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逸营长有个黄埔十三期姓文的同学，被任命为鞍山警察大队长，警察大队招了不少新兵，文大队长请陶逸派人去帮他训练新兵，我也被派去了。
我去鞍山中学做过报告，有些学生跟我经常往来，他们看见我在训练警察，就告诉我说，这个人当过伪满警察，可坏了。
我们出操训练时手里都拿着小树棍，我看准了学生说的是哪个人，借机说他立正不好，啪地一下子过去：“怎么立正的？两只脚多少度？站直了没有？挺胸没有？收腹没有？”
伪满警察都很坏，光复后要重建地方治安秩序，他们又出来当兵了，但是需要训练。
那次去学校演讲，看出来很多女孩子对我有意思，后来跟她们基本都认识了，对我都不错，为什么我会早恋呢，因为有太多的女孩，眼花缭乱了。
我从心里喜欢歌咏，很喜欢唱歌，在那些女生里就结交了一个姓白的女孩子，是初三的，歌唱得很好，长得很漂亮，是回民，小名叫满桌，她家里姐妹四个，她排行老四，坐下来刚好一桌。
满桌的歌声比较浑厚，像有一种磁力，我非常爱听，她们有时在剧场参加三青团组织的演出，我每场必到。我对她特别有好感，她对我也很好。
鞍山因为有鞍钢，所以日本人比较多，但鞍钢那时停工停产，这些失业的日本人也挺惨的，没有生活来源，就卖豆腐，卖破烂。
因为对日本人印象不好，他们卖东西，我们该买还买，但跟他们没有更密切的关系，没什么相处。买东西就比画，鞍山会日语的人有的是，有时候就请他们当个翻译，鞍山中学那些高年级学生，日本话都呱呱的，很多人就是和日本人一条街住着。
后来日本人组织暗杀团，暗杀官员，偶尔在某个下水井就发现中国人的尸首。
谍报队员就出动了，军警督察处、警察局都派出人员，暗杀团把周殿斌的一个同学也给杀了，挺厉害的，所以三青团就针对暗杀团成立调查组，成员都会日语。
有一次，谍报人员摸到一些情况，了解日本人晚上有集会，逮了十多个。但这些人是不是真正的暗杀团很难说，可能就是自己国家失败了，比较悲观，有些言论。
鞍山警备司令部的特务排长在学生大队时当过我的区队长，黄埔十八期的，我们同期到的印度。我问他：“你们捉的这些日本人是不是真搞暗杀的？”他说：“审讯了，都承认了。”“怎么处置啊？”“司令下令了，咱们就枪毙呗，用卡车拉走都枪毙了。”司令就是刘梓皋。这个排长姓谷，辽沈战役之前患肺结核没有了。
很难说这些人是不是真正的暗杀团，冤案肯定有，搞谍报的人就是这样，给你添枝加叶你就成了犯罪分子，收拾你。
中国人里的坏人也很多，日本投降以后，他们抢日本人的东西，连屋里的房梁木头都运走卖钱，日本人除了那些住台汀的高级官员，剩下的是都穷不拉唧的工人，一个月、两个月不开资，没吃的，也不算富有。
日本侵略中国其实和这些日本平民都没关系，但那时大家就觉得，凡是日本人都没好东西，就这么想。日本侵占中国的时候，烧杀掠夺屡有发生，所以有一种民族仇恨。
但我们部队没有报复行为，人家都打败了、投降了，日本军队已经缴枪了，部队不是对付老百姓的。
日军高级将领都被我们关到抚顺战犯监狱去了，这个战俘营不是解放后才有的，国民党的时候就有。从一九四六年开始抚顺这个城市没有拉锯过，一直到一九四八年十月份，这两年的时间都是国民党控制着，等到辽沈战役结束抚顺丢了就是彻底丢了。
进驻鞍山，廖耀湘要求部下不要瞎扯淡，在云南和湖南不能进饭馆，到东北因为打仗管不过来，下饭馆花钱吃点饭就不管了，但逛窑子是绝对不行。现在又重申这条纪律，还是让我们学生教导营执行。
那天突然有紧急任务，全城灯火管制。
排长领着我们三个人在铁东区巡查，一看有座挺漂亮的房子门口停辆吉普车，我们只有团级以上军官才有吉普车，再一看那房子是个日本窑子，和中国的窑子不一样，比较讲究，房子比较漂亮。
大伙看见了谁都不敢碰，这肯定是个比较高级的干部。我说你不敢碰来干啥来了，执行啥任务，大头兵他有钱去嫖吗？来吧，我说我打头。
我们敲门很简单，不用手敲，拿枪托子一砸，一个日本老鸨子出来，问干什么，我说有我们的军人在这儿吧？叫他出来！
我挺凶的，枪都上着刺刀，老鸨不敢说，一会儿出来个人，胖胖乎乎的，我一看，是六十五团团长李定一。我认识他，在缅甸的时候他每天晚上开着吉普车，到师部来跟参谋长、参谋主任打扑克，我在师部站岗谁是谁都认识。
李定一打仗很勇敢，攻马拉关的时候他当六十五团三营营长，端着冲锋枪第一个冲进去的。一看是他从窑子里面出来了，我们排长不敢说话，我就说，报告李团长，请回部队去。他说回去干啥。我说师部有命令，今天晚上灯火管制，可能有情况，师部命令部队指挥官各就各位回到部队。他说行，我们一会儿就走，你们走吧。我说不要一会儿走，现在就走，还等一会儿干什么？我现在看着你呢，你现在就给我走。
我挺横。他一看这个小伙子怎么那么横，就问你哪部分的？我说是教导营的。
除了教导营的谁敢来？就教导营不怕当官的，很小、很冲，天不怕地不怕嘛。
我们教导营在师部站岗，参谋、军需这些人进出时，我们喊，口令！没口令不能通行。有的不把我们放眼里，嘟嘟囔囔的说什么口令啊？啪嚓就把子弹推上膛，枪一指，再重复一遍，口令！他一听子弹推上膛了，不敢不回答了。他要不说我们这些小孩儿真不管，一扣扳机他就报销了，打死白打死。那他们马上就报口令：早晨！
口令每天都变，问你口令得回答，规定是早晨就得报早晨，你要是报晚上，立马就挨枪子，所以他们都害怕。有的就跟我们营长陶逸说，告诉你们学生，客气点，太凶了，吓人道怪的。那我们训练时就是这样要求的，绝不客气，混进去敌人怎么办？我们营长就说，咱们学生就是这样，认真，绝不马虎，绝不含糊。
越唠越僵，这时我就把枪举起来了。
李定一一看这个小孩儿太厉害了，他指挥一个团三千人冲锋陷阵，一个小孩儿就吓住了？他不服气，说，哎呀，孩子，你端着这个枪很吓人啊，你说枪我还玩得少吗？我还没看见过吗？我摆弄枪的时候还没有你呢，你那么凶干什么啊？我说我不是凶，我现在是执行任务，执行命令，你给我走，废话少说。
李定一也有点儿翻脸了，他带着的六十五团中校指导员李又延，在旁边一看忙打圆场，哎呀呀，这位同学，啥意思啊？我说没啥意思，师部让你们回去，马上回部队。好，我们马上就走。他就跟李定一说，我们走吧，不要为难他们了，他们奉命来的。
他很婉转。我也就借着台阶下了，我说请你赶快走，我在门口等着，你车开走我们就走，你不走不行。我给他们行个持枪礼说，对不起了，我就走了。
排长一句话没敢说，靠边站着，他怕万一哪天调到六十五团就遭殃了。野战部队的上校团长有实权的，一般都惹不起，咱就是小孩儿，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
部队有些作风，我就觉得不对，有了命令，大家都要执行，你别光让下边执行，你们上边不执行，那是不行的，都得执行。
我回去就跟营长陶逸报告了，在八莫跟日本鬼子打遭遇战时，李定一是团长，陶逸是他的一营营长。他就笑了，说赶得对，有啥的，执行命令没错，有事我负责、我担当，回去好好休息吧！
四月下旬，命令下来，部队北进，协助五十二军向辽阳、本溪方向进攻，鞍山防区交给新一军的三十八师和六十军的一八二师。
出发前，上面说天暖和了，不用的东西都打成行李放留守处，另外用车拉着跟部队前进，到指定地点我们再去领。
卓干成是火箭筒预备炮手，按规定行军时他要背四发火箭炮炮弹，火箭炮弹是盒装的，他把炮弹抽出来全打到包里去了，就准备背四个空纸盒。我说这行吗？打仗要用怎么办？他说背着也白搭，火箭炮需要用干电池，电池没有了，又不给换，光有炮弹没电池你也打不响。
我们用的大电池没电了，应该把旧电池收回去，补充新电池，但没人管。
卓干成主意比我正，招数多，我就想不到这个办法，我们很少有机会真正上战场冲锋陷阵，二十二师不舍得用，未来的干部队伍嘛。
部队第二天就要出发，晚上趁着夜深人静，我把火箭筒放在那儿，背包拿好，离开营房就走了。
虽然我年纪小，但即使对卓干成也没说，如果说了，上边问他黄耀武哪儿去了，他说还是不说？干脆谁也不告诉。我知道我走了也无所谓，也不能把我怎么的，我们学生军里没有逃兵，我也不往民主联军那儿投，我就是不愿意打了，出来了。
当时的想法很简单，脱离了部队，脱离了战场，我就干净了，起码参加打内战就没有我的份儿了，就是这样想的。
哪知道后来人家哪管你那个，你解放后没有问题，打内战的历史不还有吗？打内战的历史上没有问题，那你参加过印缅战争也是污点，是国民党的那就是污点。你跑印度缅甸去打仗，国内土地一片片丢失你怎么不打？跑印度缅甸去打什么啊？
解放后好多年很多干部还是不了解当时的整个形势，好多次运动都反复向我提这个问题，到“文革”的时候还提这个问题：你说你参加远征军打鬼子，中国自己的国土一片片丢失，你们怎么不打？说我在国内不打，跑印度、缅甸去给外国人打。其实那不是给外国人打，还是给中国人打，那不是我们的生命线吗？他们很多人不懂这段历史，我怎么能解释清楚啊？为了这条中印公路，咱们付出多少代价？死亡十来万啊！从中印公路来石油、来武器、来弹药、来物资，才能坚持这八年抗战。他又说了，那八年抗战也不是你打的，都是共产党打的，你们打什么啦？
讲不通，没法讲，没法解释，只能是承认我有罪就完了，就是都有罪，这时再想到留在印缅那些同学的白骨，就很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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