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5年十二月党人起义后，围绕着要不要废除农奴制以及废除农奴制后俄国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在俄国哲学、社会和文学领域中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并由此形成了两个重要的文学政治派别：斯拉夫派和西方派。它们活跃于19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
西方派包括不同的阶层，有温和的自由主义资产阶级，也有进步的教授、文学家。西方派反对并要求废除农奴制，并认为在废除农奴制后，俄国应该走西欧的道路，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因而肯定彼得一世的改革，主张实行资产阶级自由，首先是言论出版自由。其代表人物有安宁柯夫、卡维林、契杰林等。而别林斯基、赫尔岑、奥加廖夫、屠格涅夫等人是早期西方派的重要人物。他们在《祖国纪事》和《现代人》杂志上，宣传自己的主张和观点，同斯拉夫派展开激烈论战。后来分为两翼：右翼以维尔纳斯基为代表，主张君主立宪政体，要求实行议会制度，解放农奴，代表作有维尔纳斯基的《经济学指南》（1847）。左翼包括赫尔岑、别林斯基等人，在1848年革命后与右翼决裂，走到否定资本主义制度、承认革命民主主义和共和国的立场上来。
斯拉夫派则是自由贵族中的一个保守的派别，多半由地主知识分子构成。其代表人物有作家和理论家霍米亚柯夫、作家阿克萨柯夫兄弟、政论家伊凡·基列耶夫斯基以及民俗学家彼得·基列耶夫斯基兄弟等等。这些人认为俄罗斯是一个特殊的东斯拉夫国家，其“民族特殊性”的集中体现就是它的农民、农民生活方式、传统的农村公社。因此，俄国的发展不应走西欧的道路，而应由“农业公社”直接过渡到“工业公社”，劳动组合是完成过渡的实现原则。他们反对彻底解放农奴，主张逐渐解放，更反对进行西方式的革命，认为那是“毫无意义的动荡”，自然也反对彼得一世的改革。他们幻想在农民和贵族、君主政体和正教教会之间维持一种封建宗法关系，他们是西方派的直接对立面。
然而，当时的俄国已不是斯拉夫派所要维护的那个俄国。一方面，农奴制在沙皇专制制度的庇护下，仍在俄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据着统治地位。2150万左右的农民依然痛苦地生活在农奴主的皮鞭之下，他们按其依附关系之不同可分为三类：（1）地主农奴，他们是住在土地所有者土地上的农民，即依附于贵族和地主的农奴，其人数约1100万；（2）国家农奴，他们是居住在国家所有的土地上的农民，即直接依附于国家的农奴，其人数约950万；（3）采邑农奴，他们是居住在皇室领地上的农民，即向沙皇宫廷纳税的农民，其人数约100万。这三种农奴中，地主农奴地位最低，其身份和奴隶差不多，而国家农奴较自由，可以进城找工作。但由于各地环境和条件不一样，特别是商品经济发展程度不一样，各地农奴的处境也不一样。据估计，在欧俄核心地带，支付劳役地租的农奴占72%，交代役租的农奴只占28%；而在非黑土带，由于工商业比较发达，前者与后者之比大约是4：6.但另一方面，一种新经济因素即资本主义也慢慢在俄国内部滋生、发展。
早在17世纪末，俄国已有了工场手工业的萌芽，在彼得大帝改革后又有所发展，但那是建立在农奴制基础上的，不是真正资本主义性质的。大约在18世纪末，采用雇佣劳动的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在俄国已经产生，但这时在工业中占统治地位的还是采用农奴劳动的工场。19世纪上半叶，使用雇佣劳动的工场手工业在轻工业中开始占据优势，但在冶金、呢绒、制革业中，农奴劳动仍是主要的。例如，在加工工业中，自由工人在工人总人数中的比重：1804年为48%，1825年为54%。与此同时，机器的引进和使用也越来越普遍，1837年俄国第一条铁路（从彼得堡到巴甫洛夫斯克）建成通车，1833—1835年俄国造出了第一辆火车头，机器的输入在1835年至1860年间增加了25倍。但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受到农奴制的严重阻碍和限制，因为农奴制的存在不仅缩小了国内市场，也限制了足够的自由劳动力的供应。据统计，在加工工业中，强迫劳动者在工厂工人总数中的比重，1804年达52%，1825年达46%。这种状况若不改变，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不可能的。
沙皇政府对此并非毫无察觉，1721年彼得一世颁布的关于企图解决工业劳动力问题的法令就是一个证明。但他当时不可能去解决农奴制本身的问题，因为当时正是农奴制发展的鼎盛时期。第一个试图解决农奴制问题的沙皇大概是亚历山大一世（1801—1825），因为他的祖母叶卡德琳娜二世是一位“开明君主”，他本人是由瑞士温和共和党人拉加尔普教育出来的。亚历山大一世于1801年上台后，他的一些青年朋友组成的“国家改革草案机密委员会”提出了一些改革方案，其中一个就是1803年3月20日的《自由耕种者》法案，准许地主释放农奴。据说，按此法，有47153个农奴获释，赎金为5000卢布。但这与废奴没有关系，释奴是主人自愿的。亚历山大一世还任命了开明人士米·米·斯毕朗斯基为国务大臣。此人认为“一个开明的商业的民族，能够长期地停留在奴隶制之下，在历史上还没有过”。他曾提出建立“国家杜马”的建议，虽然没有公开提出解放农奴，但主张给予农民“个人自由”。后由于反对派的攻击，被作为“危险的改革家”而遭撤职。在尼古拉一世统治时期（1826—1856），先后设立过11个“机密委员会”来讨论农奴制问题，尼古拉一世甚至认为农奴制“乃一大患”，但又认为“现在去动它是一件更加有害的事情”，没有任何进展。
但是，两方面的情况的发展，最终改变了沙皇政府的态度。一是农奴制危机的加深。据统计，自进入19世纪以来，农民的起义和骚动的频率几乎呈直线上升的趋势：1826年至1844年为207次。到改革前的几年，简直是烽火四起、越烧越旺：1858年为86次，1859年为90次，1860年达108次。学术界一般认为，50年代农奴制已进入总危机阶段，以致整个社会都感到了这种危机的影响。二是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失败。爆发于1853年的这场战争是由俄、土争夺“圣地”耶路撒冷的管辖权而引发的：沙俄能否享有在奥斯曼帝国的版图内保护其东正教徒的权利？土耳其政府给予否定的回答，尼古拉一世企图用武力迫使其承认。由于土耳其获得英、法和普、奥的支持，更由于沙皇专制制度的腐朽，俄国在这次战争中失败了。这时，西方早已使用了线膛枪，而俄国仍用着燧发枪；西方的舰队早已装备了蒸汽机，而俄国仍然是帆力舰；西方可以用铁路运送军队，而俄国的军队仍用马拉，俄国怎么能不失败呢？正是这次失败使新即位的亚历山大二世认识到：“现行的农奴领有制，不能老是不改”，“从上面来废除农奴制度比等到从下面自行废除要来得好些”。于是他于1857年1月成立农民事务机密委员会，令其着手起草解放农奴的方案，1861年3月3日（俄历2月19日）便颁布解放令。
按照解放令，自法令颁布之日起，农民获得人身自由，他们有权拥有动产和不动产，可从事工商业活动，可自由结婚，但仍由农村村社管理。村社和乡的公职人员由农民选举产生。同时，由贵族选派若干调停吏负责处理农民与地主的关系。农民在获得自由时，必须获得一块份地和宅旁园地，数量由各地视情况而定，但不得低于2.75俄亩和高于12俄亩，超过部分由地主承担，份地在法律上仍是地主的财产，农民只有“永久使用权”。农民的份地要交赎金，赎金以每年代役租作为资本的6%计算得出，在赎地时交20%—25%，其余由政府垫付给地主，49年内按本利还清。
除了解放农奴外，这次改革还有一系列后续举措：1864年成立县和州自治局；1864年进行司法改革，实行公开审判，建立陪审制，设立律师制，地方设立裁判所，农村设乡间法庭；1870年决定由房产主、商人、工厂主等选出代表组成市杜马。1874年实行军事改革，以普遍兵役制取代募兵制，凡21岁的青年都得入伍服役，兵役期为6年。
这次改革，由于在州县设立地方议会制度，使俄国在向资产阶级君主制转变的道路上前进了一步；由于废除了农奴制，使俄国的封建生产方式转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于大量农奴获得人身自由，这就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准备了劳动力来源。总之，随着农奴制改革的实行，俄国从此正式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据统计，至1913年，俄国工业在世界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达5.3%，已居世界第五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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