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破仑·波拿巴生于科西嘉岛。父亲当过律师，是个没落贵族。1779年入巴黎军校，亲眼目睹了1789年的巴黎革命。1793年参加了围攻土伦的战斗，后被提升为准将。1795年因镇压巴黎王党叛乱有功，成为法国政界和军界中的名人。1796年，年仅27岁的他就被任命为远征意大利的法军总司令。出师6天就打了6次胜仗，迫使撒丁王国退出反法同盟。接着，他率军越过阿尔卑斯山脉，直捣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当1797年秋督政府发生政治危机时，他从意大利派奥热罗将军回国，支持巴拉斯发动果月政变，稳定了政局。1799年10月，拿破仑在远征埃及途中赶回巴黎，与塔列朗密谋于雾月18日发动政变，推翻督政府并建立执政府。
拿破仑的上台是偶然因素和必然因素相结合的结果。1794年7月的“热月政变”标志着法国大革命的结束。大革命后法国的形势如何？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动荡不定。先是热月党人利用由一批花花公子组成的“金色青年”大打出手，到处搜捕和杀害雅各宾党人；然后热月党人又利用由一批无套裤汉组成的敢死队，镇压了“金色青年”参与的葡月暴乱，并最终将之消灭。先是巴黎人民在1795年4月1日和5月20日两次发动起义，要求“面包、1793年宪法、释放被捕者！”然后又在1796年发生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巴贝夫组织的“平等社”的密谋，幻想在国家帮助下，通过没收和分配国有土地、反革命分子的土地和空地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先是发生逃亡的王党分子在英国威廉·彼特支持下在布列塔尼登陆的事件，然后又发生国内保皇党企图复辟的1795年“葡月13日事件”。面对这种动荡不定的局面，督政府实行一种被称之为“左右开弓”的秋千政策。虽然这些叛乱或起义都被平息下去了，但资产阶级的统治并未因此获得巩固，政局的不稳反而加剧了。仅1796年以后就发生了三次政变，即1797年9月4日果月政变、1798年5月11日花月政变和1799年6月19日牧月政变。以致写过《第三等级是什么？》的西耶斯发出了“我需要一柄剑”这样的呼声。他需要这柄剑干什么呢？这就是帮助资产阶级结束动荡、建立秩序，巩固资产阶级在革命中夺得的成果。然而，谁才能充当这柄“剑”呢？据说，他们开始是把希望寄托在茹贝尔将军和莫罗将军身上，可前者后来阵亡了，而后者拒绝充当这个角色。正在这时候，拿破仑从埃及返回了巴黎，就成了西耶斯们所渴望的那柄“剑”。他很快就和西耶斯及罗日·都柯一拍即合，一夜之间他就成了巴黎军区司令，并得到来自银行家科罗50万法郎的资助。于是，一场震惊法国和全欧的政变便于1799年雾月18日在巴黎上演了。督政府被推翻，执政府建立起来，拿破仑、罗日·都柯、西耶斯三人成了临时执政。
军事政变迅速改变着法国的国家体制。1799年12月通过的共和八年宪法虽在形式上保存了共和制度和代议机构，但把波拿巴由临时执政变为“第一执政”。随着个人专政的建立，1800年拿破仑取消了革命期间建立的地方自治，郡守由民选改由第一执政任命，73家报纸中有60家被查封。1801年他又与教皇庇护七世订约，承认天主教为“绝大多数法国人的宗教”，并恢复了以往的主教制度。1802年他又在军队中建立荣誉军团即军人等级制度，而拿破仑作为第一执政当然成了军团长。是年8月，当一切准备停当后，在拿破仑本人的默许下，他被元老院宣布为“终身”第一执政。1804年，由于和英国的战端再起以及企图刺杀拿破仑的事件的发生，使元老院找到了一个借口，决定干脆把终身第一执政变为“世袭皇帝”，以打碎波旁王朝在法国复辟的梦想。自然，这个皇帝被宣布为“法兰西人的皇帝”，并非旧制度下的君主，而且得到了帝国350万张选票的批准。农民的选票在其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为拿破仑把自己打扮成农民私有土地的保护者，他说过：“农业，帝国的灵魂，最必需的基础。”但如果说他是所有“法兰西人的皇帝”则是骗人的，因为1804年的《民法典》、1807年的《刑法典》和1811年的《商法典》都以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其基本出发点。拿破仑的《民法典》虽然承认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承认男女都享有同等的继承权，但它强调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性，从根本上来说是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而且，帝制的建立等于在新旧制度、新旧贵族之间搭起了一座“拱门”，此后在它们之间再也不存在不可逾越的界线。据统计，在帝国时期任命的各郡郡长中，资产阶级出身的只占61%，而旧贵族出身的竟占了39%，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这就为后来的波旁王朝的复辟准备了条件。从1793年起，欧洲各国先后组织了7次反法同盟，虽然各次同盟中参加国并不尽一样，但基本上都可以说是整个欧洲对法国的战争。这些国家分为两类：一类是资本主义国家，如英国、荷兰；一类是封建君主国家，如俄罗斯、普鲁士、奥地利等。因此，它们反法的目的并不一样：如英国主要是和法国争夺海上霸权和殖民地，其他国家则主要是和法国争夺欧洲霸权、维护封建制度。但对法国来说，无论对它的入侵出于何种目的，都是对其主权的干涉，因而它与反法同盟的战争只要不越出一定的范围就是正义的，它和第一、二次反法同盟的战争就是如此。在这两次战争中，反法同盟的宗旨都很明确：维护法国的君主制度，反对共和制度。普奥联军统帅C。W。斐迪南曾声言：如果法王室成员受到危害，他就要踏平巴黎！而法国的作战目的也很明确：保卫法国革命，在欧洲各国确立“人民的主权和独立”（1792年12月国民公会法令）。但自督政府上台后，特别是拿破仑上台后，虽然反法同盟对法国的战争在性质和目的上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但法国对外战争的性质却逐渐发生了变化：由正义的战争变为非正义的战争，由民族战争变成帝国主义战争即掠夺战争。这在和第三至第五次反法同盟的战争中表现得很明显，包括1812年对俄国的入侵。而所谓“拿破仑战争”，就是指这些战争。通过这些战争，拿破仑兼并了热那亚，把自己加冕为意大利国王，又把自己的亲属捧上西班牙和那不勒斯君主的宝座，甚至攻占了俄罗斯的首都莫斯科，将大半个欧洲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其面积相当于法国本土的3倍，分为130个省，人口约4500万。
拿破仑的战争在欧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因为它用武力把法国革命的原则带到欧洲各地，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封建欧洲的革命改造。在意大利，由于1796年拿破仑军队的推进，结束了奥地利对意大利的统治，使共和运动在意大利迅速高涨，帕丹共和国（以波伦亚为中心）、阿尔平共和国（以米兰为中心）、利古里亚共和国（以热那亚为中心）、罗马共和国等先后建立起来。在这些共和国里，虽然还只是自由资产阶级和自由派贵族在掌权，但毕竟标志着意大利资产阶级改革的开始。拿破仑战争在德国的影响更为巨大和深远。1801年，莱茵河西岸被并入法国，其面积达21280平方公里，包括了97个小邦和4个自由市，并入法国后由于实行了拿破仑法典，贵族的封建特权被取消了，行会制度被废除了。1806年上莱茵河建立的“莱茵同盟”以及1807—1813年建立的威斯特伐利亚王国虽然未并入法国版图，但在法国控制下封建制度也受到了很大冲击。对德国的最大影响表现为普鲁士的两次改革，这是因为1806年普鲁士在对法战争中失败，丧失了几乎1/3的领土。德国人从对这次失败的反思中认识到，拿破仑的胜利基于法国革命，基于这个革命引发的自下而上的改革，及由这一改革焕发出来的民族精神，德国人要洗刷掉这次失败带来的耻辱，就必须从自下而上的改革做起。席勒在一首诗里写道：“他应该抬起头来，凭着自尊心走进世界民族的行列！”这就导致了1807年和1813年斯太因和哈登堡的改革，废除农民的人身依附，给农民赎买封建义务之权，在城市实行有限自治，又实行义务兵役制度。这些自由化改革成为德国现代化的开端。1808—1813年西班牙发生首次资产阶级革命，其起因实际上也是和西班牙人民反对拿破仑入侵交织在一起的。酉班牙自1700年起一直受法国波旁家族的统治，1808年3月拿破仑占领西班牙并推翻查理四世的王位，又把他的继承者斐迪南七世作为俘虏带回法国，然后让拿破仑的兄弟约瑟夫当了国王。于是，西班牙人民以起义来回答拿破仑和他的傀儡，1812年在加的斯召开了临时议会，并在自由资产阶级和自由派贵族的合作下通过了“自由宪法”。按这部宪法，国王虽然保存了王权但主权受到了限制，议会以后由选举的代表组成，又允许地方（城市）实行自治，关卡税、什一税、宗教裁判及领主裁判等特权也被废除了。虽然取而代之的是“宏特”（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中军队起着突出作用），但君主专制制度在西班牙第一次受到了真正的打击。总之，拿破仑战争是对欧洲封建势力的一次大震动，封建欧洲的元气从此再也恢复不起来了。
拿破仑战争的影响甚至在俄国也得到了回应，其突出的表现就是1825年发生了“十二月党人起义”。当时，沙皇亚历山大一世（1777—1825）去世，其合法继承人康斯坦丁（1779—1831）不愿做皇帝，决定将继位权让与幼弟尼古拉（1796—1855），但由于康斯坦丁并未公布其决定，而使尼古拉犹豫不决。这给革命者以机会，一些受西方民主思想影响的俄国士兵组成秘密团体——北方协会，乘机在12月26日（俄历12月14月）发动起义，企图以共和制取代沙皇制度。匆忙集结起来的起义队伍一开进圣彼得堡元老院广场，就遭到了早有准备的政府军炮兵的“葡萄弹”的连续轰击，因此归于失败。但就其意义来说却是俄国第一次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而发动这次革命的贵族革命家就是曾和拿破仑作战的青年军官，正因为他们在和拿破仑作战的过程中转战欧洲各地，并接受了法国革命及其启蒙思想的洗礼，从而为俄国的革命和改革埋下了种子。这是俄国走向现代化的一次认真尝试。
在拿破仑战争对封建欧洲的冲击中，拿破仑《民法典》的作用尤为突出，欧洲接受《民法典》影响的国家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在《亚眠和约》（1802）之前并入法国的地区，包括比利时、卢森堡、帕拉廷那、莱因普鲁士、黑斯—达姆斯塔、日内瓦、萨伏依、彼德蒙特及帕尔玛、普莱桑斯两公国；第二类是此后拿破仑新征服的一些国家，如意大利（1806）、荷兰（1810）、汉西亚诸省（1810）及贝格大公国（1811），在这些地方《民法典》是随着拿破仑的统治而被带入的；第三类是一些自愿接受其《民法典》的国家，其中有威斯特伐利亚（1808）、汉诺威、巴登、法兰克福及拿骚等大公国（1810），此外还有瑞士数州、自由市但泽、华沙大公国、伊利里亚诸省和那不勒斯王国。当然，各地接受和实施拿破仑《民法典》的程度实际上并不一样，在日耳曼和意大利的一些地方，都爆发过强烈的抵制，或者用自制的民法典取而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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