级的安排。毛福轩马上带着钱希均的意思去了联络站。他们的联络站在一家茶馆里,离印刷厂并不远。

    说来也巧,联络站里正好有人在商量事情,好几个主要同志都在。毛福轩报告了情况,组织上一分析,这情况万分紧急,他们要立即想办法转移。首先是资料和员工,其次是机器和财产,尽量要万无一失,一张纸也不能落到反动派的手里,否则的话不仅仅是财产有损失,弄不好党组织还要受到影响。

    毛福轩得到了组织上的意见,立马又赶回去向钱希均汇报。一敲门,开门的竟然是毛泽民。毛福轩激动地问:“你怎么回来了?”他问完这话才觉得自己说得有些不合适——他当然是希望毛泽民回来的,只不过一时意外出言不当。一了解知道,原来毛泽民想的是对的,那几个狗特务确实是心怀鬼胎,他们果然是为了求财而来。他们一出印刷所大门的时候,毛泽民就对他们说,这么晚了,咱们有什么事情可以去茶馆谈,你们有什么事情尽管询问就是。这“斗鸡眼”倒也不掩饰地说:“你这个老板心里倒也明白,这样吧我们就近找个地方问话,省得再去巡捕房,弄不好还要让你吃苦。”

    毛泽民知道这特务并非是来下死手的。

    他们去了那蓬莱阁的茶楼。进去之后自然是点了个雅间,伙计们也没有看出来什么,以为杨老板请几个朋友喝酒。这几个人入座先不吃饭,马上询问起毛泽民来。那“斗鸡眼”说:“你这家伙真是胆大包天,竟然印刷“赤色刊物”,你这是通共,要杀头的罪过你知道吗?”

    毛泽民赔着笑脸说:“你看老总,我们才不问什么赤色刊物还是白色刊物,我们开门做生意就是为了求财。我才不问是什么通共不通共呢,只要是人家给钱,我没有不接单的道理啊!这兵荒马乱的我们确实也搞不懂哪个是好人,哪个是坏人,老总你看,我们也是上了别人的当了。”

    那“斗鸡眼”说:“你也不要装了,你是开印刷厂的,你能不认识字?你能不知道共产党是好是坏?你倒是只认识钱,那看来你的钱也不少,我把你投进大牢里,我看你有那么多钱有什么用处!”

    毛泽民继续耐着性子和他说话:“钱倒是有几个可以养家糊口,我这还有几百块钱是孝敬各位长官的,以后我给您在这蓬莱阁订个账户,您尽管来吃饭喝酒就是!”毛泽民这么说是为了故意让他知道自己这边有点甜头可捞,而这“斗鸡眼”的确是个见钱眼开的主,但是毛泽民没有想到他却是狮子大开口。他要多少钱?毛泽民再怎么样也没有想到,那“斗鸡眼”说,要是把这件事情给私了了,得要十万光洋,一个子也不能少。

    毛泽民知道这“斗鸡眼”太黑心,看来也是容不得讨价还价的,他索性也一口答应下来,这时候的争执是毫无意义的。但是他也说出了自己的难处——钱是有的,但是一时间拿不出这么多钱来,能不能宽限三五日?凑齐了一定给奉上。

    “斗鸡眼”冷笑了一声:“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不怕你姓杨的耍什么花招。”这哪里是什么询问,简直就是土匪明抢。毛泽民按住心头的怒火,还给那“斗鸡眼”在蓬莱阁安排了一桌菜让他们自己吃喝,他自己先下楼回家了。一到家他才得知毛福轩已去组织上汇报此事,他也和钱希均商量起对策来。看来他们想保住这个印刷厂是不可能了,这上海滩也不是久留之地。正好毛福轩回来,他们便一起商量对付这“斗鸡眼”的方法。毛泽民心里自然很清楚,对付这些人只能是暗斗而不能明争,所谓的办法也只有一句话:走为上。但是眼下工人遣散不是问题,大多数是自己的同志,只是这机器设备一时间有什么办法转移?这个需要一定的时间来给他们缓一下。他们要商量的正是这个问题。

    毛泽民看毛福轩似乎有话要说,便递了烟给他问道:“福轩,你有什么好主意?”

    毛福轩回答道:“好主意也谈不上,只不过眼下这种情形想要大摇大摆地走看来不可能,唯一的办法就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只能表面上做出样子来稳住他们,暗地里将人员设备进行转移,只有争取到时间,才能在空间上实现转移!”

    毛泽民没有想到,这几年的历练和摔打,已经将毛福轩变成一个有勇有谋的战士,一个勇敢坚毅而具有智慧的好同志。钱希钧说:“道理这样的,可是怎么来‘明修栈道’呢?”

    毛福轩看来是已经有了主意:“我看这样,这个厂是开不下去了,不如我们干脆就将它以拍卖的名义将它盘出去。我们在工厂门口贴上广告,就说低价处理厂里的设备。这样的话那些狗腿子知道了我们是在筹钱给他们,也不会再来捣蛋。这样有个几天时间我们就可以‘暗度陈仓’了,这些设备只要能出门,那就万事大吉了!”

    钱希钧又问:“可是要是公开对外拍卖的话,真的有人来买怎么办?这不是更增加麻烦?”

    毛福轩笑道:“短时间应该不会有买家的,这毕竟是大宗的物资——如果真要是有人来买,货物在我们手上,我们想卖出去难,想不卖出去还不简单?那就抬高价格让他望而却步呗。真要是有谁高价买,我们倒也省事,这样可以带着钱走,比运设备还要轻省。我倒是觉得这些机器暂时是不会有买家的,这是大宗的物资又不是萝卜青菜!”

    毛福轩的这些分析可谓是入情入理,眼下按照这个方案来办确实也是可行的。毛泽民还补充了一句:“要做的话就要把戏做足了,做得逼真一点,明天就去《新闻报》登一条新闻,公开这条转让设备的消息!”就这样大家商议好了对策,已经是深夜了,毛福轩离开毛泽民的住处。

    他回来还要忙着写好转让设备的告示。

    第二天一早,他就将这告示贴在了厂门口,贴完了他站在前面端详了一番,他也是借此来观察周边的情况。其实他早注意到那个“斗鸡眼”的一个狗腿子在不远处晃悠,这是来打探情况的。这告示贴出去,工厂里也就真的停业了。毛泽民吩咐大家整理收拾东西,他心里很是有些不舍。这家厂开了一年不到,从这里印刷了很多的重要材料,经济效益受影响倒在其次,只是自己亲手建成的一处工厂就这么暴露了。还好他们及时与组织上联系,也很快得到了组织上明确指示和帮助,将这批设备运送到天津去,装运的船舶都联系好了,就等着这设备能够出厂出城去。

    这“斗鸡眼”的走狗每天在厂门口盯着,他们也照常进行了各项准备工作。设备准备晚上装船,毛福轩想着如何来对付这家伙。他和毛泽民耳语了一番如何如何,毛泽民拍拍他的肩膀说:“这里就交给你了,你也要时刻注意安全!”毛福轩心里清楚,这句话算是道别的话,他们这下又要分别各奔东西了。由于工厂的暴露,组织上为了慎重起见,保护毛泽民的安全,让他也迅速地和设备一起撤离,部分一起工作的同事也一起去天津。留下的则有“小萝卜”和毛福轩他们几个人,李天明一直在幕后没有怎么露面,毛福轩也来的时间不长,反动派暂时也不会注意到他的。

    毛福轩知道运送机器责任重大,然而留守的人让同志们和机器顺利出城也有不小的责任。毛福轩自有他的锦囊妙计。护送出城的事情由李天明负责安排,他们事先联系好的车辆人员都已经准备好了。他见事情安排妥当,站在厂房门口看了一眼,朝毛泽民摇了摇手示意,这一是告诉他事情都准备好了,二是让他万事小心,三则是与他挥手告别。毛福轩这汉子心里多少有些酸楚,革命的路上虽然常常分别,但每一次分别都给人很多的感触,因为有很多时候一次看似不经意的分别就会成为永别。

    毛福轩走出厂门的时候,看见门卫师傅在整理着东西,那狗腿子干脆也坐在了门卫室内——他心里正做着梦,看见这批东西被大主顾买走,马上他们就可以收到这笔巨款了。毛福轩突然装作雷霆大作的样子,一把撕了贴在门口的告示,破口大骂起来:“真是你娘的好聚不好散,当初招工让老子来的时候一副嘴脸,现在没有钱发工资了要卖屋卖机器,可也不能少了我们的血汗钱,老子今天就要闹一闹,看看这天下还有没有人道?”

    毛福轩这一闹,好几个工友上来劝说。那狗腿子明白自己是在这探风的,如果让这毛福轩闹出事来,让他们趁机跑了,自己的罪过也就大了。所以,他也假惺惺地参与劝说和调解,最后几个工友劝毛福轩想开一点,这个年头有口饭吃就不错了,大家好聚好散算了。大家劝说了一番,拉着毛福轩去喝酒,给他解解这烦恼,顺便还拉着那个前来探风的走狗一起。这人本来还推辞,但拗不过他们的好意,到这个时候肚子也饿了,便跟着他们一起去酒馆了。

    到了酒馆坐下来,毛福轩喊着拿酒,工友们连忙招呼着。一起来的那狗腿子张三顺,大家都知道他是个酒鬼,每天都要喝几杯,有人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做“张三顿”。可是因为有任务在身,他今天有些迟疑,只说吃点饭就可以了,他还有公务在身。到了酒桌上大家就开始转过来劝说他,人生在世能喝多少酒?都是说散就散的事情,今天兄弟们请客喝个一醉方休——你张老爷确实是公家的人,可是公家是谁的家?这个年头说变天就变天,我们明天还不知道给谁去打工!今朝有酒今朝醉,今天塞在口袋里的钱说不定明天就变成了废纸,拿来揩屁股都觉得碍事。

    好酒的人就是这样,架不住大家的劝说。再说大家说的也不无道理,想想自己这几天真是像只狗一样到处晃悠,弄得大家也都用别样的眼光看自己。说起来都是人,其实在这公家做事也未必全是什么体面的事情。好处都让那个“斗鸡眼”得了,他们喝汤吃肉有时候连个骨头都不让他啃。这一杯酒一喝,他更是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想想喝就喝了能怎么样,天能塌下来?天真是要塌下来,最怕的是那些有权有势的人。自己跟着他们跑东跑西也没有落得什么好处,还是眼下这杯酒、这碗肉最让人心里踏实。

    吃饱喝足已经是深夜,这张三顺喝得酩酊大醉,连自己的家都不认识了。毛福轩他们几个工友将他架着回来,让他今天暂且住在厂里的门卫室。其实这一顿酒的工夫,厂里面的东西已经搬得一干二净,人也都撤离了。毛福轩他们把这醉鬼扔在了空空的厂里,也各自都散去自作打算了。这张三顺夜里醒来站在门口撒了一泡尿,看看四下没有动静就继续睡,睡到天亮才发现这么安静,原来是厂里早就空无一人了。他脑子里一片空白,心想这下子可是闯了大祸了。可是到处找人,一个也看不见,他知道这机器都搬走了,可是这些是他们的筹码,这可是十万光洋的事情,就是把他张三顺的皮给扒了也换不了这么多的钱。

    他想着好像自己昨天喝酒的时候大家都在,也没有什么异常,夜里也没有听到什么动静,怎么一夜之间就插上翅膀飞了?可现在事情已经是这个样子了,都怪自己昨天贪杯,难道这也是他们事先安排好的?这张三顺真是头疼,一是酒喝得头疼,二是眼前这事情头疼。可是不管怎么说现在已经是这个样子了,眼下一个人也找不到,这事情怪罪下来没有其他人来顶,他脑子倒也转得快,一个字:逃!

    再说这个“斗鸡眼”几天都得不到杨老板的回音,心里就有些犯嘀咕。本来就是私底下敲竹杠的,时间一长事情生变会不会弄得鸡飞蛋打?他见张三顺这一早也没有回来汇报情况便坐不住了,赶紧往印刷厂跑。到那一看他可是傻了眼了,人去楼空,连一张纸屑都看不到了。这“斗鸡眼”气得要昏过去,但是也得自认倒霉上了当,拍拍屁股去找张三顺。到了张三顺家,他那哪是什么家,就是租的个破房子。张三顺也没有老婆,小光棍一人,到那一看也是空空如也,房东说他几天不回家了,正准备和他要房租,你是他什么人?要不先帮他把房租垫付了?

    这“斗鸡眼”正在气不打一处来,这房东又不开眼,气得他一脚把地上的铜盆给踢开了,破口大骂道:“我垫钱给你祖宗!”说完就气呼呼地走了,再上街找依旧不见踪影,知道人全部跑了,就连自己人也跑了。

    毛福轩他们散后也不再回印刷厂,他们知道这时候这舍弃的厂房已经是危险重重了,那些工友们也领了一笔不错的工资满意地散去了。而毛福轩当晚回到住处收拾东西就走了,临时住到了李天明的住处。他明白这张三顺对他的印象很深,如果马上贸然再出现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李天明接到了组织上的通知,他们在“协盛”暴露之后,迅速做出了反应让同志们先撤离。可是印刷的工作不能断档,组织上又联系其他人负责准备于康脑脱路762号另设华兴书局,继续从事地下的书刊和印刷工作。

    可是毛福轩暂时不能再露面了。他为此很是苦恼,倒不是因为失业而苦恼,而是不能参加工作而烦闷。

    他觉得自己又一次走在了暗夜的黑路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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