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史:以文明演进为线索-日本的明治维新和“脱亚入欧”:从东亚驶出的另一艘初露桅杆的世界级航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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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8年发生的“明治维新”是日本历史和文明发展过程中的里程碑,也是东亚乃至整个亚洲社会发展中的大事。因为它是亚洲国家中唯一通过自身改革走上现代化之路而避免了殖民地化的国家,其总特点是既保留传统又“脱亚入欧”。

    明治维新前的日本正处于德川幕府统治时期(1603—1867),是一个典型的封建制国家。在经济上,全部土地为封建领主占有,但未建立大的庄园制,而把它交由农民分散耕种,所以形成发达的小农经济。在政治上,天皇制仍然保存着,但天皇及其臣属(公卿)并不参与政事,只住在京都。政权实际控制在江户的德川幕府手中,其统治方式称幕藩体制,以征夷大将军为幕府最高统治者,幕府下辖全国260多个藩,各藩的直接统治者称大名,最基层是以本地百姓为中心的村。德川家族通过幕府和藩的双重政权统治全体人民,而其统治的工具是以大名为中心的武士团。在这种封建领主制下,大名向将军提供以石高为基准的军役并履行所谓“参觐交代”制度。武士团以服军役为中心,被编成大名的家臣团,确立知行制度。村则以石高制为基础,征收以大米为主的实物年贡,形成村请制度。但自17世纪以来,在幕府统治下的日本,其社会经济和文化也开始发生变化。

    首先是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早在德川幕府建立之前,由于实行“太阁检地”和《刀狩令》,已引出了兵农分离和对粮食的巨大需求。德川幕府建立后,又禁止人身买卖和使用家奴,为了增加领主年贡来源,又通过代官、村吏等招农民包垦荒地,从而强化了农业商品化的趋势。据统计,1600年至1872年,日本农业年增长率已达0.3%。德川中期以后,商品经济显著发展,以大阪、江户、京都为中心,一个全国性的商业网已初步形成。正是在这种商品经济的涌动中,18世纪中叶资本主义的幼芽开始在日本萌生,商人通过“问屋”包买农村手工业品进行贩卖,或分发给农民原料令其加工,然后付给工资(实物)收买成品。后来,除原料外,还预付工具给农民(如在棉织业中由商人借棉纱、织机等),生产者只出卖劳动力而不必使用自己的工具,加工费也改用货币形式。这种称为“前贷制”的包买制度和西欧的“外放加工制度”一样,是资本主义萌芽的最初形式。

    其次是西方先进文化技术的引进。引进始于1639年宽永锁国体制确立之前,可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1)蛮学时期;(2)兰学时期;(3)洋学时期。当时葡人、西人从南方而来,日本人受中华文化影响称其为蛮夷,对其文化称为“蛮学”。葡人和西人带来的主要是天主教文化,天主教主张一神教、男女平等、一夫一妻、生命神赐、自杀有罪等。因而与日本的崇拜祖先、君权至上、男尊女卑、一夫多妻、服从领主、切腹自杀等格格不入,对日本人的思想文化、伦理道德形成很大冲击。但“蛮学”带来的主要是宗教改革前的天主教文化,在自然科学方面还比较落后,对日本影响不大。以《解体新书》的翻译和出版(1774)为标志开始的“兰学”,是以宗教改革后的荷兰科学文化为主体的西方文化,在生理学、病理学、博物学、物理学及航海、造船、化学等方面都已近代化,因而在日本流传甚广、影响大增。不仅在京都、大阪、长崎形成多个兰学的中心,而且在一些地方也建立了兰学的基地。幕末,1853年美国叩关,第二年签订《神奈川条约》迫使日本开港。以后传入的“洋学”则以英、美、法的科学、文化为主,其范围从医学及天文历算之类的“实用之学”扩大到一切西方科学文化知识,而且研究者也从上层知识分子扩大到民间知识分子,对日本的文化、教育和实业产生了革命性影响:一是导致了各种学问所的建立;二是导致了各类近代学校的兴办;三是导致了一系列制铁所的创立。至1863年长崎制铁所建成时,已使用了英国发明的蒸汽机,在工业上把日本推上近代化之路。

    最后是改革派在日本的形成。对西学抱什么态度?是完全拒之门外还是加以批判地吸收?这在日本的斗争相当激烈。关于前一种态度,早已有禁教、锁国之事发生,后期则有所谓“攘夷论”的提出。所幸的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持此这种“攘夷论”,而是对西学采取分析的态度后才决定取舍。其中比较著名的有佐久间象山(1811—1864)的“东洋道德西洋艺”论,桥本左内(1834—1859)的“器械艺术取于彼,仁义忠孝存于我”论等。著名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更是主张对西方科学技术进行研究,对欧洲各国的风俗习惯进行探索,并在英法两国多方面请教朋友,打听国家制度、海陆军规则、赋税征收方法等。他于1866年根据实地考察所写的《西洋事情》一书详细介绍了西方的政治制度,尤其推崇美国的宪政体制,认为“由人民代表合议国政”,“以美国为最”。此后,凡谈西洋文明而主张开国之必要者都把《西洋事情》置于座右。

    作为日本历史和文明转折点的明治维新运动就是在资本主义已经萌芽、西方科技文化大举侵入并且国内改革思想泛起之际酝酿而成的。首先起来实施改革的是长州、萨摩等藩的中下层中与地方商人有联系的武士,改革主要集中于革新地方藩政,以加强商业活动、改善农村秩序、增加藩的财政。乃结成长萨同盟,由主张“公武合体”转而提出“尊王攘夷”及“武力讨幕”。因为在他们看来幕府是引狼入室的罪魁,攘夷必须讨幕。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久坂玄瑞等人在斗争中成为这一运动的领袖。在这种情况下,德川庆喜(1837—1913)决定听从土佐藩主山内容堂劝告,实行“奉还大政”,一方面在形式上让天皇拥有最高权力,另一方面又由自己掌握实权。倒幕派识破其阴谋,乃于1868年1月3日断然发动宫廷政变,由年仅16岁的睦仁天皇出面召开御前会议,发布“王政复古大号令”,宣布王政复古,挽回国威。同时,成立以天皇为首的临时中央政府,剥夺德川庆喜的将军职务,废除摄政、关白、幕府等制度,暂设总裁、议定、参与三职;确定“一洗旧弊”、“广开言路”、“登用人才”的方针。然后,朝廷公布讨伐令,在政府军抵达江户郊区时,德川庆喜宣布投降。由此才结束了幕府长达260多年的统治。

    但倒幕派的活动并未到此为止,“倒幕”只是其改革的开端。1868年3月睦仁天皇发布《五条誓文》,9月改元“明治”并采用“一世一元制”,其间又改江户为东京。这些都是改革派推动的结果。《五条誓文》宣示:(1)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2)上下一心盛行经论;(3)官武一途迄至庶民各遂其志;(4)破除旧来之陋习秉天地之公道;(5)求知识于世界以振皇基。第一条旨在确立君主立宪,第二条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第三条要求废除等级制度,第四条主张放弃攘夷政策转而与外国交往,第五条讲学习西方科学文化。它的原型实际上就是土佐藩武士坂本龙马与该藩之主后藤象二郎1867年6月在“夕颜丸”上搞的“船中八策”。誓文是一个维新的总纲,在很大程度上勾勒了整个维新运动,也就是此后日本发展的方向和路径。

    以誓文为指南的改革于是随之展开。一是各藩在1869年奉还版籍,进而于1871年废藩置县,由中央派官吏统治,建立中央集权,统一货币和市场。二是在1869年和1871年间先后废除大名、公卿、武士等称号和等级身份制度,在宣布“四民平等”的同时又把居民分为华族、士族和平民三等。同时废除行会制度,允许人民有居住、迁移和择业自由。三是仿欧美制度,购买外国技术装备,兴办技工学校和官营模范工厂,聘用外国技术专家。同时大量派遣官吏、技师、职工到西方各国学习,吸取新知识、新技术。四是从1872年开始实行土地改革,取消旧领主的土地领有制,承认实际上有土地的人是土地所有者。第二年又颁布地税改革条例,取消名目繁多的贡赋,缴纳全国统一的单一地税,地税的标准为地价的3%,结果地税成了国家税收80%的来源。总之,明治维新一方面大刀阔斧扫除封建旧制度,为资本主义发展创造条件,使日本“脱亚入欧”;另一方面又保留了天皇制度和落后的封建势力以及传统的伦理道德,并使二者在天皇制下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从而为以后的军国主义化埋下了伏笔。

    明治维新后,日本得以迅速走上工业化的道路。据统计,1884—1893年间,工业公司、运输公司和商业公司的资本分别增加了14.5倍、12.1倍和3.3倍。1893年时,拥有10名工人以上的工厂已达3019家,其中以机械作动力的有675家。纺织业发展尤为迅速,1887—1890年间该部门的投资占各工业部门投资的40%。它表明,到19世纪末,日本作为亚洲唯一“脱亚入欧”的国家,好比一艘从东亚驶出的世界级航船,已初露桅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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