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着我就走，坐火车经九台到吉林市，在他那儿住了几天。
卓干成在吉林省政府干训团当中尉科员，我们在印度训练时是两个中队，各有一个指导员，陆志民留在云南了，还有一个刘指导员是广东老乡，新六军拿下吉林后，他到吉林省政府做上校科长，卓干成就通过这个关系到了吉林。吉林省省长当时是东北“剿总”副司令梁华盛兼任。
那时候我们吃饭最想吃的是什么？火锅，就是酸菜白肉片，肚里缺油水啊，他就招待我这个。
我看着火锅说行啊，来吧，招待什么吃什么。早晨是点心、牛奶。我说你这个生活挺不错的啊，他说还凑合儿。我说现在找工作太难了，他说哪有那么容易，除非当兵。我就跟他发牢骚，我说我们现在啊，都没有能力去考虑后一步该怎么样，考虑不到那么些，但是我们终归要完蛋。
他说你说得不对，我领你去看一个人。我说看谁啊，他说看我的科长。
他的科长原来是新一军少校团干事，现在在干训团当上校科长，他就领我去见他的科长。
那位科长姓陈，见到我说：“你是卓干成的同学？我听说你有不少看法。”我说：“有点看法。”他说：“你说说看。”
第一个问题我就问他：“陈科长，国民党太腐败了，到处是贪官污吏啊。”他就笑了：“那是个人行为，你看哪条党章、哪条国法容许他们贪污腐败？都不容许。他们贪污腐败不代表国家，是个别人自己行为不检点，素质差，杀了也该，但是这不是国家的问题，不是党国的问题。”我说：“不是党国的问题，他不也是贪污了吗？他所以能够贪肯定是有这个条件，有这个气候。最起码，国民政府在这个问题上重视不够，管得不够，或者说上面带头腐败，所以下面才腐败。”
他说：“你的看法是片面的，你能举出来上面谁腐败吗？你举的例子都是下面腐败，不也是个别的吗？个别的能代表党国吗？”我说：“他不能代表全部党国，起码也代表现在的风气，当官的思想意识代表上层对这个问题的约束、管教或者是监督不够。为什么监督不够？因为你上边就这样，所以下面跟着走嘛。”
他说：“小朋友，你说的是片面的，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哪个国家都有贪污、都有腐败，但不代表这个国家的政府就是贪污腐败的政府，发现贪污不查那是国家有问题，我们国家发现有贪污的不也管吗？不也该枪毙就枪毙吗？”
陈科长有很多理由来给政府解脱，但在我看，不行，我觉得就是政府贪污腐败。
后来就说不下去了，我也不能说服他。人家是真正的国民党员，都是跟国民党多少年的；我是个小孩儿，只是对现实不满，说不出更多理由。但是我总觉得很不满意，很不平。
据我了解到的，从东北行辕来说，里面设有敌伪财产接受委员会，能当上这个头头那是不简单的，这个人就是冯庸中将，当时东北还有所冯庸大学。
野战部队也接收，廖耀湘、李涛到东北后吉普车不用了，都开小轿车，小轿车和家属都留在城里，野外作战还是开吉普车。各种物资、商店、工厂等，谁接收快就是谁的，冯庸监督也管不过来。
到东北的接收大员到处接收，什么团体都来接收，军事机关接收、政府机关接收、政治团体接收，搞得乌七八糟，什么都接收，接收房子、接收器械、接收钱、接收女人，接收完不是给国家了，自己留下了，都是实权派。这就说明他的腐败，本来接收来应该归公家，但是都归了个人。腐败表现在多方面，这就是其中一点。
军事上过于狂妄，没有远见，夸下海口，三个月解决东北问题，不行又改六个月，结果不到三年被共产党给收拾掉了。
离开吉林还是继续流浪，兜里揣着退伍证明，到哪儿随便走都可以，有时去军部，有时去六十五团，到同学那儿住一个月半个月再回去。我也算客人，在部队吃住都没问题，伙食随便吃，住够了就走，背着部队的帆布干粮袋，里面装着牙具、毛巾，随便走。
走到哪儿我都是穿军装，我有两套罗斯福呢。英式咔叽布的也有两三套，军用的雨衣、风衣都有，身上穿一套，剩下的都打在大行李卷里。
部队是机动的，这段时间就吃了很多苦头，主要是挨饿，有时候一天一顿饭，有时候一天吃不到饭，但是我无论去哪儿，都是有目标的，主要还是跟着二十二师的路线，我回部队，总不能不给我饭吃吧。
但是团部一般不住在城里，有时候天晚了赶不到地方，就在路上找个小旅馆或者老乡家住下，住小旅馆非常便宜，兜里要是没钱那就没饭吃了。
最南走到瓦房店。五月份，六十五团打到那一带，驻扎在瓦房店，普兰店也拿下来了。
邱钟岳带着一个营追着民主联军打，跑到哪儿追到哪儿，一直打到普兰店，人家跑到大连了，苏军在那儿，我们进不去，因为跟苏联有协定，旅大临时归苏联管辖。没办法就撤回来，民主联军又杀回来，他又追，结果腿部受伤，被送回鞍山野战医院治疗。邱钟岳负伤前给廖耀湘发了个电报：敌已溃不成军，我正乘胜追歼中。
实际上他追不着，歼灭不了，我们同学有在军部机要室的，还有军部参谋部的，他们消息很灵通，所以大家都知道这个事。
我没去看他，这个人很骄傲，目空一切，好像世界上没有比他更强的了，给我们当营长时对我们学生也很苛刻。大家都说这个人太骄傲了，早晚要吃亏。
我就去瓦房店找朱富华，顺便想在当地找份工作。旅大那边没敢去，一听口音就差不多知道我身份了，肯定被当探子抓起来。
还是以韶关远征区队的名义，去瓦房店三青团跟三青团主任接触，我有少尉预备军官退伍证，我说我是部队下来的，随便给我找份工作就行。把情况一讲，主任说，哎呀很好，很生动，你给我们学生做个报告吧，就到瓦房店女中去做场远征报告。
我做报告不用拿稿，讲完了主任说行，等机会给你联系联系找个工作。那时候想找个工作太困难了，以为可以到中学找点事做，但也找不着，只好等待。
六月初，重点进攻改成重点防御，部队放弃瓦房店，那我也不能留在瓦房店了，不敢在解放区找工作，谁相信你呢？
从瓦房店又去营口，在大石桥中转时，天晚了就在老乡家住下了，一晚上就是两个馒头的价钱。饿了有钱跟老乡买可以，白跟人家要那没法要，窝窝头都没法要，那年代谁家不缺吃的？我从来没有跟老乡要过吃的。
到营口也没有找到着落，没事溜达到港口，看到一只大商船停着，是二战时德国的商船，战后英国转送给中国做货运船。我说我是军人，想上去参观参观，就让我上去了。
船上的大副带着妻子，还有二副一张口都是广东话，我说我要参观参观你们的大船，我没看到过这么大的。我穿着呢子军官服，他们不知道我是多大的官，就很客气地给我介绍。
回到沈阳就去军部找同学，郑醒华给李涛当副官，何家森在机要室，朱明后来到六十师当了连长，沈阳同学多，随便住随便吃，时间长了也不行，就挨个住一圈。
也考虑过到哈尔滨去，请愿后赵国符去过两次，回来后到老洪家找到我，跟我讲那边的情况，他没明确说你也走吧，但有这个意思，大概就是动员我过去。但我不敢去，考虑到自己的身份毕竟是个国民党军官，担心过去不被信任，再把我当特务给抓起来那就更惨了，心里还是对共产党的政策不是很了解。
到了一九四七年八月，杜聿明感到兵力不足，就和廖耀湘给蒋介石提出建议，说我们这样打法，进攻兵力不够用，要求扩充一百万军队，但蒋介石没有钱，扩充一百万，需要军械、武器装备、粮食等，那得多少钱啊？共产党不用啊。
蒋介石最后同意扩充，新六军扩充成第九兵团，廖耀湘不是新六军军长了，是九兵团司令，手下带领三个军，但都不满员，分别是新六军、四十九军、新三军。新六军给了李涛当军长，打过沙岭战斗的罗英任二十二师师长。
扩充前新六军有三个师：二十二师、六十师、六十二师。六十二师由打沙岭时的六十六团副团长刘梓皋任师长，邱钟岳在二十二师提不起来，论资历不够，但是因为过去有战功，就调到了六十师当团长。
六十师师长陈膺华在第一次远征时就是六十六团团长，他跟廖耀湘关系很好，廖耀湘把他调来当六十师师长，赵照当参谋长，但是六十师战斗力没有六十二师战斗力好。
王友珍就被陈膺华调去当营长，但是在一次演习训练，打攻防战的时候，对方一个迫击炮过来，脚边开花，王友珍就报销了。我们在印度缅甸那时候，是指哪儿打哪儿，现在到了东北是打哪儿指哪儿，那士兵素质啥样？打演习把营长都打没了，到了战场上怎么打？那个兵就那么瞄准了，谁知道最后那样。
王友珍没有威信，在教导营时爱跟我们踢足球，还不会踢，我们嫌他挡碍，就不给他球。这球是我们几个凑钱买的，他死皮赖脸上来，我们就烦他。在海城，他训我们一个姓周的四川同学，那同学不服，拿个冲锋枪要突突他，他就跑，那以后他就不敢惹我们这些同学了。邱钟岳都在暂编六十二师当团长了，他才做到营长。
一般部队哪敢，叫你站你就站，让你坐你就坐，我们是留分头的、剪光头的随便，这是教导营同学的特殊待遇，你说的有道理就听，没道理不听。我们有伙食委员，一般部队有吗？
扩充后六十师、六十二师被调离新六军，开到辽西补充新兵去了。
新六军还剩一个基干师二十二师，就把一六九师给了新六军，这样新六军只有两个师的兵力了。
一六九师前身是戴安澜二〇〇师的一个团，戴安澜牺牲在野人山后，他手下的团长郑庭笈代理师长，后来编成了一六九师，隶属四十九军。但廖耀湘有本位思想，扩充时把能打的都要了回来，这样一六九师就归了新六军。
原一六九师师长郑庭笈升四十九军军长，四十九军这支部队也大都是新六军的干部，青二师师长傅宗良，就是二十二师打孟拱时的团长。
新三军的前身是十四师，师长龙天武在第二次远征时打过密支那，升新三军军长，以十四师为基干师，又扩充两个新编师。
九兵团这三个军的干部，都是廖耀湘原来当师长、军长时候的老底子，这么组成的九兵团，但后期廖耀湘实际上领导的是五个军。
五十三军军长周福成任第八兵团司令，辖五十三军、五十二军、二〇七师，但是周福成指挥不动二〇七师。
长春是第一兵团驻守，郑洞国兼任兵团司令，管辖七十一军、六十军，还有一个由三十师扩充的新七军，原七十一军军长陈明仁已经被调到湖南任兵团司令，孙立人调任陆军副总司令，负责训练，杜聿明不太得意他，由打密支那时立功的潘裕琨任新一军军长。
锦州由关内调来的范汉杰兵团驻守。
至此，东北兵力全部部署完毕，建立了四个兵团。
部队建制经常变化。但当时国民党部队在东北的番号、编制、规模调整大体上我都很清楚，不当参谋我也清楚，比一般的下级军官知道得多。
此时我已经离开部队一年了，这一年来吃尽了苦头，要种地没有田，做买卖没有本钱，教书人家不留我，要做工找不到工作，那么大的鞍钢还关着门呢。当时是工厂倒闭、商业凋零，根本没法生存，想回广东老家，亲人也都四分五散，没有依靠。在外流浪经常挨饿，时常一天吃不上一顿饭。只要有一个打工的工作，能够维持生活我都愿意干。但一年多下来，各种办法都尝试了，还是找不到出路，最后只有一条路，回部队混口饭。
那时候的人，左右不了自己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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