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殿斌事先给我安排好了一处房子，在鞍山铁东公安局斜对过，是间两层楼的日本房，很漂亮，相当于首长住的地方，对我很客气。他们对国民党部队的制度不太了解，都以为我是从部队请假下来的，是合法离开部队的，不知道我实际上是脱离部队。
我住在二楼，一楼是三青团的组织股长住，二楼原来是周殿斌住，我来了他就把房子让给我了。
第二天，新六军离开鞍山北上，此后先与七十一军联手拿下四平，再一举攻占公主岭、长春、吉林等大中城市。
到鞍山中学，排完了课程表就按计划上课，高中是军训、初中是童训，内容基本上是立正、稍息，队列操练。
在学校每天就是上课，学生都很喜欢我。
到学校没几天，我有事情找过一次刘梓皋，他当时没有跟新六军走，还当鞍山警备司令。
他的部下捉了一个人，是个姓孙的生意人，我本来不认识这个人，但是有一个叫关名山的求我。关名山是鞍山三青团话剧团的导演，我经常去三青团认识的，他说有一个朋友，是个很老实的人，什么问题都没有，被抓走了，你帮帮忙。
我对刘梓皋这个人印象挺好，湘西战役时，我守安江大桥，他有次路过，因为认识他，我给他敬个礼。他一看就说，教导营的吧？我说是的，那时他是中校副团长。
一见面我说报告副团长，副团长是他的老职务，他就知道我是旧部了。他说你哪儿的？我说我是教导营的。他就笑了，很客气，说你坐吧，还给我拿了一支哈德门。我说谢谢副团长，我不会吸烟。他说你找我有什么事？我说我认识一个人，是干什么的，被他们捉来了，这个人没有政治问题，什么问题也没有。他说叫什么名字？我说了他就写下来，行了，告诉他们这就放了。
姓孙的商人是山东人，在鞍山开酒馆做买卖，被放出来以后，以为我有很大能量，几个人设宴千谢万谢地谢我，还送我两套西装，希望我能做他们的后台，其实我哪有那么大能耐。
跟满桌摊牌，也是去剧场看她演出，那天演出结束，我不知道从哪来了一股劲，就找到她说想交朋友，她没拒绝。她听过我演讲，我在鞍山中学演讲时她们都在，后来新一军驻扎鞍山一带，很多女学生都跑到三十八师去找男朋友，那时都以嫁给王牌军为荣。
过了几天，我就邀请满桌去我住的地方，不是她一个人去，两三个同学一块儿去。以后满桌一放学就上我那儿去坐一会儿，每次都是领着一两个同学，聊聊天再回家。
我那个小二楼的日本房很漂亮，前后在那儿住了一个月，五月初，我就搬到学校跟学生一起住了，鞍山中学有学生宿舍。我不应该在学生宿舍住，有教师宿舍，但是我愿意跟学生住一起。
脱离部队后陶逸营长找过我一次。
有一天在路上，偶然遇到了教导营的同学朱渭初，他跟一个日本女孩儿搞对象，这个同学是瞎扯淡，就是跟她同居，后来也没娶人家。他因为谈恋爱迟迟不愿归队，没跟部队走。搞对象他没钱，也没有地方吃饭，恰好遇到我，我就帮了他一把，把他的吃饭问题解决了。
但时间长了也不是办法，只好回部队，结果把我出卖了。
陶逸营长问他，你看到黄耀武没有？看到了，黄耀武在鞍山，你到哪哪哪就能找到他。我让他这么一弄就被动了。
五月初吧，那天满桌带着同学正在我住的地方聊天，陶逸突然闯进来了，进门先把我训了一顿，然后让我跟他回部队，他说部队很快要办理学生退伍的事情了，别在外边了，部队的同学还往前出发打仗呢，你再坚持坚持，打完仗很快就办退伍了，然后你愿意干什么再干什么，讲得挺好。
刚好周殿斌也来了，三青团办公室就在马路对过，一听我是这么个情况也劝我回部队，说等复员了再回来嘛。
陶逸还有其他事情要办，就约好晚上六点在警备司令部集合一起回去。
陶逸走了，满桌有点儿不舒服，她这才知道我是个逃兵。
教导营这时已经开到了辽阳，复员的事情我不信，我走的时候根本没消息，再一想，回去了真要是办复员更好，如果不复员，我再想办法跑呗。
晚上我就扛着行李去鞍山警备司令部了，在门口等了好一阵陶逸也没有来，司令部特务排排长是我的老排长，我问他陶营长来了没有？他说没看见啊。我说陶营长要我和他一块儿回去，他也没来啊。你看见陶营长来了告诉他，我来这儿等他了，他没来，我走了。
等陶逸来了我已经走了，他就留了个字条让人转给我，大意是要我马上归队，否则通缉我。
那我也没回去，他通缉谁呀？根本没在乎。
和满桌的事被他姐夫知道了，结果满桌的父亲就来找我了。
他第一次跟我谈，说我们家是回民，你们要想成为恋人、成为夫妻都不可能，因为回民和汉民是不能通婚的，你不要存有什么幻想。那时候我还不知道汉民和回民不能通婚，还不懂这个，我这些年的经历也没碰到过回民，回民有什么规矩，我是一点儿也不知道。
当时年纪轻，性格比较直，我就说现在都是什么年代了，爹妈还管儿女这个？我说你能管得了这个事吗？对他不是太尊敬。
后来他又找我一次，这回就不一样了，请了一个少将来。
先是说让我上他家，那我说好啊，以为他要跟我谈什么。
结果见面了他说有个人要见你，就把我带到鞍山铁东一家日本人开的旅馆，一看那个人戴着少将军衔，少将要领兵一万多人，不得了啊，是高级军官，我就毕恭毕敬地行礼。
他看我是个小孩儿，以为我看到他的军衔那么高，好像很惧怕似的，就拍桌子吓唬我。我心里合计我也不怕你这个，我就是没有枪，有枪我就敢拿枪突突你，我根本不怕你。
我没理他，他说完，我说好吧，就走了。
他们家是四姊妹，还有一个儿子，老大跟一个汉民逃婚跑了，家里还有一个老二结婚了，老三经常跟着满桌看着她，满桌也不理，该来看我还来看我。
但我感觉他父亲的作为很恶劣，让我很受伤害。
我这个人很不安分，可能还是幼稚，对很多不平的事情，就是要说、要表现出来。
工作到五月中旬，二〇七师到学校来招兵，跟学生说得天花乱坠，和我当初从军时候的说法差不多，其中还讲到多长时间就退伍。我想我就是例子，现在都没退伍，你们又来骗人，当初还差点儿把我们每人八百元钱当猪仔卖给补充团，这次可能也差不多。
二〇七师是学生军，可以直接在当地招兵，别的部队要补充必须由东北保安司令和“剿总”批准。
很多学生要报名，我就上台去揭穿，告诉学生不要去当兵，你们多小啊，在这个安静的环境读书呗，不能错过读书的机会，他们的话都是假的，都是骗你们的，招兵以后就是把你当猪仔卖到补充团。我说他们讲的那些正是我经历过的，不是那回事，他们硬不说真话，骗你们，不能去。我就把我那段经历讲了。
起初报名的人还挺多，后来就剩一二十个。
五月十八号，全校师生在操场欢送从军学生，学校的曹老师作为代表致辞，市政府一个叫王正兴的科长嫌他说得慢，啪一下就把稿子抢去了，他来念。
他是政府的科长，他念就不能代表学校了，这个场合把稿子抢过去是对学生的侮辱。我在下面就骂他，简直不像话，你是什么东西，有什么权利代表学校讲话致辞？我一喊，学生们就嚷嚷起来，会场就乱了。
三青团的周殿斌就上台了，他是伪满“建国大学”毕业的，满口日本话，一张口就说，你们受奴化教育太深了，接着就骂了一句“八格牙鲁”，骂学生说你们捣什么乱啊，浑蛋。
我一听更生气了，你骂我们受奴化，结果自己满口“八格牙鲁”，简直是侮辱我们学生。我就喊口号，学生也跟着喊，把他弄得没法儿。
到火车站把参军学生送走，回来的路上我就领着全校师生游行，喊着打倒贪官污吏等口号，先围市政府，后围三青团。
当时的市长是盛世兴，新疆军阀盛世才的弟弟，他下面的很多官员都是伪满时期的，也算三朝元老吧，这种人都是不干不净的。我们把市政府给围上，告诉他们请军队以后不要到我们学校里去招兵，不要把学生的学习环境破坏了，我们需要学习，不需要打仗，打仗是前方官兵的任务，不是学生的任务。另外要求把抢稿子的科长撤职、三青团骂人的周殿斌要赔礼道歉。
全校师生有几百人，一围观人就更多了，市政府就把机关枪架起来了。警察大队的文大队长认识我，他们的新兵就是我们给训练的。
他说黄老弟，把同学带回去吧，有什么事好商量，不要围政府。我说我们不是来围政府，他们侮辱人骂人，怎么不检查、不检讨呢？让我们走？我们走了，你们怎么处理这事呢？
跟周秘书我也顾不上个人感情，他骂学生我就哄他了，他觉得我这个人忘恩负义，他有这种反应。
后来围三青团的时候，他拉着我的手说，我明天就走，离开鞍山，我不干了，你把学生都带走吧。我说你别跟我讲这个，你给学生道歉，道歉完学生就走了。我说你没想到你的行为对学生是多大的侮辱？你能骂学生吗？你还是青年团的头，你既然做错了你就道歉。
我是毫不留情，今天看来很幼稚。我刚离开部队的时候，手里没钱，跟他说我没钱，他就借给我；我贫困潦倒时他帮过我，应该感谢人家，但是对这个事我就有一种不平：你们对学生这样讲话，你们是一丘之貉，都是一群混蛋。
我以为事情到这里就为止了。
跟市政府谈判的时候要派几个学生代表，我就找了几个，其中有一个叫李哲，高三的，新中国成立后他在辽宁省委宣传部当处长。还有一个叫赵国符。李哲年龄比我大，比较成熟，很老练，他说这样闹不行，要去沈阳到省政府请愿。请愿的目的，第一，以后不许到学校来招兵；第二，市政府必须道歉；第三，三青团的周殿斌必须道歉。
我那时候还不满十八岁，没有经验，也不懂。我问他到沈阳以后怎么办？他说我们去有关部门找。住的吃的问题怎么解决？到临时大学找鞍山籍的同学安排。如果还达不到目的，我们就联系临时大学，让他们也罢课支援我们，声援我们。
那时候沈阳没有工科大学，因为刚光复不久，就全体组成一个临时大学，学生在这里先过渡进修一下，预备班学完以后再录取到其他大学去。
这样搞其实就把问题闹大了，当时我没有考虑那么多，我不过是对这事看不惯，军人的脾气一上来，不平则鸣而已，没有更深的想法。
请愿这个主意是李哲提出来的，当时很多主意都是他出的，走之前他说还要开个路条，我说行，我去找校长，请校长给开了个证明，当时校长对这个事情不表态。
李哲是比较进步的，他哥哥李庚是伪满医科大学毕业，当过鞍山医院的院长，日本投降后，他就跟共产党走了，李哲受到这个家庭的影响。他的底细我都知道，他在山东还搞过学潮。他没告诉我，是他的同学赵国符说的。
知道了这些我对李哲也没啥反感，也从来没跟别人说，其实鞍山人都知道李庚是共产党。
后来李哲高中毕业到沈阳中正大学读书，中正大学是杜聿明办的，取的蒋介石的名字，这样的学校就有些色彩，他在中正大学时我去看过他，后来我们一直都保持联系，关系挺好的。“文革”期间李哲受到冲击，工作组好几次找我对证，逼供讯围攻我，一定要我把他的问题说清楚。我说他没啥问题啊，一个学生，挺单纯的。
请愿就把这事闹大了，但这不是我所能想到的，当时想不到。
先选请愿代表，高年级、低年级学生都各自选出代表，代表里有一个女孩子叫洪乃良，洪乃良念初二，也听过我演讲，我那时候年轻，长得又帅，那些小女生看见我对我都很好。
本来我不认识她，但是每天从我住的地方去学校，她和一个姓张的女生肯定在我必须经过的一个道口等我，等见到我了一起给我行个礼，说句黄教官好。就是每天都要看到我，见面行个礼，天天那么走，大家就熟了。请愿的时候，她的那个班代表最多，拥护的人最多。
能感觉出洪乃良对我非常有好感，这个人性格比较开朗，她看到我行礼时都是用异样的眼光来看我，说白了就是情意绵绵，但是只能是她对我挺好，我也对她挺好，只能是这种关系，谈不到更近一步，因为我已经有女朋友了。
这时满桌就劝我，不要去请愿，会把你逮起来，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不能干这个事。我说管他呢，逮到我再说，就没听她的。
我因为生气她父亲的做法，这时已经开始疏远她了。满桌比洪乃良高一个年级，比我小两岁。
去请愿之前，很偶然地去了洪乃良家。她住在北五番町，后来叫北五道街，我不知道她家住在那儿。恰好她从窗户看到我路过，就跑出来喊我，让我进屋坐。进屋一看里面一屋子同学，有六七个，大部分都是参与过游行的学生，可能要等着一块儿上学。这是我第一次到她家，她家是满族。
过了没几天，她跟我说：“我妈让你到我家吃饭。”
我一想也无所谓，吃顿饭就吃顿饭。她爸她妈陪着我，做几个菜，吃顿饭。
五月二十日，请愿的队伍出发，到沈阳住在临时大学。这个住处也是李哲联系的，他有个同学，给我们倒出来一个房间，李哲在沈阳也有很多同学。房间挺大，但就一个房间，女生全睡床上，男生都睡在地上。在沈阳请愿时，洪乃良跟我走得比较亲近，我到哪里她肯定第一个跟着我。
李哲先领着我们到中苏日报社反映情况，中苏日报社的记者挺冷静的，说这样不行，你们的行为我们不能给你登，为什么呢，不是我想给你登就登了，我们要经过很多重审查，你这个肯定通不过，登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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