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不仅结束了长期的分裂局面，而且在巩固和发展统一方面做了很多工作。首先是整顿吏治，废除过去为大族垄断的九品中正制，并首次建立科举制度即分科举人制度，不以门第而以才学取士。为了抑制地方豪强的势力，还颁布关于均田和租调的新令，实行输籍之法以便使大量隐漏、逃亡人口成为国家编民。又废除郡制，只设州、县两级，从而大大节省了国家开支，也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由洛阳经淮水至扬州的运河和由涿郡经黄河至杭州的大运河的开凿更是沟通南北、有助统一的壮举。特别是京杭大运河，全长达四五千里，是世界著名的伟大工程之一。但隋朝只存在了37年，就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下土崩瓦解。
相比之下，继隋之后的唐朝，不仅疆域空前扩大，而且延续289年，在秦以后的各王朝中是统治时间最长的一个。开国之君李渊，原是太原留守，建唐之后一切政制基本承用隋制，只是略加修改和调整。但李世民（626—649）、武则天（690—705）和李隆基（712—756）统治期间均政绩卓著，以致先后出现了诸如“贞观之治”这样的三次发展高峰，是以往各朝各代中未曾见过的。唐的开国之君，李渊、李世民父子，都是在和隋末农民起义军——主要是瓦岗军——的战争中发展起来的。尤其是李世民作为唐军的主要将领，是开国的主要战将。因此，他们很了解隋末农民起义的原因，知道那是由于“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引发的。隋朝的兴亡告诉他们：“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地位，要“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因此，唐的统治者在其统治期间，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调整吏治、安定民心、发展生产、繁荣文化的措施，终于成就了中华历史上的伟大文明。这个文明，既是经济的也是政治的，既是制度的也是文化的，既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下面，择其要者，分述之。
唐建立了相当完备的国家机构，其严密程度超过以往任何朝代。早在唐初，唐朝就在中央政府机构中实行分权，由尚书省负责最高行政权，而把有关机要的事务交由中书省和门下省。其中，中书省负责整理、陈奏来自各方的表章，起草并宣行皇帝的制诏；门下省则负责审查中书省起草的制诏和尚书省拟定的奏抄。
尚书省的首脑部门为都省，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分别负责处理各方面的事务并与各州联系。其中御史台最值得注意，它实际上是国家监察机关，有弹劾中央和地方官吏之权。为了完善官吏选拔制度，除继续隋朝所设进士科外，又增设秀才、明经、俊士、明法、明书、明算等科，并在这些常举之外加设制举，由皇帝临时订立考试名目。至武则天执政时，始有殿试并增设武举。科举制度的实质在以才取士任职，它是中国的一大发明，而为当时世界各国中所仅有，其缺点在重于文章而疏于实践，在量才上有偏颇，影响了官吏的创造性。
中国自战国起，就有了法制的传统，其先驱可上溯到春秋时的管仲、子产，其内容包括了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和慎到的“势”，但以后的实践似乎“术”、“势”更重于“法”。战国魏文侯相李悝所编《法经》应是中国第一部比较完整的成文法典，以后各朝各代都制定有自己的法典以适应当时的情况，但直至唐建立以后法才趋于完备、系统。唐朝的法，分律、令、格、式四类。“律以正刑定罪”，就是刑法典。唐律于太宗时便修订完成，至高宗时又加以疏议，对律文的内容进行解释，《唐律疏议》成为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大型成文法典，包括12篇，共502条，其中刑名有：笞、杖、徙、流、死。除律以外，唐法中还有格、令、式三种，“令以设范立制”，就是对各种制度所做的规定；“式以轨物程事”，实质上就是指各种行政法规；而“格”则是对律、令、式所做的补充和修改，经整理、删订而编成的书。按唐律，贵族、官僚犯罪可以减、赎、官当，而平民侵犯贵族、官僚则要加等处罪，奴婢更是“律比畜产”，可见贵族和平民之间的划分，是唐代社会最基本的划分。但唐代政策的重点是在鼓励农耕和扶植中小地主，这可从它的田令和租庸调法看出来。它取消奴婢、部曲、耕牛的受田，这显然是要限制豪强地主占地的数量，因为他们拥有最多的奴婢和部曲；它一方面降低农户的受田限额，另一方面又禁止地主在土地不多的狭乡“占田过限”，但又准许狭乡的地主在土地较多的宽乡“遥受田亩”，这显然是企图保障普通自耕农户有田可耕，特别是给新兴地主合法多占田地的权利。唐的租庸调法，给役期以最高限额，并决定按丁征税和以庸代役，则是要给农民以较多的时间来从事农业生产，并保证国家税源的稳定。这既是唐代文明发展的基础，也决定了唐文明的性质。
唐近300年的统治，国家得以相对安定，为社会经济、物质文化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从唐初到天宝十四年，全国户口从200万增加到891万，增加了345%。根据考古发现和《耒耜经》记载，唐代的生产力也有很大的提高，犁铧上部加宽并装上了犁壁，“以木桶相连汲于井中”的水车以及带竹简的水车，分别在南北各地投入使用。在河北、河南、山东、山西各地，都兴起了一系列水利工程，包括渠道、池塘和引水或排涝系统。所有这些，都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同时也增加了国家的岁入。据统计，唐天宝中，仅地税收入一项，就达1246万石。手工业获得很大进步，河南、河北的丝织业，关内、河东、陇右一带的麻丝业，广西桂州和西北西州的棉织业都已经各具特色。据记载，定州给国家贡献的细绫、瑞绫和特制绫每年达150多匹，是其他州的100倍。瓷器制作技术的进步更为突出，越州的青瓷和邢州的白瓷都非常有名。尤其是江西景德镇的瓷器，其质地与玉几乎难辨真假。对在胜梅亭发现的唐代白瓷所做的化验表明，当时瓷胎的白度已达70%，已接近于现代细瓷的水准。中外驰名的唐三彩更是唐朝瓷器中的精品。此外，采矿业在唐代也有很大发展，山东、河北、河东、剑南等地铁矿达40多处，而铜矿则主要分布于河东、淮南、江南、剑南等地。与此相联系，铜器的制作，在扬州、并州、越州、桂州均很普遍，扬州的铜镜制作尤为精细。从已出土的这时生产的铜镜看，花纹装饰的种类很多，有的还用螺钿镶嵌。值得注意的是，唐朝政府还十分重视发展官办手工业，每年都要从官婢和官户中挑选一些人为工户，送至少府监学习细镂、车辂、乐器制造等精细工艺。
文化的繁荣是盛唐文明的重要标志。这主要体现在史学、文学和艺术三大领域。在史学方面，除了《晋书》、《梁书》、《陈书》、《北书》、《周书》、《隋书》等正史的编纂而外，这个时期史学的最大成就是刘知几的20卷《史通》（710），它是中国第一部体系性的史学批评和史学理论著作。作者不仅对以往史书的编纂体例、史料选择、语言运用、人物评价及史事叙述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和批判，而且还就“史才”问题发表了自己的重要主张，认为史才必须具备才、学、识三长，并且必须使三者相结合，否则便不会有好的史著问世。在文学方面，诗歌、小说、散文的创作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其中最突出的是诗歌创作。唐前期的王翰、王之涣、王昌龄、孟浩然、王维、李白、杜甫，后期的韩愈、李贺、杜牧、李商隐，犹若满天群星，仅诗人就有2200多位，诗作近5万首。他们之中最杰出的代表是李白（701—762）和杜甫（712—770）。前者出生于西域碎叶，其诗歌的特点是豪迈奔放、气势磅礴，充满了积极的浪漫主义精神。后者出生于河南巩县，由于时逢动乱、深察民情，其诗具有很强的民主性，他写的《兵车行》、《丽人行》、《三吏》、《三别》等作品，深刻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唐朝的社会矛盾，被称为“诗史”。李、杜是唐代双峰并峙的伟大诗圣，代表了中国古代诗歌艺术的顶峰。针对六朝以来的形式主义文风，韩愈、柳宗元积极倡导古文即散文运动，提出文道合一、文以载道的主张，写出了大量既有思想又有生活的散文，列入唐宋散文八家。在艺术方面，绘画和雕塑都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最重要的是石窟艺术。唐代的石窟艺术，主要有洛阳的龙门石窟、太原的天龙山、四川大足的北山和敦煌莫高窟。敦煌莫高窟，现存石窟480个，其中95个属于隋代，但2/3属于唐代。洞窟塑像以佛像为主，但也有菩萨、天王、力士等像。除了塑像而外，洞壁四壁布满了经变、佛传及本生故事的图画。这些塑像和绘画千姿百态，生意宛然，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莫高窟艺术是唐代文明的重要代表，中华文明的艺术瑰宝。
科学技术在唐代也取得重大进展。王孝通《辑古算经》第一次用解三次方程式的方法进行工程计算，僧一行（683—727）发现恒星位置变化，实测子午线长度和，以及漏水转动的浑天铜仪的制造，在科学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发明于隋末唐初的雕版印刷，在唐代广泛流传普及，现存最早的雕版印刷品，即王斝印行的《金刚经》，完成于868年，经卷高约30公分、长约5公尺，由7个印页黏结而成，画和文字都很精美。唐代出版的书，有字书、韵书、历书、佛经、咒本、杂记、占梦、相宅之类，种类繁多，内容庞杂，是唐代文化繁荣的表现。
唐代文明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的开放性。自唐建国以来，特别是唐太宗在位期间，有一系列重要的对外活动。贞观三年唐太宗派李靖出击东突厥，于次年俘颉利可汗，遂被铁勒、回纥首领尊为天可汗。贞观六年又大破吐谷浑。十四年灭高昌，次年以文成公主嫁吐蕃松赞干布。十九年还曾率军远征高丽。唐因此成为地域辽阔、广纳百川、文化繁荣的大国，得以以锐不可挡之势把中华文化推向世界，也有勇气和魄力吸收来自各方的文化。鉴真东渡日本，日本遣唐使来华，都是唐代文化交流的大事。玄奘（596—664）为去西天取经，历经138个古国，带回佛经657部，又著《大唐西域记》，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更是功勋卓著。据说，在都城长安，来自各国的使者、商人络绎不绝，一派繁华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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