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便坐小轮离开康士坦茨，去往莱茵河下游的沙夫豪森[223]。一路上风景都很优美。薄雾依然笼罩着水面和宽广的河滩。日头透过晨曦，在微蓝的雾霭下放射出可爱的黄光；那景象绚丽得有如天地初开。天上有老鹰正在和两只乌鸦相争。老鹰咄咄逼人，乌鸦也不甘示弱，一直翻飞至其上。它们越飞越高，越斗越凶，俨然写在空中的一道秘符，引得甲板上的德国人纷纷抬头观望。
我们的船行驶在树木葱茏的河岸间，时而又从一座座桥下穿过。临水的岸上参差露出人家的屋脊，尖尖的，殷红、斑斓，仿佛古老传说中宁静、悠远的村庄，隐没在微茫的往昔。一切都那么梦幻，就连轮船靠岸、海关人员过来查看的时候，整个村子依然停留在遥远、浪漫的过去，停留在那个童话故事、吟游歌手和能工巧匠的德国。那昔日的怅惘弥漫在氤氲的河上，几欲令人神伤。
这时，有几个游泳的人泅到我们的船边，隐约间，只见白皙的身体在水下打着颤。然后，一个头圆、肤白的泳者仰起脸，伸出一只胳膊，大声跟我们打招呼。他满脸堆笑，嘴上一撇浅色的髭须，很像传说中的尼伯龙人[224]。接着，他白皙的身体在水里打了个转，便以侧泳的姿势游走了。
小城沙夫豪森半是古老，半是摩登；那里居然还有酿酒厂和各种作坊。至于那沙夫豪森瀑布，中游开设工厂，下游经营旅馆，整个就像一帧电影画面，实在不堪入目。
午后，我从瀑布出发，打算徒步穿越瑞士国境，进入意大利。我至今还记得巴登[225]的这个地区如何潮湿、沉闷，那里的土地如何广袤、肥沃而晦暗。我还记得在火车站路堤附近的一棵树下捡到过苹果和蘑菇，然后我把两样都吃了。接着，我来到一条漫长、寂寞的公路上。路两边是凋萎的枯树，还有广阔的田畴，一群群男女正在地里耕耘。他们看着我沿长路独自走着，孑然一身，仿佛与世隔绝。
记得过边境的时候，村里并没有谁来检查我的行囊，我轻轻松松就进入了瑞士。眼前是大片厚重的土地，寂静、沉闷而无望。
就这样，我一路走到夕阳西下，走到天边姹紫嫣红。这时，我再次从空旷的平原陡然下到莱茵河谷，那样的陡然直落很像是堕入了另一个美妙的世界。
神秘、浪漫的堤岸立于河谷两侧，挺拔犹如山峰，滔滔江水在其间湍流不息。高耸、古朴的村舍里闪着点点灯火，映照在宁谧的水面上。这里除了汩汩的流水，一切寂静无声。
河上有座精美的廊桥，隐没在夜色里。我走到桥中央，凭栏俯瞰脚下黑暗的水面，凝视人家的灯火，遥望那凌于河上的村庄。由于河谷两岸俱是山峦，于是，这里便成了一片遗世独立的天地，永远停留在了那个吟游歌手走村串户的年代。
然后，我就转身往“金鹿”客栈而去。爬台阶的时候，我闹出了不小的动静。一个女人走出来，我说我要吃饭。于是，她便带我经过一个房间；房间地板上平躺着几只大桶，直径足有三米多长。然后，我们又经过很大一间石头厨房，那里的锅碗全都簇新锃亮，就和名歌手[226]
一样古老。接着，我们又爬了几级台阶，来到一间狭长的客厅，只见眼前摆着几张饭桌。
有几个人正在吃饭。我点了晚餐，在窗口坐下，眺望漆黑的河面与廊桥。对面的山峰笼罩在夜色里，只在山顶还剩下几点灯火。
店家端来面包和丸子汤，我囫囵吃下不少，另外还喝了点儿啤酒，所以一时竟犯起困来。店里只来了一两个村里人，而且很快就离开了。于是，整个地方突然陷入了一片死寂。只有客厅那头的长桌边坐了七八个男人，破衣烂衫，粗鲁放肆——这时，又有一个才刚赶到。老板娘给他们每人一份丸子浓汤、面包和肉，态度似乎有些不屑。八九个人围着长桌坐成一圈，有游民、有乞丐，也有失业工人。他们只管嬉闹，完全不顾及别人。虽然偶尔也会像乌鸦般环视左右，然后咧嘴一笑，露出些许囚犯的畏惧，可是仍旧没把旁人放在眼里。最后，有人突然大吼一声，问晚上睡哪里。老板娘听见喊声，立刻叫来年轻的女佣，让她把这些人都带到楼上的客房。于是，他们便三三两两蹒跚而出，场面极为混乱。时间还没过八点。老板娘把衣物摊在桌上，一边悠闲地做着针线活儿，一边和一个肃穆、古板的大胡子男人攀谈着。
叫花子和流浪汉正要挨个儿往外走，这时，就听有人嬉皮笑脸地说：“晚安，房东太太——晚安，房东——晚安，太太。”可老板娘只顾埋头做针线，并没有任何表示；她只敷衍地回了一句“晚安”，也不知道是否在和那些男人道别。
客厅里顿时变得很冷清。老板娘继续做着针线活儿，一边用难听的方言跟那位肃穆的老者聊着天，年轻的女佣则在清理游民和乞丐吃剩的碗盘。
然后，那老者也走了。
“晚安，塞德尔太太。”他对老板娘说；“晚安。”然后顺带也向我道别。
我翻了一会儿报纸，也不知道怎么搭讪，就问老板娘有没有烟。于是，她走到我桌边，我们便聊了起来。
我一向很乐意扮演天涯旅人之类的浪漫角色。老板娘夸我德语说得“还不赖”：虽然只会一点儿，但也足以应付。
我问她刚才坐在长桌边的那些人是谁。她听我问起这个，立刻变得十分拘谨而嗫嚅。
“他们是来找工作的。”她回道，似乎并不怎么想聊这个话题。
“为什么来这儿找呢？而且还这么多人？”我问。
于是她告诉我，那些人其实是要去国外，这里差不多是他们出国前的最后一站。各村的救济官负责向游民每人发放一张免费券，持有人可在指定旅馆享受一顿晚餐、一晚的住宿以及次日早餐的面包，而她这里正好就是该村指定的“游民旅馆”。另外，我还听说，老板娘可以据此向上级领取人均四便士的补贴。
“这可不太够啊。”我说。
“根本不够。”她说。
她其实一点儿都不想谈这话题，只是碍于情面才勉强回我几句。
“不就一帮乞丐、游民和饭桶嘛！”我揶揄道。
“还有失业的人、回乡的人。”她板着脸说。
就这样，我和老板娘聊了一会儿，然后就去睡觉了。
“晚安，老板娘。”
“晚安，先生。”
于是，年轻的女佣又带我爬上很多级石阶，然后来到一座高大、老旧的荒宅。宅子里面有很多客房，每间的门都那么单调、乏味。
终于，我们爬上了顶楼，来到我的房间。房间里摆着两张床，地板上什么都没铺，家具也少得可怜。我俯视河面，眺望廊桥，还有远处对面山顶的灯火，心想怎么会来到这么个偏僻的地方，而且还要和游民、乞丐睡在同一个屋檐下。我很纠结，不知道把靴子放门口，会不会被那些人顺手牵羊。但最后，还是斗胆冒了次险。楼梯口静悄悄的，到处都给人一种荒寂的感觉，就连闩门声都听着格外响亮。也不知道那八个人有没有睡着；这房门毕竟还不够安全。可是我直觉，如果自己命该被杀、被抢，大概也不会是这几个游民、乞丐。想到这里，我便吹灭蜡烛，躺到羽绒大床上，开始聆听古老的莱茵河静静流淌。
第二天一早醒来，发现外面天气晴朗，朝阳已经洒满了对面的山峰，只有底下的河水依然笼罩在阴影之中。
游民和乞丐都已经走了：照规定，他们必须在七点前退房。现在，这旅馆就只剩下我、老板娘和女佣。我放眼望去，发现这里到处都那么鲜亮明净，充满了德国早晨特有的朝气，这和南欧大不相同。意大利人一大早就很沉闷、懒散，而德国人则比较活泼、欢欣。
在这明媚的晨光中，俯瞰那湍急的河水、如画的廊桥，还有遥对的江岸与山峰，实在是一件赏心乐事。过了一会儿，就见对面盘山路上下来一列瑞士的骑兵，个个穿着蓝军装。我跑出去观望，但闻幽谷里马蹄声响，甚是雄壮。一伙人骑行穿过廊桥，然后纷纷在村口下马。总之，晨光里到处洋溢着新鲜的喜悦，无论是士兵的到来，还是村民的欢迎。
瑞士骑兵的装备和举止并未透出多少杀气。眼前的这支小分队看着更像一群外出的平民，而非军人。他们都很和善，也没什么架子。为首的军官和战士打成一片，绝不拿权势压人。
战士们彼此也都真诚相待，其乐融融。那和平、安详的气氛，与德国兵的呆板、阴郁真可谓天差地别。
这时，村里的面包师和店伙计一身面粉，抬着一大筐刚出炉的面包赶来了。骑兵队在桥头下了马，像普通路人一样吃喝起来。村民们来问候他们的朋友：有个父亲穿着皮围裙就来了，当兵的儿子见状立刻吻了他的脸颊。这时，耳边突然响起了学校的铃声。孩子们小心绕过马群，集合在一起，然后手拿课本，很不情愿地离开了小街。河水奔流不息，士兵们大口嚼着面包；他们的军装实在太松垮、太随意，简直跟麻袋差不多。年轻的中尉站在桥头，表情凝重，似乎他的军衔仅仅得到了大家的默认。士兵们个个都很严肃、自满，没有半点儿魅力可言。这就像一次马背上的出差，轻松却也无趣。最可笑的就数他们的制服，松松垮垮，完全不合身。
于是，我背上行囊，走过莱茵河上的廊桥，去往对面的山上。
此处的乡间实在是了无生趣。我只记得在路边草丛里捡到过苹果，有几个居然还很甜。可是，除此以外，便只剩下沉闷而枯燥的大地，绵延不断——而那种平庸与乏味几乎是致命的。
在瑞士，除非是山上，你常会有这种感觉：平庸，索然无味的平庸，叫人不堪忍受。通往苏黎世的一路上都是这样。进城的电车如此，城里的街道、商店、饭馆亦复如此。一切都那么井然而平庸，平庸到肃杀、荒芜。所有的城市美景都那么空洞，就像一个最普通、最平凡、最无趣的人穿了件老气横秋的衣服。这是个令人神伤的地方。
到了城里，我马上下馆子吃饱饭，去码头和市场逛了一圈，然后又在湖边静坐了片刻。经过两个钟头的休整，我毅然坐上轮船，打算离开这里。在瑞士，我总有这样的感觉：唯一能让人心动的就是离开，那份离开后的释然。因为这里充斥着可怕的平庸，没有花开、没有灵魂、没有超越，有的只是无所不在的庸俗与平淡。
我乘船顺流而下，一路上看尽了湖边低矮的苍山。那是个周六的午后，细雨蒙蒙。我心想，自己宁愿跳进熊熊烈火的地狱，也不愿在这沉闷、庸常的生活里久留。
船行至旅程的四分之三处，我在右岸的某地下了船。此时，天色已暗，但我必须接着赶路。我爬上湖边的一座山，走了很久，才来到顶峰。我俯瞰黑暗的山谷，然后再下到那苍茫、幽深处，进了一座了无生趣的村子。
时间已是晚上八点，我实在走不动了。不如今晚暂且投宿村里，明天再做打算吧。于是，我找了一家名叫“帕斯特”的客栈。
这是个很简陋的小旅馆，只有一大间通铺和几张破桌子。老板娘矮小、敦实，阴沉着脸，看上去特别凶。老板则顶着一头直发，全身上下不住地抖动。
因为店里只剩下煮火腿，所以我只好将就吃了一些，另外还喝了点儿啤酒。总之，就是努力消化瑞士那彻底、冰冷的物质主义呗。
我背墙而坐，茫然望着全身颤抖的老板；他随时有可能口吐白沫。然后，再瞥一眼那凶巴巴的老板娘；她倒是能管住自己的老公。就在这时，店里走进一个黝黑、艳丽的意大利女郎和一个男人。姑娘穿着衬衫、裙子，没戴帽子，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十足的意大利风格。那男的肤黑、面嫩，将来或许会变壮，变成卡鲁索[227]的模样，但目前仍是个多情的英俊小生。
两人坐在靠墙的桌边喝着啤酒，于是，店里顿时多了一点异国情调。这时，又进来个意大利人，白白胖胖、慢慢吞吞的，应该是威尼斯人。接着，又来了个瘦小的青年，看着很像瑞士人，只是动作更灵活一些。
但这最后到的反而最先跟德国人打招呼。别人进门都只喊一声“啤酒”，而他却和老板娘聊起来了。
最后，店里总共来了六个意大利人。他们围成一桌，谈笑风生，引得邻座的德国人、瑞士人不时为之侧目。老板也瞪大了眼睛，神经兮兮地怒视着他们。可是，这帮人却自在得很，他们从吧台拿了啤酒，坐下来开怀畅饮，就像在冷漠的客栈里燃起了生命的篝火。
喝完酒以后，一伙人鱼贯而出，往后面的过道走去。店堂里突然变得异常冷清，害得我简直有些手足无措。
这时，就听老板在后面厨房里大吼大叫，不停地咆哮，像疯狗一样。可在这周六的晚上，别桌的瑞士客人照样抽着烟、说着难听的方言，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然后，老板娘进来了，很快老板也尾随而至。他穿着圆领衫，马甲没扣上，露出了松弛的喉颈，圆滚滚的大肚子越发显得突兀。他细瘦的手脚颤抖着，脸上的皮肤全垮了下来，两眼放出凶光，双手不住地抖动。那恐怖的模样俨然一幅壁画；可是谁也没搭理他，只有老板娘一脸愠怒。
突然，店后面又传来一阵喧闹声和砰砰的甩门声。屋门一打开，只见漆黑过道的另一头有扇门，门里面透出了亮光。然后，就见那白胖的意大利人又来拿啤酒。
“怎么这么吵？”我憋不住，问老板娘。
“还不是那帮意大利人。”她说。
“他们闹什么呢？”
“在排戏呢。”
“在哪儿？”
老板娘甩甩头：“在后边儿的屋里。”
“我能去看看吗？”
“应该可以吧。”
老板怒视着我走出店堂。我穿过一道石廊，见眼前有间半明半昧的大屋，里面墙边上堆满了表格单子，可能是会议室吧。屋子的一头是个垫高的舞台。舞台上摆着一张桌子、一盏灯，几个意大利人正围着台灯，一边比手画脚，一边嘻嘻哈哈。他们把啤酒杯要么放在桌上，要么搁在舞台的地板上。那瘦小、精明的青年正认真翻阅着手里的文稿，其余人都俯身围着他。
听到我走进门，他们全抬起了头，透过昏暗的暮光远远打量我。他们以为我只是误闯进屋子，马上就会离开。而我却用德语问道：
“可以进来看吗？”
他们还是不愿搭理我。
“你说什么？”小个子问道。
其他人都站在边上望着我，像困兽一般，略有些迟疑。
“我能不能进来看看？”我先说的德语，然后感觉很不自在，便又改口用意大利语说：“你们在排戏吧，老板娘告诉我的。”
此刻，在我身后是那空旷的大厅，漆黑一片，而意大利人则站在高处。桌上的灯光照在他们身上，每个人都露出了一副蔑视的表情。在他们眼里，我不过是个贸然闯入的闲人罢了。
“我们也是业余的。”小个子说。
他们想让我走，可我却想留下来。
“可以旁听吗？”我问，“我不想待那儿。”说着，我别了别头，指着外面的店堂。
“可以，”机灵的年轻人答应了，“可我们现在还只是对稿。”
他们开始对我友好起来，接纳了我。
“你是德国人？”有个小伙子问。
“不是——英国人。”
“英国人？那你住在瑞士？”
“不——我打算步行去意大利。”
“步行？”
他们全都瞪大了眼，很是惊讶。
“是啊。”
然后，我就向他们介绍了我的行程。他们很纳闷，不明白我为什么非要步行。可是，当听说我要一路造访卢加诺[228]、科摩[229]和米兰，却又欢欣鼓舞。
“你们打哪儿来？”我问道。
原来，他们都来自维罗纳和威尼斯一带的农村，也都去过加尔达。于是，我就跟他们谈起了我在那里的生活。
“那些山里的农民啊，”他们立即打趣道，“都没啥文化，野蛮得很。”
我一听这话，马上联想到保罗、“硬汉”，还有房东彼得罗先生。我痛恨这些工人如此肆意评判他人。
然后，我就往舞台边上一坐，开始看他们排戏。约瑟夫，那个精瘦、机灵的小个子，他是带头人。我看其他人念台词都磕磕巴巴的，特别费劲，就好像识字不多的老农，一次只能念一个字，而且，要等念完一段再合起来才知道念的什么。这是一出热闹的情节剧，是票友们专为狂欢节排演的，剧本就印在廉价的小本子上。今天是他们第二次排练。那个黝黑、帅气的家伙见有姑娘在场，格外兴奋，一心想要表现表现，可人家姑娘却跟块石头似的，完全无动于衷。他边念稿边大笑，一会儿又涨红了脸，台词念得七零八落。幸亏有约瑟夫在一旁提词，这才明白自己到底在念什么。那个白白胖胖的慢郎中倒还比较专心，虽然念得挺吃力。而另外两个男的则多少也有些心不在焉。
最好说话的还得数阿尔贝托，就是那个白胖、迟钝的家伙。他的戏份不太重，所以能坐我旁边，陪我聊天。
他说，他们这几个人都在村里的工厂上班——我想，应该是丝厂吧。这里有一大帮意大利人，总共三十来户，都是陆续从国内迁来的。
约瑟夫在村里住得最久。他十一岁就随父母来到这里，上的瑞士学校，所以德语特别地道。他人很聪明，已婚，育有一双儿女。
阿尔贝托自己在这山谷里生活了七年，玛德丽娜十年，而为她羞红了脸的阿尔弗雷多，那个肤色黝黑的男人，他在村里也约莫住了九年——这些男人里面，就他还没有成家。
其他人都娶了意大利人做老婆，住在黄窗子的大宅里，紧挨着机声隆隆的丝厂。这些人群居在一处，都只会说几句简单的德语，只有约瑟夫像个本地人。
和这些流落异乡的意大利人在一起，感觉特别奇怪。未婚的黑皮帅哥阿尔弗雷多很传统。可是，连他都胸怀着新的志向，就仿佛有什么更伟大的意志慑服了他，尽管他是个注重感官、不动脑子的人。他仿佛认定了某种超越自身的事物。在这点上，他和“硬汉”不同：他什么都听从老天的安排。
我注视着台上的这些意大利人，觉得非常奇妙：他们全都那么温柔、感性、动人，闪耀着光芒，而被围在中间的约瑟夫却始终沉静、含蓄、不动声色。他面露一种专注近于虔诚的神色，所以在众人的拥簇下更显得突出，更像个贞定、永恒的存在。团员之间起了争执，他也不急着插手，而总要等吵到一定程度，才把他们拉回来。总之，只要基本不偏离主线，大体能进行下去，他都不会贸然干预。
这些人又抽烟又喝酒，一分钟都没闲着。阿尔贝托是他们的酒保：他不停地把酒杯端出去又拿回来。玛德丽娜喝的是小杯。就这样，一伙儿人沐浴在舞台的灯光里，念稿、抽烟、排练，面对着大厅里空旷的黑暗。他们虽然看似孤立、诡异，但走到一起便成了远离这瑞士荒漠的一片仙境，狭小而卑微的仙境。在古老的传说中，只要搬开巨石就能发现地下的奇境，这我是相信的。
阿尔弗雷多兴奋、羞怯、英俊，然而，他的情愫却是温柔、含蓄的。他摆好姿势，咧嘴傻笑，然后很快进入了角色。阿尔贝托虽然迟缓、费力，却不时有自然、生动的发挥，应答和姿势也算是有模有样。玛德丽娜把头靠在阿尔弗雷多的怀里，其他男人见了全都立刻警醒。就这样，大家专心排练了半个小时。
小个子约瑟夫机灵又活泼，大家一直围着他打转，可他几乎就像个隐身人。如今回头想想，脑海中的他已经面目模糊，反倒是灯下的其他人，一张张脸连同生动的姿态次第浮现。那个玛德丽娜，粗俗、蛮横又可恶，说话很大声，还喜欢挖苦人。她一头倒在阿尔弗雷多的怀里。阿尔弗雷多温柔、多情，反而更像个女人，瞬间满脸潮红，兴奋得两眼发光，直流口水。至于阿尔贝托，他还是那个慢吞吞、很吃力的样子，可是，举手投足间独有一种纯净的简单，而这也在他的臃肿与平凡之外平添了一丝美感。还有另外两个男的，他们腼腆、易怒又愚钝，有时还会表现出意大利人的心血来潮。在灯下，每个人的脸庞都那么清晰，每个人的肢体都那么生动。
只有约瑟夫的脸像一道微光，湮没在众人的满面红光中；只有他的身体像影子一般，稍纵即逝。然而，他的存在却似乎对所有人都有影响，可能只有那个刚硬、倔强的女人除外。所有男人似乎都被这矮小的领导震慑住了，郁郁而不得志。可是，他们或许脾气暴躁，但个性却都非常温柔。
后来，老板娘的小侄女来了，她站在大厅门口朝我们嚷了一声。
“我们得走了，”约瑟夫对我说，“这里十一点打烊。不过，邻近教区还有家旅馆，通宵开放。跟我们走吧，咱们一块儿喝酒。”
“可是，”我说，“我怕会打搅你们。”
不，他们非但没这么想，还硬逼着我和他们同去；他们很想也让我快活快活。阿尔弗雷多红着脸，热情洋溢，非要我喝酒，从他们老家带来的正宗意大利红酒。这些人可都是说一不二的性格。
于是，我就去跟老板娘商量。她说，我必须在十二点以前赶回客栈。
那天晚上天特别黑。马路下面河水奔流不息，河对岸有座大厂，从厂房倾泻而出的微光荡漾在水面上。透过窗口的亮光，可以看见黑魆魆的机器正在运转，而旁边就是意大利人居住的宿舍楼。
我们一行人穿过纷乱、苍莽的野村，下到河边，再翻过小桥，然后爬上了陡峭的山坡——我傍晚来村里走的就是这条路。
终于，我们到达了咖啡馆。这家店和德国客栈果然大不相同，可是，也不太像意大利风格。店里面灯火通明，桌上铺着红白相间的桌布，一切都那么崭新又干净。老板就在店里，还有他女儿，一个漂亮的红发姑娘。
大家立刻亲切地互致问候，就像在意大利一样。但同时，那里面又响起另一个调子，一点微弱而矜持的回声：这些人似乎不太接触外界；他们总是蜷缩在自己的小圈子里。
阿尔弗雷多觉得热，于是脱下了外套。几个人围着一张长桌随意坐下，红发姑娘端来一夸脱的红酒。别桌的人都在玩牌，那种很特别的那不勒斯纸牌[230]。他们说的也是意大利语。于是，这瑞士的寒夜里便多出了一点意大利的热闹与温馨。
“你到了意大利，”他们对我说，“请代我们向她致敬，向太阳和大地致敬。”
说完，大家一起为意大利举起酒杯。他们说出了想要让我捎带的问候。
“意大利的太阳啊太阳。”阿尔弗雷多深情地说道。我发现他早已嘴角湿润，似醉非醉。
这让我想起了恩里科·佩瑟瓦利，还有他在《群鬼》最后那可怕的呼喊：
“太阳，太阳！”
于是，我们便聊了一会儿意大利。看得出来，这些人对故乡满怀着深深的思念，哀伤却又难言。
“你们没想过回去吗？”我想要他们明确回答我，“有朝一日回到故乡？”
“嗯，”他们说，“要回去的。”
可是，听那口气似乎有所保留。我们聊意大利，聊那里的歌曲和狂欢节，聊那里的吃食，玉米糕和盐。他们见我假模假式地用勒线切糕，全都笑坏了，因为这让他们想起了故国的南方，钟楼上悠扬的乐声，耕耘后田间的饮食。
然而，那笑声里却又夹杂着隐隐的伤痛、鄙薄与耽爱。一个人被剥夺了过去及其种种，自然会有这样的感受。
他们热爱那片故土，但却再也不会回去。他们全部的血液、全部的感觉都属于意大利，渴望意大利的天空，渴望那里的乡音，还有感性的生活。没有了感觉，生活很难继续。他们的心智并不发达；理性上，他们仍是长不大的孩子，天真、可爱、近乎脆弱的孩子。但在感性上，他们已经成年，丰富、圆满的成年。
然而，一朵簇新的小花，饱含着新的精神，却在他们的心田挣扎待放。意大利社会的底层向来信奉异教、崇尚感性；其最强大的象征便是性。孩子其实是个异教的象征：它象征人类如何以生殖实现永生的胜利。在意大利，十字架崇拜从来都不那么稳固，属于北方的基督教也从未在这里有过什么地位。
如今，北方正在反思它的基督信仰，试图将它全盘否定，而意大利人却在奋力反抗那仍在主宰他们的感性精神。欧洲的北方，不论是否痛恨尼采，都在呼唤并践行着酒神的狂欢精神，而南方却在努力摆脱狄俄尼索斯，摆脱生命对死亡的战胜与肯定，摆脱以生殖达致不朽的信仰。
可以想见，这些意大利的儿女永远都不会返回故乡。对于保罗、“硬汉”这样的人来说，当初的逃离只是为了日后的回归。旧传统的势力实在太强大了。爱国精神也好，乡土观念也罢，不管叫什么，都是异教旧思想在作祟，都是对“生殖以致不朽”观念的肯定，都是对基督教“克己、博爱”的反动。
可是，“约翰”和这些流落异乡的意大利人一样：他们都属于年轻一代，没想过要回去，至少不想回到那个古老的意大利。虽然免不了痛苦挣扎，虽然要绷紧每根神经，畏避北欧与美国那冷漠、垂死的物质主义，但他们仍然愿意为了别的向往忍受这一切。由于常年蜷缩在阴晦、苦寒的瑞士山谷，常年在工厂里卖命，所以肉体必然会经历一次死亡，就好比当初“约翰”在街上与地痞搏斗。但这肉体的死亡里，自会生出一种新的精神来。
就连阿尔弗雷多也遵从了这一新的历程。虽然本质上完全属于“硬汉”那一类，但他却是感性的，不注重思想。但因为受了约瑟夫的影响，他又一蹶不振，并且对这新的精神隔膜起来。
很快，大家都喝得微醺。这时，那个约瑟夫开始来找我说话。他心头有一团不灭的火焰，燃烧、燃烧、燃烧，那是心灵的火焰、灵魂的火焰，一种清新、透亮的东西，连温柔、感性的阿尔弗雷多都被它俘虏了，更别说智性较为健全的其他人。
“这位先生，你也知道，”约瑟夫语重心长地对我说；那声音细若游丝，恰似灵魂的低语，“男子汉四海为家。意大利政府与我们何干？政府算什么东西？它只会叫我们替它卖命，剥削我们的工资，送我们上战场——有什么用？要政府有什么用？”
“你当过兵？”我插嘴问道。
他没有，他们都没有；而这也正是他们不能回国的原因。如今，既已知道个中缘由，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一说起热爱的祖国，每个人都吞吞吐吐的。他们永远舍弃了故乡，舍弃了父母。
“政府能做什么？他们就知道抽税、养军警、修马路。可是，我们没军队也照样活，没警察自己也能管，没马路自己也会造。政府是个什么玩意儿？谁需要它？只有那些贪赃枉法、图谋不轨的人才需要吧。这根本就是他们为非作歹的工具。
“为什么要有政府？在这个村里，有三十户意大利人。他们没政府管，意大利政府想管也管不到。大家住在一块儿，可比在国内快活。钱赚得多，人也自由，没有警察管，也没有那些破法律。大家互帮互助，没一个受穷的。
“这些政府凭什么总是一意孤行？假如我们都是意大利人的话，昔兰尼加[231]根本就不会打起来。干坏事的都是政府。他们说一套、做一套，完全不顾我们的想法。”
其他人本来喝得醉醺醺的，瘫坐在桌边，可一听到这番话，全都吓得变了脸色，就像不知道做错什么事的孩子。他们开始坐不住了，转过身去，做出近乎痛苦难忍的手势。只有阿尔弗雷多把手搭在我手上，笑得乐不可支。他只要甩一下他那结实的胳膊，就能把政府一拳打翻在地，然后就可以尽情放肆——随心所欲。他看着我笑得十分灿烂。
虽说是酒后吐真言，可约瑟夫却很有耐心。相比于阿尔弗雷多的温润与俊朗，他淡然的明净与美就如同天上的恒星。他望着我，耐心地等待。
可我并不希望他继续，也不想回应他的话。我能感受到他身上的那种新精神，独特、纯粹，还略有些惊人。他想跟我要什么东西，可我却给不了。我的灵魂在某处恸哭，无助得像个夜啼的婴孩。我答不上来，我无法回应。他眼巴巴看着我，看着我这个英国人、读书人，似乎想要得到个确证。可我实在无能为力。我知道那思虑的无邪纯净，知道一种真正恒星般的精神在诞生之前要经历怎样的阵痛。可我无法证实他的话：我的灵魂无法回应。我不相信人会日臻完善；我不相信人会和谐无间。这只是他的信仰，他的那颗恒星。
午夜将至。有个瑞士人进来要喝啤酒。几个意大利人又聚拢来，谁也不说话。时间不早了，我得走了。
他们热情地跟我握手，十分真诚。他们对我寄予了无言的信任，把我视为某种高深知识的代表。然而，约瑟夫的脸上自有一种坚定不拔的刚毅，一种执着的信念，即便在失意、受挫的时候。他送给我一份日内瓦出版的无政府主义小报，记得名字就叫《无政府主义者》。我瞥了一眼，发现是意大利文的，简单、幼稚，很有煽动性。原来，这些意大利人都信仰无政府主义。
我在瑞士浓重的夜色里疾行，翻下山，走过小桥，踩着崎岖不平的石子路。我不想思考，也不想知道。我想叫停所有的活动，将一切凝固在此刻，限定在这奇遇里。
我一路跑到客栈门口，正要拾级而上，突然发现一旁暗处有两个人影在晃动。他们轻声互道晚安，然后就分开了。姑娘转身要去敲门，而那男的则已消失在茫茫夜色中。原来，这姑娘就是老板娘的侄女；她刚才是在和心上人说话呢。
客栈的门已经锁了，我和姑娘等候在门外的石阶上。午夜的天一片漆黑，坡下流水汩汩作响。这时，就听过道里有人大喝一声，像气急败坏的呵斥，而门闩还插在门上。
“客人等在外面呐，那位外国来的先生。”姑娘喊道。
门里面又是一通怒骂，那是老板的声音：
“就外面待着吧。这门我再也不开了。”
“人家房客等在这儿呢。”姑娘重复道。
说完，就听里面又有了动静。大门突然洞开，老板一下子冲到我们面前，手里挥舞着扫帚。这情景在半明半昧的过道里看着尤其诡异。我茫然望向门口。老板瞪着我，像中了邪似的，一把扔了手里的扫帚，瘫软下来，可嘴里还在不停地咕哝，疯疯癫癫的，也不知道说些什么。然后，他又捡起地上的扫帚，开始放声大哭。
“你回来晚了，门关上就不再打开。我要报警，让他们来。说好的十二点；十二点关门，过时不候。谁要回来晚了，就别想进门——”
他一直这么咆哮，嗓门越来越大，连厨房里都听见了。
“回来啦？”老板娘冷冷地问了一句，然后领我上了楼。
这是间临街的客房，收拾得挺干净，只是屋里放了一只盥洗用的大罐子（以前盛装过猪油或者瑞士牛奶），实在大煞风景。不过，好在床铺倒还过得去，而这才是最最要紧的。
我人在屋里，可还是能听见老板在嘶吼。另外，还有个冗长、持续的重击声，砰、砰、砰，也不知从何而来。我因为睡在里屋，得穿过两张床那么宽的外屋，才能走到房门口，所以也不太清楚具体的方位。
但我还是迷迷糊糊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醒来，在大罐里洗漱完毕。我望见街上几个来往的行人悠闲地徜徉在周日的晨光里，感觉就像回到了英国。然而，这也正是我避之唯恐不及的。街上见不到一个意大利人。一座厂房矗立在河边，粗犷、庞大又阴沉；黯淡的石砌宿舍楼就在近旁。除此以外，整个村子就只剩下一条零落的瑞士小街，几乎完全不受外界的影响。
早上，老板恢复了平静和理性，甚至还更友好了一些。他很想跟我聊天，一开口就问我在哪儿买的靴子。我告诉他是在慕尼黑。他又问花了多少钱。我说，二十八马克。他对我的鞋印象深刻：这么好的靴子，这么柔韧、漂亮的皮革，他已经好久没见过了。
这一说我才明白，原来是他替我擦的靴子。我甚至能想见他一边擦拭、一边赞叹的样子。我其实挺喜欢这老板的。想必，这曾经也是个爱幻想、心思细密的人。可现在，他整天喝得烂醉，早已不成个人样儿。我痛恨这个村子。
早餐他们预备了面包、黄油、一块重约五磅的奶酪，还有鲜甜、大块的糕饼。这些都很美味，我吃了心里非常感激。
这时，店里来了几个村中的年轻人。他们穿着礼拜天的盛装，很是呆板。于是，我又不禁想起礼拜天的英国，也是一样的正经八百，一样的煞有介事。倒是店老板反而敞开马甲坐着，衬衣下面隆起了大肚皮，一张老脸凑到前面，喋喋不休，问东问西。
几分钟后，我重又踏上了旅程。谢天谢地，路上没有一个行人，我总算可以远离人群了。
我不想看到那些意大利人，因为心里堵得慌，不忍再见他们。我是很喜欢他们的，但因为某种缘故，一想到这些人，想到他们将来的生活，脑袋就会跟钟表似的立即停摆。只要一有念想，心就好像被什么神奇的磁力惑住了，动弹不得。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没办法给他们写信，没办法想念他们，就连他们送我的小报也一直扔在抽屉里。我回意大利都好几个月了，可始终还没认真读过一次。但我时不时会浏览几行，一颗心也常常飞到他们身边，想念他们排演的戏，想念咖啡馆里的红酒，想念那个美好的夜晚。可是，只要回忆一触及他们，我整个灵魂就停摆了，失效了，无法继续。即便今天，我依然无法认真思考这一群人。
我不由自主地往回缩，不知道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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