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四小龙”系指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香港，其中前两个属于国家，后两个是地区。它们从20世纪60年代起，大约仅仅花了20年时间，就分别实现了现代化而崛起于东亚，由北到南建成西方“核心地区”之外的第二个新兴工业带，令世人瞩目。
香港是中国的领土，当时由英国占领；新加坡当时已是英联邦自治领，原来是英国的殖民地。它们的一个共同点即都是城市，不涉及大的土地问题。而韩国和台湾不同，它们都具有相当大的属地面积并有深厚的人文传统，是东亚传统社会的重要部分，涉及繁杂的土地问题。但如前章所述，经过日占时期到战后的农地改革，传统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已被摧毁，拥有排他性私有权的自耕农已成为农村社会结构的主体。因此，在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当这四个国家或地区准备起飞的时候，其社会发展水准大体是一致的，都已具备经济起飞的条件。不过，尽管如此，由于各自的历史不同、环境不同、条件不同，这四个国家和地区在崛起过程中，仍表现了不同的特点。
在日占时期，现代工业已开始在韩国生根，主要是以日本氮肥公司为代表的日本垄断资本向韩国扩张的结果。但当时韩国主要还是日本的稻米和原料的供应地，因此工业的发展是有限的，其产品也主要是由工场生产的。1948年8月大韩民国建立后，在李承晚统治时期（1948—1960），为了恢复因战争和日占破坏了的经济，曾在美援支持下发展了一些日用消费品生产。但当时韩国政府既不接受援助机构提出的经济计划，自己也从未制定过任何类似的计划。所以，直到1960年，该国国民生产总值仅21.2亿美元，人均不过83美元。1961年朴正熙执政后，提出“先工后农”、“重点投资”的发展战略，把主要依靠美援的消费型经济转变为以发展加工工业为主的开发型经济，因此60年代轻纺工业获得了重点发展，这和拉丁美洲1950年以后实行的“进口替代”发展战略是类似的，但这一战略的实施比拉美晚约10年。韩国的“进口替代”工业在1970年以后有重大改变，就是把发展重点从轻工业转到重化工业，因而催生了钢铁、有色金属、机械、造船、汽车、电子、石化、水泥、陶瓷、纤维等十大战略工业的兴起。与拉丁美洲不同的是：韩国在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的过程中，就十分重视“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发展。早在1964年政府就制定了“出口产业基地建设法”，先后建立了20多个出口工业区和加工区，在造船、汽车、电子、机械等工业领域都有专门的出口工业区，马山和里里则是著名的出口加工区，它们的产品必须全部外销。1974年以后又开辟了特定的专业生产区即“工业园”，如钢铁方面的浦项、机械方面的昌原、电子方面的龟尾、化工方面的丽川等。为此，韩国政府十分注重资本和技术的引进，鼓励双边合作、多边合作和外商直接投资，仅1962—1981年吸收的外资就达486.5亿美元，此间该国年均经济增长率高达8.2%，其中靠外资实现的增长达3.3%。据统计，在1971—1992年间，韩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从95亿美元增加到2839亿美元，在22年间增加近30倍，被称为“汉江奇迹”。
和韩国一样，日占时期的台湾是日本的原料供应地，主要是用台湾的食糖、大米去换取日本的工业制品。当时台湾的工业只有冶金、造船、化工和机械有所发展，但3/4的工业都在大战中被摧毁。1945年光复后的台湾财政赤字严重，外汇储备很少，社会极不稳定。当时美国为稳定它的这一反共的“前沿地带”，向台湾提供规模庞大的美援，而重点就放在生产原料和生活消费品上。据统计，1950—1955年间，美国提供的生产和生活方面的援助价值3.7亿美元，占此间美国经援总额的88.2%，而其中用于农工生产的原料占84.3%。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台湾当局在当时提出了“以农养工、以工扶农”的方针，力求在“发展中求稳定”，搞的实际上也是“进口替代”。由于美援的力度比较大，战后经济恢复和发展的速度达到了8.1%的年增长率（1955—1965），大大高于同期韩国大约5.1%的水准，因而1962年时台湾的国民生产总值已达300亿美元，而韩国只有80多亿美元。台湾由“进口替代”向“出口导向”型经济的转变始于1963年，从时间上看和韩国1964年的“出口产业基地建设法”几乎同时，但台湾为鼓励出口特意设置的“经济部长奖”等奖项则是韩国没有的。与韩国相比，台湾在实行“出口导向”发展战略时，将发展高科技产品放在更为重要的地位，这在电子、电讯、机械等领域尤为突出。为此，它在1979年就制定了《科学工业园区设置管理条例》，80年代中叶又制定了《促进产业升级条例》，努力在技术上追赶国际经济技术发展的前沿。结果，到1987年底，台湾已在电脑终端机、电脑显示器、个人电脑电路板、电脑影像扫描机等高科技产品的出口方面夺得了世界第一。但台湾发展战略上又不仅是重视“出口导向”产业，也十分重视内部的基础建设。这类基础建设有作为“台湾岛改造计划”的70年代的“十大建设”和“十二项建设”、80年代的“十四项重点工程”和90年代的“六年‘国’建计划”，包括了高速公路、铁路电气化、国际机场、港口和造船、核电厂、半导体以及航空、航天等领域所需要的高级材料，均耗资巨大。可见，台湾并不专注于“出口导向”，也很重视“进口替代”，是一种全面发展战略。
香港被称为“东方之珠”，其实在英国长期的统治中，原只是作为英国殖民者的转口贸易港，内部建设和经济并无多大发展，1947年时全港登记在册的工厂不过972家，所雇工人人数仅51340而已，且生产的大都是一些日用消费品以及为港口服务的辅助性产业，如修船和造船之类。香港现代化的真正起步始于二次大战之后，1949年它建立了第一座纺纱厂（大南纱厂），1948年创办了第一家毛纺厂，1949年才有了第一家纺织结合的工厂。不过，从50年代到70年代，香港发展的主要还是劳动力密集型的轻工业，当时支柱性产业有纺织、成衣、塑胶和电子等四大产业。据统计，到1981年，这四大产业已拥有工厂大约20381家，出口总值在422亿港元以上，香港已基本实现工业化。进入80年代，香港工业又进行大调整，利用中国内地“改革开放”之机，把大批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至内地，大力从国际上引进先进技术，创办新兴工业，从而越过资本密集型发展阶段，实现了由劳力密集型到技术密集型的“跳跃性飞跃”。至1990年，香港工业部门就拥有工厂4.9万家，工业品出口值上升为2284亿港元，其中电子产品的出口就突破586亿港元，并超过10年前四大支柱产业的出口总值（422亿港元）。香港现代化的成功主要靠三条：一是确保了自由港的地位，二是建立了发达的金融市场，三是实现了经济的多元化。它实行自由贸易、自由通航，对有形贸易不加管制，除烟酒等四类商品外，均不征税，对旅游、航运、空运等无形贸易也无限制，进港船（除发现毒品与走私外）一律免检。除少量企业由政府经营外，工业和公共事业均由私人自由经营。各种货币、黄金在香港不仅可以自由兑换，也可自由出入香港，这就在很大程度上确保了它的自由港地位。在产业设置上，不仅注意发展各种传统实业，更注意引进和发展新兴产业，还注意发展各种无形产业，其中旅游业就是一项异军突起的产业，对旅客的吃、住、行、玩、购物实行“一条龙”服务，很受游客的欢迎。据统计，到1990年，进入香港的游客达593.3万人次，旅游收入近400亿港元。但最重要的是它建立了完善和发达的金融市场，如果从1845年英国在香港建立第一家银行金宝银行算起，经过150年的发展，香港已建立了门类齐全、制度完备、管理严密的金融体系。截至1990年，在香港共有持牌银行168家，有限持牌银行46家，接受存款公司191家，外国银行的办事处155家，认可金融机构的香港分行1473家，海外分行178家，海外代办处31家。此外，还有相当完备的股票、债券市场。所有这些铸就了香港作为世界第三大金融中心的地位，是其自由繁荣的关键性因素。
新加坡与香港一样同为“自由港”，因此在经验方面双方也有许多共同点。新加坡在殖民时期，作为英国的加工和转口贸易港，也有一定的依附性发展。但新加坡的真正起飞还是在1959年人民行动党成立自治政府、特别是1965年成为独立的共和国之后，在此之前它的进出口贸易长期徘徊在100亿（1880年为115亿）到700亿（1938年为689亿）新元之间。当时新加坡地位未定，它先是海峡殖民地的一部分，后又加入马来西亚联邦，可不久又从联邦退出，没有发展经济的稳定环境。1959年自治政府成立，人民行动党的李光耀出任第一届自治政府总理，他虽然早年接受西方教育，并一度不想做“亚洲人”，但他终于改变对“亚洲价值观”的态度，而以做“亚洲人”为荣，声称：他的内心并没有西方价值观念体系，“有的是东方的精神价值体系”。这一表态反映了东亚文明和精神的复兴与觉醒，是以后新加坡作为东亚“四小龙”之一崛起的重要因素。李光耀执政后，采取了系统性措施来刺激新加坡的现代化。一是加强人民行动党（甚至李光耀个人）对政府的控制；二是1965年在全国基层建立市民评议委员会和社区中心；三是取消激进派控制的“新加坡职工总会”、组建受政府影响的全国职工总会；四是启用毕业于伦敦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吴庆瑞任财政部长；五是在1961年出台“1961—1964年发展计划”，正式启动新加坡的现代化。这个计划宣布将“动用政府和其他公共机构掌握的资源”以支持经济发展，但又明确表示政府和公共机构的作用“只限于有限的领域”，“将来工业化的很多部分要靠国内外的私人企业”，它实际上提出了现代化的“东亚模式”的基本原则。为此，1961年它专门成立了经济发展局，先后创建了30多个工业区，又制定了《新兴工业法令》、《工业扩展法令》、《制造业控制法令》以及工业关系法令、奖励法令和雇佣法令，来保障投资和创业环境。结果，新加坡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在60年代和70年代分别达到了8.8%和8.5%，其中制造业分别达到了13.0%和9.6%。新加坡的发展模式既不是单纯的“进口替代”，也不是单纯的“出口导向”，而是这两者的有机结合，其经济结构从一开始就是多元化的，而不是单一的。
如果拿东亚“四小龙”与拉美比较，就可发现二者虽然都经历了由“进口替代”到“出口导向”的转换过程，但它们的产业结构有很大的不伺，虽然服务业在拉美和东亚的产业结构中都占了相当大的比重，但它在“四小龙”的比重似乎更高一些，在香港和新加坡尤为突出。
这说明，东亚“四小龙”的经济发展融进了更多的后现代的即高科技的因素，是产品换代升级的产物。其现代化发展模式与拉丁美洲相比，更接近于西方模式，因而现代化程度高于拉美。东亚“四小龙”是独立于西方“核心地区”之外的第二个新兴工业带，是名副其实的“新兴工业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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