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当年十字军东征凯旋，一直都是这个道理。比如文艺复兴时期，西天也一样被视为通向未来的拱门。至于今天，这仍是我们不二的选择：要么西行，要么南下。
即若由意大利步行至法兰西，一路上亦不免愁苦、伤怀，而向着意大利南行的旅程却总是如此令人开怀。一想到向西走，就算走到康沃尔，走到爱尔兰，精神都会为之一振。仿佛那磁极本就是西南—东北走向的；夕阳下，我们的精神都指向西南，因为那里是正极。穿行在瑞士的山谷中，虽然感觉阴晦、压抑，可是前进的每一步都闪着光和喜悦。
周日的早晨，我告别了意大利人栖居的那个山谷，疾行过河，然后一路朝卢塞恩[232]而去。背上行囊，翻山越岭，出门游历的感觉真好。可是路边的树林太密，我还不能尽享自由。星期天的早上，万籁俱寂。
两小时后，我登上了山顶。狭长的苏黎世湖就在眼底，远处低矮的山丘环抱着平坦的河谷，高低错落，犹如一张立体地图。我不忍心看，因为一切都太袖珍、太虚幻，感觉就像俯视一张巨大的地形图，让人恨不得想把它撕烂。它似乎故意横亘在我与现实之间，让我无法相信这是真的世界。在我眼里，这更像虚构的场景、捏造的伪物，更像在墙上的风景画，呆板的用色与线条掩盖了真实的美景。
我继续往前走，翻到山脊的另一侧，再次举目远眺。只见那边同样山岚缥缈，湖面波平如镜，但山势却要高一些，其中最壮观的当属里吉山[233]。然后，我就下山了。
山下农地肥沃，远近各有几处村落。教堂的礼拜刚结束，信众们正走在回家的路上。男人身穿厚呢黑衣，头戴老式的烟囱丝帽，手里拿着伞；女人们握着经书和伞柄，衣着丑陋不堪。街上尽是这些黑衣的男人和呆滞的女人，一切都笼罩在沉闷的周日气氛中。我很讨厌这样。这让我回想起童年的情景：每到礼拜天，大家就装出一副“正经”模样，古板又无聊，像紧箍咒一样束缚着自我。我憎恶这些身穿厚呢黑衣的长者，一脸的平正肃然，满怀虔诚地等着回家吃饭。我憎恶这些村庄给人的感觉，富足、安逸、洁净、稳妥。
靴子太紧了，两个脚趾被挤压得隐隐作痛。这是常有的事。此时，我已下到山间的一块宽浅、湿软的平地上。这里距村口约有一英里之遥。我在溪畔的石桥边坐下，撕开手帕，把脚趾包扎好。就在这时，只见两位黑衣老者腋下夹着雨伞，从村口向我这边走来。
我看到这些人就恼火，于是只得赶紧穿好鞋子，继续赶路，就怕被他们追上。我受不了这些人说话、走路的样子，生硬、世故，还总爱拐弯抹角。
没过一会儿，天竟然下起了雨。我当时正从一座小山上往下走，一看这情形，便索性坐到一棵矮树下，欣赏起枝叶上的雨滴来。而我也确实乐于待在那里，无家可归，无牵无挂，就蜷伏在那路旁的小树林里。我自觉就像那温柔的人，已经承受了地土。[234]几个男人竖起衣领从我眼前走过，雨水打湿了他们的肩头，原本的厚呢外衣因此愈加显得深黑。他们看不见我。我像幽魂一样透明、安全。我吃着在苏黎世买的食物，一边等着雨停。
这是个湿漉漉的周日下午。我走在丑陋不堪的马路上，目睹来往的电车，还有许多表情呆滞的路人。越接近小镇，那周日的萎靡与荒芜就越让人不堪承受。
湖上烟雾蒙蒙，岸边芦苇丛生。我绕湖走了一圈，突然别进湖畔的一栋小别墅，想讨口茶喝。在瑞士，每户人家的房子都可以叫别墅。
眼前这栋别墅里住着两位老太太和一只娇气的狗——她们不许狗把脚弄湿。我在别墅里很开心，又有美味的果酱，又有特别的蜂蜜蛋糕，喜欢得不得了。倒是两个矮小的老太太忙得团团转，像两片枯叶一直追着狗儿跑。
“怎么不放它出去？”我问。
“这天太潮湿，”两人回道，“怕它到了外面咳嗽、打嚏。”
“是啊，不带块手帕还真不行。”我说。
就这样，我们变成了知己。
“你是奥地利人？”老太太问我。
于是，我告诉她们：我从格拉茨来，我父亲是当地的医生。目前，我正在徒步游历欧洲各国。
我之所以这么说，一来是因为我认识个格拉茨的医生，他总是到处游荡；二来，我想换个身份，不想让老太太知道我是英国人。果然，我们马上变得无话不谈。
老太太的牙全掉了，可她们还是神秘地告诉我不少房客的事。以前有个男的，整天就知道钓鱼，每分钟都在钓鱼，连钓了三个星期，一天都没歇着。可是，有很多天都是一无所获。但他不管，还是继续在船上钓鱼。总之，两人絮絮叨叨，说的全是些琐事。接着，老太太又告诉我，她俩原先还有个妹妹，可惜后来死了。的确，这屋里还萦绕着那怅然若失的气氛。姐妹俩边说边抹眼泪，而我一个格拉茨来的奥地利人，居然也大为感动，甚至还把眼泪滴到了桌上。我替姐妹俩感到伤心，真想给她们一个吻，以示安慰。
“只有天堂才暖和。那儿不下雨，也没有人会死。”我一边说，一边凝视着潮湿的树叶。
然后，我就告辞了。本来是要在这家过夜的：我心里其实挺想。可我现在既然已是奥地利人，这么做恐怕就不妥了。
所以，我只好继续赶路，终于，在城里住进了一家极恐怖、极不堪的客栈。第二天，由山阴处攀上那丑陋的里吉山，在恶劣的旅馆里又住了一宿，然后才下山来到卢塞恩。我在山上遇见一个迷路的法国青年。他不会说德语，也找不到说法语的人。于是，我们就找了块石头坐下来，结交为好友。我保证将来一定去阿尔及尔的军营看望他：我打算从那不勒斯坐船去阿尔及尔。他把地址写在名片上，还说他部队里有朋友，到时候会介绍我认识；要是我愿意待一两个星期，大家还可以在阿尔及尔好好儿玩一玩。
比起里吉山，比起我们坐的这块石头，还有山下的湖水、远处的山峦，阿尔及尔可要真实多了。阿尔及尔很真实，虽然我从没去过；而这青年也将成为我永远的朋友，虽然他的名片我已经弄丢，他的名字我已经淡忘。小伙子是个公务员，来自里昂；这是他入伍前第一次出国旅游。说着，他还掏出“环游门票”给我看。最后，我俩还是分道扬镳了：他要登顶里吉山，而我则必须下山。
卢塞恩和卢塞恩湖——像包裹牛奶巧克力的糖纸——一如既往地令人生厌。我一晚都不能在这里待，于是便跳上轮船，一直坐到终点。下船后，找到一家很好的德国旅店，这可把我给乐坏了。
这店里有个又高又瘦的小伙子，脸膛被太阳烧得通红。我猜他是德国来的游客。这人刚进店，此刻正吃着面包、喝着牛奶。餐室里只有我们两个人。他拿着一份画报在看。
我见窗外轮船在湖上奔忙，一边还喷着蒸汽，于是就用德语问那人：“这船整晚都在这儿停靠吗？”
可他晃晃脑袋，头也不抬，只顾吃着他的面包和牛奶。
“您是英国人？”我问。
只有英国人才会把脸埋在牛奶碗里，才会惊慌得耳根发红、一直摇头。
“嗯，”他说，“我是。”
我一听那伦敦口音，差点儿吓一大跳。那感觉就像突然置身于伦敦地铁似的。
“我也是，”我说，“您打哪儿来？”
于是，他便开始向我娓娓道来，就如同将军讲解作战计划一般。他先翻过了富尔卡山口[235]，然后又步行了四五天，真可谓马不停蹄。这人不懂德语，也不了解这一带的山区，但还是独自一人上路了：他有两周的休假。他一路横渡罗纳冰河[236]，穿越富尔卡山口，再从下游的安德马特[237]步行至日内瓦湖。仅仅这最后一天，他就已经走了三十英里的山路。
“你这么走不累吗？”我惊讶地问。
他其实累坏了。脸被雪光灼得通红，再加上狂风的蹂躏，整个人早已疲惫不堪。在过去这四天里，他已疾行了一百多英里路。
“好玩儿吗？”我问。
“可好玩儿啦。我想走完全程。”他是这么想的，他也的确做到了。可天晓得这么做的意义何在。他打算在卢塞恩待一天，接下来还要去茵特拉肯[238]和伯尔尼逗留一天，然后启程回伦敦。
我真为他感到痛心：都已精疲力尽了，居然还在硬撑，还不服输。
“你怎么光走路呢？”我问，“这山谷里通火车，怎么不坐火车？值得吗？”
“我感觉挺值得。”他说。
可他实在已经劳累过度：眼圈发黑，视力模糊，就跟瞎了似的。写明信片的时候，他得把脑袋探出来，否则什么也看不见。但尽管这样，他还是没忘把明信片侧过一边，生怕我看见他写给谁。我可没那兴趣；我只是觉得他那些谨小慎微的动作颇像英国人的作风。
“打算几点动身？”我问。
“最早一班轮渡是几点？”说着，他掏出一本带有时刻表的旅行手册。他决定七点左右出发。
“这么早？”我反问。
他必须在预定时间到达卢塞恩，然后在傍晚前赶到茵特拉肯。
“回伦敦总该休息休息了吧？”我说。
他忽然瞥我一眼，态度有些迟疑。
我正喝着啤酒，便问他要不要也来点儿什么。他想了想说，还是再来杯热牛奶吧。老板走过来，问：“还要面包吗？”
他摇摇头，因为实在吃不起。他已经穷得叮当响，一分钱都得省着用。老板端来牛奶，问我这英国人什么时候走。于是，我就在他和老板之间帮着协调、沟通。然而，他对我的介入却稍感不适。他不想让我知道他早饭要吃些什么。
我很能体会那台社会的大机器是如何钳制着他。这个人在伦敦辛苦了一整年，每天挤地铁、拼命干，像个木头人似的。然后，凑足两周的假期，重获了自由，于是便带上旅行计划，带上刚好够用的旅费，跑到瑞士来。最后，再用剩下的钱在茵特拉肯买些礼物——小件的雪绒花陶器。我甚至能想见他如何带着礼物回国的情景。
他就这么来了，满怀无比的勇气，带着些许悲壮，一脚踏上了异国的土地。在这里，他要应付古里古怪的老板，而且除了英语，他什么语言都不通，荷包又实在有限。然而，他就是想要翻山越岭，横渡冰河。他走啊走，像着了魔似的，一直向前。而他的名字好像真的就叫“埃克塞西奥”[239]。可是，等真的到了富尔卡山口，他竟然只在山脊上走了走，也没翻到山那边，就直接沿老路下山了！我的天呐，真让人受不了。这不，他刚又从山上下来，打算回家了：上船、坐车、上船、坐车、搭地铁，一直回到那大机器里去。
社会的大机器不会轻易放他走，这他很清楚。于是，便有了这残忍的疲劳自虐，这残忍的毅力考验。我用德语问他问题，他居然都低着头喝牛奶，痛苦得不得了。更何况生平第一次出国，第一次独自徒步旅行。那该需要多大的勇气！
他的目光很深邃，眼里像是蕴藏着无比的勇气。可是，明天一早他就回家了。他要回家，他全副的勇气只是为了回家。虽然险些丧命，他还是要回去。为什么不回去？他已经痛苦不堪，就像戴着镣铐生活。但他却甘愿忍受，甘愿那样死去，因为那是他的宿命。
他累得瘫软在桌上，只顾埋头喝牛奶。然而，他的斗志却依然昂扬，依然坚定，尽管身体疼痛、虚弱，已经快撑不下去。我为我的同胞心痛如绞，绞痛直至滴血。
我不忍去体会同胞的处境：他和曾经的我一样，和几乎所有英国人一样，辛苦工作只是为了谋一条生路。他不愿屈服。他要趁假期徒步旅行，一直走，一直走，直到达成他的心愿。无论多么艰辛，他都不会停歇，不会丧志，不会气馁，哪怕一丝一毫。意志的命令身体必须执行，就算必须承受蹂躏与折磨。
在我看来，这完全是愚蠢的行为。我看了几乎快要潸然泪下。他去睡觉了。我漫步在黑沉沉的湖畔，一边和店里的姑娘攀谈着。这是个很温婉的女孩，正如这舒适、温馨的旅店。住在这里人会很开心。
第二天早上，天气晴朗，湖上碧波荡漾。预计晚间我将抵达这次旅行的巅峰。一想到这里，我就喜上心头。
那个英国人已经走了。我去入住登记里找他的名字。那字迹很端正，一看就知道出自文员之手。原来，他住在伦敦南郊的斯特里汉姆。我顿时有些讨厌他。这固执的傻瓜，居然那么拼死拼活地干。他所谓的勇气难道不正是怯懦的极致表现吗？这是多么顽劣的根性——竟然以自虐为傲，简直无异于下贱的印第安人。
旅店的老板过来找我聊天。这是个心宽体胖、非常客气的人。可是，我必须和颜悦色地把那英国人的事全告诉他；我要他为自己安逸的生活感到羞愧。然而，万万没想到，养尊处优的他居然回了我一句：
“嗯，的确是迈出了一大步啊。”
接着，我也重新踏上旅程，在雪峰的环抱中，向着谷地的高处进发。我仿佛一只昆虫，从幽深、寒冷的谷底向上爬啊爬，仰望山顶，但见皑皑的白雪。
这里早上有个家畜交易的集市，所以此刻路上全是悠游的牛群，有些脖子上还系了铃铛。所有的牛表情恬淡，只在眼里露出一点儿惊讶的神色，而牛角也会随之突然转动。路边、溪畔的草儿青翠碧绿。在我的左右两侧，陡峭的山坡纷纷投下了浓黑的暗影；巍峨、耸峙的雪峰上则是一片高天。
这里的村庄远离尘嚣，宁静、隐秘——遗世独立。正如旧时的英国乡村，它们绝世超尘，十分令人着迷。我在一家小店买了些苹果、奶酪和面包；那里什么都卖，什么气味都有，很有回到老家的感觉。
行行复行行，我渐渐地越攀越高，但怎么都走不出峰峦的阴影。这时，我便很庆幸还好不在阿尔卑斯山常住。山坡上的村落，还有那里的人们，似乎正在逐步下滑，一点一点，终将全部滚落到山下的河道里，被流水裹挟而去，直到最后汇入大海。那些散落的小村高悬于山坡之上，毗邻湿润、青绿的草甸，背靠茂密的松林，下临万丈深渊，头顶还有峥嵘的山岩。它们就像逼仄的流民安置地，岌岌可危。身处这无边的黑影中，你时刻都能感受到压迫与威胁；唯有偶尔透射进来的一缕阳光，如同打开了窗户——想在这里常住似乎很难。这地方让人感觉一切都是过眼云烟，似乎这里迟早会发生一场巨变，所有的山峰终将在自己的阴影里坠落。那山谷就像深陷的墓穴，而山坡则是崩坍的墙壁。山巅上绝世的白雪熠熠闪光，它仿佛象征了死亡，永久的死亡。
在那迷人的皑皑白雪中，似乎寄寓着死神。它投下层层的暗影，驱遣着滔滔的石流，不断俯冲下来，滚落到平地。所有的山民，坡上也好、谷底也罢，似乎就栖居在这奔腾的洪流之上，等待着死亡、崩坍与毁灭。
而崩坍的源头、死亡的机关正是头顶那巍峨的雪峰。在那里，山巅接引着九天的阴寒，纯白的冰晶不断凝结；这是生死对决的恒定焦点。也正是从那里，从那生死交叠的核心，雪白、闪亮，倾泻出万丈的洪流，奔向生命与温暖。而我们栖居在下面，却无法想象那向上的逆流，从冰雪的针尖奔向那难言的凛冽与死亡。
山下的人们，他们仿佛住在死亡的洪流里，那是生命的最后阶段，诡异、黯然。巨大的阴影笼罩在头顶，冰冷的水声萦回在耳畔，那是挥之不去的死亡。
由于长年生活在阴影中，生活在冰雪的喧嚣里，似乎连人都变得阴郁、污秽、残酷起来。在冷冽的空气里，没有花开花落，有的只是生命的不断繁衍。
然而，你还是很难在此感受到乡土人情。这里到处是旅馆和外国人，到处是腐食寄生的渊薮。邋遢的山民全都住在山坡上、岩缝中，寻常不容易看见。而在较为宽阔的谷地，人们也都还很怯生。可是，和外国游客接触多了，他们也渐渐学到一种新的腔调。至于城里和镇上，则完全已是生意人的天下。
我缓慢爬行了一整天，起先是沿着公路。只见铁道线迂回曲折，时而出现在头顶，时而又到了脚下。后来，我又走了山边的一条小路——这条路经过零星的农庄，甚至还穿过村里神父的花园。神父正在装饰教堂的拱门。他站在椅子上，沐浴在阳光里，手举一只花环，站着的女佣正在大声说话。
此处的山谷似较宽阔，山脉没有直逼而来，峰峦也更为疏朗。人行其间，感觉颇为愉快。单块石板铺成的小径顺着山势直冲而下；我独坐于路旁，心旷神怡。
山谷底下有个小镇，镇上某处竖着长长的烟囱，浓烟滚滚，也不知是工厂、采石场还是打铁铺。总之，我瞬间感觉像回到了家乡。
人类世界的邪恶与粗粝，工业世界的荒凉与残酷，正向着自然世界步步进逼。这一幕着实让人心痛。仿佛工业的普及就如同风化、干裂的过程，不断蔓延、不断破坏。但愿我们早日学会如何心怀天下，而不只是着眼于小处。
我穿过深谷里狭小、邪恶又粗陋的厂区；那里的积雪散发着永恒的光芒。我途经巧克力和旅馆的巨幅广告牌，然后越过山口的最后一段斜坡，终于来到了隧道口。格申恩村就位于隧道口，这里布满了纵横交错的铁轨，充斥着杂乱无章的观光别墅。环顾四周，到处是兜售明信片和车票的小贩，还有长满野草的废弃车厢。没想到，高山之巅竟也如此混乱、贫瘠。这又岂是久留之地！
于是，我便继续向山口进发。大路上、小路上全是形形色色的游客。而镇上来的人，不管走路、开车，全都横冲直撞，一点儿都不守秩序。这时，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我缓步独行在恢宏的岩壁间，跨过沉重的铁门，眼前一条公路顺着巉岩峭立的隘谷蜿蜒而下。这里就是山隘的咽喉。关口挂着一块牌子，那是为了缅怀在此阵亡的许多俄国人。
走出阴森的山口，一块平坦的高地映入眼帘。傍晚时分，天色已是铁青，空气中透着寒意。关隘之外，路两旁尽是广袤的荒野。我走在大路上，一步步向着安德马特逼近。
在这阴惨、荒凉的高原上，到处能见到士兵的身影。我路过军营，路过了第一批观光别墅。此刻，夜幕降临，眼前的街道逐渐显出破败、杂乱的面目。安德马特位于苦寒、荒芜的高地，它本是整个欧陆的桥梁。然而，当文明的商队行经此处，民居、旅馆、营房、公寓便都纷纷坍塌、倾覆——好像这里才刚发生过一场灾祸。
我买了两张明信片，在街上清冷的夕阳里填写完毕，然后拦住一名士兵，问邮局在哪儿。他给我指了路。在这里的邮局投寄明信片，感觉跟斯凯格内斯、博格诺[240]倒也差不多。
我原想在安德马特投宿一夜，可实在没办法。这整个地方过于原始、单调、杂乱，就像一辆搬运车翻倒在路边，大件家具倾泻而出，可是谁也不来收拾。我徘徊在街头，徘徊在夕阳里，很想找个地方过夜。街上有各种为游客提供食宿的广告，可是都不好。那种地方我进都不想进去。
这里街边的房舍每间都低矮、深檐，老旧得摇摇欲坠。无奈之下，我只好弃它而去。来到镇外，眼前又是一片旷野。这里的空气清澄、甘冽。路一旁是平坦的荒原，另一旁则是绵延的童山和深坳，放眼望去，处处点缀着残雪。可以想象，假如圣诞前后地上积起五六英尺的大雪，那时候来这里滑雪、滑雪橇该有多美妙啊。可是，这一切都需要雪。而到了夏天，你若再来看，这里将只剩下冬季残留的碎石与岩屑。
暮色渐沉，虽然积雪映照下的空气依然像玻璃般透亮。一轮明月挂在天空。一辆满载法国游客的大车从我身边驶过。喧哗的水声萦绕在耳畔，缕缕不绝，几欲令人癫狂。仿佛这就是时光流逝的声音，时而幽咽，时而湍急，时而百转千回，但却从不停留片刻。时间在永恒里奔涌，这便是瑞士冰川流动的声音，它嘲讽并摧毁着我们温暖的存在。
我趁着夜色来到某个小村。一座残破的城堡矗立在岔路口，像是被永远冰封了。眼前一条路沿山梁一直通往富尔卡隘口，另一条则绕至山的左侧，避开了戈特哈特隧道[241]。
我必须在村里过夜。就在这时，只见有个女人在门口张望，神色甚是慌张。看得出来，她在招徕顾客。我继续往前走，来到山上的小街。这里只有寥寥几间房舍，还有一家亮堂堂的旅店，全都是木头房子。一帮外地来的男人正站在门口大声说笑。
此时天色已黑，想在村民家投宿已很困难，况且我也不想打扰别人。于是，我便折回刚才那家旅店。那个东张西望的女人看似十分焦急，巴不得哪位游客能租下她的房子。
这是间干净又漂亮的木屋，足以抵御严寒。而这似乎也就是它唯一的作用：避免房客遭受寒流的侵袭。屋内的陈设十分简朴，除了桌子、椅子、光秃秃的木墙，再没别的东西。人住在里面感觉既温馨又安全，就像度假小屋一样，完全与世隔绝。
那个怯懦的女人迎上前来。
“还有床位吗？”我说，“我想在这儿住一晚。”
“有，还有晚餐！”女人回道，“您要来点儿汤、蔬菜和煮牛肉吗？”
我点点头，坐下来默默地等。这里基本听不到冰川的声音；无声的寂静似已冻结，屋子里空荡荡的。那女人走过来走过去，盲目、仓促，像是在本能地对抗着寂静。这凝定的岑寂几乎可以触手感知，正如眼前的墙壁、火炉，还有那铺着白色美国油布的桌子。
这时，她忽然又出现在我面前。
“您要喝点儿什么？”
她眼巴巴地望着我，口气很是谦卑，急促的语调中带着一丝乞求的意味。
“葡萄酒还是啤酒？”她问。
我怕是受不了冰冷的啤酒。
“来半瓶葡萄酒吧。”我说。
我知道她会一直缠着我。
不一会儿，她端来了酒和面包。
“吃完牛肉以后，要不要再来个煎蛋卷？”她问我，“煎蛋卷配干邑白兰地——我做的蛋卷可好吃啦。”
我知道这下得破费了，可还是点点头。不管怎么说，走了这么长的山路，何不犒劳一下自己呢？
说完，她又走开了。我边啃面包，边饮美酒，坐享着纯然的孤绝与静寂。我仔细谛听，耳边只有微弱的溪流声，于是不禁自问，我为什么会在这里？在这阿尔卑斯山的山脊上？在这点了灯的封闭木屋里？我为什么会在这里？
可是，我居然感觉很愉快，甚至有些欣喜：多么寂静、美妙的寒夜，多么澄澈、透明的孤绝。这是一种恒久不破的境界：我身在世界的高处，呼吸着冰冷、滞重的空气，孤身一人，了无羁绊。伦敦远在我的脚下，英国、德国、法国在更遥远的远方——沉沉夜幕下，它们是那么不真实。想来也是一种悲哀，此刻，这底下扰攘的尘世竟也如此虚幻。你在静默中俯视它，仿佛一切都微不足道——广大但却毫无意义。既是如此的尘寰，那么，何不悠游其间？
这时，那女人端来了热汤。我问她，夏天来这里的人很多吧。不料，她没回答我就被吓跑了，快得就像风中的一片树叶。不过，好在那汤倒是真的很美味，分量也给得足。
过了许久，下一道菜才端上来。只见她把托盘往桌上一放，直视着我，然后又别过脸去，畏畏缩缩地说：
“请您千万原谅——我耳背——不怎么听得见。”
我瞥了她一眼，也有些惊讶。这女人因为自身的缺陷痛苦、畏缩。我疑心她是否被人欺负过，或者只是怕客人会不喜欢。
她摆好碗碟，又在我面前放了一只餐盘，匆忙、紧张，然后像受惊的母鸡一样又溜走了。此刻，疲惫的我真想为这个女人痛哭，为这个由于耳聋而惶恐、怯懦的女人痛哭。这房子里虽然有她，可依然空荡、寂静。又或许，正因为她听不见，所以才多了一分沉寂与凄清。
煎蛋卷端来的时候，我大声对她说：“汤和肉，都很好吃。”她紧张地直发抖，回了一句“谢谢”；就这样，我总算跟她说上话了。这女人和大多数聋子一样，本来好端端的，就因为害怕听不见，反倒畏首畏尾的，失去了自信。
她说话很柔，有外地口音，也许真的就是外国人吧。我问她问题，可她却误解了，而我又不忍心去纠正她。我只记得，她说这旅店冬天经常客满，尤其是圣诞前后。那些人都是来滑雪、游玩的，其中有两个英国姑娘就喜欢住她这里。
一聊到这两位，她就特别动情。可说着说着，突然害怕起来，然后又溜走了。我吃着煎蛋卷，品着好酒，抬头向街上望去。只见外面一片漆黑，夜空里的明星闪闪发亮，我仿佛嗅到了雪的气息。这时，有两个村民打门前走过。我累坏了，不想再出去找旅店。
于是，我便索性投宿在这寂静的木屋里。我的卧房也是木头的，很小、很干净，但也很老旧。屋外溪水潺潺，我躺在松软的羽绒床垫上，仰望满天的星斗，凝视漆黑的四周，就这样，渐渐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早上醒来，用冰水洗漱完毕后，我又开心地上路了。喧哗的溪流上笼罩着一层冰雾，几棵瘦弱、稀疏的松树立在路旁。我吃过早饭一结账，发现总共花费七法郎——超支了。可是没关系，只要能在户外就行。
那天的天空特别蓝，早晨的空气也格外清冽，整个村子一片安详。我一路往山上爬，突然看到眼前有块路牌。我望了望富尔卡的方向，又想起那个筋疲力尽的英国人；此刻，他应该正在回家的路上吧。感谢上帝我不必回家，也许，永远都不必了。于是，我走了左边的那条路，开始向戈特哈特进发。
站在山巅，环顾巍峨的群峰，俯瞰山下的村庄和那破旧的城堡，眺望远处旷野上凋敝的安德马特小镇。此情此景，实在令人雀跃。我果真还要下山吗？
这时，我发现有个人也在阔步前进。定睛一看，原来是个小伙子，穿着马裤，戴着登山帽，衬衫外面系着吊裤带。他走起路来虎虎生风，吊在帆布包上的外套跟着一摇一晃。我见状不禁大笑，便放慢脚步等他，而他也马上朝我这边走来。
“你是要去隧道吗？”我问。
“对，”他回道，“你也去那儿？”
“是啊，”我说，“那咱们一块儿走吧。”于是，我俩在石楠丛生的山岩间觅得一条小路，继续赶路。
小伙子皮肤很白，长了一脸雀斑。他来自巴塞尔[242]，今年十七岁，在一家行李托运公司做文员——记得应该就是贡德朗兄弟公司吧。因为有一周的假期，所以他和那英国人一样，也打算出门环游一圈。不过，这人倒挺习惯走山路：据说，他还参加了运动俱乐部。你瞧他脚蹬厚钉鞋，雄赳赳、气昂昂，迈着大步，毫不含糊就攀上了山岩。
我们伫立在山口之巅，但见开阔的山坡上片片残雪，就像落自明净的高天。峡谷里满是滚落的乱石，溜滑光秃，大如房舍，小若鹅卵。一条马路迤逦其间，悄无声息，穿过这高山上的绝世荒凉，耳边唯有溪水在琤 作响。天心里，雪坡上，峡谷的乱石丛中，到处洒满了朝晖：这便是一切。我们正默默从北国穿越到南方。
可是，埃米尔就要坐火车回头了：等傍晚过了隧道，他会在格舍嫩[243]继续他的环游。而我将一路前行，跨越世界的屋脊，从北国进入南国，所以心情特别愉快。
两个人在缓坡上攀行了许久，眼看头顶的陡坡越变越矮，越来越向后退。天空似乎近在咫尺，而我们就行走在那苍穹下。
自此，峡谷也愈渐开阔，一片空旷之地映入眼帘：那是山口的巅顶。这里也有低矮的营房和士兵。我们听到枪响，于是便驻足观望。只见湛蓝的天幕下，微淡的硝烟从雪坡上腾起，几个渺小的黑影穿过雪地。接着，又是一记步枪的裂响，回荡在山巅的稀薄空气里，听来是那么干燥而不真切。
“太美了。”埃米尔大为赞叹。
“是啊，很漂亮。”我附和道。
“在山顶上射击，在雪坡上演练，这简直太棒了。”
然后，他开始向我讲述士兵生活是如何艰苦，操练任务又是如何繁重。
“你难道不想当兵吗？”我问。
“不，我想。我想当兵，我想服兵役。”
“为什么？”我追问道。
“为了锻炼身体和意志，为了变得更坚强。”
“瑞士人都很想当兵吗？”我又问。
“是啊——都很想。这对个人有好处，而且还可以团结大家。再说了，前后也就一年时间，挺合适。在德国得要三年，时间拖太长，不好。”
于是，我便告诉他巴伐利亚的士兵是多么痛恨服兵役。
“是啊，”他说，“德国人就这样。体制不同。我们的好很多；在瑞士，当兵是很快乐的事。我很想去。”
就这样，我们眼看士兵像一个个黑点，缓慢爬过高处的雪地，接着，耳边不时传来脆裂而诡异的枪响。
然后，就听有人在吹口哨，士兵们吵吵嚷嚷的。我们打算走平地，再翻过前方的桥。于是，两人加快脚步，从山坡下来，奔向远处那座修道院改建的宾馆。山顶上，湖边芦苇丛生，水面映现着幽蓝、透明的光。这真是一片奇异的荒地：湖水、泥沼、巉岩、山路，在山脊两侧雪坡的环抱里，在触手可及的天幕笼罩下。
这时，那士兵又开始大喊，也不知道喊些什么。
“他说，我们要是不跑，就别想过桥了。”埃米尔解释道。
“我可不想跑。”我说。
于是，我们只好匆忙向前，翻过了桥；只见桥上站着那个放哨的士兵。
“想挨枪子儿吗？”等我们走到近前，他怒斥道。
“不了，谢谢。”我说。
埃米尔脸色凝重。
“要是这会儿没过去，还得等多久？”他见我俩已经安全脱险，于是便问那哨兵。
“得等到一点钟。”对方回道。
“两小时！”埃米尔出奇地兴奋，“本来，咱们得在这儿再等两小时。他很火大，怪我们怎么不快跑。”说着，他哈哈大笑起来。
于是，我们阔步走过平地，来到了宾馆。进门以后，两人各点了一杯热牛奶。我说的是德语，可那俏丽的女侍者气质优雅却很高傲，她还是用法语回答我。她很瞧不起我们，把我们当废物、穷光蛋。埃米尔有些窘迫，可我们还是冲她笑笑。于是她恼了，在吸烟室里拉高嗓门，用法语说：
“Du lait chaud pour les chameaux.”
“她说‘给骆驼喝的热牛奶’。”我翻译给埃米尔听。小伙子听了又困惑又气愤。
然后，我敲敲桌面，招呼女侍者过来：
“服务员！”
她忿忿地走到门口。
“再来两杯骆驼喝的牛奶。”我说。
于是，就见她一把掳走桌上的杯子，什么话也没说，气鼓鼓地走开了。
然而，这次端牛奶来的却不是她，而是换了个德国姑娘。我和埃米尔见状不禁大笑，那姑娘也只好跟着苦笑。
出了宾馆，我们重新踏上旅程。埃米尔卷起袖管，放下衣领，然后敞开胸口，像是已经受不了了。也难怪，这时候正值晌午，日头特别晒。你别说，他背个大背包的样子，还真挺像那法国女侍者说的骆驼。
我们走的是下坡路。在距离宾馆的不远处，山势陡降，一道巨大的裂缝从山顶的洼地延伸下来。
由南坡下山要远比从北坡上山艰险得多，但也壮观得多。南坡的山岩嶙峋、陡峭，溪水飞流直下。那已不是连绵的水流，而是奔泻、喧哗的瀑布，落入远处黑暗的溪谷。
但在这艳阳高照的南坡上，山路蜿蜒迂回，绕了无数圈，总是又回到起点。爬坡的骡子就像推磨似的，一直在原地打转。
因为埃米尔非要走小路，所以我们便像瀑布般哗啦啦地一直往下冲，从高层跳到低层，只在其间稍事休息。
而且，这一旦开始，就再也刹不住。我们仿佛两块石头，不断颠簸着往下滚。埃米尔简直乐开了花。他一边弹跳，一边挥动着细瘦、白皙的裸臂，胸口渐渐变得绯红。这让他感觉像是回到了运动俱乐部。所以，我们就这样一路颠簸、下冲、腾跳。
南坡上阳光灿烂，蓊蓊郁郁的树丛、幽幽暗暗的山阴，简直美不胜收。这让我不禁想起歌德，想起那个浪漫的年代：
“你可知那柠檬花开的土地？”[244]
两个人跟随着奔腾的溪流，跌跌撞撞直奔山下的南国而去。然而，这么走终究太累人。我们在溪谷里行色匆匆，两旁全是耸峙的危岩。头顶的岩脊上杂树丛生，脚下的幽谷里林木葱茏。就这样，我们一直向下、向下。
渐渐地，溪谷越来越宽广，终于，开阔的谷口出现在前方。放眼望去，艾罗洛[245]已远在我们脚下，铁路从隧道口迤逦而出，整个山谷恰似一只丰饶而明媚的羊角。
可怜的埃米尔上气不接下气，似乎比我还累。这一路，他穿着大靴子横冲直撞，脚趾不免受伤疼痛。所以，一俟来到开阔的谷口，我们便放缓了脚步。埃米尔不说话了。
这谷口看似温驯而有古风，不禁令我遥想起罗马时代。我很愿意相信，古罗马的军团曾在此安营扎寨，而那啮噬灌木的羊群便是当时的遗种。
但就在这时，瑞士军队的营房却再次映入眼帘；我们再次陷入了枪响与军演的包围之中。埃米尔和我又饿又累，但我们仍然不徐不疾地走着。带的干粮已经吃完了。
非常奇妙的是，这世界的南坡晴朗、干燥又古老，简直与北坡有着天壤之别。或许，牧神潘就栖居在那烈日曝晒的山岩中，在那苍劲、阴翳的树丛里。你知道，这一切都在你的血液里，化为了纯粹而灿烂的记忆。所以，我便悠然向山下的艾罗洛走去。
山下的街道全都散发着意大利的气息。屋外阳光明媚，屋内阴晦幽暗。而且和意大利一样，这里的路旁也栽种着月桂树。可怜的埃米尔突然感觉自己来到了国外。他捋下袖管，收紧领口，重新穿上外套，竖起衣领。他突然脸色发白，神色变得异样，一种陌生感在心头油然而生。
我看见一家卖葡萄的蔬果店，正宗意大利风格，店堂里黑洞洞的。
“这葡萄怎么卖？”这是我到南方开口说的第一句话。
“六十块钱一公斤。”看店的姑娘说。
那葡萄果然好吃，就跟意大利酒似的。
埃米尔和我一边往车站走，一边尝着香甜的黑葡萄。
小伙子已经穷得叮当响，所以我们只好在车站找了家三流的小饭馆。他点了啤酒、面包和香肠，我点了汤、煮牛肉和蔬菜。
饭菜端上来，分量还真不少。我见女侍者正忙着给别桌上朗姆酒咖啡，便趁机给埃米尔也拿了一副刀叉和汤匙，好让他分享我的那份饭菜。那侍者——三十五岁的女人——转身回来，看到这情形，狠狠瞪了我们一眼。我抬头冲她憨笑，于是，她也只好报以会心的微笑。
“呵，看起来不错啊。”埃米尔窃喜道。他这个人就是这么腼腆。虽然那只是一家车站的饭店，可我们俩竟然吃得很开心。
吃完饭，两人往月台上一坐，动也不动，等着火车进站。这地方很像意大利，连等车都那么融洽、愉快；明媚的阳光下，热闹的世间一片祥和、温馨。
我决定花一法郎来趟火车之旅，于是便选好目的地，买了车票。我买的是三等座，票价一法郎二十生丁。过了一会儿，车来了，我起身和埃米尔道别。他一直向我挥手，直到我淡出视线。很遗憾，他必须在此返回，虽然他其实很想继续前行。
火车在提契诺河谷[246]里行驶了十几英里。一路上，我始终迷迷糊糊的，只记得对面坐了两个胖墩墩的神父，都穿着很女气的黑衣。
出了车站，头一回感到这么不舒服。我怎么在这偏僻的地方下车？难道接着要改走那荒凉的公路？我不知道。但我还是开始挪动脚步。晚饭时间快到了。
这些意大利的公路，崭新、规整，完全属于机器生活。世上再没有比这更恐怖的了。从前的马路一路都是好景，到达只是它婉曲的目的，而眼前的这些新马路却死气沉沉的，比全世界的废墟还要荒凉。
我在提契诺河谷里一路跋涉，朝着贝林佐纳[247]的方向。河谷或许很美丽吧：我不知道。我只记得那条公路，宽阔、崭新，时常与铁道并行，经过采石场、零星的厂房，还有大小的村庄。一路上，满目都是污秽、肮脏，到了不堪设想的地步。而且，这污秽已经渗透到意大利人的生活中，假设此前并非如此的话。
举目四望，到处都是采石场、制造厂，成片的宿舍楼突兀地耸立在路边，高大、灰暗、荒凉。楼前的台阶上，脏兮兮的孩子正在玩耍，脏兮兮的男人在一旁懒散地瘫坐着。一切仿佛都处于重压之下。
走在提契诺河谷的公路上，我再次感受到这新世界的恐怖，感受到它的悄然降临。这感觉在郊区、在城市的边缘尤为强烈：随着房屋的步步进逼，土地正在遭受破坏。在英国，情况也是如此。然而，相比于在意大利公路上感受到的恐怖，这都不算什么。你看那些四四方方的建筑，像盲目的庞然大物，从受伤的土地上陡然而起，周身散发着一种恶毒的气息，残害并毁灭着生命。
一切似乎就发生在农民背井离乡、进工厂上班的那一刻。这之后，整个变化便渗透到每个角落。如今，生活已经变成出卖自我的奴工：修桥铺路、采石挖矿，这些都已沦为毫无目的、毫无意义的苦役。每个人只是忙着自己的工作；除了赚钱和摆脱旧体制，再也没有其他目的。
这些意大利的苦工从早做到晚，将生命全部耗费在无聊又粗暴的苦役上。他们是世界的苦工。他们埋头苦干，对周遭的世界全然不顾，对尘土与丑恶熟视无睹。
整个社会架构似乎正在坍塌；在崩解的过程中，所有人都在不停地盲动，就像奶酪里蠕动的蛆虫。公路、铁道相继建成，石料、矿产大量开采。然而，可怕的是，整个生活的机体、整个社会结构却在以一种风化、腐烂的方式慢慢裂解。似乎，我们最终将只剩下一套发达的公路、铁路和产业系统；与此同时，一个乱世正在这些造物之上孕育诞生。人类亲手打造出一个钢铁的躯壳，然后，便任凭社会的机体在其中破碎、朽坏。这是极为骇人的领悟，而这样的恐惧我在意大利的新马路上感受尤为强烈。
对我而言，提契诺河谷的这段回忆就仿佛一场噩梦。不过，所幸我终于在夜色中抵达了贝林佐纳。站在闹市的中心，你仍能感受到鲜活的传统。因为只有在极端情况下，譬如风干与腐化，传统才会分崩离析。
第二天早上，当我离开贝林佐纳的时候，恐惧感再度来袭：崭新、邪恶的公路，簇拥的四方大楼，躁动不安的苦工。只有看到开车进城的果农，才叫人稍觉安慰。可是，我也惧怕这些人，因为同样的精神也已侵入他们的内心。
在瑞士，我再也快乐不起来，就算品尝美味的黑莓，就算来到洛迦诺[248]，就算欣赏着马焦雷湖[249]的美景。我内心郁积着深沉的恐惧，惧怕那太过残酷的崩坏与分裂。
路过一家小客栈，主人特别好客。他走进自家花园，把时鲜的葡萄、苹果和桃子连叶摘下来，一股脑儿堆在我面前。这是个意大利血统的瑞士人，从前在伯尔尼的银行上班；如今退休在家，买下父亲遗留的房产，过上了逍遥自在的生活。此人年纪五十上下，每天只管莳花弄草，把客栈全都交给女儿打理。
他拽住我，聊意大利，聊瑞士，聊工作，聊生活。他退休了，自由了。然而，那自由也只是名义上的，只是摆脱了工作的奴役。他深知，自己终于逃离的制度仍将存在，并且会吞噬他的子子孙孙。他自己多少躲进了旧时的生活。可是，当和我一起走上山坡，眺望远方卢加诺的公路，这时他便立刻发现，其实这旧秩序也在一点点破裂、瓦解。
他为什么和我聊这些？好像我满怀着什么希望似的，好像我代表了什么正面的真理，足以抵抗那从山下步步进逼的负面真理。我又害怕起来，于是在马路上加快了脚步，匆忙经过林立的房屋，那灰暗、粗糙、从腐坏里长出的结晶。
我看见有个姑娘裸露着一双美腿，脚踝跟铜片似的在太阳下闪闪发光。她正在葡萄园边上的地里干活儿。我瞬间被她美丽的胴体迷住了，于是便驻足观看。
然后，她开始冲我叫喊，我听不懂那口音，只觉得她是在取笑我、捉弄我。她的声音很沙哑，而且充满了挑衅。我心里发怵，只好继续赶路。
我在卢加诺住的是一家德国旅馆。记得那时坐在湖畔暗处的长椅上，望着树下、路灯下往来的游人漫步于湖滨。我至今仍能想见那一张张脸：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意大利人。似乎这里，这个度假胜地，正是一切崩溃的要害、裂解与腐坏的中心。那些在湖滨徘徊的人潮干裂、易碎；那些出入于酒店的男女，看似衣冠楚楚，实则居心不良。普通的访客、闲散的游人、工匠、青年、城里人，大家都在纵情调笑、揶揄。而这简直荒淫、邪恶到近乎下流。
我在这群人中间坐了很久，脑海里一直浮现出那个古铜肤色的姑娘。最后，我起身回到旅馆，在休息厅翻了一会儿报纸。这里和湖滨一样，森然恐怖，虽然感觉没有那么强烈。
然后，我就上床了。这旅馆就建在斜坡的口子上，也不知为何至今未曾发生天灾，将那些山全部推倒。
次日清晨，我沿着湖岸散步，想找艘轮船渡我到终点。要说这卢加诺湖，其实并不美，不过是风景如画罢了。我想，当年罗马人兴许来过这里。
然后，我便坐船来到湖区的下游。上岸后，沿铁道一路走，突然见一帮人在大吼大叫。他们拽住一头浅白、高大的公牛，正要给它钉蹄铁。悬在半空的公牛又是猛踢、又是冲撞，死也不肯就范。只见它那苍白、软滑的躯体奋力挣扎着，刚烈、激愤，不停抽搐，而一旁的男女却用绳索勒住它，拼命往下摁。我觉得这情景实在太诡异。然而，那公牛一直扭动、翻腾，有几个人根本缚不住它。于是，大伙儿只好退到路边；地上剩下一摊滚烫的牛粪。这时，公牛又开始挣扎、扑腾，围观的男子也跟着一起嚎叫，半是得意，半是嘲笑。
我实在不忍心看，只好继续赶路。这段路也到处尘土飞扬，但却没那么恐怖，也许是比较早建成通车吧。
基亚索[250]是座沉闷的小城。我在城里喝了杯咖啡，然后就去海关看那进出的人潮。瑞士和意大利的海关办事处相距仅咫尺之遥，每个人来这里都必须停步接受检查。我走进办事处，把帆布背包打开给工作人员看，随后便跳上有轨电车，直奔科摩湖而去。
电车上多是衣着讲究的女人，时髦却很矜持。她们有的坐火车刚到基亚索，有的则一直在市中心购物。
到了终点站，在我前面下车的姑娘把阳伞忘在了车上。我自知灰头土脸，容易被人当作筑路工。可是，我却忘了该什么时候下车。
“抱歉，这位小姐，”我叫住那姑娘。她回头鄙夷地瞪了我一眼——“呵，原来并不是什么贵小姐啊，”我一瞧她那样子，自言自语道——“您把阳伞忘车上了。”
只见她一转身，向座位狂奔而去，跟丢了魂似的！我站在旁边，目睹了她的一举一动。然后，她走到马路上，往树荫下一站，呵，还真是个倔丫头。
我对科摩湖的观感和对卢加诺一样：当年罗马人来到的时候，这必定是个美妙至极的所在。可如今，这里别墅林立，依然美妙的或许只剩下那日出了吧。
随后，我坐船到了下游的科摩，晚上投宿在一家石窟模样的老客栈，那地方很不错，人也非常亲切。第二天一早，出了客栈，到城里逛了一圈。先是那科摩大教堂，祥和与古朴之中依然焕发着昔日的光辉。接着又到了市场，发现有人在批发贩售栗子，一堆堆、一袋袋鲜亮、棕色的栗子，买卖的农民都很起劲。我在想，大概一百年前，科摩这地方就已相当繁华，而如今它更成了国际大都会。于是乎，教堂逐渐沦为古迹，博物馆变成了景点，到处弥漫着享乐至上的铜臭味。我不敢再冒险步行去米兰，所以就坐上了火车。周六的午后，闲坐在米兰的大教堂广场[251]，手捧一杯金巴利苦酒，旁观周围的意大利城市人纵情地饮酒、谈笑。我发现，这里的生活依然蓬勃而有生气，但崩解的力量也同样强大。五光十色的花花世界占据了人的身体与心灵。然而，一切都在散发着同样的恶臭：一切都在机械化，人类生活的全盘机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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