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西欧的资本主义萌芽
资本主义萌芽是社会经济走向商品化的必然产物。当市场在西欧普遍兴起以及商业网初步形成的时候，日益发达的商业资本就会由流通领域转向生产领域，成为最初的产业资本。14、15世纪佛罗伦萨的毛织业是当时的典型，它的开拓者主要是商人基尔特即商业资本家。在这类企业中，羊毛首先在商人开办的工厂中梳理，然后分发给城郊或农村，交由各户纺线、织布，然后回收进行精细的加工整理，并由雇主本人负责推销，当时的工人多为妇女，而且并不完全脱离农业。但资本主义萌芽的形式并非仅此一种，它在不同行业和经济领域中采用不同的形式，以适应这些行业和领域生产的性质和特点。在农业中，资本主义萌芽的最新形式是交纳货币地租的租地农、半租地农，这种地租形式迫使他们的经营商业化；在采矿业中，矿山的经营者为了扩大生产，采取流水作业和工资雇佣劳动的形式，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在航运业中，为了适应大规模作业和远洋航行的需要，开始采用合伙集资、按股分红的经营组织形式。在15世纪之前，资本主义萌芽在意大利、佛兰德斯和英格兰都已出现，但除了意大利沿海城市和港口比较普遍外，一般来说还比较零散，发展也缺乏连续性。
1492年的哥伦布航行直接导致了新大陆的发现和新航路的开辟，世界贸易中心随之从地中海转入大西洋，由此揭开了资产阶级发展的新时代。海上探险和海外拓殖是这个时代资本活动的主要方向，葡萄牙和西班牙是这方面的开路先锋，也是海外殖民地的最早建立者。葡萄牙独占了西非亚速尔、佛得角、马德拉各群岛，又和西班牙瓜分了整个中南美洲，还在果阿（1510）、苏门答腊、爪哇、摩鹿加、澳门、九洲等地，建立了西方殖民者在东方的第一批据点。但英国、法国和荷兰迅速跟上，加入了争夺海外殖民地的行列，1497年奉英王亨利七世之命去寻找新航路的约翰·卡波特首次抵达纽芬兰，1524年为法国效劳的佛罗伦萨人乔瓦尼·维拉查诺对北美东海岸进行了考察，1609年受雇于荷兰的英人亨利·哈德逊发现纽约和哈德逊河。结果，这三国先后都在北美找到了立脚点。新英格兰、哈德逊河和阿卡迪亚这些名称就是它们留下的历史见证。
海外的探险和殖民对西欧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首先，大量来自美洲和其他殖民地的金银造成货币贬值，在西欧形成了一场所谓“价格革命”，使西欧的物价平均上涨2至2.5倍，个别地方（如西班牙）上涨达4倍。这对于靠固定货币地租过活的封建领主来说极为不利，但对于租地农业家和从事工业生产的企业家来说却是难得的机会，因为他们可以利用高价增加资本积累。其次，它是引发许多“商业战争”的重要原因，由于种种原因各国所占领的殖民地的数量是不平衡的，为了争夺对殖民地和海外市场的控制权，殖民列强常常不惜一战。例如，在16年至18世纪，仅英国和西班牙之间就进行了三次商业战争：1587—1604年，1655—1659年，1727—1729年。第三，促成了西欧商业组织形式的改变。在大规模殖民之前，商业活动主要是以个体形式进行的，那时商业活动的规模有限，因为个人的资本是有限的。大规模海外探险和殖民活动兴起后，从前那种以个体为主的商业活动形式已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了。于是一种新的商业组织形式，即合伙公司便应运而生。它有几个特点：一是集资方式不再是个体的，而是合资的；二是它要由国王特许，因而带有垄断性；三是由于有国王的特许，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国家的支持和保护。
由于上述变迁，资本主义在16世纪获得了长足的进展，工场手工业在意大利、法国、荷兰、英国乃至整个西欧，均取代手工作坊而成为主要的生产组织形式。这种生产组织形式有以下特点：第一，它的劳动完全是建立在分工的基础上的，因而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第二，由于劳动是建立在分工的基础上的，劳动对资本的从属在形式上和实际上均已实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成为生产中的“支配形式”；第三，工场手工业作为与分工相适应的产业形式，不仅反映着工业中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定水平，也必须以一定的劳动力市场的存在为条件。因此，它意味着旧的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正在走向解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从旧的经济结构中破壳而出。
16世纪西欧资本主义的典型国家，已不是意大利而是荷兰和英国，而尤以英国更为突出。因为在这个时期，在英国产生了典型而普遍的“乡村工业”，并且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的。英国的乡村呢布业，在14世纪以前就已有相当基础，14、15世纪之交获得较大发展。新的发展不仅表现为在规模和技术上有了很大进步，更重要的是生产组织方式，它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的。在这种乡村工业中起主要作用的是来自城镇的商业资本家，他们在城郊建立起呢布生产的中心基地，将原料或半成品分发给乡村工人加工制作，然后再将成品收集起来，拿到市场上出售。这是典型的资本主义性质的外放分工制度。它之所以在各国资本主义发展中特别突出，原因在于：（1）它是英国商业资本向生产资本转变的重要方式；（2）它是西欧各国中第一个资本主义由城市向农村转移和深入发展的国家；（3）这种趋势几乎席卷了英国东部、西部以及北部许多地区。因此，资本主义对农村的改造，在英国比在西欧哪一个国家都更广泛、更深刻，使以后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有了一个更为坚实的基础。以致有的历史学家把这类“乡村工业”的兴起称为英国的“原工业化”过程，即把它视作英国资本主义工业革命的最初阶段和起源。
2.东欧的农奴制再版
15、16世纪，当西欧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时候，在东欧却出现了另一番景象，这就是恩格斯所说的“农奴制再版”，即“第二次农奴制”。它主要涉及易北河以东的地区，即德意志东部和波兰地区，但也波及了德意志南部。
易北河以东可分为三个地区：德意志东部、波兰和俄罗斯。俄罗斯在1497年以前尚未形成过真正的农奴制，它的农奴制是1497年以后逐步形成的，其标志是三个“尤里日法”，这在前面已有过说明。但在德意志东部和波兰情况就有些不一样，特别是在德意志东部更是如此，因为这里是日耳曼人的故地。日耳曼人最初属于“游牧民族”，后来逐渐过渡到半牧半农生活，在日耳曼人中存在着奴隶制但并不普遍，大量采用的是农奴劳动。13世纪中叶以后，农奴制在德意志慢慢衰落，很多农奴获得了人身自由，演变成“依附农”。而易北河以东的农奴则更自由，因为那里的土地原是斯拉夫人的，是德意志人通过军事扩张而获得的，德意志贵族在开始时对当地的农民比较宽大。
所谓“农奴制”，从经济上讲无非是指劳役制经济，而在法权上讲就是土地和农民本身都成了地主的财产。因此，“农奴制再版”的过程，就是这些地方的领主和贵族为了获取更多的财富，重新剥夺了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大规模的庄园，并用无地农民的徭役劳动来耕种。徭役劳动本是封建社会初期的剥削形式，现在又把它复活起来。在徭役制下，农民可以通过逃亡来进行反抗，地主贵族为了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于是专门制定了法律，实行经济以外的强制，有时甚至把农民本身也当作自己的财产。可见，农奴制再版的过程实质上也就是农奴制复活的过程，其起点是农民土地的被剥夺，农民因此被迫为地主服劳役，而终点则是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并被当作地主的财产加以占有。
在出现农奴制再版的地方，例如比较严重的德国南部，领主把生活在其领主审判权范围内的所有农民，包括一些佃户和具有完全自由身份的农民都变成“农奴”，限制他们自由流动、自由选择领主和自由结婚的权利。为了达到其目的，这些地方的领主向农民出示某种“证明”，证明他们的祖先就是农奴，这些农民因此也就应该是农奴，虽然在农业危机时期他们大多数早已获得人身自由。领主在把农民变成农奴时，仍保留原先的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租佃关系，但并不一定要求农民为领主耕种自主地，也不给予农民一定份地。在这里，“农奴”主要体现在身份上，只要被宣布为“农奴”，他们就不能自由迁徙、结婚和选择主人。领主在宣布农民为“农奴”后，主要通过限制农奴逃亡、征收形象化的死亡税、继承税及多种罚金等方式，从中获得一些经济上的好处。为了推行再版农奴制，领主之间经常交换农奴和土地，目的是确保自己的领地不受侵犯，即保证一块领地上只有一个领主。因为当时按法律农奴是不可买卖的，所以只能以交换的办法来解决农奴、土地与自己的领主分割的问题。这种交换在15世纪时的士瓦本特别普遍。经过交换之后，原单一主人的农奴制上出现了单一领地制，这就给领主以司法、税收及至军事上的绝对权力。据研究，1400年时，常常是三四个以上的领主共占一个村庄的土地，而到1500年时已基本为单一领主制所取代。
引起“农奴制再版”的原因是什么？主要是经济上的。自15、16世纪起，由于资本主义的兴起，西欧城市规模扩大，工场手工业蓬勃发展，对粮食和原料的需求急剧增加，而西欧自身又不能完全做到自我满足。在这种情况下，东欧的地主们乘机扩大了自己的庄园，为了解决扩大种植所需要的劳动力，同时开始大量采用农奴劳动，即把农民重新束缚在土地上，以生产西欧市场所需的粮食和原料。这种情况在易北河以东即德意志东部和波兰均可看到，俄国农奴制建立和发展的背景和前者也是一样的。这种背景决定了易北河以东再版农奴制经济的双重性：一方面，它们采取的劳动形式是农奴制的，农民在人身上依附于领主，其地位和处境与奴隶类似；另一方面，它们生产的目的又完全或者主要是为世界市场，即他们生产的主要不是使用价值而是交换价值，这就决定了再版农奴制生产本身不能不被打上某种资本主义的印记。
但导致农奴制在东欧再版也有政治上的原因。这是因为，在东欧及俄国，中央政府权力比较软弱，而地方贵族的势力相对强大，因此在封建贵族与农民的关系中，地主贵族几乎可以为所欲为，剥夺农民的土地和财产。而造成地方贵族在政治上强大的原因首先就是城市在东欧发展缓慢，因而在东欧未能形成一个强大的市民阶级，如像在西欧那样。至于为何出现这种局面，其主要的原因可以说有两点：一是历史的。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原是游牧民族，过的是游动不定的生活方式，因而难于形成固定的定居中心，更不要说城市；二是13世纪蒙古人入侵造成的破坏。蒙古人1236年侵略并征服俄罗斯，1241年又入侵波兰、匈牙利、波希米亚，到处烧杀劫掠、毁坏城市。例如，13世纪初，蒙古人入侵俄罗斯之前，俄罗斯共有城市约300个，而到16世纪反而减少到230个，这显然是蒙古人入侵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在和贵族的斗争中，就得不到城市和市民的支持，这与西欧形成鲜明对照。
造成东欧地方贵族在政治上强大的另一个原因是长期战争的破坏。先是1525年的德国农民战争，后又有1618年至1648年的三十年战争。三十年战争是新教与旧教之间的战争，始于布拉格起义的这场战争几乎把整个欧洲都卷了进去，但主要战场仍旧在德国。1525年的德国农民战争使农奴制在德国农民中占了普遍的优势，而三十年战争则完成了农奴化的过程。因为三十年战争使大批农民破产，他们再也无力抵抗贵族的土地要求。三十年战争对德国是一场浩劫，易北河一带草木丛生，人口平均死亡率为1/3，而有些地方甚至达到4/5.
15、16世纪东西欧经济领域中发生的上述不同发展趋势，不能不在两个地区的政治生活中反映出来，并对东西欧各自的整体历史发展方向产生巨大影响。最终的结果便是：在西欧，由等级君主制经君主专制转变为议会民主制；而在东欧，则由贵族君主制经过中央集权发展到帝制。下面，我们将分别来谈东西欧政治中这两种不同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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