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新六军少尉-吃菜要吃白菜心,打仗要打新六军(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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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驻扎在新城子虎石台时,团里怕当兵的骚扰老百姓,规定跟老百姓要一棵菜、一口粮,没有黄指导员的批准谁都不许拿。要我管这个事情,他们知道到了我这儿是不容易批准的。

    我当指导员的宗旨就是,部队驻扎在这个地方,不许扰民,偷个鸡摸个鸭的要我逮住绝不客气。我很痛恨这些事,不是我多仁慈,好像很有共产党思想,不是。我们中国老百姓太苦了,连年战争苦的就是他们,应该尽可能减少他们的痛苦。

    我给老百姓开会说,谁跟你们要东西都不能给,他不敢把你怎么样,他如果问为什么不给,你们就说黄指导员不允许,给了就要罚我们,不敢给,你们要,就让黄指导员写条子。

    到我这写条子是写不去的,但有的时候也要写,人的口粮是不缺了,有时候缺的是牲口的草料,营长、副营长骑马,步兵连有马车,机枪连也有马,需要豆饼、秸秆,都要分配一些。

    我给自己总结一条就是,我的行为、看法,都没有什么政治色彩,只是凭个人的一种感觉,就是国家军队应该怎么对待老百姓,和老百姓应该是什么关系,不能过多侵害老百姓的利益。

    有一天,老乡来反映:“他们捉了我两只鸭子。”我说:“谁抢的?”他说:“当兵的呗。”“你们住在哪儿?”他说住在堡子哪里哪里,我一看,是一连防区,我说好,马上给一连连长韩剑业打了个电话。我说:“韩连长,我是黄耀武啊,你们弟兄抢了人家两只鸭子,你看看怎么处理。”他说:“好好好,我马上处理。”

    不一会儿给我来电话,不是抢的,就把情况跟我说了一下。那个兵是要买老百姓那两只鸭子,老百姓不卖,给钱也不卖,他不高兴了,就把鸭子拿走了,说你要多少钱我给你。老百姓说,多少钱也不卖。可能是两只母鸭子,老百姓留着下蛋的。

    我说:“不卖那就不要吃肉了,还给老百姓不就完了吗。”韩连长说:“是、是,我这就让他们还给老百姓。”

    一九四七年夏,陈诚调到东北来当行辕主任,战事比较多。

    当时已经调整为重点防守战略,先南后北、重点进攻都不好使了。战略上改成防守意味着什么?就是挨打了。民主联军的部队也壮大了,东边打你一下,西边打你一下,四面都有战事。四平战役七十一军打了好几个月,九台、吉林也被解放了,辽南这边的普兰店、瓦房店、盖平县(今盖州市)全部不要了,营口起义了,我们退到大石桥,再后来大石桥以南全部放弃,全撤回来退到海城,很被动。

    但是二十二师打的大仗比其他的师都少,因为二十二师一出动一交手对方就撤了,不跟你打。共产党那边有首歌:吃饭要吃白菜心,打仗要打新六军。其实民主联军和新六军一般不直接接触,打几下,一看是新六军就撤了,根本不吃你这棵白菜心。我们倒是希望打一打,但是人家不跟你打,因为跟你打伤亡重。打得赢的我先打,你重点防守,部队是分散的,我找机会捏你软的。

    整个东北的局势,这时我们看,完了,肯定不行了。

    东北的部队,新一军、新六军都是嫡系部队,二〇七师一般不用来进攻,都是拿他防守大城市。七十一军很能打,比较受重视,但是陈明仁经常顶撞杜聿明,他也是黄埔一期的,彼此是同学,他谁也不服,很多事情处理不好,就把他调走了。五十二军、五十三军、六十军都是杂牌部队,蒋介石早就要把五十三军给编余掉,因为是东北军,卫立煌讲情说这个军还能用,就留下了。五十二军在东北打仗最多、伤亡最大,到死了也没有救它,一九四六年灌水一仗它的一个师被消灭了,新六军已经到跟前儿了,就不上,都为了保存自己实力,怕受损失。六十军是龙云的部队,尽管武器也不错,“八一五”光复他们去越南受降,但也不受重用。

    所以国民党的部队不是亲密无间的,你被打我不伸手,不援助你。成立九兵团以后,廖耀湘统一指挥新一军、新六军、新三军、七十一军、四十九军,这时候九兵团的哪个军有困难,新六军去增援,别的部队有难,就不支援,不是团结一致。

    所以东北的战场,国民党必败无疑。

    后来又调到开原驻防,大概就是这个期间,毛钧毅被打死了。我在湘西闹伙食后,被调到二连一排,排长就是毛钧毅,江苏人,这个人很能干的。他后来调到六十六团当连长,带领部队进攻,钻进民主联军的火网,前进不了,后退不了,被打死了。很惨,他要不死能上去。从二十二师教导营出来的这些干部,他是比较不错的,有魄力。

    驻扎一段后,有一天接到命令,出发时不带辎重,命令要求马车、粮食、弹药什么都不带,辎重都留守。

    队伍出发时,唐连长说指导员你别去了,就留守吧。

    其实那是虚晃一枪,是假的,另有意图,是为了不让民主联军察觉。部队出发走到中途又回来,带上辎重,这才真正出发了,任务是接应六十二师从法库撤出来。

    我不知道,他们第一次出发后我想既然留守,闲着也闲着,我把手枪交给团部副官邓新科的传令兵保管,就上军部去了,军部在沈阳。部队的家属都在沈阳,连长平时不能回家,要走必须经过请假,要团部批准,一个连的连长不在部队那就没主心骨,整训时可能有一个月、两个月时间,可以把家属接来。指导员就无所谓,因为我不带兵,我们偷偷走,到时候再偷偷回来,比较自由。

    我在军部玩了两天才回来,走到铁岭,碰到军前进指挥所的郑醒华。

    “哎哟,你上哪儿去啦?”“上沈阳,去军部了。”“部队出发了。”“上哪儿啦?”“上法库。”“走了多长时间?”“昨晚就走了。”

    那天下了好大一场雪,特别冷。我也撵不上,正好遇到炮兵的卡车拉着弹药和榴弹炮往前线送,我跟他们讲我是六十五团的,碰巧他们就是去配合二十二师进攻的,就说,来,上车吧。

    很快到了法库的小明安碑,十一月份,下午四点多天就已经要黑了。

    下车的时候,他们告诉我去六十五团往北走,叫沙后所,我稀里糊涂就往那边去,路上遇到了邓新科,他也是广东人,也是上沈阳回来,就结伴回部队。

    我们都没把敌情看得那么重,不知道很快会有那么大的战斗,不知道。

    路上就被哨兵挡住了。

    “你俩上哪儿?”“上沙后所。”“哪单位的?”“六十五团的。”“你们现在走的是往法库去的路,去沙后所应该往北走,走这条道不对,这是往西走。”

    我们就撤回到小明安碑,再往沙后所走,在前沿见到六十四团一营三连连长,他告诉我们,不要去,前面已经打响了。我们只好再退回来。

    我说黑了不走了,这么黑怎么走?明天再去沙后所。

    这个时候已经枪声四起,我们六十五团在沙后所,驻扎小明安碑的是六十四团,距离沙后所就三四里路,一个在北一个在南,都是一线,后面预备队是六十六团。

    看眼前的情况确实没法走了,路边不远就是六十四团无线电通信排,就跟他们说,过不去了,天也黑了,在这儿住一宿行不?来来来,热炕,上炕吧。他们很热情。

    到晚上十点多,他们告诉我,不好了,跟六十五团联系不上了,无线电通信中断了。

    那天六十五团刚到沙后所天就黑下来了,围困法库的民主联军趁六十五团立足未稳,就集团冲锋向六十五团冲过来,结果冲进来好几百。那天我们要硬往沙后所去,走到半道命就丢了。

    沙后所在小明安碑北面两三里路远,所以小明安碑的北面也受到猛烈攻击,民主联军的目的是牵制这里不能增援沙后所的六十五团,但小明安碑防御得很好。

    没有联系上六十五团,我说完了,民主联军肯定把我们全团吃掉了。

    一直挺到天蒙蒙亮,我俩起来去前面摸情况,关心我们团怎么样了。一到前沿,三连连长就说,哎,援兵来了,六十六团派来一个营增援,两辆战车在前面开路,步兵正在往前跑步跟进。

    我说咱俩也跟着跑吧,就跟着跑。跑着跑着就倒下一个,跑着跑着又倒一个,我还奇怪,路也不滑,怎么倒了呢?我说起来呀,怎么趴下了?再一看是中弹死了,我们都跟在战车后面跑,子弹是从侧面打过来的,没打中我,打中他们了,战争中的生死有时候也是撞大运。

    我们跟着增援部队是从东南面冲进去的,一看我们团没垮,还打呢。冬天没法挖战壕,都是利用村庄边上乱七八糟的杂物,把雪堆一堆做掩体。

    我刚跨过雪堆,唐连长就看到我了,你回来了啊!我问昨晚怎么样?连长就掉眼泪了,刚提的二排长牺牲了,战斗打得很激烈,我们连伤亡二十多了。他说指导员你上二排去吧,让我代替排长指挥,我就去指挥二排。

    回到连里,才知道昨晚我们六十五团三个营到了沙后所,刚进来工事还没挖好呢,人就冲进来了,当时的情况肯定是很困难,换作别的部队就垮了,这个部队没垮。每个房屋逐个争夺,很快把缺口堵上了,民主联军的后续进攻部队全部被堵在外面,已经冲进来的也出不去了。

    法库在西边,我们在沙后所的北边、西边和南边进行半圆形防御,东边基本没有部队。部队都布置在一线防守,后面没有二线防守,营部紧挨着一线部队,团部离得也不远。

    民主联军是从西面突破的,冲进来几百人。三连连长叫魏澄,湖北人,如果合不上缺口他就有罪了,他马上把缺口补上,补上以后外面的民主联军进不来,冲进来的占领了一部分阵地,向南边和北边射击。

    二排伤亡多是因为冲进来的民主联军,又从里往外冲,攻击的重点就是二排的位置,二排受到前后夹击,形势非常混乱。营长骆鸿武也被冲进来的民主联军俘虏了,民主联军把这些俘虏集中起来关在一个屋子里,忙着打仗,没多少人看着,骆营长一开后面的窗户就跑了,跑回来又继续指挥战斗。

    这股部队如果往东冲就冲出去了,停留在这里攻击我们的南北部队,可能是为了等待后续部队,想中心开花扩大战果,结果花没开,他们的后续部队没上来,这样打到下半夜他们就不行了。

    打到天亮,我们跟着六十六团一个营从东南面增援进来,被困住的民主联军有二三百人,他们也没往外冲,如果冲出来也就走了。结果增援部队进去后把他们压进一个很大的院子,两辆战车堵在大院门口,他们就退到了屋子里。

    战车配备的重机枪子弹很大,一排子弹打到房檐下面,威力很大,他们一看就知道不行了。新六军配备一个战车连,可能有十六辆吧,谁有攻击任务就配给谁,这次放了两辆给二十二师。战车的战斗力很强,平射炮、火箭炮才能打透它,一般的机关枪打不透。

    这边就开始喊话,我们跟民主联军说得差不多,八路弟兄,放下武器,想回家的回家,想参军的我们欢迎。喊几声他们就放下枪了,出来的时候都举着手。

    我说统统过这边来,集合到一起了,就看到有一个人穿的军服跟别人不一样,深灰色的大棉袄挺长,大高个,长得挺黑,带的匣子枪也交了,山东口音,估计是个营长或团长级别的指挥官。

    我年纪小,好多事,就拉过来一个兵,问他过去是哪部分的。他说我是新一军的,被俘虏了就当八路了。我说你们这里哪个是指挥官?他说就是那个,穿深色衣服的。

    我没告诉上头那个人就是指挥官,但是他穿的衣服谁都能看出来,就把他带到营部,往铁岭方向撤退。

    俘虏过来的这些士兵处理起来很简单,就是编到各个连队去又当国民党兵,反过来就打共产党。共产党逮到国民党的兵,就学习几天,换上衣服再反过来打。这些兵就是来来回回,今天当民主联军,明天当国民党军,为啥打不懂。

    这一仗打得那残酷劲儿没说的,我们伤亡也挺重,战争的时候就是这样,死了就死了,官大一点的也许给你开个追悼会,官越大的开得越大,一般士兵死了,包括连、排长死了都白搭,也没有抚恤金。身旁有好朋友可以给家里写封信,谁谁谁已经在什么时候阵亡了。

    不光是国民党,民主联军也是,死了埋都没人埋。我们进攻时,攻进堡子继续前进,他们那些受伤的、肠子被打出来的在一边叫唤,哎呀妈呀,救救我啊,就在那儿喊,没人管。

    攻击部队负责攻这堡子,攻下来了,我的任务是继续追击,哪有工夫管你伤兵,要管你那是后续部队的事,后续跟进的营、团、师的部队救不救,那是他们的事。

    我跟我们的上尉军医行军时老在一块儿走,我问过他这个问题,我说你是国军的军医,这一仗打下来,我们士兵伤亡了,你救了是义不容辞。对方呢?如果对方的官兵受伤了你怎么办?一样,我也救,因为我们搞医的就是给人治病的,就是要救死扶伤,不管他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反正我都给他治,该包扎的包扎。

    我觉得他这个思想很好,他姓王,是安徽人。

    部队完成增援法库的任务往回撤了,全团撤退,我们连是打前卫,唐连长就告诉我,别走开跟着我。

    连队行进的时候是有位置的,连长是头一个,然后是一排,后面是二排、三排,各排是排长打头,指导员随便。

    我正在代理二排长,但是连长让我跟着他不要离开,他这样做是爱护我,也是关心我,路上要注意一点。这又看出来了一个缺点,即使是嫡系部队,他们对个人的得失也是有考虑的,说一点私心杂念没有,那也不太可能。

    回到铁岭,营长骆鸿武下令,唐连长,让黄指导员带二排,到西面五里地那个堡子放排哨。排哨的任务就是,出去的人往外拉粮食不行,进来行,另外对西面要警戒,给我这么个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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