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资本主义兴起，新的财产形式、社会关系和阶级结构形式和旧的经济、旧的社会、旧的政治、旧的思想的矛盾日益突出的时候，新兴的资产阶级就要求有一种新的思想和文化来帮助他们冲破旧的思想和文化的牢笼，为自己的发展鸣锣开道。这个新的思想和文化就是15世纪出现的人文主义，而它的先驱和代表就是意大利的但丁（1265—1321）、彼得拉克（1304—1374）、薄伽丘（1313—1375）；就是达·芬奇（1452—1519）、米开朗基罗（1475—1564）、拉斐尔（1483—1520），他们分别被誉为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前三杰”和“后三杰”。“文艺复兴”，即对古希腊罗马文化的重新发掘和研究，其实只不过15、16世纪人文主义者借以表达自己的兴趣、思想和目的的途径和手段，在这种对古典文化的发掘和研究中，深深地寄托着他们的情感和希望。人文主义者以科学反对神权至上、以人性反对禁欲主义、以理性反对蒙昧主义，掀起了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一时间诗歌、文学、艺术领域繁花似锦。
但丁在《神曲》中描述了自己游历地狱、炼狱、天堂三界的虚构故事，以真情实感表达了对贝亚得丽丝的超凡脱俗的爱，句句都是听从“内心发出的命令写下来”的。彼得拉克用方言写下的十四行抒情小诗，大部分是为一个名叫劳拉的女子而作，渗透了作者心中热烈的恋情，艺术手法高超而优雅。在《十日谈》中，薄伽丘通过假想的10个佛罗伦萨市民在10天内所讲的100个故事，生动地反映了14世纪意大利市民的恋爱和生活，揭示了教会所宣传的禁欲主义的虚伪。达·芬奇的名作《最后的晚餐》和《蒙娜·丽莎》科学和艺术地反映了画家对人的内心世界的探索。米开朗基罗注重对人体的雄美及它所蕴涵的力量的表达，他的巨幅壁画《末日的审判》因刻画了姿态各异的人体，而被称为“人体的百科全书”。拉斐尔为创造一个完美的女性形象而观察许多美丽的妇女，他所作的许多圣母像表现了人间女性的温柔、甜美与幸福感。所有这些都展示了文艺复兴运动的中心点：人的发现，人的价值，人的觉醒。正如皮柯（1463—1494）在《论人的尊严》中所说，上帝赋予了人按照自己的意志塑造自己的能力，他可以下降为动物，也可以上升到与上帝相似的东西。但丁说得对：“高贵并非天生成，而是自为的。”
进入16世纪以后，以文艺复兴为标志的资产阶级思想解放运动取得了两大新的进展：一是这个运动越过阿尔卑斯山脉，从意大利传播到英国、法国和德意志，形成所谓的“北方文艺复兴”。这是因为1453年土耳其人占领君士坦丁堡后，随着新航路的开辟和世界贸易中心的转移，英吉利海峡两岸的资本主义蓬勃发展，伦敦、安特卫普、里昂、奥格斯堡及塞维尔一时成为活跃的工商业中心和传播新文化的中心。北方文艺复兴的主要代表是英国的乔叟（1340—1400）、埃德蒙·斯宾塞（1552—1599）、弗朗西斯·培根（1561—1626）和威廉·莎士比亚（1564—1616），法国的拉伯雷（1496—1553）和蒙田（1539—1592），以及西班牙的塞万提斯（1547—1616），尼德兰的简·凡·爱克（1385—1441）等等。其中，最杰出的是英国最伟大的戏剧家威廉·莎士比亚，他的名著《罗密欧与朱丽叶》、《威尼斯商人》、《哈姆莱特》、《奥赛罗》充分地反映了对世界和生活的热爱，对青春和爱情的赞美，对古典著作的崇敬，对新发现的欢愉以及对人类力量的信心，是人文主义精神的集中体现。正如作者在他的剧本中所说：人是“宇宙的精神，万物的主宰”。此外，塞万提斯的小说《堂·吉诃德》和弗朗西斯·培根的《论说文集》均是脍炙人口、流芳千古的佳作。
二是在德国发生宗教改革运动，资产阶级的思想解放运动由文学艺术领域深入到宗教政治领域，直逼中世纪神权统治的核心。本来，北欧和南欧的历史环境就不尽一致，南欧受异教文化的影响较深，而北欧受中世纪教会的影响较深，所以对宗教问题的关注从一开始就是北方文艺复兴运动的特点。他们利用语言和历史考证的方法研究《圣经》和早期教父们的著作，旨在摆脱中世纪译本和诠释的影响，从《圣经》原版中寻找真理。尼德兰的代西德乌·伊拉斯谟（1466—1536）就是他们的代表。但宗教改革的真正旗手不是别人，而是来自德意志萨克森的神学博士马丁·路德（1483—1546），是他第一个直接地、系统地揭露了罗马教廷的罪恶和旧教的腐败，发出了改革的呼喊。路德所在的德意志当时正处于诸侯专政的鼎盛时期，资产阶级的发展受到极大限制，因而市民阶级和封建诸侯与罗马教廷的矛盾特别尖锐。事情起因于1517年10月教皇列奥十世以修缮罗马圣彼得大教堂为名向德国销售赎罪券。赎罪券起源于十字军东征时代，最初是用钱来赎买因各种原因不能参加东征的罪过，后来演变成抵消世间一切罪过的罚款，大大方便了教会的腐败。马丁·路德反对赎罪券，更反对利用它来剥削教民，乃于1517年10月31日写出《关于赎罪券的95条论纲》，并把它张贴在维登堡教堂的门口。《论纲》不仅谴责利用赎罪券剥削人民的罪恶，更指出它是诱使人们逃避惩罚的形式，因为它使人误以为逃避就可得救，而真正的得救在对于《圣经》的理解，以及对上帝的虔信。他说：“只要感觉到自己真诚悔罪，就是不购买赎罪券，也同样可以得到赦罪或全部免罚。”由于它说出了许多人想说而没说的话，反教会的情绪一触即发，一个群众性运动勃然兴起，《论纲》也由拉丁语译为德文，并在人们中间争相传抄。1520年路德被教皇宣布为“异端”，但路德表示：“我不能也不会为任何事情悔罪。”他在被迫隐居后，又将《新约》从希腊文译成德文。
由路德发起的对教皇和旧教的挑战迅速演变成一场波及整个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在英国、法国、尼德兰等国都找到了它的追随者。但宗教改革的中心依然在德国，这场改革由于1524—1526年德国农民战争而显得更加深入。德国的农民战争是在路德改革的号召下爆发的，但很快就产生了农民自己的思想家，这就是托马斯·闵采尔（1489—1525）。他关于建立一个人人平等、没有压迫剥削的“千年帝国”的理想赢得了千千万万农民的响应。这场运动的威力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市民阶级也卷入其中，并给这场斗争打下了自己的烙印——《海尔布朗纲领》。该《纲领》提出建立中央集权、统一货币和度量衡、取消商税和过境税等要求，使人想起西欧重商主义者的主张。正是由于农民的支持，新教诸侯终于在1555年战胜旧教诸侯，并在“奥格斯堡和约”中规定，各地诸侯和帝国城市有选择自己的宗教的权利，从而确立了“谁的国家就信谁的宗教”的原则。它标志着新教在德国的确立。
新教在德国的确立也是路德派在宗教改革运动中丧失领导权的开始，因为它意味着路德教已演变成专制制度的工具，代之而起的是一个更为激进的派别——加尔文派。约翰·加尔文（1509—1564）本是德国人，因由天主教改奉新教受到迫害，逃亡并定居于巴塞尔，在那里潜心研究马丁·路德的神学经典，并发表了著名的《基督教原理》（1535）。与路德不同，加尔文神学的出发点是“预定论”，认为上帝的意志是绝对的权威，自然和宇宙的秩序都是由神意事先安排好的，无法变更。因此，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上帝的选民和上帝的弃民。这既否定了天主教会的教皇制度存在的意义，也带有宿命论的消极影响。但他认为，一个人是否是上帝的选民他本人并不知道，只有通过人们的努力才能得到证明，这就是节俭、忍耐、奋斗。因此，加尔文教成为新兴的资产阶级的精神武器，在市民和广大群众中广泛传播。加尔文两次被邀到日内瓦主持宗教事务，并力求以自己的原则进行改革，终于在那里建立起一个神权共和国。在这个神权共和国里，烦琐的宗教仪式被简化了，政教合一的共和体制建立起来，各种神职人员都由信徒选举产生，选举产生的长老会成了监督教会的主要机构，加尔文的精神则渗透到日内瓦思想和生活的各个方面。加尔文还派出传教士到欧洲各地去传教，从而把宗教改革运动推进到新的阶段。
既然上帝的王国都可以共和化，那么为什么世上的王国不可以共和化？尼德兰的加尔文教徒首先提出了这一问题。于是，尼德兰的加尔文教徒从1566年开始组织起来，并发起了对教会的进攻，他们摧毁了安特卫普最大的教堂，1572年北方几省宣布起义，宣布脱离西班牙的统治而独立，这就是有名的“尼德兰革命”。自然，尼德兰革命的爆发有其深刻的经济和政治根源。西班牙正处在君主专制建立时期，它虽然把荷兰变为自己的领地，但北方和南方在经济和政治上差别很大，南部在政治上比较保守，经济上市民阶级受贵族阶级的限制；而北方商品经济蓬勃发展，甚至不少地主也采用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但如果没有加尔文教徒作为这次革命的动力，尼德兰革命是不能成功的。当然他们当时还不够强大，还要和贵族联盟并让他们来领导，这个领导者就是奥伦治亲王威廉。荷兰是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是加尔文教徒建立的第一个世俗共和国，它是宗教改革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这个革命虽然影响不大，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地方性的，但革命的闸门一旦被打开，革命的潮流就将浩浩荡荡，不可阻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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