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卧儿帝国灭亡后，印度沦为英国的殖民地，这标志着印度最终脱离伊斯兰世界。因此，本章所叙述的伊斯兰现代化将不再包括印度的内容。
伊斯兰的现代化之所以能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启动，是因为这时资本主义在伊斯兰世界有了长足的发展，从而在伊斯兰世界培植出了一个新的代表进步的阶级：资产阶级——尽管它还不够强大。例如，在土耳其，由于对外贸易和铁路建设的发展，沿海和沿线地区的劳动分工加速进行，涌现出了一批经营地主和富农，1888年至1903年间烟草种植面积增加两倍，1896年至1908年间皮棉产量增加了30多倍，90年代地毯和纺织业获得了较大的发展，铁路、煤炭、港口建设也有了很大进展。土耳其的资本当时主要是商业资本，而且非土耳其人（如希腊人、亚美尼亚人、犹太人）控制着其中的绝大部分，但土耳其人在商业资本和工业资本中，仍分别占了15%和12%，这是土耳其资产阶级兴起的重要条件。大体说来，伊朗和埃及的情况与土耳其类似。
土耳其现代化运动的最初推动者是1887年秘密成立的“青年土耳其党”，原名“统一与进步协会”，创始人为卡泽姆·纳米·杜鲁，最初以巴黎为活动中心。1907年与萨洛尼卡的奥斯曼自由社联合，更名为“奥斯曼统一与进步协会”，从此有了两个活动中心，并在帝国的欧、亚部分都建立有支部。当时奥斯曼帝国正处于阿卜杜拉·哈米德二世的专制统治下，没有任何的政治自由与民主，甚至连“自由”、“民主”这样的字眼也从字典中删除了。在经济上，国家的命运则控制在英、法、德、奥等国之手，一切听从由它们组成的“奥斯曼国债管理处”摆布。土耳其党人以反对素丹专制制度、维护奥斯曼帝国领土完整、恢复1876年宪法和建立君主立宪制为自己的纲领。所谓“1876年宪法”，即新奥斯曼党人在1876年发动宫廷政变后所颁布的宪法，这部土耳其历史上的第一部宪法的核心正是要在土耳其实行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制度，把实权由君主转移到选举产生的议会手中。但当时未能成功，政变很快就被镇压下去了。这一次，青年土耳其党人宣称：“土耳其人已经成熟到可以实行宪政的程度了。”他们在1908年7月发动了起义，逼迫阿卜杜拉·哈米德二世宣布恢复1876年宪法，并在短期内举行全国大选，土耳其党人获得230个议席中的150席，其领袖阿赫梅特·里扎还当选为议长，看来似乎是成功了。但议会很快被反革命势力所发动的政变推翻，取而代之的是陆军大臣恩维尔等人的军事独裁统治。这个政府在1913年颁布了《奖励工业法》、《实施地籍法》，并允许个人向银行抵押土地，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是土耳其现代化正式启动的真正标志是第二次革命，即1919年至1922年的“凯末尔革命”，这次革命的直接导火线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土耳其政府追随德奥集团、失败后遭到英法和希腊军占领所形成的民族危机。土耳其人民在凯末尔的领导下，于1923年10月29日宣布建立土耳其共和国，以凯末尔为总统。凯末尔主张共和主义、民族主义、平民主义、国家主义、世俗主义和改革主义。他上台后立即着手政治、立法、文化和教育等世俗化改革：（1）废除素丹制和哈里发制；（2）实行政教分离，赋予国民议会以立法权；（3）停办宗教中学和小学及大学的神学系，使教育世俗化；（4）实行文字改革，用拉丁字母代替阿拉伯字母；（5）由国家统一管理国民经济，发展民族工商业。这就结束了奥斯曼帝国600多年的专制统治，破天荒在传统的东方农业社会中建立起共和政体，使土耳其在落后国家中率先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
在伊朗，由于19世纪中叶内部的改革不力，殖民地化和半殖民地化的过程进一步加深。1872年，英国人路透男爵从伊朗国王手中获得了一系列特权，如矿藏开采权、关税征收权及开设银行、建筑公路的优先权。此协议虽遭俄国反对而破产，但为了给英国商人以“补偿”，伊朗国王后来不得不以个案形式另外给予新的优惠，1889年给其为期60年的银行特许权，1890年给其为期50年的烟草专卖权。与此同时，俄国也加紧了对伊朗的控制，首先是在1878年派遣教官团帮助伊朗国王训练哥萨克骑兵，然后又在八九十年代获得在伊架设电线、修筑公路、开设银行及捕鱼的特权。为了挽救祖国的命运，改革家马尔科姆汗起草了《改革书》，由于不为当时的伊朗当局所采纳，乃在伦敦创办波斯文《法言报》（1890），鼓吹法治及立宪。20世纪初这类刊物增加至100多种，城市商人、手工业者和伊斯兰阿訇成立了名为“恩楚明”（即委员会）的组织，并发展地方自治机构和革命政权，而小资产阶级和城乡工农群众则建立了名为“穆札希德”的革命组织，并组成了以下层群众为骨干的敢死队“费达伊”。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下，国王穆札法尔不得不于1906年8月签署召集国会的敕令，通过选举产生的国会在10月开幕，并在12月份通过一部民主宪法。宪法虽然保留了君主制并宣布伊斯兰教为国教，但确定议会为“全体人民的议会”，并有权决定法律、预算、借款、租税等问题，建立政府对议会负责的制度，又宣布人民享有教育、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民生命、财产权利不受侵犯，宗教法院和世俗法院并存等等。这显然是一部君主立宪制宪法，是使伊朗社会现代化的重要步骤。但伊朗迈向现代化的阻力很大，1907年1月穆札法尔去世以后，继位的穆罕默德·阿里拒绝批准《基本法补充条款》，1907年8月英俄达成协议，将班达·阿巴斯—克尔曼—加吉克一线以南和卡斯列·西林—伊斯法—祖尔卡达尔一线以北分别划分为两国的势力范围，并明确声称要伊“维持现状”。在这种情况下，国王穆罕默德·阿里以为时机已到，先后于1907年12月和1908年6月以哥萨克骑兵团为主力两次发动政变，占领了首都，炮轰国会，逮捕议员，废除宪法，革命派先撤退到大不里士，然后再先后撤到吉兰。后来虽然在费达伊的支持下重新攻入德黑兰，赶走国王穆罕默德·阿里，但在沙俄的刺刀保护下，穆罕默德·阿里最终仍重返王位，恢复专制。一场有声有色的现代化改革彻底被击毁。
直到一次大战之前，埃及在名义上仍是奥斯曼帝国的一个省，但在奥斯曼帝国的众多行省中，埃及的地位似乎总是有些与众不同，一直保有某种难以名状的独立性。例如，埃及的统治者拥有奥斯曼帝国给他的封号“赫底威”。何谓“赫底威”？国王也。在19世纪，当上层改革在伊斯兰世界风起云涌时，刚刚夺得总督职位的穆罕默德·阿里（1805—1848年在位）也曾进行过一系列改革，诸如规定作坊主所需的原料由政府按价提供，而产品也由政府按收购价包销，由于政府控制了工业品的生产和收购，也就控制了很大一部分进出口贸易。1836年时政府控制的进出口贸易在全国进口和出口贸易总量中，竟分别达到95%和40%。但当时的改革并未触动封建土地所有制，反而把从旧封建地主那里掠夺而来的土地大片大片地分封给王亲国戚和文武官员，因此很难说他的改革是资本主义的。至20世纪初，情况与19世纪有了很大不同。特别是在1914年年底英国宣布将埃及纳入“英王陛下的保护下”之后，资本主义在埃及有了很大的发展。埃及作为英国的“兵营国家”，获得大量军需订货，使工商业获得了极大的发展，以致埃及资本家得以在1916年成立工商业委员会，敢于向英国要求自己的权利。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1918年11月才有可能组成以柴鲁尔（1857—1927）为首的“华夫脱”党（al-wafd，阿拉伯语“代表团”之意），该党在20世纪初的埃及历史上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制宪运动。“华夫脱”党在其纲领中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用和平合法的手段来实现埃及的完全独立”。具体地说，是要废除英国的殖民保护制度，把英国军队从埃及领土上赶出去，成立立宪政府。当柴鲁尔以立法议会副议长身份征求签名时，他得到了200万埃及人的响应，并迫使亲英的政府首相辞职，但在1919年3月8日英国逮捕柴鲁尔以后，和平的签名运动就转变为武装起义。虽然几经波折，英国占领者还是于1922年3月16日被迫承认埃及为独立的君主立宪制国家，是年4月4日颁布的《埃及宪法》宣布，埃及为自由独立国家，实行君主立宪制，国王由穆罕默德·阿里家族继承，以阿拉伯语为国语，伊斯兰教为国教。国王为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实行“主权在民”，“公民享有平等自由”，立法议会由上下两院组成，但国王在议会休会期间拥有立法权，并可解散议会。由此，在非洲催生了第一个现代民族国家，也标志着埃及现代化进程的正式启动，因为宪法首次引入了西式议会民主制。这一立宪运动，后来虽然在英国的强大的压力下趋于保守，但它毕竟宣告了殖民保护制度的破产，促成了君主立宪制的建立，加快了埃及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埃及现代史上重要的一页。
但刚刚启动的伊斯兰现代化进程不是没有缺点，它主要集中于政治领域而疏于经济领域的改革，尤其忽视对封建土地制度的改革，因而又反过来限制了政治现代化的深入。所以，这几个国家建立的立宪制度也是不彻底和不巩固的。即使在政治领域的改革也很不够，如几乎所有的改革都把伊斯兰教奉为国教，这与改革前没有什么不同。这是因为当时这些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维护或争取民族独立的问题，而领导这一现代化运动的资产阶级又都有些先天不足，根本无力把改革推向深入。正因为如此，它将长期影响伊斯兰世界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并使问题更加复杂化。不幸的是，对于伊斯兰世界及其历史而言，万千的研究者、观察家和政治家所忽视的，正是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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