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并不是近代才产生的一个新概念，早在古希腊哲学家们所提出的“自然哲学”中就已存在了。巴门尼德最早将感觉和理性作为两种不同的认识加以明确的区分，苏格拉底把灵魂看做理智所在的地方，即把理性视为灵魂的本质，而柏拉图则认为宇宙本是一个有理性有灵魂的生物，到亚里士多德已然形成所谓“宇宙理性论”，认为“自然”之为物均含有一种宇宙的理性，而自然法只不过是此宇宙理性的表现而已。然而，在罗马教廷和封建主统治的中世纪，这种理性的光辉被宗教神学掩盖了、泯灭了。
现代工业社会是建立在大机器生产的基础上的。大机器是一种完全人工形态的生产力，因此它意味着对自然力的征服，其关键是科学在生产中的运用。而科学（Science）一词本起源于拉丁语的“学问”、“知识”（scienfia）一语，它在本质上是与人的智力或理性相连的。因此，在现代工业社会里，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乃至观念形态，其最大的特点是理性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而不断排斥着异己力量对人类的控制。换言之，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这是一个新的时代——理性的时代。
在宗教时代与理性时代之间横亘着一些巨大的障碍，例如，世界上究竟有没有神？如果有神，那么中世纪所宣传的整个宗教神学就有了依据；而如果没有神，那么这个世界的本质是什么？人们能否认识这个世界？应如何认识？人究竟有没有平等的权利？如果有，那么造成不平等的原因是什么？这关系到对整个人类历史的认识。最后，人在宇宙中究竟处于何种地位？如何认识人本身的性质以及人的价值？对这些问题作何回答，关系到能否把人们从中世纪宗教神学统治下解放出来。中世纪所宣扬的宗教神学认为，世界上的一切包括人本身在内都是神创造的，因而神权统治、君主专制、贫富差别都是天经地义的，人们只能忍受这一切，而不必去加以改变。当然也就谈不上什么自由、平等、民主。
理性思想的种子是由人文主义者在16世纪播下的。当时的人文主义者以人性反对禁欲主义，以理性反对蒙昧主义，以科学反对神圣至上，喊出了“人是自己幸福的工匠”的口号，努力寻求“人的解放”。托马斯·康帕内拉写道：“人在世界中……是一个思考者”，“当人思考时，他想得比太阳更远，甚至超越天堂；他思考许许多多的世界，它们的无限性……”另一位人文主义者马希里奥·费希诺也说：“正是人的精神重建了这个动摇的宇宙，正是通过人的行动，物质世界被不断改变并趋向它曾由之产生的那些精神的领域。”它们都包含着从未有过的“理性”的精神。但无论是当时人文学者，还是他们之后的宗教改革家，都未能在理论上真正弄清：世界上究竟有没有神？人们是否有平等的权利？人类究竟是怎样来的？而如果不从理论上正确地回答这些问题，他们就还不能从根本上批倒中世纪的宗教神学，进而给人们以启发。这个任务是由18世纪的启蒙学者，以及他们的继承者先后完成的。
世界上究竟有没有“神”？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本来已接近于找到正确的答案，但他仍承认了“第一推动力”。只是在启蒙运动中，这个问题才由保尔·昂利·霍尔巴赫（1723—1789）等人给予彻底解决。霍尔巴赫是18世纪唯物论的重要代表，他在《自然体系》等著作中指出：物质是第一性的，而感觉是第二性的，物质和运动是不可分的，而且一切物质都充满着活的运动。他说：“物质凭它本身的力量而活动，它并不需要任何外部的推动来使它发生运动。”又说：“人是自然的产物，他存在于自然中，受自然规律支配。”这就彻底驳斥了神学的谬论：第一，既然世界都是由物质构成的，这就否定了上帝即神的存在，因为“神”是属于精神的；第二，既然物质与运动不可分，且是靠自己的力量运动着的，也就否定了“第一推动力”的存在。这样，也就把人对世界的认识奠定在唯物的即科学的基础上，从而从根本上和理论上否定了宗教神学的依据，给人以思想的启蒙。
人有没有平等的权利？自16、17世纪以来，哲学家和政治学家们依据自然法哲学的理论提出了“人生而平等”的主张，认为人生来尤其是在人类存在的初期是平等的，因为当时他们还是一种自然人。但这种理论不能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人类后来又出现了剥削和压迫，出现了不平等？因而还不能完全说明人有没有平等的权利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彻底解决，也是由18世纪的启蒙学者来完成的，其中贡献最大的有两个人，卢梭（1712—1778）和摩莱里。前者写了《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1754），后者写有《自然法典》（1775）。摩莱里指出，私有制是社会上一切罪恶的根源，认为“在没有私有制的地方，就不会有任何由私有制所引起的有害后果”。卢梭虽然主张以小私有取代大私有，但他正确地指出私有制是产生不平等的原因，并断言：在“自然状态”下，一切人曾经都是平等的。这就从正反两个方面论证了人所拥有的平等权利，从而在理论上确立了自由和平等的观念，给人以政治的启蒙。
对人本身的认识似乎要比前两个问题更难，文艺复兴时期提出的以人为本而不是以神为本的思想，已打开了通往最终认识人类自身本质的道路，但直到启蒙运动时期大多数学者仍停留在把人当作“自然人”的状态，即对于人的自然本质的认识。不过，把人类看成自然界的一部分，实际上已包含了对“上帝造人”的神学的否定成分，应是人类科学地认识自身的第一步。因为，当历史进入19世纪之时，一个重要的学说即生物进化论产生了。1809年法国生物学家拉马克在《动物学哲学》一书中首次提出了生物演化的观点，1859年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一书，第一次科学地论证了生物进化的规律和过程，既然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按逻辑人也应当是进化的产物。果然，1863年，赫胥黎的《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出版，以他自己的方式论证了人是生物进化的产物的观点，得出了与达尔文相同的结论，均是对上帝造人的神话的毁灭性打击。此后，对人的本质的探讨主要沿着两条道路进行：一是进一步探索人作为生物进化的过程，即探讨人的自然本质，主要是由生物学家来做的；一是探讨人的社会演变过程，即探讨人的社会本质，恩格斯的《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是其代表。而考古学则用事实和实物证明：人的生物机体进化和社会劳动的功能是互为因果的，都促进了人的起源与演进。
在上述几大问题的解决过程中，科学与宗教的冲突始终贯穿其中，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又进一步加强了理性和科学的精神。但理性的精神的扩张决不仅仅限于上述几个方面，它也渗透到哲学、文学和艺术等各个领域。事实上，在人类理性觉醒的阶段，“科学”、“哲学”和“理性”这三个概念常常是不分的，或者说是相互联系的。我们在前面谈到，Science（科学）一词本来自拉丁文的“scienfia”（学问、知识），但它同时还相当于希腊语中作为“Sophia”（智慧）叠词的“Philosophi”（哲学），可见很难把三者分开。人文主义本是文艺复兴时期文学和艺术的核心，作为17世纪文学主潮的古典主义在很大程度上继承和发展了文艺复兴文学的传统，也是崇尚理性的。18世纪启蒙时期的文学更是把理性作为衡量一切的尺度，在和封建主义及教会势力的斗争中，为资产阶级革命作了充分的舆论准备。至于产生于19世纪的浪漫主义文学，虽然情况有些复杂，但其基本的和主要的倾向则是对进步和理想的歌颂，也没有脱离理性的精神。理性是人的智力的核心，其主要特点是取之不尽。因此，人类在自己的生产和生活中越是需要和动用自己的智力，理性就增长得越快、越广。与经济上出现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相伴随，之所以会在思想和文化上出现一个理性的时代，就是因为这种工业化和现代化需要大量科学和技术，也就是要靠人的智力和理性。这是现代工业社会与传统农业社会的根本区别所在。
从第二个千年中期开始，在亚欧农业带的西部，一种新的社会即现代工业社会逐步兴起，并最终取代传统农业社会成为社会的主潮，这是一个大转变的过程，也是一个现代化的过程。为这种转变提供原动力的是社会经济生活走向商品化的趋势，而造成这个趋势的是城市在上个千年之交的普遍兴起。新兴城市的经济结构以手工业为基础，也就是以劳动和交换为基础，是一种存在于土地财产之外的独立形式。城市的大量兴起必然引起城乡之间的交换，城乡交换必然导致货币使用的增加。当商品货币关系渗入封建经济结构内部时，社会经济生活商品化的趋势就形成了。于是西欧社会开始发生多重变化：首先是12世纪后农奴制在西欧逐渐解体，因为当商品货币关系渗入农奴制体制之内时，货币地租便取代了劳役地租和实物地租成为主要的地租形式，农奴对主人的人身依附便失去了依据；与此同时，在15、16世纪，一种以资本为主导而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生产方式，随即在封建经济结构内部孕育并诞生，因商业的发达已为之准备了资本，而农奴制解体则为之准备了劳动力市场。由于资本以利润的最大化为目标，以尽可能高的劳动生产率为手段，使科学技术的采用成为必要，这就导致了18世纪的“工业革命”。其趋势就是“赋予生产以科学的性质”，而逐步把直接劳动降到次要的地位。一旦资本主义生产被大机器武装起来，生产关系、社会关系以及整个上层建筑的变革就不可避免，乃至人本身都将随之发生改变。这是一个现代化的过程，实质上也是社会经济、政治的理性化过程。这一过程在西欧和北美（即西方世界）大约始于18世纪中叶而止于20世纪中叶。
§§第四编 欠发达国家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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