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王陛下的代表

    女主人的客厅

    “我想我完全可以把它改造一下。”她说。

    她很快地打量了一下房间，富有创意的想象令她眼睛发亮。

    它原先是城里的一座小寺院，被她买下来改造成住宅。它本来是三百年前善男信女们为一位高僧建造，他以无比的虔诚和苦行在这里度过了他的风烛残年。渐渐地，人们由于怀念他的美德，对他的信仰变成了一种崇拜。但随着时光流逝，庙宇也逐渐破落，最后，仅剩的两三个和尚也不得不离开了。它历经风吹雨打，绿色的琉璃瓦上早已长满野草。雕梁画栋上的朱红底色和描金的飞龙都已褪色，但仍不失其优美。但她不喜欢阴暗的屋顶，便用一块帆布挡上，糊了一层纸。为了通风采光，她在一面墙上开了两扇大窗。她正好有两块蓝色窗帘，尺寸也恰巧合适。蓝色是她最喜欢的颜色，因为她有着湛蓝的双眼。她觉得粗壮的深红色圆柱有些压抑，便在上面糊了一层纸。她也正好有足够的纸来糊四面的墙。纸非常漂亮，一点不像中国产的。虽是从当地一家铺子里买来，却很像是桑德森公司的货。用这种漂亮的粉红色条纹纸一装饰，房子给人的感觉就立马欢快多了。房间后壁有一个凹处，原先供着一尊入定的佛像，前面摆着一张很大的上漆香案，历代的香客曾在这里焚香拜佛，保佑今生的吉祥如意，乞求解脱尘世的烦恼。而对她来说，这里放一只美国产的壁炉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她只能在中国买地毯，但她精心挑选的地毯让你难以分辨它与英国阿克斯明斯特著名绒毯的区别。当然，这种手工制成的毯子没有英国货那么光滑，但也算是很不错的替代品了。她还设法从一位离开中国去罗马赴任的公使手中买下一套非常好看的家具，并罩上了用鲜艳的、上海产的上等棉布做成的套子。她的艺术品位很高，在房间里挂上几幅画，布置几件结婚礼品和其他一些她自己收集的小玩艺，就让陋室变成了舒适的家。她还需要一架屏风，但在这里是买不到英国货的，她只好买一架中国屏风，不过正如她很巧妙地说的，就是在英国，有一架中国屏风也很不错。她还藏有很多镶着银框子的照片，其中一帧是德国施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公主，另一帧是瑞典女王，两张上都签了名，她把它们放在三角钢琴上，这样屋子里就有了居家的氛围。当一切都布置停当之后，她满意地打量着自己的成果，说道：

    “这儿和一间伦敦的居室比起来是差了点，但和英国某个好地方，比如切尔腾纳姆，或威尔士的顿桥，和那些地方的房子比起来，倒也不显得寒碜了。”

    内阁部长

    他在一间狭长的房间中接待了我。房间朝着一个铺有沙石的花园，低矮的灌木丛中，玫瑰已经凋谢，参天古树也已树叶飘零、了无生气。他让我在一张方桌旁的方凳上坐下，而他自己则坐在我对面。一位仆人端来了花茶和美国牌香烟。他是一个清瘦的人，中等身材，有一双瘦削、优雅的手；他透过金边眼镜望着我，那双又黑又大的眼睛中流露出一丝忧郁。他看上去像个读书人或是幻想家。他笑起来很亲切。他穿一件棕色的缎子长袍，上面罩了件黑色丝绸短褂，头戴一顶宽边低顶毡帽。

    他微微地笑着问道：“因为三百年前的满人是牧民，我们中国人今天都要穿这种长袍，这是不是很奇怪？”

    我回答道：“如果因为英国人赢了滑铁卢战役，阁下就要戴圆顶礼帽，那才奇怪呢。”

    “你觉得那就是我穿长袍的原因？”

    “我想这不难解释。”

    我担心他那繁复的礼节会妨碍他向我问个究竟，便草草用几句客套话敷衍了过去。

    他摘下帽子，望着它叹了口气。我打量了一下整个房间，地上铺一块绿色的布鲁塞尔地毯，上面织有硕大的花朵，靠墙摆着一圈精雕细刻的红木椅子。墙壁上挂着的书法条幅与镶着金色边框的油画相映成趣；那些书法均出自历代名家之手，而那些油画也精美异常，在九十年代[125]这些画作多半会陈列在翰林院。部长本人的办公桌则是一张美式书桌。

    他表情忧郁地对我谈起中国的状况。中华文明，这一世界公认最古老的文明正在被无情地摧毁。那些从欧美留洋回来的学生正在把老祖宗数千年来建造的基业连根拔起，却又找不到东西来替代。他们根本不爱国，没有信仰，对圣贤也毫无崇敬之情。一座座寺庙因没有了香客和信徒而破败，它们昔日的盛况在这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只能留存在记忆中了。

    他随即摇了摇他那修长的贵族一般的手，把这个话题放在一边。他邀请我欣赏他的艺术藏品。他领着我在室内参观，向我展示价值连城的瓷器、青铜器和唐代的塑像。这之中有一匹从河南古墓中出土的唐三彩马，造型优美，有着希腊雕塑的精致的神韵。在他的办公桌旁，另有一张大桌子，上面摆着不少卷轴。他挑出一卷并拿着一端让我展开。这是一幅前朝的山水画，山间云雾缭绕，在我欣赏画作时，他则在一旁笑眯眯地注视着我。随后他把这幅古画搁在一边，又一幅接一幅地向我展示其他的画卷。我表示不愿意占用他这个贵人太多的时间，而他却毫不在意，仍然拿出一幅又一幅画来。他是一个行家。他还饶有兴味地向我介绍这些画作的年代和流派，以及那些绘画名家的风雅逸事。

    “我希望你能欣赏我最珍贵的藏品，”他指着挂在墙上的卷轴说道，“它们代表了中国书法艺术的最高水平。”

    “你是不是更喜欢书法一些？”我问道。

    “正是。它们的美更为素雅，毫无矫揉造作之处。不过我能理解，一个欧洲人欣赏这种朴素雅致的艺术会有些困难，在我看来，你们对中国器物的趣味有些怪异。”

    他拿出一些册页，我翻看着那些书页，画得太美了！出于这个收藏家追求戏剧性的天性，他将最珍贵的一册留在了最后。那是一系列小张的花鸟画，虽只寥寥数笔，却栩栩如生，它们有着多么丰富的联想、多么伟大的自然情感和多么动人的温柔，确实令人叹为观止。几根嫩枝，开出点点梅花，就包含了春天所有鲜活的魅力；几只小鸟，竖着数根羽毛，便表现出生命中的搏动和颤栗。这是一个艺术大师的杰作。

    “那些美国的艺术家能画出这样的作品么？”他带着怜悯的微笑问道。

    但对我而言，这次见面中最奇妙的事情是，我从一开始就知道他根本就是个恶棍：腐败渎职、寡廉鲜耻、为达目标不择手段。他是一个搜括的高手，通过极其恶劣的手段掠夺了大量财富。他是个虚伪、残忍、报复心强、行贿受贿之徒，中国沦落到他所悲叹的这个地步，他本人也难辞其咎。然而，当他拿起一只天青色小花瓶时，他的手指微曲，带着一种迷人的温情，忧郁的目光仿佛在轻轻地抚摸，他的双唇微微张开，似乎发出一声充满欲望的叹息。

    天坛

    它向着苍天而立。三层圆形的汉白玉露台，一层高于一层，四道大理石阶梯，分列于东西南北四方。这象征着天球及四个基本方位。天坛被一个大花园围绕，花园又被一道高墙环绕。冬至标志着天时的周而复始。年复一年，冬至之夜，每一朝的天子都会来到这里，庄重地祭拜皇族先祖。斋戒净身之后，皇帝由亲王和大臣陪同，在侍卫的护卫下登上祭坛。王公大臣们各按其位，恭候皇上，乐工和舞者表演着仪式性的乐舞，在巨大火炬昏黄的火光下，官员们的朝服发出暗淡的光亮。在昊天上苍的牌位前，皇帝献上馨香、玉帛、珍馐和佳酿。他虔诚地俯下身子，三跪九叩。[126]

    就在这个奉承天命主宰大地的君王叩首的地方，魏拉德·B.安特梅耶醒目地题下了他的姓名和家乡：哈斯丁，内布拉斯加[127]。源于他所听到的模糊传说，他试图将自己转瞬即逝的生命附丽于那神圣的缅怀之地。他认为通过这样做，在他死后人们仍能记住他的名字。他希望以这种直率的方式获得不朽。然而人的希望永远是虚幻的，当他刚走下台阶，旁边一个斜倚着栏杆，悠然望着蓝天的中国管理员便走上前去，在安特梅耶写下名字的地方狠狠地吐了口唾沫，又用鞋就着唾沫在上面来回擦拭。片刻之后，魏拉德·B.安特梅耶到此一游的痕迹就荡然无存了。

    客店

    天黑下来似乎很久了，轿子走了有一个钟点，一个苦力在前面打着灯笼。灯笼投下一圈淡淡的光亮，一路走来你隐约看见（犹如日常生活的长河中溅出的美丽浪花）一片竹林、泛着天光的一方水田，或者大榕树漆黑的影子。时而一个晚归的农民，挑着两只沉重的筐子，侧身走过去。轿夫走得更慢了，但一整天下来，他们还是很有精神，快活地聊着天；他们哄闹着，有人唱出一段不成调子的歌来。这时，路面突然陡峭起来，灯笼的光线照到一道粉刷过的墙上：你见到了城墙外路边的第一间难看的房子。再有两三分钟，就到了陡峭的台阶。轿夫们加快了脚步，抬着你进了城门。小街熙熙攘攘，店家依然忙碌。轿夫们粗声粗气地喊让路，拥挤的人群分开来，你通过紧挨着的好奇的人群，如同穿过两排密匝匝的树篱。他们的脸上没有表情，黑乎乎的眼睛神秘莫测地凝视着。轿夫们一天的活干完了，他们快走几大步突然停住，向右拐弯，进了一个院子，到客店了。轿子放了下来。

    这家客店有一个狭长的院子，部分地方堆放着杂物，两边房间的门向着院子。店里点着三四盏油灯，在近旁投下昏暗的光线，反而使周边的黑暗更为厚重。庭院的前边挤挤地摆着几张桌子，吃饭或喝茶的坐得满满当当，有几个人不知在玩什么游戏。大火炉上，大锅里的水冒着热气，大盆里盛满了米饭。店里的伙计照应着，他们飞快盛上大碗的米饭，沏满不停端来的茶壶。靠里边，两个苦力光着上身，肩宽背厚，正在用热水擦洗。院子的尽头，面对大门，用一道帘子挡住窥视目光的是一间上等客房。

    这是一个大房间，没有窗户，踩实的地面，房间相当高，这归功于整个客店的高度，而且没有天花板。墙粉刷过，露着屋梁，如此你会想起苏塞克斯的一间农舍。家具有一张方桌、两把有扶手的木椅、三四张简陋的木床，上面铺着草席，其中一张还算干净，你可以暂且当作卧床。一盏油灯的灯芯发出一丁点光亮。他们拿来了你的灯笼，你等着店里把晚饭做好。轿夫们现在说说笑笑的，他们卸下了肩上的重负，洗了脚，穿上干净的便鞋，吸起旱烟管来。

    此时，一本大部头的书是多么宝贵啊（为了行装轻便，你随身只带三本书），你是怎样细细地读，唯恐漏掉每一页上的每一个字，如此你尽可能地拖延着必定读完的那个可怕的时刻！于是，你非常感激那些厚书的作者，在你翻着厚厚的书页，计算你可以读多长时间，你真希望再多出一半的书页来。你不要求书写得清晰明了，这样的书读起来会很快。一个句子需要读两遍才能明白意思的那种复杂的措辞并非不受欢迎；一个含义深广的隐喻，赋予你无限的想象；一个意义丰富的暗示，可满足你认知的快乐，这些都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此外，如果书中的思想得到阐述，并无深奥之处（因为你天亮就上路，一天四十英里的路程一半得用脚走），这种场合下你算是有本好书了。

    店里突然一阵喧闹，你看见门外来了许多旅客，一伙中国人坐着轿子到了。他们占用了两边的房间，隔着薄薄的墙，你听见他们大声说话直到深夜。

    你全身感受着躺卧的舒坦，得到一种疲劳后肉体松弛的快感；你目光困倦、闲散，浏览着门上精致的木格。院子里微弱的灯光透过糊在门上泛黄的纸张，背光的那一面黑黑的，看不清它的复杂图案。最终一切都沉寂下来，唯有隔壁一个男子痛苦的咳嗽声。这是一种痨病似的反反复复的咳，听他整夜不停地咳，你不禁怀疑这个可怜的家伙还能活多久。你庆幸自己有着强壮的体魄。这时一只公鸡高声啼叫起来，好像就在你耳边；不远处，一个号手吹响喇叭，一声长长的爆破音，随之一阵悲伤的呜咽；客店再次骚动起来；灯点上了，苦力们整好行囊，准备上路。

    画

    我不清楚他究竟是个要到省城办事的官员，还是某个去一家高校就职的学者，更不知什么原因把他羁留在中国那些邋遢的小客店中最不能驻足的一个。也许是因为他的轿夫躲到别处去抽鸦片（这一带鸦片很便宜，所以你得准备你的苦力会给你带来一些麻烦）不见了人影，或者是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让他不情愿地做了一个钟头的囚徒。

    房间低矮，伸手就能触及屋梁。泥土墙上，刷过的石灰早已斑驳，肮脏不堪。四周的木板床上铺了稻草，那是为苦力准备的，他们是这儿的常客。只有太阳才能让你忍受这里令人沮丧的污秽。一道金色的光芒从格子窗户照进来，在踩实的泥地上投下一种复杂而缤纷的图案。

    为了打发时光，他取出石砚，加了点水，用一块墨研磨了一会，随后他举起那支用来写一手好字的毛笔（他对自己的书法造诣很是得意，他那些写有孔圣人警句格言的卷轴是馈赠朋友的佳礼）在墙上挥毫画了一株梅花，一只小鸟立于其上。虽是一挥而就，却游刃有余。我不知是何种好运给了画家这般灵感：鸟儿在枝头雀跃，而梅花娇嫩羞涩。和煦的春风似乎从画中拂面而来，吹进这陋室，而在这一瞬间，你便领悟了永恒的真谛。

    国王陛下的代表

    他身材比常人略微矮些，有一头坚硬的棕色短发，留着牙刷似的小胡子。透过玻璃镜片，他的一双蓝眼睛直瞪瞪地看着你，有几分变形。他那傲气十足的外貌像是一只好斗的公雀。他请你坐下，询问你所要办的事情，而同时，他又在桌子上零乱的文件中寻找什么，似乎你打扰了他处理重要的公务，给你一种他想方设法要把你打发走的感觉。他公事公办的架势无疑已修炼到家。你不过是所谓的公众，一个躲不掉的小人物，你存在的唯一证明便是照吩咐的去做，不要争辩，也不要拖延。不过就是官老爷们也有自己的弱点，有时碰巧他心浮气躁，完不成公务，便会向你大倒苦水。和他打过交道的人，特别是传教士，觉得他颐指气使，目中无人。而他会信誓旦旦地说，他觉得很多传教士人还是很好的，但也有不少是不学无术，无理取闹的，他不喜欢他们那种态度。他的辖区内住的大都是加拿大人，他私下不喜欢他们，不过你要说他摆出一副瞧不起人的样子（他把夹鼻眼镜夹得更牢了一些），那可是大错特错了。正相反，他是用自己的方式去帮助他们，不过，他从来都是坚持己见而不以他们所想要的方式。听他说话而不笑是很难的，他说的每一个词都会让你觉得，他对那些不幸的手下一定很窝火。他的态度很糟糕。他那种激怒人的本事已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总之，他是一个爱虚荣、坏脾气、自以为是、令人厌烦的小人。

    革命[128]期间，敌对双方在城中激战，四处燃起大火，他为了交涉侨民安全事务前去拜访南方总督。在去衙门的路上他遇见三名囚犯被押往刑场，他拦住行刑队的长官，在得知这三人是战俘后，他强烈抗议这种野蛮行径。那个长官，用我们这位领事的话说，粗暴地告诉他，他必须执行命令。领事火了，他不允许一个可恶的中国官员对他用这样的口气说话。两人随即吵了起来。总督得知发生了什么事后，派人请领事直接去见他，但领事拒绝离开——除非那三个吓得要死的可怜家伙置于他的保护之下。那长官挥手叫他走，同时命令他的士兵举枪瞄准。这时，领事——说到这里我能想象他扶了扶眼镜，愤怒得头发根根竖起——走上前，挡在枪口和三个可怜的囚犯之间，他咒骂那些士兵并让他们开枪。这引起一阵迟疑和骚动。很明显革命军并不想对一个英国领事开枪。我想他们进行了紧急磋商，随后三名囚犯被交给了领事，于是这位矮个子凯旋般地大步走回自己的官邸。

    “该死，先生，”他怒气冲冲地说，“我几乎以为那些长着可恶嘴脸的家伙要对我开枪呢！”

    英国不乏这样一些古怪的人，如果他们的举止能像他们的勇气一样可嘉，那么他们对自己的评价倒也不是在自吹自擂了。

    亨德森

    你见了他难免会发笑，因为他的模样就立刻告诉你他是怎样一个人了。你看见他在俱乐部读《伦敦信使报》，或懒洋洋地靠着吧台，一杯杜松子酒或苦啤酒（他不喝鸡尾酒）放在手边，他这种不俗举动会吸引你的注意；但你立马认出他来，因为他正是他那个阶级的一个样本。他的不合常规正是一种优雅的常规。他身上一切都合乎标准，从脚上结实的方头皮鞋到一头零乱的长发。他穿一身宽松、式样有些旧但是做工考究的衣服，低矮的领口露出粗壮的脖子。他总是抽一支木质短烟斗。就抽烟而言，他是很有幽默感的。他是大个子，体格健壮，有一双好看的眼睛和一副甜美的嗓音。他能说会道。他的话多半有些不雅，这并非因为他的心灵不纯，而是他有着平民化的喜好。瞧他那种神态，你可以猜想（不是事实而是在精神上）他和切斯特顿[129]先生喝过啤酒，和希莱尔·贝洛克[130]先生在苏塞克斯高地一起旅行。他在牛津大学踢足球，但当着威尔斯[131]先生的面，他又瞧不起这座古老的学府。他认为萧伯纳先生有些过时，而仍然看好格兰维尔·巴克[132]。他和席德尼·韦布[133]夫妇作过多次认真的交谈，他还是“费边社”[134]成员。他每每将这同一个世界视为轻浮，唯独欣赏俄国芭蕾舞。他写打油诗，有关妓女、狗、灯柱、感化院、小酒店和乡村牧师的住宅。他嘲笑英国人、法国人和美国人，但反之（他不是一个愤世嫉俗者），他听不得说泰米尔人、孟加拉人、卡菲尔人[135]、德国人或希腊人的坏话。在俱乐部，人们觉得他多半是个激进分子。

    “一个社会主义者，你知道。”他们说。

    然而，他是一家著名大公司的小股东。中国的一个怪现象是，人的地位可以为其行为辩护。一个人名声不好，因为他打老婆，但如果你是一家良好信誉的银行的经理，人们就会对你友善，请你吃饭。所以，当亨德森宣扬他的社会主义观点时，他们笑笑而已。他刚到上海时拒绝坐黄包车。黄包车车夫，跟他一样是人类的一分子，却到处拉着他，这有违他关于个人尊严的思想。所以他走路。他保证说这是一项很好的锻炼，能使他保持健康；此外，走路让他口渴，而他宁愿花上二十大洋来解渴，他也喜欢喝啤酒。但上海天气很热，有时他急于赶路，所以偶尔也不得不使用一下这种有辱人格的交通工具。这使他颇不自在，但无疑十分便利。现在他经常坐黄包车了，但他总是想到这两根车杠中间的伙计是一个人，一个兄弟。

    我见到他时，他到上海已经三年了。我们一起在这座中国城市度过一个上午，从这家商店逛到那家商店，黄包车车夫满头大汗，时不时用破手巾擦额头。我们正在去一家俱乐部，快要到的时候，亨德森突然想起他要买伯特兰·罗素[136]的一本新书，这本书刚到上海。他叫车夫停下，要他们往回拉。

    “我们不可以午饭后再去买书吗？”我说，“这两个家伙汗出得像水里捞起来似的。”

    “这对他们有好处，”他答道，“你不必去关心中国人。你明白，我们在这儿是因为他们害怕我们。我们是统治的民族。”

    我没说什么。我甚至没有笑。

    “中国人总得要有主人，而他们也总是愿意如此。”

    一辆汽车从我们中间开过，他再次靠过来时就不提刚才的事了。

    “你们这些住在英国的人不知道新书到这儿对我们意味着什么，”他议论道，“我读伯特兰·罗素写的每一本书。你读过他的这本新书吗？”

    “《自由之路》？读过。我离开英国前读过。”

    “我看过几篇评论，我认为他提出了一些有趣的观点。”

    我想亨德森要进一步发挥了，这时黄包车车夫错过了要拐弯的地方。

    “在街口拐弯，你这个该死的蠢家伙。”亨德森叫起来，同时为使他的话更有分量，往车夫的屁股上狠狠地踢了一脚。

    长城

    巨大、雄伟、令人敬畏的中国长城，静静地耸立在薄雾之中。长城是孤独的，它默默无言地爬上一座座山峰又滑入深深的谷底。长城是威严的，每隔一段距离就耸立着一座坚固的方形烽火台，镇守着边关。长城是无情的，为修建它，数百万的生命葬身于此，每一块巨大的灰色砖石上都沾满了囚犯和流放者的血泪，长城在逶迤而崎岖的群山间开辟出一条黑黝黝的通道来。长城是无畏的，它绵延着无尽的旅程，一里格[137]接着一里格，直到亚洲最边远的角落；它完全不为外界所动，就像它所拱卫的伟大帝国一样神秘。巨大、雄伟、令人敬畏的中国长城，静静地耸立在薄雾之中。

    江中号子

    整条江上你都能听得见高昂有力的号子，那是船夫们发出的。他们在奔腾的急流中奋力地划着，那艘平底帆船被冲击得船尾高翘，桅杆也偏向一边。而更扣人心弦的号子则来自江边的纤夫，他们拼命地拉着船逆流而上，如果是条乌篷船或许只需要五六个人，而要将一艘挂着横帆的漂亮大船拉过险滩则往往要动用几百号人。船正中站着一个人，不停地击鼓来鼓动纤夫们发力，那些纤夫拼尽全力，好像着魔一样，深深地弯着腰，有时气力用至极限，他们甚至四肢爬行，像荒野里的野兽。他们拉呀，拼命地拉，要与无情的激流抗争。他们的头领沿着队伍来回巡视，要是看到谁没有使出全力就会用竹片抽打他赤裸的脊背。每个人都必须竭尽全力，不然就会前功尽弃。尽管这样，他们的歌声依然热切、激昂，那是与汹涌波涛战斗的号子。我不知道该如何形容这号子努力要表达的东西，我想它表达的是绷紧的心弦、撕裂的肌肉和人类战胜无情的自然力量的不屈不挠的精神。虽然纤绳可能断裂，大船摇晃倒退，但最终还是渡过了险滩，而这劳累的一天也将以一顿热腾腾的饭菜，或许还有几管可以让人安然入睡的大烟而结束。然而，最痛苦的号子，是那些把大包货物从船上卸下，再一步一步沿着陡峭的石阶扛到城墙边的苦力们喊出的。他们不停地上上下下，而在举步维艰时发出的有节奏的呼号也是不间断的，“嘿，哟——啊，嗬”。他们都赤着脚，光着上身，他们汗流满面，他们的号子是痛苦的呻吟，是绝望的叹息，是揪心的呼喊。这声音几乎不是人发出的，那是灵魂在无边苦海中有节奏的呼号，它的最后一个音符是人性最沉痛的啜泣。生活实在是太艰难、太残酷了，这是他们最后的绝望的抗议。这就是江中号子。

    哲学家

    这一个在我看来如此偏僻的地方，竟能发现这样庞大的一个城市，真让人感到惊奇。站在它面向落日的城楼上，你能看到西藏的雪山。城里人口众多，你只有在城墙上才能走得自由自在，一个腿脚快的人走城墙一圈要花三个小时。一千英里内没有铁路，河道很浅，只有载重不大的平底船能够安全航行。坐舢板需要五天才能抵达长江上游。在心神不安的时刻，你会自问：对生活来说，火车和轮船是否是必需的？我们每天使用这些交通工具，我们也认为是必需的；而在这儿，一百万人在成长、婚嫁、生儿育女和衰老死亡；这儿一百万人也忙碌地从事商业、艺术和思想创造。

    这座城市里住着一个著名的哲学家[138]，前去拜访是我这次艰苦旅程的心愿之一。他是现代中国儒家学说最为权威的学者。据说他能流利地讲英语和德语。他多年担任慈禧太后的一个大总督的幕僚，但如今过着退隐的生活。然而全年某个星期的几天里，他会敞开大门进行诸如切磋学问、讲授儒学的活动。他有一批门徒，但人数不多，因为比起他那朴素的寓所和严厉的训诫，大部分学生更喜欢外国大学华丽的建筑和洋人有用的科学；而在他看来，这都不值得提起，他也不屑一顾。从听到的所有情况我可以推断，他是一个有个性的人。

    当我表示想拜访这位名人时，我的东道主马上答应安排一次会见；但几天过去了，一点动静也没有。当我问起时，主人耸了耸肩。

    “我送去一张便条让他过来。”他说，“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没有来，真是个固执的老家伙。”

    我不认为以如此傲慢的方式对待一位哲学家是合适的，我也不奇怪他不理会这样的召唤。我设法给他送去一封信，用我想得出的最有礼貌的措辞问他能否同意我去拜访他，不到两个小时，我收到了回复，约定第二天上午十点钟见面。

    我坐了轿子去。路似乎长得没有尽头。我经过或拥挤或冷僻的街道，最后来到一条街上，这儿安静而又空旷，在一堵长长的白墙中的一个小门前，轿夫放下我坐着的轿子。轿夫敲敲门，过了好一会儿，门上的一个小窗打开了，一双黑眼睛朝外看，随之是一番简短的通话，最后同意我进去了。一个脸色苍白的年轻人，神情委靡，衣着寒酸，示意我跟他走。我不知道他是一个仆人还是这位大师的一个门生。我穿过一个破败的院子，被引进一间狭长低矮的屋子。这儿几乎没有家具，只有一张美国式书桌、两把红木椅和两张中国式小桌子。靠墙摆着书架，上面有很多的书：绝大多数当然是中文书，但也有许多英文、法文和德文的哲学和科学书籍；还有几百册未装订的学术期刊。在没有被书架占着的墙上，挂着不同风格的书法条幅，我猜想写的是孔子语录。地上没有地毯。这是一间阴冷、空荡，也让人不舒服的屋子。只是书桌上一只高花瓶中的黄色菊花，才使这阴沉的屋子有了些生气。

    我等了些时候，那个引我进门的年轻人端来一壶茶、两只茶杯和一听弗吉尼亚牌香烟。他刚出去，哲学家就进来了。我赶紧表示蒙他的好意让我登门拜访。他请我坐下并开始沏茶。

    “我很荣幸你想来看我。”他回答我的问候说，“贵国人只是跟苦力和买办打交道，他们以为每个中国人必然地不是苦力就是买办。”

    我冒昧地表示异议。但我没有抓住他说话的要点。他将背靠在椅子上，带着一种嘲讽的表情看我。

    “他们以为我们可以招之即来。”

    我明白我朋友的糟糕的便条还在让他生气。我不知道该怎样解释，我喃喃地表达了对他的敬意。

    他是个上了年纪的人，高个子，扎着一条细长的灰辫子，有着明亮的大眼睛和厚重的眼袋。牙齿已经缺损发黄。他很清瘦，长得好看的双手小小的，干瘪得有些像爪子。我听说他抽鸦片。他衣着简朴，穿一件黑色长袍，戴一顶黑色帽子，衣帽都有些旧了，深灰色长裤在脚踝处扎起来。他看着我。他还不知道该以怎样的态度接待我。他有一种戒心。自然，哲学家在关注精神生活的人中间占着一个尊贵的位置，根据本杰明·迪斯累利的权威说法，这种尊贵必须以充分的恭维来供奉。我也有了我应该恭维的对象。现在我感觉到他的举止有了某种放松。他就像这样一个人，正儿八经地摆好了姿势准备拍照，但等快门咔嚓一响就离开，并轻松地恢复他的自我天性。他让我看他的藏书。

    “你知道，我在柏林得到了哲学博士学位。”他说，“后来我在牛津大学学习了一个时期。但英国人，如果你允许我这么说的话，于哲学而言不是很有天分。”

    虽然他做出这一评论时带着歉意，但很明显，他乐于说一件让人略感不悦的事情。

    “在思想界我们不是没有颇具影响的哲学家。”我提醒他说。

    “休谟和贝克莱[139]？我在牛津的时候，那儿的哲学教授都想着别去冒犯他们的神学同事。他们并不跟从他们的思想抵达它逻辑上的结论，免得危及他们在大学圈子里的地位。”

    “你研究过美国哲学的现代进展吗？”我问。

    “你是说实用主义？这是那些想要信不可信之物的人的最后庇护所。我对美国石油比对美国哲学更有兴趣。”

    他的议论非常尖刻。我们又坐下来喝茶。他开始说得更流畅了。他说一口规范而地道的英语，时不时地用一句德语来表达意思。就一个固执的人所能受到的影响而言，他可能深受德国的影响。德国人的条理性和勤奋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们哲学上的敏锐对他来说是显而易见的，尤其当一个治学刻苦的教授在学术杂志上发表一篇文章论及他自己的一本著作时。

    “我写了二十本书。”他说，“那是在欧洲出版物上唯一一篇评论我的文章。”

    但是，他对西方哲学的研究最终只是有助于他彻底弄明白：智慧说到底只能在儒家经典中被发现。他毫无保留地接受了儒家学说。它圆满地回应了他精神上的需求，反过来，又使西学在根本上显得空洞。我对此感兴趣是因为这证明了我的一个观点：哲学关乎个性，而不是逻辑。哲学家的信念并非依据确实的证据，而是他自己的性情；他的思维活动仅仅用来证明他直觉到的真实是有道理的。如果儒家学说牢牢地控制着中国人的思想，这是因为它解释和表达了中国人的思想，而没有其他的思想体系能够做到这一点。

    我的主人点了一根烟。起初他的声音有些微弱疲惫，但随着谈兴越来越浓，他的声音也益发有力。他很兴奋地说着。他身上几乎没有一个智者的沉静。他是一个能言善辩者，也是一个斗士。他厌恶现代个人主义的吁求。在他看来，社会是个统一体，家庭则是社会的基础。他拥护古老中国、传统教育、君主制和僵化的儒家经典。他越来越严厉地、愤愤不平地说起那些新近回国的留学生，责备他们亵渎神圣，摧毁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

    “但是你们，知道你们正在做什么吗？”他大声说。“你们凭什么相信你们要比我们高出一筹？在艺术和学术上你们就胜过我们？难道我们的思想家不如你们深刻？难道我们的文明没有你们的文明那么复杂、那么深奥、那么精细吗？这么说吧，在你们住在山洞里，身上披着兽皮的时候，我们已是一个开化的民族了。你们知道我们在尝试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实验吗？我们寻求以智慧而不是强力来管理这个伟大的国家。千百年来我们成功地做到了。那为何白种人要瞧不起黄种人呢？这要我来告诉你吗？因为白种人发明了机枪。那就是你们的优势。我们是一群没有防御能力的人，你们可以不费力地置我们于死地。你们粉碎了我们哲学家的梦想：世界能以法律和秩序的力量来治理。如今你们正在教育我们的年轻一代懂得你们的秘密。你们将可怕的发明强加给我们。你们不知道我们学习机械的天才吗？你们不知道在这个国家有四万万世界上最务实、最勤劳的人吗？你们认为我们得用很长时间才能学会吗？当黄种人能够造出跟白种人同样精良的枪炮并射击得同样准确时，那你们的优势何在呢？你们诉诸枪炮，你们也将会由枪炮来裁决。”

    但这时我们的谈话被打断了。一个小女孩悄悄地走进来，依偎在这位老先生身边。她瞪着好奇的眼睛望着我。他告诉我这是他最小的孩子。他抱住孩子，低声跟她说些爱抚的话并温柔地吻她。她穿着黑色外套，裤子几乎够不到踝骨处，一条长辫子拖在背后。她是在皇帝退位、辛亥革命取得成功的那天出生的。

    “我曾想，她宣告着新时代之春的来临。”他说，“然而她只是这个伟大国家之秋的最后的花朵。”

    他从书桌的一只抽屉里取出些铜钱，交给小女孩就让她走了。

    “你看见我留了一条辫子。”他把辫子拿在手里说，“这是个象征。我是古老中国的最后的代表。”

    他现在更温文尔雅了，他说起古代哲学家如何带着他们的弟子周游列国，传授一切值得学习的知识。各国王侯召请他们商议国事，让他们成为城市的治理者。他非常地博学，也极富口才，他绘声绘色地给我讲述了他的国家历史上的一些事件。我不禁想他多少是一个悲哀的人物。他觉得自己有治理国家的才能，但没有帝王来赋予他治理国家的重任。他满腹经纶，渴望传授给莘莘学子，这是他精神上所追求的，但只有少数生活不幸、贫寒和资质愚钝的外乡人去听他讲学。

    我几次小心地表示我该告辞了，但他不想让我走。最后我觉得必须走了。我站起身。他拉住我的手。

    “你来看望中国最后一个哲学家，我要送你一点东西作为纪念，但我是一个贫穷的人，我不知道能送什么才值得你接受。”

    我谢谢他的好意，表示拜访留下的记忆本身就是宝贵的礼物。他笑了。

    “在这个衰败的时代，人的记忆是很短暂的，我愿意送你更为坚实一点的东西。我想送你一本我的书，但你不会读中文。”

    他带着一种亲切的困惑表情看着我。我有了一个主意。

    “送我一幅你的字吧。”我说。

    “你喜欢中国书法？”他笑着说，“我年轻时就有人认为我的字体不是一无是处的。”

    他在书桌前坐下，取出一张宣纸铺开来。他在砚台里倒了一点水，用墨磨着，又拿来了笔。他活动了一下手臂，开始写起来。我一边看他写字，一边饶有兴味地想起有关他的一些轶事。说是这个老人每当积攒了一些钱，就会胡乱地用在花街柳巷，这是通常对那些地方的委婉说法。他的大儿子是城里一个有名望的人，被他父亲的传闻弄得很没有面子，只是他强烈的孝顺心才避免了对这种放荡行为的严厉责备。我敢说，对做儿子的来说，父亲如此放荡确实令人难堪，但对研究人性的学者而言，这又是可以平静看待的。哲学家倾向于在书房中阐述他们的理论，只是从他们间接了解的生活材料中得出结论，而在我看来，如果他们也面临普通人所遭遇的人生浮沉，那他们的著作会有更确切的意义。我是乐于宽厚地看待老夫子的这种雅好的。也许他寻求的不过是去阐明人之假象的最不可理解的一面吧。

    他字写好了。为了让墨迹干得快些，他撒了些粉末在纸上，随后把纸递给我。

    “你写了些什么？”我问。

    我想他眼神中略微有一丝恶意。

    “我冒昧地送你我自己的两首小诗。”

    “我不知道你还是个诗人。”

    “在中国仍是一个未开化的国家时，”他不无讽刺地回答说，“所有的读书人至少会写几行风雅的诗句。”

    我接过纸，看着上面的汉字，这些字在纸上构成了一种好看的图形。

    “你愿意给我翻译一下吗？”

    “译者即叛徒，”他回答说，“你别指望我出卖自己。请你的英国朋友帮忙吧。那些中国通其实一无所知，但你至少可以找到一个人，能够给你粗略而简单地翻译几行。”

    我向他告辞，他特别客气地送我到我的轿子前。后来有个机会，我把诗给我认识的一个汉学家看，下面就是他的译文。[140]老实说，我读诗的时候，多少有点吃惊，这无疑是不合情理的。

    你不爱我时：你的声音甜蜜；

    你笑意盈盈；素手纤纤。

    然而你爱我了：你的声音凄楚；

    你眼泪汪汪；玉手让人痛惜。

    悲哀啊悲哀，莫非爱情使你不再可爱。

    ——

    我渴望岁月流逝

    那你就会失去

    明亮的双眸，桃色的肌肤，

    还有那青春全部的残酷娇艳。

    那时我依然爱你

    你才明了我的心意。

    令人歆羡的年华转瞬即逝，

    你已然失去

    明亮的双眸，桃色的肌肤，

    还有那青春全部的迷人娇艳。

    唉，我不爱你了

    也不再顾及你的心意。

    女传教士

    她肯定有五十岁了，但因为生活中充满坚定的信念，从未被怀疑所困扰，她的脸至今仍很光滑，她眉头舒展，从不因思想的迟疑不决而皱起。她的五官端正大方，颇有阳刚之气，而那坚定有力的下巴也可以证实她的眼睛给你的印象。她那双湛蓝色的眼睛坚定而又平静，而这是透过一副大大的圆形眼镜展示给你的。你会觉得她一定很有领导的能力，在她的所有品德中，慈祥无疑是最重要的，你会确信她无论做什么，善心总是贯穿始终。你可以说她并非没有人类的虚荣心（不过这可以理解为她的优雅仪态），因为她穿了一件绣有许多花卉的紫色绸裙，头上还戴一顶插了不少三色堇花的无边女帽，那帽子要是换个不那么体面的女士戴就会显得不甚雅观。不过就是我那当了二十七年威茨特博教区牧师的叔叔亨利，即使对牧师太太的服饰抱有成见，也从不反对苏菲婶婶穿上紫颜色的衣服，他也不会觉得这位女传教士的服装有何不妥。她谈吐流利，就像打开水龙头流出的平稳水流，她的话语犹如竞选活动即将结束时一个政治家那样令人惊叹地滔滔不绝。你会觉得她思维清晰，也确切地表达了她所要表达的意思（我们中还很少有人能做到这一点）。

    “我常想，”她愉快地指出，“当你知道一个问题的两面时，你做出的判断会与仅仅知道其中一面大不相同，但关键在于，如果二加二等于四，你就是争辩一整夜，也不能让它们等于五，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我连忙肯定她所说的完全正确，虽然我内心对用这一奇特的方式来表述相对论和平行线永不相交这些新理论没什么把握。

    “没有人可以既吃掉自己的蛋糕又能同时留着它，”她接着说，并引证了克罗齐[141]的语法来表达并不相干的理论，“一个人必须既能享乐也能吃苦，但正如我常对孩子们说的，你不能指望事事都能顺心如意，人无完人。我常想，如果你期待看到人们最好的一面，你就会看到最好的一面。”

    我承认我有所犹豫，但还是决定尽我所能申辩一下，这仅仅是出于礼貌。

    “大部分人生活中都能在困难中看到光明，”我热切地说，“只要你有毅力，你就能做很多你力所能及的事，说到底，有什么要什么总比要什么有什么来得更实际。”

    当我信心十足地说出这番话后，我觉得她眼中闪过一丝困惑，但很可能那不过是我的幻觉，因为她有力地点了点头。

    “自然，我明白你的观点。”她说，“我们的所作所为不能超越能力所限！”

    但我正处在兴奋中，便不顾她的插话继续说道：

    “一镑是二十先令，一个先令是十二便士，但很少有人去领会这其中的深奥道理。我相信与其稀里糊涂地撞上一堵墙，还不如看看清楚自己的鼻子尖。如果这之中有一件事是我们可以确信的，那就是整体大于部分！”

    她热情地和我握了握手，以其坚定而富有个性的方式，她向我道别说：

    “和你说话很有意思，在这样一个远离文明的地方能和一个智慧相当的人交换意见真是难得啊！”

    “尤其是借助别人的智慧。”我低声说。

    “我一直认为，一个人应该汲取前辈们的伟大思想。”她反驳道，“这表明那些杰出的古人并没有白活！”

    这真是雄辩之论。

    戏剧学者[142]

    他送来一张光滑的名片，形状和大小都合乎常规，四边是粗粗的黑框，姓名下面写着：现代比较文学教授。他原来是一位年轻人，瘦小，有一双纤细的手，一个比普通中国人要大的鼻子，戴着一副金边眼镜。虽然这是一个暖和的日子，他却穿着一套厚实的花呢西装。他显得有些腼腆。他说话的声音又高又尖，好像从来没有变过声，那些刺耳的声音给他的话语带来一种我也说不清的不真实的感觉。他在日内瓦以及巴黎、柏林和维也纳读过书，他能流利地用英语、法语和德语来交谈。

    原来他是个戏剧教师，最近用法语写了一本论中国戏剧的书。他在国外的学习留给他的是一种对斯克里布[143]的极大的热情，他认为斯克里布可以作为中国戏剧革新的榜样。听他说到戏剧应该激动人心时，你不免感到奇怪。其实，他是要求出色的剧本、精彩的场面、合理的分幕、情节的突兀和戏剧性。中国戏剧有其精妙的象征性，正是我们孜孜以求的观念戏剧；而显然，它也因其沉闷单调渐渐失去生命力。的确，观念不会生长在每一丛醋栗上，它们需要更新以永葆其芬芳，当它们停滞而变得陈腐时，就会像死鱼一般腐烂发臭。

    这时，我想起名片上的头衔，便问我的朋友，他向学生推荐读什么书，英语和法语的，以便让他们熟悉当今的文学潮流。他迟疑了片刻。

    “我真的说不上来。”他最后说，“你知道，那不是我的专业，我只研究戏剧；但要是你有兴趣，我可以请我的同事来拜访你，他教欧洲小说。”

    “那就不麻烦了。”我说。

    “你读过《梅毒患者》[144]吗？”他问，“我认为这是斯克里布之后欧洲最好的剧本。”

    “你读过吗？”我礼貌地问。

    “读过，你知道我们的学生对社会问题很感兴趣。”

    不幸的是我对此并无兴趣，于是我尽可能灵活地将话题引向中国哲学，在这方面我倒是杂乱地读了一些。我提到庄子。这位教授张口结舌。

    “他生活在很久以前。”他茫然不知所措地说。

    “亚里士多德也生活在很久以前。”我低声和悦地说。

    “我从来没有研究过那些哲学家，”他说，“但自然，我们大学有一位中国哲学教授，要是你感兴趣，我可以请他来拜访你。”

    和一位教师争辩是无益的，如同海之神灵（在我想来有些自命不凡）对河之神灵谈论一样，于是我顺从地讨论起戏剧来。这位教授感兴趣的是戏剧技巧，他正准备以此为题做一次讲座，他似乎认为这一主题既复杂又深奥。他想恭维我，便问我技巧的奥秘是什么。

    “我只知道两点。”我回答说，“一是符合常识，二是紧扣要点。”

    “写一部剧本就不需要别的什么了吗？”他带着一丝沮丧的语气问道。

    “你要有某种诀窍，”我顺着他说，“但这并不比打台球需要更多的技巧。”

    “在美国所有重要的大学里，教师们都在讲戏剧技巧。”他说。

    “美国人是一个极其讲求实际的民族。”我回答，“我相信哈佛大学正在设立一个讲座，指导老奶奶们怎样吸吮鸡蛋。”

    “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

    “如果你写不出一个剧本，那就没有人能教你怎样写，而如果你能写出一个剧本，这就像滚一根圆木那么容易。”

    此时他脸上现出一种茫然不解的神情，但我想，这只是因为他拿不定主意，滚圆木这种活动应在物理学教授的范围之内还是在应用机械教授的范围之内。

    “但要是写剧本如此容易，那为什么剧作家要花这么长时间才能写出一部剧本来呢？”

    “他们写不出来，你知道。洛卜·德·维加[145]和莎士比亚以及其他众多的剧作家轻松自如地写了大量的剧本。一些现代的剧本写作者压根儿是文盲，对他们来说，将两个句子放到一起就几乎是克服不了的困难。有一次，一个著名的英国剧作家给我看一份手稿，我看到他写一个句子：‘你茶里要放糖吗？’连着写了五遍才写成这个样子。一个小说家要是大体上除了绕圈子就说不出他要说的话，那他就会饿死。”

    “您不能说易卜生[146]是个文盲，而众所周知，他写一个剧本花了两年时间。”

    “显然，易卜生构思情节时遇到了巨大的困难，他苦思冥想，月复一月，最后他绝望了，无奈只好用他以前用过的同样的情节。”

    “你这是什么意思？”教授大声说，他的声音提高到一种尖声喊叫的程度，“你说的我根本不懂。”

    “你没有注意到易卜生一而再再而三地用同样的情节吗？一群人待在一间封闭、令人窒息的房间里，随后有一个人（从山上或海上）来了，他猛地把窗户打开；每个人都清醒过来，于是戏结束了。”

    我这么一说，似乎看到教授严肃的脸上一时露出淡淡的笑容，但他皱起眉头，望着空中呆了两分钟。随后他站起身。

    “我会记往你的观点，把亨利克·易卜生的作品再细读一遍。”他说。

    在他走之前，我没有忘记向他提一个问题，而这是两个研究戏剧的人一旦碰到，其中那个认真的学者总是会对另一个学者提出的问题。我问他，他认为戏剧的未来是什么。我想他是说，“哦，见鬼！”但考虑一下，我又相信他必定喊着“啊，天哪！”他叹了口气，摇摇头，又举起他那优美的双手：一副万分沮丧的模样！我发现所有有思想的人考虑中国戏剧现状时的绝望，丝毫不亚于所有有思想的人考虑英国戏剧现状时的绝望，这确实是一个安慰。

    汉学家

    他身材高大，有些发福，也许是因为缺乏锻炼，肌肉显得有些松弛，他一头银发，宽阔红润的脸上刮得很干净。他说话语速很快，声音低低的，有一种与体格不相称的腼腆。他借住在城外一间寺庙的客房里，庙里有三个和尚，带着一个小沙弥，管理寺庙事务，张罗仪式。他的房间里藏书很多，家具却少得可怜，很不舒服。天很冷，在接待我们的书房里仅有一个煤油炉供取暖，房间并不暖和。

    他比在中国的任何人更通晓中文，他为编纂一部字典已经花了十年时间，他希望这部字典能取代一位著名学者的版本，他和这位学者相识二十五年，但私交不佳。他的工作有益于汉学研究，也借此泄了私愤。他很有大学者的派头，让你觉得他终有一天可以成为牛津大学的汉学教授，那才能让他得其所哉。他比大多数汉学家的知识都要渊博，别的汉学家也懂中文，这一点毋庸置疑，但不幸的是，他们显然除此之外所知甚少；他谈及中国哲学和文学时所体现出来的丰富和多样性是你在汉学家中不常发现的。因为他太沉浸于自己独特的追求，对赛马、打猎没有兴趣，欧洲人就觉得他古怪。他们用看待异类的那种怀疑和敬畏的目光来看他。他们暗示他精神不太正常，还有人说他吸鸦片。这些指责往往针对那些大半辈子致力于了解东方文明的白人。但你只需在他那简陋寒碜的房间里坐上一小会，就会明白这是一个完全过着精神生活的人。

    但这毕竟是一种很专业的生活。艺术和美似乎并未深及他的内心，当我听他动情地谈论中国诗人时，我不禁问自己，那真正的精华是不是从他的指缝间溜走了呢？他所接触到的真实只是来自书本。荷花的悲剧性娇艳让他感动，那只是因为李白在诗中赞美了它的可爱；娴静的中国少女回眸一笑，令他心动不已，那也不过是有感于一首精美绝伦、字字珠玑的七绝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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