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之间犯了口角打架的有，我也跟同学打过，但都是小事，有时候互相说不对付了，旁边就有凑热闹的，就干一架，后来说打啥啊，团结还团结不过来呢。
当时有件事我总没弄明白，我们有个学医的同学，姓莫，瘦高个，三十多岁，在六十五团三营当军医，有一天他带着十几个士兵，都是广东人，扛着机关枪、步枪，带着粮食，挑着担子，走了。轰动全师啊，因为我们师没有过这样的情况。大家说他怎么领一帮人跑了啦，都感到很惊讶。大家就议论，这一带也没有共产党啊，去当土匪可能性也不大，他对这个地方的情况也不熟悉，没站脚的地方啊，胡猜一通，不了了之。
有一天，有架飞机飞到安江上空，飘着几条白带，翅膀侧一侧继续飞走了。后来知道这是国民党中将冷欣从四川飞南京去跟日本人谈判，翅膀侧一侧的意思是说你们不要打我。哎呀，我们欢庆鼓舞，八年啊换来这一天不容易。
日本向我们无条件认输了，承认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把一切的一切都还给中国。
安江属于第四方面军防区，司令官王耀武到长沙接受日本驻湖南的军队无条件投降。
过了几天，来命令了，新六军代表中国军队到南京受降。我们是属于全国性的，南京是日军的大本营、汉奸汪精卫的“首都”。
八月末九月初，我们就匆忙地上飞机。
南京，我们的首都，今天终于回来了。
可能是飞机坐得多了，过去每次坐飞机有反应，有时心脏受不了，有时头疼、迷糊，但是我们飞南京的时候没有那种感觉。飞机一落地，不得了啊，个个下来精神抖擞，飞机场的通道立即全部占领，部队按照指定地方布防。
高兴得不得了，这一天终于盼到了，没有白白浪费青春，没有，太高兴了。
我们开始时驻在孝陵卫，这一带有很多日军军营，因为受降之前日军武装尚未解除，需要监视，我们就驻在日军军营里。
军营都是楼房，有电灯，但我们住的这个楼到了晚上全部是黑的，一点亮也没有。大伙说怎么这么黑啊？再一想不用合计，肯定是日本人搞的鬼。挨着我们的楼就住着日本人，去了几个同学，把日本人找来了。怎么灭了呢？他说不知道。不知道能行吗，马上给我弄亮。他看一看，把保险丝拿来了，弄上了一推，全亮了。他们事先都把保险丝拆走了，投降了还把灯给弄灭了，欺负我们不懂。
我说他们不老实啊，还得收拾他们，不收拾不行。
白天从楼里出来，他们遇见我们不行礼，二话没有，先打两嘴巴子，啪啪，你的，不敬礼呢？他就马上敬礼。不敬礼就打嘴巴子，就是报复心理。
受降那天，我们学生教导营在仪式现场负责警戒，但是离得很远，离得近的都是将领。
日军侵华最高司令冈村宁次毕恭毕敬，战败者嘛，受降的是何应钦。冈村宁次签字后，新六军举行了威武浩荡的入城式，全副武装从中山门走过，很隆重，沿途民众高呼口号，场面振奋。我们因为执行警戒，没有参加这个仪式。随即日军武装全部被解除。
当时的心情那真是欢欣鼓舞，经过八年奋斗，受苦受难这些年，我们打胜了，中国担任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国际地位也提高了，生活从此就会好起来了。
打胜日本，中国坚持这八年很主要，罗斯福对这一点很肯定，当然也离不开美国的支援、参战，加上苏联出兵，当然苏联出兵是投机，他不出兵日本也得投降，他就是为了到东北抢掠物资。
受降后，教导营主要执行三个任务，监视孝陵卫日军、守卫中山陵、看守中央体育场日军弹药库。
我们排负责守中山陵。
南京从中山门到中山陵这一段有很多漂亮房子，都是汪伪高级官员的，我们根本不进去，连这个想法都没有。但是很多接收单位、接收大员就来了，哪儿都去接收，到处抓人，就为了钱。
我们最底层的士兵对中山先生是很尊重的，特别是我，和一般人的感情还不一样，因为父亲是同盟会会员，对他很尊重、很崇拜，虽然现在还没有天下为公，也许永远不会天下为公，但是他的主张是很好的。
中山陵有四百多个台阶，我们在最上面，二十四小时守在门口，两个小时一换岗。每天来参拜的人很多，大多穿便服，也有军官，行礼鞠躬。进去以后下台阶，就是中山先生躺着的水晶宫，但要进去是有条件的。
几乎天天都能收到南京市民送来的慰问品，特别是啤酒、香烟和副食品，每天给我们一个班送一箱啤酒，那时我们都不喝酒，从来没有喝过酒啊，我说谁会喝谁喝。
胡班长是我们一起的同学，湖北人，他说小黄啊，咱们商量商量。我说商量啥啊？他说你不用站岗。我说站不站岗也无所谓，站岗也是十二个人轮班，一人两个小时，站呗。他说你做菜、做饭，我们一天加起来的伙食费是多少，都集中起来拿去买。
我们兜里都有从缅甸带回来的卢比，每月的工资也都挺高，南京那时还没通货膨胀，钱还挺值钱。
我每天一早翻过小山头到菜市场，买肉买鱼，十点多回来就开始做午饭，清蒸鱼、滑熘鸡，过去也没做过，但小时候看母亲做，心里有数，反正天天都吃好的，有钱就吃呗。
中央体育场是日军的炮弹仓库，地方比较偏僻，轮流派一个班在那里守卫。那天轮到我们班守卫，闲着没事，我跟一个同学一人抱了几发炮弹，跑到看台顶上，把炮弹螺丝松开，往远一撇，身子一缩，外面就炸了，扔着玩。有个仓库里都是烟幕弹，也拿出来在体育场中央插一排，一个一个放起来，打完了体育场都冒烟了。
我们二连连长段吉升到南京时调走了，到师部参谋处当参谋，等位置。排在后面够资历的上来了不腾位置不行，没有适合的就暂时做个闲差。让他到参谋处还有一个原因，他长得很帅，京剧唱得非常好，唱青衣的，廖耀湘、李涛特别喜欢京剧，所以留在身边，以后在剧团里客串个角色什么的。他在南京找的媳妇，媳妇也漂亮。
接他班的叶连长是广东人，黄埔十六期的。
当兵出来和家里两年多没有联系了。我给大姐写信的地址是韶关，但光复后她们学校已经迁回广州了，没联系上大姐。
姑姑带我们从香港去博罗县的路上，二姐参加国民政府领导的救亡工作队，在广东和湖南交界的始兴县县政府当公务员，我就写信到那儿去。当时她已经离开始兴到东莞税务局工作，但还是收到了我的信。东莞那时还是个小县城，她先生也在税务局工作。
二姐回信说，我们失散这么些年，都是战争造成的，战争把我们的家摧毁了，现在好不容易胜利了，祝你能够早点回家乡，家乡很需要你们。
我们同学之间也议论，胜利了，估计要安排我们退役了，我们都还年轻，该回家上学了，据说上头也正在考虑。
第四节 抗战胜利就是中国内战的开始
在南京遇到一件事儿，我心里就想，完了，这内战是非打不可。我这个人年纪虽然小一点，文化知识上也不如队伍里的哥哥们，但我爱想事儿，爱观察。
我去驻扎江边的六十五团找朱富华，他一直留在六十五团团部没有回教导营，那天刚好六十五团派出的一个加强排从江北浦口回来了。
新六军的编制，一个排是五十一个人，加强排就是一个排再加上重机枪排、携带小炮的炮兵班，有七八十人，这些人坐在马路边上，都低着头，很沉默，好像很有心事。
我就问朱富华：“怎么了，重机枪都架在这儿，人都坐在这儿？”
“刚从浦口撤回来。”
“浦口怎么啦？”
“昨晚打了一宿，新四军向这个排进攻，我们伤亡二十余人。”
那时，我们的部队跟谁打仗都是不会投降的，就是跟他干。可是打了这么一仗，回来情绪这么低落，大伙都想不通，刚跟日本人打完啊，自己人就干起来了，那就是说这个内战，必打无疑了。
这时候大概是一九四五年十月份吧，双方小的战斗就开始有了。我就想，下级军官也不敢自作主张就来打我们啊，他也得有上级命令嘛，既然上级有命令了，这个战争就难免了。所以当时我就发觉完了。
在南京前后驻扎了一个多月，十月末，部队到了上海，驻在江湾的盐业新村，准备开赴东北，那就是内战指定要开打了。
盐业新村的军营都是日本人盖的新房子，建好了还没来得及住就投降了，两幢，一个很大的院落，有个足球场，我们每天上午踢足球，踢完球就在附近散步，挺自由的，部队也不搞训练了。
这时上面有打内战的思想，但下面没有准备，抗战结束前，我们在云南、在湘西没有一天不训练，到了上海没出过一天操。
在上海陶逸发了一次火，陶逸那脾气不咋地，他不太讲理，看什么事不分青红皂白就骂。我们指导员是陈祖存，陶逸看不上他，老骂他，你是个猪。周璞也“面”，但是谁都服他，带兵打仗能打得好、打得胜。平常对士兵也舍不得打，舍不得骂。有天晚上熄灯号响了一些同学还不睡，还吵吵。陶逸就命令集合，然后就拉出去到江湾行军，而且还是急行军，有很多同学鞋子都没来得及穿，大伙就边走边骂，这个王八羔子。
在上海给我们发了胜利金，中士军衔是六千多元，有些同学买照相机、手表、望远镜等，我一律不买，我第一次见到这么多钱，年纪小对那些没什么兴趣，也没有可消费的。
江湾区离市内不远，星期天闲着没事就都出去，比我们年龄大点的，就去驻地附近麻将社玩。上海是个花花世界，听他们讲得乱七八糟的，上街的时候我都是自己走，各人的需求不一样。
从军营出来走四十分钟到北四川路，坐摩电车到南京路霞飞电影院看话剧，最有印象的是《夜店》，这是一个名著，描写下层社会人的生活，进去了经常没有几个座位，就剩十七、十八排的了。那时门票很贵，二百块钱一张票，抗战胜利金才领六千多，吃一碗面条才二十元，所以一般都舍不得看。
看完话剧就去南京路、外滩、公园浏览市容，饿了想吃点饭，在街上找饭馆，女招待都在门口，看到就拽，我一看，哎呀，那能进去吗？也不明白怎么回事，一看到她们我就跑步过去。找不到地方吃饭，又不敢进去，反复走好几个来回，终于遇见个大排档，门口摆几张桌子，屋里面也有几张桌子，二十块钱一碗肉丝面。挺大的碗，就吃碗面条。
几乎每次去市区都会遇到相同场面，中午这顿饭对我是挺伤脑筋的，回来跟同学一说，他们就说我小鸡雏子，什么也不懂，有钱连饭馆都不敢进。为什么不敢进？
汤恩伯是蒋介石的红人，他领着第三方面军进驻上海，他的部队军纪就不行，我们坐公共汽车、摩电车都站排，他的兵不排队。
那天我和卓干成看见一个，就拽住了，过来过来，不站排怎么能行呢，上后面去。他说我不站排。我俩说你多啥？他是个上士，看我们俩挺凶的，两个打一个还不削扁他？就到后面站排了。
所以当地人对我们印象很好，知道新六军是远征军。
我们有时穿上罗斯福呢，扛上枪在南京路等热闹地段游行，一边行进一边高唱胜利之歌，就是要给满城老百姓看看，这是一支什么军队，胜利之师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在上海我们跑了一个同学，他是上海人，在教导营营部当书记，营长陶逸同意的，说那你愿意走就回去吧。
我出生在上海，但没啥印象了，上海还有些父母的老关系，但没去找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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