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如不认真改革，就很难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我们就要严重地脱离广大群众”。《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7页。
因此，只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才能适合中国时代和实践的发展变化的需要，才能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建设社会主义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所谓政治体制就是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和各种政治组织、政治集团发挥作用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机制，它属于政治制度范畴，是政治规则在不同时期的具体化状态。与基本政治制度相比，它更多涉及具体的制度、机构及其具体运行规则，因而具有更大的灵活性、适应性和可塑性。从邓小平的政治实践中可以得出，其政治体制改革始终围绕着实现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政治制度展开，深刻地蕴涵着政治制度文明思想。
一、政治制度文明：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在要求
政治体制改革是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行的一项重大的战略决策，是推进中国政治制度建设的一项重大举措。所谓政治体制改革，就是对那些不适合基本政治制度的具体领导制度、组织形式和工作方式进行改革，以不断探索人民群众行使民主权利和管理国家事务的具体途径；不断探索国家机器高效率运转的具体形式和体制；不断探索执政党实行领导的正确方式，其性质就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换句话来说，政治体制改革也就是政治主体根据社会发展需要，对政治体系、政治结构、政治机制进行有计划有步骤的变革，以便调整政治关系、优化政治制度、巩固政治统治。所以为了成功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必须深入地研究和理解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依据、基本要求和内容，就必须制定正确的方针和措施，把政治体制和政策引向深入。中国已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并表现出很大的优越性，但中国现行的政治体制，是脱胎于革命战争年代而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确立的，是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和不断强化指令性计划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它本身不够健全并存在一些弊端，已经不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必须进行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是中国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中的主要内容，是邓小平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从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行的一项重大的战略决策来看，建设政治制度文明是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的价值目标，通过政治体制改革达到政治制度的完善与健全，是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在要求。
（一）时代发展要求政治制度文明
中国的政治制度脱胎于革命战争年代，形成于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缓慢发展于十年建设时期和“文化大革命”时期。就其基本方面而言，诸如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基本原理，也具有适合本国国情的特色。正是通过这样一些政治制度，在新中国成立后的革命和建设中较好地实现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各族人民当家做主的各种政治体制。但是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物质世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其本质是运动的。就拿邓小平个人来说，其看法也经常改变，因为世界事务实践在变化，事物在发展变化，问题的性质也都在不断变化。既然事物总是在变化，人们的思想总得要适应这个变化，我们的政治体制也必然随之发生改变。一方面，随着粉碎“四人帮”和“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中国面临着和平与发展的新时代，原来的一系列的具体政治体制都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越来越不适应时代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所以必须进行彻底的革命性变革。因此，他告诫我们要尊重客观规律实事求是，每一个干部和共产党员都应当尊重客观规律实事求是，特别是担负领导职务的同志尤其应当尊重客观规律实事求是。离开这个基础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措施、办法就会不正确，就会在实践中失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就不能充分发挥出来，也就不可能促进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更不可能实现中国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另一方面，在当今以经济为中心的综合国力的竞争中，政治制度文明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重要指标之一，是综合国力的软条件，是当今所有国家致力于发展的重要课题，各个国家都从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的改革与完善入手，来加强本国的民主政治建设。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就是根据这一时代特点，克服中国政治体制的弊端以适应时代发展的内在要求。
（二）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因蕴涵政治制度文明
马克思主义指出：“总的说来，经济运动会为自己开辟道路，但是它也必定要经受它自己所确立的并且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政治运动的反作用，即国家权力的以及和它同时产生的反对派的运动的反作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01页。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旧的上层建筑无疑维护旧经济基础阻碍新经济基础的形成和发展，而适应新的经济基础建立起来的上层建筑则保护和促进新经济基础的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政治体制作为上层建筑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就不能成功。而政治体制改革搞得好，就会促进经济体制改革，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国家权力对于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可以有三种：它可以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发展得比较快；它可以沿着相反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像现在每个大民族的情况那样，它经过一定的时期都要崩溃，或者是它可以阻止经济发展沿着既定的方向走，而给它规定另外的方向——这种情况归根到底还是归结为前两种情况中的一种。但是很明显，在第二和第三种情况下，政治权力会给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损害，并造成人力和物力的大量浪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01页。
因此，这就要求人们不断变革上层建筑以适应经济基础的需要，即巩固和促进新经济基础的发展。这是邓小平治体制改革的内在动因。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出现了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和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局面，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但是中国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是建立在中央计划经济的基础上，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政治体制的呼声不断高涨，这使邓小平意识到政治体制改革不仅是经济基础发展变化的要求而且是经济体制改革的迫切需要。因此，邓小平指出：“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6页。
“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难予贯彻。”《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7页。“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事情要人来做，你提倡放权，他那里收权，你有什么办法？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4页。
邓小平针对过分集权的政治体制指出，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现在看，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形势。改革，应该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且应该把它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现在机构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加了。设立许多公司，实际是官办机构，用公司的形式把放给下面的权又收了上来。机构多、人多，就找事情干，就抓住权不放，下边搞不活，企业没有积极性了。上半年经济发展速度比较低，就有这么一条原因。解决这个问题从何入手，要很好研究。一九八○年就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但没有具体化，现在应该提到日程上来。不然的话，机构庞大，人浮于事，官僚主义，拖拖拉拉，互相扯皮，你这边往下放权，他那边往上收权，必然会阻碍经济体制改革，拖经济发展的后腿。”《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0页。
这些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如不认真改革，就很难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我们就要严重地脱离广大群众”。《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7页。
他认为产生这些弊端的根本原因是政治体制的一些具体方面具体制度不合理不健全，“我们的一些制度有缺陷”、“政治体制存在弊端”。对此，邓小平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这种比较方法虽然不全面，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不加以重视。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页。
而克服这些弊端的根本出路就是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我们的事业才有无限的希望。”《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页。
（三）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体现政治制度文明
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然而，改革不是要改变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性质，而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是在坚持社会主义根本政治制度的前提下，改变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具体政治制度和特殊规章制度，从而建立起适应生产力发展和有利于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治体制。
政治体制改革的近期目标，是建立有利于提高效率、增强活力和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领导体制，着眼于克服权力过分集中、官僚主义现象、封建主义影响这些明显缺陷，重点落在领导体制的改革。邓小平指出：“对中国来说，就是要有利于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制定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要做到这些，我个人考虑有三条：第一，党和行政机构以及整个国家体制要增强活力，就是说不要僵化，要用新脑筋来对待新事物；第二，要真正提高效率；第三，要充分调动人民和各行各业基层的积极性。”《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1页。
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提高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具体表现在：政治上充分发扬人民民主，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有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特别是管理基层地方政权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力，享有各项公民权利，健全各项法制，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打击一切敌对力量和犯罪活动，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总的来讲是要消除官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调动人民和基层单位的积极性。要通过改革，处理好法治和人治的关系，处理好党和政府的关系。党的领导是不能动摇的，但党要善于领导，党政需要分开，这个问题要提上议事日程。”《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7页。“政治体制改革包括什么内容，应该议一下，理出个头绪。我想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是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提高效率，克服官僚主义。改革的内容，首先是党政要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要放在第一位。第二个内容是权力要下放，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同时地方各级也都有个权力下放问题。第三个内容是精简机构，这和权力下放有关。”《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8页。
政治体制改革的长远目标，是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我们的改革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总的目的是要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有利于在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1页。
邓小平指出：“我们政治体制改革总的目标是三条：第一，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第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第三，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而调动人民积极性的最中心的环节，还是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生产力发展了，人民积极性调动起来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就增强了，社会主义制度就巩固了。”《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8页。
中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个基本政治制度，从根本上反映了社会主义人民民主的本质特征：人民是社会和国家的主人；国家政权必须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但是仅仅有这个基本制度是不够的，还必须建立一套具体的制度，包括领导制度、组织制度、工作制度和各项法律，以切实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有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特别是管理基层地方政权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力；切实保证党支持和领导人民当家做主，有效地发挥党对于国家和社会的政治领导，切实保证国家政权依法自主地行使自己的职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主题，就是使人民群众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保证充分享有各项法定的公民权利和自由，充分享有通过各种有效形式参与决定、管理国家大事以及管理社会事务和经济文化事业的权利。高度民主必须要有完备的体制作保障。有高度民主和完备的体制，就可以使各级领导机关的决策在民主化的基础上，实现科学化，一切国家机关和各种组织各司其职、运转协调。高度民主和法制使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精神都能各司其职协调运转，使各级领导机关的决策民主化、科学化，使整个政治体制充满生机和活力。在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的长远目标中，高度民主是核心，完备的法制是保证，效率和活力是新的政治体制的表现特征和基本要求。因此，政治体制改革的长期目标和近期目标都具有人民民主的重要内容，都蕴涵着政治制度文明的价值取向。
二、政治体制改革：邓小平政治制度文明的根本手段
由于政治体制是政治制度中最活跃的因素，但是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政治体制也往往会偏离基本政治制度的要求，造成政治体制的弊端，这就是我们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缘由。研究表明，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是好的，但政治体制中存在着许多弊端，如果不进行改革，就会妨碍基本政治制度优越性的发挥。回想起中国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在民主政治建设上留下了深刻的教训：一方面，民主政治建设未能从政治制度的完善方面予以足够重视。把社会主义某种模式绝对化、凝固化以及神圣化，始终摆脱不了绝对模式的束缚。另一方面，在民主政治建设的手段上，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缺乏制度约束，习惯以群众运动、阶级斗争来解决政治文明建设中一些问题，导致发生“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认真总结了历史经验，把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标和根本任务，并找到了改革政治体制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和建设政治制度文明的根本手段。
（一）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
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的根本手段，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邓小平指出，中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基本政治制度是好的，是适合中国国情的。但是说基本制度是好的并不等于说它的一切具体形式、具体体制都是完美无缺的。在具体的领导制度、组织形式和工作方式上，即政治体制中存在着一些重大缺陷，妨碍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文明的发挥。正是由于这些制度方面的问题和其他一些社会原因，才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这里所说的制度方面的问题，就是指中国现行的政治体制中的各种缺陷和弊端，主要是：权力过分集中，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机构重叠臃肿，干部职务终身制，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律不健全，官僚主义严重，封建主义思想盛行等。这些缺陷和弊端，给社会主义的发展曾造成灾难性的挫折，今后仍然是中国前进的阻力。因此，邓小平认为，我们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要消除原有政治体制中存在的重大缺陷，着眼于具体政治制度的建设，完善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使政治生活进一步民主化、文明化和科学化。而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如不认真改革，就很难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我们就要严重地脱离广大人民群众，甚至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的问题。因此，要充分认识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自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既重视抓基本制度建设又非常注意具体制度建设，重视建立完整的制度体系使法制、体制、机制“三位一体”，并提出要使社会主义走向完善就要制定一系列的法律、法令和条例，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这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政治体制改革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文明的根本手段。
（二）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质就是政治民主化的过程
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国家事务管理民主化的需要。随着中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以及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和文化程度的提高，人民的权利主体意识和参政意识将大大增强。只有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管理国家事务，充分发挥创造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才能高速前进。目前，社会主义国家向民主政治方向发展是一个总趋势。中国宪法也规定了“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目标，而且我们还要通过政治体制改革，逐步地建立起民主政治。研究表明，随着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的过去和剥削阶级作为阶级被消灭，随着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和国家职能的变化，中国社会主义政权的基础在扩大，它所面临的任务也日益复杂化。与这种变化相适应，社会主义民主也应该日益扩大。而民主化的问题实质上是涉及能不能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政治上的积极性、主动性，能不能发挥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的重大原则问题，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在于推动民主政治建设。政治制度发展的过程也就是政治民主制度化的过程，政治制度文明是指民主政治的制度化现代化。这就要求政治体制改革就必须要调整政府同人民之间的关系，要为经济社会的发展创造和平、稳定、团结的政治条件，并使之制度化程序化。而调整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就是要适当地缩小政权机构的管辖范围，改变过去管得过多、统得过死的做法，以利于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就是通过政治体制改革，调动基层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邓小平认为：“权力下放是最主要的内容。”我们农村改革之所以见效，就是因为给农民更多的自主权，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现在要把这条经验应用到各行各业，把权力下放给企业，下放给基层，同时广泛调动工人和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让他们参与管理，实现管理民主化。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寻求一种长治久安之策，是为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优越性，加速民主现代化事业的发展。只有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才能真正建立民主政治，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才能真正建立政治制度文明。
（三）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政治制度
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是制度建设，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增强党和国家的活力，而活力是党和国家机关实行坚强有力领导的重要保证。要使党和国家机关充满活动力，就要培养和选拔一大批年富力强、德才兼备的领导人才、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但目前我们的干部人事制度还存在严重的缺陷，难以从制度上保证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妨碍了党和国家的活力。因此，必须通过改革形成鼓励竞争人才辈出的环境和机制，造就一大批各种专门人才，从根本上增强党和国家机关的活力。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效率不高同机构臃肿、人浮于事、作风拖拉有关，但更主要的是涉及党政不分，在很多事情上党代替了政府工作，党和政府很多机构重复。”《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9页。
“搞四个现代化不讲工作效率不行。”当今时代，人类进步一日千里，落后一年赶都难赶上，因此必须解决效率问题。当然提高工作效率不仅是党政分开问题，还有如精简机构等其他方面的问题也要解决。只有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才能提高政治体制的活力和效率，才能建设政治制度文明。
邓小平站在时代高度，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失误中走出来，以政治体制改革作为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文明建设的重要手段。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克服政治制度建设中的弊端，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开辟广阔发展前景，推动社会主义民主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文明。
三、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内容体现政治制度文明思想
邓小平通过政治体制改革不断克服传统政治体制的弊端，在体制上为公民行使各项政治权利提供可靠的制度保障，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实现社会政治体制的自我完善，推进政治制度文明建设。有西方学者指出：“把邓小平描述为在发起中国的改革中起了关键作用的中共领导人、描述为改革家的形象是完全正确的。”齐欣等编译：《世界着名政治家、学者论邓小平》，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3页。邓小平针对中国政治管理体制中的弊端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重新调整和分配政治利益、推进政治的民主化制度化法制化、实行党政分开、消除领导体制的封建残余、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健全监督和制约机制、进行机构改革等。这些都有利于巩固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促进中国政治现代化建设，都是政治制度文明的具体体现。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推动社会历史的前进，能够使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发展，推动人类社会进步，是促进社会发展的动力，使政治制度更加科学、完善和健全，从这个角度来说，政治体制改革是邓小平政治制度文明建设的基本内容。
（一）重新调整和分配政治利益
政治体制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政治利益的一种重新调整和分配，会涉及千千万万的人，这种阻力是不可小视的，处理不好会欲速则不达。所以邓小平更多的是不断为全面的改革准备条件。今日的中国尽管很多条件都已逐渐成熟，社会情形也有了很大改变，但在一些关键性的敏感性的改革方面，还是要像邓小平要求的一样，步骤要稳妥，还要及时总结经验，改正不妥当的方案和步骤，不使小的错误发展成为大的错误。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确定的原则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我们不能一厢情愿，更不能头脑发热，指望一步到位，毕其功于一役。这种始动力的现实化，需要受政治利益的刺激和推动。而现行政治体制还存在不少弊端，诸如党政不分、权力过分集中、官僚主义、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等问题。这些弊端的存在阻碍了人民民主权利的行使，败坏了社会主义形象，造成抢权利而推卸责任，无益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也损害社会主义的形象。因此，邓小平认为，只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才能实行党政分开，理顺党同人大、政府的关系；才能实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打破领导职务终身制，大力推进公务员制度改革；才能充分发挥人大、政协、群众组织的作用，加强基层民主建设；才能建立完善的监督机制和精简机构等等，从而推动政治制度文明的不断发展。
（二）推进政治的民主化、制度化、法制化
邓小平指出，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及其他制度，是为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加速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他作了比较具体的分析，认为党和国家的各种制度究竟好不好、完善不完善，必须用是否有利于实现以下三条来检验：一是“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二是“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三是“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在此后不久他又指出政治体制改革的总方向，“都是为了发扬和保证党内民主，发扬和保证人民民主”。邓小平指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要讲社会主义的民主，也要讲社会主义的法制。”《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5页。
民主化和法制化，是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要求。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兴利除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政治体制的改革，必须逐步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完善社会主义法制，努力克服官僚主义现象和封建主义影响，促进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内对外开放。通过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法制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坚决纠正以言代法的人治的现象，从而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的各项权利，真正实现社会主义民主。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人民的民主意识、参与意识、法制意识空前增强。人民群众尤其是其中文化素养较高的人们，对国家政治生活开始表现出更浓厚的兴趣，参与意识日益增强。法制意识进入人们的头脑，更多的人学会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民主权利。这些都表明，人们政治参与的要求及其自由和平等的期望正随着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日益增长。邓小平认为，我们在政治体制上所进行的改革，一方面为满足这种要求和期望提供了更多的条件；另一方面又促使其进一步发展。然而，现实与人民群众这种进一步实现经济生活、政治生活、社会生活的民主化的要求，还存在着明显的反差。只有通过政治体制的改革，采取一些措施，才能推动政治制度文明的发展。这一切无不表明政治体制改革是邓小平政治制度文明的根本动力。
（三）实行党政分开
由于我们党在创建革命根据地时，照搬了苏维埃的政治体制，因而也产生了类似的党政不分的问题。毛泽东曾批评过红色政权中党政不分的现象。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创建了抗日民主政权，但党在领导过程中出现了党政不分的问题。1941年邓小平同志在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写了《党与抗日民主政权》一文，阐述党与政权的关系及如何实现党的领导等问题，尖锐地批评了某些区域存在的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现象以及某些领导同志长期存在的“以党治国”、“党权高于一切”的思想。邓小平认为，形成这种思想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国民党的“以党治国”的恶劣传统反映到我们党内来，因而造成了一些同志误解了党的优势，以为党员包办就是绝对优势，不了解真正的优势要表现在群众拥护上，误解了党的领导，把党的领导解释为“党权高于一切”，遇事干涉政府工作，随便改变上级政府法令；不经过行政手续，随便调动在政府中工作的干部；有些地方没有党的通知，政府法令行不通，形成政权系统中的混乱现象。面对这些不正常现象，邓小平向党员陈言：把优势建筑在权力上是靠不住的。他认为，中国共产党必须批判“以党治国”，因为“以党治国”的国民党遗毒麻痹党，腐化党，破坏党，使党脱离群众。邓小平指出，党的优势不仅在于政权中的适当数量，而且主要在于群众的拥护。而这种优势是从民主政治斗争中去取得，主要依赖于我党主张的正确，能为群众所接受、所拥护、所依赖。“党对政权要实现指导的责任，使党的主张能够经过政权去实行，党对政权要实现监督的责任，使政权真正合乎抗日的民主的统一战线的原则。党的领导责任是放在政治原则上，而不是包办，不是遇事干涉，不是党权高于一切。”《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页。
他严肃批评了“以党治国”的错误观念，指出那些把党的领导解释为“党权高于一切”，以致发展成为“党员高于一切”，“这实在是最大的蠢笨！”这种观念和行为只能带来政府一切法令都是共产党的法令，政府一切错误都是共产党的错误，政府没有威信，党也脱离了群众。在这里邓小平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即党的组织不是政府，不是国家的权力机关，党不能实行“以党治国”的办法，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组织领导和思想领导。
在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一纲领性文献中，首次把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而迫切的任务提到全党面前。他认为，党政分开的实质是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解决党如何正确领导的问题。党干预太多，不利于在全体人民中树立法制观念。这是一个党和政府的关系问题，是一个政治体制的问题。他强调指出，我们坚持党的领导，问题是党善不善于领导，要善于领导，就不能干预太多，这应该从中央开始。他指出，中央一部分领导同志不兼任政府职务，可以集中力量管党，管路线、方针、政策。这样做，有利于加强和改善中央的统一领导，有利于建立各级政府自上而下的强有力的工作系统，管好政府职权范围的工作。他认为，各级党组织应该摆脱日常行政工作、业务工作，尽可能不给政府、各业务部门承担，党的领导机关除了掌握方针政策和决定重要干部的使用以外，要腾出主要时间和精力来做思想政治工作，做人的工作，做群众工作。要通过改革，处理好法治和人治的关系，处理好党和政府的关系。党的领导是不能动摇的，但党要善于领导，党政需要分开。他把“党政分开”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内容，提高到“关键”的地位。他说，改革的内容，首先是党政要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不是要削弱党的领导，涣散党的纪律，而正是为了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和加强党的纪律。在中国这样的大国，要把几亿人口的思想和力量统一起来建设社会主义，没有一个由具有高度觉悟性、纪律性和自我牺牲精神的党员组成的能够真正代表和团结人民群众的党，没有这样一个党的统一领导，是不可能设想的，那就只会四分五裂，一事无成。这是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的奋斗实践中深刻认识到的真理。我们人民的团结，社会的安定，民主的发展，国家的统一，都要靠党的领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就是坚持党的领导。问题是党要善于领导，要不断地改善领导，才能加强领导。”《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2页。
这就使党政分开的思想系统化、理论化，成为我们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思想理论基础。他认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取得革命的胜利，之所以能够经受住各种挫折失败的考验，之所以能够取得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巨大成就，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汇集了一批优秀分子，在各个时期都有一个精干的领导班子起着支柱作用。所以邓小平特别指出：“国家的命运、党的命运、人民的命运需要有这样一个领导集体。”《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0页。
并且进一步强调，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不是要削弱党的领导，涣散党的纪律，而是为了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和加强党的纪律。因此，正确把握邓小平关于党政分开的政治思想，对于正确贯彻和执行党的政治体制改革推动中国政治制度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四）消除领导体制的封建残余
领导体制的封建残余是政治制度文明建设的巨大障碍。邓小平曾经说过：“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7页。
“拿宗法观念来说，‘文化大革命’中，一人当官，鸡犬升天，一人倒霉，株连九族，这类情况曾发展到很严重的程度。甚至现在，任人唯亲、任人唯派的恶劣作风，在有些地区、有些部门、有些单位，还没有得到纠正。”《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4-335页。
它们成为中国政治民主建设的拦路虎，因此我们要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及其他制度，是为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加速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存在很大的缺陷与弊端。邓小平提出了解决领导体制改革的根本的方法：“这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我们过去的一些制度，实际上受了封建主义的影响，包括个人迷信、家长制或家长作风，甚至包括干部职务终身制。我们现在正在研究避免重复这种现象，准备从改革制度着手。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现在我们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8页。
“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党受封建主义的害很重，但是一直没有把肃清封建主义的影响作为一个重要任务来对待。现在，党内为什么有人搞特权？这和封建主义影响分不开。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领袖终身制的问题，我们这代人活着的时候，非解决不可。党内生活、社会生活都要肃清封建主义的影响。各种制度，都要从肃清封建主义影响的角度去考虑，逐步加以改革。”《邓小平思想年谱》，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59页。
所以邓小平指出：“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重点是切实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制度，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促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6页。
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形成了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和直接管理国家事务的、高度集权、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缺乏完善的内部监督机制的领导体制，党对于中国领导体制的职能及其转移缺乏深刻而全面的认识，党在社会主义社会问题上出现了越来越严重的失误：党没有实现领导体制的职能从搞阶级斗争到管理国家的转移；把党的一元化领导固定化和绝对化，而且发展为“党领导一切”；在权力配置上，国家的一些权力以党化、党的机构国家化、行政化，党的权力则集中到个别领导个人手中；实行党直接管理国家、包揽一切事务的领导方法。邓小平指出：“旧的一套，经过几十年的试验不成功，过去照搬外国的模式，再加上我们的一些错误，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导致了思想上的僵化；并且妨碍了人民和基层发挥积极性。”《人民日报》，1987年6月13日，第1版。
党的领导体制缺乏可以自我调节的监督机制，这种体制的总病根是过分集权，由此带来严重的官僚主义现象；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家长制、一言堂、个人独断专行等封建主义影响也远未肃清，这种体制不利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稳定发展，也无法避免和制止政治动乱的发生。而一个国家要保持稳定并求得发展，单靠一两个人的力量是不能胜任的，尤其是在现代社会，必须要有一个好的领导集体，因此要组成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集体。邓小平指出，在决定重大问题上，每个书记都有一票的权利，不能由第一书记说了算。从政治品质上来说，群众路线对政治家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正确对待个人与群众之间的关系问题。当然杰出的人物是有重大历史作用的，但是决不能把个人摆在人民、国家、党之上。邓小平认为，如果颠倒了这种关系必然会犯重大错误。他说：“我有一个观点，如果一个党、一个国家把希望寄托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并不很健康。那样，只要这个人一有变动，就会出现不稳定。”《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2页。
对这种问题的认识，显示了邓小平的政治远见，而他自己则在这方面给我们树立了榜样。由此，结束了因思想上的个人崇拜造成的政治上的专制主义，粉碎了积淀于人们内心深处的帝王思想，把最高领袖请下了神坛。
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是一种带有浓厚封建主义色彩的现象，它在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虽不明文规定却在实际上普遍存在。一旦当官终身任职，只上不下只进不出，阻碍了干部队伍的新陈代谢，不利于优秀中青年干部的成长，扼杀了党和国家的生机。邓小平在谈到中国原有政治体制弊端时指出：“庙只有那么大，菩萨只能要那么多，老的不退出来，新的进不去，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因此，老同志要有意识地退让。要从大处着眼，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不要一涉及到自己的具体问题就不通了。我们将来要建立退休制度。”《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3页。
在1987年6月的一次谈话中邓小平说，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实现各级领导班子的年轻化。他认为，中国的干部老化僵化是比较严重的。比如，当时党的中央委员会的平均年龄恐怕比其他各国党的都要大，党的政治局、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成员的平均年龄也偏大。各级党政领导班子、各行各业领导班子都存在老化的问题。一般来说，老年人习惯势力多一点，他们考虑问题凭自己的经验。现在世界突飞猛进地发展，科技领域更是如此。我们要赶上时代，就要坚决稳妥地执行领导班子年轻化的方针。当然不只是年龄这一条，还要德才兼备。我们提出干部队伍要“四化”，即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这些年在这方面做了一些事情，但只是开始。“哪一天中国出现一大批三四十岁的优秀的政治家、经济管理家、军事家、外交家就好了。同样，我们也希望中国出现一大批三四十岁的优秀的科学家、教育家、文学家和其他各种专家。要制定一系列制度包括干部制度和教育制度，鼓励年轻人。”《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9页。
1979年邓小平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会上说，“不建立这个制度，我们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状况，以及青年人上不来的问题，都无法解决。有了退休制度，对各个部门、各级职务的干部的退休年龄有了明白规定，就可以使人人都知道自己到哪一年该退休。……这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兴旺发达、朝气蓬勃的一个大问题。”《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26页。
为了保证党和国家事业后继有人，为了消除中国官本位的潜在意识，打破封建专制思想的束缚，邓小平首先提出退休，并把年轻的干部推上一线，创造了社会主义国家主要领导人在身体尚健时提前退休的先例，从而确立了党和国家从中央到地方主要领导岗位的任期制度，初步开始了党和国家领导层的正常更替。正如保加利亚的内佐娃指出的：“中国改革的设计师、实力人物、国家现代史上举足轻重和德高望重的政治家邓小平，宣布辞去他的最后-个职务——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他从权力金字塔的顶峰自愿引退，是为了给比较年轻的一代让位，并为老一代作出榜样。”齐欣等编译：《世界着名政治家、学者论邓小平》，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3页。
中国的基本政治体制是好的，改革主要是克服领导制度、组织形式、运行机制和工作方式等方面的缺陷，使之更加适应经济与社会的发展、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由于“我们过去的一些制度，实际上受了封建主义的影响，包括个人迷信、家长制或家长作风，甚至包括干部职务终身制”，所以“我们现在正在研究避免重复这种现象，准备从改革制度着手”。《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8页。从而推动政治制度文明建设。
（五）改革干部人事制度
邓小平认为，中国干部人事制度的种种弊端的存在显示出组织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紧迫性和重要性。现行干部人事制度和管理工作弊端有：其一，官僚主义作风即滥用权力、思想僵化、办事拖拉、不负责任、压制民主、贪赃枉法，而且发展到了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其二，权力过分集中作风，这也是组织制度中种种弊端的总根源。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或少数人手里，多数办事人无权决定，少数有权的人负担过重，结果导致官僚主义泛滥，严重地阻碍了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其三，家长制现象严重。家长制是中国长期存在的一种陈旧的社会现象。它的最大危害就是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组织成了他个人的工具。搞个人崇拜、个人决定重大问题是它的重要特征，严重地破坏了党和国家的民主制度，把同志间的平等关系搞成了君臣、帮派关系。不彻底消灭这种家长制作风，就根本谈不上党内民主、社会民主，也无法搞好组织制度建设。其四，特权现象。其最主要表现是以权谋私，有些干部不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公仆，而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主人，从而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特殊化，引起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也使我们的干部队伍发生腐化，损害了党的威信。因此，必须进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要认真选好接班人。1979年7月邓小平就提出了组织路线和接班人问题。他说，现在我们还没有解决的问题是组织路线问题。政治路线确立之后要由具体的人来贯彻执行，但由什么样的人来执行至关重要，这就提出了要什么人来接班的问题，而“解决组织路线问题，最大的问题，也是最难、最迫切的问题，是选好接班人”。《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2页。
因此，他反复强调，认真选好接班人，这是战略问题也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长远利益的大问题。邓小平还说：“组织路线是保证政治路线贯彻落实的。解决组织路线问题已经提到我们议事日程上来了。这个问题解决不了，我们见不了马克思。老同志在，问题比较好解决，如果我们不在了问题还没有解决，就要天下大乱。”《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3页。
“现在我们国家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不是四个现代化的路线、方针对不对，而是缺少一大批实现这个路线、方针的人才。道理很简单，任何事情都是人干的，没有大批的人才，我们的事业就不能成功。所以，现在我们搞四个现代化，急需培养、选拔一大批合格的人才。这是一个新课题，也是对老同志和高级干部提出的一个责任，就是要认真选好接班人。”《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20-221页。
用人的政治标准是什么？为人民造福，为发展生产力、为社会主义事业作积极贡献，这就是主要的政治标准。“中国的稳定，四个现代化的实现，要有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要有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性强的人来接班才能保证。”《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3页。
当然，还要坚持政治标准。具体来说，“要选那些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斗争中经得起考验的人；要选那些党性强，能团结人，不信邪的人；要选那些艰苦朴素，实事求是，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作风正派的人；要选那些努力工作，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有魄力，有实际经验，能够办事的人”。《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5页。
他指出，不要以为中国乱不起来，林彪、“四人帮”帮派体系的人，就是不听党的指挥，他们唯恐天下不乱。因此要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健全干部的选举、招考、任免、考核、弹劾轮换制，在干部人事制度中，我们按照德才兼备的原则根据不同类型不同职务的干部的特点，从考勤、考德、考能、考绩等方面，提出考核标准，为各类各级干部的科学性考核、奖惩和升降提供了经验和依据。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时期提出了“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形象而准确地概括了四个现代化建设所急需的人才。邓小平一再强调，老同志要趁自己身体还健康时把接班人选出来并推到一线工作，自己还可以从旁帮助、从旁观察敲敲边鼓，逐步提高新干部处理问题、把握大局、胜任工作、取信于民的能力，发现不合适可以再换。邓小平特别强调要培养选拔那些有实际工作经验、肯实干、在改革开放中有突出实绩的干部。他特别欣赏务实求实的干部，欣赏懂行懂专业精业务有真才实学的人。他一再指出：“只靠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没有真才实学，还是不能实现四个现代化……不管你搞哪一行，你不专，你不懂，你去瞎指挥，损害了人民的利益，耽误了生产建设的发展，就谈不上是红。不解决这个问题，不可能实现四个现代化。”《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62页。
1992年初他视察南方时又讲了一段语重心长发人深省的话：“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0页。
现在就是要选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大胆地放进新的领导机构里，使人民感到我们真心诚意搞改革开放。并强调：“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比、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我们说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要长治久安，就要靠这一条。真正关系到大局的是这个事。”《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0页。
要“从长远着想，解决好交接班的问题。老同志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责任重大，而他们现在第一位的任务，是帮助党组织正确地选择接班人。这是一个庄严的职责。让比较年轻的同志走上第一线，老同志当好他们的参谋，支持他们的工作，这是保持党和政府正确领导的连续性、稳定性的重大战略措施。”《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1页。
正如李光耀所言：“如果我们没有挑选最能干和最肯献身的人才，如果我们只让我们自己喜欢的人或随波逐流的人填满国会，我们一定失败。”“如果我们把正直又肯献身的能干人才排除在外，那么，当他们发现事情不妙时，会有两个选择：在国家垮台之前一走了之，或者向人民行动党的统治权挑战。”《李光耀回忆录1965-2000》，联合早报出版社2000年版，第475、476页。
所以邓小平认为：“目前的问题是，现行的组织制度和为数不少的干部的思想方法，不利于选拔和使用四个现代化所急需的人才。希望各级党委和组织部门在这个问题上来个大转变，坚决解放思想，克服重重障碍，打破老框框，勇于改革不合时宜的组织制度、人事制度，大力培养、发现和破格使用优秀人才，坚决同一切压制和摧残人才的现象作斗争。”《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6页。
因此，邓小平指出：“我们一定要认识到，认真选好接班人，这是一个战略问题，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长远利益的大问题。如果我们在三几年内不解决好这个问题，十年后不晓得会出什么事。要忧国、忧民、忧党啊！要看到这是个带根本性质的问题。我们有正确的思想路线，有正确的政治路线，如果组织问题不解决好，正确的政治路线的实行就无法保证，我们向党和人民就交不了账。”《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22-223页。
（六）健全监督和制约机制
政治制度文明的国家都十分重视建立和加强监督机制。通过多种途径，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健全监督和制约机制是邓小平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权力对人具有腐蚀性，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由于政府也有着自身的利益追求，按照布坎南的说法，政府工作人员也是“经济人”，有着追逐个人利益的私欲，会按照个人面临的私欲行事，这就容易出现权力寻租或权力腐败现象。达尔也指出：“如果没有社会的制衡作用，政府内部对官员的制约能否有效地防止专制是值得怀疑的；相反，如果以社会制衡为基础，政府内部对官员制约和政府机关之间的制衡就能有效地防止专制。”[美]R.达尔：《民主理论导论》，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22页。
因此必须对政府行为限制，明确规定政府施政行为的一般原则，确定政府、企业、个人各自的角色地位、职责功能、权利和义务，使各级政府官员能够以法自律，避免和减少权力的滥用和不当使用，保证公民权利免受来自公共权力的侵害，在对政府行为立法的同时，要建立政府行为的监督机制，并且保证监督机制的相对独立性以及监督政府行为的强大职权和手段。只有强化司法和执法，以权力制约权力，才能确保政府行为的规范化、制度化和法制化，使政府真正成为对人民负责的政府。“要有群众监督制度，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凡是搞特权、特殊化，经过批评教育而又不改的，人民就有权依法进行检举、控告、弹劾、撤换、罢免，要求他们在经济上退赔，并使他们受到法律、纪律处分。对各级干部的职权范围和政治、生活待遇，要制定各种条例，最重要的是要有专门的机构进行铁面无私的监督检查。”《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2页。
政府官员素质的高低，特别是对政府官员监督的强弱，是腐败现象能否得到控制的关键问题；而监督制度的健全则是治理腐败的根本。“我们需要实行党的内部的监督，也需要来自人民群众和党外人士对于我们党的组织和党员的监督。无论党内的监督和党外的监督，其关键都在于发展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发扬我们党的传统作风，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在第七次大会的政治报告中所提倡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5页。
邓小平在强调加强对党和国家机关监督必要性的基础上，对监督的内容也作了全面透彻的阐述。只有健全的监督机制，才能保证及时纠正错误的决策，防止国家和公众受到更大的损失；才能防止和制止政府工作人员违法乱纪。
邓小平提出要通过加强民主政治建设，通过监督克服党员堕落腐败作风。他说民主政治能够使我们党得到群众的监督，克服党员堕落腐化的危险，及时发现投机分子以及破坏分子并清洗出党。邓小平认为：“所谓监督来自三个方面。第一，是党的监督。对于共产党员来说，党的监督是最直接的。要求党的生活严一些，团的生活也严一些，也就是说，党对党员的监督要严格一些，团对团员的监督要严格一些。第二，是群众的监督。要扩大群众对党的监督，对党员的监督。第三，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监督。要扩大他们对共产党的监督，对共产党员的监督。有了这几方面的监督，我们就会谨慎一些，我们的消息就会灵通一些，我们的脑子就不会僵死起来，看问题就会少一些片面性。共产党员谨小慎微不好，胆子太大了也不好。一怕党，二怕群众，三怕民主党派，总是好一些。谨慎总是好一些。”《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0-271页。
邓小平在谈及监督时说：“无论党内的监督和党外的监督，其关键都在于发展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发扬我们党的传统作风。”《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5页。
邓小平指出：对于党的各级领导人都应该有监督。这种监督是来自几方面的，来自上面，来自下面，来自群众，也来自党小组生活，“对领导人最重要的监督是来自党委会本身，或者书记处本身，或者常委会本身……在党委会里面，应该有那么一段时间交交心，真正造成一个好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空气。同等水平，共同工作的同志在一起交心，这个监督作用可能更好一些……我们要重视党委内部的互相监督作用这个问题。上级不是能天天看到的，下级也不是能天天看到的，同级的领导成员之间彼此是最熟悉的”《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9-310页。。
邓小平特别强调党的组织和党员要在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监督各级党组织和政权机构以及广大党员干部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的一致，这是监督的最根本的任务。他指出，各级组织、每个党员都要按照党章的规定，一切行动服从上级组织的决定，尤其是必须同党中央保持政治上的一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恢复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确立了新时期党的政治路线，并制定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邓小平要求全党要严格执行这个准则，坚持不懈地纠正各种不正之风，特别要坚决反对对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采取阳奉阴违、两面三刀的错误态度。他强调，各级党委要监督党员干部认真执行党的路线，各级党组织都要管好党员，使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党的组织要真正成为教育和监督所有党员的组织，保证党的政治路线的执行和各项工作任务的完成。
邓小平还强调要监督各级党组织和政权机构以及广大党员干部遵守党纪国法。他在中共八大上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指出，每一个党员都要严格地遵守党章和国家的法律，遵守共产主义道德，一切党员不管他们的功劳和职位如何都没有例外。只有通过深化改革，在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健全权力制约机制上下工夫，通过强化对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政治监督、法律监督，通过广泛的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才能有效地防止违法乱纪的发生。邓小平认为，党组织要监督每个党员履行党员义务，如果党员严重地违背这些义务，就是违反党的纪律，应当给予纪律处分。这一点在现在特别重要，谁要违反这一点，谁就要受到党的纪律的处分，党的纪律检查工作要把这一点作为当前的重点。
（七）进行机构改革
多年来中国在一元化的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制的体制下，虽然在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和民主权利意识的不断发展，原来的高度集权的组织机构的弊端越来越暴露出来，越来越妨害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越来越妨害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文明的建设和发展。针对“各级机构十分庞大，臃肿的情况很严重”邓小平提出了“机构改革是一场革命”的思想，推动了中国政治体制的发展与完善。
为什么要进行机构改革呢？邓小平指出：“我们的党政机构以及各种企业、事业领导机构中，长期缺少严格的从上而下的行政法规和个人负责制，缺少对于每个机关乃至每个人的职责权限的严格明确的规定，以至事无大小，往往无章可据，绝大多数人往往不能独立负责地处理他所应当处理的问题，只好成天忙于请示报告，批转文件。有些本位主义严重的人，甚至遇到责任互相推诿，遇到权利互相争夺，扯不完的皮。还有，干部缺少正常的录用、奖惩、退休、退职、淘汰办法，反正工作好坏都是铁饭碗，能进不能出，能上不能下。这些情况，必然造成机构臃肿，层次多，副职多，闲职多，而机构臃肿又必然促成官僚主义的发展。因此，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这些制度。”《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8页。
政府管理的事情太多，在传统计划经济的条件下，政府是全社会的大保姆，从生产到消费，从摇篮到坟墓，政府的管理职能可以说是无处不在(在城市尤其突出)。对此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都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这些事只要有一定的规章，放在下面，放在企业、事业、社会单位，让他们真正按民主集中制自行处理，本来可以很好办，但是统统拿到党政领导机关、拿到中央部门来，就很难办。”《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8页。
政府管了不该管的事情，自然导致政府机构的庞大。然而使问题更为复杂的是，长期以来，中国缺乏一套严格的机构设置的科学依据和标准，在实践中常常是一提出要解决什么问题，就要增加机构增加人。还有的从下面抽人，搞这样那样的办公室。这种依据工作或问题而设立临时办公机构的做法几乎成为中国行政管理的一种惯例。不但在机构设置方面缺乏严格的科学依据，在人员管理方面，中国也缺乏正常的退休制度，因此干部终身制现象比比皆是，结果之一便是兼职、副职太多。“文革”以后将大批老干部重新安排在领导岗位更加剧了这一现象。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邓小平提出了“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邓小平指出：“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精简这个事情可大啊！如果不搞这场革命，让党和国家的组织继续目前这样机构臃肿重叠、职责不清，许多人员不称职、不负责，工作缺乏精力、知识和效率的状况，这是不可能得到人民赞同的，包括我们自己和我们下面的干部。这确是难以为继的状态，确实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人民不能容忍，我们党也不能容忍。”《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96页。
“现在，我们的经济管理工作，机构臃肿，层次重叠，手续繁杂，效率极低。政治的空谈往往淹没一切，这并不是哪一些同志的责任，责任在于我们过去没有及时提出改革。但是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0页。
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必须改变这种状况。他认为，这场革命不搞，让老人、病人挡住比较年轻、有干劲、有能力的人的路，党和政府的整个方针、政策便难以贯彻执行，不只是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甚至“可能要亡党亡国”。“总之，这是一场革命。当然，这不是对人的革命，而是对体制的革命。这场革命不搞，……不只是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甚至于要涉及到亡党亡国的问题，可能要亡党亡国。”《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2页。
对于搞好这场革命，邓小平认为，决心要大，要坚定不移，不能受干扰。导致机构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循环的原因涉及众多的方面，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制度方面的，二是技术方面的，但主要是制度方面，主要是政府的管理体制的转型。邓小平说：“中国的体制改革不容易，积习太深，习惯势力大得很。明确反对改革的人不多，但一遇到实际问题就会触及到一些人的利益，赞成改革的人，也会变成反对改革的人。改革不仅是这一代人的事情，下一代、下下一代也要搞改革。只要搞改革，左右前后都要碰到障碍。所以我们要慎重，做这件事不能太急，太急了要出毛病，重要的是坚持改革。”《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68页。
要抱必胜的信心，因为没有别的选择，这件事不能犹豫，不能妥协，也不能半途而废。当然这场革命不是像“文革”一样要革老干部的命，而是针对弊病丛生的传统体制。从邓小平的政治实践中可以看出他机构改革的基本思想：机构改革的目标是建立与新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相适应的、具有中国特色、符合现代化管理要求的、功能齐全结构合理运转协调的灵活有效的行政管理机构和体系；改革的关键是转变政府职能，按照党政分开、政企分开、政事分开的原则，理顺党和政府的机构关系和职责，理顺政府内部的各种关系，在转变职能的基础上改革国家机构；改革的主要内容是重新确定机构职能、合理划分机构权限、调整政府机构布局、转变机关工作方式、完善政府运行机制；改革的步骤是政府机构改革要按照一步到位的设想设计，按照在党的领导下有步骤、有计划、循序渐进、先易后难地进行。张子礼、房晓军：《邓小平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思想导论》，红旗出版社2005年版，第188-189页。
综观以上可以看出，邓小平提出的“机构改革是一场革命”的思想，大大地促进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为中国政治体制的建设、发展和完善作出了重要贡献，反映了他在政治实践中深刻蕴涵着政治制度文明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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