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风细语

    十六七岁的时候

    十六七岁的时候，我曾因病一时荒废了学业。如果没有这样的事，我就不会像今天这样，一直到老弄些闲文字，变成游惰之身。我或许会成为一家之主，成为父亲，度过普通人的一生。

    我十六岁那年末，正是日中战争打得火热的时候，患流行性感冒，第二年整个新年都躺在一番町的家中。当时，我阅读了《太阳》杂志第一号，我记得上面登载着谁作的明治小说史和红叶山人的短篇小说《舵手》等。

    到了二月，像原来一样进了神田的某所中学，不到一周就又变得不好，这次直躺到三月末尾。博文馆在“帝国文库”这个总名称下，开始复刻江户时代的稗史小说也是这个时候。我记得在病床上通读了《真书太阁记》，接着读了《水浒传》、《西游记》和《三国演义》等浩瀚的书籍。少年时代在病中读过的东西，似乎一生也忘不掉。中年以后，我想一旦有机会就重温过去读过的东西，可是至今没有遇到这样的机会。

    大地震后，上海的演员在歌舞伎座演过孙悟空的戏，我观看时清楚地记起了原作《西游记》来。一提起《太平记》，我至今依然记得下海道的一节，能熟诵“踏碎落花如雪乱，遍野皆是赏樱人”这样的句子，使周围的人大吃一惊，而对自己正在写作的小说中的人物则有时忘了名称，有时张冠李戴。

    莺声既老、樱花渐开之时，我好容易离开病褥，接受医生转地疗养的劝告，放弃了学年考试，决定随父亲去小田原城外的足柄医院。（在学校接受治疗时的医生是在神田神保町挂牌开办畅春医院的马岛永德医学士。畅春医院的庭内有池子，到了夏末开着红白莲花。那个时候市中人家的院里能见到水池，并非什么稀罕事）。

    我有三个月没有外出了，从人力车上下来站到新桥车站上时，我生怕被人当成病人，所以很是难为情。乘上火车，帽子深深遮到眉梢，脸转向窗外，也不愿和父亲搭话儿。当时从国府津车站前已有开往箱根的电车（但还未使用“驿站”这个词），到了病院，被人领进二楼的一室，接受院长的诊察后，不久就到了吃午饭的时辰。父亲大概不愿吃病院的伙食，他带我到城内的梅园用餐。那时，小田原的城迹还残存着石垣和护城河。原来有天主台的地方建立了神社，其旁有围着苇墙的休闲茶屋，出租望远镜。我和父亲去的那家料理茶屋，位于护城河畔茂密的松荫里，是编结着风雅的柴门的茅草葺顶的房子。门内一片梅林，梅花已过了盛时，眼下正在纷然散落。我呆立着仰头观看正向脸上飘下的落梅，父亲回望着我，似乎很满足的样子。他口中吟诵古人的诗句给我听，可我不懂什么意思。到了后年，当我诵读大田南亩伴其子俶看到御药园的梅花时所作的联句，便想起于小田原城址观赏落梅那天的事来，感到一种不可言喻的兴味。

    父亲回到病院后一会儿，当日趁着天色未晚就急忙赶回东京了。我虽说到十七岁，但那时的中学生和今日不同，除了当日往返的远足之外，很少有机会乘上一次火车。不用说，到小田原来那天也是头一回。离开家单独在病房里做梦也是第一次。回到东京的家是过了梅雨、庭树中可以听到蝉声的季节。因此，初次相逢的他乡的暮春和初夏的风景不能不教给病后的少年以幽愁的诗趣。

    病院建在城外小山的山腹上，从病房的窗户里，躺卧着即使在阴雨天也可望见伊豆的山影，晴天里可以看见大岛的烟霭。连着庭院的后面的丘陵，有一片桔树园，在那前边山地上茂密的松林和竹丛中，终日能听到黄莺和颊白的鸣啭。最先一个月内，每天只许散步二三小时，所以我不爱去城里，大都在这山冈的松林间散步，坐在树根上看箱根双子山顶往来的云彩，以消磨时光。随着云朵的往来，山色的变化是罕见的景观。人躺卧在病室里，只能随便浏览一些从书铺里租来的小说。

    博文馆的《文艺俱乐部》和这年新年的《太阳》同时刊出了第一号。我曾经阅读过的但今日留在记忆中的已经一无所有。“帝国文库”的《京传[94]杰作集》和一九[95]的《徒步旅行记》，还有圆朝[96]的《牡丹灯笼》、《盐原多助》等，从书铺老板手中借来的时候，看看里头的插图，比起文章记得更为鲜明。

    当时发行的杂志中最高尚最难得最尊贵的是《国民之友》[97]《栅草纸》[98]和《文学界》[99]三种。还在未生病的时候，我和同班同学一道曾去位于神保町角落里的中西屋书店购买过这些杂志。我记得只买过这些书刊，至于记事类则一点也没有印象了。中西屋店头上摆着当时武藏屋发行的近松的净瑠璃[100]、西鹤的好色本[101]，但只看过封面，没有买过。我十六七岁时读书的趣味是极为低下的。

    在小田原病院住了四个月，其间读的书可以说只限于讲谈笔记[102]和马琴[103]的小说。后来看戏，才发现阅读讲谈笔记时所记住的故事情节非常有用。

    从东京家中送来了当做教科书使用的兰姆的《莎翁故事》、阿宾努的《写生手册》，所以也经常一面查字典一面阅读这些书籍。

    今天的中学里教英语使用什么书我一无所知。中学学英语有害无益这一说法似乎渐渐盛行起来。我想起我们三四十年前在中学读过的英语书目，现举出一些也还有点意思。当时，英语是小学三四年级添加的课目，教科书是美国出版的《国语读本》。进入中学一二年级，使用的是当时文部省新编的英语读本，书名现在不记得了。这个读本是英国人教师为纠正学生发音使用的，译读时日本人教师使用的是另外的书。现在还记得其中有麦考利[104]的《库勒弗传》，帕莱的《万国史》，富兰克林的《自叙传》，哥尔斯密[105]的《威克菲特牧师》。此外还有萨·罗杰斯·德可巴利，巴黎亭子间学者的英译本等。我记得还曾读过中村敬宇[106]先生译成汉文的《西国立志篇》的原文。

    初中毕业，准备投考高中时，以及后来上了神田锦町的英语学校之后，我们开始阅读狄更斯的小说。

    话题回到前头，我七月初回到东京的家，不久学校照例放暑假，便和家人一起到逗子的别墅住到九月才去上学。这回没能和过去几年间同班同学在一起，而成了留级生，不像以前那般对功课感兴趣了。下课的时候，我独自呆在操场的一角里，一心学习写作当时刚刚接触的汉诗和俳句。

    根岸派新俳句开始流行正是那时候的事。我把《日本新闻》连载的子规的《俳谐大要》的剪报贴在笔记本里，反复阅读，学习写俳句。

    汉诗的作法最初是跟父亲学的。其后拿着父亲的信进入岩溪裳川先生之门，每个星期日听讲《三体诗》。裳川先生那时是文部省的官吏，住在市谷见附四番町的后街，从门口到走廊高高堆放着古书，壁龛里是高约二尺的孔子坐像，此外还有两尊相同的木像。这些我至今都没有忘记。

    我在裳川先生讲诗的座席上初次结识了亡友井上哑哑君。

    那时所作的汉诗和俳句的稿本，有昭和四年秋的感怀，连同成人后所作的各种原稿一起，都被我从永代桥悉数扔到水里，现在一点也记不得了。

    我曾被杂志的记者问起少年时代的事，后来将这些事加以回忆写了这篇记事文章。然而讲述过去，如同醒后追寻前夜的梦境并向人叙说，两者是一样的。

    鸥外先生曾在题为《我十四五岁的时候》的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

    过去的生活就像吃过的饭。饭消化了变成生命的汁水，变成未来生活的基础。同样，过去的生活变成了现在的生活之本，也将变成未来的生活之本。然而，生活着的人，尤其是身体健康而生活着的人，谁也不会再考虑吃过的饭这样的事的。

    确乎如此。如今，从现在的生活的角度，正确回顾一下已变成其基础的过去的生活，并加以无误的记述，这也不是容易的事。分析粪尿可以测知饮食为何物，至于说出进食时刹那的香味并能使人垂涎三尺，却只有巧舌如簧的人才能办到。而我没有这样的辩舌。

    乙亥正月记

    十九之秋

    阅近年报纸的报道，东亚风云愈益迫急，日中同文之邦家也似乎不遑订立善邻之谊。我曾于十九之秋随父母游历上海，想起此事恍如隔世。

    记得孩提时代，我看到父亲的书斋和客厅壁龛里悬挂着何如璋、叶松石、王漆园等清朝人士的字幅。父亲喜好唐宋诗文，很早就同中国人订下了文墨之交。

    何如璋是明治十年起长久驻劄东京的清朝公使。

    叶松石也在同时被最初的外国语学校聘为教授，一度归国后再次来游，病死于大阪。遗稿《煮药漫抄》开头载有诗人小野湖山撰写的略传。

    每年到了庭里梅花飘散的时候，客厅壁龛内总是悬起何如璋挥毫的东坡绝句。我直至老耄的今日[107]还能背诵下边这二十八个字：

    梨花淡白柳深青

    柳絮飞时花满城

    惆怅东栏一树雪

    人生看得几清明

    何如璋在明治的儒者文人中看来颇受器重，当时刊行的日本人诗文集几乎没有一部不刊载何氏的题字、序文或评语的。

    我离开东京是明治三十年九月，出帆之日和所乘轮船的名称如今已不记得。我比双亲先一步从横滨上了船，在神户港和不久从陆上赶来的双亲相会合。

    船为了装货停泊了两天两夜，其间，我一人走访了京都、大阪的名胜，生平第一次尝到了旅行的乐趣。可是当时的事大都忘记，只记得一件，就是在文乐座剧场听了一次后来成为摄津大掾越路太夫的《阿俊传兵卫》。

    不久，船抵长崎，一位身着雪青色丝绸长服的中国商人，衔着烟卷乘小船来访问父亲。当时，长崎尚无停靠轮船的码头。我听到来访的中国人回去时一边走下轮船的扶梯，一边呼叫名为“舢板”的小船的声音，觉得仿佛有一种身处异乡的难言的快感，这件事至今不忘。

    早晨抵达长崎的船当天日暮时分解缆，次日午后进入吴淞口，暂时于芦荻丛中等待涨潮，然后徐徐驶达上海的码头。父亲辞官从商，从这年春天起监督上海某公司事务，因此码头上站着很多人相迎候。他乘上两匹马拉的包厢马车，母亲和我也乘上这样的马车。在东京见惯了铁道马车瘦削的马，如今眼望着装备精良的马，显得格外好看。驭者二人，马丁二人，穿着红领口和红袖口的整齐的白制服，戴着红穗子的斗笠，威风凛凛，那姿态和当时东京欧美的公使乘马车走过皇宫护城河畔的情景一样。我感到我们一家骤然成为伟大的人物了。

    位于公司院内的父亲的公寓，离码头不过二三百米远，一听到鞭声，就马上沿石墙进入铁门，停在法国式灰色砖石结构的住宅的楼梯旁。

    房子为二层建筑，下面有两间，是宽广的客厅和食堂。将中间的拉门左右敞开，则变成可以跳舞的大厅堂。楼上有两间围着回廊的住房，一是父亲的书斋，一是卧室。不管坐在哪里，都能一眼望到海一般宽阔的黄浦江的两岸。父亲把里间给我作为旅居的住处，这间房子没有回廊，但坐在建有露台的法式的窗口，可以看到草坪对面作为办公室的公司大楼，还有石墙后边隔着道路的日本领事馆。当时还没有日本租界，领事馆、日本公司和商店大都位于美租界的一隅。听说只有横滨正金银行和三井物产公司位于英租界最繁华的外滩马路上。

    美租界和英租界之间一条运河，上头有座桥叫虹口桥。过了桥面临黄浦江岸有西式公园。我用罢晚餐，在公司的人引领下到公园散步，经过一个多小时回来，其路程往返大约四公里。

    不一会儿，进入里面的一室就寝，我虽然感到旅途的疲乏，却很难入睡。与其说我从上陆的瞬间只是感到新奇，不如说我至少被一种东西深深激荡着。当时我还不懂“异国趣味”这个词儿。我只是觉得一种感官的兴奋，我还没有自觉地对此加以解剖的智识。

    但是，日复一日所经历的异样的激动，渐渐朦胧地使我感知被海外的风物和色彩所唤起的东西。中国人的生活有着强烈的色彩美。沿街走着的中国商人，乘坐独轮车的中国妇女的服饰，站在十字路口的印度巡捕头上盘着的白巾，土耳其人帽子的色彩。河面上往来的小船的颜色。再加上种种听不懂的话声。尽管我还不懂得西方的文学艺术，但这些声音不能不使我的感官受到强烈的刺激。

    一天，我遇到边敲铜锣边在街上行走的道台的行列。在另一天晚上，又遇到了以号泣行进的妇女队伍为先驱的送葬的行列，对这种奇异的风俗我睁大了眼睛。张园的树林里簪着桂花的中国美人驾着几辆马车奔驰的光景，古旧的徐园回廊里悬挂着联句的书体，薄暗的中庭里开着的秋花的寂寞，还有剧场和茶馆相连的四马路的热闹。及至见到这些，对于异国色彩的激动心情愈益强烈起来。

    大正二年，革命兴起之后，中国人改变了清朝二百年的风俗，和我们一样采用了欧美的东西。所以在今日之上海，三十多年前我所目击的色彩之美，也许早已在街道上不复存在了。

    当时我看到年轻美貌的中国人，辫子梢头编织着长穗子的绸带，每走一步，那绸带梢儿碰在穿着缎子鞋的洁白的足踵上，不住地摆动。我想这是多么优美纤巧的风俗！那织着漂亮花纹的绸缎长衫上，罩着色彩鲜丽的滚边的大外褂，成排的钮扣上运用象眼绣精巧地镶嵌着宝石，长穗的绸带上还缀着各式各样的小袋子。看到男装之美甚至超过了女服，实在令人羡慕不已。

    清朝的历法和我们江户时代一样使用阴历。一日，随父母乘马车远驰郊外，寻访柳、芦、桑连绵无际的平原上唯一的古刹龙华寺，想起登上那座塔顶那天正是旧历九月九日，也就是重阳节。重阳节登山赏菊，采摘茱萸之实以赋诗，自江户时代起成为学习唐诗的日本人之雅好。上海市内没有可登的冈阜，也没有可以远望的山影。到郊外的龙华寺去登塔，从这里可以于云烟渺渺之中望到一列低伏的山脉。父亲在车上对我讲述了以上这些。

    昭和时代的日本人，将秋晴之日的游山称为hiking，用的是英语。照我等之顽民说来，古来所惯用的“登高”一词足矣。

    这年阴历九月十三是阳历什么日子，我不记得了。但是在我写这篇文字时，想起了某晚父亲吃罢晚饭在书斋里杂谈的情景。他曾出示即兴诗一篇，这诗成了父亲的遗稿：

    芦花如雪雁声寒，

    把酒南楼夜欲残，

    四口一家固是客，

    天涯俱见月团圆。

    我这样长期待在上海，总想找个合适的学校就读。如果回东京，必须接受征兵检查。要想进高中，就得学习美术什么的。我对这些极为讨厌。然而，我的愿望没有得到允许，这年冬天，母亲返回东京，我也跟着一起乘上了轮船。那时节已经看不到公园里驾马车的中国美人簪钏上的菊花了。

    这些都成了三十六七年前的旧梦。岁月不待人，匆匆过去的事儿诚如东坡所言：“惆怅东栏一树雪，人生看得几清明。”

    甲戌十月记

    雪日

    〇

    阴霾无风，自打富士山风狂吹之日起，寒冷更加浸入肌肤，守着被炉，下腹阵阵隐痛。这样的日子持续一天两天，到了某日临近傍晚时分，等待很久的小雪既不显眼也不出声地下起来。于是，踏在街巷沟板上的木屐变成了小跑。听到了女人们的叫声：“下雪了！”外头马路上卖豆腐的粗声粗气的吆喝也骤然变得遥远而微弱了。

    每当下起雪来，我就立即想起明治时代没有电车和汽车的东京。大街上一下雪，就出现别处所看不到的固有的景象。不用说，这里自有和巴黎、伦敦下雪时全然不同的趣味。巴黎街上下雪，令人想起普契尼[108]的《波爱姆》乐曲。哥泽歌谣中也有人人会唱的《藏羽织[109]》：

    藏起羽织褂，

    挽住郎衣袖。

    “今天非走不行吗？”

    边说边起站到棂窗下，

    细细拉开一条缝儿：

    “哎呀，快看，这场雪。”

    这首被遗忘的前一世纪的小曲儿，每逢下雪的日子，我心中总会想起来低吟一番。这歌词没有一句废话，那种场合的急切的光景，那时候的绵绵情绪，通过洗练的语言的巧妙运用，较之画面更鲜活地表达出来了。“今天非走不行吗？”一句，对照一下歌麿的《青楼年中行事》的画面，就很容易理解我的解说不差吧。

    我还想起为永春水[110]的《辰巳园》中的一章。丹次郎访问阔别已久的情妇仇吉于深川的密宅，旧欢相谈之中，日暮雪落，欲归不能归，二人情意缠绵。同一作者在《港之花》里，描写一个女子为恋人所弃，躲在护城河边一贫穷人家里度日，下雪天没有木炭，终日流泪不止。一次，从窗户的破洞里看到一个似曾相识的船夫划着猪牙船驶过，她喊住船夫，求他舍点木炭。往昔，城镇下雪的时候，必定能感受到三弦琴音一般的忧愁和哀怜之情。

    我写《隅田川》这部小说，正值明治四十一二年的时候，和竹马之友井上哑哑两人，一边谈论着梅花尚早，一边在向岛上散步。于百花园稍事休息之后，一回到言问渡口，只见沿河一带早早弥漫起夕霭来。对岸灯火闪烁，尚未暗黑的天上无声地落下雪来。

    今日终于下雪了吗？想到这里不由心中仿佛变成狂言喜剧中的人物一般。倾听净瑠璃时那种柔软的情味充满心间。我们两个不约而同伫立于原地，眺望着渐渐幽暗的河水。突然耳边响起女人的声音，向那里一看，长命寺门前茶肆的老板娘正在收拾廊下茶几上的烟盘。内有“土间”，屋内的座席上已经亮起了灯光。

    朋友呼叫老板娘倒杯酒来，要是天晚嫌麻烦，就来上一瓶。老板娘除掉头上打扮得像个老姐儿般的毛手巾，说了声：“慢用，店里没有什么好吃的。”说罢就往榻榻米上铺被褥。这是一个三十岁光景，精明伶俐的女子。

    端上炒紫菜和一壶酒，老板娘用亲切的语调问我们冷不冷，并捧来了地炉。亲切而给人以好感，机智而又灵活，这种待客的态度在当时也许并非少见，但今天回想起来，连同那市街的光景，那番心情，那番风俗，再也难得一见了。有些事物一旦离去遂不复来，不仅是短夜的梦境。

    朋友将自斟的一杯酒送到唇边。

    雪日不饮者，双手袖怀中。

    他吟罢随即看看我。我也对了一句：

    不饮酒之人，独看山上雪。

    这时，老板娘前来换酒壶，向她打听船的消息，她说已经没了班次。轮船只开到七点，只得又坐了一会儿。

    无船赏雪归，一路跌筋斗。

    行船观雪景，心地多平静。

    那天所记下的手稿，其后和各种废纸一起捆成一束扔到大川河里去了。如今碰到下雪，那夜晚的情景，还有那人情温润的时代，以及早已去世的朋友的面影，只是朦朦胧胧地浮现于记忆里。

    〇

    一到催雪的寒日，现在还能记起大久保家的庭院里有一只黑色的山鸽飞来。

    那时父亲已经去世，只有母亲和我两个住在空旷的家里。寂寞的冬天，整个上午霜都不化，母亲一看到有只山鸽不知打哪里飞来这里，就说山鸽来了，又要下雪了。究竟有没有下雪，已经记不清了，但后来一到冬天，山鸽就飞到院子里来。不知怎的，这件事长久刻在我的记忆里。催雪的冬日，一到日暮时分，心情就倦怠沉滞，寂寞难当。这也许因为，日复一日一种无法忘怀的幽思，长年累月不时唤起追忆的悲戚吧。

    其后又过三四年，我卖掉牛込的家，在市内各处辗转租房居住，来到麻布度过了近三十年的岁月。当然，在这世界上，包括母亲在内，我已经没有一位亲人活着了。这个世界只有素不相识的人的难解的议论，听不懂的语言，听不惯的声音。然而，往昔那牛込的庭院里每当山鸽飞来徘徊时那种寒冷的催雪的天空，直到现在，每年一到冬天，依然使我居住的房屋的玻璃窗，蒙上一层灰色。

    那只鸽子不知怎么样了，也许它还和过去一样，至今依然在那古老的庭院里的绿苔上散步吧？忘却日月的阻隔，那时的情景历历又在眼前。“鸽子来了，要下雪了。”我又仿佛听到母亲不知从什么地方发出的微弱的声音。

    回忆将现实的自我引领到梦幻的世界，把人的身体投进那徒然仰望无法到达的彼岸时而产生的绝望和悔恨的渊薮……回忆是具有欢喜和愁叹这两方面之谜的女神。

    〇

    七十岁这天渐渐临近了。我也许不得不活着，一直到七十岁成为一个丑老人。但我并不想活到那个年岁。不过要说今晚闭眼睡去就是此生此世之所终，那我也定会大吃一惊，感到悲哀。

    既不想生，也不想死。这念头是每日每夜出没于我心中的云影。我的心不明不暗，好比那阴沉苦寂的雪日的天空。

    太阳必定要沉没，太阳必定要燃尽。死或早或晚总会到来。

    活着的时候，我怀念于心的是寂寥。有了这寂寥，我的生涯中才会有淡薄的色彩。如果我死了，我也希望死后能有这样淡薄的色彩。这样一想，我就感到生前于某时某地爱恋过的女人，还有分别后遗忘的女人，要和她们重逢，只有在那冥冥世界冷寂的河畔了。

    啊，我死之后依然还会像活着一样，时而相逢，时而分别，不得不饮泣于离别的悲苦之中吧……

    〇

    药研护城河依然如故画在昔日的江户绘图上。那时候，两国桥下的水流通到旧米泽町的河岸。那时候，从东京名胜“一文蒸汽”的栈桥，一字排开着通往浦安的大型涡轮汽船，有时也有两艘三艘系缆于别处的栈桥上。

    我成为朝寝坊梦乐说书人的弟子一年余，每夜出入于各处的书场。这年新年过后的下半月，师傅才有了自己的书场，是位于深川高桥附近的常磐町的常磐亭。

    每日午后都要到下谷御徒町的师傅梦乐的家里，帮忙处理各种家务，最迟过四点钟必须到书场的乐屋。到了那个时限，不管前座的主僧来没来，都要咚咚敲起乐队的大鼓。门口照应客人脱鞋的伙伴，远远看到街上的行人，“欢迎，欢迎”地使出吃奶力气大声吆喝。我从帐房拿来引火，在乐屋和演出席的火盆里生起炭火，等待上班的艺人一一进入乐屋。

    从下谷到深川，当时可乘的交通工具只有通往柳原的红马车和大川河里的“一文蒸汽”。过年是一年之中最短最冷时节的事。从两国乘船到新大桥上岸，再到六间护城河的横町。这时，笼罩于夕雾里的水边的市镇，天色易晚，道旁的小屋内点亮了灯火，街巷内涌出了晾晒衣物的气味。人们踏过木桥的木屐的声响，传达着这座市郊小镇寂寞的情调。

    没有忘记那夜里的大雪，已经是傍晚，在两国的栈桥等待“一文蒸汽”的时候，猝然掠过水面的河风，夹杂着灰尘般的细霰，顺次飘向乐屋内艺人们的帽子和外套，入夜后泛出了白色。九时半，打过终场鼓，送走师傅的车子，出了大门，周围一片银白，路上没有一个人影。

    和打鼓的前座的和尚归路不同，我每晚同下座弹三弦琴的十六七岁的姑娘——名字忘记了，是立花家桔之助的弟子，家住佐竹原——一道，经安宅藏大道到一条巷，渡两国桥，于和泉桥边和她分别。然后，我独自一人由柳原经神田到番町的父母家，悄无声息地由后门钻进去。

    每晚结伴而行。有时走过暗夜深沉的本所的街道，行进在许多寺院和仓库的寂静的道路上，也会遇到天气和暖、月色清明的晚上。

    我们曾经一边渡过沟川的小桥，一边目送着鸣叫的雁影。我们曾经遇到狗的狂吠，被奇怪的男子盯过梢，两个人气喘吁吁地奔跑起来。我们几乎每天晚上都能看到道旁歇担的食品摊上的灯光，随即用小豆稀饭和沙锅面条填饱空肚子，一边捧着大馅饼和烤白薯焐手，一边走过两国桥。我们尽管一个是二十一二的俊男，一个是十六七岁的倩女，夜半更深，在岑寂的寒夜中，身贴身地走着，但却未曾受到过警察的指责。今天想起这件事，便可知道明治时代和大正以后的社会的不同。当时世上的猜忌和羡怨之眼不像今日这般尖锐明亮。

    一天夜里，我和那姑娘照例走在平常那条道路上，刚踏出两三步，雪花忽然埋没了木屐的齿儿。风像要夺走伞，飞雪濡湿了面颊和衣服。那时候，时代还不容许青年男女用夹袄、大衣、手套、围巾等物装扮自己。这位在贫穷家庭成长的姑娘，比起我更习惯于恶劣的天气，她十分麻利地挽起裙裾，一只手提着木屐，只穿布袜子走路。她说，打一把伞两把伞都一样湿，于是两人共握一把伞的竹柄，走在人家的廊缘下。不久就来到远处可以望见伊予桥、近处可以看见大桥的地方。这时，姑娘突然跌倒，膝盖跪到地上。我想扶起她来，可怎么也站不起来。等到好容易站起来，又踉踉跄跄要倒下去。穿着布袜子的双脚看来已经冻僵，变得麻木了。

    正在一筹莫展的时候，环顾周围，风雪之中看到面条馆迷蒙的灯火，一阵欣喜。姑娘吃了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立即恢复了精神，又在雪中继续走着。我当时为了驱寒，独自一人喝了一大杯平时不饮的热酒，走在路上，可怕的醉意袭来。雪夜道路难行，步履越发危险，本来自己的手握着姑娘的手，这回不知何时，搭在她的肩膀上了。窥伺的脸孔互相接近，面颊就要碰到面颊了。周围正如高踞于演艺席上说书人所讲述的那样，仿佛都在不停地旋转着，究竟是本所还是深川，地点越发分辨不清了。我正在恍惚之间，脚下被什么一绊，咕咚跌倒在地，好容易才被姑娘抱起来。一看，这下子正好，木屐带子断了。看到道旁竹子、树木如密林一般，就躲到林木背后。这里既没有雪，也没有风，白雪覆盖的道路也被遮挡得看不见了，完全是另一种天地。姑娘本来说，回去晚了要挨继母的骂，所以急着赶路。这回她也松了一口气，抚摩一下被雪打湿的结成双鬟的鬓角，绞了绞衣袖。我不再瞻前顾后了，只觉得醉意征服了自己，以至于二人之间忽然演出了一段风流韵事来。这也不足为怪。

    第二天，街上各处出现了雪人，扫在一起的雪堆积成小山，不久，那雪人，那山，渐渐消融变小了，随后消失了踪影。道路完全干了，又像原来一样，沙尘随着河风弥漫大地。新年早过去了，到了“初午”的二月，师傅梦乐的“特席”由常磐亭改到小石川指谷町的“寄席”，而且那位姑娘从这月起不去下座而去高座了。她再不到小石川的书场上来了。我俩夜归时结伴而行的机会，从此再也不会有了。

    一直不知道姑娘的真名，只知她家住佐竹，也不知是几番地。雪夜的柔情随着雪的消融而消失，连一点痕迹都不留。

    像雨落在街巷里，

    雨也下在我的心中。

    我想仿效魏尔伦[111]的那首名诗，假如我通晓那个国家的语言，我会唱道：

    像雪堆积在街巷里，

    忧愁堆满我的胸膛。

    或者吟出：

    像雪消融在街巷里，

    回忆消失得了无痕迹。

    怀中秃笔

    ——答某人

    回想起来是1907或1908年时候的事了。我遂了多年宿愿第一次看到了巴黎，我曾想哪怕不等到明日就死也没有怨言了。我如今呼吸着泰西诸诗星呼吸过的同一座都市的空气；我如今踏响着同一条街道上的石板路。世界的美妓名媛采摘过的花，我到原野上也同样可以采摘到。我像凡尔纳一样手捧咖啡杯，像雷涅一样在古堡上散步，像都德一样眺望塞纳河水，像哥拜一样进入舞场，像戈蒂埃一样徘徊于画廊，像缪塞一样经常哭泣。就这样，我成了世界上最幸福的诗人。无论如何，我有了顶礼膜拜的众多的偶像。十七世纪以降到二十世纪，大凡姓名被写入法国文艺史上的，悉为我心中之神。然而，我不能用法语写作，我只能用日语表述我的感想。这一弱点忽而化为受伤的功名。如果我能自由运用法文，也许会升起一种狂妄的野心：学习莫里亚斯[112]，轻易以一个外国人登上法国文坛又有何难？然而幸哉，我的西洋崇拜的诗作尽皆是日文，一出现于日本文坛就有许多地方与当时文坛的风潮相一致，忽而赢得虚名。此乃盖出偶然。

    岁月匆匆近十岁。我今日回顾当时之事真可谓茫然如梦。无论如何，我已不能以当时的感情看事物了。事物或许相同，而心情已完全改变。我当然对于日本的风景及社会极力以皮埃尔·洛蒂放浪诗人的情怀加以观察，气候、风土、衣服、食品、住居之类首先透过我的肉体渐次使我的感觉也日本化了。同时，那个时代的政治以及社会状态，每每使我想到自己仍旧宛然处于封建时代。其实这是个忌讳“封建”这个字眼而去除封建的美点，仅仅保留其恶弊的劣等的平民时代。也许这样称呼更为妥当。

    幻想渐次被破坏了。我不能学某一派的诗人那样喜好夸张和假设，用银座大街的灯火比拟法国林荫大道的热闹；以帝国剧场隐喻话剧；将日比谷公园和卢森堡公园相提并论。这比起江户时代的汉学家搞文字游戏，将御茶之水称作茗溪，将新宿写成甲驿或峡驿还要无聊。我深知舶来的葡萄酒和雪茄的高价，但我觉得单凭留声机里的瓦格纳和照片上的高更，到底无法评论西洋的新艺术。日本文学家的事业不应只限于阅读舶来的报纸杂志上的小说评论。

    我读西洋小说，想象那些作家的生活，翻然目击日本的现在，时常感到不可思议。俄国小说家高尔基据说穷得无家可归，然而尚能伴妻子长久游历意大利。日本人偕家眷一起游意大利者能有几人？皮埃尔·洛蒂是法国海军军官，他舶船长崎，眠花卧柳，并将这事写进小说，以此文名播扬于世。假如洛蒂身为日本帝国军人，他终将会以风纪问题立即被革除军职。我曾观看《威廉·退尔》这出戏，受虐待的瑞士土民和他的主人谈话的态度充满豪气，决不像我们的佐仓宗五郎[113]那般战战兢兢。哈姆雷特刺杀其叔父时似乎也没有那么多烦恼。泰西文学无论古今全然是西洋化的，同背负两千年固习的我们现在的生活感情毫无干系，简直相距十万八千里。

    我的身体常常不顽健，寒暑苦多。曾于病榻上读过邓南遮的著作，我感到纸面上洋溢着作家豪壮的意气。假如让我举出他的名篇，我认为比起含蕴的艺术信念，他首先创造了猛烈的精力，那种于黎明时跃马扬鞭、跋涉山野的气概。其次，我感受到于马厩中养育骏马的资力和可供驰骋的广漠的平原。因为这些，邓南遮的著作之于我，如同仰望炎天的太阳。

    西洋近世的艺术，文学且不用说，至于绘画、雕刻、音乐，已不像过去那样侈谈广漠高远的理想，而是排斥概念的理论，一味致力于汲取鲜活的生命之泉。由于信仰动摇而厌世怀疑的时代已经过去，发扬生命的力量并于此寻求深甚的欢喜与悲痛。我本来并非一个想对抗世界思想的人，但以我们现今的生活如何适应魏尔伦诗中有时所表现的那种过分猛烈庄严的生命的力量呢？西洋近代思潮像过去一样使我们昂奋刺激，但首先使现在的我们更加厌恶和绝望。我决非厌忌那些华艳辉煌、勇猛奋进之士，我只是说我更崇拜那些心性安然、恬淡度日、不愠不怒、颐养天年的中国隐士。在这里，江户时代和中国的文学美术又使我感到无限的慰安。这些事我已经在我的浮世绘论中讲述多次了。

    我至今依然继续寻求与我的体质、我的境遇、我的感情最为亲密的艺术。我想云游于将现代日本政治以及社会诸般事象均置之度外的世界。我想将兴趣转向不活动于社会表面的无业者，或结束官差的义务而隐退的老人们的生活之上。我想倚着墙壁观看和车水马龙的街道相隔离的庭园里的花鸟，忘掉忧苦的心怀。人生常常具有两面，如天上有日月，时光有昼夜。活动与进步之外，静安与休息不又是人生的另一面呢？我想舍弃主张的艺术而奔赴趣味的艺术。我是个不顾虑现实文坛的趋势，不问国之东西，不论时之古今，只想寻求最接近于我并安于现状的人。意大利未来派诗人马里内蒂，两三年前当我听闻他的名声就阅读了他的著作。然而只因他所说的人生奋进的意气未免过于豪壮，忽而弃之不顾。我以为，比起战死沙场求取功名的勇士的觉悟来，还是留在家中养育孤儿的老母和点燃起寂寞炉火的老父的心情更值得哀怜。比起骂世而愤死者，那些无心无欲、顺应时世者的胸中更多一层同情。

    处世苦如矮屏风，

    折腰折腰再折腰。

    自从我于京传所描绘的《狂歌五十人一首》中发现了这一首，才开始想到狂歌之不可弃。

    当然，我并非主张叫人都来吟咏狂歌，画浮世绘，听三味线。我只是想到了为西洋文艺美术中所没有而又有时足以寄托我们情怀的东西。我只是想努力从故国文艺中发见能够激发我现在诗情的东西。文学家的事业，不可勉强求得和文坛风潮的一致。它本来并非营利的商业。当此值于一切迎合西洋的时代，文学美术只要师范于西洋，皆为世人所欢迎。这是明若观火的事实。然而，我耻于那种不要自由却大力倡导革命；没有幽妙的联想却频频谈论泰西音乐；没有求知的欲望却一味宣传西洋哲学的新论；或者缺少生命的活力却拼命欢迎未来派的美术等轻意之举。更何况那些创造无用的新词儿，将文艺批评变成报纸的社论，提出一些特殊的问题以博取人心等自作聪明的行为。

    我如今只想自我引退，远离进取的态势。所幸，我具有戏作者的气质，受到所谓现代文坛急进派的排斥和厌恶实乃心中所愿。固草此文于兹。

    大正三年甲寅初春

    十日菊

    一

    这是庭中的山茶花开始散谢的时候。地震后举家迁往阪地的小山内君，陪伴普兰敦社的主人一起上东京来访问我家。两君的来意似乎想对近年徒然养拙的我给以激励，使我执笔写小说。

    我的旧书桌抽斗内久已藏有二三份草稿，但我深知皆为不堪一见的凡庸之作，不过是写到一半丢弃的废纸。取出这些废纸重新加工成草稿实为我所不忍，然而，无视旧友之好意则更为我所不忍。

    冥思苦索终于想出一个对策，我决定详述为何对筐底之旧稿久久不能加以改写的理由，聊塞一时之责。题为“十日菊”，可以理解为此中暗寓着灾后过重阳节欢迎朋友来访之意。自己对未完成的旧稿饶舌再之，甚落伍于时代潮流，即便如此又有何妨？

    二

    还是侨居于筑地本愿寺侧的时候，我曾振奋精神写过长篇小说，题亦名为《黄昏》。开端大约只写了上百页就投笔将草稿塞进桌子的抽斗里。其后移居现在的家已经四五年了，其间抽斗里的稿子被一页页剥去，做成擦拭烟袋油的纸捻儿，或变成揩拭油灯油壶和灯罩的废纸。百多页的草稿如今已所剩无几。我这里必须说明：每当风雨过后，电灯熄灭，旧时代的方灯和油灯成了今日世界必备的用具。

    要问我为何抛弃上百页的草稿，因为正当进入本题的时候，我忽然发觉作品中所要描写的女主人公的性格尚未观察熟透。我所描写的主人公某女子从美国大学毕业后回到日本，和女流文学家交往，并且在神田青年会馆召开的由某妇女杂志举办的文艺讲演会上作了一场演说。写到这里我搁笔叹息。

    起初我之所以那样毫不费力地描写女主人公的老父等待爱女归朝的心情，是因为对维新前后人们的性格自以为了解到可以放心的程度，与此相反，对于当时所谓新型妇女的性格、感情，总觉得仿佛雾中观物，没有把握。我深知借口写小说为弥补观察之不足，凭想象进行写作是非常危险的。我决定中止写作，直到找到适当的模特儿那一天。

    我决定不管写成怎样的片断，只要一脱稿，就一定找来亡友哑哑子朗读拙稿，听取他的批评。这是我未登上文坛时就养成的习惯。

    哑哑子弱冠之顷，爱读式亭三马之作和斋藤绿雨之文。他期待着他日会出现不亚于二人的讽刺家。他看了别人的文章对于指出其弊病颇得要领。他曾如数指出一叶女史《青梅竹马》中有几个古语断定词；一一找出红叶山人诸作中再三重复使用同一警句。用哑哑子的目光观察，当时文坛上第一个文法不通的作家是国木田独步。

    这年某日从下雪的傍晚起，电车司机计议同盟罢工，我终日没有外出，不知道此事。当筑地的后街逐渐有艺伎的车子出入时，哑哑子突然来访。他说从蛎壳町一下班就不得不踏雪走到这里来了。当时哑哑子是每夕新闻社的校对科长。

    “上次的小说已经写完了吗？”我领哑哑子到铁道边的宫川鳗鱼馆，路上他这样问道。

    “不，那小说不行了。什么文学，当今的新女性我无法描写，人物总感到是假造的，缺乏活气。”

    上了宫川馆的二楼，走进一间屋子，打开后窗的隔扇能看到隔壁花匠积雪的庭院。刚坐下来我就一一谈起写作的苦心。哑哑子时时扬起长长的下巴，空腹喝了五六杯酒，忽然带着微醺的样子说：

    “女流文学家搞什么演讲，不必特意去听就可知道大概情景。像说书人一样大侃一通，这就是艺术所以成为艺术的缘由吗？”

    “不过不进行一次实地观察怎么也放心不下。写进小说的女人该穿什么样的和服，心中一点底也没有。人人总不能都穿仿造的大岛绸吧。”

    “我最近也不知道流行的假货叫什么名字。赝品上只要写着‘大正’、‘改良’等形容词就行了。”

    哑哑子总是不放开手中的酒杯。

    “那号人穿的木屐大体是藤皮的马蹄屐吧？后部凹陷，必须粘着乡间红泥土才行。木屐带子松弛，插进十个大脚趾，撇着八字步，呱哒呱哒地走。”

    “还有，你必须将‘伊’和‘哀’的音区别开来。听听电车上正在阅读小说的女人的谈话，十有八九是乡巴佬。”

    “我最近感觉东京话逐渐不合时宜了。不论是普通选举，还是工人问题，关于所谓时事的议论，没有乡下土语就显得不协调。使用纯净的东京语已经不能进行内阁弹劾的演说了。”

    “是的，不光演说，文学也一样。如果你运用不知是什么地方的语言，传达不出作者的情绪和心境，作品也就失去了新意。”

    哑哑子曾指出过砚友社诸家文章的疵累。当世人爱用的流行语，例如“发展”、“共鸣”、“节约”、“背叛”、“宣传”等，说明其出处多基于西洋语汇的翻译，吾人的耳朵甚是听不习惯。

    “这些奇妙的用语大都是住在东京的乡下人造的。这些话语的流行，是那些不会熟练使用过去词汇的人渐渐增多的结果。最近的年轻女子，看到哗哗的大雨也不会说风雨如晦，只会说低气压或暴风雨。问起路来，哪怕是对车夫，也把岔路口说成十字街，然后说还隔一条巷子，有的连对过的五谷神祠都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真是不像话。有人把木匠花匠做完活一律说成全部完成，‘算账’叫‘会计’，‘受取’叫‘请求’。”

    哑哑子像在说笑话。过一会儿我命女侍算账，两人一起陶然地走下鳗鱼馆的二楼。从傍晚起就不通电车的筑地大街，一派望不尽的银白，四周静悄悄的，二人打着油纸伞，雪片落上去沙沙有声。我劝他住一个晚上，他不听，自以为平素有一副好腿脚，乘着醉意要走回本乡的家。他踏雪向筑地桥徒步而行。

    三

    同年五月，我于七年前写成的《三柏叶树头夜间暴风雨》蹩脚的剧本，偶然被帝国剧场女优剧团连连上演两场。我出入于帝国剧场的乐屋也从这时候开始。得以目睹剧团中诸多佳丽出浴的娇艳姿态也从这时候起始。然而，帝国剧场自开办到这时已经过十年星霜了。

    这座剧场还没有竣工的时候，也许当时因编辑《三田文学》之故，我和文坛诸先辈一起曾应邀出席在帝国饭店举办的剧场晚餐会，接着荣幸地又被招待参加舞台开张的晚会。我这一家甚为褊狭的趣味，使我以后的十年间时常为是否坐在这座剧场的观览席上而踌躇不定。要问这是为什么，今天已经没有必要再说了。

    今日在这里必须说明的，不是过去来剧场为何那么稀少，而是如今为何忽然频频来看戏。在拙作《三柏叶树头夜间暴风雨》未上演之前，当时还在乐屋进行排练的时候，我不仅连夜到帝国剧场去，还时常将女演员招到附近的咖啡馆一同喝香槟。在这里，有些消息灵通之徒，算计着我会干出些艳事来。

    从巴黎寄来的明信片上所能见到的那些闺中隐秘是否也在我身上发生过呢？这里且不必去说它。我只是想说，我确实希望以帝国剧场的女优为中介，接触一些现代的空气。久久只爱听“薗八”和“一中节”[114]的我，也想抛弃自家褊狭的旧趣味，倾听一下时代的新俚谣。我果真如我希望的那样能够脱掉进口细条纹的旧衣，追随结城绸[115]的新花样吗？

    现代潮流急剧变化，非同一般。早晨看到的崭新的东西，到了晚上已经陈腐。槿花之荣，秋扇之叹，在今天决非宫廷诗人的闲文字。我说过，帝国剧场开办以来已经十度星霜，今日这座剧场内外的空气果真足以观察时代的趋势吗？这一点只能凭各人的所见了。

    中途搁笔的长篇小说中的模特儿，我曾努力在帝国剧场上演的西洋歌剧和音乐会的观众中寻求过。我还对于有乐座上演的西洋歌剧的观众特别加以精心的注意。我感到我已渐渐懂得一些现代妇女的操履了。与此同时，我也越来越清楚我的创作上的困难之处。大凡艺术的制作需要观察和同情。对于所要描写的人物，作者没有深厚的同情，其制作必然堕入缺乏感情滋润的讽刺，小说中的人物最终只能是作者所提供的问题的傀儡。我所见的新女性，仅仅可以催兴，只止于欣赏自家辛辣的观察，再也无法超出其上，从内心引起同情是不可能的了。

    我的眼底已有难以动摇的定见。定见和传习的道德观同样都是审美观。只有旷世的天才才可以打破它。

    我的眼里映出的新女性的生活，宛若妇女杂志封皮上石版印的彩色画，几乎没有选择的余地。新女性所具有的情绪，如同站在新开辟的郊外热闹的夜市上听穷苦学生为讨钱而弹奏的小提琴的歌唱。

    最适合讲述小春、治兵卫[116]恋情故事的是大阪净瑠璃，而江户净瑠璃却适合演唱浦里、时次郎[117]的艳事。玛斯卡尼[118]的歌剧必须用意大利语才行。

    然而，当今的女子披着窗帘花纹的外褂，发髻遮掩着两耳，像蒙着大黑头巾，手中拎着烤章鱼般的提包。要想宛然如生地描摹出她们走路的姿态，非得和这些模特儿生在同一时代，具有相同感情的作家不可。

    江户时代，为永春水年过五十写完《赏梅船》，柳亭种彦[119]至六十岁依然孜孜不倦写作《乡下源氏》这部艳史。这些都不是单凭文辞之才完成的著作。

    四

    侨居筑地本愿寺畔起稿的我的长篇小说，除了变成擦拭烟油的废纸以外，别无任何用处。

    但是我并不因为徒费许多时日和纸张而悔恨。我平生写稿必定选用石州制的生纸。我的未曾用过西洋纸的草稿一旦成为废纸，就可用作扫除家中灰尘的掸子，也可揉成一团。带进厕所，远胜过浅草再生纸。说到这里，废纸的利用非罗列闲文字的草稿可比。

    我半生志于文学并宣传不用西洋纸和钢笔不为别的，正是出于想使人知道如何利用废物的老太婆心肠。

    往时，在剧场的作者之家里，如果有人开始想学习写作狂言剧，老作家先不教他如何写台词，而是先教他如何捻纸捻儿。教拍子板的打法又在其后。我曾嘲笑这是陋习，现在才觉得是当然的程序。不会捻纸捻儿就不能缀纸本，而不会缀纸本就无法写台词。欲成其事必先利其器，这是毫不足怪的。有人说，现在操觚业者中其草稿使用日本纸的只有生田葵子和我二人。亡友哑哑子也从未握过钢笔。

    看到千朵山房晚年寄给《明星》杂志的草稿，在无格的十六开和纸上用毛笔书写着楷行交替的书体，清劲畅达，使人立即联想起那泉涌般的文思。

    我经常搬家，每次都带着一株栀子花种在院中。不光是为了赏花。我是采摘其果实当作颜料在稿纸上划格子用。那种情趣要比在这种稿纸上写作时的心情清绝多了。一个全是无心的闲事；一个是雕虫之苦，推敲之难，时常使人发出长长的叹息。

    今秋不可思议的是，免于灾祸的我家的庭院早早来了冬的消息。搁笔偶尔看看窗外，半庭斜阳之中熟透的栀子花红欲燃，正等待着人来采摘。

    大正十二年癸亥十一月稿

    草红叶

    暂寓于东葛饰深草包围的住居之后，有时从传闻中可以知道一些东京的消息。

    在我所熟悉的人中，为兵火夺走性命的大都是住在浅草的町中和公园的兴衰有些关系的人。

    大正十二年的地震中没有焚毁的观世音的御堂，这次也莫名其妙地变成灰烬了。火势之猛烈，虽说同是三月九日夜晚，但包括我家在内的被烧的山手麻布一带地方，似乎不能同这里相比。那天晚上，我因为很早就抱着达观的态度，因此十分悠然地看着自己的房屋和藏书被烧毁，直到天亮，一直同邻人们聊天，既没有燎到眉毛，也没有一处烫伤。所以对于我这个从容镇定的幸福的遭难者来说，听到浅草死去的人们的最后情景，一下子无法理解。然而事实总得当成事实来接受。仅在那一个晚上，他们的姿影从活着的人的眼里消失了，一年过去他们不会再度出现的话，便是确确实实不存在于这个世界上了。

    那时没过几年，出现了一位年纪大约五十上下的伙计，黑衣带上别着铁锤，为歌剧馆的舞台布置背景。他是个眼睛细眯、个儿不低、身体结实的老爷子。他似乎不习惯浅草这块土地，也不适合于大道具这种职业。他干起活来不马虎，言谈也极其稳重。一做完舞台上的事儿，就脱掉黑色的工作服，换上朴素的便服。夏天是一件灰色短外套，冬天是茶褐色的窄袖大衣，像个老老实实的商人。几乎光秃的头上不戴帽子，脚上的木屐带子总是扎得紧紧的。这是“江户哥儿”特有的习惯吧。一个人比其他做工的伙计抢先一步走回位于千束町的家，看样子，也没有饮酒。

    这位老爷子有两个女儿，妹妹在家和母亲一同卖煎菜饼，姐姐当时年约二十二三，是位舞女，艺名叫荣子，几年来每日在父亲布置的道具前和大伙一起跳舞。

    我和荣子相识是昭和十三年夏与作曲家S氏一起参与这座剧场演出的时候起。第一天刚要开幕时，我到乐屋去。那天似乎是三社神灵的祭祀日。荣子等我走进楼上舞女之家，就把包好的蒸饭连着竹箨儿摊开在我面前，并说道：“这是我家母亲叫我送给先生的。”

    彩排已在前一天晚上结束，她大概早就知道我第一天会来的吧，这位母亲不仅是为了报答平素照顾女儿的人，也许出于历来的习惯，想使外来的人分享一下祭祀的胜景和喜悦。这表现了下町人的气质。我平时不管对什么，最易为时代和人情的变迁而引起感动，这位母亲的厚意使我觉得无可名状的喜悦。用竹箨儿分开包装的糖煮莲藕和干鱿鱼丝，因放糖过多而有些甜腻，却也似乎考虑到生长在下町的我的口味，这就更使我感到高兴。我能在学习爵士舞的舞女之家，品尝到三社祭的蒸饭，在那之前连做梦都没有想到。

    舞女荣子和大道具老板一家住在一条后街上，去那里要从拥挤着繁华的商店、昼夜放着流行歌唱片、喧闹不休的千束町径直向北走，在横街的顶头，可以看见吉原游廓的房舍和灯光。一天晚上，彩排到深夜，回去时我感到有些饿，便向荣子打听哪里有夜间营业的餐馆。荣子便邀集住在附近的两三个舞伴，陪我到稻本尾对面小巷里的“紫堇”茶泡饭店。从水道尾方向走进静寂的廓里，拐向角町前越过仲之町的时候，从“引手茶屋[120]”走出两个艺妓，同我们交肩而过。其中一人和舞女荣子互相看了看，轻轻用眼睛打了招呼就走过去了。看起来两个人似乎都有些难为情，想搭话又不便开口。走到角町的拐弯处，我问那艺妓是谁，荣子回答说是富士前小学的同学，某某“引手茶屋”的姑娘。荣子说话之中，总把艺妓说成艺妓姐儿，看来，艺妓姐儿比起自己舞女的地位要高一些。我由此得知，荣子生长在游廓附近的陋巷，而且廓内的女子受到周围人的某种尊敬。这种江户时代留下的古老传统，到了昭和十三四年依然没有消泯。这确实是意外的发见。得逢一个几乎不可思议的事实。但是这个传统也只是在三月九日夜留下些纪念，至今早已全然湮灭了。

    〇

    这天晚上于吉原的深夜所闻所见的事情中，至今也有不少不能忘却的。

    “紫堇”店“土间”的左右都铺着榻榻米，坐下来不动就可以吃喝。荣子她们连连吃了几碗汤团、杂烩和面条。这当儿，挂着暖帘的入口处走进一位客人，坐下来就点酒菜。这是个高大的汉子，五十多岁，头剃得精光，碎花纹的外褂套着碎花纹的窄袖便服，下摆向上翻卷着。下身是藏青色的夹裤，脚上穿着白布袜子和皮底木屐。领口敞开着，里头穿着贴身的和服，鼓鼓囊囊的怀里露出一角钱包来。这副穿着打扮自明治末期以来已经见不到了。仲之町的艺人们中间没有我所认识的人，看样子也许是当地著名豪绅家的保镖。

    这个汉子一副轻松的样子，漫不经心地看了看舞女们的打扮和吃相，一个人静静地自斟自酌。他看到舞女的洋装和化妆，没有表现出特别的厌恶，似乎反而感到一种兴趣，如同老年的我平时所感到的那种兴趣。他每每和我照面时，都好像强忍着不露出微笑。细想想，这个保镖也许和我一样，心中隐藏着都市中人人都有的对于时世风俗的变迁所怀抱的好奇与哀愁吧？

    暖帘外面的妓馆，大门上的灯光已经熄灭。嫖客和女子的声音随同过往客人的脚步一同消失。廓中一片沉静，听不到汽车的响动。先不说妓女们闭店送客后的寂静多么难得，附近的横街上又有艺人开始说唱“新内派”的大鼓书了。这种长年累月听惯的曲艺又超越时代将周围一切拉回往昔的世界。剃着光头穿着长裤的保镖的态度看上去似乎颇得其中奥妙。对于晏如于旧习的人们，我不能不感到一种轻微的羡慕和妒忌。

    三月九日的大火也许使这位古风的光头长者连同游廓一同化为灰烬了吧？

    当晚和荣子一起在“紫堇”店用餐的舞女，听说一个不久离开浅草去了名古屋，一个去了札幌。我还听说荣子后来做了一个相声师的妻子，已经不住在廓外的横街上了。我衷心祝贺荣子没有和她的父母一同到那个世界而是留在了人间。

    除了大道具的老板之外，在浅草时我和作曲家S氏创作的歌剧《葛饰情话》上演之际，那位弹钢琴的人听说也死了。据传是因为他的家住在由公园通向田原町的一条狭窄横街上的缘故。专门制作香荷包和花环供观众献给自己喜爱的艺人们的花匠师傅住在入谷，这个人也死于三月九日夜。起初他和妻子女儿一同跑到大街上，心想家里房子被烧还有一段时间，就想回去将剩下的行李多拿些出来，谁知一去不复返了。

    浅草公园何时才能回到昔日的繁华？观音堂要恢复到一立斋广重的《名所绘》所表现的旧观，这一天恐怕不会到来了。

    昭和十二年，当我和歌剧馆、常盘座的人们已经混熟的时候，知道地震前公园和凌云阁样子的人已经屈指可数了。对于昭和现世的人来说，大正时代的公园已经被遗忘了。当时在歌剧院的舞台上受到观众喝彩的大多数人都是地震后来到东京并获取成功的地方上的人。但是，这个时代到了今天也忽而成为往昔。在和平恢复的今后的时代，作为模仿爵士的名手而受欢迎的明星们，竟是那些未曾见过朱漆观音堂的人们，时代如流水一般不间断变化着。人在生命尚未终结之时就已经被遗忘。想到这里，方觉生也是件寂寞的事，它和死实在没有什么两样。

    〇

    很长一段时间里，歌剧馆的乐屋口有一位看澡堂的老爷子，三月九日夜是死了还是平安无事？后来大家谈起昔日的娱乐街来，谁也没提这个看澡堂的老人。他的存在早已在他活的时候就被人们忽略了。

    当时听舞女们说，他有家，也有老婆。他家位于马道边，把二楼借住给人家，以充房租。妻子还不像老太婆，是个挺白净的小个子女人，在上野广小路一家电影院当传达。老爷子总喜欢用毛巾在脑后扎成个卷儿，是秃头还是白发，乐屋中没人知晓。腰也不弯，手脚瘦长，戴着眼镜的脸上多皱而凹陷，看上去有六十多岁了。不论冬夏，都只穿着衬衫和裤子。他究竟因为什么而落魄，当然没人知道也没人打听。看他那副不俗的面相，不像是流氓或闲汉，说不定是个非常刚强的生意人。

    歌剧馆的澡堂就在乐屋口近旁，出入乐屋口的人们总是站着聊天。到其他剧团去的人，或从地方演出归来的人，唤出馆内的人来，倚着门口的板壁说话。天黑了，就从舞台上搬出椅子，不分昼夜交替地坐着，谈笑风生。但是老爷子很少夹在里头凑热闹。年轻人坐在椅子上和舞女打情骂俏，老爷子也许司空见惯，他并不感兴趣，也不转脸瞧一眼。

    天一变冷，老爷子就蜷缩在木屐架背后的通道旁，把火盆骑在腿裆里打瞌睡。进进出出的人们，谁也不向他看一眼。

    有一年花开时节，我曾看见老爷子不知打哪里拿来细竹，仔细削成篾子制作鸟笼。时常看见街上的理发师在水盆里养金鱼，扎灯匠制作箱内风景置于店头，这位老爷子似乎也有这样的兴趣。从他的口音和打扮上可以知道这老爷子在下町长大，不过我从未见过他的笑脸。人一落魄，于穷困中一年年老大，抑或连笑都要忘掉了。

    战争拖久了，煤气和焦炭也没有了。乐屋的澡堂变得没有用了。老爷子看来不久就被解雇了，从乐屋口消失了那淡薄的身影。大扫除依然是那把破扫帚，扫地的换了个生面孔的老婆子。

    〇

    战后第二个秋天忽然要过去了。去年的秋天是在冈山西郊迎来的，在热海送走的。今年我在下总葛饰的田园，每日倾听着剧烈的风声，惊叹光阴的易逝。在冈山时本以为时间很长，但实际上不满百日。热海的小阳春气候犹如白昼明朗的梦境。

    一旦失去家孤身漂流四方，旅途上的风景就深深在心中播下了回忆的种子。当离开一个地方时，我总感到生离死别般的悲哀，怀着一定再回来的期待又远去他方。这种期待的实现只能靠偶然的机会了。

    八幡町的梨园内梨子被摘光了，太阳穿透葡萄架明晃晃地照着。玉米的秆子倒伏了，一望到底的稻田也软塌塌地发黄了。什么时候我能听到妙林寺的松山上响起鹞鹰的鸣叫呢？现在备中总社街上的居民们到后山采松菇，一定会嗟叹秋季晴天的短暂吧？流过三门町的渠水洗起东西来也一定变冷了吧？

    企盼的心情经年累月酿造着乡愁般的哀愁。没有比乡愁更美好的情绪了。我之所以长时期没有忘掉巴黎的天空，也是出自这种情绪吧？

    巴黎虽然再度遭受兵乱，依旧安然无恙。到了春天，丁香花照样散出馥郁的香气吧？然而我们的东京，我所出生的孤岛般的都市，全部毁灭化做灰烬了。乡愁是指思慕现存的事物的一种情韵，那种对于不可再见的事物的相思之情又该称做什么好呢？

    昭和廿一年十月草

    雨声会记

    陶庵老公[121]本年于旧柳桥常盘酒楼复又召集雨声会。时值季春四月十九日。我亦被召得忝列末席之殊荣。

    当夜，小波先生作席上吟，当时雨声会已有十年历史了：

    听雨话今昔，春宵月朦胧。

    另有桂月先生作《七绝》，起句为“十载重登旧酒楼”。雨声会初由陶庵老公于骏河台馆第召集成立，至今已十度星霜。

    岁月匆匆实乃惊人。十年俗称“一昔”。我亦有诸多感慨。十年前，我还是一介书生。当时得知能和一代文豪同席，亲谒天下之宰相，该何等荣耀。我过去生涯中意想不到的事有三：其一，游学西洋，做了五年银行职员；其二，当了七年学校教师；其三，被选为雨声会的宾客。

    雨声会本为风流文士诗酒之燕集。然世人屡以此比法国之翰林院。其缘由是：宾客中每有人故去，则邀新来文人以补其缺。川上眉山多年瘦于诗，悲于酒，遂自刃而死。我则被选袭其席位。这已是五年前的事了。

    以前，我从未在贵人面前出头露面。游美时，曾拜见过日俄媾和全权大使高平公，但未亲聆其謦欬。五年前拜谒陶庵老公，所谓“野人不知礼”，只是汗流浃背。金卮玉鲙之佳肴，入书生之黄口亦不能辨其味。眼观柳腰兰脸之美女，惊魂未定；耳听青唱翠歌之音声，战战兢兢。今年再临绮筵，我心恐惧之状无异于当初。

    然归来窃思当夜之事，老公之所以屡屡召集雨声会，邀饮卑贱卖文之徒，其意在于接近与平生自身周围之士全然不同之别样人物，聊以忘却平素之心劳。尝有文部省官吏，召集小说家兴办文艺委员会，给作家发奖金，弄得社会沸沸扬扬；又有内务省官吏，召集佛徒教徒，议论普渡众生之事。与此种诡计完全不同，老公之意唯欲得浮世半日之闲也。

    当晚，老公对花袋、小波两先生笑道：久望探访某处之胜景，但一直未能实现。盖屡过此地，欲停车亲临其山容水姿，而郡村政治家群集而来，争谏道路改良、桥梁更替与租税之高下，故未能作一度之滞留。老公独爱京都，皆因未曾有来客骚然其门前之故。

    今日之文人，今日之政治家，还有今日之画伯，相比而言，其人品之高下，胸襟之清俗相差几何？此非我等不谙世事少年之辈所能识别。然陶庵公欲得一夕之清兴而独遇文人甚厚，则不能不深得文人之感佩矣！

    我乃席上最年少之后辈。于盛筵之上，黄吻书生不知用何种言辞表述感谢之意，何况赋诗以歌颂此种佳期之会。故聊记当夜之盛，仅作自家之纪念。

    大正五丙辰暮春记

    草帚

    白日闭门，独扫闲庭飞花落叶时的心情最使我伤怀。自古云：拂忧莫如酒。而酒有时亦不能成醉，醉亦有醒后之悲。或曰：诗歌可以如酒一般忘忧。然而以笔砚为渡世之生计，终不脱市气俗念，作践自身，苦痛非常，徒增悔愧。我本没什么特别的愤恨和悲伤，故而远背人世。如今只愿一切无所见，一切无所闻。如此无聊之极，打扫打扫邻家飞花我家落叶，茫然送走岁月。

    飞花不限于春天，落叶亦岂独秋天才有？山茶花落时，冬日渐寒，八角金盘花落似雪非雪。栀子和落霜红的果实渐渐变红。梅樱桃李之景已成昨日。花墙上水晶花盛开如堆雪。藤架荫里紫色的落英缤纷而下。小麻雀已经离巢。周围一派夏日景象。五月松花在闲庭的苍苔撒上一层金沙。七月的石榴花于绿荫丛中铺上一块红地毯。

    从新树的绿叶如潮水般涌出时起，就有落叶堆在庭院的角落里扫也扫不尽。这是去年经受一冬天霜打的椎树、栎树、罗汉松、扇骨木等常绿树的老叶，在新芽长出时没等风吹便自动飘散下来。春将尽而雨水多，世上相传有流行感冒。单层小袖耐不住薄寒的夕暮，常青树的落叶打在窗纸上噼噼啪啪响，此时的心情与秋末冬初的时雨之夕无异，便不由想起诸多往事来。

    扇骨木的老叶凋落时如秋枫一般红艳，交杂于青叶之中，如花朵般耀目争辉，别具一番风情。竹叶的零落至酷暑时愈剧烈。栎、椎的老叶渐近秋日犹飘零不止。不知不觉立秋来临，芭蕉叶破，桐叶凋落。

    不知谁说过，桐叶落而知秋。其实，比桐树更早凋落的是梅、樱的叶子。桐中的碧梧十月半叶子发黄犹留存枝头，此景并不少见。

    柳树和梧叶、荷叶、芭蕉一样本来不太耐秋，然而初冬十一月山茶花将开放时，见御堀之柳其青叶尚未尽脱。赵瓯北咏《初冬柳色》诗：“古语由来未可听，争传弱柳望秋零，谁知霜露凋伤候，万木丹黄此尚青。”

    年中之胜景当推首夏之新树或晚秋之黄叶。在这两个时节里，夕阳最美，或浸染于密叶之间望之如彩缎，或映照于黄叶之上观之赛锦绣。然而新绿似花须臾而过，此种软绿不长，待梅雨放晴、阳光渐强之时，绿色亦渐浓黑，遂沐于盛夏的尘埃中。不久，朝夕寒气砭肤，风打枝梢骚然有声，叶子边缘变得薄黄，次第波及日阴处的小枝。木叶色变，萧萧而落。在我等不知不觉间，日日夜夜的思绪，无朝无夕的忧苦萦绕心头之时，唯有见到树叶渐渐改变其颜色，无论对花对叶越发有一种难言的惆怅。

    去年由秋到冬，我在空无一人的庭院中独自扫除绿叶，仔细观察树梢渐次改变颜色，无聊之余记于日记之上。由春到夏，嫩芽青叶的绿意由群树的枝头涌出，浓淡强弱各不相同，若以西洋音乐相比，我想命之为“绿色管弦乐”。用憔悴的诗情难以表达的“黄叶管弦乐”，从十月起便奏响了它的序曲。

    梅、樱于盛夏之时便早早有病叶变黄而脱落，此事甚多不可胜数。至秋分，残暑今已全然消退之夕，碧梧、橡、槐、皂荚的叶子皆泛黄。我庭中有一树木兰。木兰人爱其花，黄叶亦使人难以舍弃。到了十月，栎树的高梢有百舌鸟鸣叫之时，大如柏树叶的木兰树叶淡淡微黄。阴霾的昏暮或黑夜将临之际，浮现着青白的树影，其状凄然可哀。到了十一月冬日渐渐迫近，淡黄的叶色次第变成灰褐色，早早离开了枝头。

    胡枝子不但其花，我亦爱其渐枯的叶。十月半，胡枝子的叶子开始变黄，同时散谢，至十一月半不留一叶。凋落诚然甚早。与此相比，秋草之中叶鸡冠至十一月半菊花盛开之时虽老衰依然挺立，可以此比浔阳江头手抱琵琶啜泣的老妓之心。

    藤架上的藤叶变得浅黄也别有情趣。蜡梅的黄叶在黄昏的微光中更加深受人们怜爱。皂荚的细叶与落花无异。朴树的落叶漫然如驿路铃声，令人想起古道黄昏。这些皆为十一月的光景。这月里，柿叶红了，茑萝也红了。

    应该说，枫叶和菊花共同形成可爱的秋天。公孙树的黄叶创造了十一月初冬的美景。这里再看看石榴的黄叶吧，其美丽并不亚于公孙树。石榴叶细如柳叶，经晚风一吹，纷纷然如雨洒落，遍地金黄。短日黄昏，常绿树下及早变得幽暗一片，唯有石榴叶飘落之处依然长时间不见昏暮，疑为月光照耀。石榴叶落入池水之中，遮盖着腐败的水藻，分不清哪是水哪是岸，同败荷残柳一道，为萧条的池畔增添一层荒寂的幽趣。

    枫叶为摇落的草木殿后。菊花凋尽，蜡梅蓓蕾点点可数之时，于常绿树荫下躲避着朔风，十二月仍可见枫叶独立枝头。到了冬至，所有树木的叶子脱光之时，菊花早已在残株上生出新绿的芽。水仙的叶子也长出了三四寸，等待着春风。园居年年景物相同，只要兴味常新，草木亦可为人带来幸福，可谓胜似黄金与爱情。如此这般，我也早早开始老去。

    大正六丁巳初夏稿

    骤雨

    和白鱼、都鸟、火灾、吵架，还有富士、筑波的风景一样，骤雨也是东京名物之一。

    浮世绘画骤雨者甚多，皆能描出市井特色，津津有趣。其中有锹形惠斋作《祭礼图》，画着一群青年遇骤雨将花车舍于路上，看热闹的男女一派豕突狼奔之状。此为余所见骤雨图中之冠。其次当数国芳所绘御厩川岸雨中之景。

    狂言稗史的作者经常描写男女相遇因骤雨而结百年之好。清元净瑠璃有“阵雨之中结良缘，电闪雷鸣情更深”之句。此剧名亦称《骤雨》，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我知道《常磐津》净瑠璃中有二代目治助所作，描写有人抓住一棵盆树躲雨的故事。可惜我未曾听过这个曲子。

    有一年，僦居于浅草代地的河岸，由筑地乘电车去茅场町，赤日炎炎之下，不久俄而骤雨袭来。过人形町至两国桥，大川河面，望湖楼下，水天一色。我像平时一样穿着木屐，但没有带伞，无法走到柳桥渡口，只好坐在电车里躲雨。从浅草桥到须田町，街上电闪雷鸣，风雨交加，乾坤一片黯淡。登上九段至半藏门，天空始晴。彩虹悬于中天，宫沟之垂杨绿碧如油。东京难居，之所以觉得这里正好，因为偶尔可以接触一些佳景。

    巴黎的盛夏没有骤雨，晚春五月之顷，丽都儿女竞豪奢，赴野外赛马，骤雨袭来，红围粉阵，更添一层杂沓。我记得此情此景被左拉巧妙地写进小说《娜娜》之中。

    纽约也很少有骤雨。盛夏的一夕，我在哈得孙河岸的绿荫里散步，曾在渡船中躲过骤雨。

    汉土咏白雨之诗，其脍炙人口者当数东坡《望湖楼醉书》、唐韩偓《夏夜雨》、清吴钖麒《澄怀园消夏杂诗》等多种。足可知彼我风土之光景何其相似。

    我断肠亭奴仆次第离去，而园丁少来。庭树繁茂遮蔽房檐，苔藓上阶，荒草没墙。年年鸟雀昆虫多，越发令人生畏。骤雨袭来时，凭窗远眺，平素不怕人的小鸟一起逃往林间，惶惑之状令人兴起。刚刚出飞不久的小麻雀和蝉儿有时迷路慌乱地飞进屋来。此乃慰我无聊之一快事也。

    大正七年八月

    立秋所见

    留意一看，西边的太阳钻进房檐，越发西斜了。天骤然黑了下来。

    正午炎暑和昨日本没有什么两样，吹来的风却蓄着一股奇怪的力量，拍打着挂有立轴的壁龛的墙壁，吹飞了烟盘里的烟灰，刮掉了桌子上的瓶花。拂动庭树的音响，宛若流水从高处奔泻而下。

    天空的云彩团团涌出，崩腾，飞动，显出异样的形状。天色从云间里看，清澄无比。

    口渴之感觉更甚于夏天。浸着汗水的肌肤经风一吹，满心地寒凉难耐。

    蚂蚁频频爬到走廊上来。麻雀飞到庭中的脚踏石上争啄肥胖得怕人的虫子。

    新竹渐渐长高，竹箨儿被风打落。梅、樱的枯叶已经在夕风里飘散。常青树的老叶也已泛黄。

    蚯蚓鸣叫着。观看蝶舞更甚于春夏。

    夜夜飞蛾扑灯，妨碍读书。

    始惊夜长。

    打开窗户，天空高远，群星灿然。是为立秋后所见。

    大正七年八月

    五月

    五月是难忘的一个月。

    强烈明丽的初夏之光里，昨日的春景去意彷徨，留下悲伤的余韵。

    山手近郊的市街上，墙根下满生着野桔子漂亮的嫩叶，丛丛簇簇。不久将建造公寓的空地上，萋萋的杂草繁衍于各个角落。如今在这些地方又蓦然看见开放的八重樱和桃花正在消退着残红，怎不叫人深感无比的怜惜。

    树木稀少的下町，各种精工织造的花色鲜艳的春装，给往来的女人的身姿增添新的风情。还有，山手的住宅区和皇宫河畔，繁茂的柳荫，润绿的枫叶，鲜美的青草地，随处都使人对初夏的城市产生初见般的情思。

    早晨，轻笼市街的水雾尚未散晴的当儿，我撩开写有“打折”、“满员”等字样的红色广告，伫立外壕城门遗址等待急驰而过的电车，这时，看到松影掩映的水面上，有几条大鲤鱼抬头戏水，扭动着身子，将鱼尾在空中高高一闪。不久，日光更加辉煌，青草长势繁茂，像等待着刈割的镰刀。土堤的斜面更加美丽，上面的树影无比浓密，清晰，令人赏心悦目。我感到这青草上描画的树木的浓荫，最能敏锐地体现夏的情怀。

    自然界到了五月变得焕然一新。但是今年的新五月和去年前年都是一样的。明年和后年也将一样。只是沉迷于春逝的甘美和倦怠中的我们的心灵变得更具新鲜感罢了。

    我嫉妒自然。自然实在是幸福的艺术家。我在题为《欢乐》的小说末段写道：“自然永远不老地安慰着诗人，而诗人的生命每逢春天就要衰老一次。自然永远重复着同一个春天。然而，诗却和时代共同前进，它决不喜欢重复昨日的老调……”

    莫泊桑在其纪行文中这样写道：自古以来，在艺术的原野上盛开的花儿被采光了。艺术家甚至希望尽力扩大人的官能和灵魂。但是，在人的知识里，有被称作五官而只开辟一半的五个门栓。委身于新艺术的人，急着竭尽全力想拔开这五个门栓。人如果除了五官之外还有众多的感觉，我们的知识和感情的天地将会产生多样的变化。

    新的五月啊，对于我来说，再没有比现在更能体味出“新”这个词儿所蕴含的一种难言的不安和讽刺意味了。

    明治四十三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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