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美独立后的“依附性发展”造成了许多问题，诸如经济结构不平衡、对外资的过度依赖以及英、美先后在拉美争霸等等。针对这些问题，拉美人民、领导人、有识之士开始寻求自主发展的道路，以摆脱对欧洲的过度信任以及对外资尤其是英、美资本的过于依赖。其努力归结到一点，就是搞“进口替代”。

    在此之前，拉美搞的一直是初级产品出口，也就是用拉美廉价的低级产品换取欧美的外汇，然后用外汇去购买他们的工业制品，以满足拉美自身生产和生活之需。这是一种不等价交换。然而，1930年代发生大危机和大萧条，不仅给欧美的经济以沉重打击，也迅速波及拉美和世界其他地区，初级产品在西方更难找到市场，拉美国家的外汇收入急剧减少。在这种情况下，拉美国家不得不压缩进口，提高贸易壁垒，实行外汇管制。有的国家如阿根廷甚至被迫宣布放弃金本位制，以便保护本国市场。这时，虽然个别国家还企图尽可能为自己的初级产品寻找国外市场，但多数拉美国家决定开始加快本国的工业化进程，以此来减少对外国资本和制造业品的依赖。换言之，1930年的大危机成为拉美发展模式转换的一种契机。

    与此同时，人们对发展的认识也逐步发生了变化。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厄瓜多尔中央银行行长V。埃米利奥在分析该国初级产品与美国工业制成品之间的价格剪刀差以及由此引起的对外贸易条件恶化的情况时就指出，拉美国家有可能将因出口初级产品而长期面临贸易条件恶化的趋势，为了摆脱这种不利的地位，必须发展自己的制造业。30年的大危机更加清楚地暴露了拉美以出口初级产品为目标的“外向型”经济的问题和弱点，使越来越多的拉美国家领导人开始考虑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问题。例如，1930年，G。瓦加斯在竞选巴西总统时就表示，如果他当选，他的政府将更加重视国内制造业的发展。而阿根廷工业协会主席L。科隆博和农业部长L。杜奥也明确表示，阿根廷应由自己来制造原来依赖于进口的工业品，以对付外汇不足的情况。这是基于经验的政策考虑。

    但这种基于经验的政策考虑很快就在理论上获得了论证，并由此形成了“中心—外围”的概念。此概念的发明者是德国学者韦尔纳·桑巴特。1928年，他在《现代资本主义》一书中提出应“区分处于中心地区的资本主义国家和一大批处于外围地区的国家”的问题。此后，桑巴特关于“中心—外围”的概念在1931年于巴西出版的罗马尼亚学者M。曼努斯库所著《保护主义理论》一书以及1933年出版的留德智利学者E。F。瓦格纳所著《世界经济的演变与周期》一书中得到解释和传播。阿根廷经济学家R。普雷维什也于1944年采用“中心—外围”概念。但R。普雷维什关于“中心—外围”的观念与桑巴特有很大不同：桑巴特是站在中欧和东欧的立场反对英美主导世界经济，而R。普雷维什则是站在拉美国家的立场反对英美主导世界经济。1949年，R。普雷维什任职联合国拉美经委会，又主持编写并出版《拉美经济概览》多年，使其有机会深入考察“中心—外围”的经济关系，把他的观念理论化。从而为拉美在1950年以后全面实施“进口替代”发展战略提供了理论依据。

    “中心—外围”观之所以能成为“进口替代”发展战略的理论依据，是因为它正确地指出了“外围”与“中心”之间不等价交换的根源。在这种理论看来，“外围”与“中心”之间之所以会产生不等价交换，主要是由以下三个方面的因素造成的：（1）中心地区拥有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组织，而外围地区则不拥有这种生产、技术和组织；（2）技术进步的成果在世界范围内的分布不平衡，它首先在“中心”地区传播并使其生产迅速一体化，而外围地区所需的新技术则有赖于引进，且主要使用于供出口的初级产品部门，无助于外围地区整个经济的改造；（3）在这种情况下，中心地区的企业主可以靠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来控制和制定价格，而外围地区则只能被动地“接受”他们制定的价格，使外围地区的国际收支失衡。因此，按照这种“中心—外围”论，处于“外围”的国家只有采取断然的措施，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战略，即把以扩大初级产品出口为基础的外向型发展模式转变为以增加本国工业生产为基础的内向型发展模式，才能摆脱被动的地位。这一分析在当时是符合拉美的实际情况的，因而得到了拉美国家的广泛认同。

    拉美国家以“进口替代”方式实现工业化的努力始于20世纪40年代，50年代进入全面发展阶段，60年代基本完成。各国做法虽有差异、起步时间也不太一致，但主要政策和措施类似：（1）实行保护关税。根据联合国拉美经委会1966年的报告，当时巴西、哥伦比亚和智利的关税为40%，厄瓜多尔、巴拉圭和委内瑞拉的关税为50%，而阿根廷的关税达90%，平均高于当时西方主要国家的关税率二倍以上。（2）与此同时，对国内无法生产的商品、国内难以满足需求的产品或需要增加储备的“战略物质”，则采取发放进口许可证的制度，结果使受进口许可证限制的产品的比重逐年增加（1956年为25%，1960年达60%）。（3）扶持民族工业。主要办法是对有利于进口替代工业化的企业采用双重汇率制或多重汇率制，使其能以最为优惠的汇率获得其所需的外汇。例如，在巴西，1953—1961年间，对出口产品使用的是4种固定汇率，对政府允许进口的商品使用的是1种固定汇率，而对其他进口商品使用的是5种汇率。（4）动用国家资本，直接兴建国有企业。据统计，从1940—1975年间，公共投资在墨西哥投资总额中占40%，其中包括1952年建立的国营火车车辆制造厂和1954年建立的国营柴油机制造厂。但墨西哥并不是唯一的重视兴办国有企业的国家，其他拉美国家如巴西、秘鲁、委内瑞拉、阿根廷、哥伦比亚等在此期间都兴办了大批国有企业。这类企业涉及制造、交通、电信、航空、钢铁、煤炭、水利等许多行业。

    这些政策和措施在拉美的工业化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使20世纪40至60年代成为拉美“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决定性阶段。据统计，从1940—1968年，拉美经济的年增长率高达4.5%。其中，1936—1940年和1955—1960年间，工业产值的年增长率达6.2%，制造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也由1928—1929年的13%提高到1963—1964年的23%。而同一时期，拉美国家的进口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则由30%降到9%。这些数据表明，拉美国家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对欧美资本和产品的依赖，已初步成为西方“核心地区”之外的第一个新兴工业带。

    当然，“进口替代”发展模式有其难以克服的缺陷，它使所有工业化活动都面向国内市场，忽视了经济发展利用国外市场的重要性。它选择工业部门的依据不是经济上的可行性而是随意性，因而并不是每一个被选择的工业部门都一定能发展起来。由于工业部门过于依赖国内市场，所以并不能消除长期存在的拉美国家的外汇脆弱性。有鉴于此，60年代中叶以后，拉美国家开始修正“进口替代”发展战略，注意和加强工业生产的“出口导向”，即既坚持工业发展的自立性又利用和加强与国际资本和市场的联系，使拉美经济的发展趋于健康。这种修正了的“进口替代”发展模式被称之为“后进口替代”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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