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邓小平所指出：“思想路线不是小问题，这是确定政治路线的基础。正确的政治路线能不能贯彻实行，关键是思想路线对不对头。”《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1页。
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政治制度
文明思想的理论指导
邓小平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又是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他一生孜孜不倦地学习和探索马克思主义科学指导思想，是一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研究表明“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党和国家的一些领导人中，在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方面存在很大的分歧，主要是如何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讲过的一些话，当时一些人提出“两个凡是”的观点，虽然说的是毛泽东，但对待马克思主义也基本上是“两个凡是”。邓小平从“文化大革命”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和“两个凡是”的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提出“老祖宗不能丢又要说新话”，从而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在制定各项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中的指导地位。
（一）老祖宗不能丢
邓小平认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不能丢，就是在于它是科学的理论，是我们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是现实的根本要求，也是邓小平在政治制度文明的建设中所坚持的基本指导思想的前提条件。因此，邓小平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并作为四项基本原则之一，并以党的基本路线政治制度的形式确定了下来。马克思主义是真理但不是由“终极真理”和构成的僵化体系，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它要求在理论上不断完善。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产生并接受实践的检验，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得到丰富、发展和完善，也正如邓小平所说的“老祖宗不能丢又要说新话”。“不说毛泽东思想全面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说它是马克思主义的新阶段，这些都对。但是应该承认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我们党在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过程中，的确有很多发展。这是客观的存在，历史的事实。”《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9-300页。
也正如邓小平指出：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所做的工作是毛泽东未竟之业的继续，特别是在政治制度不完善和政治体制不健全等方面。苏联解体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重大挫折，怀疑否定马克思主义的人一时多了起来。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严厉驳斥了这种否定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并指出：“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383页。
（二）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邓小平认为，不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而是过时了的马克思主义，不和本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是空洞的马克思主义，不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代的实践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实事求是地把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世界的时代特征相结合，与本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与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才是当代中国真正需要的马克思主义。但是坚持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因此要敢于坚持马克思主义。在这一点上邓小平以他“三落三起”的非凡经历警示我们：坚持同来自“左”、右两方面错误言行作坚决斗争不动摇；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信念不动摇；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立场、观点和方法不动摇；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巩固和建设社会主义制度中的指导地位不动摇；坚持马克思主义不断与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优良传统不动摇。1978年他在东南亚进行国事访问时有人问他，中国到公元2000年的时候还会是共产主义的国家吗？对这个问题他指出：“我不知道公元2000年的时候是什么情况，无论如何在我生命的最后时刻，我还将是马列主义者。”齐欣等编译：《世界着名政治家、学者论邓小平》，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1页。
1984年6月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明确指出，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我们党制定了正确的思想路线，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也就是坚持毛泽东说的实事求是，坚持毛泽东的基本思想。1986年9月2日邓小平在接受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采访时，就有针对性地表明了他对马克思主义是始终不渝的这种政治上的坚定性：“我是个马克思主义者。我一直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马克思主义，另一个词叫共产主义。我们过去干革命，打天下，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因为有这个信念，有这个理想。我们有理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所以我们才能取得胜利。革命胜利以后搞建设，我们也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同中国实际相结合。”《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3页。
邓小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一个新阶段。这个理论说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过去没有说的新话，总结了中国社会主义取得胜利和遭受挫折的历史经验，借鉴了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科学地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系列问题，为邓小平政治制度文明建设奠定了指导思想，也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制度文明理论宝库增添了新的思想理论内容。
二、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
邓小平政治制度文明思想是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基础的，并在此基础上紧密联系中国民主政治制度相对落后和薄弱的现实国情，在政治实践中形成了建设政治制度文明的基本原则。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中，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个有规律性的现象：凡是在制定政策和执行政策的过程中，能够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上上下下、各个方面的积极性就可以得到充分的发挥，整个社会就充满活力，出现生气勃勃的局面，社会主义事业就会大步向前发展；反之，主观主义、本本主义、形而上学猖獗的时候，就会出现政策失误，大大挫伤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整个社会出现死气沉沉的局面，事业停滞不前，在有些时候甚至人民群众还要遭殃。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这种经验教训是很多的。综观邓小平的政治实践，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邓小平政治制度文明思想的全部理论原则就是“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这是科学指导思想的必然要求。
（一）解放思想的原则
邓小平政治制度文明思想是以解放思想为前提的。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邓小平的政治制度文明大厦是建立在解放思想基石之上的。作为中国新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1977年重新登上政治舞台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情也是最大的事情，甚至可以说对中国发展前途生死攸关的事情，就是重新确立党的马克思主义解放思想的路线和方针，在此基础上进行完善基本政治制度和一系列的政治体制改革。正是由于党的解放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开拓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不断地创造了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的新局面。从邓小平的一系列论述中我们完全可以证明这一点。
关于什么叫“解放思想”，邓小平说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冲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可见我们在制度的制定中，就是要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就是要反对思想懒汉，把人们的思想从某种主观束缚中解放出来，使各种制度的制定和内容更加符合客观实际、合乎人民群众的实际需要。这就是解放思想的本来意义，而不应当在其他的意义上去理解解放思想这个范畴。没有解放思想就没有政治制度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邓小平认为，要从“文化大革命”的泥潭中解放出来，要从“两个凡是”的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要从长期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历史惯性的政治体制的遗产中解脱出来，要排除在制定各种制度时存在的错误思想的干扰和影响，要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就必须坚持解放思想的原则。如果固守成规照过去的老框框旧制度一模一样地搞，肯定达不到我们的战略目标。所以他指出思想路线不是小问题而是确定政治制度的基础。正确的政治制度和体制能不能贯彻实行，关键是思想路线对不对头。解放思想的主要任务是去清除“本本主义”为主要特征的僵化观念和旧的习惯势力与旧体制模式的思想政治。对此在政治实践中，他多次提出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有些人就怕脱离马克思主义的轨迹，说到底就是怕超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本本，他们是自己束缚自己，在政治思想上没有解放思想。
解放思想就是要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需要既反“左”又反右，反“左”不能脱离四项基本原则的轨迹，不能破坏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不能滋长所谓“纠正”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自由化；不能动摇党的基本路线，不能放弃改革开放，不能回到封闭和墨守成规的老路。邓小平认为，用本本主义的僵化的观念来看问题，就可能把那些无所谓“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看成是资本主义的而加以反对，把本来是社会主义的看作是资本主义的而加以排斥，如果是这样怎么会进一步进行新的政治实践，怎么会把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伟大事业推向前进呢？邓小平指出：“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基本精神是解放思想，独立思考，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来制定政策和制度。因为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事，马克思的本本上找不出来，列宁的本本上也找不出来，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情况，各自的经历也不同，所以要独立思考。不但经济问题如此，政治问题也如此。”《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0页。
他还极为深刻地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3页。
“因此，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这些制度。当然，官僚主义还有思想作风问题的一面，但是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也解决不了。所以，过去我们虽也多次反过官僚主义，但是收效甚微。解决以上所说的制度问题，要进行大量的工作，包括进行教育和思想斗争，但是非做不可，否则，我们的经济事业和各项工作都不可能有效地前进。”《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8页。所以邓小平在长期的政治实践的过程中把解放思想作为他从事政治制度建设的根本原则。
（二）实事求是的原则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了“革命的”、“批判的”实践活动的意义，并且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的问题：“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页。
毛泽东从世界观和方法论上对实事求是作出了科学的解释：“实事求是”四个大字：“‘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物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1页。
为把实事求是作为我党的思想路线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邓小平认为实事求是是我们思想的出发点，这是唯物主义，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和灵魂，这是一个被实践再三证明了的真理，也是邓小平反复讲得最多的理论观点之一。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之所以伟大，能把中国革命引导到胜利归根到底就是靠这个，它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我们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泽东同志讲的实事求是。”《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页。
马克思主义就是从实事求是的实践中创立的，也是在实事求是的实践中发展起来的。我们说的马克思主义始终是当代的，是因为它始终是随着实践发展的，是始终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实事求是地前进；实事求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也为马克思主义在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所证明，尤其是为我们党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所证明。在邓小平看来，没有实事求是，不依靠实事求是，就不会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就不会有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更不会有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邓小平把实事求是作为思想路线、工作方法、思维方式来思考制度问题的。什么时候我们党在实践中坚持依靠实事求是，我们的事业就前进就兴旺发达；什么时候我们党在实践背离实事求是，我们的事业就要遭挫折甚至倒退。因此他不止一次地说，我们过去搞革命靠实事求是，现在搞建设仍然要靠实事求是。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基于实事求是，邓小平发动、设计和领导了对现有政治体制的改革；基于实事求是，邓小平敢于突破政治体制的禁区，打开国门推动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基于实事求是，邓小平作出了一系列的政治体制改革，使我们对社会主义制度有了新的理解和认识。
邓小平政治制度文明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研究表明，邓小平之所以能够彻底冲破“两个凡是”的思想束缚，就是以实事求是作为他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原则。把“实事求是”作为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政治制度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艰苦奋斗中逐步形成的根本观点、立场和方法。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在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中始终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明确把“实事求是”放在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地位，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邓小平实事求是原则在我党的具体的运用。1980年2月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的讲话中，对三中全会上讲的思想路线问题从理论上进一步做了概括，他说：“三中全会确立了，准确地说是重申了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8页。
1984年6月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也明确指出，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我们党制定了正确的思想路线，思想路线是什么？就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也就是坚持毛泽东同志说的实事求是，坚持毛泽东同志的基本思想。可以看出，我们党的思想路线，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实事求是”。按照邓小平的论述，所谓实事求是就是在政治实践中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原则和根本方法，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邓小平还指出：“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3页。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邓小平理论这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原则，是邓小平政治制度文明思想的中心线索，是邓小平政治制度文明思想的灵魂、实质和精髓。历史在前进，时代在发展，社会生活在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我们的基本政治制度和各项政治体制也必须不断地变化和完善，否则将要落后于实际，落后于时代。但是，有一点绝不能变，那就是在政治制度建设问题上，我们都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条思想路线。在当代科技迅猛发展的形势下，我们更应当面对现实，面对世界发展，认真研究新情况，不断解决新问题，不断开拓政治制度建设的新局面，使整个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焕发出它的生机和活力。那么这里的法宝是什么呢？就是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两条科学的思想路线和基本原则。
三、坚持把维护人民根本利益作为
政治制度检验标准的民本向度
维护人民根本利益是邓小平政治制度建设科学政治指导思想的一个重要取向和表现。在邓小平政治制度文明建设中，渗透着深深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民本关怀、民本精神和民本理念。所谓民本就是制度建设和体制改革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各种政治体制改革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也就是以人民群众为中心，一切为了人民群众、一切依靠人民群众，人类一切活动最终都是为了人民群众的物质、精神、政治生活的需要，从而推进人的全面发展。维护人民根本利益表现了他作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心系人民的崇高风范和宽广胸怀，深刻体现了其政治制度文明思想的民本向度。
（一）维护人民根本利益思想的发展
纵观人类历史的发展，人民群众是社会政治制度发展中起决定和推动作用的因素。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我们的力量之源和胜利之本，必须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自觉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坚定地相信群众和紧紧地依靠群众，在各项政治制度的制定工作中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文明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所以邓小平经常在各种发展方针、政策和路线的制定时用“物质利益”、“发展生产力”、“温饱”、“小康”、“富裕”等关键词，表明了他把人民利益摆在了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的主体位置，发展生产力实现物质利益是为了给人的自身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创造条件。
无论在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在制度建设中都注重密切联系人民群众，充分尊重群众的创造精神，真心实意为人民群众谋利益。早在1975年8月邓小平就提出：“一定要关心群众生活。这个问题不是说一句话就可以解决的，要做许多踏踏实实的工作。……群众对生活方面的议论是相当多的，不要以为都是讲怪话。我们党和国家一定要关心群众生活，现在应该提出这个问题了。”《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页。邓小平面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大环境和“四人帮”的攻击和阻挠，他首先集中力量抓整顿，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发展生产力和改善人民生活的轨道上来。1978年“两个凡是”盛行，国民经济徘徊不前，他又着重强调：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在1978年9月听取吉林省常委汇报工作时指出，“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8页。邓小平在各种制度的制定中都贯彻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提出的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中，都是为了维护人民的利益。他说：“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及其他制度，是为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加速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以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改革开放以后针对所面临复杂的形势和艰巨的任务，邓小平告诫全党：“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党的组织、党员和党的干部，必须同群众打成一片，绝对不能同群众相对立。如果哪个党组织严重脱离群众而不能坚决改正，那就丧失了力量的源泉，就一定要失败，就会被人民抛弃。”《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8页。邓小平认为，一切制度的制定要以人民利益为最高准绳，就必须制定出符合人民利益的科学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各种制度来。我们搞各种制度建设也是为了发展生产力，通过调整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的关系调动人的积极性，实现社会的整体进步，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均等的机会，提供制度保障。在1989年11月会见南方委员会主席和坦桑尼亚革命党主席时指出：“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没有饭吃，没有衣穿，工资增长被通货膨胀抵消，生活水平下降，长期过紧日子。如果经济发展老是停留在低速度，生活水平就很难提高。人民现在为什么拥护我们？就是这十年有发展而且发展很明显。假设我们有五年不发展，或者是低速度发展。……会发生什么影响？这不只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5页。1992年邓小平在总结东欧、苏联剧变的教训时，针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情况，在南方谈话中告诫全党：“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0页。可见邓小平总是把是否符合人民利益，作为党和国家制定重大方针、政策和各项制度的最首要的根本依据。
（二）维护人民利益思想的向度
邓小平认识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极其艰巨复杂的任务摆在我们的面前，很多旧问题要继续解决，新问题更是层出不穷，因此要时刻关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把为人民谋利益作为制定党的路线和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求各级领导干部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治意识和真心实意对人民负责以民为本的政治奉献精神，顺利地完成我们党和国家的各项任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这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本色，也是邓小平最鲜明的政治立场。各级领导干部都应致力于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要求我们的各项政治制度要从政治服务意识的高度对待人民群众的一切问题，始终坚持人民群众的利益高于一切，把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努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办好事。因为我们全部活动就是代表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是我们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一大法宝。邓小平不仅强调尊重群众利益，而把它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坚持人民主体尊重群众利益，首先就是要尊重人民的自主意识、能动意识和创新意识，使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得到充分发挥，使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得以满足。只有落实各项制度规范和要求，并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工作切实做好了，才能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我们的各项工作才能无往而不胜。
邓小平认为，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群众应该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中国是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人民享有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权和支配权。劳动人民在经济上的这种统治地位，不仅为他们在政治上当家做主提供了物质条件，而且要求用政治上的统治权来保护他们在经济上的这种占有权和支配权。我们的宗旨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不断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使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的同时享受高度的民主。然而一段时期，在“左”的思想指导下，路线、方针、政策出现重大失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干扰破坏使得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展缓慢甚至处于停滞状态；相应地人民的生活在较长时期中没有多少改善，甚至相当大一部分连最基本的温饱问题也没有解决。他指出不搞社会主义现代化，“科学技术水平不提高，社会生产力不发达国家的实力得不到加强，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得不到改善”，《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6页。
而“搞好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62-263页。
这是当前“最大的政治”，其根本原因就是“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认为“我们革命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离开了生产力的发展、国家的富强、人民生活的改善，革命就是空的”。《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1页。
我们不要资本主义，“但是我们也不要贫穷的社会主义，我们要发达的、生产力发展的、是国家富强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8页。
因此，邓小平在领导改革开放和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伟大事业中，所深刻思考和着眼的是，尽可能快地发展社会生产力，尽可能快地和最大限度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邓小平之所以能够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广大爱戴就是因为他以人本作为其制定政治制度实践的出发点和归宿。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所做的事，无非反映了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人的愿望。”《邓小平精神》，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4页。
邓小平在自己的政治制度建设中始终把人民利益作为其制定各项方针、政策、制度的根本依据，表现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实质是以人民利益为中心；反映在改革是人民的要求和愿望；把人民的共同富裕当作社会主义的本质；把赢得民心作为坚持基本路线不动摇的根基；开展反对“左”、右倾错误倾向斗争是为了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以人民群众的实践作为理论路线的源泉和依据；以人民利益作为价值判断的最高标准；以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作为一切工作包括制度的制定是非得失的检验准则等等，均体现了邓小平政治制度文明的民本的原则。正如有人说：“在他的一生中，在他所进行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实践中，他孜孜不倦所追求的，就是要让中国尽快强大起来，人民尽快富裕起来。纵有千般事物万种思虑，在邓小平的心中，国家和人民高于一切。”《邓小平精神》，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3页。
也正如在《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一文中他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8页。
总之，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始终是邓小平作为一名政治家在制定具体制度时不能不考虑的和关注的最根本问题。邓小平本人多次郑重强调，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是最根本的东西。在邓小平的心目中，人民群众利益占有至高的位置，人民群众观是邓小平政治制度文明思想的起点和落脚点，体现了邓小平政治制度文明思想的民本向度。
（三）以维护人民根本利益为政治制度检验标准
制度是由人制定的，或者是在人们的活动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人作为活动的主体，当然比制度更重要。没有人就没有制度。制度一经形成往往可以对人的行为，尤其是对个人的行为起到明显的规范和制约作用。但是好的制度必须维护人民根本利益。而是否有利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邓小平科学判断各项基本政治制度和具体政治体制的是非得失的根本标准，也是检验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是否文明、进步和发展、科学的根本标准。这是邓小平科学指导思想的根本要求、进一步深化和延伸。
邓小平始终在他的政治制度文明思想中把是否有利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根本标准来运用的，并贯彻于政治实践的全过程。是否有利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虽然是邓小平在南方讲话中才提出，但是是他政治制度建设的实践中一直贯穿和长期坚持的原则。早在1962年7月邓小平就指出：“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这都是些初步意见，还没有作最后决定，以后可能不算数。刘伯承同志经常讲一句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说的打仗。我们之所以能够打败蒋介石，就是不讲老规矩，不按老路子打，一切看情况，打赢算数。现在要恢复农业生产，也要看情况，就是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看用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3页。
1978年9月邓小平在谈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时就指出：“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间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8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邓小平又进一步提出，要以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作为检验我们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非得失的根本标准。1980年5月他强调：“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4页。
在1983年1月邓小平在同国家计委、纪委和农业部门的负责同志的谈话中也指出：“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要以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作为衡量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页。
邓小平还在1987年3月27日与外宾会见时指出：“我们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关键看三条：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3页。
邓小平在1992年的南方讲话中进一步总结了他多年政治实践的根本经验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2页。
这就是着名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其中核心是人民利益标准，这是我们用来判断各种政治制度正确与否根本的实践标准，也是邓小平判断政治制度是否符合人民利益标准的最新表达。
邓小平认为，用来衡量群体活动结果的东西应当是这个群体所追求的目的的实现。而衡量这种目的实现程度的尺度应当是有利于群体的全面而综合的发展。由于实践结果并不是个人孤立活动的产物，对它的检验也就不能以是否实现个人的主观目的为标准，“对个人眼前有效果(合乎个人利益)的东西并不一定是检验个人的实践活动结果的合理尺度，更不是检验他所属的群体的实践活动的尺度”。王锐生：《真理、价值与实践》，载《哲学研究》，1998年第5期，第8-9页。
比如邓小平在《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一文中指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8页。
这是社会主义的物质前提、物质基础和达到目的的物质手段，也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不努力发展生产，日子怎么过？我们人民的生活如此困难，怎么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页。
只有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才能随之逐步增加人民的收入。“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这是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即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要求，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保障。如果搞私有制，剥削严重，两极分化，尽管生产力发展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没有保障，那也不是社会主义。
所以在邓小平的政治制度建设中，始终把是否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各项政治制度的根本原则，作为衡量一切政治制度是非功过、得失成败以及变与不变、科学与否的根本标准。每当面对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遭非议和责难时，他就反复讲：“我们要向世界说明，我们现在制定的这些方针、政策、战略，谁也变不了。为什么？因为实践证明现在的政策是正确的，是行之有效的。人民生活确实好起来了，国家兴旺发达起来了，国际信誉高起来了，这是最大的事情。改变现在的政策，国家要受损失，人民要受损失，人民不会赞成，首先是八亿农民。”《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3页。
“因为确定现行政策会不会发生变化的主要根据是，现行政策对不对，对国家来说对不对，对人民来说对不对，人民的日子是不是逐步好过一些。我相信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现行政策只要一改变，人民生活肯定会下降。如果人民认为现行政策是正确的，谁要改变现行政策，谁就要被打倒。”《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3-174页。
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又指出：“在这短短的十几年内，我们国家发展得这么快，使人民高兴，世界瞩目，这就足以证明三中全会以来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谁想变也变不了。说过去说过来，就是一句话，坚持这个路线、方针、政策不变。”《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1页。
“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0-371页。
这就是说，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与失败，不能由本本上的固有模式来裁决，而只能依靠人民群众的实践来检验，以是否符合人民的利益、能否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赞成，作为基本依据。因此邓小平指出：“核心的问题，决定的因素，是这个政策对不对。如果不对，就可能变。如果是对的，就变不了。进一步说，中国现在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有谁改得了？如果改了，中国百分之八十的人的生活就要下降，我们就会丧失人心。我们的路走对了，人民赞成，就变不了。”《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9页。
他指出：“我相信，凡是符合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受到广大人民拥护的事情，不论前进的道路上还有多少困难，一定会得到成功。”《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2页。
总体上讲，中国制度的理论构想与实际运作、宪法中的地位与现实中的实践状况，都有一定的差距。因此，要建立起一整套真正确保人民的利益和意志得到实现的人民授权委托与人民监控权力的程序、机制和制度。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民当家做主是全方位的、多层次的，因此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的要求也是全方位的、多层次的。从而一方面通过法律制度对社会各政治主体在政治活动过程中的地位作用、职责范围、活动方式作出原则规定，实现制度化；另一方面要建立健全与制度相配套的运行机制，实现规范化、程序化。坚持和完善政务公开、厂务公开、村务公开等公开办事制度，大到国家与人民群众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草案、重大改革方案和措施，小到地方性物价、公交、医疗卫生等问题的改革和调整，都要公布于众，尽可能使公众知晓应该知道的一切；政府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应在各项工作中，经常深入群众，听取群众意见和建议，为民排忧解难，并接受群众监督，不断改进工作。
由于是否有利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标准所针对的主要是为了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国家的长远发展，所以它一被提出来便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使中国人民的思想再一次得到了解放，进一步从“左”的束缚下摆脱出来，使我们在社会主义各种制度建设中和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更加从实际出发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极大地提高了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