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邓小平政治制度文明思想的基本特征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形成的邓小平政治制度文明思想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具有政治制度文明的共同性而且还具有它自己的基本特征，它主要表现在政治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政治主体的自我完善、政治行为的程序规范和政治体制的改革创新。
（一）政治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
正确的政治指导思想是政治制度文明的基础。粉碎“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后，在这个重大的历史关头，摆在中国人面前的有三种前途：按照毛泽东晚年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走下去；回到20世纪50年代的人民公社；政治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和政治体制改革以开辟新的道路。邓小平在总结“文化大革命”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政治指导思想和纠正两个“凡是”方针的基础上，提出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并把工作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轨道上来，从而完成了在政治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为邓小平政治制度文明思想提出奠定了思想基础。
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就指出：“我们现在讲拨乱反正，就是拔林彪、‘四人帮’破坏之乱，批评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总之，不把毛泽东思想，即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应该作为我们今后工作指南的东西，写到决议里去，我们过去和今后进行的革命、建设的分量，它的历史意义，都要削弱。不写或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0页。
邓小平认为，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不是毛泽东个人做学问的思想理论观点的简单汇总，我们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就是把它作为一面旗帜，这面旗帜只能是正确的东西，不可能把错误的东西也包括进来。但是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华国锋却提出了“两个凡是”的治国方针，他强调“照过去方针办”，“凡是毛泽东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在以后的多次讲话中形成了“凡是毛主席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两个凡是”的思想，作为以后治国理政的方针和指导思想。当时还没有恢复工作的邓小平就率先站出来旗帜鲜明地加以反对，认为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也不是毛泽东思想，而是反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还写信给华国锋提出“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并在写给中央的信中也说：“我说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的意思是，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王炳林、金钊着：《邓小平精神》，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7页。
随后邓小平以高度的原则性明确表示反对“两个凡是”：“‘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一九七六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两个凡是’不行。我出不出来没有关系，但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59页。
在《“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讲话中，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该像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对待这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8-39页。
所以“两个凡是”是对毛泽东的实事求是思想的背叛，其实质是反对毛泽东思想，并且指出：“对毛泽东思想就不这样？也应该如此嘛，否则非犯错误不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词，就是‘实事求是’四个大字，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王炳林、金钊着：《邓小平精神》，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9页。
邓小平还指出，毛泽东自己也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都犯过错误，如果不犯错误为什么他们的手稿常常改了又改呢？就是因为原来有些观点不完全正确，不那么完备、准确。参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8页。
邓小平结束了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和华国锋提出的“两个凡是”的错误的指导方针，把工作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的政治指导思想的轨道上来，完成了政治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为邓小平政治制度文明建设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政治主体的自我完善
邓小平关于加强领导干部队伍建设是加强政治制度文明建设思想的前提。加强领导干部队伍建设以全面提高领导干部政治素质，是加强政治制度建设的客观需要。政治主体是政治制度文明的关键，是政治制度制定过程中具有自主性和能动性的因素。离开政治主体政治制度文明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政治主体在政治意识的驱动下从事政治活动，维护和追逐根本性利益，制定各种制度，它决定政治制度文明的性质，政治主体的文明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政治制度文明的状况。
坚持德才兼备是邓小平提高领导干部素质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贯穿于党的干部路线的根本原则。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邓小平从党和国家的战略高度多次强调提高领导干部素质的极端重要性，因为制度确立以后建设一支坚决而有效地执行党的制度的干部队伍是事业顺利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要求领导干部具备包括思想政治素质、科学文化素质、业务能力素质和身心素质等多方面的综合素质。要看人的潜力、人的发展、人的基本素质，因为人的素质高，能够廉洁自律做到“常在河边走，就是不湿鞋”；人的素质低，既使法律和制度完善也会有人以身试法铤而走险。要用面向世界、着眼于未来的眼光来考虑人、选人、用人，着眼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要心胸、视野宽，要培养干部的路子宽，眼界要非常宽阔，胸襟要非常宽阔。邓小平始终关心领导干部政治素质建设尤其是思想政治素质。他强调配班子时，要选那些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斗争中经得起考验的人；要选那些党性强、能团结人、不信邪的人；要选那些努力工作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而有魄力、懂业务、能办事的人。对于那些连党的最关紧要的利益都不顾的人，决不能重用。他强调选拔任用干部要从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着眼；要把党的利益、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要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国家的长治久安来考虑高素质的领导干部，特别是掌握党政领导权的人，要看他为谁服务。历史和现实的经验也都证明，选好用好一个或一批高素质干部，就能树起一面旗帜，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
坚持对领导干部的四化要求。邓小平指出：“要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提下，使我们的干部队伍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当然首先要革命化。”《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1页。革命化，就是指干部的“德”，“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年轻化是指干部队伍的年龄结构要合理，以便使整个领导机构充满活力。知识化、专业化是对干部的工作能力、文化和业务水平的基本要求。他不止一次地呼吁领导干部要懂业务，不能外行领导内行。邓小平认为干部四化标准是相互联系的，其中领导干部的真才实学不容忽视，否则就会成为空头政治家，但革命化是前提，没有这个前提就会迷失方向。邓小平指出：“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说，关键在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我们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要长治久安，就要靠这一条，真正关系到大局的就是这个事。”《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0页。因为政治制度的制定和执行都要依靠高素质的领导干部。
政治制度文明的主体建设应落实到每一个公民，也应从每一个公民做起，但要形成一个文明的社会，则有赖于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和共同进步。一个文明人造不成一个文明社会，只有在足够多的文明的个体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个核心向外放射光芒、渗浴甘露的时候，才有可能出现一个文明社会。因此，政治制度文明的主体建设的终极目标应是文明社会的建成，真正实现每个人的发展与全社会所有人的发展的高度统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都十分重视人民群众的政治素质的提高。邓小平在提出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的时候就说过：“现在这么多青年人犯罪，无法无天，没有顾忌，一个原因是文化素质太低。所以，加强法制重要的是要进行教育，根本问题是教育人。”《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0页。
他还说：“像我们这样一个大国，人口这么多，地区之间又不平衡，还有这么多民族，高层搞直接选举现在条件还不成熟，首先是文化素质不行。”《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2页。
1986年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也特别强调了公民政治素质的提高，决议指出：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建设，根本问题是教育人。要从小学开始，在进行理想、道德、文明礼貌等教育的同时、进行民主、法制和纪律的教育。要在全体人民中坚持不懈地普及法律常识，增强社会主义的公民法制意识，使人们懂得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懂得与自己工作和生活直接有关的法律和纪律，养成守法遵纪的良好习惯，培养社会主义良好的公民。
（三）政治行为的程序规范
程序规范是政治制度的主要价值目标。政治制度文明建设需要政治行为有领导、有步骤地按程序在政治制度的原则下进行。政治程序的制度化是政治体系正常运转的根本途径。没有制度化的程序保障，就不会有制度本身的活力和真正的工作效力，也就不会有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稳步前进。亨廷顿断言，一个拥有高度制度化的统治机构和程序的社会，能更好地阐明和实现其公共利益。
邓小平着眼于程序的制度化建设，提出要真正从制度化的程序上解决现行制度中存在的问题。邓小平在关于领导班子新老交替、关于保障人民民主的各项程序和形成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民主运作机制，关于逐步推进现行制度的改革和新制度的建设等问题上的一系列论述，目的都在于通过制度的程序化，推进民主政治的发展。他认为，由于中国受封建专制主义影响很深而具有特殊的迫切性，又因为受到历史的社会的条件限制，政治制度文明建设只能有秩序有步骤地进行。如果我们不是这样来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就可因孤军冒进而脱离群众，从而就有可能在政治文明建设的过程中犯下不可原谅的历史性错误。在实际政治过程中程序原则具体表现为政府、社会组织及全体人民的一切政治实践必须共同遵循一套完整的法定规范，只有依照政治行为的程序和规范才能实行充分而有效的管理，这也是符合中国走渐进式民主发展道路的要求和实际的制度。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它是一场深刻的体制变革，要革除旧的体制和具体制度，也要创建新的制度及其运行机制，因此政治制度建设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它涉及的面很广，涉及一大批人的切身利益，一定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复杂情况和问题，一定会遇到重重障碍。因此，邓小平也一再强调：“政治体制改革很复杂，每一个措施都涉及千千万万人的利益。所以，政治体制改革要分步骤、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2页。
邓小平明确指出，实现民主和法制，同实现四个现代化一样，不能用“大跃进”的做法，不能用“大鸣大放”的做法，一定要有步骤、有领导，要用扎扎实实、稳步前进的方法，去解决现行制度的改革和新制度的建立问题。
首先，政治行为要在党的领导下行使，并要把它作为一个制度定下来。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特点和优势。支持和引导广大人民群众行使民主权利是党的领导的本质内容，而且扩大人民民主也需要党的领导。邓小平强调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确保民主政治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才能使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有正确的路线和指导方针，才能保证社会的稳定，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建设。而人民的团结、社会的安定、民主的发展、国家的统一都要靠党的领导。当然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坚持党的领导，就必须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这对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保证政治行为的程序规范具有重要意义。
其次，政治行为要按政治稳定的要求来行使。邓小平的政治稳定思想是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设计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宏伟蓝图的时候，邓小平以其丰富的政治经验和敏锐的政治洞察力，把社会政治稳定问题置于战略地位，予以极大的关注和周密的思考并对此反复加以强调，从而形成了一系列关于政治稳定的思想。政治稳定是社会有序发展的极为重要的条件。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民主政治成果也会失掉。邓小平指出：“中国发展的条件，关键是要政局稳定。”所以他语重心长地说：“不是用扎扎实实、稳步前进的办法，去解决现行制度的改革和新制度的建立问题，从来都是不成功的。因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解决群众思想问题和具体的组织制度、工作制度问题，同革命时期对反革命分子的打击和对反动制度的破坏，本来是原则上根本不同的两回事。”《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6页。因此，要实现社会的全面发展必须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才能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建设。邓小平充分重视政治稳定这个政治因素对民主政治所具有的重大作用，更加重视政治稳定对民主政治建设的决定性作用。因为只有确保社会进步和政治稳定、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改革开放和大力发展经济以及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民主政治生活的需要才能够得以实现。所以要“让人民看到稳定带来的实在好处，看到现行制度和政策的好处，这样才能是真正的稳定下来。不论国际的大气候怎样变化，只要我们争得了这一条，就稳如泰山”《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5页。。
再次，政治行为要按民主和法制程序来行使。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文明的关键内容，就是既要发扬民主通过民主评议程序制定法律，又要健全法制通过法律的约束来保障民主政治的顺利进行；既要树立制度的权威，通过制度建设来规范执政党与国家机关的行为，又要在法制建设中坚持党的领导。用法的过程与习惯、道德等行为准则不同，具有国家强制性的法律的实施过程与国家机关高度规范化的职能活动紧密相关，法的实施具有特殊的运作程序与操作规则，因此要使法律得到切实的遵循就必须使围绕法律和制度而展开的独特机制能够有效地运转起来。国内政治实践和国际上新兴民主国家的政治实践证明，只有通过一系列的法律规则与制度程序引导，人民才能有条不紊地进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与民主监督，稳定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邓小平总结了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经验教训，认识到民主是法制的前提和基础，法制是民主的保障，从而指出民主政治建设必须制度化法制化。他说：“民主和法制，这两个方面都应该加强，过去我们都不足。要加强民主就要加强法制，没有广泛的民主是不行的，没有健全的法制也是不行的。”《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5页。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这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要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必须把民主的精神和原则具体表现为法律和制度，只有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才能从制度上保障国家的长治久安，才能保障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和人民的民主权利不受破坏和侵害。
（四）政治体制的改革创新
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政治体制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政治制度文明的核心在于基本政治制度建设与完善和政治体制的健全，因此建设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文明也必须致力于政治制度和具体政治体制建设。基本政治制度是一个国家性质的决定性因素，处于基础地位，应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与长期性，才能保持一个国家的性质，而具体政治体制是基本政治制度的反映和表现形式因而具有形式的可变性。邓小平指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2页。
政治体制创新是政治发展的灵魂，是一个国家政权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只有不断地进行体制创新，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才能获得生生不息的活力，因此，必须根据政治实践的要求充分发挥政治体制的创新作用，是邓小平建设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文明的重要选择。
邓小平多次指出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是好的，是适合中国国情的，但是并不等于说它的一切具体形式、具体体制都是完美无缺的。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妨碍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的发挥。他认为，毛泽东晚年之所以犯错误就与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治体制不健全有关。他明确指出：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我们说，制度是决定因素，那个时候的制度就是那样”。《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8-309页。
因此，“单单讲毛泽东同志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毛泽东同志说了许多好话，但因为过去一些制度不好，把他推向了反面”。《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7页。
所以邓小平一再强调政治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并指出：“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制度是决定因素”、“我们过去所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页。
而且他指出：“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页。
这里所说的制度应该是政治体制。因此，如不认真改革中国政治体制，就很难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我们就要严重地脱离广大群众。我们要充分认识“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邓小平特别强调应把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和改革、开放，以后还会遇到风险、困难，包括我们自己还会犯错误。中国是这么大的国家，我们做的事是前人没有做过的。中国有自己的特点、所以我们只能按中国的实际办事，别人的经验可以借鉴，但不能照搬。搞改革完全是一件新的事情，难免会犯错误，但我们不能怕，不能因噎废食，不能停步不前。胆子还是要大，没有胆量搞不成四个现代化。但处理具体事情要谨慎小心，及时总结经验。小错误难免，避免犯大错误。”《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9页。
为此，邓小平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等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的前提下，对具体政治体制和政治运行机制必须改革创新进行改革，从而实现社会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促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文明建设和政治制度的发展。自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既重视抓基本制度建设，又非常注意具体政治制度建设的配套，要使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走向完善，“要制定一系列的法律、法令和条例，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699页。
因此，必须重视建立完整的制度体系包括领导制度、组织制度、干部制度、工作制度、生活制度、监督制度等，而且使法制、体制、机制“三位一体”。这是邓小平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文明亟待需要解决的问题。
总之，邓小平认为，只有通过政治体制的改革创新不断克服传统政治体制弊端，从而在政治体制上为公民行使各项政治权利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才能不断扩大公民的民主政治权利，增强公民的政治责任感与民主参与意识，让他们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民主政治生活中来，从而推进政治制度文明建设。
二、邓小平政治制度文明思想的价值取向
价值是指客体对主体的实际效益、效果、影响，任何价值都是相对于一定的主体而言的，人们关于价值的认识和观点必须首先是以一定主体的内在尺度为出发点而展开的。价值取向是人与世界之间一种合目的性的关系，是人们关于价值的基本看法和总的观点。邓小平政治制度文明思想以维护人民群众利益为根本，其在政治实践中具体表现为追求效率与公平、民主与平等和稳定与发展的价值取向。
（一）效率与公平
政治制度的高效化与公平性是一个政治现代化和文明国家的重要标志。在邓小平看来，制度的创设与安排必须讲效率、讲公平，而其核心在于提高社会制度系统的总体工作效能，提高制度内在机制的灵活程度，这就要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与创新，建立完备的政治体制的行为规范，通过法律来确立、保证政治制度的权限机制、行为机制和技术机制的有效运作。同时，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在“总的效率”和公平上的优势。这方面是我们的优势，我们要保持这个优势，保证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所谓效率就是在尽量少的劳动时间里创造出尽量多的物质财富；所谓公平是一个涉及现实社会生活中的各个方面，是对现实分配关系与人们自身利益关系的一种评价，是法权观念和道德功能的最抽象的表现，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价值追求，也是衡量社会进步的基本尺度。它是一种实践的道德原则，按照一定的原则对于实践活动中人们的行为进行评价和调节。效率与公平既是一个经济问题又是一个道德伦理问题，而且也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效率与公平是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的基本要求，是人类文明和社会发展所追求的双重目标，能否恰当地处理好两者的关系，直接影响到一个社会的政治制度的文明、发展与进步。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真正的财富在于用尽量少的价值创造尽量多的使用价值，换句话来说，就是在尽量少的劳动时间里创造出尽量丰富的物质财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81页。
“正像单个人的情况一样，社会发展、社会享用和社会活动的全面性，都取决于时间的节约。一切节约，归根到底都是时间的节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l979年版，第120页。
资本主义制度取代封建主义制度是历史上的一次巨大的进步，它使劳动具有了社会劳动的性质，第一次使生产在社会的规模上进行，使社会的劳动生产效率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提高，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社会主义社会应该而且能够创造出比资本主义社会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因为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一个比资本主义更先进和进步的社会政治制度，它不仅会更好地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且也只有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才能最终战胜资本主义，为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创造物质条件。提高效率就是讲时间、讲速度，效率既是一个普遍性的概念，也是一个社会历史范畴。公平之所以是邓小平政治制度文明思想的重要目标，不仅仅是因为它最能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价值理念，还因为没有公平的效率本身就是不可能的，即公平是实现社会总体有效的条件。“所以，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以后，从社会领回的，正好是他给予社会的。他给予社会的，就是他个人的劳动量。”“生产者的权利是同他们提供的劳动成比例的，平等就在于以同一尺度——劳动——来计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4页。
没有公平就没有效率，公平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体系的基本建构原则和价值理念，没有公平就没有社会主义。从中国的情况来看，追求公平所面对的首要问题是处理好国民收入的分配关系问题。首先，要实现决策科学化，这是富有效率的前提。必须通过体制改革，健全决策体制、发展决策科学，改变过去那种权力过分集中、盲目决策和互相扯皮、办事拖拉的现象，从而建立起一整套科学的决策制度和决策程序。其次，要实现政治组织和机构的现代化，要适应现代化社会发展的需要，使机构设置合理，以便使各种机构和系统能够协调运转。再次，要运用科学的管理方式和现代化技术手段，综合运用行政的、经济的、法律的和现代化科学的管理方法来管理各种事业和复杂的社会生活。总之，必须建立起高效率的政治体制，才能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社会生产力和劳动生产率。“我们一定要、也一定能拿今后的大量事实来证明，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这要表现在许多方面，但首先要表现在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效果方面。”《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1页。
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才能充分发挥出来。效率和公平是国家行政管理体制的生命线，是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的价值取向之一。
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问题和实现它们两者的相互关系及有机统一是邓小平政治制度文明思想的重要内容和必然要求。邓小平在政治实践中始终把效率和公平有机地统一起来，坚持效率和公平的价值目标。在如何实现效率与公平的统一上，邓小平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深刻地分析了效率与公平的辩证关系，指出在效率与公平这个统一体中，效率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在解决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问题上必须把效率放在优先的位置，在效率优先的前提下兼顾公平。他曾明确指出，共产主义是物质极大丰富的社会，因为物质极大丰富才能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原则。而且一再强调，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摆脱贫穷极大地丰富物质产品，只有这样才能为真正实现共产主义的公平——按需分配奠定物质基础。换言之，在邓小平看来公平问题首先是效率问题，为了保证效率必须尊重物质利益原则。这既是对空头政治挂帅加平均主义分配制度的根本否定，又是随即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所遵循的基本原则。邓小平说：“搞四个现代化不讲工作效率不行。现在的世界，人类进步一日千里，科学技术方面更是这样，落后一年，赶都难赶上。所以，必须解决效率问题。”《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70页。
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反复强调效率问题，并指出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所以，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只要是讲效益，讲质量，搞外向型经济、就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7页。
邓小平还指出：“同样数量的劳动力，在同样的劳动时间里，可以生产出比过去多几十倍几百倍的产品。社会生产力有这样巨大的发展，劳动生产率有这样大幅度的提高，靠的是什么？最主要的是靠科学的力量、技术的力量。”《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8页。
1984年邓小平指出，深圳的蛇口工业区发展更快的原因是给了他们一点权力，五百万美元以下的开支可以自己做主，他们的口号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些论述都是阐发了效率优先的原则和道理。邓小平在强调效率优先的同时注重公平，防止个人收入分配过分悬殊避免两极分化。邓小平所讲的公平从政治上说是指政治权利的平等、规则的平等，是指人格的平等，无论个人的经济状况如何、政治地位如何，个人的尊严和价值是同等的，与此相联系的作为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是平等的。所以邓小平认为，效率是公平的基础，没有效率的公平不是真正的公平；有公平才能有效率，没有公平的效率是不可能持久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思想是邓小平在制定政治制度的实践中的一贯主张，也是邓小平政治实践的科学总结。
邓小平认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效率与公平的最高体现。但是共同富裕并不是完全无差别的同等富裕，也不是完全一致的同步富裕，而是包含着富裕程度差别的共同富裕，是一个有先有后、有快有慢、波浪式前进、逐步实现的过程。因此要实现共同富裕就必须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通过辛勤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先富”打破穷的平衡进入不平衡是为了达到“共同富裕”这种新的平衡。这样先富便是有条件的。一是“先富”本身是合法经营、勤劳致富。勤劳致富是正当的，是贯彻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富”，因而这种“先富”不是不公平而是公平。二是“先富”不是目的而是手段，目的是共同富裕以实现社会主义最高层次的效率与公平。“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提倡人民中有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也是同样的道理。对一部分先富裕起来的个人，也要有一些限制，例如征收所得税。还有，提倡有的人富裕起来以后，自愿拿出钱来办教育和修路等。当然，决不能搞摊派，现在也不宜过多宣传这样的例子，但是应该鼓励。”《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0-111页。
而且他多次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我们提倡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是为了激励和带动其他地区也富裕起来，并且使先富裕起来的地区帮助落后的地区更好地发展。提倡人民中有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也是同样的道理，先富与共富的统一体现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文明的效率和公平。没有公平和效率就没有社会主义，公平和效率是政治制度文明的重要标准，是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基本建构原则和价值理念。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看，邓小平所提出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精神是邓小平政治制度文明思想的价值目标之一。
（二）民主与平等
民主是一种国家制度，是一种国家形态，是一种保障公民权利平等实现的国家形式。马克思指出：“民主制是作为类概念的国家制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80页。
中国社会的发展需要民主，因为民主是现代政治制度文明的标志。列宁指出：“不实行民主，社会主义就不能实现。”《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0页。
所谓民主就是承认每个公民的平等人权，尊重每个公民的独立人格。民主的发展从政治制度层次来说涉及政治结构的变化，民主从可操作的意义上说就是处于被管理地位的多数人对处于管理地位的少数人的制约，这种制约的实质是人民对政府的一种利益表达。在一定程度上，民主就意味着平等。平等意味着不同的社会主体在一定历史阶段中处于同等社会地位，享有同等权利并履行同等义务。恩格斯指出：“一切人，作为人来说，都有某些共同点，在这些共同点所及的范围内，他们是平等的，这样的观念自然是非常古老的。”“一切人，或至少是一个国家的一切公民，或一个社会的一切成员，都应当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44页。
西方民主虽然承认公民的平等人权，但又主张私有财产不可侵犯。这种建立在财产不平等基础上的平等人权，实际上维护的只是少数人的人权即资产阶级特权。邓小平强调“公民在法律和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党员在党章和党纪面前人人平等”，《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2页。
所以切实保障工人、农民个人的民主权利，包括民主选举、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权利，以维护和保障“多数人的人权，全国人民的人权”。而且“平等应当不仅是表面的，不仅在国家的领域中实行，它还应当是实际的，还应当在社会的、经济的领域中实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48页。
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和平等是邓小平政治制度建设长期的坚定不移的奋斗目标。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以建立人民民主的政治制度和实现广大劳动人民的真正民主权利为奋斗目标。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建立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治制度、政治体制，劳动人民第一次真正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及时提出了进一步扩大民主，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任务。但遗憾的是，后来八大方针并未得到贯彻，使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走了一段相当曲折的路。邓小平在1957年就指出：“大民主是可以避免的，这就要有小民主。如果没有小民主，那就一定要来大民主。群众有气就要出，我们的办法就是使群众有出气的地方，有说话的地方，有申诉的地方。群众的意见，不外是几种情况。有合理的，合理的就接受，就去做，不做不对，不做就是官僚主义。有一部分基本合理，合理的部分就做，办不到的要解释。有一部分是不合理的，要去做工作，进行说服。总之，要让群众能经常表达自己的意见，……在各种场合，使他们有意见就能提，有气就能出。有小民主就不会来大民主。”《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3页。
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也强调：“由于我们过去对民主宣传的不够，实行的不够，制度上有许多不完善，因此，继续努力发扬民主，是我们全党今后一个长时期的坚定不移的目标。”《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5页。
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主体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反映在政治上必然是要求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享有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民主权利。社会主义和民主是须臾不可分割的，只有不断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才能充分调动广大劳动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社会主义现代化不仅包括经济建设，还包括民主政治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因此，把发展民主作为社会主义的目标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邓小平始终把民主政治制度建设同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同社会主义现代化联系在一起，从战略高度把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确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也只有发展充分的民主“才能够正确制订我们的战略规划，部署我们的力量；才能够更加激励我们奋发图强，尽快改变这种情况；也才能动员人们虚心学习，迅速掌握世界最新的科学技术”《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90-91页。。我们进行各种政治体制改革，都是为了发扬和保证党内民主，发扬和保持人民民主。1979年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就对中国人民所需要的民主从宏观层面作了一个原则性界定：什么是中国人民今天所需要的民主呢？中国人民今天所需要的民主只能是社会主义民主或称人民民主。1991年10月5日他在会见朝鲜国家主席金日成时又强调：我们也确实要民主，要社会主义民主。
围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特征，邓小平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者所共同享受的民主政治，是历史上最广大的民主政治。这一界定规定了社会主义民主的主体对象，进一步明确了民主赖以实现的载体。那么如何操作历史上最广大的民主呢？把权力下放给基层和人民，在农村就是下放给农民，要建立和完善基层民主政治制度，这就是最大的民主。我们讲社会主义民主，这就是一个重要内容。这实际强调了社会主义民主广泛的实践性。邓小平的民主与平等政治发展目标以中国民主与平等的社会主义性质和人民民主与平等权利的实现为主线，融民主目标的方向选择与价值选择于一体，既照顾到了中国民主与平等的历史基础，又考虑了中国民主与平等实现的现实因素，为中国民主政治的现代化指明了方向。从这个意义上看，民主与平等是邓小平政治制度文明思想的价值目标之一。
（三）稳定与发展
现代文明社会以发展为首要取向，而社会发展以社会稳定为基础和前提，它们都是依靠健全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来保障和维护。稳定与发展是政治实践的基本前提和条件，是现代政治制度文明的价值取向，也是政治制度建设的目标和归宿。所谓稳定也就是社会生活的安定、协调、和谐和有序，是通过对人们的社会活动进行自觉的干预、控制和调节而达到的社会生活的动态平衡。社会稳定是任何一个社会政治制度中人们的社会活动得以正常进行的必要条件，也是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走向兴盛的根本前提。稳定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政治前提，它代表了中国的最高利益，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前提条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反复强调，中国的最高利益是稳定。如果没有稳定的社会环境，什么经济建设，什么改革开放都会一风吹，就会什么事也干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丢掉。尤其是像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如果动乱不止，无论对中国自身，还是对国际社会，都将是一场极大的灾难。在加快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是我们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也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因此，全党和全国人民尤其是党的领导干部，要排除“左”和右的干扰，坚定不移地维护安定团结。所谓发展则是以经济增长为基础和核心内容的社会生活的全面进步。只有通过发展才能实现长远的稳定，也只有在一种稳定的社会环境中才能实现发展，而发展过程中又往往会出现各种形式的不稳定。
稳定与发展之间的这种错综复杂甚至表面上显得相互矛盾的关系，是当代世界各个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着的一个十分棘手的难题。作为新时期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稳定与发展的关系问题上提出了两个重要命题：“稳定压倒一切”和“发展才是硬道理”。它们既反映了当代各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发展的一般规律，更是对近百年来，尤其是最近几十年来中国现代化建设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发展必须以稳定为前提，特别是由于社会失稳曾使中国多次痛失现代化发展的良机，所以邓小平反复强调稳定压倒一切，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稳定。对于社会稳定的重要性邓小平的认识比谁都清楚，他经常讲：“中国在国际上处于落后状态，中国要发展起来，要实现四化，政治局面不稳定，没有纪律，没有秩序，什么事情都搞不成功。”《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2页。
这表明邓小平十分重视社会稳定与政治安定。“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中国一定要坚持改革开放，这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但是要改革，就一定要有稳定的政治环境。”《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4页。
社会稳定的出发点是从中国发展的客观需要出发来看待稳定，将稳定看作是发展生产与实现现代化的前提条件；在国际上中国处于落后的状态要获得发展的机会不容易，因此要抓住机会；在中国发展是大事是难事，而要实现稳定也非易事，因此要认真抓好。早在1979年邓小平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就曾说：“我们已经摆脱了林彪、‘四人帮’所造成的十年动乱，获得了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是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必不可少的条件和保证。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全党的党员，尤其是担负领导责任的党员，都要十分注意珍惜和维护这个政治局面。”《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9页。
此后不久他又指出没有一个安定团结的局面就不能安下心来搞建设，国内有一个稳定的环境是十分重要的，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也搞不成，不仅无法进行政治制度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就是已经取得的政治体制成果也会破坏和丧失。“文化大革命”的深刻教训，全国人民记忆犹新，绝不允许类似的混乱局面重演。然而“强调稳定，绝不是放弃改革开放，不是不发展民主：相反，正是为了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进行民主政治建设，提高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的程度，为改革开放制造有利的条件”。《光明日报》，1989年3月12日。
因为只有稳定才能有发展，中国要摆脱贫困实现四个现代化，最关键的问题是需要稳定。邓小平指出，中国要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需要两个条件：一个是国际上的和平环境，另一个是国内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使我们能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0页。
另一方面，也正是由于发展过程中会出现各种不稳定，而这些不稳定归根到底是由国家的不发达或发展水平不高造成的，只有加速发展自己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各种不稳定因素、使社会走向更加稳定。邓小平又多次指出：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发展才是硬道理；要讲究稳妥，但稳妥变成了停滞不前就坏了；所以“最根本的因素，还是经济增长速度，而且要体现在人民的生活逐步好起来。人民看到稳定带来的好处，看到现行制度、政策的好处，这样才能真正稳定下来。不论国际大气候怎样变化，只要我们争得了这一条，就稳如泰山”；《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5页。
“为什么‘六四’以后我们的国家能够很稳定？就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1页。
所有这些都说明，在稳定中求发展，在发展中促稳定，已成为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政治制度文明建设的基本方针和重要价值取向。因此，能否保持政治稳定成为改革领导人选择改革方案、步骤和时机的重要考虑因素，保持政治稳定一直是中国领导人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现实考虑的基础。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无论是为了有效地保持稳定还是为了有效地推进发展，我们都必须同时既坚持“稳定压倒一切”又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而片面地强调其中的哪一个命题而忽视另一个命题，其结果都必然会使稳定这一本应“压倒一切”的东西变成什么也压不倒，而发展这个“硬道理”也会变得怎么也“硬”不起来。改革开放正处在政治体制转型关键期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临界期，使得各种社会矛盾特别集中、复杂、深刻和尖锐，这种特殊的背景和环境决定了保持政治稳定和促进社会发展成为邓小平政治制度文明建设成败的根本。
三、邓小平政治制度文明思想的伦理维度
政治制度伦理是邓小平政治制度文明思想的重要维度，是邓小平政治制度文明的伦理内核、伦理基准和重要方面，它对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制度文明的发展具有导向、规范和终极政治伦理关怀的意义。政治制度伦理是指政治制度本身的合乎伦理道德与否，是从既定政治制度的本质规定和运作构架中引出道德规范和道德价值，是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对特定政治制度进行衡量和评价。政治制度伦理依靠一整套政治制度、政治设施来运作，政治制度伦理关涉特定社会成员的利益，影响广泛而深远。邓小平在政治制度建设上具有丰富的政治伦理思想，主要表现在政治制度的合理性、政治制度的善性和政治制度的道德教育性。
（一）政治制度的合理性
邓小平认为在进行政治制度设计与安排的过程中必须高度关注政治制度的合理性问题。人们设立各种政治制度时所依据的往往是特定的伦理原则和一定的道德要求。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既能为道德建设提供适宜的环境又具有独特的规范功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迄今为止最公道、最合理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存在的伦理基础正在于它的为人民性。谋取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邓小平政治制度伦理的基本出发点和归宿点，这既是无产阶级道德的核心，也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建设的终极道德价值目标，同时也是合乎伦理的价值目标取向。只有具有道德合理性的政治制度才能为政治道德建设提供有力的保障，也才能被人民群众所认可和遵守。所以邓小平要求我们在进行制度设计与安排的过程中必须高度关注制度的道德合理性问题。随着改革的发展，政治制度越来越成为邓小平政治视野中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问题。邓小平主张对社会中存在的问题都要当作政治制度问题提出来，并作进一步的研究。在复杂的社会政治伦理问题面前，他总是考虑要从制度上解决问题。因为他认为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一个人要变坏固然与他个人的思想作风、道德品质有关，而制度方面的作用不容忽视，从某种角度讲比个人因素更重要。在中国某些具体制度方面还存在一些弊端，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在国家权力运行上，长期缺少严格的从上而下的行政法规，缺少对于每个机关乃至每个人的职责权限的严格明确的规定，干部缺少正常的录用、奖惩、退休、退职、淘汰办法，反正工作好坏都是铁饭碗，能进不能出，能上不能下，机构臃肿，层次多，副职多，闲职多，所以还应该高度重视制度建设。邓小平由此深刻地说道：“我们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关键看三条：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3页。
邓小平之所以强调制度在政治伦理建设中的作用，因为他看到了政治伦理在政治生活中的有限性和意识到制度的强制性能够更好地规范政治主体的行为。
（二）政治制度的善性
邓小平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是国家的主人，真正享有国家宪法和法律等政治制度规定的各种权利和自由。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是“善”，不仅在政治制度上应该优于资本主义国家，而且这种政治制度能使生产力高于资本主义国家，能使人民在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上应该富于资本主义国家。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消除资本主义和其他剥削制度所必然产生的种种贪婪、腐败和不公正现象。政治制度伦理的根本的价值判断就在于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多大的程度上得到实现和得以保障。但并不是所有的规范化的政治制度都具有正价值，制度的好与坏对人们的价值选择和价值取向有着重要的导向作用，它既可以引导人们向善，又可以限制人们向善甚至趋恶。比如“我们提倡按劳分配，承认物质利益，是要为全体人民的物质利益奋斗。每个人都应该有他一定的物质利益，但是这决不是提倡各人抛开国家、集体和别人，专门为自己的物质利益奋斗，决不是提倡各人都向‘钱’看。要是那样，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还有什么区别？我们从来主张，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如果有矛盾，个人的利益要服从国家和集体的利益。为了国家和集体的利益，为了人民大众的利益，一切有革命觉悟的先进分子必要时都应当牺牲自己的利益。我们要向全体人民、全体青少年努力宣传这种高尚的道德”。《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7页。
这种道德理念的核心是先为社会和他人，再为自己求利，正是基于这个道德理念，邓小平将国家、集体和人民的利益放在政治制度的优先维护地位，认为制度就在于承认个人利益的同时，将个人利益引到社会总体利益上去。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实现的程度越高、利益占有量越大，以及其所得利益的保障性越强，其伦理价值就越善，反之就趋恶，就不善。“不能有穷的共产主义，同样也不能有穷的社会主义。致富不是罪过。”“社会主义财富属于人民，社会主义的致富是全民共同致富。”《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1-172页。
政治制度如果使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那就不是社会主义社会而是资本主义社会了。因此，如果我们的政治制度对此不加以正视、防范、引导而任其自流，就会引发社会矛盾和社会震荡，影响社会主义事业的快速健康发展。
（三）政治制度的道德教育性
邓小平认为在政治生活中制度发挥道德教育和道德示范的推动作用，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会发挥巨大的功能和力量，但道德教育及其示范作用是对道德主体及其道德素质培养的一种“软手段”，联系到政治伦理建设，如果只停留在思想道德教育方面，期待政治行为主体遵守道德规范是远远不够的。在政治领域中，政治伦理在实际运作中的“软弱无力”和较大面积地发生腐败，其原因是制度短缺和体制有漏洞。正如邓小平同志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所说：“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页。
邓小平确信，真正从制度上杜绝腐败，不使腐败现象得到任何制度上的庇护，才是反腐败的关键。这是政治制度的重要维度，是政治制度上道德教育性的表现。邓小平反复强调反腐败总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对干部和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还是要靠制度，搞制度靠得住些。邓小平还把制度看作是实现社会政治价值的根本保证。他认为要使国家长治久安，坚持党和国家正确的政策不动摇根本的就是依靠政治制度，而不是依靠个人威望。如果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也是很危险的，而且没有政治制度保证的反腐败只不过是一句空话。因为真正由政治制度保证的反腐败重要的是来自民众对制度程序层面的信任和制度程序背后的道德共识和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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