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行商”的出现
“行商”就是巡游商人，其英文名称是“Pie pouders”，此词源于拉丁语“Pieds Poudreux”，原意为“满是灰尘的脚”，形象地说明了“行商”的社会起源和特点。这是因为行商原来的社会地位低下，他们或者来自偶尔变得较为独立的地主的代理人，或者来自农奴之子甚至逃亡农奴本身。这些人由于失去了生活之源，在社会上又没有了合法的身份，不得已而成为流浪者和冒险者。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得不走街串巷，风尘仆仆地巡游于山野之间，靠做小本生意维持生活。行商大约出现于8世纪至9世纪，13、14世纪遍布于西欧各地。在行商出现之前，参与交换活动的人绝大多数都是本地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其中许多人可能还集生产者与买卖人于一身，即所谓“自行生产的赶市场的人”。但行商还不是职业商人，他们资金有限，活动范围有限，经商时间也无规律，一切都是不规范的。然而，正是由于“行商”的出现，才在乡村与城镇、地区和地区之间架起交往的桥梁，从而给西欧商品和货币关系的复兴提供了最初的推动力。据一本14世纪初的账簿记载，到法国福卡尔基尔镇一家商店办理业务的行商仅仅在1331年5月的一个月内就达到35人，这些人同时联系着附近1000个左右的原本孤立的社区，并逐渐地把它们纳入一个相互依存的商业网。到14和15世纪，当商业被有效地组织起来之后，行商就开始从西欧经济生活中消失了，因为这时已不再需要他们了。不过，当市场在西欧刚刚兴起，商业网还未正式建立起来并获得必要形式之前，行商对它们来说是绝对必要的。
2.城市的兴起
这并不是说城市是中世纪才出现的新事物，它的起源可追溯到由野蛮向文明过渡之际。在希腊和罗马帝国时期都有过相当发达的城市，虽然其中许多城市一直是农业性质的，但经著名经济史家M。罗斯托夫采夫的经典研究，已证明其中许多城市不仅是政治、文化和宗教中心，而且还包含着相当规模的工商业，即具有自己独立的经济基础。5、6世纪日耳曼人的入侵，给高度发达的罗马奴隶制文明造成了极大破坏，许多昔日繁华的城市一夜之间化为灰烬，这在西罗马帝国尤为严重。但历史学家们以自己的研究证明，地中海作为罗马帝国的生命线，其地位在“蛮族”入侵后并没有完全丧失，它在查士丁尼时期几乎又成为罗马的“内湖”。虽然帝国西部的某些城市惨遭“蛮族的抢劫、焚毁和破坏”，但帝国东部的许多城市不同程度地被保存下来。甚至拜占庭的东部和蛮族统治的西部之间贸易联系从来就不曾间断过。即使在西罗马地区，原有的城市也不是都被蛮族所毁灭，如港口城市马赛虽然遭到过阿拉伯人的袭击，但它和东方的贸易并未停止。巴黎多次遭到北方人的围攻，但它的商业活动一直十分频繁，到9世纪时仍然相当繁荣。其情形在中古初期的文献以及像都尔主教格雷戈里所著的《法兰克人史》中，都可以得到佐证。
但从9世纪起，特别是进入11世纪之后，城市在西欧的发展有如雨后春笋。据估计，从5世纪至15世纪的千年内，西欧新建的城市恐怕不下数千座，其中仅1100年至1300年英国就新添了140座，而德意志新建立的城市可能比英国还多。以致历史学家常常把这一历史现象称为“城市的兴起”，仿佛城市在西欧只是9世纪或11、12世纪之后才出现，在此之前根本不存在似的。这类新兴城市，有一些是由封建主、教会和国王直接建立的，如1158年才立为市的卢卑克就属于这一类，它的建立者是德国封建主狮子亨利。但大多数新兴城市是交通和贸易的要道和关口，显然是商业贸易发展的产物。以威尼斯为例，虽然早在5世纪时它就是巴尔干半岛威尼蒂人的避难所，但发展为著名商城则是在9世纪之后，因当时它和埃及、希腊、西西里、君士坦丁堡建立了密切的贸易关系。事实上，意大利的热那亚、比萨、阿马非、那不勒斯、米兰、佛罗伦萨，以及佛兰德斯的杜斯塔德、昆托维克、根特、布鲁日等等，其兴起在很大程度上都与商贸的发达有关。
西欧的新兴城市在政治上有两个特点：（1）对于国家来说，城市是自由的或自治的；（2）对于城市来说，市民们在人身上是自由的。由于这些城市在获得自由和自治权时是由国王的特许状来保证的——这种自治权和自由权在本质上仍然是封建的，但是大多数新兴城市在经济结构上与封建制并非完全一致，因为它们的经济结构是建立在行会手工业的基础上的，而行会手工业又以劳动者对工具的所有权为基础。由于劳动者不可能直接占有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而必须以对工具的所有权为媒介或者说是“借助于”这种所有权、通过交换来获得，所以，这种财产形式实质上是“以劳动和交换为基础的”，它“已经成为一种与土地财产并存在于土地财产之外的独立形式”。因此，这些城市的工业品一开始就是商品，它的出售就必须以商业为媒介。正因为如此，许多城镇都建立了它们自己的市集市场，并且从国王的特许状中获得了“市场权”。以此为基础，许多商人便以城市为中心，逐渐把商品和商业活动推向乡村以及其他城市和地区，使商品和货币关系得以深入发展。例如，普拉托的商人就曾和200个城市进行商业交易。换言之，新兴城市是传统农业社会走向商品化的推动因素。
3.十字军远征
十字军活动起因于基督教徒与穆斯林对圣地的争夺。耶路撒冷作为基督教的发源地，历来被基督徒视作自己的圣地，但基督教被罗马帝国举为国教后，其活动的重心已移到西欧，而远离了他们在东方的圣地。7世纪后，随着伊斯兰教的诞生和阿拉伯帝国的兴起，耶路撒冷逐渐落入穆斯林的控制之下，从此基督教徒与穆斯林对这块圣地的争夺便连绵不绝。事实上，早在十字军战争爆发之前，西欧便形成了无数次有组织的朝圣运动，从8世纪时的6次发展到11世纪时的117次。但这些朝圣活动当时还是和平进行的，甚至连耶路撒冷教长狄奥多西869年致君士坦丁堡同僚易格拉提阿的信件中，也承认当时基督教“没有在任何方面遭到压力”。直到1071年塞尔柱突厥人占领耶路撒冷，形势才急转直下。1095年夏，教皇乌尔班二世（1088—1099）离开罗马前往其故乡法国，在克勒芒召开宗教会议，鼓吹十字军东征，号召基督徒们为夺回圣地而参加战斗。于是，从1096年起，声势浩大的、先后达8次的十字军远征运动便兴起了，矛头直指穆斯林世界。但十字军之所以得以发动，完全是因为它适应了已经成长起来的西欧骑士阶级和封建主对外扩张和掠夺的要求，正如乌尔班二世在其演说中对基督徒所说的：“不要因为财产而拒绝前往，因为更大的财富在等待着你们。”
确实，如果我们不是从宗教冲动的角度而是从经济的观点来看这场运动，那么十字军远征就是西欧的一个重大的探险和殖民运动，其经济影响也就是不言而喻的。这是因为被卷入这个运动和冲突的是两个非常不同的世界：一个是依然沉睡的封建欧洲，它带有一切农业社会常有的惯性，以及对商业的反感和天真的商业观念；另一个是拜占庭和威尼斯正在走向开化的社会，它具有都市的活力和灵活的经商之道，从不惧怕采用必要的赚钱手段。那些来自较为开放的城堡的十字军战士原以为他们在东方只会碰到一个没有教养的异教徒的世界，但他们最终却惊奇地发现这个被征服的民族远比他们自己更文明、繁华、奢侈，也更熟悉货币的价值。这种反差不可能不反过来对征服者本身发生影响，直接或间接地对西欧商业和货币关系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首先，由于教会决定十字军战士可以其土地和其他财产向教会抵押借款，一方面使教会趁机兼并了大量农民土地，另一方面也使得一些十字军战士通过抵押而获得一定的货币积累；其次，为了通过海路把十字军从大陆转运到东方，一些意大利城市商人由于承担这种转运任务而获得大量运费，如转运第一次十字军的运费高达8.5万银马克；再次，一些十字军战士通过对东方的抢劫或因功受奖而获得大量财富。如1101年袭击巴勒斯坦港口卡萨雷亚的8000名热那亚战士和水手，每人获得了大约48索里的奖金和其他奖品；最后，在十字军远征中，意大利和南欧人不仅在各地扩大了航运和商业关系，而且在东地中海建立起第一批海外殖民地，并通过在这些殖民地从事的商业性经营（如种植甘蔗）而获得财富。总之，在推动西欧经济生活缓慢商业化方面，十字军远征曾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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