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史:以文明演进为线索-列强激烈争夺中的三大伊斯兰帝国:奥斯曼帝国、萨非伊朗和莫卧儿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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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斯曼帝国、萨非伊朗和莫卧儿印度地处西亚至南亚一线,是传统农业世界最早受到西方冲击的地区。以奥斯曼帝国为例,它不仅一直受着俄国南下的威胁,从15世纪末起,西班牙崛起于地中海,与奥斯曼人争霸。1498年5月20日葡萄牙人占领卡利库特,这既是西欧人入侵印度的开端,也为其从波斯湾进入伊朗准备了条件。所以,以后法国人、英国人接踵而至。上述这三个伊斯兰帝国无不受到它们的袭扰,并由此引发了帝国内部的变迁。

    1539年,为了对付当时在中欧称雄的以哈布斯堡家族为中心的神圣罗马帝国,苏莱曼统治的奥斯曼帝国决定按下列条件与法国结盟:奥斯曼向法国商人开放领海和港口,商品入境关税只收取5%;同时,法国人在奥斯曼境内享有贸易自由、航行自由及治外法权。这是向西方工业国开放其市场的开始。但奥斯曼帝国内部和整个封建制度(如军事采邑制、包税制等),此时却依然如故,因而很难适应国门开放所造成的形势。不久就出现了财政赤字、货币贬值和物价飞涨并发的局面。据统计,1597年时这个国家的财政亏空达60000万阿克切,为全部收入的两倍。为了弥补财政赤字,只好用降低质量的办法来扩大货币的供应和发行,1600年时1阿克切的含银量大约只有1500年时的1/10.物价飞涨常常是货币贬值的伴随物,1550年以后的5年内,棉花、黄油、蜂蜜的价格分别上涨了2倍、4倍、8.5倍。结果,在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终于酿成社会的大动荡,造成奥斯曼帝国历史上的“大逃亡”,以致许多农民靠乞讨和劫掠为生。至1840年,奥斯曼帝国被迫再次与法国订立不平等条约,允许法国人在奥境内随意旅行和贸易,进口税由过去的5%降到了3%。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塞里姆三世(1789—1807)、马赫穆德二世(1808—1839)和穆斯塔法·拉施特·帕夏先后尝试和实施多项改革,企图挽回帝国的颓势。这些改革包括:改组帝国会议,规定一切重大措施须经大臣们讨论,下令近卫军接受欧式训练,并组建西式陆军和海军以取代军事采邑制下的旧军。1834年废除过时的军事采邑制,在法律上承认“生命安全是人最重要的天赋权利”,“保护个人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根据财产状况课税,创办世俗的大、中、小学校等。很明显,这些上层改革动摇了帝国的政治和军事体制,为之注入了某些资本主义的因素。但由于未能触及帝国的根本制度,尤其是作为土地制核心的“蒂马尔制度”,这些改革很难达到安定民心、革新政治、巩固统治的作用。因为在这种土地制度下,直属国家的土地几乎占了87%,而在其上耕种的农民只有“世袭和永恒的租佃权”,而不是所有权。

    伊朗高原地处中亚与西亚的要冲,历来是列强争夺的重要目标,巴比伦、亚述、亚历山大帝国、阿拉伯帝国、帖木儿帝国都先后在这里建立过统治。1520年建立的萨非王朝在17世纪初达于鼎盛。声威显赫的君主阿拔斯一世借助英国的海上势力,曾于1623年收复葡萄牙人占据了百多年的忽鲁谟斯。但由此却为西方势力的侵入开了方便之门,先是英国获得在伊朗免税通商的优惠,随即是荷兰、法国等西方商人援例均沾,1708年和1715年法国又把领事裁判权强加于它,176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被允许免征关税。拿破仑战争失败后,由于法国势力受挫,在伊朗的争夺以英国和沙俄为主,二者势力从南北向内地推进,伊朗主权丧失大半,沦为半殖民地。在这种情况下,跻身于谢赫教派的阿里·穆罕默德自称“巴布”,即人民与马赫迪(他是这个教派所宣扬的即将降临的伊斯兰教救世主)之间的媒介(“巴布”在阿拉伯语中是“门”的意思),于1844年创立巴布教。它宣布马赫迪即将降世,伊朗将成为一个没有压迫、人人平等的“正义王国”,并于1850年5月发动起义,其战火曾燃遍伊朗各地,但亦难免以失败告终。不过它却迫使新即位的国王纳席尔·厄丁(1848—1896)进行必要的改革,以挽救濒临衰亡的民族命运。改革由出身卑微、出使过奥斯曼、身为国王妹夫和首相的密尔札·达吉汗主持。其改革显然深受奥斯曼帝国改革的影响,也主要集中于整顿军事和政治两方面:一是改组军队,严禁部队和军官的无纪律现象,严禁侵吞士兵薪饷,计划建立一支统一编制的新军,并使之扩充至10万人,为此在德黑兰创办了军官学校;二是整顿财政,大力裁减宫廷侍役,削减官吏薪俸,取消王子在各省的直接收入,改由国库支给。此外,密尔札·达吉汗还建立兵工厂和军需工场,鼓励发展民族工商业,建立路警以保护商路与商队。还学习奥斯曼,派人到俄国留学,在德黑兰创办科学馆和报纸《时事日志》。但由于这些改革未触及伊朗的根本制度,如君主专制制度和土地制度,均难以达到振兴民族的目标,甚至密尔札·达吉汗本人也殉身改革。早在19世纪初,俄国就先后兼并了伊朗南高加索的十几个省份,密尔札·达吉汗的改革失败后,英国在伊朗的势力更是大增,又是修路又是开矿、敷设电线,其殖民化一步深似一步,已难以自拔了。

    在莫卧儿帝国,情况更是不妙。本来,这个帝国曾创造过自己光辉的业绩。在16世纪和17世纪甚至已依靠自身创造的力量,孕育了资本主义的幼芽。例如,在金刚石开采业中,在科卢尔矿场中工作的人员达3万之众,并有一定的劳动分工。但沙杰罕(1627—1659)统治末期,四个儿子争夺帝位,互相残杀,最后取胜的奥朗则布(1658—1707)虽成就辉煌,然而对印度教的迫害,终于逼出了锡克教运动,继之又发生了马拉特人反政府和反伊斯兰教的起义,起义最后被镇压下去了,奥朗则布的统治保住了,但帝国的根基却动摇了。接着而来的是英国对印度的大举进攻,直至把它完全变成英国的殖民地。英国在印度的殖民活动来得比葡萄牙晚,当它于16世纪末来到印度西海岸时,葡萄牙人已占有卡利库特(1498)、果阿(1510)、第乌和达曼等地,并以这些地方为根据地从事转运贸易。但英国自1600年成立东印度公司后,很快在印度成为与葡萄牙人竞争的主要对手,于1612年在苏拉特附近击败葡萄牙的船只,并获得莫卧儿皇帝贾杰吉允许在此建立商馆的权利。此后,英国在印度的扩张迅速扩大,1629年在马德拉斯建立要塞,1668年又占孟买为据点,1686年再在东海岸建立加尔各答。1707年奥朗则布去世,各土邦相继独立,互相仇杀,内战不已。这给英国独占印度提供了绝好机会。此间,虽然法国于1668年始在苏拉特建立商馆,进而与英国争夺在印度的控制权,但1756年至1763年的七年战争后,法国人亦承认了英国在全印之霸主地位。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在克莱武、赫斯丁、康华里等总督在任期间,先后与迈索尔进行两次战争(1782,1790—1792)、与马拉特人进行了三次战争,(1775—1782、1783、1817)、与锡克人进行了两次战争(1845、1848),从而兼并了坦焦尔(1799)、信德(1843)、旁遮普(1849)、敖德(1856)等邦,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已完全确立,虽有1857—1859的印度民族大起义,也已不可改变。至1877年,维多利亚女王宣布兼任印度女王,印各土邦皆变成英国的属地,从而为印度的殖民化过程打上了句号。在英国变印度为殖民地的过程中,1757年克莱武对孟加拉发动的普拉西战役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和开端,正如马宗达等人在《高级印度史》中所说:“普拉西之战似乎是一次较小的战役,但是却产生了比世界上最大的战役更为重要的后果,它为英国征服孟加拉以至最终征服整个印度铺平了道路。”

    至此,这三个最大的伊斯兰帝国都先后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结束了它们曾经有过的辉煌历史。在此期间,虽然各帝国都发生了上层改革,但由于未能触及其根本的制度,均未能改变帝国的衰落命运,因而尚不构成现代化正式启动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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