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临时大学和鞍山籍的同学开了一个座谈会，校址就是现在中山广场的中国医科大学，我先把情况的原委跟他们做了一个介绍，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他们讨论后，一个学生代表说他们没有通过我们的方案。
又找省政府，省政府敷衍说，好好好，我们会严肃处理这个事，你们回去吧。教育厅也去了，是出来个科长跟我们谈的。
还去了辽宁省三青团支部，主任叫刘广英。马占山当师长的时候，他给马占山当政治部主任，挺老的资格，小矮个，白头发，挂了个少将军衔。我们还到他家去了，在现在沈阳市文化宫斜对面的胡同，一个小日本房，一打听就找到了，门口也没有卫兵。
我们把周殿斌的情况跟他一讲，刘广英说这个败类，行了，你们回去吧，我把他撤了。但是不让部队到学校招兵不是三青团说了算的，因为现在是军事第一，一切政府机关都要为军事让路。
事情弄到这个地步，也就行了，往回走吧。
被我们投诉的市政府科长王正兴后来走了，周殿斌是自己走的，因为学生都反对他，站不住了。不像政府部门的官员，政府不撤我，你们能奈我何？三青团是政治团体。
对这场学生罢课，新中国成立后的《鞍山市志》对这一段的定义是鞍山自发的学生运动，叫一九四六年“五一八”学生运动，把我撇开了，说学潮是学生自发起来的，这就与事实不符了。
但对我个人却有了争议，后来“文革”时对我这段历史评价是，黄耀武所以反对国民党、反对当时的政府，是属于国民党内部派别的内讧，是少壮派反对元老派。说我装成很进步，实际还是反对共产党。
我不明白我怎么就成了少壮派了呢？我一个人就成了一个派啦？我什么派也不是。我也不是装进步，我是不平则鸣，当时国民党还是合法政府，反对合法政府怎么就是进步啦？事实是他哪个地方不对我反对哪个。
我也没有想把事情闹这么大，后来发展到上省里请愿，联系大学、媒体，这都不是我能想到的，都是李哲想到的。“文革”时，调查人说，你打着红旗反红旗。这个结论也是我不能接受的，我领着学生罢这个课闹这个学潮，没有什么政治目的，没有说我要拥护共产党、反对国民党，那时候我还没有这个觉悟。我就是不平则鸣，看不惯了，振臂一呼就喊一喊而已，没有政治目的。
我只是觉得国民党的做法太粗暴了，不尊重人，那我就反对。就像我在部队闹伙食一样，为什么你四个菜，我们就咸盐水吃饭？其实是一个道理。
我多次争辩这个问题，也没什么结论，这件事也没算成我的历史问题，我也不需要争过来说这是我的功劳，没有这个想法，后来我也不谈这个事了。
但是学生对我是很尊重的，这件事主要是对学生有一定的影响，对社会也有一些影响，当时很多群众不满意国民党的统治。
我们在沈阳请愿期间，六十军的一八四师在海城起义。民主联军第二次解放了鞍山，并从首山向辽阳进攻，但没打过来，当时我又被警察局怀疑搞这次罢课是不是跟民主联军有联系。其实没关系，我领导这次罢课没有什么政治目的。
回鞍山的路上，火车开到辽阳路就不通了，鞍山还在民主联军手里，只好滞留在辽阳。
去沈阳的经费是学生们捐献的，一块钱、两块钱凑给我们做差旅费，日常由学生代表管钱负责开销。这时钱花没了，弹尽粮绝，连吃饭钱都没有，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鞍山。
辽阳县县长罗楚书原来是二十二师政治部上校副主任，主任是副师长赵霞兼任，他用罗古的笔名写过一本《印缅之征战》，一九四六年出版的，都是很多连长、排长的实录，还收了邱钟岳的日记，卖得很好。
新六军攻占辽阳后，调罗楚书来当辽阳县县长，我在缅甸时的特务连连长付介超，被调来当辽阳警察大队中校大队长，当时警察大队缺少干部，就从学生教导营调来八个同学，充实当地警察基层干部，所以他们没有跟新六军去长春。
但这八个同学里只有两个正派的人，就是石静山和柯愈哲，两个人很清白、很正派、很单纯，乱七八糟的地方不去。剩下那几个都不行，有一个在湘西时还当过我的班长。
柯愈哲是陕西教导团来的，在缅甸的时候他分在步兵连，在二营张鸣铎那里当步兵，其实按照他的学历应该留他在营部或团部。
在缅甸时，石静山在六十五团三营当步枪手，活下来也是不容易。但是打完新平洋之后三营就没当过主攻，那时候日军的士气已经不行了，一个据点一打就打下来，所以三营总当预备队，轮不上去，三营长杜超然就很生气，说我怎么就老当不上主攻呢？
石静山是陕西教导团来的，陕西人，在缅甸时我们彼此并不熟悉，回云南到了教导营以后才熟悉，他在二连，我在一连，到了湖南因为闹伙食，我被调到他们二连，跟他的关系处得很好，他的战斗经验比我丰富，真刀真枪在一线打过仗。
石静山这时在警察大队当排长，到了辽阳没有饭吃，我就去找他，他就找到他的中队长张志伟。张志伟给我们感觉是进步人士，挺同情我们的，给我们掏了三千元钱。我们每天一个人半斤煎饼、一碗豆腐汤这么维持，直到鞍山重新被拿回来，才得以渡过难关。
张志伟后来跑到哈尔滨，去解放区了，解放后在鞍山教育局工作，有一次碰见他，他说，哎呀，你看见老石没？我说，解放前在沈阳看到过。说起当初的事情，我说那个时候多亏你帮助，要不我们这十多个同学就得饿肚子。
后来，我在学校当体育教研组长，学校缺少体育老师，我跟他说你给我介绍两个人，到我这儿当教师。他给我介绍了两个老师来。
我们住在辽阳白塔公园对过的青年旅社，也真是凑巧，在街上就碰到了周殿斌。鞍山被民主联军解放，那些党政官员都往外跑，周殿斌在伪满“建国大学”的同学任辽阳国民党党部书记长，他就跑到辽阳来了。
跟他是在路上遇到的，互相没有搭话，然后他可能跟踪我了，我没注意，没把他当回事。
二〇七师在辽阳有招兵站，他就告到了招兵站，说有一个二十二师的逃兵，你们二〇七师在鞍山招兵，闹学潮不让学生参军的就是他。二〇七师招兵站来了几个人，在旅社把我围住了，要把我带回二〇七师。
我们在辽阳有八个同学，我这次来只见到了石静山，那几个同学知道我来辽阳了，八个人约在一起来旅社看我，正好碰上了。我把情况一讲，他们就跟二〇七师招兵站的沟通，结果那几个也是学生从军的，跟我们虽然不是一年参军的，但也叫同学，大家都属于同时代同命运的。
他们就说拉倒吧，这事比较复杂，这不是黄耀武和部队之间的关系如何，而是因为和周殿斌个人之间的关系引起来的，那我们就不管了。
当初在辽阳帮我忙最大的就是石静山。
那以后再没有见过周殿斌，他在鞍山站不住，回老家西丰了。“文革”时，他的单位来找我对证，要他的材料，证明他在三青团的职务是什么。他的职务是秘书，实际上是掌握实权，但我没那么讲，因为他的名片印的是秘书，外出联络、接待联络工作也都是以秘书的名义，所以我就讲他是秘书。
我和洪乃良的关系就被那八个同学看出来了。在沈阳，我们集体照了张照片，我坐在中间，同学们分两边坐，后面女生站一排，洪乃良就站在我后面，可能她的表情态度不一样。他们一看，说这是你女朋友？我说很难说是女朋友，她是学生代表，反正现在我们是挺好。
第二节 逃亡
在辽阳滞留了一个星期，鞍山重新被新一军、六十军占领，我们才回到鞍山，但我的处境就不行了。市政府已经上报省里，说这个事情是我带头闹起来的，要求处理我，上面就下令，撤职查办。
我回到学校，先到校长杨凤声家，校长说，黄老弟，躲一躲吧，你的令下来了，带头扰乱社会治安，还是逃兵，命令撤职查办。撤了职，警察局就可以逮你了，你赶快躲起来吧。
这个校长是比较开明的，新中国成立后是鞍山市政协委员。因为管理不善，这时他的校长职务也被撤了。
他被撤职，我也被通缉。
民主联军打进鞍山时，学生把我的行李收拾起来，杨校长给放起来了，从他家出来，他让保管的人打开门把行李给我，说你就走吧。
我夹着行李走到北四道街，就是现在的儿童商店，看到一处日本房比较合适，是一家日本人住着，我进去说你给我倒一间房子。我穿着军服，日本人就老老实实地倒了一间房子给我。
当时随便一个军人看中哪个日本人的哪个房子，日本人二话不敢说，马上倒房子。我没地方住，就告诉他我要在这儿住，你把房子给我倒一间，就马上给倒。
住在那儿不敢出门，有时刮风下雨才敢穿着雨衣戴着雨帽出去，手里预备了两个癞瓜手榴弹防身，准备遇到危险实在没办法，就跟他们干。手榴弹里面有弹簧，带着一个保险丝，一拽保险丝，不松手不炸，一松手七秒钟就炸，癞瓜手榴弹三十米之内有效，一般的木板房子炸开就完蛋。
请愿时有个姓李的学生代表，他父亲对我很同情，就让自己的小舅子每天来看我，带点吃的，告诉我外面的情况，洪乃良母亲有时也过来送点。
六十军有个姓梁的广东老乡，黄埔十九期的，新六军北上后，他当鞍山警备司令部特务排排长，我跟梁排长说我住在哪儿，他就三天两头来看我。
有一天兴华小学因为不发工资老师闹学潮，我又跑去了，鼓动他们，不给钱你们就闹。从学校出来就看见一个便衣，他说我们金队长请你去谈谈。我说去呗，就跟他走。到了地方金队长不在，这个便衣说等一会儿。等了半天金队长也没来，我起身就走了，谁也没敢拦我。
和洪乃良一块儿去沈阳请愿，一块儿回来，关系也比较密切了。有时候她不好意思找我，就告诉同学，你把黄教官找来，我有事找他。看到我也没话说，就是互相看看，都低个头，挺沉默的，随便说几句待一会儿，有时也在她家吃几口饭。
有一次连着两天没饭吃，饿得够呛，还是洪乃良母亲给我送点饭，我还不好意思说已经两天没吃了。
工作没有了，搬到了日本人家里住，心情总是不好。一次我在一个学生家喝酒喝醉了，回来在洪乃良家坐着，满桌到她家来找我了。他父亲威胁过我，我一直很生气，我说你父亲就是个汉奸啊，就骂她。洪乃良母亲说你走吧你走吧，把她赶走了。
当时我考虑，她父亲不让她跟我接触，整天让她三姐看着她，她家里不同意，我心想何苦呢，就疏远她了。
过了几天，她在洪乃良家胡同口等我，不知站了多久，我出门时看到她了，站了一会儿，我没说话就走了。我对她父亲不满意，把对她父亲的怨恨发泄在她身上，很多年后才想明白，不该把对她父亲的不满发泄到她身上，使她受到了伤害。
满桌不久就被关了禁闭，他父亲不让她上学了，满桌就让一个姓王的同学送来口信。她说，满桌说了，你们不可能了，她是回民，她爸不允许，满桌就让我来代替她好好照顾你。就是要我跟姓王的交朋友的意思，那个女生对我特好，很有这个意思，歌唱得也很好，但我不喜欢她，她给我的印象太轻浮了。
这件事终了，满桌也没有当面跟我说不行，是她这个同学说的。
后来有学生告诉我说，满桌去新一军三十八师了。她唱歌唱得好，三十八师招文艺兵，原来跟她一块儿唱歌的同学有在三十八师当文艺兵的，来找她她就去了。
从此和满桌再没见过面。
一九八二年在沈阳，我偶然遇到满桌的二姐，她跟我说，满桌现在在澳门。我说怎么上澳门啦？
满桌是家里反对婚事，我跟她疏远了以后，内心很失望，受这个刺激，就和家庭断绝关系，跟部队走了。一九四八年东北局势开始紧张，她去了澳门，不用原来的名字了，起了个艺名还是唱歌。
我说她唱歌唱得好，在澳门行。不像我们这边很复杂，从事文艺工作要通过很多关系，澳门可以，即使在歌厅里唱歌也不用什么关系，也能混口饭吃。
满桌的三姐也是我学生，老跟着妹妹对我们进行监视，新中国成立后在沈阳一家杂志社工作。运动期间她的单位来找我调查政治材料，证明她不是三青团员，我说我不知道她是不是，证明不了。
洪乃良的父亲原来是搞机械的，在鞍山开了一家私营合资的铁工厂。日本投降后，工厂没活，他就去鞍钢了，鞍钢那时候也没开工，但他有技术，所以留他。他可以跟单位要房子，在鞍山转盘南面的南三道街要了个两层的日本房，洪乃良母亲就让我搬到他们家。
搬到老洪家，就觉得跟她家的关系又近了一步，那时候也没法公开，没有说咱俩朋友关系处下去，发展恋爱关系这种说道，反正你对我挺好，我对你挺好，心领神会就行了。
自从和她的关系密切以后，我再也不和别的女孩子交往了。
他们住二楼，我住一楼，一楼有三间房子，榻榻米都挺完整的。吃饭也在他们家，等于供养我，但我吃不来他们的伙食，饭都是高粱米，菜就是一块豆腐，每个人分点，蘸大酱吃。
虽然我那时失业，没有生活来源，但因为脾胃不行，这个伙食我吃不来。有时候她母亲也特意为我做碗面条，但他们的家境也比较困难，铁工厂尽管没倒闭，等于倒闭一样，在鞍钢干活也挣不来工资，鞍钢不发工资，每个月只发点儿米。
我觉得不行，这样下去不是长久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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