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2世纪的特洛伊战争，毁灭了特洛伊也削弱了迈锡尼，使早已集结在北希腊的多利亚人得以乘虚而入，迅速征服除雅典外的中希腊和伯罗奔尼撒半岛，包括迈锡尼城（灭于公元前1125年）。由于入侵前的多利亚人还处于氏族部落阶段，入侵后他们竟弃城而居，继续过一种简朴的村落生活，历史反而从迈锡尼奴隶制文明倒退了。成书于公元前750年左右的《荷马史诗》，描述了特洛伊战争前后的历史和故事，因而在历史上把多利亚人入侵的时期，称为“荷马时代”。但多利亚人的入侵并不都是消极的，因为他们带来了铁器（铁斧、铁锯、铁锄等）和冶铁技术，这对希腊以后造船业和冶铁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动力。此外，由于多利亚人的挤压，许多原生活在希腊本土的族人被迫外移到附近岛屿，如克里特岛、罗德斯岛、塞浦路斯以及小亚等地，并在那里建立了大量移民区或移民点，这为以后希腊文明的兴起准备了条件。
从公元前800年起，在大约300年之内，希腊文明进入了一个重要时期，这就是希腊城邦（Polis）的兴起，即以城市或村镇为中心形成大批奴隶制小国。希腊城邦兴起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最早的城邦是由移民在小亚和爱琴诸岛建立的，接着是希腊本土各部落以城镇为中心联合建邦，第三类城邦是希腊城邦殖民运动的产物。前两种城邦散布于传统的所谓“希腊世界”，到公元前750年左右已有上百座之多，它们以腓尼基字母为基础创造了自己的文字，各邦有共同的节日和纪年。参与殖民城邦创建过程的有44个城邦，它们共建造了这类殖民城邦139座，散布于地中海四周及其岛屿，包括爱奥尼亚的加尔西斯和厄津特里亚，意大利波提库萨和库美城，远到北非、埃及和里海沿岸。著名的有叙拉古、马富、昔兰尼、拜占庭等等。对于希腊人来说，地中海就像一个扩大了的爱琴海，如果说希腊本土是他们的第一座历史舞台，爱琴海是他们活动的第二座历史舞台的话，那么地中海就是他们的第三座历史舞台。城邦形成的背景和方式决定了希腊城邦的特点：（1）小国林立，一般城邦方圆不过数十里，人口不过万余。（2）政治民主，因为它的政体是在军事民主制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普遍实行共和制。（3）奴隶制普遍而分散，因为小农和手工业者是城邦的支柱，一般只拥有奴隶三四名。（4）它的开放性，因为城邦主要的经济活动是工商业而不是农业，对外联系是其生命线。但贵族和平民的力量一旦失衡，也会给城邦的民主政治带来威胁，公元前7世纪至前6世纪一度出现的僭主政治就是如此，僭主即依靠武力僭越夺权的独裁者。像科林斯、墨加拉、西多温等都经历过僭主制。
在希腊众多城邦中，斯巴达和雅典比较特别。据传说，多利亚人入侵时，指挥官赫拉克利斯有三个儿子，其中两个都得到了一份土地供其统治，只有老二因为阵亡无法得到，但这份土地最终由他的两个儿子所得，这个地方就是斯巴达。所以“双王”统治成了斯巴达的传统。又据说，建国之初，为了把“双王”确立为斯巴达的传统，立法者来喀古假托了一份神谕，这份神谕说：“要为宙斯神和雅典娜女神建立神庙，要组成新的部落和选区，建立包括两国王在内的30人议事会，按季节召开民众大会；议事会向大会提建议并宣布休会，公民们皆参加大会并有决定权。”当时斯巴达的立法制度，基本上就是按它制定的。但有一条不在“神谕”之内，即规定它的公民特别是成年男性公民，必须过脱离生产的军营般的集体生活；而把分配给公民的份地交由希洛人（即国家奴隶）耕种，耕种者按规定向主人交纳谷物，土地和产品都不准买卖。这虽然带有原始“平等公社”的色彩，却使斯巴达拥有了“无敌”的军队。以此为基础，它先后两次发动对邻邦麦西尼亚的战争，到公元前6世纪下半叶，整个伯罗奔尼撒都已在斯巴达的控制之下，形成“伯罗奔尼撒同盟”。
和斯巴达一样，雅典也是在公元前9世纪建国的，创始人是提秀斯。它是一个以协议方式立国的城邦，最初包括了4个部落。当时虽然有着王权，但主要权力在中央议事会手里，而平民虽然可以参加公民大会，但法律严禁平民当官。公元前8世纪时，王权进一步削弱，因为城邦的首脑已是执政官而不是国王，国王只是执政官之一（称王者执政官）。执政官数目最后稳定在9人。执政官制是氏族贵族的胜利，标志着贵族寡头统治的开始，公民大会的作用也降低了。但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工商业奴隶主加入了平民的队伍，使平民与贵族的矛盾日益突出，并引发了公元前632年基伦企图利用平民对贵族的不满，暴动夺权的事件。在这种情况下，在平民的支持和推选下，出身贵族兼商人的梭伦出任“执政兼仲裁”，于公元前594年主持雅典改革。他的改革有三：一是颁布“解负令”，解除平民一切债务，并取消债务奴隶制；二是以500、300、200和200以下麦斗为收入标准，把公民分为四级，规定第四级不能担任官职但可充当陪审员；三是另立四百人院，由4部落各选100人组成，凡公民皆可入选，四百人院负责为公民大会拟定议程，准备和预审提案。这就扩大了公民的参与权，以致出现了在10名执政官中贵族和平民各占一半的情况，但这些人立即分成“平原”、“山地”和“海岸”三派，分别代表贵族、农民和工商业主利益。而野心家庇西特拉图也得以利用矛盾，指使私人卫队占领雅典卫城，当了雅典的僭主。直到公元前506年，新当选的首席执政官克利斯梯尼推出新的改革，僭主政治的影响才得以消除。新的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废除原来的4个血缘部落，另按地区组成10个新的部落，且规定每个新的地区部落应由三个“三一区”组成，每个“三一区”又由平原、山地和海岸三地组成。这就以新的地域原则取代了传统的血缘关系，从而使雅典得以完成国家建立的过程。梭伦改革有一项潜在的影响，是债务奴隶制的取消限制了内部的奴隶来源，这促使它更多地依靠从外部获得奴隶。
希波战争给雅典提供了另一个机会。公元前514—前513年，大流士一世率领波斯大军渡过博斯普鲁斯海峡进入欧洲，多次派使者向希腊人索取“土和水”。公元前490年雅典军队在马拉松打败波斯军，挽救了雅典。公元前485年，薛西斯即波斯王位，扬言要以百万之师问罪于希腊，迫使希腊人第一次团结起来，组成以斯巴达为首的全希腊同盟。但由于温泉关战役失利，薛西斯军得以席卷中希腊，攻占雅典并付之一炬。不过，早在特米斯托克利任执政官时，就估计希波将会再战，因而投巨资新建战舰100艘；在薛西斯军进入雅典前，雅典又听从他的劝导举国渡海南迁，保存了实力的雅典人得以在萨拉密海战中，重创波斯军舰300余艘，迫使波斯在公元前499年与希腊签约，正式结束希波战争。战后，雅典在希腊地位大为提高，乃于公元前478—前477年之交新组“提洛同盟”，先后有250个城邦入盟，雅典从此登上希腊霸主宝座。但恰在这时，马其顿在希腊北部迅速崛起，完全改变了希腊政治的形势。马其顿人自言其远祖也是希腊人，在腓力二世在位（前359—前336）时，创建更为密集、纵深的正方形阵势，即有名的“马其顿方阵”，以其不可阻挡之势攻克一个个希腊城邦，终于公元前337年在科林斯召开全希腊会议，正式确立马其顿在希腊的霸主地位，然后向波斯宣战。腓力被刺身亡后，年仅20岁的亚历山大继位，以杰出的军事才能率领马其顿和希腊联军，于公元前331年入侵小亚，公元前332年征服埃及，公元前330年灭亡波斯，公元前329年抵达印度，仅用几年就建立了一个地跨欧、亚、非的大帝国。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大帝因疟疾突然病逝于波斯首都苏撒，帝国迅速分裂为三个王国，除希腊和马其顿本土外，其余两个是埃及的托勒密王朝和西亚、中亚的塞琉古王朝，分别由亚历山大的将领们统治。亚历山大对东方的统治虽然只有十年，但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仅以亚历山大里亚命名的城市就70多座。亚历山大大帝及其继承者对东方的统治，史称“希腊化”时期。
当亚历山大统治的帝国走向崩溃的时候，一个更大的史无前例的帝国即罗马帝国正在兴起。罗马建立于公元前753年，位于意大利中部台伯河东岸，居民讲拉丁语。它的历史可分为三个时期：（1）王政时代（前753—前509）；（2）共和时代（前509—前27）；（3）帝国时代（前27—476）。和希腊一样，罗马也是一个城邦国家，最初也经历了一个王权统治时期，但很快就被共和政体所取代，国家权力操于具有同等权力的两名执政官之手，平时负责行政、立法和司法，战时则是军队统帅，其权力显然大于希腊初期的执政官，所以有“独裁者”之称。公元前5世纪初，平民借罗马与高卢人战争之机发动“分离”运动，获得推选保民官的权利，并把其数目由2个增加到10个。为了保障这些权力，平民进而展开要求制定成文法的斗争，以便在判案时有法可依，而不是靠口传的习惯法。这迫使政府正式成立“十人委员会”，于公元前45年在习惯法的基础上制定“十二铜表法”，把它刻在12块铜牌上并将它安放于罗马广场。但这个法律的主要任务是维护私有制和债权人的利益，而平民的公民权及债务奴隶制的废除，则是在公元前287年公布的另一立法中才实现的。但由此也使罗马走上对外征服的道路。公元前290年罗马统一中意大利；公元前241—前146年通过三次“布匿战争”完全征服迦太基，并设阿非利加行省；公元前49年尤利乌斯·恺撒征服高卢；公元前43年罗马入侵不列颠，公元前30年埃及变成罗马的一个行省。当公元前27年元老院为自称为“元首”的屋大维授予“奥古斯都”称号时，帝制便取代共和制，在罗马确立起来了。它进行对外征服的得心应手的工具，是其组建的“罗马军团”和采用的“龟形屏障”。
希腊文明是整个西方文明发展的基础。城邦是解读希腊文明全部问题的钥匙。由于海外拓殖是城邦起源的重要原因，城邦建立后也把海外殖民当作它的重要使命，希腊人在思想和观念上从一开始就是探索性的，其集中的表现就是它的哲学，它首先兴起于希腊的殖民地米利都。什么是“哲学”？希腊人称之为“智慧之学”，以循理探究天地众相演变因由（即自然规律）为任务，从而形成了一种外在于宗教的思想，因而是理性的。为此形成了两大学派：（1）唯物派。泰利斯所说的万物生于水又复归于水，赫拉克利特所说的万物源于物质且“万物皆变”，德谟克利特关于一切物皆本源于原子且原子不可分的猜测，以及伊壁鸠鲁关于原子因重量而生运动又因重量不同而发生偏离的思想，都可以归于这一派；（2）唯心派。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有如苏格拉底，他认为天地万物生死存灭皆受神意安排；而芝诺虽然认为世界由火而生，但又说火是世界之灵，哲理实即神道，最后归于神学目的论。尽管有唯物唯心派之争，但：第一，它们都重视对自然的观察；第二，都强调对观察的结果作理性的思考；第三，唯物主义始终在希腊哲学中占据着优势。这种理性思考，直接导致了希腊自然科学的兴起和昌盛，关于天文、地理、数学、几何、物理等领域，希腊人都进行了系统的探讨。尤其是“医学之父”希波格拉底首创体液学，认为人体由血液、黏液、黄胆、黑胆四种液体构成，并能影响人的气质。希腊科学具有明显的几何学性质，不论是地理学、天文学还是宇宙学，都被投射到一个空间背景上进行研究。这种思想和方法也影响到文艺理论，如戏剧中的“三一律”、建筑中的“黄金律”、雕刻中的“人体比例”，都反映了希腊人的数理和逻辑要求，也就是所谓的科学精神。这种精神也反映在史学研究中，希罗多德为了写作《历史》，进行了广泛而详细的调查研究和史料搜集，其足迹遍布三洲、两海。希腊人的哲学是自外于宗教的，但希腊宗教却不是其哲学科学发展的障碍，因为：第一，希腊宗教是多神教；第二，希腊宗教主张“神人同形”。所以，在希腊未能造成神对人的统治，反成为思想和艺术的土壤。
罗马文明和希腊文明不同源但同型，因为它们之间有明显的传承关系，二者在性质和特点上十分相似。首先，它们都是由城邦发展起来的，罗马帝国实际上是许多共和国的联合体，在商品经济方面达到了从未有过的高度。罗马人使用的拉丁字母，是从希腊字母移植过来的，而希腊字母又是在腓尼基字母上改造而成的，腓尼基字母则源于闪米特字母。荷马史诗《奥德赛》的拉丁文译本，曾是罗马学校第一部文学教本。公元前2世纪罗马征服希腊后，许多希腊著作传入罗马，那些被当作人质带到罗马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成了罗马奴隶主的教师、医生，希腊的征服者被希腊文化所征服，甚至希腊的神也成了罗马的神，宙斯和朱比特、赫拉和米诺、雅典娜和米涅娃、阿芙洛提和维纳斯都是同一个神，只是名称不同而已。但这并不是说罗马文明只是对希腊文明的继承，它也有自己多方面的创造和发展。罗马人很重视法律和法学，很注意法律的制定、登记和注释，从“十二铜表法”的制定开始，逐步形成了一个十分完整的法律和法学体系。罗马法以希腊斯多葛派自然法观念为基础，以公民为主要立法对象，强调公民婚姻、财产和权利的调理，它对西方法学的贡献远远超过了希腊。罗马人在科学技术方面也有自己独特的贡献，赫伦设计的计程器、虹吸管、照准仪及蒸汽反冲球都有很大的创造性。普林尼的《自然史》、斯特拉波的《地理学》和赫伦的《建筑十书》都是当时的代表性著作。罗马拱券结构建筑、罗马城引水渡槽以及哥罗赛姆大剧场和万神庙，还有著名的罗马广场，均堪称世界建筑史上的杰作。但罗马人的哲学从希腊人大大倒退，失去了希腊人那种理性的光彩，人生哲学、伦理道德成了哲学的主题，甚至有一种蜕化成单纯宗教伦理的倾向，唯心论在哲学中占据了优势。总之，在探索和进取精神方面，大不如希腊人。
当然，罗马帝国是一个空前的大帝国，它在文化上自有其博大精深之处，从整体上看难有匹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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