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考证，莫斯科（Moscow）一名，至少有四种语源：（1）Mосква，斯拉夫语，意为潮湿；（2）Mocтква，斯拉夫语，意为大桥的流水；（3）来源于芬兰—乌戈尔语，意为牛犊的渡口；（4）Mэзкуу，卡巴尔达语，意为密林。这几种语言都是对当时莫斯科河两岸自然和气候的描述。究竟哪一种更为准确，难于确定，但可设想它们都有一定道理，是从不同角度进行的描述。它说明，莫斯科的兴起并不是偶然的，除了它地处俄罗斯中心位置而外，而且还有其优越的自然条件。
但莫斯科公国的兴起，与基辅罗斯的衰落和封建制的形成关系极大，这是其兴起的社会条件。这是因为，大约在12世纪末，基辅已失去其作为罗斯国土中心的地位，1240年基辅被蒙古军占领后，基辅罗斯国家就彻底解体。但在基辅被蒙军毁灭之前，罗斯国家实际上已发生了裂痕。因为这时在罗斯的北部，即伏尔加河上游兴起了另一个政治中心：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尔的统治者，越来越不遵行基辅罗斯的传统——辈分顺序选定继位王公，而是父子世代相传。这样，以往的所有公国作为王公宗族的公共财产，现在逐渐地变成了某个王公永久的独立产业、个人财产，从而改变了王公领地的法律性质。这种改变，意味着封邑制的兴起，时间是13世纪弗谢沃洛德儿子的时代。达尼尔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获得别人的遗赠，而成为莫斯科王公的。莫斯科在成为独立的公国后，便逐渐走上了争夺俄罗斯领导权的道路。
莫斯科公国争夺俄罗斯领导权的第一大障碍是尤里自己的堂叔特维尔王公米哈伊尔，因为二者都想得到大公的位置。机会终于来了，伊凡·达尼洛维奇（1325—1340）即位莫斯科王公后不久，特维尔公国发生了反对蒙古统治的起义，并杀死了驻当地的一些蒙古军。伊凡·达尼洛维奇于是前往萨莱向蒙古大汗做了报告，并答应带领蒙军前去镇压，得以迅速平息起义。此事很得大汗信任，乃于1328年封伊凡大公称号，伊凡同时还得到替蒙古人向各公国征收贡赋的权力。莫斯科大公地位的获得产生了两个重要后果：一是罗斯居民从此摆脱了因蒙古入侵而造成的沮丧和麻木心情；二是使整个北俄罗斯得到大公保护而摆脱因分封造成的政治分裂。所以，不久就以莫斯科为核心形成了一个王公联盟，这个联盟起初主要是财政的，以后就变成政治的和精神的，以致俄罗斯教会总主教也于1328年移到了莫斯科。
14世纪后半期，莫斯科大公国面临着两方面的挑战。一方面是特维尔与立陶宛结盟，两次率军进攻莫斯科，但均未成功。另一方面，是1378年、1380年和1382年金帐汗国三次派军进攻莫斯科。这时正是德米特里·伊凡诺维奇（1362—1389）在位时期，德米特里虽然遏制住了特维尔—立陶宛联盟，在1375年迫使特维尔放弃和立陶宛的联盟，答应不再谋求大公封号，但却未能顶住金帐汗国几十万大军多次的入侵，在蒙军最后一次入侵时，莫斯科失守，不得不再次向蒙古汗称臣纳贡。不过，虽然再次称臣，却因此保住了莫斯科大公的地位，即保住了它作为全俄罗斯政治中心的影响。并能暗中积蓄自己的力量以备最终打败蒙古占领军。这一天终于到来，当1480年金帐汗阿合马再次攻击莫斯科时，伊凡三世（1462—1505）的军队与之在乌格拉河长期对峙，虽然发生了恶战，但迫使蒙军退兵。莫斯科得以最终摆脱蒙古的统治。
俄罗斯之所以能摆脱蒙古的统治，一方面与蒙古帝国本身的全面衰落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俄罗斯内部力量的变迁有关，在很大程度上是莫斯科公国扩张的结果，这种扩张在伊凡三世父子统治期间已十分突出。早在1463年，雅罗斯拉夫的所有大公和分封王公，就请求伊凡三世把它们纳入莫斯科的管辖范围，放弃独立。在佩尔姆邦的部分领土上，早在14世纪就已建立了俄罗斯人的定居区，1472年该州也已纳入莫斯科的版图。1474年，罗斯托夫的王公们决定把它们的领土之一半卖给莫斯科，以换取作为莫斯科公国大贵族的地位，另一半领土在此以前已被莫斯科征服。1485年，被伊凡三世围困的特维尔不战而降，宣布效忠于伊凡三世。进入15世纪90年代以后，先后并入莫斯科而成为伊凡继承者的公国有：普斯科夫城及所在的州（1510）、斯摩棱斯克公国（1514）、梁赞公国（1517）、切尔尼戈夫公国和北方公国（1517—1523）。与此同时，莫斯科公国的扩张，甚至开始越出俄罗斯的范围，先后与波兰、瑞典、德意志和立陶宛发生了战争或交涉。1492年和1501年莫斯科两次与邻邦立陶宛交战，与波兰的战争在伊凡三世及其儿子在位期间共发生过四次。
在此期间，在思想意识形态上的表现就是俄罗斯民族思想的形成。这种思想在基辅罗斯时代已有萌芽，但由于基辅罗斯的衰落和莫斯科公国的兴起，特别是封邑制所造成的一系列封国的事实，使这种民族统一思想的发展一度受挫。但这之后的几种因素又使俄罗斯民族思想重新复活：一是莫斯科公国的逐步扩大；二是各公国面对金帐汗国统治的压力；三是越出俄罗斯范围的与其他民族之间的交往。所有这些，使俄罗斯人日益明显地感觉到俄罗斯人不仅是一个具有同一性的民族，而且有了建立一个统一的共同的祖国的必要，而莫斯科是他们共同的前哨，可以维护他们共同的利益。正因为如此，当1501年新即位的波兰国王亚历山大的大使在莫斯科申诉说，莫斯科的君主夺取了立陶宛的世袭领地，而他没有这种权利的时候，莫斯科政府反驳说：“教皇谅必知道，弗拉基斯拉夫国王和亚历山大国王分别从自己的祖辈那里继承了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的土地，而罗斯邦则是我们从我们先人手中继承下来的，自古以来就是我们的世袭领地。”它实际上宣布，被宣布为莫斯科君主的世袭领地的是整个“罗斯邦”，而不仅仅是大俄罗斯或莫斯科所管辖的那部分土地。伊凡三世还宣称：只要莫斯科没有收回自己在立陶宛的那部分世袭领地，那么莫斯科同立陶宛之间就无持久和平可言。这样，关于俄罗斯土地应该在政治上统一的思想，就从历史的记忆变成了一种政治要求，即变成了一种民族思想。
与民族思想相一致的是沙皇制度的建立。这一过程始于伊凡三世（1462—1505），中间经过了瓦西里三世（1505—1533），完成于伊凡四世（1533—1584）。沙皇制度的关键是提高国王的地位，把原来的“大公”变成“沙皇”，也就是把国王变成以军事独裁为特征的主宰一切的最高权威，因为“沙皇”（Царь）一词借用了罗马帝国皇帝的封号“Caesar”（恺撒，拉丁文）。虽然直到1547年伊凡四世才正式加冕为“沙皇”，但伊凡三世已以继承罗马帝国自诩，并逐渐使用了“全俄罗斯君主”的称号。在沙皇之下，有一个全国性的类似于立法机构的机关即缙绅会议，它由大贵族、高级教士和服役贵族的成员组成。另外还有一个类似于民意机构的机关即杜马，它形成于伊凡三世时代，其成员多为大贵族的城市代表。由于国务日繁，后又在杜马和缙绅会议之外设置各种衙门，以处理日常行政事务，包括封地、军务、外交和度支等部门。沙皇制度的支柱已不是公国时代的世袭贵族，而是沙皇俄国统一战争过程中为莫斯科大公效命的服役贵族。为了把服役贵族变成沙皇制度的工具，沙皇政府首先进行军事改革，限制按门第选任军官的制度，又以各城市火枪手为基础组成射击军，从服役贵族中挑选缙绅会议、杜马和衙门的官吏。此外，从伊凡四世起，开始把大量土地赏赐给服役贵族，使之变为地主贵族。例如，1550年，伊凡四世把莫斯科及附近的大量土地赏赐给了1078名服役贵族。这样，服役贵族就真正演变为沙皇的社会和经济基础。
为了巩固和扩大沙皇制度的基础，沙皇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法典，把过去由农村公社时期遗留下来的自由农民固着在新的贵族封地之上。其中最重要的是三部与“尤里日”有关的三部法典。故称“尤里日法典”：（1）1497年法典。此法典规定，农民一年内可以在“尤里日”前后各一星期离开领土，外出干活；（2）1550年法典。它将农民可以离开领地的时间限在“尤里日”这一天；（3）1581年法典。它干脆取消了农民可以在“尤里日”这一天外出的权利。这后一个法典完全禁止农民离开主人，故又称“禁年法”。“尤里日”法典的实质，在于把农民固着于土地，从而变成庄园的农奴，因而这一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农奴化的过程。但这一过程并未到此完结，因为1597年法令还只允许地主可以在全国范围内追回逃亡5年的农民，1607年则规定农奴要终生为地主服役，到1649年又取消追捕逃奴的5年的限制，这才完成了农奴化的过程。
所以，沙皇俄国的建立，即俄国统一国家形成的过程，也是俄国农民农奴化的过程。换言之，沙皇俄国从一开始就是建立在封建农奴制的基础上的，它也没有经过典型的奴隶制社会阶段。这是俄国历史的独特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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