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把我调哪儿去？调哪儿去不也还是在教导营吗？我们跟普通的士兵不一样，那些兵是给什么吃什么，不敢叫，我们是学生兵嘛。
我和卓干成、黄树开就从一连被调到二连一排，卓干成跟我还在一个班，当步枪手。到二连我也是如此，二连连长段吉升是南京人，黄埔十五期的，在缅甸他审问俘虏时我给他站过岗。排长是毛钧毅，江苏人，在缅甸时在六十六团当上尉排长，湘西战役的时候调到我们教导营的。他在缅甸时负伤，子弹打到小腿上，有点儿瘸，虽然住医院治好了，但还是有点儿踮脚。训练时他指挥很利落，不拖泥带水，很果断。
实际上并不怪连长，发下来的那点钱就买不来菜，东西贵嘛。当时没明白这个道理，就寻思我们为什么是咸水？就是你们贪污了、克扣了。
教导营的这些军官一般很开明，都是黄埔军校出来的，一看这些学生不好管，除了打仗、训练以外，生活问题不怎么管，都是让学生自治，大家都是学生出身，不像对普通士兵那么严厉。
后来没辙了，就成立学生教导营伙食委员会，第一次选举的时候，大家说黄耀武敢干，让他干，我就当了第一任委员。后来一说选伙食委员，大伙就喊黄耀武、黄耀武，结果我连任五届，一般是一个月重选。
我这个伙食委员真给大家想办法，把发下来的黄豆通通挑着，找老百姓的豆腐坊磨豆腐改善大家伙食，没有工钱给人家，就给他黄豆。
当时在二十二师，除了我们学生教导营，没有一个连队是有伙食委员的，都是特务长、军需上士管，后来到东北都有了。
部队的供应规定一人一天一斤半米，司务长领完了，过秤，交给伙食委员，伙食委员指挥伙夫做饭。假如一个连名义上有一百七十六人，实际是一百六十五人，我这个伙食委员就领一百六十五人的份，剩下那十一份哪儿去了，我不管，我们自己是够数了。连长说我们实际有一百六十五人，我没少发一份伙食。他把那十一个名额的伙食扣下来吃空缺，谁也不能管，他没克扣任何人的，吃的是空缺，这个问题廖耀湘是默许的。
在东北我当指导员参加九兵团政工学习班时，廖耀湘给我们讲话就谈过这个问题：“连长有家，得养家糊口吧，他哪来的钱啊？发的钱不够养家，吃几个空缺可以。”
连长和连长也不一样，有些连长开明，给下面一个排长吃一个空缺，排长的花销就富裕点儿，吸个烟什么的，一个月四十五斤米，卖掉也顶点儿事，多一个人的薪水总比没有强。有些连长就不行，有空缺自己都留下，谁也不给，这样的一般都是打昆仑关的老兵，他本来就穷，熬上连长不容易，这回就狠狠把住。黄埔军校下来的就不是这样，让大家都有点儿。
日军先是在雪峰山东坡得手，开始向西下坡，冈村宁次下令，非要把芷江拿下来，芷江机场起飞的飞机能够炸到日本本土，对他们威胁太大。王耀武四方面军的三个军，就玩儿命地打，又把他们顶回去了，阵地反复争夺。其中有一个军打得不是那么理想，速度慢点，就计划让廖耀湘上前接防把那个军替下来。
我们上来了，但他们不交防，不服气，怎么就你新六军能打啊，我不能打啊？我们只好在后面等着，这一等不要紧，他们伤亡更大了。他们较劲儿啊，怎么的，瞧不起我？我打不下来，就得你们上？冲，给我上。结果越冲伤亡越大。
这场战役，我印象挺深，因为我几乎到了前沿了。
我们每天早上固定磨豆腐，黄豆一拿来就去磨豆子，我连一碗豆浆都不待喝的，这是大家公用的，不能动。但这天因为部队向前接防，附近没有磨豆腐的，我这个伙食委员必须到前面找豆腐坊，越往前走，越是前沿，就越是打得紧张的地方，打得紧张也得往前找。
最后我和卓干成找到一个地主大院磨豆腐，这个地主是黄埔十二期毕业的，退役了守着家里的田园过日子。
站在院子里就能看到四方面军士兵正在进攻敌人的山头阵地，枪声密集。由于事先没用炮火摧毁日军的机枪阵地，火力也没有压制住对方，所以伤亡很大，但还是拿下了敌人控制公路的阵地。
接着伤兵就抬下来了，疼得哎呀我的妈呀地叫唤，四方面军的兵受伤了没有急救包，连绷带都没有，能拿块破布包扎包扎就不错了，当时国内军队的保障都很困难。我跟卓干成说这回可倒好，本来是磨豆腐，磨出那么多伤兵来。
我们看着很感慨，当时就觉得他们这个部队打不了仗，要是我们上去把他们换下来多好。其实接不接防都是小意思，他们也很勇敢。
那时候年纪轻，很浪漫，战斗正在跟前儿进行，机关枪咔咔响，炮轰隆隆打，我这边还在豆腐坊磨豆腐呢，卓干成就唱歌，他会的太多，可以随便拿来就唱，我特别喜欢他这点。
我们就在田园前的小河边坐着，他说耀武，我教你唱歌，唱的是《杜鹃花》：三月的杜鹃花，开遍了山冈上……唱得很抒情，战争打得那么紧张，好像我们还有心思在这寻乐，其实不是寻乐，就是抒发点感情，眼前伤兵一个个地抬下来，一边走一边叫唤，心里不是滋味。
日军最后被赶到雪峰山的东坡，四方面军开始往邵阳方向压他，我们又要接防，还不让接。廖耀湘这时就有点儿不那么舒畅。王耀武说，那你就跟着他走吧，廖耀湘说，我跟着干什么，我撤回来。于是我们又从东坡撤回到西坡，王耀武也不拦。
王耀武是黄埔三期的，当时职位相当于集团军司令，比廖耀湘大，解放战争时守济南被俘了。
廖耀湘是蛮有信心的，就那么几个小日本鬼子，我上去保证拿下来，是你们不行，他心里很有底。我们士兵的士气，一说上，听见枪响炮响，高兴得活蹦乱跳往前冲，再加上我们的弹药武器充足，这种士气能不打胜仗吗？可就是不让你打。
我们撤到西坡驻下，这才定下神，一看湘西的风景太好了，一座座云霄里的高山、碧绿的树林、青青的泉水，我们说，不能打仗，就欣赏美好的湘西景色吧。
湘西少数民族多，特别是苗族的姑娘、小伙子都喜欢唱歌，山歌很优美、很悦耳，用现在的话说，那些就是原生态的歌手，我们都喜欢听他们唱歌，光在一旁看，生活习惯、风俗不一样，不敢多插话，谁也没教过我们应该怎么样对待少数民族，就是发自内心地在旁边叫好、鼓掌，不多表示，挺有分寸。
当地老乡丢一个辣椒可以骂你半天，就站在田头骂啊，湖南妇女连骂带喊像唱歌似的，就那么骂骂咧咧的，谁敢碰她们的啊？老百姓不怕当兵的，抗日的时候不是人家求部队，而是部队求人家，不敢欺负老百姓，跟老百姓买东西不给钱不行，钱给少了不卖给你，你拿着枪敢打人家吗？我们经常做纪律检查、巡逻，部队平常跟老百姓接触，没出过这样的事，当时整个部队都这样。
直到湘西战役结束，新六军也没捞着打，但我们要是没上去，那些部队也不一定能打这么好，这么一个精锐军摆在后面，对日军也是震慑。
战役结束，我们又撤到安江，教导营仍然驻扎在小龙田的小山上，除了设卡检查往来车辆，还负责安江的军纪。
一九四五年六月，全体教导营学生在湘西集体晋升为中士。
我们的军龄不是从参军算起，是从一九四四年六月到新六军算起，现在刚好一年，有很多是一九四三年年末入伍的，那也这么算，营长陶逸训话的时候说了一下，没有仪式，很简单，后来新发了符号，两条黑杠两个红豆，中士就是班长级了。
部队照常训练，我照样当我的生活委员。
人家都说广东人没有不吃的东西，每天吃饭没有什么菜，农田里青蛙多，广东人叫田鸡。我说走，上田里逮田鸡去。
几个人一会儿就逮一筐，在小河沟里扒完皮，头去掉，刷白的肉，回来一炒，大伙吃的倍儿香，哎呀，太好了，黄耀武万岁啊。我这个伙食委员多解决问题啊，就继续为大家谋福利。
我很直爽，觉得我们这些同学当兵不容易，牺牲是肯定要有的、难免的，二次远征回来，四个中队就剩两个半中队，那些人都留在原始森林了，但是有些东西不要过分，特别是生活上。所以我们怎么吃苦都行，但必须是同等的，我吃这些苦，你也吃这些苦，待遇上没有更大的出入。
那时当兵两年多了，总有种不满的情绪，觉得部队挺黑暗，为什么连长吃饭不跟我们一块吃？伙食费咱们也不少多少，连长也不多多少，他怎么就四个菜？我怎么就得想办法给大家弄点豆腐、弄点田鸡吃，要不然就得吃咸盐水？总觉得不平。
有一次师部拨钱杀了一头猪送给我们，我就组织几个同学，连炒带炖。
我告诉炊事员，今天我们改善生活，连长要炒猪肝、炒肥肠、炒猪肚，没有，这些全扔锅里炖上，一桌一盘，排长、连长那桌也是一盘，不准多给，大伙都一样吃，谁要多给我揍谁，我是伙食委员嘛。
结果大家吃得很高兴，连长他们谁也没问四菜一汤、炒猪肝、猪肚哪儿去啦？谁也不提，就老老实实吃了。
营长、连长都知道这帮学生不太好带，激化了容易惹来更多麻烦。我们挺团结的，弄急了揍他们一顿，他到师长那儿告状也赢不了多少。
我这个伙食委员一直干到东北没垮台，每次干到期，连长说老黄老当伙食委员行吗？重选，你们提谁？大伙就喊，黄耀武，还是黄耀武。我就笑了，我说你左右不了，他们相信我，你们就受点屈吧！
第三节 这一天终于盼到了
胜利了，“八一五”光复日本宣布投降那天，我们还在安江小龙田，当时是傍晚，刚刚吃过饭。
我就把机关枪捧出来了，先头没敢放，营长脾气不好，我想这个事不能带头。后来越来越多的同学自觉不自觉地都把枪背出来了，都上了子弹。
那自豪的啊，怎么样，中华民族到底站起来了吧？小鬼子到底被打倒了吧？同学们，举起枪！
谁喊的我忘了，我就把机关枪举起来了，一扣扳机，二十五发子弹冲上天了，紧接着，冲锋枪、机枪、步枪，响成一片，夜色里蹿起一条条弹道。我合计这个响完了，营长还不来问，谁放的？结果营长没吭气。
放啊，胜利了还不放啊！太高兴了！
我想他带着手枪没准也放了几枪，我估计的，倒没看到。
抗战胜利了，我们兴奋得一夜未眠，连第二天的训练都取消了。
当时有个叫胡希园的，这个人平时聊天不是这个政治就是那个政治，所以我们给他起个外号叫“无聊政客”，我们那么多同学，他的名字到现在我还记得，他那天有句话说得挺深刻，我们刚放完枪庆祝胜利，他就说，同学们不要高兴得太早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就意味着我们中国人内战的开始。
多有预见！
后来大家才觉得，这个人是挺有头脑的，他看对了。但这个人很快不见了，不是被暗杀了，我们部队绝对没有这个，是跑了。他说过，我不参加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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