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兵营负责修路、修桥，辎重营要管好骡马、汽车，一人一头骡子，一人一匹马，得喂好它们，管汽车的也要把汽车管好，洗好擦好，不生故障，驾驶还不是你驾驶，你就是干活，通信营得学如何架线，如何发电报，但这是有选择的，都是比较优秀点的。
这些俘虏分到工兵营后，大部分都跑了，姓吴的人也跑了。或者打仗时他躲起来，你打赢了我在后面跟你走，你打败了我就跑过去了，总有机会；或者晚上两军相持，他悄悄就走了。
巴作相也跑了。
一九四七年秋天见到他一次，在鞍山市铁东和铁西的交道口遇见的，他一看到我就说，这不是老班长吗？我一看，是小巴啊。他说你干什么呢，我说我在二十二师六十五团当指导员。他说你升得够快的，才多久啊，你那时当班长，现在都当指导员了。我说快什么啊，就那么回事呗。
一九四八年在黄埔分校第二回碰到他。
黄埔军校在沈阳的东陵设有分校，当时我在二〇七师，去调一个叫黄汗杰的少校中队长，到军校的时候正好碰到他，他一直就没回八路那头。他拉着我说，咱俩上小饭馆喝点酒，吃点饭你再走。我说没工夫了。
第三次是解放后，还是在鞍山碰到他。他一见我就说，哎哟，老班长。我说别叫老班长，老班长不行了。他和我都在鞍钢工作，我说真有缘啊，说起当初。
他是在沈阳告急的时候不干的，从军校跑出来回家了，解放后就在鞍钢当车床车工，他懂技术，后来当了全国劳动模范。
“文革”的时候来人找我对证，跟我说，你不是当过他班长吗？我说对。他是投敌的还是被俘的？我说他不是投敌的，他是被俘的。对证就是要证明这一点。
其实大家都是无知，你说你当八路我当国民党，大家为了啥啊，谁也不知道为了啥。
打到辽中时，有两男一女三个苏联人被我们俘虏了，都穿着苏联军服，但不是兵。不清楚他们是不是民主联军的顾问，二三十岁的样子，都比较年轻。
他们的鼻子不是大吗，有人说应该把他们的鼻子穿起来，我们有些人对苏联人印象不好。
说是说，实际对他们挺客气，没怎么难为他们，让老百姓倒出一个屋子来，安排他们在那儿休息。我站岗的时候看管过这三个人，不让他们走出房间，到时候就给送饭，后来把他们送到师部了。
苏军出兵东北，是华西列夫斯基率领的，日本投降后他们没走，民主联军到了东北跟苏军要武器，他们不给，不是双方关系不好，是因为中、苏关系是政府和政府的关系，当时中华民国政府是世界承认的，是中国的合法政府，苏联政府跟中国的协定都是跟国民政府定的。
按照国际惯例，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不能代表中国跟人家谈判，所以苏军一概不让民主联军接收。当时日军也不投降共产党，只投降苏联、投降国民党，因为他代表政府，共产党不代表政府。
完成训练俘虏兵的任务，我回到教导营继续当火箭筒手，副手还是卓干成。
在辽中我们还拍了一张照片。头天晚上，我跟黄树开打了一仗，他在缅甸查电话线俘虏过日本兵；小孩子不定性，第二天又走到一块去了，然后就说走吧，一起照张相吧。一起合影的还有一个韩杞峰，后来在二〇七师当排长，沈阳解放时在虎石台被俘虏了，不知道以后的下落。
东北的战局发展得非常顺利，杜聿明指挥各部队齐头并进，从沟帮子以北到盘山一起往东推进，鞍山、海城、大石桥、营口都很快拿下来了，沈阳几乎在同一时间占领，继续往东发展，抚顺、本溪也都拿下了，打这些地方都是小菜一碟，上去几下就拿下来。
五十二军打本溪难点儿，当地山多，五十二军的武器配备落后一点儿。我们二十二师支援上去，先把对方的阵地标点好，炮兵开始试放，试放炮弹打下去冒一股烟，前沿就指导炮兵调整：你的目标是前面独立家屋旁边的一棵独立树，你的炮弹还需要往左面两指幅就可以打了。指示的目标很准确，炮打完，冲上去全拿下来。
到东北打的第二场硬仗就是在四平，七十一军攻四平，打了一段日子没攻下来，民主联军有防御工事掩护，打起来就费劲。又把新六军调上去，新六军连以上作战军官都有作战地图，事先把对方的防御阵地、机枪阵地都观测好标在地图上，各个道口在哪儿？哪儿有自动武器阵地？哪里的道口布防比较严？对方是怎么布防的？指挥官都心中有数。
守四平的还是韩先楚，结果他那个防御被我们榴弹炮、迫击炮一轰，一炮打掉一个阵地，非常准，一炮就掀翻，就把那些工事给摧毁了，然后步兵一上。
他们跑得快，马上就把部队往北撤了。
攻完四平、公主岭就攻长春，很快把长春就拿下来了，蒋介石因此颁发锦旗、奖金，表彰二十二师打得很快很神速。
这时我已经离开部队一段时间了，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同学都慢慢体会到内战比抗日战争更残酷，第一个是自己打自己、中国人打中国人；第二个，双方的武器、士气相差很悬殊，其中一方伤亡人数就多，另一方也有伤亡，但比较少，但多也好少也好，终归都是中国人，都是我们的兄弟姐妹，所以对这个战争这样打法就不太理解了。
我们教导营这帮学生，对为什么打这仗其实有很多问号，日本投降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也提高了，我们应该建设祖国，把国家建设强盛、兴旺，那才有出头的日子，现在自己打起来了，那我们什么时候有出头的日子啊？
当时年轻幼稚，没有政治头脑。
刚胜利时那个胡希园说，同学们高兴得早了点，抗日战争的胜利标志着内战的开始。对他的预言我们当时还不理解，哪有什么内战啊？十八集团军不也是国民政府领导的吗？大家就是很好地建设国家呗，后来才慢慢明白，原来他早就看出来了，“无聊政客”不是无聊政客，是有眼光的，对历史、对政治比较了解。内战还没打呢，他就预见到了。
沙岭打完之后我就想，我还活着，凭啥要参加你们这个战争？
当时我没有谁是正义的谁是反动的这个概念，我认为国民政府是正统的，是代表国家的，他要接收是正常的，东北民主联军阻止接收是不对的，但是可以坐下来谈嘛，还有《双十协定》呢。那边谈这边打，这还谈啥？为了什么主义、什么理想打这个仗，都谈不上，死的都是不明真相的人，他们士兵不懂这个，我们的士兵也不懂，对我不过是多了几个问号。
如果是打日本那没说的，我们同仇敌忾，死了是为国家捐躯，但是内战这个战争太残酷，我决心找机会脱离，走不了也得走，这个仗我是坚决不能打了，我反对这个战争，就不能参加这个战争。我就想到鞍山之后，看看能不能找到工作，能找到工作就走。
第四节 第一次脱离部队
四月初，二十二师进攻鞍山，六十六团担任主攻任务，民主联军稍做抵抗就撤离了。我在学生大队时的一个区队长在这个战斗中负伤了。他这时刚提升了连长，部队从西往东进攻。他拿着望远镜看地形，刚好对着太阳有反光，被对方一枪就打掉了胳膊，人家对着光打的，战场上很多军官都犯过这个错误。
后来给了一些钱，让他回家了。
他参加过第一次远征，我还记得他在缅甸时训过一个老兵，那个老兵以前当过七年的连长，部队被打散他被编余了，又参军到了缅甸。
进驻鞍山后，师部驻于鞍山城内，所属三个团均布防于鞍山周围的市郊，六十六团副团长刘梓皋担任鞍山警备司令，我们教导营入驻鞍山二中的校园。沙岭一仗打完后，教导营一直就是一个连加一个战防排，直到这时，当初调到辎重营的二连才归建。
此时我开始为离开部队做准备，到处去联系，找机会到地方工作。
我去拜访鞍山市三青团，我说我是韶关分团团员出国远征区队的队员，今天到鞍山了，来拜访你们。
当时我军装上的符号是“湘涛部学生教导营学生”，两道杠中士，湘是廖耀湘，涛是李涛。他们非常欢迎我，第二天就请我给他们鞍山团部的人讲演，我就讲远征史。其实我那个时候还小，文化程度也不高，但是我根据自己的经历、所见所闻那么一讲，他们很兴奋，觉得很不错。听完以后，三青团的秘书周殿斌就跟我说，明天你到鞍山中学讲演，我说好。第二天他就把我领去了。
到了鞍山中学，男女同学好几百人来听讲，周秘书先是介绍我，才十八岁，参加远征就已经两年了，在远征军里面打了不少仗，胜利回来到我们鞍山，热烈欢迎我做讲演。
我一开讲，掌声就不断，讲的内容还是关于远征，学生们非常兴奋，好多人都投来很羡慕的眼光，那掌声也是经久不息的，很受欢迎。
那时的周殿斌还不知道我这个人到底是一种什么思想。我后来跟他发生的那些事，说好听的是一种民主思想，对社会上的不平、看不惯的事情我就要说，但实际上很幼稚，社会上的很多事情都不懂，看到了就要叫、喊、讲。
三青团的主任是个老头，但是不管事，周殿斌是秘书，很多事情都是他出面联系，好像代理主任一样，他是伪满“建国大学”毕业的，铁岭西丰人。
过了几天我又找周殿斌说，我想离开部队到地方工作，你们能不能给我介绍个工作？他不了解我离开部队是不合法的，他说可以。
他办这事不费劲，说句话就行了，就给我介绍到了鞍山中学工作，就是我演讲的那所学校。
鞍山中学当时有个体育老师离开了，我又对体育很有兴趣，但没安排我教体育，让我教童训，也叫军训，是体育课的前半节，就是练队列。
但学校往省里报的是聘数学教师，所以给我的薪水挺高，可以养活四五口人，比我在部队的待遇高多了，东北这时东西不贵，还没通货膨胀。我感觉挺好，够今后生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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