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从大腐败到小腐败

    新六军的干部有的是，上面就根据各自的个性、特点进行比较。

    有的廖耀湘和李涛就不太愿意留，比如说原六十五团团长李定一，这个人很勇敢，能打，第一个冲进马拉关的就是他，但是太莽撞，新六军不喜欢这样的干部，新六军需要的是既有勇气又有谋略，比较全面的干部。所以在考察、提拔干部时，留下来的都是要勇要稳，还要有谋略的。很多部队的军官都是从新六军调出去的，而且都升一级。

    二十二师选拔人才，留下的人都有说道。像傅宗良从二十二师副师长调别的师当师长，是实在没办法，他应该上，但是李涛在那儿呢，他后来当了四十九军副军长。这个人能打，沉稳，还有计谋，很有策略。

    有一天晚上我们驻扎下来，唐连长跟我说，骆营长让你到前面的村子侦察一下，看看那里有没有友邻部队？他们的任务是什么？

    我就领一个班去了，摆开了进攻阵势，步兵在前面，机枪在后面，我跟在后面。到那儿一联系，是三十八师的一个连驻在那儿。我说了我驻在哪个村子，并提出要跟他们连长见面。见了面他们连长把地图拿出来，我告诉他我们的任务是什么，驻在哪个村子。他说，我们的任务现在还不知道，就是命令我们守卫这里，没有命令不能撤。左右有没有友邻部队不知道，守卫多长时间也不清楚。

    交换完情况我们就回来了，如果没有友邻部队，我们就要派出排哨。

    解放军的冬季攻势结束，我们也就回撤，到沈阳外围清水台一带整顿补充。

    从这些战斗看，二十二师打了不少仗，但都打不成大仗，解放军一打就撤。至于到了兵败辽西时，大伙都不想打了，廖耀湘都找不到了，打什么打，对战斗没有了信心，感到很渺茫。

    解放军发动的这场冬季攻势，就是敲沈阳的大门，给陈诚点颜色看看，当时陈诚当东北行辕主任兼“剿总”总司令，新五军丢了陈诚也就下台了，换了卫立煌。

    东北行辕主任第一任是熊式辉，保安司令是杜聿明，第二任是陈诚当主任兼“剿总”总司令，杜聿明下去当副手。

    后来又起用马占山，让他当副司令长官。马占山原来是张学良的部下，抗日打得挺坚决，启用他是考虑有些共产党人是张学良的旧部，大概就是收拢一下人心。

    原张学良部队跟蒋介石部队有矛盾，除了周福成，很多军官都编到干训团去了，无职无权，一个月给你八成工资，让你凑合活着，要死死不了，要活活不好，人就没有信心了。

    我还在流浪时，二十二师有次驻扎在开原，马占山刚上任副司令，当时没战事，来视察过。是个小老头，胡子很长，穿的便服，身材瘦瘦的。当时我们都知道他是抗日最坚决的，根据当时的矛盾，我们也知道马占山不能干，因为这是残局。

    他各处看了一下就走了，后来就没信息了，听说到北京当寓公了。

    国民党有些高官也是这样，对这个战争不理解。

    黄埔军校校长开始是蒋介石，后来换了黄埔一期的关麟徵，抗日战争立的功劳老了，是员干将，最后他也不干了，跑香港去了，怎么请也不干。

    有些高级军官就是看透了这个局势，没希望了，对蒋介石也是了解的，这个人没什么信义，盘根错节的都是官僚政客，各人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打算，什么国家民族都是扯淡，对他手下的军统也恨之入骨。

    一九四八年春天，唐延裕连长提升到三营当少校副营长，调来一个谭剑当连长，是打昆仑关的老兵，没文化，我和他的关系就处得很不好。

    年轻的时候，这些关系不大会处理，好多事情都理顺得不好。我后来给自己总结了一条：太幼稚，太硬气，不平则鸣，看不惯的我就要说。应该学圆滑点。

    这个连长特别抠。他老婆怀孕了让传令兵去买鸡蛋、买小鸡，拿不几个钱，让我遇上了。

    我说买啥去啦？他说帮谭连长买的鸡蛋、买只鸡。我说给谁吃啊？连长太太。我问花了多少钱？他没讲。我说你回去告诉连长，咱们要吃不起啊就不买，要吃得起啊，也不是没有钱，该给人家多少钱拿多少，干吗给他两个半子儿，拿了一只母鸡、拿那么多鸡蛋啊？这是啥作风啊？

    我就看不惯。舍不得给钱还要买鸡买蛋，就是抢嘛，太抠了。

    谭剑这个人平时很刻薄，连部就我们俩住一个小屋，剩下传令兵、司务长、文书、军需上士住大屋。到了夏天，部队要把用不着的冬装打包放在留守处，早先发的美国造皮大衣，穿得已经不像样子了，他弄了十好几件，让我回沈阳时带给他家里人。我没给带，都给卖破烂了。

    我觉得要求士兵不能侵害老百姓的利益很重要，你今天睡觉，嫌这个地方潮卸块门板铺下面，那你住在这卸门板可以，早晨起来再上上。你到别的人家卸回来就不行，用完了能送回去吗？不可能送回去，冬天人家没有门板多冷啊，那能行吗？

    这样做，扰乱人家，我就不允许他动。

    我们驻在沈阳、抚顺交界的清水台时，在东面放了个排哨。有一天我没啥事就过去看看，进了村子无意中看到有个人穿着便衣，让老百姓给他做饭，很牛。我说你哪部分的？他说我是二〇七师谍报队的。我一听谍报队的就火了，他们到哪儿都熊老百姓，占便宜。我说你来这儿向驻军报告没有？他说没有，我操起个二尺来长的杠子就揍他。我说你是谍报队的就让老百姓给你做饭？连告诉也不告诉驻军？他说哎呀，长官别打了。揍他一顿，让他滚蛋了。

    到了友军的防区要跟驻军打招呼这是规矩，不然你到我的防区来，谁知道你是干啥的？按礼仪上应该通报一下，我是哪个部队的，到这里有什么任务，要打个招呼。招呼不打，还让老百姓给做饭，那就揍他。

    当地有个老乡家里养了五头猪，都一百多斤，有天我说你卖给我一头行吗？他说行，卖两口也行啊。我说我可是给官价。

    官价就不是市场价，因为这家属于有钱人家。他说行，不给钱也行。我说不给钱是不行的，给钱，但是给官价，你考虑。你要说不行，我就不买了，你要说行我就买，你不有五头猪吗，给我一头就行。

    我就把那头猪买来了，分给各连改善一下生活。

    新六军的军风纪还是比较严格的，一九四八年春天，六连指导员住的老乡家有个姑娘，长得不错，他调戏人家，结果被撤职了。一九四七年九月初，我们在新民东南的一个村子里住了一晚，老百姓来告状说，有个士兵调戏他家姑娘，唐连长把这个兵拽出来，打了二十大板。只要发现了就都处理。

    我到了哪个村子，喜欢到老百姓家里挨家坐会儿，我都知道哪家有人参加了解放军，有多少家是解放军家属，我动都不动，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思想，不能影响他的家庭，我是不闻不问，不会加害谁。

    “国统区”的老百姓，我们的士兵，包括我们这些下级军官都对这场战争有想法，都不知道为何打仗。

    共产党的口号很明确，打倒蒋介石、打倒反动派。蒋介石就没有这个口号，他说戡乱救国，这种口号很难贯彻下去，所以很多标语都莫名其妙，比如杀猪拔毛捉贺龙，一点意义都没有，不解决老百姓的实质问题，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需要靠土地维持生计，这个他不解决。

    军纪方面，数五十三军最差。

    铁抚公路中间有很大的堡子叫崔镇堡，有几千口人，有一次我领一个排去征粮，不是我们官兵没口粮，是牲口没口粮，给一些钱要买苞米秆。这个任务交给我了，我本来是指导员，这时候也成了指挥官了。

    征粮是个难差，去的路上就想怎么办呢？他们户数多，我就跟甲保长说，我是新六军的，就住在哪个堡子，离你们有二里地，我来看看你们有什么情况没有？他看我骑匹大马，是个年轻军官，态度很和蔼。他说没啥，但是我们这里不很太平。刚说完，山上就响了几枪，估计就是解放军的哨兵。但是我没有攻击任务，我的任务是征粮，就没理会。继续跟他商量，一户拿一斤高粱，苞米秆来一捆，特别困难拿不出来的，就算了。

    我们一个营的骡马能吃多少？不够的话走到别的地方再说，先弄来一点儿分给牲口。

    结果就在那儿差点儿跟五十三军打起来。

    我们在镇子里远远就看见灰尘四起，大批的人马开过来了，我马上布置警戒，在村头架起机关枪。是五十三军从铁岭那边来了二百多辆大车，起码来了一个团。

    我一看不好，大队马车来了肯定是又来抢粮了，打算鸣枪叫他们停止，但是人家也是友军，没法鸣枪。很快就冲进来了，到老百姓家根本什么话都不说，粮食、苞米秆见到就往车上搬。老百姓气得说不出话，大冬天抄个手，一句话不说，也不是不让你抢，也不表什么态度，就是很生气。

    我说这哪像部队啊就是土匪。营部距离我们不远，骆营长有病在铁岭住院，副营长韩剑业在家，我骑马就往营部跑，我经常骑韩副营长的马，但是那个马太老，跑得慢，这次我就把迫击炮排排长的马借来了，是我们营跑得最快的，一蹬那个马跑起来闪电一样，一会儿就跑到了营部。

    把情况跟韩副营长一报告，我说我把他们撵出去，机枪一响，他不跑就打他几个，吓吓他们。韩副营长说，别别别，他们抢我们不管，我们不抢就行，你撤回来算了。

    韩副营长喜欢喝酒，他一顿也离不开酒，我把这个排撤回来了，他就喊我喝酒，营部李副官也喊我，来吧，指导员，喝点酒。我说我不会喝酒。他说不会喝也对付点，意思意思。下酒菜还是炸鱿鱼，我和韩副营长关系很好。

    这也和上边有关系，卫立煌来了以后，向蒋介石保证东北部队供应不用中央解决，我们自己解决。拿什么解决啊？你势力范围能达到的就这么大一块儿地方，灯塔以北、铁岭以南是你的，西边到辽中、新民，东边到抚顺、本溪，有多大的地盘，老百姓供得起几十万军队吗？根本不可能，没有怎么办？就得到地方上征粮，征粮应该给钱，但是上头到底给没给拨款都不知道，就是给了也没有多少到老百姓手里，中间层层盘剥，很黑暗。最后就把征粮这个任务推给一线部队，怎么执行？征就是抢啊。

    加重老百姓负担，那老百姓就反对你，就加速你的灭亡。

    征收上来的也都是高粱米，高粱米掺黄豆煮着吃。南方兵吃高粱米受不了，我就生气，这东西喂马行，我是吃不动，半碗饭嚼了半天也咽不下去。

    “文革”的时候要到当地对证，人家问当地老百姓，新六军到这儿来没有？抢你们东西了没？老百姓说没有，抢我们的都是五十三军。老百姓都知道哪个部队是哪个部队。

    我的观点是，无论到哪里，不允许扰民，但实际很难做到。虽然我现在老了，什么都没有，很穷。但是我不抱怨，也不觉得遗憾，因为我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抗日战争我参加了，解放战争那么打，我也往后退了，尽管我也参战了，但没有做对不起老百姓的事。

    部队里逢年过节都宰猪改善生活，吃铜火锅，连长有条件，下令把猪肚、猪肝、下水留下。要按照我的意见这样不行，都倒一个锅里，我们吃什么士兵吃什么，一块儿来，但有时候这样行不通，我要过于固执，连里面这些官长，连长、排长、司务长就反感了，就不好深说了，搞就搞吧。

    一仗打下来，战场上经常遗留很多武器，按道理应该打扫战场把武器都收上来，但是我们不收，就扔那儿不要了。有时候连、排长就一人捞两支，让传令兵包起来放大车上，回头找个地方卖了，换点肉、换几条烟。这样的事在解放军那边就不可能有。

    解围法库那次，战场上到处是解放军的尸体，到处是枪，没有人捡，就那么扔着我们就走了，那些枪最后又回到解放军手里了。

    部队从上到下就是从大腐败到小腐败，都烂了，失败是必然的。

    按建制规定，一个军应该有五万人，但是东北一共七个军加一个整编师没有一个满员的，抗战后就没有补充，基层干部再吃点空缺。兵员补充不上来，所以双方都训练俘虏补充部队，对下级军官不强求，根据自愿，士兵肯定留下。

    不仅兵员供不上，更严重的是给养也供不上，过去军官都给发家眷米，后来没了，发不起了。原来吃大米，后来吃高粱米掺黄豆，物价飞涨，不仅老百姓受不了，军队也受不了。下级军官一个月就那么点军饷，抽点烟喝顿酒就没了，连长还可以，营、团长都没问题了。下面的就很难，所以你说不让士兵拿老百姓东西，人家抽烟跟老百姓要点儿旱烟，怎么管？

    第四节 战火中的婚礼

    战事发展得很快，重点防守的结果就是二月十九日鞍山解放，三月初辽阳也解放了。

    东北部队只好收缩安全圈，五十二军在灯塔，保护灯塔以北，灯塔以南都不要了。这边是抚顺、本溪、铁岭，形成保护沈阳的一个圈，军事安全圈缩小，兵力可以集中点。

    这时团政工室张清白找我说，去年冬天让你上军校，那个机会你没去，现在九兵团搞政工人员训练班，你去学习去吧，有个学历将来也好提升。他总是想培养我，可能觉得我在六十五团的连指导员里面，水平要高于他们。

    训练时间只有两周，我就到沈阳来了。去兵团参加训练要先到军部报到，到了军部，郑醒华一看到我就说，洪小姐来了。

    我说你尽没事泡我，胡扯啥啊？他说真的。我说什么真的？鞍山都解放了，来不了啊。他说我领你走，就领我到六十二师一个陈连长的家里，我一看果然是她来了。

    洪乃良是四月一号到沈阳的。

    鞍山解放，解放军把鞍钢搞技术的人全部转移到安东，相当于后方，他父亲是搞机械的，就跟着解放军去安东科学院了。

    她母亲没去，她就跟母亲商量，要上沈阳看二爷爷去，她母亲也同意了，其实她母亲心里明白，她就是要来找我。

    我和洪乃良那时候的感情已经建立起来了，感情很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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