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连长报告营长，换一排去了。
其实关禁闭我都可以不去，但一合计也不是当囚犯那么看着我，只是在那儿睡个觉，无所谓。
睡一觉起来，部队的饭菜不爱吃，就出去上小馆。特务排长说，指导员，你别去外面吃饭啊，要是主任看到不剋我啊。我说剋你活该，我不到那吃饭到哪儿吃？他说我们这不是有饭吗？你那是什么饭啊？我吃完饭就回来。
我上小馆，来个火锅，酸菜汆白肉挺好的，回来就睡觉。
这仗打完了，我的手枪也丢了。我去沈阳前把手枪交给邓新科的传令兵保管，等这仗打完了再找他，他说半夜突进来的民主联军把他的枪搜走了。没办法，战后报损时我只好报告连长说手枪丢了，连长又报告营长，营长说查，怎么把手枪弄丢了，查也是丢了。但我估计是被那个传令兵昧下了，因为他并没有被俘，民主联军攻到他那个院子，并没有冲进屋里去，后来就撤了。
我们到法库去增援的是六十二师，这是扩军后新编的师，归新六军，师长就是沙岭战斗时的六十六团副团长刘梓皋，升得很快。六十二师被包围，廖耀湘给李涛下命令，一定要把他接应出来。
我们冲上来打了一宿损失挺大，打到第二天晚上也没看见六十二师出来，反而下令让我们往回撤，后来一问，他已经出来了。
刘梓皋这个人很有脑筋，我们去增援，按理他应该冲出来跟我们会合，结果他不走通往铁岭这条道，没向我们靠拢，对方早就在我们这边重兵把守，他从另一个方向打出去了，率领部队冲到开原，那条线民主联军就没封锁住。开原是五十三军在防守，他从开原再回来，很有谋略，部队没受什么损失全部撤回来了。
六十五团在沙后所被包围，没有被打垮，这也是有功啊，当时以为周璞完了，第二天六十六团增援部队上去的时候，六十五团完整无损还在阵地上打呢。
当时二十二师副师长调别的部队当师长去了，这一仗打完了团长周璞升少将副师长，调来个侯玉舒来当参谋长，侯玉舒是陆军大学毕业，书生气很足。当参谋长没啥实惠，步兵团长就有实惠，一个团有三千人，吃一百个空缺，连饷带服装加起来，就得几根金条。所以侯玉舒来了，请求先不当参谋长，说到下面锻炼几个月，就到了六十五团当团长，周璞是副师长兼参谋长，副团长杜超严原地没动。
关完禁闭了没什么事，就各处转转。二营营长张速是我在缅甸时的中队长，六连龙连长是我当时的副排长，我就到他们那儿去了。
龙连长见到我说黄指导员来啦，喊我的职务不喊名字，很客气，还问我需要什么招待，我说我也不会抽烟也不会喝酒，招待啥。
正聊天，就看见我在师部特务连时的段班长过来了，哎呀，老班长，我说你怎么来了？龙连长说老段在我们连里当排副。
我和他是在云南分开的，我去教导营，他继续留在特务连，一线步兵团缺员，他从师部特务连补充上来的，这是二十二师的特点。
从云南分开到现在，我们是第一次见面，我当指导员，他当副排长。
一九四七年冬天，我们驻扎在中固火车站，部队发家眷米，一人五十斤。
我跟朱富华说，一人五十斤米，你也领一份，领完给我，你没老婆，但我要给女朋友家送礼。
朱富华跟团里的军需官挺好的，他说：“给我一份啊。”“你也没有老婆。”“什么没老婆？过去没有现在有了，来一份。”
他领完了我说拿来都给我，让传令兵套个马车把一百斤大米送到火车站，我们前方的部队军官都有传令兵，排长、连长、指导员都有，不像在机关，师部少校参谋都没有这个配备，都是自己打理自己的事。再坐直快拉回鞍山，搬下来雇个人扛到外面，雇辆三轮拉到老洪家撂下。第二天，赶快坐火车回部队。
我和洪乃良这个事情能成，一个是洪乃良个人的关系，她这人比较时尚，爱情观和过去一般老人理解得不一样，不让家里管；第二个，他母亲对我的印象特别好，肯接纳我，就好像说我女儿就给你了。
年初我从本溪回来，就给我这种暗示，那意思就是你看看应该怎么办，好好考虑吧。我心领神会，和洪乃良的关系，从过去比较含蓄的往来，已经更随意，就是恋爱公开了。
第二节 打死六十军，跑死新六军
虽然法库解围了，部队战斗力还是有的，也很强，但还是没前途，注定要失败，胜败之间实际是战略思想问题，我们都有这种感觉。
东北一开打，蒋介石的思路是全面进攻，争取三个月之内消灭共产党，那个时候看局势好像很有这个可能，但后来事实证明，这个战略是错的，打下来的地方越多，战线就越长，兵力就越分散。
当时民主联军连哈尔滨、佳木斯都准备不要了，都给你了，看你怎么办，给你的面积越大，你就越分散，最后我再收拾你。就七个军，北到松花江南到普兰店都要防守，战线拉得太长，兵力一分散民主联军可以集中兵力打你一个点，以多打少各个击破你，战场的主动权就逐渐落到共产党手里了。
接下来三人小组和谈，蒋介石因为需要美援要做给老美看，表示听三人小组的，说停战就停战，原地不动，结果很多地方又被民主联军抢回去了。
蒋介石以为自己的实力没问题，五次“围剿”不是把共产党打得没地方跑吗？实际上他的策略是错误的。老美不支持共产党，所以共产党实际上是我打我的。
杜聿明就提出来改变战略，先南后北，先解决辽宁以南。杜聿明最信得过新六军，一九四六年九月份，把新六军从北满调回南满。杜聿明告诉廖耀湘，你把南满解决了。
廖耀湘做了好多努力，没能解决了。新六军最南打到普兰店，普兰店南面是大连，苏联占领着过不去，民主联军打不过了就全跑到普兰店以南，要打打不着，你不打了，他就出来打几枪消灭你几个，你再打，他又跑南面去了，解决不了。
冬天，团里决定要我到黄埔军校学习，就是看中我了要培养，要让我带兵了。
我说我不去。
我对这个战争有看法，不理解，不想吃当兵的这碗饭，现在回来干了是没法子，不干就没饭吃。要说带兵打仗，现在我就能带，这么多年下来，带兵当个连长嫩点，当个小排长没问题。
部队里论资格是很有说道的，我当指导员在部队里也算是很硬气，第一次远征我没参加，但是第二次我参加了，要不然我站不住。年纪轻、够资格，所以要培养我，回来好找机会让我带兵。
我找了很多理由推托，但上面不批准。张清白说你为啥不去？多好的机会。我说我不爱去，不想去。什么理由，你说吧？他有点儿生气。我说理由很简单，我的未婚妻从鞍山来了，我母亲也来了，我得照顾她们生活。就撒谎呗。
张清白说你跟团长说吧，我就找周璞，周璞说你爱去就去不爱去就不去啊？那是什么部队啊？后来跟我讲大道理，属你年轻，从缅甸回来的就属你了，你不去谁去？我又把理由说了一遍，我说这次我不去，下一期再去。周璞说，那行了，下期再去吧。
我挺高兴，下一期要等半年以后才能去。那次我要是去了，就是黄埔二十一期的，从军校回来就是连长，可是一个连一百七十多人，虽然经济条件好一点，但是一动不能动，当指导员就可以随随便便。
从内战开始，我们的思想问题就没有得到解决，没有人跟我们讲，你打这个战争是为了什么？我们只是觉得作为政府军队来受降是理所当然，谁阻止我受降我就跟谁打。但是战争打得这么残酷，就从心里不满意，我们为什么要打这个仗？为什么要中国人打中国人呢？我们为什么不搞建设？把家乡建设起来不好吗？因为从内心就反对这个战争，这个不满意情绪不能自消自灭，得不到化解，就越来越膨胀。
下级军官也不做思想工作。在教导营当学生时，排、连长的水平就普遍不如我们，等我们当干部，连、排长也没有我们水平高，他们也对这个战争不理解，但没有我们那么多的问号，那当然也回答不了这些问题。
这次全团只派了两个人去军校，都是当年学生大队的，那些不行事的下级干部去不了，因为要考试，写文章，要求分数。
我没去，就剩输送连陆忠祥一个人去了，他过去是贵阳学生教导团的，学习半年后毕业考试全校第一名，升一级当中尉。在二十二师当连长的大部分是中尉，个别是上尉。
这时，东北民主联军已经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从十二月发起了冬季攻势。
冬季攻势时期，廖耀湘的九兵团被叫作机动军团，绕着沈阳外围布防，主要是北边、西边和西南面，解放军有时都进到现在的于洪区了。
机动兵团就是哪里危险、哪里需要就增援到哪里去，都是从沈北集中后出发，白天行军晚上行军，这里危急那里危急，等我们到了解放军就撤，这里解围那边又危急。
行军时有战斗任务我就跟着连里走，没啥事我就跟着营部走，副营长和机枪连长都骑马，他们骑一会儿冻脚了就下来，跟我换着骑。
冬季攻势期间我曾经七天没睡过觉。
一九四八年大年三十，我们住在新台子，连长说，指导员，改善一下生活吧。我说好啊，改善呗。那天唐连长把铜火锅都支上了，特务长不知道从哪里弄来的各种材料，肉片、猪肚什么都放好了，都开锅了我们正准备要吃。一个电话来命令了，立即出发，解放军要敲陈诚这个东北“剿总”总司令的大门，打到沈阳外围了，要我们去增援。
马上把火锅汤倒掉，菜、肉都收起来，从新台子出发往西绕着沈阳走，这一出发就连续转了七天七宿，这边告急、那边告急，哪儿有战况就到哪儿打，我们打到哪里，解放军就退，不跟我们打，一碰就撤。
那时候解放军有一句话叫打死六十军、跑死新六军。新六军是机动部队，哪里有情况就到哪儿增援，那就让你跑，东一下，西一下，没有工夫休息，不等你休息，那边又有情况了，你不是机动吗？哎呀，跑了七天七宿都没怎么睡觉，最后什么情况？那天晚上，冰天雪地，说休息一会儿，我站在那儿就睡着了。把我们累屁了，够苦的。
部队疲乏到这种程度，打仗都很困难，就那么个状况，这个战争也太苦了。
就是这个时候，接到去解围新五军的命令。
新五军在新民东北方向的公主屯，到了地方，新五军已经没了。我亲眼看到新五军的两个散兵游勇正在捉小鸡，弄得鸡飞狗跳的，其中一个枪杆子上挑着鸡，部队垮的垮、俘的俘，还有心抓小鸡，我就合计这个部队垮了也活该，军纪太差了，这样的部队能打仗就怪了。
新五军被歼灭，新六军受到了“剿总”参谋长赵家襄批评：新六军二十二师增援动作迟缓，导致新五军失利。李涛不承认，说他根本不知道这个事儿，没有接到增援命令。赵家襄说我是在电话里通知你们的，李涛说我没接到这个电话。
李涛根本不听他的，因为廖耀湘跟卫立煌关系很好，赵家襄指挥不动。就像二〇七师划归第八兵团，但是周福成指挥得了戴朴吗？戴朴后面还站着罗又伦呢，第一次远征，罗又伦是杜聿明的参谋长，这时在沈阳当警备司令，他是二〇七师的后台。
国民党部队的派系很重要，新五军没啥分量，新六军当时只有两个师，二十二师和一六九师，去增援要冒风险，所以李涛不干。
东北战局的得失，在我们这个层次可能说不清楚，但是从整个形势还是看出来了，必败。比如由于部队派系问题，二十二师就有两次增援出工不出力。
一次是在安东的灌水、凤凰城一带增援五十二军二十五师，到了本溪南芬的桥头一带后就不前进了。二十五师向安东进攻，是实施先南后北的第二步战略意图，结果二十五师被歼灭，新六军从北满调回来也没解决南满问题。
再就是这次增援新五军，就不像增援法库解围刘梓皋那么积极，因为刘梓皋的六十二师隶属新六军。
这就看出来，部队之间互相不是很支持，不愿意为别人冒险，不愿自己受损失，都想保存实力。这个也和体制有关系，一个师被打垮了，如果蒋介石不再给你这个番号，那这个部队就撤销了，就没了。剩下的人怎么办？军官都到干训团去，领七成、八成的工资，士兵都给分到其他部队去。
遛了七天，终于睡了一大觉，半夜醒了上厕所时，就感觉热炕头睡觉真舒服，连长和我都睡炕头。
第二天黎明，我们一营主攻法库、新民一带的拉塔湖，在那里打了一仗，这仗打得很有意思。
一九四五年六月份，湘西战役时，黄埔十九期毕业分配，有一个叫张英的湖北人分到我们学生教导营当我的排长，对我挺不错的，那时候我是中士学生，他当我的排长，现在我在二连当指导员了，他还在一连当排长，和他一起分来的人都升连长了，他还是排长。我们俩经常在一起唠嗑。
我有次听骆营长说，我告诉你们，就是什么人也没有，张英也不能升连长，我在这里他升连长就升不了。
张英老在队伍后面指挥，战斗的时候，头一个在前面领着部队的就应该是排长，第一枪打死的就应该是排长，排长老在后面，部队能打胜仗吗？所以营长骆鸿武对他看法特别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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