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部队都部署在外面的工事里，不住老百姓的屋子，一般子弹打不到屋里，攻击部队如果考虑老百姓的话，老百姓就不应该有多少伤亡。
伙夫在早晨就把一天的饭做好了，趁对方进攻的空隙，马上把饭挑上来，几个班在前面监视，另外的人吃饭，吃完了再换。
沙岭那边和我们周围的枪声炮声响成一片片的，卓干成说：“咱这也没啥事，困了愿意闭会儿眼睛就闭会儿。”我说：“那能行吗，上来了怎么办？”“二排在前面一线呢，咱们是二线，下面还有装甲、战车呢。”
我们的棉衣外面还有皮大衣，都穿着棉皮鞋，戴着皮手套、皮帽子，嘴都捂上，困了就闭会儿眼睛，刚过完春节，冻坏了。
一线的部队就睡在战壕里，不打的时候，一个排留一个班，睁大眼睛看着，剩下的抱着枪披着大衣靠在战壕里睡，有情况立即各就各位。冻伤手脚的很多，严重的就截肢了。
回屋里睡那是不可能的，在战场上，枪声一响人就没有睡意了，眨巴眼工夫人家就冲到眼前了，大家都明白这里的利害。
沙岭的战略位置比我们富家庄更重要，这场战斗最后打到什么程度？六十六团的重机枪子弹都打没了。
我们步兵日常携带的弹药都够打两三天的，每人二百发，一个战斗打下来用不了的用，结果这次就没够用。
副团长刘梓皋这个人很有魄力，有军事思想，要比起来，团长罗英不如他，但他资格没罗英老，副团长跟团长差了一级呢，罗英后来接李涛当了二十二师师长。
刘梓皋就下令，所有的步枪手，一支步枪留十发子弹，其余的子弹全部集中起来给重机枪。步枪和重机枪的子弹是通用的。
重机枪是自动火力一扫一大片，一扣扳机只要不松开手，那子弹就打个不停，那三天就一直这么打，尤其是晚上，沙岭那边无数红色弹道飞舞的路线，清清楚楚，离得很近。我们这边也是弹道飞舞。
后来实在是顶不住了，沙岭防线数次被突破，副团长刘梓皋亲自领着特务排，拼死争夺才得以把缺口补上，但是弹药已经没有多少了。
沙岭告急，李涛师长命令配备守富家庄的六十六团第二连归还建制，第二连夜里出击到半路就被打回来了，伤亡挺重，损失很惨，连长王学义是黄埔十五期的，负了重伤，第二天早晨用门板抬回富家庄的，我亲眼看见了，是一枪打在了脖子上。富家庄没有像沙岭那样被完全包围，就马上跟师部联系，师部派车接去抢救，结果他没死，一九四八年当了营长。
一个连去救援是没用的，人家用十倍的兵力打你，必然派一定的部队预备打援。
沙岭的战斗是真残酷，打得非常激烈，他们冲锋的时候像蜜蜂群一样上来，可以说是尸横遍野，一看就知道，对方的攻击部队，起码是我们的十倍兵力。
团长罗英就通过话报机跟师长李涛、军长廖耀湘喊话要求增援，当时声音都发颤了，他说廖先生、李先生，我已经打了三天三夜了，这里现在太困难了，没有援兵，弹药也快没了，敌人几次突破了我们阵地。
这种语调就表现得有点儿悲观，没有什么信心了。中校副团长刘梓皋当时就接过话筒说，廖先生，李先生，你们放心，有我在阵地就在。别人以为这话团长还没说你就说了，不是撬行吗？实际上不是，阵地被突破，他真的率领特务排给夺回来了。
刘梓皋后来很快就升了师长，这个人很年轻，很有谋略，廖耀湘和李涛很得意他，不提升他不行，提升他又没有这个位子，就调到别的师当师长，才三十岁刚出头。
在印缅时，无线电通信都配备到营，回国后，营一级没有了，只配到团里，但我们教导营还配备无线电。营部里全是我们同学，他们就告诉我，沙岭已经喊话求援了，情况很紧张。
但二十二师各部队分布太广，李涛很难抽出兵力增援。
当时不知道对面部队是哪个番号，后来知道是韩先楚指挥的。
打这一仗，林彪的意思是这样的，你不是精锐部队吗？我第一仗就让你们难看，要给蒋介石的嫡系一点颜色看看，在盘山这一带集中力量消灭你一部分。当时民主联军还没有把部队全部展开，所以调上来不少兵力集中攻击沙岭，认为就这么个地方，你不是新六军的精锐团在这儿吗？我的兵力比你多十倍以上，凭我们这么多人打你一个团还不好打？
结果没想到计划没成功，他还没有把我们打败的实力，所以这一仗他冒了一次险，损失很多。
天亮了一看，冬天的田野上，全是民主联军的尸体，我们富家庄的阵地前面也是，他们没有炮，坦克也没有，就是靠人冲，人海战术。
他们一边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老乡不打老乡，一边往前冲。我们也知道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当时两边都喊这口号，但我们这边的感觉是，既然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可是我不打你你打我，那还叫什么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呢？那肯定得干。要说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你不打我，我就不打你，那不是很简单的道理？特别是在我们学生军的脑海里是这样，你不犯我，我不犯你，你要犯我，我一定跟你拼到底。没有缴枪这个节目，对军人来说，缴枪投降是很可耻的。
我们部队没打过败仗都打胜仗，所以士气很高，想让这支部队屈服是不容易的。
密集的枪炮声不停地响了三天三夜，我趴在工事里看着激战的场面，心想这一仗下来，不知多少人失去了丈夫和儿子，这是为什么？这就是为了祖国的统一吗？为什么不可以坐下来好好商谈呢？
打到第四天天黑，大卡车就往我们富家庄开来，邱钟岳领着六十五团第一营坐着多轮大卡车来增援，四辆大卡车装一个连，来了十多辆，下车就攻击前进。
民主联军的侦察兵早就发现了，一看大卡车一个接一个，灯光照得通亮，不知道增援部队有多少，马上全撤，避免受到内外夹击的威胁，沙岭这一战结束。
沙岭这仗打完以后，南满基本上再没发生什么大的战斗。
守富家庄期间，我们同学没有伤亡的。六十六团有我们的同学当排长，他们的伤亡不重，因为是防守，有工事隐蔽，也没有白刃战，一个连大概也就伤亡十几个。
第二天凌晨追击时，我们一看到处都是尸体，死了有上万人吧，死寂的战场上只有伤员的呻吟声，太残酷了。当时我就想，打这个战争，他们为啥啊？
听老百姓说，后来都是他们掩埋的尸体，民主联军打败了顾不过来管尸体，他们退了我们就马上追击，扔下来就是老百姓的事了。
第三节 为啥要打这个仗
沙岭这一仗打下来给每一个人的教训都是深刻的，因为太残酷了，我就觉得打这个仗没有意义，当然我不是说这是毛泽东的错、这是蒋介石的错，咱没资格没权利说这样的话。就是想到底为了啥，中国人打中国人怎么那么打啊？我们把阵地工事挖好了，进攻部队没有可掩护的，武器也少，就是人海战术冲锋，这一帮没倒下那一帮就上了，像潮水一般。
我们都说辛辛苦苦八年抗战打完了，接着打内战这么个打法，受不了，这不是原来说的到东北来接收那么简单。每个人心里就都有了想法，包括有些下级军官都不理解，不赞成打这个战争，但我们没有实权，要服从命令，那就难免有议论了。国民党尽管那么独裁，但是部队底下这么议论，没有禁止的举动。
沙岭战斗刚打完就跑了一个同学，是我们到东北后第一个跑的。这个人是西北甘肃人，个头挺高，跟我一个班，平时沉默寡言，比我成熟，文化程度也比我们高。
我都预感到他要跑了，我们房东在盘山县政府工作，他问房东从哪儿到哪儿的路线怎么走，我就估计这小子要跑。但无所谓，教导营的同学之间谁要走都没人汇报。很快他就失踪了，我们分析他是投八路去了，但是大家都没有宣扬。他们西北人过去跟八路有接触，可能他了解。
但我不了解，就以为八路军不也是国民政府领导的吗？这是国民政府自己打自己啊。建设祖国、为了中华民族生存发展、打鬼子，咱们拼命都行，但是这个战争没有拼命的必要啊。这个战争很残酷，谁胜谁负，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不能参与。
卓干成也觉得这仗打得没意思，但没有细唠，当时大家有句话说，我们是为谁辛苦为谁忙啊？抗战死了留个青史，现在死了白搭，总觉得这仗打得不是那么回事，中国人互相残杀有没有这个必要？但是一声令下，我们也没有这个权力去改变，没有那个本事，没有那个能力，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
这种战争太残酷了，到底是谁打谁呢？打得死尸遍地到底是为了什么？共产党说是为了农民翻身，蒋介石说为了统一中国，那我们为了什么？就那么玩命？日本投降了，我们胜利了，我们应该建设祖国，应该得到一个安居乐业的环境。
所以沙岭战斗之后我就决定不干了，我也走。
但是上哪儿去？以后怎么办？这是一个难题。跑了以后投民主联军，不还是打吗，现在是和民主联军打，到了民主联军那边不也是和国民党打吗？老家也回不去，道路那么远，兵荒马乱没有那么多盘缠，回家能不能找到亲人都不好说，只能是打完之后，战争结束了，让我们退伍给我们钱，那可以回家。现在这个样子回广东回不了。
沙岭战斗后，教导营奉命向台安县前进，沿途经过台安的高平、高升镇，附近时常出没小股的东北联军，部队就派出小股兵力外出搜索。我也去搜索过，从高平镇往南，一个班步行搜索四五十里路，没什么情况就返回来。
一个班出去也不容易被吃掉，遇到情况一个班展开后也是很有战斗力的，一个班配有一挺轻机枪、两挺冲锋枪、六支步枪，展开之后能打一阵。一个班想吃掉一个班是不可能的，两个班来打也打不了，特别是当时我们部队的状况，轻易不能被吃掉，除非像打沙岭那样，成排、成连四面八方上来，连扣扳机都来不及，那是没招。
搜索时都是展开的，前面有一个步兵组，三个人，我们叫一个伍，距离百八十米往前走。班长带着轻机枪组跟在后面，再后面还有一个步兵组，一有情况马上利用地形就可以跟你干，班一展开就是班攻击，散兵群一展开就是一支战斗队伍，一趴下马上就有战斗力。训练的时候，就有班、排、连攻击防御这个科目，碰到敌情该怎么办，大家心里都有数。
在台安高升镇住了一个多星期，后续出关的部队都开过来摆开了，我们进驻台安县城。我们战防排排长是黄埔十九期的，打湘西战役时分来的，资历嫩点，资格没我们老，但是很虚心，跟我们都打成一片。
教导营在台安县西面构筑工事，驻了接近一个星期，后续部队也开上来摆开了，二十二师打鞍山，十四师打海城，五十二军打辽阳，二〇七师也到了，都拉开了往东进展，那时候我们是绝不贸然进攻，必须齐头并进。
此时，各团送来了数十名民主联军的俘虏，由我们教导营负责，我被派去当俘虏班班长，主要是进行训练工作。我对他们挺感兴趣，经常跟他们谈话，就是大家唠嗑，互相扯一扯，你哪年参军的？具体参加过什么战斗？他们都很注意隐蔽身份，比如说他本来是指挥官但他不暴露，说自己就是个兵。我那个班有十几个民主联军，当时我都摸出来了，有两个是指挥官，其中有个姓吴的，但是他没暴露，我也没揭露、没上报，但我知道他是指挥官。
我的敌情观念很差，总觉得都是中国人，都是同胞兄弟。
他和别人不一样，行为举动很沉默。一般的兵，你一问他什么都说，没什么素质。这个人平常不说话，你问他，他就很简单地回答几句，不多说，问得深一点，他就说这情况我不清楚，不太知道。我虽然很年轻，但是很敏感，察言观色看他不像个兵，其他的兵相处时间长了，见到我一张口就是黄班长，都很亲热，没有什么敌我之分，没有戒备，他总是有一种防备的思想。这个人大概有三十出头，比别人都大，山东人。四十来人里面就他一个人比较有特点，与众不同。
部队里没有汇报制度，训练俘虏也没有需要汇报谁的思想如何这个项目，我也没必要去主动汇报，把他们训练完就行，就是领他们出操，没事就唠嗑，互相很友好，不把他们当敌人，也不把他们当俘虏，我们吃大米饭，他们也一块儿吃大米饭。
其中有一个叫巴作相的，这个小子非常聪明、非常鬼头，他在哪里也不能死心塌地地为你服务，很精，看苗头不好就掉头。
他原来在民主联军当通信班班长，送信的时候误入我六十五团防区，连人带马一起被俘虏了。这小子很鬼，一被俘虏就马上投降，马上就跟着你走，一点儿眼前苦也不受，到时候找机会再跑，特别精明。
过了辽河在小北河一带进至辽中时，师长李涛要跟这些俘虏谈话，一共有四十来个俘虏，我领着他们到了师部。
李涛说，你们到这儿来已经有将近二十天了，了解了我们的一些情况，我们有规定，愿意当兵的就留下来，愿意回家的我们给路费。
嘴是那么说，实际上没那样做，谈话以后就立即分配了，大部分都送到师直属部队工兵营，工兵营原来的老兵则拨给一线步兵团，补充战斗损失。
李涛和廖耀湘一般不把新战士直接补充到一线部队，总是把直属部队的老兵抽出来调到步兵团，这样可以保证一线的战斗力不减，而把新兵留在师部直属部队，尽管他们是俘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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